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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伯慧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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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杂记试读：

文前彩插

出版说明

詹伯慧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1980—1982年，先生曾应日本方面邀请在东京大学讲学两年，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挤时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专栏文章，连载于香港《文汇报》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通过这些文章，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日本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可以品味詹先生优美的文笔和博爱的情怀。回国后，先生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东瀛杂记》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先生对文集作了增补后又以《日本面面观》为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2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时印数较少，这本散文集一般人已经难觅踪影。今年是詹伯慧先生诞辰80华诞，为了使青年学子深入了解老一辈学者的风采，我们在为先生编辑祝寿文集的同时，决定再版先生的《东瀛杂记》。此次再版我们只增加了几幅照片，内容及文字未作改动。特此说明。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06-18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自古以来擅长诗文者经验之谈。得其秘者，则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斲轮老手，应付自如。

就我看来，伯慧教授颇得其秘。

1980年春至1982年春，伯慧兄应日本之聘，赴东京大学讲学。我素知伯慧兄不仅是语言学专家，也是为文能手，于是约他为《文汇报》写点日本见闻。承他慨然应允，遂于讲学之余，抽暇遍游扶桑列岛，考察所及，发而为文，以《东瀛杂记》专栏撰文数十篇，连载于《文汇报》，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的兴趣，获得好评。所以能有如此广泛影响，是因为伯慧兄对列岛风光、社会风习、学府风貌、学人修养、中日文化交流等等，抒写得十分细腻与深刻，具有游记文学的价值，也具有认识日本的价值，散文韵味浓烈。由此证明伯慧兄不仅能文，还兼有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作家的素养，十分难得。

如今伯慧兄将《东瀛杂记》结集成书以问世，特缀数言以为介绍。我相信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日本将有帮助，并可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一位有心人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曾敏之1982年10月于香港

色彩缤纷的国家

扶桑正是春光好。从飞机上看下去，大东京郊外的田野上点缀着一幢幢五颜六色的房子，纵横交错的公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汽车。东京啊，东京！你给人们的第一眼就是色彩缤纷，是一个充满着颜色、充满着活力的大都会啊！

当飞机降落在巨大的成田国际机场，我在几位前来迎接的日本朋友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时，绵延几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两旁，色彩绚丽的各种花木、各种建筑不断映入眼帘。这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车窗外成行成片的樱花都像是张开笑脸迎接宾客的姿态。临近市区的时候，夜幕徐降，高大建筑物上耀眼的霓虹灯照得天空通亮，一排排火龙似的蠕动在马路上的车辆也给大地刷上了瑰丽的色彩。我们的汽车停在国际文化会馆开满樱花的庭院中，走进会馆，坐下来休息时，我的印象集中到一点，仍旧是色彩！无数的色彩，绚丽的色彩！这真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城市，充满色彩的国家！

刚到几天，一个人在住所附近的大街小巷溜达，触目所见，无论是匆匆来去的行人和车辆，或是高低不一的各种建筑、五花八门的大小店铺，都给人以一种多彩多姿、不拘一格的感觉。那些稍有一小片庭院的住房，总是不放过每一寸土地，精心栽上鲜花，铺上绿草。比较宽敞一点的马路，中间的隔车绿带，也都是杜鹃盛开，玫瑰待放，在闹市中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这里的习俗和人情，想必也是多彩多姿、五颜六色的吧？——踏上“扶桑”以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这样打转着。

鲁迅——内山——友谊

和日本朋友相处，常常感到有一根非同寻常的友谊丝带把我们紧紧系在一起。虽然见面不久，语言欠通，他们的谈吐举止，却很容易给人以亲切的感觉。人们爱用“传统”两字来形容这种友谊，我想这确是很恰切的。

日本的知识界最容易把鲁迅和中国朋友联系在一起。跟鲁迅先生有关的事，日本朋友总是特别敏感。我一到这里，就有人向我介绍鲁迅的儿子海婴几年前访问日本的情景，也有人告诉我鲁迅的孙女不久前到了日本，正在日本学习的消息，言谈之间，流露出对鲁迅多么崇敬，多么热爱！因为我是从事语文工作的，日本朋友和我闲谈时，更是常常把鲁迅挂在嘴边。鲁迅当年在日本生活的情景，是日本朋友津津乐道的话题。到达东京的第四天，当我从国际文化会馆搬进学校当局为我准备的一套公寓来住时，才知道主人为安排这个住所是煞费苦心的。他们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决定让我住到文京区西片二丁目来。陪同我前来安家的一位教授跟我说：“这里离学校很近，听说鲁迅先生当年就住在这一带。您作为我们请来的第一位中国教授，住在这里不是很好吗？”这几句话里，饱含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随后这位教授把我介绍给这所公寓的管理员，一位六十开外、朴实而有点腼腆的老人。当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客人时，他连忙深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喜形于色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内山完造的表弟。”接着又伤感地说：“鲁迅先生早已离开我们，我的表哥内山完造几年前也在访华期间于北京逝世了。”为了缅怀这两位为中日友好谱写过不朽篇章的先辈，让我住在这座公寓里，不正意味着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鲁迅先生亲自播下的友谊种子将不断开花结果，万古长青嘛！

住进公寓的第二天，这位内山完造先生的表弟悄悄地把一份印有内山先生访问中国照片的报纸复印本塞进我的信箱里，这一定是老人珍藏的纪念品。尽管语言不通，我无法和老人畅叙友情，但老人的深情厚谊，却跃然纸上，是很容易领会的。我仔细端详那张报纸上内山完造先生的玉照，对照这位自称是表弟的老人，相貌确实是颇有点相像呢！

一天下午，日本朋友邀我去逛神田一带的书店，又特意领我到专门经营中国图书的内山书店去，把我介绍给书店的老板，请他以后多多关照。当我和老态龙钟的老板紧紧握手时，眼前仿佛映现出一幅幅当年鲁迅先生经常在上海内山书店出现的情景来。现在开在东京这家大约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书店，多少年来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尽力。如今随着日中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书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兴隆了。它那一直摆到过道上有点难以转身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尽是中国版的书刊，光是杂志就有好几十种，实在称得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眼见这一情景，作为一个中国学人，怎能不高兴呢！不正是从这里——一间小小的书店里，让成千上万的日本朋友经常听到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的脚步声，经常感受到日中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深厚情谊吗？

“源远流长”解

人们常说中日文化的关系是“源远流长”，到达日本以后，处处感受到这种不寻常的文化联系。然而，“源”远自何时？“长”又“长”在哪儿呢？带着追根溯源的心情，我认真翻阅一些有关的资料，在大量生动的历史事实面前，在最有说服力的数字面前，我的理解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了。这“源远流长”四字，确乎异常贴切，十分准确。

我国史书上关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记载很多。公元1世纪的《汉书》中，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至于中日两国频繁往来的历史，主要还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也就是隋唐以后的事。请看下面的史实：

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来华，圣德太子给隋炀帝致送了国书，自言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一次日本派来的使节，被认为是“遣隋使”的开始。翌年，小野妹子回国，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德陪送，受到日本宫廷的热烈欢迎。皇室为此派出几十艘彩船迎接。当裴世德等人到达京城奈良飞鸟地方时，受到几百人的仪仗队鼓乐欢迎，场面动人。是年九月裴世德等离日返华，圣德太子复派小野妹子等再次同来中国。这回圣德太子在国书中自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据说这是第一次出现“天皇”这个词，在此以前，日本皇帝未自称过天皇。整个隋朝时期，日本前后派出的“遣隋使”共三次，每次都有留学生同行。使臣回国以后，留学生就留在中国继续学习。

唐代是中日两国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访华，前后任命过“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之大轰动一时，每次人数都达到五百人。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经达史的文臣。使团人员往往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和音乐师等，并有许多很有学问的僧侣和留学生同行，有的日本法僧留住中国的时间长达一二十年，甚至有达到四十年之久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当时在中国学习、工作三十余年，官至秘书监，和中国一些文艺工作者交谊颇深。公元753年，他要求随“遣唐使”回国，唐朝政府同意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回访日本使节。临行之际，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写了《衔命还国作》诗向李白等朋友辞别，诗中充满了怀念祖国而又对中国恋恋不舍的感情。诗云：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骖騑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国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阿倍仲麻吕出海不久，遭遇风暴，谣传他已葬身鱼腹，朋友们闻讯悲痛万分。李白当即赋了《哭晁卿衡》一首衷肠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实际上阿倍仲麻吕并未罹难，他在海上遇救，最后还是回到长安，终老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唐朝，不但日本多次遣使访华，中国方面也礼尚往来，常派使节东渡。这些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往往冒着险风恶浪，漂流数月，方抵东瀛，不少人就在这险恶的航程中为国捐生了。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和尚东渡的故事，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动人的一章。当时鉴真和尚应日本荣睿、普照大师之邀去日本讲授戒律，在十一年间曾经五次启航而五次失败，最后终于在公元753年东渡成功，时鉴真已六十五岁，且因海上潮汐影响，已双目失明了。今天屹立在古都奈良的唐招提寺，正是当年鉴真和尚与随从僧人依唐代寺院法式建立起来的。公元763年鉴真和尚逝世，就葬在该寺后园的树林里。鉴真东渡不但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而且使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以及文学、药物等等，也随之在日本广泛传播。今天日本人民提起鉴真和尚的名字，就不免肃然起敬；唐招提寺内安放的鉴真坐像，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等根据鉴真东渡的动人故事写出了《天平之甍》等不少小说、剧本，近年由中日两国电影工作者合拍的电影《天平之甍》也已在两国隆重上映，日本朋友还特别护送鉴真和尚的像回扬州供中国人民瞻仰呢！

还应该特别提提日本的文字。今天日本使用的文字，除了文部省规定使用的当用汉字1945个外（人名用字另加166个，实际上是使用2111个汉字），就是用的“假名”。这“假名”同样是根源于汉字。在奈良元正朝以前，日本一般文书都只通用汉字。吉备真备随“遣唐使”到长安，留住17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平安朝空海和尚到长安学习中国的书法艺术，精于“二王”书法，回国后不但开设书法道场，介绍书法，还仿汉字草书，制成了平假名。这就是今天日本文字“五十音图”中两套“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的由来。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国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摆脱封建落后的面貌，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留洋深造，其中东渡日本的为数最多，据统计前后累计达到一万多人，至今日本还存有记载历年留日中国学生名单的专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时，写下了多首描绘日本风光、歌颂日本人民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诗篇。在他当年雨游赋诗的地方——岚山，如今还建有周总理的诗碑供人瞻仰呢！众所周知，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早年就在日本度过了许多有意义的岁月，至今日本人民仍传颂着许多鲁迅留日的佳话，鲁迅的著作在日本大量出版，学校的课本里也选用了他的《阿Q正传》、《故乡》等作为教材。1960年日本人民还在鲁迅当年求学的仙台建立起一座高4.5米的鲁迅纪念碑，碑上镶有鲁迅的青铜浮雕像，让他的伟大容姿流芳百世，万古长存！中国伟大的音乐先驱聂耳是在日本海滨结束他短暂而不朽的生命的。日本人民也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江之岛”附近建立了聂耳的纪念碑，和中国人民一起，永远怀念这位杰出中国的音乐家。

尽管中日友谊的历程中也曾出现过乌云密布的时刻，但那毕竟只是滚滚长河中的几个漩涡，是阻拦不了滔滔流水的。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日本进步人士也还是和中国人民心连心的。他们组成反战同盟声援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中国。战后，日本著名画家丸木夫妇继50年代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原爆图》后，又创作了《南京大屠杀之图》，揭露日本侵略军侵入南京后，实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随着中日邦交的恢复，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又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交流的鲜花又在两国的土地上盛开怒放。作为历史上中日两国友好往来重要纽带的古都西安，从1974年起就先后和日本古都奈良、京都结成了友好城市。随后，上海和大阪、横滨，天津和神户，广州和福冈，武汉和大分，沈阳和川崎，长春和仙台，杭州和岐阜，福州和长崎……一对对中日友好姊妹城接踵命名，中日友好的新篇章在继续谱写。近年来从中国前来日本留学的学生与日俱增，目前已超过八百人；日本方面派到中国各大学学习、进修的人也不断增加。此外，两国还不断扩大文化交流的领域，互派了一些教师在对方的大学里教授本国的语言。至于短期访问，交流考察的文教、科技界人士，那就更加不计其数了。日本几家大电视台经常派记者到中国采访拍摄反映中国名胜风光、历史文化等纪录影片，深受日本观众的欢迎，像NHK拍的《丝绸之路》就很吸引人。一些日本朋友看后说：“要是能亲自去看看，那该多好！”“能去看看那该多好！”这正是今天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日本人民渴望能到中国去，中国人民也渴望能上日本来，这是“走亲戚”、“串邻居”啊！每天络绎不绝地从成田机场踏上飞往中国旅途的日本朋友，不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的最好见证吗？

读书之风

众所周知，今天的日本早已是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这个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岛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每个适龄儿童都免费接受六年小学和三年中学（初中）的义务教育。到了高中阶段（日本叫“高等学校”），才开始收学费。实际上，由于家庭经济水平的普遍提高，绝大部分初中毕业的青年，都有机会进入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各类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的。

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达无疑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国研究现代日本的专家都有这种共同的看法。今天遍布日本各地乃至投资海外的许多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厂企业，特别是在世界各国中独占鳌头的电子工业，如果没有高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工人和干部，是不堪设想的。教育的普及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也大大地推动了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生活在日本朋友中间，时刻感受到日本年青的一代，大都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我接触到的一些在学青年，也大都是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的。今天的日本，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博物馆遍布大小城镇，出版发行事业欣欣向荣，报刊杂志之多，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各种职业的人，各种年龄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报刊，这就是出版事业发达的动力。数以千计的出版社各显神通，各呈异彩。为了抢读者，争销路，大家都得在内容、形式、时间等各方面设法取胜。当然，一些以乌七八糟的黄色画面来“吸引”某些有低级趣味的读者的黄色下流书刊，也随之充斥市场，这是毫不足怪的。作为日本出版事业最典型的橱窗恐怕得算东京火车站附近八重洲的一家大书店了。这家号称“书籍中心”（Book Center）的书店，从一楼到五楼摆满各式各样的书刊，顾客走进里面，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图书馆，一些异常周到的服务使你感到不是到了书店，而是到了一个文化服务中心。这家书店内布置有舒适的阅读室，顾客可以随意把开架待售的书刊拿到阅读室去尽情饱读，即使读完不买，服务员也毫无怨言。书店里还设有咖啡室，你想跟朋友一起聊聊书中的有关问题，或是想休息片刻，抽根烟养养神，都可以到咖啡室去。这家以能够吸引大量读者为荣的书店，还经常请些著名的作家来和读者见面，平时也把一些名作家的照片挂在墙上，让读者不但能读其书，也能见其人。像这样周到的安排，怎能不叫人一进书店就流连忘返，乐在其中呢？有位日本学生半开玩笑地说：“你到过八重洲书店吗？如果想去，得有思想准备，进去后就不想出来了。”

从“进去就不想出来”这句话中，可以略见日本人读书的风尚。他们那种随时随地利用一切时间贪婪地看报读书的习惯，很让人感动。我曾经在地下铁的车厢里悄悄地做过几次统计，发现在地铁车厢中，成年人大都手拿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其中认真阅读的总有一半以上。至于一些学术界人士，除了读书有瘾以外，还有买书成瘾的习惯。我所接触过的大学教授，他们的研究室（办公的地方）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个小型私人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令人咋舌！就是一些还在学习阶段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也都向他们的老师学习，逐渐养成买书的癖好。你走进他们的宿舍，同样会为他们手边拥有如此丰富的图书而赞叹！我曾经打趣地用同一个问题问过几个学生：“你买这么多书，读得完吗？”他们的回答都很简单，几乎不约而同的是一句话：“买了再说，看起来方便。”

我想，有没有读书的风气，无疑应该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也应该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吧！如果你有机会逛一逛东京神田那条著名的书店街，面对那数以百计的各种书店，看着那些像蜜蜂采蜜似的徘徊于书肆之间的“书迷”，你一定会深有感触，会感到日本确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十年内乱期间泛滥一时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的话，你就会更加痛恨“四人帮”毁灭文化、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大国，我们有着许多勤奋读书、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今天我们更应该明乎读书爱书的风尚和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关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大力提倡读书，大力普及教育，以树立一代新风。

时间和效率

日本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建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大国，这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我所接触到的日本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孩子，大都给人以朝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印象。最使我惊叹的是那些个个长得非常结实的小学生，他们总是穿着短裤，背着耀眼的书包，精神抖擞地走在街上，寒冬腊月照样是短裤一条，这些孩子的毅力可真叫人佩服。

抢时间，讲效率，这是初到日本的中国人最容易留下的深刻印象。日本人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建设成就，这恐怕是主要的“秘诀”之一吧！

我到东京那天，抵达下榻的国际文化会馆时已是万家灯火，吃过晚饭就是九点多钟了。陪我前来的几位日本教授从下午两点多钟就到成田机场，已经整整忙了七个小时，他们又都住得很远，晚上得赶个把小时的车回家，我心想工作的问题总是来日再谈了。可是不然。他们却在九点半以后认认真真地跟我商量起我的上课安排来。平山教授早就替我准备好了草拟的课程表，逐门征求我的意见，直到五门课的上课时间及有关事项都一一落实。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们还未能踏上归途呢！

日本的公教人员，包括大学教授在内，大都住在离上班地点很远的地方。坐地铁，跑月票，动辄一个小时以上，他们习以为常，已不觉得是个多大的负担了。平常他们都没有午休的习惯，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就该上班了。中间这大约一小时的时间，用来吃午饭的仅仅是一刻钟左右，其余的时间多半用来应酬会客，料理私务，可真是充分利用，一点也不浪费。我刚到的那段日子，为了照顾我的生活，系里几位懂点汉语的教授、助教和研究生几乎每天都要在百忙中抽空来看我，他们还主动提出来教我学点常用日语。他们一般都是在十一点左右来，自己先把该办的事情提前一点办完了，就抽出下班前后一些时间来为我服务。他们的时间观念可真强，只要是说过十一点到，准是十一点整门上的电铃就响，从没有提前或推迟过，风雨无阻，丝毫没有差错。

在国内过惯了比较松弛的生活，每天午休两小时上下的人，初到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很不习惯。幸好我在“文革”期间由于乡间生活的磨炼，早已打消午睡的习惯了，总算还比较容易适应新的环境。日本朋友对于中国城市职工这种与众不同的作息制度，是有所议论的。我就听见过如此直率的评论：“每个人每天多休息一小时，几亿人该多花费多少时间啊！”一位从中国西北访问归来的学者，颇有感慨地说：“我们这次去敦煌，大清早就从县城住所出发，路上颠了好几个钟头汽车，好不容易赶到敦煌，恨不得能马上一睹名胜风采，可是，偏偏遇上了漫长的午休时间，只好耐心地等待上班再看了。”

效率高，速度快，这自然与各种现代化、自动化的生活条件有联系。首先是少不了一个设计周全、四通八达的城市立体交通网，川流不息的各种公用交通工具为人们提供了抢时间、争效率的条件，还有就是各种自动化的电脑装置，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给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提供了保证。就拿银行的工作为例吧，今天在日本就像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到处银行林立，银行的工作和许多家庭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不是普遍采用了自动取款的电脑装置，从填单据到数钞票盖章子等一系列的手续，该费多少时间才能办妥取款手续啊！现在有了自动化装置，全国银行通过电脑连成一片，你只要身带一个存款卡片，走到全国各地，随时可以到邻近的银行自动取款，这该多么省事！现代化自动化固然为争取时间、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但只有现代化自动化的装置，没有现代化的头脑，还是不行的！关键还在于人们的头脑要时刻存在着时间和效率的观念，如果脑子里面还是松松垮垮、慢条斯理的，即使有了现代化自动化的优越条件，也不一定能达到高速度、高效率的效果！

时间和效率必然跟计划性密切相关。日本人讲究效率，节约时间，办事就必然处处强调计划，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我接触到的一些日本朋友，就大都有这个特点：你要他帮忙办什么事情，一经提出，他马上不声不响地制订计划，采取措施，保证及时办到。这中间用不着你去催问，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保险记在心里，尽力效劳，时间一到，自然会给你满意的答复。我几次到外地访问，旅馆都是日本朋友在一个月前就从东京打电话订妥了的。每次出发，他们都事先安排了非常具体的旅行计划，哪一天在哪里，和什么人会面，和什么人进餐，都考虑得很周到细致，用不着你操半点心。

只要是有了职业，日本人平日都在紧张地工作，到了假日才又紧张地从事休息和社交应酬的活动。效率一高，人浮于事的现象没有了，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他的潜力，表现他的才能。就拿大学来说，教职员和学生的比例一般是1：10，一万多学生的东京大学，只有一千多位教职员呢！我们国内一般老牌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的比例几乎接近1：1，许多教师合教一门课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在日本，照规定大学教授非同时开出三门以上的课程不可。许多教授除了本校的三门课以外，还在外校兼一两门课：每周上课五门十节（按日本的习惯是五大节，每门课通常每周上一大节，相当于中国的两节）是家常便饭。往往同一天内，上午在一个学校上课，下午就又赶到相距很远的另一个学校去上课，这如果没有高度的时间观念，不是争分夺秒地赶速度，又怎能办到呢！

现代化和民族化

来日本以前，耳闻目睹过一些来自日本的事物：从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大型设备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橱窗里陈列的“松下”家用电器，脑子里只觉得日本不愧为工业发达、生活水准高的现代化国家。至于这个现代化的国家，与其他同样是现代化的国家如美国等有哪些不同，却是一无所知。

在东京住下来以后，每天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事物，一方面对“现代化”的生活有了日益具体的感受；另一方面，对于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和带有保守气味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不至于互相排斥、格格不入，却是我脑子里常常打转着的问题，经历过两年的日本生活以后，如今对这个问题总算有了一些比较明晰的认识了。这次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佩服日本人民在这方面的高度修养和他们独特的结合方式。日本人民固然以今天的现代化成就自豪，但更加珍惜的却是他们自认为是“国宝”、“重要文化财”一类的优秀文化遗产。日本人民深知现代化的一切都可以用双手建设起来，而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却不是今天的现代化所能代替的，是更宝贵的东西。正因为有这种基本的信念，日本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城市农村，都异常珍惜自己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别热爱那些带有民族色彩的事物，对于任何一种能够体现民族色彩的风土习俗，他们总是津津乐道，而且还着意加以宣传，唯恐外来的人不够了解。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东京、大阪以至横滨、名古屋、神户等现代化的大都市，都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和世界上所有现代化的城市相似。生活在这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一切物质设施，自动化和电气化早已深入到一些比较边远的城镇。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到日本朋友的家中作客，有机会到一些带有民族色彩的地方去逛逛，你就会感到惊讶！就在那几十层摩天楼的旁边，往往完美无缺地保留着一小块有历史意义的碑石；一棵出自某位古代名人手栽的树木，即使四周已被现代化建筑所包围，也仍然要立个标志，加以保护。凡是有一点历史文物价值的东西，日本政府都要明文保护，如果你是某地方古老民谣的歌唱家，而这种民谣行将失传，能歌者寥寥无几了，那么，你很可能就被命名为“重要文化财”，甚至有朝一日硕果仅存，会升级为“国宝”。那时你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是国家的文化财产，是“国宝”，理应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今天生活在日本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生活习俗的魅力。别看日本人平常穿的大都是西装洋服，其实脑子里却保留着许多日本式的传统意识；见面鞠躬照例是九十度，家庭里的尊卑长幼仍然是有规有矩、界限井然。就在我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在完全西式的国际文化会馆里，出现了一个结婚典礼的动人场面：一大群雍容华贵的女宾客个个穿着绚丽夺目的日本和服，脚上蹬着传统的木屐，从一辆辆崭新的小卧车里走出来，新娘也自然是披红戴绿，穿着绮丽非凡的和服。这种“和洋结合”的镜头，似乎不大协调，却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今天日本的家庭，尽管都有了现代化的电气设备，但室内的基本格局，大都仍是按照“榻榻米”的传统来设计的。入屋脱鞋、席地而眠的传统习惯始终没有被现代化的生活所挤掉。我的住所算是一个“和洋并存”的例子吧！整个内容是“和式”的，地上铺着席子，入屋必须脱鞋。可是，日本朋友为了照顾我的生活习惯，却来一个大胆的“结合”，在席地上安放一张西式的睡床，客厅里也铺上了地毯，安放了沙发。他们有趣地说：“你想尝尝‘榻榻米’的生活，随时可以滚到地上来睡。”

在东京逛街，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典型的日本式小饭馆夹在高楼大厦中间，门口大都挂有写在布上的大字“鳗”或“”，从这些招牌就可以知道里面是专卖一种传统的“鳗鱼饭”或“鱼”之类的，还有一种专门卖荞麦面的小食店，也是到处可以遇到的。当然，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饭食恐怕还是“天妇罗”，开始我看到一些小餐馆门口都写着“天妇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终于明白：这是一种用面粉和着大虾或鱼油炸的菜肴，加上一碗饭、一点汤，就是一份“天妇罗”美餐了。起先我有一个错觉，以为东京那些富丽堂皇的大酒家准是开“洋筵”、吃西餐的，只有这些小食店才能品尝到具有日本民族风味的“和餐”。其实不然。日本朋友告诉我：“你想吃日本最有名的‘生鱼片’吗？还非到稍为讲究一点的餐厅去吃不可。”

民族的文化，民族的传统，是任何民族人民都会珍惜的。现代化的建设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发扬怎样更好地结合，现代化的生活和传统的民族习俗怎样更好地结合，这不能不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值得考虑的问题。拆掉城墙修马路的做法是否无可非议？现代化建筑是不是难以采纳民族形式？诸如此类的问题，近年来也已议论纷纷了。仿佛听谁说过：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曾经提过建议，尽量保留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独特风貌，在现代化建设中防止随意破坏民族传统。证之以今天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如此重视民族传统的精神，梁先生的建议确实是值得采纳的。

汽车王国和交通秩序

三十年前几乎还不存在汽车工业的日本，今天已经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汽车王国了。如今无论你走到世界上哪一个城市，哪一条公路上，都可以看到“丰田”、“日产”、“三菱”、“万事得”、“本田”等日本的汽车，不是有个醒目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吗？我国南北各地奔驰着的大小汽车，除了国产的以外，进口的汽车也大都是日本产品吧！

一向称霸世界的美国汽车，近年来在一场尖锐的“汽车战”中终于败给了日本。据美国报纸透露，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高达1130万辆，已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日本汽车每年销往国外的占55%，1980年一年在美国销出的日本汽车就超过180万辆，给美国汽车工业以致命的打击，白宫不得不把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数量问题提上日程表，为此美日两国展开了频繁的“谈判”活动。日本政府不得不明确表示，要自行限制每年输往美国的汽车数量，不能听之任之了。

尽管有一半以上的汽车销往国外，毕竟每年还在日本本土上增加了几百万辆的汽车，这不能不带来车满之患。特别是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更给交通管理和社会秩序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拿东京都来说，据1980年的初步统计，大小机动车辆已有三百多万，单是“的士”一项，就有四万多辆。这样惊人的数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持续不断地上升。日本朋友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汽车简直成了灾了。”如今日本人民并不只是看到汽车给生活带来的方便，相反地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却更多地看到了汽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种种麻烦。按照目前日本职工的工资水平，用不着几个月的工资便可以买一部普通型号的汽车，如果是买那些用过三五年的“中古车”，价钱就更便宜了。可是，买车容易停车难，这个在世界许多繁华都市共有的问题，在日本尤其突出。东京的房子是够紧张的，房租之昂贵恐怕只有弹丸之地的香港能够与之“媲美”，在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人有条件拥有一套配备车房的房子呢？车子买了没处泊，岂不成了负担？再说，有了汽车的人，生命总是多了一层危险，安全系数要比没车的人低一些。难怪一位大学教授斩钉截铁地向我表示：“我这辈子决不买汽车。有了汽车，总有一天不是人家被我撞死便是我自己给汽车撞死。”

话虽如此，日本人民既然能够生产出如此众多的汽车，自然也会动脑筋来解决车多带来的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交通管理方面，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做了不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情况并不像那位教授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车祸”的记录比起十年前来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据1980年《光明日报》上一篇专稿的报道，1979年拥有三百万辆汽车的东京，因车祸而丧生的人却只有拥有十三万辆汽车的北京的一半。相形之下，不能不令人赞叹：东京的交通事故确实是少。

汽车多而交通事故少，这确是有学问的。笔者生活在东京两年的体会，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非常起作用的：

一是人人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的良好习惯。这无疑是减少交通事故最关键的因素。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白天夜晚，开车的人和走路的人都非常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通信号灯的指挥，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拿走路的人来说，只要是人行横道上未亮绿灯，就总是有秩序地耐心等候，绝不会有人闯过马路；开车的人同样是严格“照灯办事”，好几次我在夜晚11点左右回家，附近马路上行人几乎是绝迹了，可是，当汽车道上的红灯按时亮起时，汽车仍然规矩地停了下来，绝不因没有人通过马路而继续前进。这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精神，实在叫人敬佩。

二是交通管理先进，各种设施齐全。单有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而没有不断发展的各种交通管理措施和现代化的各种交通设施，仍然是难以把交通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下来的。拿东京来看，在这方面也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为了使各种车辆各行其道、互不干扰，首先是在城市道路的立体化方面下工夫。如今不但高速公路全部凌空而起，就是原先一些在地面上与马路形成平面交叉的市区铁路，也大都转到空中，成为立体交叉了。行人天桥在繁华地区比比皆是，“上天”之外还有“入地”的，总之，尽量减少车与人碰头的机会，使开车的人和走路的人都有比较强的安全感。

东京街头名目繁多的交通牌子，给人以处处都在为交通安全着想的感觉。你走到十字路口，引人注目的灯光牌子会告诉你：昨天东京都因车祸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还有，这些事故出在本区（警察分局）内的有多少。而“死亡”一栏内，大多数时候是映现“0”（零）字的。在一些设有小学的马路上，进入路口你就会发现马路上刷着耀眼的颜色，写有“学校地区”的字样，让开车的人注意这是孩子们出入的地方；如果是在巷子里开车，转弯的地方除了竖有大镜子以外，大都还竖有“注意孩子们突然出来”的牌子，让你提高警惕，防止撞到孩子。如此等等，各式各样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维护交通秩序的牌子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些行人较多的马路上，当人行横道亮起绿灯时，同时奏起了悦耳的音乐，这是让失明者听的信号，使盲人同样能以耳代目，知道绿灯亮了，可以安全穿越马路。

正是由于有了人们的高度自觉性和先进的、周到的交通管理措施紧密配合，才能使一个国家汽车不断增加而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却在下降，这“上升”和“下降”的关系，对于正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汽车数量日益增加的国内许多大城市来说，不也是很值得参考，很值得借鉴的吗？

“步行者天国”

到过日本的各国游客，无不赞扬日本交通秩序的良好。像东京这样一个一千万以上人口、三百多万辆汽车的大都会，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感到交通尽管繁忙，却始终井井有条，没有一点乱的感觉。

然而，日本人民是不满足于“有条不紊”的交通秩序的。他们还有更高的要求，住在大城市里的人，希望假日上街时，能有一个在马路上看不到汽车，听不到噪音，嗅不到汽油味的舒适环境，让人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中间逛来逛去。这种心情终于引起交通管理部门的注意，顺乎民情，便来一个大胆的尝试，规定每隔一定时间——一般是公众“休假日”，来一个繁华地区不让汽车进入的措施，把大马路变成步行道，好让假日逛街买东西的人自由自在地走，美其名曰“步行者天国”。

真正的“天国”是谁也没到过的。这人间的“步行者天国”，倒确实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当你从一个到处是车辆，走起路来提心吊胆，处处让红绿信号灯牵着鼻子走的街区一下子转到另一个马路上宽阔无车，人们优哉游哉地漫步其中，孩子们甚至还利用这难得的“大跑道”兴高采烈地玩着各种电动玩具，你难道不会有一种特别愉快的感觉？也许你此刻会在内心里高呼：“步行者万岁！”也许你会为步行者所受到的照顾而浮起感激之情……如果你不是步行者，而是驾车上街的话，那么，面对这种“天国”气氛，你自然也会毫无怨言地把车停在“天国”之外，安步当车地来和大家一起享受享受这安全、洁静，然而又热气腾腾、五彩缤纷的假日生活。

刚到东京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日本朋友首次陪我去逛世界闻名的银座繁华区，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这种“天国”的滋味。我们到达银座时，那些豪华非凡的大百货店大珠宝店都还没有开门，但交通管理部门早已作好开放“天国”的准备了。一些写着“步行者天国”的栏板放在银座大街的几处路口，警视厅的交通宣传车也已开来，穿着威武的女警察来回走动，这一切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气氛。十点钟响，乐声四起，店门齐开，顿时汽车止步，人流如潮，马路中间出现了许多圆桌靠椅，还撑起了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好一派“天国”的景象！人们走累了可以随意在马路中间的“雅座”坐下来喝杯汽水，吃点冰淇淋，也可以到快餐店里买点“汉堡包”之类来充饥，再继续逛街购物，这该多么惬意啊！

这样的“天国”，开始我还以为“只此一家，别无支店”呢！其实不然。当我以后有机会在假日多逛几个地方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东京都的各个繁华地区处处有“步行者天国”，岂独银座然？在高楼群集的新宿“副都”，在富有传统风采的浅草、上野，在以“阳光城”闻名的池袋闹市，在驰名世界的秋叶原电器街……只要是游客云集的街市，都实行了假日开放“天国”的制度。真是人间“天国”，何其多也。

每当我徜徉“天国”，眼看游人阔步大街、喜气洋洋的动人景象时，我总不免要想起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广州人民南、武汉六渡桥、南京新街口、重庆解放碑……这样一些人流高度集中、假日热闹非凡的繁华街市区来。为了让人们更加愉快地享受逛街购物的乐趣，是不是在大力整顿交通秩序的时候，也可以参考我们东瀛邻邦的办法，适当采取一些类似“步行者天国”的措施呢？

东京的社会秩序

今天的东京，和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大都市一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各种腐朽堕落、乌七八糟的事物同样应有尽有，像毒菌一样在噬咬着青少年一代健康的心灵。如果你有机会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步入新宿、涉谷、六本木这样一些称得上“不夜城”的繁华区，你会发现这里各种类型的夜总会、俱乐部林立，摆满黄色书刊、淫秽画片的专门商店，还有专映以肉欲招徕顾客的“儿童不宜”式影片的大小电影院，也都挤在大街小巷之中。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这类诱人堕落“繁华”景象不免忧心忡忡，他们总担心自己的子女什么时候也被这“现代文明”俘虏过去，总要尽量以多少带有保守色彩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情调来影响后一代。日本的学校教育，看来也是颇为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风尚，让学生在求学阶段少沾染社会上的恶习的。这从中学生的装束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出门一般都得穿校服，男生一律不蓄长发，女生不烫头发，不着高跟鞋，更不能搽脂染指，看上去学生们都是一些循规蹈矩、朴实无华的青年男女，和社会上的红男绿女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作为亚洲第一大城市的东京，比起欧美其他同级的大城市来，社会秩序要算是比较好的。根据日本官方1980年公布的一份《犯罪白皮书》上的记载，就社会罪案的出现率来看，东京和纽约、伦敦、巴黎、西柏林相比，是“最为安宁”的城市。纽约和东京两相比较，纽约的抢劫案要比东京多225倍，强奸案要比东京多14倍。请看下面的数字：

1.杀人案件——纽约每10万人有21.1宗，西柏林每10万人有6.4宗，巴黎每10万人有6宗，伦敦每10万人有4.2宗，东京每10万人只有2宗。

2.抢劫案件——纽约每10万人有989.4宗，巴黎每10万人有479.1宗，西柏林每10万人有119.3宗，伦敦每10万人有93.8宗，东京每10万人只有4.4宗。

3.强奸案件——纽约每10万人有51.9宗，西柏林每10万人有26.2宗，巴黎每10万人有6.8宗，伦敦每10万人有6.4宗，东京每10万人只有3.6宗。

在上述五个大城市中，东京的人口是最多的，而上列三项主要的社会犯罪案件中，东京的名次都是“末座”，纽约却是样样领先。日本法务省公布的这个调查数字，也许不无“自豪”的意味，但事实如此，却不能不令人信服：尽管东京同样有些腐化堕落、乌七八糟的场所，社会罪案还无法根除，但比起其他西方大都会来，毕竟还算是相当安宁的了。

笔者在东京市内生活，耳闻目睹的经历，觉得就整个社会来说，治安秩序确是很不错的。我所住的公寓是一栋靠近马路的楼房，没有围墙篱笆，各家的房门隔着一条没遮没栏的走廊直接通向街道，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安全设施的环境中居住，从未听说过有谁家被小偷小摸光顾过。一些有自行车的邻居，经常把自行车放在屋檐下露天过夜，有的一搁十天半个月，也照样是“安然无恙”，从未有过差错。就这一点而言，简直颇有一点“道不拾遗”的境界了。

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水准无疑是密切相关的。而国民道德水准的提高，又必然跟整个民族、整个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关。一个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高度国民道德水准，社会的安宁总是得不到保障的。

“案内”种种

在日本，有一个词儿特别引人注目，这个词儿就是“案内”。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很容易和“案内”见面。这遍布大街小巷、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公园旅舍、市场商店……的“案内”，倒实在是很受欢迎的事物。当你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正纳闷不知何去何从时，一个“案内”板蓦地出现在你的面前，替你“解围”来了；当你走进庞大而又复杂的车站，只见人潮滚滚，各赶其路，正犹疑于找哪位旅客问问路时，仿佛随时跟着你的“案内”又突然站在你的跟前，用不着张嘴问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何物“案内”？“案内”者，“说明”、“指导”之谓也。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语词，人们往往把它对译为英语的guide，但用起来似乎比guide更广泛；拿汉语来比较，多少有点近乎“指南”的意味。总之，它的作用是对某些需加说明的事物加以说明，对某些需要指引的人给予指引。“案内”者，一言以蔽之，是破迷津，解疑惑，它总是以显眼的形式出现在人们最需要它的地方，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的方便。

像东京这样一个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街区布局异常复杂的大都市，如果没有到处设置的种种“案内”来指引，别说我们这号客居的“游子”，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老东京”，找起人来也难免大伤脑筋。这里的门牌不是顺着街道上建筑物的次序，按照“××路（街）××号”的方式来编制的，而是以行政区域划成方块，在地名下面分若干“丁目”，“丁目”下面再分若干“番地”，“番地”下又再按号码来编排。因此，偌大一个东京都，你可以找到“银座大街”、“白山大街”等许多大街，但是，却不可能找到“银座大街××号”之类的门牌，只有“银座3-1-4”（即“银座三丁目一番地四号”）一类的门牌。这“三丁目”、“一番地”是“块块”，可不一定是一条街啊！这也许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街区划分的传统吧！对于习惯于只要找到街道就能找到门牌的外地人来说，可真是一场颇不简单的“考试”。但你也不必着急，找找“案内”吧，为数众多的“住区表示案内”图遍设在街头巷尾，这些住区表示图都明白地显示出附近每一个丁目、每一个番地和每一个门牌的所在地，有的还把主要建筑物的名称也具体标明。如果是在一些住宅区内设置的“案内”，甚至连哪一栋房子的主人是谁，也清清楚楚地写在“案内”板上，让人们一目了然，准保不会走错路、进错门。

名目繁多的各种“案内”，何止帮助你问路找人，还指引你坐地铁找旅馆、逛名胜游公园、上市场进商店……总之，它使你感到有一个“向导”时刻陪伴在你的身边。拿乘坐地铁来说吧！东京市内地铁纵横交错，在一些有好几条地铁路线交会的地方，地下站台、通道非常复杂，你要换车吗？用不着焦急，只要紧紧盯着指引你换乘哪一路车的“案内”牌，顺着箭头走，哪怕转几个弯，上下几层自动扶梯，最终总会顺利换上车的。一些有好几处出口的地铁站，如果你出错了口，可就有点麻烦，但也不必惊慌，站台上会有醒目的“案内”牌子，指明从哪个口子出去就是什么地方。你只要留意一下，准保错不了。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案内”和路牌大都是用汉字写的，对于咱们来说，实在非常方便，就是完全不懂日语，也错不到哪儿去。

在五花八门的“案内”中，和每个居民都有关系的是一种“住区避难场所案内”。这种“案内”遍布于市区各地，指引人们一旦遇到地震之类的紧急情况时，应该就近往哪儿跑。例如在东京大学周围大街小巷中设置的这种“案内”，就都指明东大校园为紧急避难场所。

生活在“案内”众多的东京，使人感到生活非常方便，很快就能克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带来的许多困难。我们经常提倡发扬雷锋精神，做好人好事，这正是社会主义高尚道德的体现，是难能可贵的“精神文明”。看到东京市内的许多“案内”，我不禁想起几次到上海的情景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道路、交通的复杂情况也是很突出的。本着“为人民生活提供方便”的精神，能不能也考虑广设“案内”一类的东西，给外地来沪的旅客找人问路、乘车、坐船……以更多的方便呢！

敬老之风

日本毕竟是个东方国家，在传统道德风尚方面与欧美社会大不相同。尽管西方社会上时兴的事物一眨眼就传到了日本，正如一位日本朋友所形容的：“美国一咳嗽，日本就伤风。”可是，一些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意识、伦理人常，却始终代代相传、根深蒂固。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敬重老人、爱戴长者之风，便是明显的例证。

日本社会上吹拂着的一股“敬老”暖风，使我这个渡海而来的“邻居”深受感动，也倍觉亲切。初到东京不久，在学校为我举行的一个欢迎宴会上，致欢迎辞的尾上教授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今天在座中年纪最大的，所以由我来代表大家致欢迎辞，欢迎您远道而来……”这种由年纪最大的长者理所当然地当“盟主”的规矩，不正是敬老的具体体现吗？不久以后，我接触到许多的事实，都证明年纪大的人在很多场合都是备受尊敬的。大学每一个学科的负责人，照例由该学科年纪最大的教授来担任；叫做“主任教授”（相当于国内大学的“系主任”）的，都是同一系科中年纪最长的教授，用不着选举，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律了。

年纪大的人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更长，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受到更多的尊敬，享受较高的待遇，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问题在于：一旦年纪大到需要退出工作岗位，不能再继续工作的时候，还受不受尊敬，还应不应该被照顾？这就要视乎不同社会的不同风气了。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老有所依，退休以后可以一直领取足够自己生活的工资乐享晚年，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西方社会里，那种人到老来孤独可怜，无依无靠，连儿女也不过问的悲惨境遇，在我们看来，跟东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今天的日本虽然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难免抹上了西方社会的色彩，但是，在尊重老人这一点上，无疑还是继承和发扬了东方民族的传统美德的。

日本“敬老”之风表现在对老人的福利考虑得相当周到上。东京都营的“巴士”就给每位70岁以上的都民长期赠送免费乘车券，老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到都内各地去逛；厚生省（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部和民政部）规定老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律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此外，各区、各街道还不时举办各种老年人的福利事业，让老人们处处感到有人在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有一次，我陪一位国内来的学者到上野动物园去看象征中日友谊的大熊猫。当我拿出六百日元给售票员买两张入园券时，售票员却客气地给我退回三百日元，指着我身边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他用不着买票。”这时我惊讶地抬头一看，才发现售票说明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和儿童一律免费入园。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敬老扶幼的优良传统，可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竟把一些年高德劭的老干部、老学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肆意加以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散布什么“学问越多越反动”、“年纪越大越老朽”一类的谬论，把一些毕生都在读书做学问的老专家老学者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任意批斗，是可忍，孰不可忍！近几年来总算是逐步在“拨乱反正”了。1980年夏天，首都学术界为庆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从事学术工作五十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种做法深得海外学者的赞赏，此风实在可长！在结束这段介绍日本人民敬老之风的文字时，我衷心祝愿我国许许多多毕生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力量的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老知识分子——所有的老者长者，永远受到人民的爱戴，永远得到政府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工资和物价

一般说来，日本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日本的物价水平却更高。工资上升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日本朋友告诉我：我们的物价每年上涨幅度常常达到8%左右，而我们的工资，每年只能提高4%左右。日本的交通工人每年4月照例要举行一次“春斗”，这就是要求提高工资收入、抑制物价上涨的具体体现。

按照日本政府1981年春天发布的国家各类公职人员“俸给表”，目前一般低薪公务员的月薪是十多万日元，而超过30万日元月薪的已经算是较高薪的了。大学教授每月工资约在35万至45万日元之间，国会议员、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以及政府部门局长以上的干部，最高月薪也只有88万日元。可以说，低薪与高薪之间的差距，并不那么悬殊的。至于私营企业、私立学校等非国家机构的职工工资，那就没有准了，某些人的工资可以高出同等公务员的几倍。据说有位私立大学的校长，年俸竟高达2840万日元，这就要比国立大学的校长高出一倍以上了。

日本物价之高，在世界上无疑是名列前茅的。据说东京的物价是各国首都中最高的。拿一日三餐的必需品来说，1千克大米卖50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4元），一小束菠菜（大约只有200克）要花150日元以上才买得到。上一次餐馆，就算只吃一碗普普通通的“广东面”，也得500日元左右，如果吃上一菜一汤，那就非一两千日元不可了。一般如果请客上馆子，再怎么节约每人总得3000元以上，10000元一客的水平是很寻常的事。出门坐车，如今“国铁”、“私铁”、“地下铁”、“巴士”无不加价，坐上两三个站，起码就得100日元以上，至于出租汽车，收费就更高了，一坐上去起码“料金”（日本人把一切“费”都叫“料金”）就是43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约3元，岂不是比北京的每公里五角要贵得多！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如今在日本要养活一个四口之家，最低限度每月非开支25万日元不可。如果你是单身汉，在集体公寓（日本叫“寮”）里租上一间单房居住，连同三餐的开支、交通的开支等等，每月就得花上七八万日元才过得去。难怪一些月薪较低的日本朋友埋怨地说：“人们常说发达国家的生活是高工资高消费，我们的消费实在太高，而工资却实在不高啊！”

今天的日本，大多数的家庭总算能够过得上小康的日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为多挣几个钱而出力出汗。不少人为了生活，除了固定的职业以外，经常利用晚间或休息的时间去做临时性的“计时工”，一些家境不很富裕的大学生，大都是边读书边工作，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日本人喜欢出国旅行，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日本旅客，并不都是很富有的，有的人就是拼命干活，积攒几个钱到海外去逛一逛。大学生更是这样，平日多找点临时工做，一到暑假，就争取到国外去旅游，以一睹世界各地绮丽风光为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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