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米歇尔•维诺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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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试读：

译者序

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彰显，“知识分子”亦成了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虽然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不少外国史学家亦纷纷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曾在本国社会文化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国，在20世纪晚期社会文化史研究日趋升温与一度备受冷落的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背景下，甚至诞生了一门逐渐成为当今法国史坛显学的史学新分支——知识分子史。

在20世纪晚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逐渐成为法国史坛显学的过程中，最有力的推动者当属两位先后执教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曾任教于里尔第三大学、现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和20世纪欧洲史研究中心主任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1949— ），以及曾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现已从该校退休的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1937— ）。

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20世纪》（Vingtième Siècle）上发表长(1)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引人瞩目地打出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初步阐释了这一史学新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两年后，他又在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主编的《为了一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阐发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西里奈利在文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路径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iabilité）结构的考察，其三是从“代际”角度(2)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难能可贵的是，西里奈利不仅撰文倡导同道研究知识分子史，他本人也始终身体力行，佳作迭出。如1986年，他与另一位年富力强的史学家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联袂出版(3)《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至当代》。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分别在1992、1996、2002、2004年多次再版。1988年，他在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法兰西学院奖并在90年代中期再版。1990年，他又出版《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该书一问世，即引起法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报刊、电视等传媒更是争相介绍与评论。1995年，西里奈利又推出力作《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由于该书生动描述并深刻分析了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衔人物萨特与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旗手雷蒙·阿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人在战后“辉煌的三十年”（1945—1975）期间展开的“三十年战争”，出版后再次(4)受到传媒与读者的广泛关注。凭借这些成果的影响与学术地位的大幅提高，西里奈利不仅得以从外省的大学来到巴黎名牌大学执掌教鞭，还担任了法国著名史学刊物《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如果说西里奈利是此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勃兴的首功之臣，那么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则堪称第二号功臣。维诺克的成名作是他在1970年33岁时与年龄相仿的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该书在由他撰写的部分，尤其是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篇章中，就已经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1975年，他在《〈精神〉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一书中对以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为首、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该书后来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996年的最新版本已易名为“《精神》：城市中的知识分子[1930—1950]”）。此后，他不仅在多家著名杂志上撰文呼吁加强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还在其主编的法国著名史学杂志《历史》（L'Histoire）中频频发表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文章。1997年，维诺克又出版了全面梳理与审视(5)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新作《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颇为畅销，很快就荣获该年度法国图书大奖——美第奇奖。1999年，为便于广大读者购买阅读，该书又以袖珍本的形式修订再版。

要而言之，正是在西里奈利、维诺克等法国史学家的推动下，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在20世纪晚期逐渐进入勃兴阶段。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史学杂志中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专题论文比例持续升高；另一方面，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工具书也不时问世。如在1996年，本书作者与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现当代史专家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联袂(6)主编了《法国知识分子辞典》。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颇能说明问题的是，1995年两位作者在合著的《20世纪法国文化与知识史》一书的导论中明确主张，正如文化史并非艺术史，知识史（l'histoire intellectuelle，我国学者以前大多将其译为思想史或心智史）亦不是贯穿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各种政治、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编年史。知识史应当是知识分子史（l'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研究对象是知识分子的“介入”、“代际”现象以及他们在法国占有的独特地位。(7)2001年11月，在西里奈利等人的主持下，一群法国学者在巴黎召开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并在2003年出版了该学术讨论会(8)的论文集《知识分子史之现状》，此会的召开与论文集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法文中“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19与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而曾让不少法国人感叹不已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亦发生于20世纪晚期，因此，严格地说，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或许也可以浓缩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也正因此，在20世纪晚期，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法国史家基本上把自己研究的人与事限定在20世纪内。换言之，堪称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显学之一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实际上一度主要是20世纪法国知(9)识分子史。然而，虽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实际上亦可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或曰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诸多相同之处的人即便在法国亦早已有之。远的暂且不论，在18与19世纪的法国，就至少有可分别以伏尔泰和雨果为代表的“哲人”和“作家”群体。显然，一部完整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必须包括20世纪之前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或者说，必须要有“知识分子史”的“史前史”——此处的“史前”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而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书作者在以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之后，非常自然地推出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以具有社会关怀、勇于“介入”的19世纪法国作家（由书中的内容可见，此处的作家显然是广义的）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相关历史。

大凡对法国当代史坛以及法国历史著作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本书作者是当今法国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家。维诺克的著作数量之多，取材范围之广，已经让人钦佩之至，但更让人折服的地方是其作品每每能既叫好又叫座，既能得到行家的充分好评，又在图书市场上有不俗表现——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想必与这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在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之前，曾在《世界报》《星期四事件》等著名报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妨联想到同样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取得的巨大成功。维诺克撰写的这本著作在2001年出版后，即在同年荣获2001年度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le prix Roland Jouvenell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此外，他在2004年出版的《法国与犹太人：从1789年到当代》、2010年出版的《斯塔尔夫人》还曾分别在2005年、2010年荣获蒙田奖与龚古尔传记奖。

读者在翻阅本书后将不难发现，诚如作者在

导言

其一，在本书当中，相关作家是否入选、“出场”时机乃至篇幅分配，所依从的主要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纯）文学标准——作者在书中更关注积极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而不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或许要高一些的维尼或奈瓦尔，而且作者没有让巴尔扎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虽没甚名气但直接显示其正统主义倾向的杂志《巴黎评论》时出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标准。

其二，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若从政治观点视之，19世纪的法国作家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此而言，作者在导言中写的这段文字不容忽视：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诊断同样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承担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其三，作者力图让那些男作家与女作家在书中能够有血有肉地得到表现，而不是仅仅写一部干巴巴的思想史。为此，他颇注重描述这些作家的财产状况、生活方式、男女之情、个人抱负，甚至还有他们的虚荣、缺陷等等，并通过这一切使他们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变得可以理解。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使主题实际上颇为沉重的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不仅能了解到曾以为很熟悉的人物，如夏多布里昂、雨果、司汤达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能了解许多知之甚少、甚至几乎闻所未闻、但实际上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中活跃一时的人物，如拉默内、比歇、弗约、特里斯坦等。

最后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承认19世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绝望的世纪”，但却强烈反对“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莱昂·都德等人做出的“愚蠢的19世纪”的断言。他还在强调19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后人不可剥夺的遗产的同时，在本书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提醒广大读者：

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理论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有时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宗教感情而被汇集在一起。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毋庸讳言，这一提醒绝非仅仅对法国读者具有必要性，对中国读者亦同样有用。吕一民2005年5月于浙江大学

(1)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Le hasard ou la necessite? Une histoire en chantier: l'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载《20世纪》，1986年1—3月号，第97—108页。

(2)参见勒内·雷蒙主编《为了一种政治史》（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巴黎，1988年版，第199—231页。

(3)奥里、西里奈利：《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至当代》（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de l'affaire Dreyfus à nos jours），巴黎，1986年第一版。

(4)西里奈利后两部著作的中文版均在200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知识分子译丛”出版。

(5)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巴黎，1997、1999年版。

(6)雅克·朱利亚尔、米歇尔·维诺克主编：《法国知识分子辞典》（Dictionnair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巴黎，1996年版。

(7)帕斯卡·哥兹歇尔、埃马纽埃尔·洛瓦耶：《20世纪法国文化与e知识史》（Histoire culturelle et intellectuelle de la France au XX siècle），巴黎，1995年版，第5页。

(8)米歇尔·莱玛丽、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知识分子史之现状》（L'histoire des intellectuals aujourd'hui），巴黎，2003年版。

(9)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看拙文《法国学者对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述评》，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导言“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8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1789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1815年的法国，已被波拿巴主义压制了15年，并业已听任欧洲列强支配，却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一没有首领、没有政治局、没有常委会的运动若有似无，但又无法根除。它的组成人员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但有时亦可能成为专职政治家。这些人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1)

第一帝国是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紧张准备之夜。在这些文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此，因为专制者并不缺乏那些讨人喜欢但毫无价值的玩意，用以确保文人俯首帖耳。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人采取一种被视为审慎的方式，而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与邦雅曼·贡斯当之类的人物则为此被迫流亡……自由的捍卫者在这样一种时刻，如同在战场上运气出现逆转，在拿破仑的历程行将结束之际恢复了力量。我(2)们的叙述即从“雄鹰王的翱翔”，也就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以及在滑铁卢“令人沮丧的搁浅”前重新令欧洲颤抖的“百日”开始。(3)

众所周知，复辟王朝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作为“复仇”化身的极端保皇派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补发被迫流亡期间的年金。但是，路易十八的登基并非旧制度的简单恢复。法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民事平等重新受到质疑。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王权的限制，已作为宪政标志写入由路易十八“赐予”人民的宪章之中。该宪章保障法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即便天主教重新成为国教）以及表达自由（“只要不违反必须对滥用这一自由予以制止的法律，凡法国人均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的见解”）。此外，《宪章》允诺国民的代表制，虽然这种代表制是一种极为受限的纳税选举制——根据这一严格的纳税选举制，只有几万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可以在更为有限的够格者当中选定议员——但它依然是与旧制度相异的重要区别。从此以后，选举将使公共生活具有节律。一个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把一种英国特色添加到了整体之中，并维持了一种与得到确认的平等相抗衡的贵族制习俗，但是，贵族院仍是另一个任由人们提出抗议的论坛。

尽管制度安排很好地做出妥协，复辟王朝却未能维持必不可少的对自由主义的让步和在王朝秩序、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平衡。数年之后，复辟王朝变得强硬。1824年，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成了“王位与祭坛结盟”制度的化身。自由主义运动在很晚的时候才形成，并与极端保皇派政府唇枪舌剑。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甚至夏多布里昂，皆用自己的方式充当了《宪章》所允诺的言论自由的代言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标志。由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发起的反对政府企图控制报刊的斗争，不久即有摆脱了天主教和王权主义起源束缚的浪漫派作家加入，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无法阻挡的请愿的基础上，查理十世的统治趋于崩溃：由“邪恶的敕令”诱发的1830年革命，首先显得像是旨在反对当局对表达自由的审查。被废黜的查理十世的出逃，使“自由之神”这座稍后时期出自奥古斯特·杜蒙之手，并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纪念柱顶端的不朽之作臻于完善。

1830年7月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荣三日”当然并非仅仅是记者和作家的杰作。德拉克洛瓦在其涉及1830年革命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以一个街垒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阶级的融合。目不识丁者有力支持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是，这些最为缺乏自由的人曾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势必有助于而不是有悖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正是在七月王朝为期18年的统治期间，社会主义获得了它的名字和封册：大量学说、抨击性短文、乌托邦以及某些组织的雏形，向自由派人士提出新的挑战。后者直至那时还在为反对“旧的蒙昧观念”（雨果语）而斗争；自那以后，他们将被一股因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壮大的年轻力量所否定。不过，社会主义以它的方式恢复了权威原则：为了改变生活，给弱者以希望，解放被压迫者，它要求限制、组织和镇压。直至那时，仍作为进步媒介的自由主义变得令人生疑。共和派枉费心机地调和自由、平等、博爱，蒲鲁东的著作则在徒劳地宣示自由与社会主义重归于好：从此以后，在文学界与政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矛盾。

1848年革命似乎在“抒情诗般的幻觉”的最初时光，通过建立共和国解决问题。起义者在街垒上讴歌阶级调和的美德，神职人员为遍布全国的“自由之树”祈福，临时政府的首脑拉马丁让那些赞成使用红旗的人接受三色旗，普遍选举得到确立，人们宣布劳动权，解放殖民地的奴隶……唉！6月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工人的造反与当局对他们的镇压，使得幻觉最终灰飞烟灭，自由与博爱的婚礼被无限期推迟。维克多·雨果在1848年11月失望地写道：“不，你没有伟大神圣的共和国！亦即人们所期待、福音书所展现的共和国。”

11月极为令人失望！但最为糟糕的事情发生于12月。1851年12(4)月2日，亲王-总统公开以武力埋葬共和主义最后的自由。时隔一年，他又重建帝国。凡此种种，皆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并有普遍选举的保障。人们对此所进行的抵抗虚弱乏力，经常采用的形式是流亡，这对于仍然不肯妥协的维克多·雨果和埃德加·基内来说尤其如此。拿破仑三世把他的专制制度根植于新型的王位和祭坛的结盟之上。波拿巴主义政权知道法国天主教会的力量和天主教徒选票的分量，以及从古老信仰中得到明显保护的好处。自由派天主教徒在这个教会内部几乎无足轻重，该教会用教会法中宣判、禁止宗教活动的命令以及对自由主义和近代世界的绝对谴责来回应每一次威胁。但是，杜伊勒里宫和圣彼得大教堂之间订立的协约由于民族运动而中止，该运动使得皇帝支持的意大利人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与教皇国统一。这一取消协约的行为导致正在寻求新的拥护和支持的第二帝国实行自由化。

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一种面向精神与政治生活的内部变革开始了。虽然欧内斯特·勒南还因一部具有异端思想的《耶稣传》引起纷纷议论，但是，报刊检查的钳制在松动，报刊在逐渐变得自由，以至于工人也无视司法追究组织运动。自由的声音在加强。这种声音既来自雨果和基内等流亡者，亦来自法国国内从低调的普雷沃-帕拉多尔到富有煽动性的罗什福尔等人物。

1870年，普法战争突然中断了波拿巴主义在某些人看来不可逆地转向自由主义的倾向。帝国倾覆、巴黎受到围困、宣布共和之后法国军队失败、君主派在1871年2月8日选举中获胜，凡此种种，最终导致巴黎这座以“自由之城”自居的城市相继与偏安于波尔多、凡尔赛的“乡村”国民议会分庭抗礼，爆发起义。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由狂热的希望、牺牲的行为与杂乱的狂欢组成的72天，本身即贯穿着自由或专制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以蒲鲁东式的腔调向法国各个市镇发出的公告，被打上联邦制与自治的标记。但是，实际上，雅各宾主义的遗产、恐怖统治的迷惑力、人质法令的通过，乃至救国委员会的追随者以及“反对专制”的战士，共同在凡尔赛军队的枪炮之下死于非命。在这一“凶年”期间，作家统统活跃在第一线，突发的爱国主义展露无遗。他们有的对巴黎公社社员表示愤慨，有的充当起义者（如儒勒·瓦莱斯），或向失败者敞开家门（如雨果）。理想的社会与普世主义的共和国，在成为“公爵们的共和国”之前，让位给了“梯也尔先生的共和国”。

旧制度的幽灵再一次萦绕国民议会与整个国家。共和国通过一次又一次投票和战斗，把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争取到自己这边之后，才在19世纪70年代末被人们接受。这一真正得到确立的共和制在当时堪称最为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投票批准针对被判刑的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法，以及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离婚的法律，等等。法国为法治和自由的国家树立了榜样，然而，法兰西社会自身并未得到和解。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不得不面对两大敌人，即过去的敌人与未来的敌人。的确，拥护反革命的人已被打败，但是，他们对长久以来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影响力还不容小视。风格显著的反动分子巴尔贝·道尔维利在此表现得比年老的弗约更有才华。新政权不得不考虑教士及其追随者对自己长期的敌视。下述双方之间的内战并没有结束：一方是梦想以天主教信条统一法国的“基督教十字军的参加者”；另一方是希望把共和国建立在将天国个人化（la privatization du Ciel）基础上的信仰新教的共和派、自由思想家和实证主义者。

在19世纪，宗教问题在所有冲突以及所有哲学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中皆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上帝已死的世纪”和“科学的世纪”，19世纪仍对神性抱有未被满足的怀念（这种怀念刚一产生就被对理性的期盼耗尽）。宗教不仅仅是对世界及其终结的一种解答、对受到死神召唤者的一种慰藉，也是集体认同与统一准则最为坚实的基础。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基督教的种种基础，但没用一种能使法国这一历史共同体（la communauté historique）黏合起来的信条（对于精神）和虔诚（对于心灵）的基础来取代它们。无论何时，19世纪的作家皆面临这一问题。也许，没有哪个时期在宗教上有如此丰富的设计：如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勒鲁或孔德的人道教（religion de l'Humanité）、乔治·桑的新基督教、拉马丁的新天主教、最初的社会主义含蓄的宗教感情（包括被耶稣形象所纠缠的反对有神论的蒲鲁东），更遑论对秘术（l'occultisme）毫不掩饰的传播——维克多·雨果等人一边痛斥教权派，一边却也热衷于秘术。

我们把这一叙述的终点确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举行之际。实际上，正是这一压轴戏象征着自由的实现。作为共和派大事年表中最重要的时期，这场为第二帝国的流放者、共和国的颂扬者以及“人类的诗人”举行的国葬，是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生活愿望的非同寻常的世俗仪式之一。送葬行列的目的地——先贤祠使人想到法国人的宗教解放：雨果此前曾明确坚持要举行非宗教的葬仪。人们可能把这一事件解读为大革命在爆发近一个世纪之后大功告成。诚然，后来还应当对这一幻觉稍作纠正，但在当时，雨果似乎可以安息：这位年迈的斗士已被奉为“共和国之父”。

19世纪的自由史可以用不同方式、多种情节来构思，借用保罗·韦纳的表述“与小说一样，历史得挑选、简化、组织……”，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écrivains）与写作者（écrivant）——后两者依据罗兰·巴特的区别——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其他人可能会更重视维尼或奈瓦尔，我们则更关注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因而，文学上的等级丝毫不会左右我们的叙述：如果说贝朗瑞的作品是“死后声名大跌”（朱利安·格拉克语）的经典之作，比缪塞得到了更好的对待，那得归功于他对舆论的影响力，而不是写作才能。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承担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下述人士或多或少成功践行了同一原则：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博纳尔、库里埃、巴尔扎克、拉马丁、贝朗瑞、勃朗、比歇、卡贝、雨果、基内、托克维尔、拉默内、拉科代尔、米什莱、圣勃夫、梅里美、勒南、蒲鲁东、勒鲁、巴师夏、欧仁·苏、普雷沃－帕拉多尔、罗什福尔、瓦莱斯，等等。他们昭示信仰，进行宣传，参加宴会运动，彰显其在选票箱面前裁决的尊严，占据议席，质询与加入政府，藐视大众：推动他们更为努力的不是抱负（就此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失意而非得意），而是一种内在的声音、服务的意愿，以及拟态的（mimétique）引导、领导与指导愿望。

妇女当时仍无法期望得到选举权。她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更加令人惊讶，或许远甚于20世纪。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乔治·桑、弗洛拉·特里斯坦、玛丽·达古尔（达尼埃尔·斯特恩）、让尼·埃里库尔、波利娜·罗兰、路易丝·米歇尔、塞维里娜，等等，诸多妇女无视法律约束、社会谴责及讽刺或其挚友要她们谨慎行事的忠告，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政治斗争。当然，利害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将自由主义者斯塔尔夫人——启蒙运动和内克男爵的女儿，与积极的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这位巴黎公社社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但是，这种女性的出场依然在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中时时可见。

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学家、政论作者或讽刺歌谣作者曾三次直奔广场，参与事件并试图对事件施加影响。由此，划分情节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二月革命”（1848）和“凶年”（1870—1871）。19世纪的这三大政治危机也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时刻。作家、文人、艺术家在这期间，在议会讲坛或市政厅这些巴黎长久的革命圣殿的窗台上起了积极和中心的作用。通过始终从政治叙事角度出发，我们业已在我们看来最有意义的环节展现他们。这也向那些对我们做法感到惊讶的人说明了，何以未让巴尔扎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没什么名气的《巴黎评论》时出场——该杂志直接显示了他的正统主义倾向。

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等等，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窃以为讲述上面的一切并不会贬低他们，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心思不定、优柔寡断的生活态度与严谨的思想、大气的文笔形成鲜明反差的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的大变身呢？或者又该如何理解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呢？这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出于对克洛蒂尔德·德·沃神秘的爱，最终发明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1922年，莱昂·都德——阿尔方斯·都德的儿子、夏尔·莫拉斯的战友、“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借用昂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说过但后者不予认同的一句话，即“愚蠢的19世纪”作为标题。他的抨击被莫拉斯纳入已被付诸实践的反革命思想的基本方针。数目不下于22条的起诉要点使19世纪不堪重负，此外还有同样多他意欲表明的老生常谈和已被接受的观念。某些法国右派，即始终准备充满激情地反对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人，为这些指责喝彩。他们认为，由于与天主教和君主制传统、古典文化、秩序和良知一刀两断，这一“愚蠢的世纪”（而且对于反犹主义分子来说还是个“犹太人的世纪”）已经使法国陷入衰颓。所有的论证均旨在重复马蒂格的老师反复唠叨的事情，即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反复谈论的事情：必不可少的复辟（“在10年内，也许是在5年内，法国要么实行君主制，要么完蛋……”）。(5)

如今，19世纪成了其他指控的枪靶，同时被讥笑为“郝麦先生的世纪”（进步主义的蠢事）以及（迷信的招魂术使用的）“灵桌的世纪”。一个死板的、夸张的、蒲鲁东式的、“黄道的－社会主义的”[1]（菲利普·缪莱语）、沙文主义、幼稚、“唉！雨果的”（安德烈·纪德语）……世纪。人们时下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经掩盖了集体期待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遗产、救世主降临说的乌托邦、美妙之城的允诺、必要的出逃路线和历史感。确实，19世纪充斥着上述一切。然而，对人类本性并不抱有夸大幻想的本书作者却无意掩饰自己对书中涉及的男男女女的敬佩，他们坚信以自由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与集体终会到来。从夏多布里昂、贡斯当的抨击性文章到举行起义的里昂丝绸工人的口号“要么劳动而生，要么战斗而死”，从里昂丝绸工人的歌声到根西岛流放者雨果的《惩罚集》，从雨果到瓦莱斯（两人均逝世于1885年），当思想似乎不再与历史亦步亦趋之际，那对自由的热爱便具有与日常生硬言辞——此种言辞是为了使日常事务运转流畅——不同的声音。

这并非一部依照某人提议来感化人，主角们作为和平天使将圣火代代相传的史诗。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遗产。

(1)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由波拿巴·拿破仑所建立。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第一帝国瓦解。——编者注

(2)le vol de l'Aigle，此处的“雄鹰王”是拿破仑一世的称号之一。——译者注（以下如无说明，均为译者注。）

(3)此处指拿破仑“百日王朝”（1815.3—1815.6）瓦解之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先后由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掌权，于1830年被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取而代之。——编者注

(4)此处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并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使政变合法化。——编者注

(5)郝麦（Homais），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无证药剂师，医术不精，但通过投机取巧、巴结权贵等手段使自己的药店生意红火。——编者注第一部分从“百日”到七月王朝的倾覆第一章三位历史的追寻者：夏多布里昂、贡斯当与基佐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朱安湾登陆。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之战爆发。

巴黎流传着一个消息：他回来了！1815年3月1日，已被对手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在贝特朗、康布罗纳与德鲁奥将军的陪伴下，率领600名亲兵抵达邻近戛纳的朱安湾。为了重新征服法国并向欧洲发起挑战，善于操纵舆论的拿破仑同时宣称要为他的军队复仇，并恢复通过大革命获取的自由。国民为之激动不已，而不安之感却在侵袭维也纳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君主与大臣正致力在令他们颤抖了23年的战争之后重建欧洲的王朝统治。

为了到达首都，皇帝没有重新登上罗讷河谷——因为在1814年4月由此出发前往厄尔巴岛时，他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敌意——而是取道阿尔卑斯山区的崎岖小路。途经的每一个市镇都对他报以热烈欢迎。1814年被反法联盟扶上法国王位的路易十八力图以大军对付拿破仑，结果却白费力气，因为这些部队已同拿破仑近卫队的老兵和好，军官们也已弃战。格拉斯、巴尔雷姆、迪涅、加普、格勒诺布尔，在这些城市中，人们的热情达到顶点——“从一座教堂的钟飞到另一座教堂的钟上，直至巴黎圣母院的塔楼”，“雄鹰王的翱翔”制服了众人。司汤达如是写道：“在从格勒诺布尔到里昂的路上，拿破仑在无法看到身边有任何士兵的情况下，行进了一大段路程。他的小型敞篷四轮马车经常被迫缓缓前行，农民们堵塞了道路，所有的人都想和他说话、触摸他，或至少看看他。他们登上他的车，骑上拉他的马，并从四面八方向他抛掷成束的紫罗兰或报春花。一言以蔽之，拿破仑[1]不断消失在人民的怀抱之中。”作为复辟王朝为巴黎设置的最后一道屏障，内伊元帅夸口要把“篡位者”送回“铁笼子”里，之后却在奥克塞尔市重投旧主。3月20日，拿破仑就寝于当天早晨已逃往根特的路易十八抛下的杜伊勒里宫。

与往常一样，由于多种预测皆有可能，每位占有权势或具有影响力的人都必须谨慎行事，掂量一番拿破仑或国内外的对手各有多少胜算。舆论众说纷纭，欧洲的君主们决心要抵抗厄尔巴岛逃犯。这一由难以置信的东山再起构成的著名插曲，将给浪漫主义的想象留下历史性的一笔，它持续了百来天（精确地说是110天），即从3月1日在普罗旺斯登陆开始，终止于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败。(1)

纵观自由在19世纪走过的漫长历程，拿破仑具有雅努斯的双重面目。一方面，他是所有自由之士注定会反抗的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对于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旧制度欧洲来说，他却是大革命的产儿。这种两重性由于1814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本身亦具有两重性而显得更加强烈，后者是由路易十八庄严地“赐予”法国人的《宪章》所确定的宪政体制，但是以国王弟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最虔诚的保皇主义者却坚持恢复旧制度。

对威武的偏爱、对荣耀的狂热、对伟人的膜拜，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遏制了对自由的热爱。一个有限的精英集团共享着对自由的热爱，居于前列的是渴望在没有审查的刀斧以及无须害怕官司缠身的情况下写作的人。其中的三人打算在一连串事件中，以各自的方式对待他们所处的时代，其中两人为作家（邦雅曼·贡斯当与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一人为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他们都仇视专制体制，偏爱自由的社会制度，但在故事开头的境遇却对比鲜明。邦雅曼·贡斯当的“百日”

邦雅曼·贡斯当极具政治头脑，他于3月19日在忠于路易十八的《辩论报》中以他的方式欢迎拿破仑光荣归来。他写道：“我曾以各种方式希冀自由，现在我已经看到它在君主制下是可能的，我看到国王站在国民一边。我不会当一名可耻的变节者，任由自己背弃一个政权投靠另一个政权，以诡辩掩盖无耻行径，为换取荣华富贵结结巴巴地说些亵渎之语。”尽管有这番值得以大理石竖碑立像的决心，意识到自己因发表过激言辞而身处险境的贡斯当，于3月18日在秘不示人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此指拿破仑）获胜并把我给抓起来，我将[2]性命难保。”于是，他预先采取对策。21日，他在美国驻法国公使威廉·哈里斯·克劳福德的府邸避难，接着取道通向旺代的驿站离开巴黎。25日，觉察到波拿巴主义者在南特地区势力强大，他只得返回巴黎。27日早晨5时抵达首都城门，但他决定暂不入城，留在色佛尔静观局势。28日，他遇到皇帝的亲信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知晓有人摇摆不定的将军，对贡斯当在《辩论报》上发表的文章闭口不谈，而是建议他给拿破仑写一封“公开的”信。这是一种合乎程序的归顺。贡斯当行动起来，于4月4日在《巴黎日报》上发表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的匿名文章，但人们很快便识破了作者身份。贡斯当在这篇文章中断言，从此以后将由拿破仑体现国民的意志（“正是为反对国民的意志，列强才行动起来进犯法国”）。

日子一天天过去，贡斯当等着拿破仑的反应。他在城里进餐，还(2)与塞巴斯蒂亚尼甚至是富歇、约瑟夫·波拿巴碰面。他心烦意乱，在对皇帝的畏惧以及激励着他的对朱丽叶·雷卡米埃的爱情（始于去年夏天的一见钟情）之间踌躇。拿破仑终于在4月14日接见他。他知道邦雅曼·贡斯当，丝毫没有无视后者已发表的那些反对他的言论，以及他于1814年在《论征服精神》中对“僭主”的痛斥。他也知道此人准备为了“达到目的”（arriver）——此乃贡斯当所用之词——而“出卖”自己。然而，为了对付路易十八以及聚集在维也纳的那些反动派，拿破仑需要以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盟友和保护者的面貌出现。因为邦雅曼·贡斯当是自由主义精神的化身，他的归顺不亚于获得千军万马，他的那支笔抵得上一支加农炮炮兵中队。此外，在里昂时，拿破仑许诺过一部宪法吗？贡斯当没有受骗上当，在3月31日与约瑟夫·波拿巴会晤后，他即在日记中写道：“意图是自由主义的，而实践将是专制的。”但这没有关系。4月15日，他为成为“自由主义意图”的笔杆子而感到高兴。皇帝请他拟定一份宪法草案，贡斯当接受了。他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不择手段：“我最终会达到目的吗？”

接见后的第二天，贡斯当带来了草案。这一草案未被认可！于是，他修改草案，并在4月18日向拿破仑进呈了一份新的。结果还是需要进行某些修改。19日，在第三次会面当中，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许多“宪政观念”被“采纳”。让其幸福至极的是，在同一天，他获悉自己在行政法院得到任命，该项任命在20日正式得到确认。自1795年陪伴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夫人到巴黎以来，他终于得到一个自己渴望的职位。

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相识于瑞士，对于银行家内克这个光彩照人的女儿和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子来说，瑞士可谓是被搞得一团糟的祖国。贡斯当出生于洛桑，其祖上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作为瑞士卫队上校之子（他的母亲在生他时去世），他辗转游学于欧洲多所大学，直至1788年父亲在不伦瑞克公爵那里为他谋得一个侍从的差事。在这个小小的德意志宫廷里，他遇到了年长9岁的米娜·冯·格拉姆。他虽然娶了她，但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之间的不和导致两人于1794年分手。他写道：“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所致。”这是他一生当中经常谈起的一件事情，类似于交代自己犯的错误。

在一次造访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在日内瓦附近的科佩城堡住所期间，贡斯当坠入了情网。她的言谈令他着迷。在其去世后才出版的小说《赛希尔》中，贡斯当借玛尔贝夫人这一人物对热尔曼娜做出了如下描述：“当我遇到玛尔贝夫人时，后者时年27岁（斯塔尔夫人时年29岁）。她个子不高，身材谈不上苗条，脸部轮廓不甚匀称，且过于分明，脸色也不怎么讨人喜爱，但她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非常漂亮的双臂。她的手略大，但白皙得非同寻常。她的嗓音极美，动作甚快，姿态有点男性化，声调极为柔和，这种声调在激动时以一种极为动人的方式时断时续。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初看时绝不会留下好感的整体，但当玛尔贝夫人说话并振奋起来时，即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诱[3]惑。”其他不少人亦证明了这种造就一位沙龙王后的“魔力”。

热尔曼娜·德·斯塔尔是银行家内克之女。这位曾在1789年获得无上荣光的路易十六旧臣，深得女儿的敬重。热尔曼娜在巴黎并非初涉社交活动的少女。她的母亲在巴黎操办着一个最有头脑的人经常光顾的沙龙。也是在巴黎，她在20岁时与瑞典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斯塔尔－荷尔斯泰因男爵结婚，由此轮到她来主持设在巴克街的沙龙。她在这一沙龙中捍卫立宪君主制的事业，反对共和派与旧制度的贵族。1792年9月发生的大屠杀迫使她与自己丈夫前往瑞典，接着又来到她父亲在科佩的城堡。从那时开始，她与自己从未爱过的男爵保持距离，花天酒地的后者挥霍妻子的嫁妆，耗费岳父的财产。斯塔尔夫人喜欢与有思想的人在一起，她本人亦自得于自己的智力、风趣、修养与活泼。对于她那位甚少出入沙龙的丈夫，她曾经这样说道：“你不喜欢我的朋友，而我没有他们就无法生活。活跃的谈话实属必不可少。”

贡斯当与热尔曼娜于5月抵达法国首都时并非无人关注。虽然他还无甚名气，但斯塔尔夫人不然。除了是前财政总监之女，热尔曼娜还通过前一年发表于瑞士的《对皮特先生和法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的思考》崭露头角，此文使她在英国议会得到辉格党资深政治家查尔斯·福克斯的赞赏。当然，事情并不仅限于此，她甚至于1793年就已经发表《对王后的审判之思考》。虽然听任父亲内克嘲笑她的文学抱负，将她戏称为“圣文具盒夫人”，但热尔曼娜不愿忍受她那个时代妇女的共同命运。她写道：“仔细观察社会秩序，你们将立即看到，面对一位意欲与男子平起平坐的妇女，社会秩序会全副武装，起而反对她。”因为在报刊上受到攻击，她立即在《涉外政治新闻报道》中用共和主义信仰回击道：“我真诚希望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在正义和人道的神圣基础之上，因为它向我显示出，在目前的局势下，唯有共和政[4]府能为法国提供安宁与自由。”很快地，她重新开办巴克街的沙龙，贡斯当则在一些报刊上开设专栏。当国民公会让位于督政府时，后者不断在雅各宾派与反革命派之间左右摇摆。在这种每个人都是怀疑对象的动荡时期，斯塔尔夫人被请求离开巴黎。贡斯当跟着她来到瑞士科佩。

对社会经常抱着一种讽刺态度的贡斯当被看作轻率之人，他总是抱有怀疑态度，及时行乐，但具有一颗敏感的心，这经常掩盖了他对思考的狂热。时年28岁的他（比女友小1岁）与斯塔尔夫人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原则。两人均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他们不推崇过去，而是信仰进步。他们的关键词不是“革命”——虽然他们对此怀有某种兴趣——而是“可完善性”（la perfectibilité）。对雅各宾主义、恐怖统治持敌视态度的贡斯当，同样是拥护旧制度者的敌人。在1796年冬天，他编写了一本支持督政府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塔尔夫人提供了一篇于1796年4月在瑞士发表的《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与赞同该政府的必要性》。这是一件大事。巴黎的《箴言报》重印这本小册子。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它，这本小册子还被译成德语。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正直之士”、尊重秩序者发出呼吁，这些人面对当时的社会动荡，可能被恢复君主制所诱惑。

对贡斯当来说，似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在那个4月，斯塔尔夫人对他倾注爱意。他欢乐地重新前往巴黎。不幸的是，在那里他无法获得法国公民的身份（这种“外国人”的身份将对其整个生涯产生影响）。尽管受到此事以及不可避免的敌视的困扰，贡斯当有段时期很走运。在内克的帮助下，通过投资国有财产，他在1796年11月获得一笔财产——邻近法国吕扎什的埃里沃的花园住宅，并使热尔曼娜重返法国。两人同心协力地写作，在贡斯当的乡间住宅接待来客，沉浸在女儿阿尔贝蒂娜·德·斯塔尔诞生带来的喜悦之中……1797年3月，《论政治反动》问世。贡斯当在这一论著中为大革命这一人类进步不可逆转的阶段辩护：“启蒙运动应当延续，人类应当受到平等待遇，接受教育，相继被死神吞没的每一代人都至少在其身后留下了标[5]示真理之路的明显痕迹。”至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她一方面致力于撰写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文学》，同时也没有失去对时事的兴趣，针对这些事件，她写了一本在生前未曾发表的著作《论可能终结大革命的当前局势》。两人都有同样的信念：应当确立一个建立在进步、自由和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稳定的共和国，一个必然是代议制的（我们不是处在一个瑞士的市镇之中）、根植于人民主权的共和国，还应当调整共和三年宪法，亦即督政府的宪法，尤其是要赋予行政系统更多的权力。

当“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终结督政府统治并使人接受执政府之际，邦雅曼·贡斯当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站到铁腕人物一边。难道这是自由精神的一时衰弱？确实，督政府无法再维持下去。它的内部出现分裂，受到左右两翼敌人的骚扰，靠反复进行政变苟延残喘，最终垮台。因为自意大利战役以来对波拿巴不乏好感，热尔曼娜与贡斯当几乎自愿地接受雾月的刀剑，他们希望“金字塔的征服者”成为“法国的华盛顿”，确立他们所期待的自由制度。机会终于来到他们面前！热尔曼娜重新敞开沙龙的大门。在情妇的支持下，贡斯当向督政府的成员之一、“雾月政变”的组织者西哀耶斯申请一个职位，但这一申请用的是自由的名义：督政官公民：

在解脱的消息最初唤起我的喜悦之情以后，其他思考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我过度重视这些问题，但我恳请您读一下：我相信，这一时刻对于自由来说是决定性的。人们谈到各种议院（元老院、五百人院构成了督政府的立法机构）的延期。在我看来，这一措施在当今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摧毁了用以抵挡这样一个人的唯一屏障，你们将此人与昨天那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日子联系在一起，但他对共和国更具威胁。他那份仅仅谈到个人及其归来的声明，使人期待由他来终结法国之不幸，这更令我确信，他在所做的一切当中只看到了个人地位的提高。然而，支持他的有将军、士兵、贵族阶级的群氓，以及所有热情地贡献力量的人。共和国拥有你们，这的确很重要。代议制不管是好是坏，都将始终为某个个人的方案设置一道限制——后者在试图篡位时，只能宣读这些必不可少的法令。

由于斯塔尔夫人懂得如何让贡斯当得到负责招揽人才的约瑟夫·波拿巴和西耶斯的支持，“来自莱芒湖的文人”邦雅曼·贡斯当得以进入立法机构之一，设立在罗亚尔宫里的法案评议委员会。热尔曼娜以此提携了邦雅曼一把。

这一任命在报刊上激起些许令人不快的评论：贡斯当不是一个外(3)国人、一个世界主义的沃州人吗？这无关紧要。他在接受议会政治方面的基础训练。贡斯当并非缺少勇气。自1800年1月5日就法律的形成发表首次演说以来，他明确站在反对当局的立场上。那一天，斯塔尔夫人在家中等待几位朋友。她叙述道：“我在5点钟收到10份解释为何没来赴约的便条。”对当局大献殷勤的报纸把贡斯当说成一个渴求荣耀之人，而某些人则（并非没有理由地）暗示，激励他发表这一演说的是斯塔尔夫人。波拿巴不会原谅他的行为。

这一插曲很好地刻画出邦雅曼·贡斯当这个人物。因为他公开表明所坚持的观念，所以纵然他是一名手段高明的钻营者，亦白费心机。人们可以说他已经具有毫不妥协的精神且能屈能伸，但在成为保民院成员后，他以紧张的工作为代价，并且冒着法国新主人及其奉承者敌视他的危险，捍卫他所珍视的事业——自由的事业：反对权与请愿权、新闻自由、司法形式的必要性。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波拿巴对这名忘恩负义者勃然大怒。1802年1月17日，20名保民院成员抽签决定他们的去留。第一执政促使参议院无视这一程序，在反对派当中选择该换下来的人，贡斯当就在这些被撤换者之中，与他一起下来的还有

[6][7][8]多努、卡巴尼斯和让－巴蒂斯特·萨伊。

与此同时，他刚刚与安娜·林赛——另一名女崇拜者朱丽叶·塔尔玛介绍给他的爱尔兰女子——断绝关系。作为一个有很多女人呵护的男人，贡斯当一直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维持关系，但后者却因可怕的脾气变得难以相处。1800年岁末，贡斯当在安娜的爱情当中获得慰藉。但是，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安娜渴望立即结婚，但贡斯当并不想与热尔曼娜一刀两断。热情之火缓缓熄灭。贡斯当回到工作中。他的财务状况处于可悲的境地，他卖掉埃里沃的地产，以便购置显然更为低廉的府邸——“牧场”。

斯塔尔夫人在波拿巴那里并未得到更多的好感：因为表达了对第一执政自由主义意图的失望，她的著作让上层感到不快。在波拿巴保留路易十四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模式之际，她发表于1800年的《论文学》显示出一位思想家要求文字独立的想法。在宗教领域，她反对签订于1801年的《教务专约》，因为该条约为天主教重新赋予力量，而在她这位新教徒看来，天主教与进步自由原则水火不容。贡斯当被清除出保民院一事，最终促使她投向反对派。她立即发出离开的信号，并于1802年4月底在病魔缠身的丈夫陪同下离开巴黎。在途中，斯塔尔男爵于5月9日死于波利尼的一家客栈。贡斯当与热尔曼娜在瑞士重新相聚。

10月，热尔曼娜接到最终的驱逐令。她的沙龙被第一执政的警察盯上，他们还怀疑她父亲内克的著作《关于政治与财政的最终看法》中注入了她的敌意，还有她与贡斯当的关系本身，统统使得她在当局眼中变得不受欢迎。她出版于1802年12月的成功小说《黛尔菲娜》，暴露了她的自由主义观念以及对因循守旧的社会不加预判的对抗。波拿巴发布政令道：“内克之女永远不得返回巴黎。”然而，热尔曼娜却试图哄骗波拿巴。她甚至向波拿巴的兄弟约瑟夫承认：“由于很想取悦他，我在他面前成了动物。”第一执政并不喜欢才女，但关心如何操纵舆论的他也害怕不向自己看齐的人才。在12年的时间里，贡斯当与热尔曼娜生活在半流放的状态之中：他们或聚或离，流亡于德国与瑞士之间，其间还曾匆忙进出于法国。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的决议在法国确立帝制，进一步扩大了贡斯当、热尔曼娜与已成为拿破仑一世的波拿巴之间的鸿沟。贡斯当曾参加的保民院在1807年被解散，拿破仑的自由决定权得到确立，并通过帝国军队对欧洲反法同盟国家取得的胜利获得巩固。

在父亲于1804年4月去世之后，斯塔尔夫人将科佩变成拿破仑反对者聚会的中心之一。除了贡斯当，她在此先后接待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及其兄弟弗里德里希，两人都是文献校勘家、文学批评家、《雅典娜》与后来的《欧罗巴》杂志以及德国耶拿浪漫主义团体的创办人。此外还有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德·西斯蒙第、自由派历史学家普罗斯珀·德·巴朗特（她与此人从此开始了持续5年之久的交往）、朱利耶特·雷卡米埃与倾慕她的普鲁士奥古斯特王子……世界主义的、欧洲的科佩社交界成了帝国知识界的反对派最引人注目的发源地。贡斯当和热尔曼娜两人致力于创作，他们互相争执，分开又重新聚首。圣勃夫写道，在协会里，他们才气焕发地互相比试，“这两人至少在精神上意气相投，他们肯定由此而相互理解。按照一些知情者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比他们在这个特定圈子里的谈话更高傲和令人着迷。在数小时里，这两人手持谈话的神奇‘球拍’，你来我往，在各种思想交锋中从未失过球”。

贡斯当曾经很想娶热尔曼娜，但是他的姓氏足以换取斯塔尔的“男爵夫人”称号吗？她曾经让这一称号大放光彩，难道愿意把它换成一个新贵的姓氏？于是，贡斯当尽其所能地逃离，相继在日内瓦、巴黎、洛桑等城市生活。他在10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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