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秦侠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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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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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胡志，秦侠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ISBN 978-7-117-18701-5
Ⅰ.①社… Ⅱ.①胡…②秦… Ⅲ.①社会资本－应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防治研究－中国 Ⅳ.①R512.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1102号人卫社官网 www. pmph. 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 ipmph. 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主 编：胡志 秦侠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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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并最终消灭艾滋病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在这场人与艾滋病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人类社会如何协调组织与个人的行动来提高全社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效率？成为艾滋病防治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艾滋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群的个人行为，但与经济、社会和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综合防治是目前应对艾滋病的最好手段。艾滋病的综合防治需要多种预防控制手段的结合，包括政府领导，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以及现有的有形防治资源的有效整合。如何建立政府领导、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多机构协调机制？如何鼓励社会各种组织的广泛参与？如何使现有的有形的防治资源得到更好的整合，发挥出更大的效力？人类自身如何利用社会关系与规范来提高抵御艾滋病传播？社会资本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由胡志教授及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经过缜密的科学设计、精心的现场调研、系统的资料分析，完成了这一创新性的研究课题，首次提出了将社会资本这一无形资源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观点，为艾滋病防治增添了新的思路和可行途径。现在呈现给读者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一书就是这一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让我们认识到不同于经典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的社会资本，其本质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并通过信任机制和组织制度等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和共享，促其在遏制艾滋病过程中，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产生更大的社会协同效应。
该书从微观层面阐述了普通人群、高危人群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个体水平的社会支持和联系、社会网络、信任水平等社会资本核心构成要素，以及与艾滋病防控工作效果的关系；从中观层面阐述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多部门和草根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社会资本的体现形式，特别是多部门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共同愿景等社会资本要素对于构建多部门合作机制的作用。草根组织，特别是针对特殊群体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男性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社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组织等，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的政府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国家水平的信任、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艾滋病防治政策等社会资本要素对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影响。
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我国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按照社会资本所属的不同主体，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要素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功能，并籍以探讨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开发的策略，尝试性地把中国化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相结合，为积极开发和利用这种无形资源，更有效地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此书的研究内容不仅理论视角新颖，而且紧密结合我国实际，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思维模式。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为广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者拓展思路提供新的知识和技术，也必将对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主任2014年2月前 言
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广为流行的科学语言之一，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卫生等领域。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特征，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社会资本与经典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不同，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并通过信任机制和组织制度等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和共享，共同发挥作用，产生更大的效力。
艾滋病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艾滋病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它不仅是一个作用于社会的问题，更是一个来源于社会的问题，是基于制度、组织、文化、社会环境、思想信仰等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而产生并加剧的问题。鉴于此，艾滋病的防治不能仅仅依靠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也会发挥作用，甚至起到有形资源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使我们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艾滋病防治领域成为可能，试图找到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之间的契合点，发掘出社会资本理论适宜艾滋病防治的核心要素，以新的能量注入并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使之成为在艾滋病防治及政策与管理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支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探索。本研究根据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特征，结合我国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按照社会资本所属的不同主体，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要素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功能，借以探讨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开发的策略。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第二章回顾了社会资本相关理论、社会资本与健康，以及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的关系；第三章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不同人群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关系；第四章探讨了多部门间的社会资本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第五章分析了国家层次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关系；第六章探讨了艾滋病防治领域不同层面社会资本开发策略。本研究在我国首次把社会资本理论应用到艾滋病防治领域，或将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一个新的防治理论与方法，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者提供一个学习、研究的新视野。该书是针对艾滋病发生发展的社会学特点编撰的，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专著。本书适宜读者人群为公共卫生、疾病控制、艾滋病防治、卫生管理等。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参阅并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性论文和论著并附于书后。在量表的研制中，承蒙留美学者刘宏杰博士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本团队的老师和我那些可爱的博士和研究生同学，他们不顾现场调查的艰辛，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深入到江淮大地不同的人群现场，去面对面调查和访谈艾滋病病人以及吸毒、暗娼和同性恋等各类相关人员。在资料检索与整理、研究论文撰写等方面也都表现出了她（他）们的聪颖和智慧。现在她（他）们已经毕业并工作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此书的出版也是对她（他）们辛勤工作结果的肯定，并蕴含着深深的谢意。
鉴于这项研究工作在国内可谓之一次破冰之旅，无疑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能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的素材或参阅资料，以推动社会资本在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望同道们不吝赐教。编者2014年2月Table of Contents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节 研究设计框架与内容第二章 相关基本理论概述 第一节 社会资本相关理论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第三章 个体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生活质量的关系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美沙酮维持治疗人群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五节 社会资本与流动人群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六节 社会资本与大学生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四章 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第一节 艾滋病防治领域组织水平的社会资本要素第二节 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第五章 国家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一、资料与方法二、研究结果三、讨论四、结论第六章 政策与建议 第一节 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策略第二节 本研究的创新与问题参考文献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一、问题的提出（一）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目前广为流行的术语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和政治家的言辞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社会资本”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卫生等领域。但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及其测量方法至今尚未达成一致认识。Kawachi等人通过系统评价发现，迄今为止，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定义在卫生领域应用最为广泛。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与经典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不同，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依赖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而存在，通过信任机制和组织制度等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和共享，从而降低社会交往中不可规避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社会资本不能取代有形的资本，但是能够有机地结合各种有形资本共同发挥出更大的效力。
社会资本的涵义相当广泛，它覆盖国家的宏观政策、组织机构的合作互助、居民的自愿参与，也包括全社会、全行业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它可以在宏观管理、机构改革、基层生活等多个层面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凡是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分配和利用，并能够为社会带来收益的社会因素与社会关系都可以看作社会资本。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定义社会资本的范畴，即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其中，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较为广泛的结构体系中的社会资本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环境等，它对社会网络的构建、人们观念的形成、行为的约束等起着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作用。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注重研究特定网络的结构化，以及该网络中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资源在此网络中的流动方式等，一般以特定的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则重在个体层面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包括对组织机构的信任、对网络内其他个体成员的信任、基于自愿基础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他人形成关系网络的广度和密度等。（二）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内在关联性
艾滋病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艾滋病因其流行迅速、高病死率和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性而被作为目前唯一由联合国专项机构协调控制的疾病。艾滋病在我国进一步流行的潜在危险性不容忽视，因此，加大防治力度、控制疫情的蔓延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
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它不仅是一个仅仅作用于社会的问题，更是一个来源于社会的问题，是基于制度、组织、文化、社会环境、思想信仰等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而产生并加剧的问题。因此，这些因素为我们把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艾滋病防治领域成为可能。我们试图找到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之间的契合点，挖掘出社会资本理论适宜艾滋病防治的合理的、核心的要素，以新的能量注入并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使之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艾滋病传播很大程度上与人群的个人行为、经济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综合防治是目前应对艾滋病的最好手段。艾滋病的综合防治需要多种预防控制手段的结合，政府领导，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以及现有的有形防治资源的有效整合。那么，如何建立政府领导、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多机构协调机制？如何鼓励社会各种组织的广泛参与？如何使现有的有形的防治资源得到更好的整合，发挥出更大的效力？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
微观层面而言，普通人群、高危人群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他们个体水平的社会支持和联系、社会网络、信任水平等社会资本核心构成要素，都会影响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效果，如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自愿咨询检测率、对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等。
中观层面而言，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多部门和草根组织本身就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社会资本的体现形式。多部门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共同愿景等社会资本要素对于构建多部门合作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根组织，特别是针对特殊群体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男性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社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组织等，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着政府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
宏观层面而言，国家水平的信任、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艾滋病防治政策等社会资本要素都会影响到艾滋病防治效果，如估计的全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估计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数、估计的艾滋病死亡数、抗病毒治疗覆盖率、预防母婴传播覆盖率等。（三）国内外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研究概况
社会资本理论与健康问题的研究雏形出现在1979年，Berkman和Syme进行了美国西南部某县人群死亡率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联系强的居民死亡率要比社会联系弱的居民死亡率低，这里的社会联系作为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包括婚姻状况、家庭关系、朋友联系程度、宗教参与和正式与非正式群组活动的参与。1995年，Kopp对匈牙利的20个社区12 640人进行了关于人群死亡率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正式将社会资本概念与健康相关研究联系起来，其运用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有：社会信任、市民互惠和社会组织。此后，卫生领域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涉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健康促进和自评健康等问题。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美国、俄罗斯、芬兰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和政策制定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在艾滋病预防中起到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作用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是Wohfeiler等人在圣弗朗西斯科开展的一项横断面调查，该调查发现男性同性恋人群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新发感染率下降主要归因于社会动员，活跃并且资源丰富的社区。消极作用方面，Mann和Tarantola的研究发现，社会成员加入高风险的小组如性工作者小组，可增加HIV感染的风险。社会资本和艾滋病的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调查，少见队列研究，并且研究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和非洲地区，亚洲地区的研究少见报道。分析层面多为个体层面，集体层面（村庄、社区、学校等）较少，国家层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其中国家层面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美国Holtgrave和Crosby教授对全美国进行的一项名为“社会资本、贫困和收入不均对淋病、梅毒、衣原体和HIV感染的预测”研究，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相关指标（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志愿精神、非正式社会交往以及信任）与艾滋病的发病率之间存在相关。
社会资本应用于我国健康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1999年，原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傅卫教授最早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卫生领域，即合作医疗筹资问题。傅卫指出，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更加紧密，比城市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定的经济利益驱动，就可以使农村社区组织起来，进行社区筹资，解决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筹集问题。国内卫生保健领域对社会资本理论开展系统研究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卢祖洵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目前，我国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应用于心理健康、自评健康、幸福感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卫生问题，尚未应用于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健康领域的社会资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课题组完成的文献荟萃分析显示：①社会资本在卫生领域的应用有限，对于一些重大的卫生问题尚未涉及，如艾滋病的防治；②实证研究较少，基本为横断面调查，缺少队列研究；③大多数为个体层面的研究，集体层面的研究较少；④仅限于流行病学层面的研究，尚未应用于相关策略研究。二、研究目的和意义（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据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特征，结合我国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分析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要素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功能，探讨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开发的策略。具体目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了解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现况，即微观层面（个体水平），中观层面（组织水平），和宏观层面（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现况。
第二，分析个体层面（普通人群、高危人群和艾滋病患者与感染者等）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知识、态度和行为）。
第三，分析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组织层面（多部门和草根组织）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
第四，分析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艾滋病防治领域，探讨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要素、环节和机制，促进社会资本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发挥作用。
第一，加深人们对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关系的理解，推动人们对艾滋病防治的深层次理论思考，填补我国艾滋病领域社会资本研究的空白。
第二，发掘并有效利用潜在的社会资本这一无形资源，弥补艾滋病防治领域有形资源的不足。
第三，促进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的有效整合和合理分配，降低防治成本，提高防治效果，从而实现艾滋病综合防治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节 研究设计框架与内容
本研究根据社会资本所属的主体不同，从微观层面（个体水平）、中观层面（组织水平）和宏观层面（国家水平），系统研究不同层面社会资本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各要素对艾滋病防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通过专家讨论，提出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的策略。研究的总体设计框架见图1-1。图1-1 研究总体设计框架一、研究内容
针对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微观层面——个体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主要研究了大学生、女性性工作者（暗娼）、男男性行为人群（男同）、美沙酮维持治疗人群、流动人群和艾滋病病人与感染者的社会资本现况及其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二）中观层面——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主要研究了省级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和成员单位，以及草根组织。采用问卷调查法、关键知情人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多角度研究上述组织的社会资本现况、社会资本开发和利用存在的问题、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的关系及其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三）宏观层面——国家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治
主要通过能够获得的既往统计资料，分析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指标与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关系。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指标主要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艾滋病防治效果指标包括HIV感染率（15～49岁）、女性安全套使用率（15～24岁）、抗病毒治疗覆盖率、预防母婴传播覆盖率、男男性行为者安全套使用率、注射吸毒人群安全套使用率。（四）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策略研究
基于上述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果，通过专家讨论，从国家、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系统阐述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策略。二、本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概念
在借鉴林南、孟庆跃、卢祖洵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的基本特征，本研究将MSM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定义为MSM拥有的关系网络以及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表现为组织参与、信任、朋友网络和社会支持。组织参与属于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反映了MSM参与组织的数量、参与组织和“社区”活动频率（这里的社区是指MSM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朋友网络也是属于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是MSM人群社会网络的核心构成部分，考虑到MSM人群交往的隐蔽性，本研究重点测量了MSM人群的朋友网络规模和构成，这与其他两类高危人群的社会网络测量不同。社会支持反映了MSM动员资源的能力，主要指有形的经济帮助和无形的精神支持。信任属于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对熟人的信任和专业人员的信任）。（二）组织水平的社会资本概念
本研究借鉴柯江林等人开发的团队社会资本量表，结合我国成员单位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现况和存在的问题，将组织水平的社会资本定义为：组织机构通过合作关系网络运用艾滋病防治工作资源的能力，表现为组织机构间的信任、网络与参与、规范和共同语言等。网络与参与是指组织成员间的联系频率，以及组织成员间非正式合约关系（情感方面）情况。规范主要指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起来的奖励和惩罚制度等。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主要是指对组织成员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力的信任情况。共同语言是衡量组织成员对艾滋病防治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认同情况。共同愿景是指组织成员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标及使命的认同。（三）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概念
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测量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由于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定量测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者大多使用二手统计数据分析他们关心的问题。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目前学者们所用的数据大多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或最新的欧洲社会调查（ESS），这两个数据库为进行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大多数学者将信任和组织参与看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量。如Knack和Keefer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了29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emih等人通过使用了欧洲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创新和人均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国学者潘峰华等人使用世界价值观的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差异的关系。温晓亮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的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研究少见报道。
本研究将“信任”和“组织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核心指标，分析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对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影响。三、本书的框架结构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
第二章系统回顾了社会资本相关理论、社会资本与健康特别是艾滋病问题相关的文献。这一章首先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较系统的梳理，重点论述了社会资本内涵和功能以及社会资本理论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
第三章在现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即个体水平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不同人群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关系。本章首先从“网络”的观点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然后开发了社会资本测量问卷量表，并对不同人群应用社会资本问卷的信效度进行了测量，重点在于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在不同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这一章的不同人群是指在校大学生，高危人群选择了暗娼、男同、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人员和流动人群。
第四章首先界定了组织水平社会资本构成的核心要素，然后系统评价了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多部门合作存在的问题，接着在问卷调查和关键知情人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多部门间的社会资本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最后对“安徽江淮同心”工作组和萧县孙圩子乡“社区卫生关怀救助小组”开展了典型案例分析，分析草根组织在艾滋病防治效果中的作用和功能。
第五章主要是利用第五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55个国家（地区）的数据（信任和组织成员身份），分析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水平与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关系。
第六章在上述研究和专家座谈的基础上，探讨艾滋病防治领域不同层面社会资本开发策略。第二章 相关基本理论概述第一节 社会资本相关理论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社会资本已经在学术界广泛流行。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巨大的解释力已超出了学术领域。因此，有学者这样评述：几乎没有几个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够像社会资本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这样多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新资本形式受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关注，从多个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据一项不完全统计，西方涉及“社会资本”这一关键词的文章，1981年前只有20篇，1991～1995年上升到了109篇，而1996～1999年就有1003篇，2000年以来又有成倍增长。在文章和书籍中公开引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数量从1991年的2次逐渐上升到2006年的443次。
1916年，汉尼凡在文章《农村学校的政府监督员》中第一次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解释了“农村地区完全缺乏社会资本”的情况。经济学家洛瑞（Loury）首次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说明它作为一种资源在家庭和社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逐渐开始发展并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主要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南（Robert Putnam）这三位学者建立起来的。无论后来学者如何使用社会资本进行相关研究，基本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大多数学者认为，布迪厄是在社会学领域最早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描述的学者；科尔曼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者；普特南被则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多学科研究焦点的学者，他在这一领域具有无可争辩的地位。此外，世界银行于1998年在其网站上开设了社会资本专栏，对推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国家，甚至被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国内学者也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深入研究。
虽然社会资本理论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社会资本理论也有其局限和困境。根据本课题研究目的，本章在介绍三种经典的社会资本理论观点基础上，也对美籍华人林南的社会资源观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一、社会资本理论概述（一）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Bourdieu，1986）。即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它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Bourdieu，1997）。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提供保证。姜振华等指出，布迪厄强调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包含以下三方面涵义。第一，能够带来利润的关系网络并不是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等自然赋予的，它必须通过某种投资策略来对亲属关系、工作关系等群体和组织关系进行象征性地建构而形成，通过对这些关系网络进行制度化地建构来加强；第二，这种关系网络是通过有意识的投资策略而形成的持久性的关系网络，在被制度化地建构之后，它已从变动不居的偶然联系变为具有稳定联系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可以获得收益的可靠资源；第三，这种关系网络是一种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其形成和维持需要通过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
布迪厄明确了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有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规模。一般认为，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布迪厄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语境中，其分析也是最为精炼的，但在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他的理论却被忽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社会资本论著主要用法文出版，并湮没在浩繁的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不无关系。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不把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Bourdieu，1990）。布迪厄的局限主要在于“在最终的分析中，把每一种类型的资本都化约为经济资本，忽略了其他类型资本的独特效用“（Bourdieu，1986）。（二）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科尔曼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全面而系统论述的社会学家。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他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形式、特征以及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的过程。他在吸收、借鉴布迪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更为宽泛。如果说布迪厄是从微观层次上从工具性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科尔曼则从中观层次定义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定义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理解，真正开启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
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某些行动”（Coleman，1990）。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Coleman，1988，1990）。因此，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体及共同体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他们由那些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某种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以及权威关系。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定义，其研究试图实现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过渡。首先，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不仅是从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行动取向明确的个人，而且还是追求整合与效率、力图达成集体行动的组织、社会与国家。科尔曼既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国家与国家、社会与社会之间信任程度、社会发展、社会规范、社会团结与社会动员、政治模式等差别，有用它来解释组织的运作、发展以及个人的社会化、各种目标取向明确的社会行动。但科尔曼并没有从不同层次分析社会资本的形式及特征，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其次，科尔曼认为大多数种类的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资本往往是组织、社会等共同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个体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机体行动的达成。科尔曼更倾向于讨论组织、社区等共同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因此，可以看出科尔曼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科尔曼提供了对社会资本更宽泛的理解，社会资本不仅作为个人利益增加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各学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是一个相当有发展潜力的理论生长点。但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第二，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正如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的，他的界定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大开方便之门。第三，社会资本形式的划分相当混乱。五种不同的形式处于不同抽象层次，属于不同范畴，彼此间很难建立起清晰的逻辑联系，并且彼此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内涵。（三）罗伯特•D•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概念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倡导这一概念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1995年，普特南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不断下降的社会资本》是随后5年引用率最高的一本书，也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职业的起点。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这一概念不仅从范围上包括了社会学视角的社会网络，而且也将信任、各种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率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如互惠性、合作等包括进来。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资本与人们所称的“公民美德”密切相关。他说：“一个以普遍的互惠性为特征的社会比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更有效，正如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在普特南看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此外，普特南认为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中，其生活和工作更为容易。他甚至提出，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与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
普特南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建立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的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结合大量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当今美国的社会资本状况及其意义。普特南所使用的测量是一种综合的指数，它是将个人的反应以及聚合数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14个指标，分别置于5个相对主观的“维度”之下形成的某种平均值，这五个相对“主观”的维度分别是：对社区组织生活的测量，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测量，对社区志愿者的测量，对非正式的社会性的测量和对社会信任的测量。普特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他指出，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实现较低的犯罪率、更高的经济繁荣、更高水平的健康和幸福以及更成功的教育。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普特南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联外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聚内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前一种是在团体外产生，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寻求不同社会类别的人进行结合；后一种是在团体内产生，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强调本群体的身份性和同一性。
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也有一定局限。首先，普特南尽管也讨论了社会资本的不良结果问题，但总的来说，他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有益方面。甚至认为，凡社会资本都是好的，显然有失偏颇。其次，波茨指出普特南观点的致命问题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最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比如，单身俱乐部、职业培训、社会福利服务和幼儿服务等。（四）林南（Lin Nan）的社会资本理论
部分学者认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独树一帜。他在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基础上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嵌入性）、机会（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
林南把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也被组织及其代理人视作这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摄取资源的能力。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
林南（1999）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首先，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其次，社会资本的摄取和动员；最后，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资本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两种，这种分类类似于波茨的工具性行动和完善性行动的分类。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能有三种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对情感性行动而言，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情感性回报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
虽然林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同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强调了个体在社会资本形成与利用中的作用，这个定义又表现了鲜明的特点。林南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不仅同集体主义方法有了明显区别，而且还因此同经济学发生了直接联系。林南一向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同资源、回报、效益、选择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同经济学发生更直接的联系。林南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研究社会资本，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局限，但并非否认社会层面上的研究，而是试图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建立在更真实、更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上。与林南的原则和视野不同，科尔曼、普特南和布迪厄坚持在团体活动或集体关系中考察社会资本，这表现了他们对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学主义”原则的坚持。但是问题在于，不把集体团结、群体互助、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等同个体行为联系起来，仅仅研究这些社会现象本身，就会像社会唯名论所指责的那样，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推论中。应当肯定，林南在坚持个体选择行为这个出发点的同时，也顾及了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素的思考。换句话说，林南是在行动与结构的统一关系中研究社会资本问题。不仅吸收了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的成果，而且克服了关系论、功能论和集体论等方法论的局限，使社会资本研究进入了新的理论境界，对于在中国开展社会资本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第一，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是存在问题的：是否那些“不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的投资”就不是“社会资本”了呢？虽然社会行动多数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选择论的沼泽。事实上，社会行动有别于经济行动，前者往往引起非预期后果。此外，那些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显的社会资本投资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后果。第二，林南主张“开放网络更能带来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一命题在工具性行动中得到了验证，但不能有效地解释情感性行动。二、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将分析的层次划分为个体和群体（或组织）；另一种是将分析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一）个体和群体的分析层次
以林南、博特和波茨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社会资本是个体层次上的，即个人通过运用社会资本，如何摄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获得工具性行动中的回报和保持情感性行动中的收益。也就是聚焦于：①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②个人如何获得嵌入于关系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
以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为代表的学者集中研究社会资本在群体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他们关注：①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作为其集体资产，这些集体资产的特征对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有效的，不管它的成员实际获得的是什么，都对这些资源有所供给或存在风险；②这些集体资产如何增加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他们关注于探索集体性社会资本创造和维持的要素及过程，以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规范、信任、制裁和权威等是群体的社会资本得以创造和维持的基本要素。
不管从社会群体层次还是个人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学者们都承认网络成员的互动使社会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成为可能。（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布朗（Thomas Ford Brown）和特纳（Jonathan H. Turner）将社会资本的分析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布朗指出：“几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互相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布朗在系统论视野下研究社会资本，为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消失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布朗指出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如亲缘、学缘、地缘。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所需资源的潜力，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微观社会资本有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网络的结构化，社会网络中自我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其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形成的途径。它以非正式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存在，强调个人、企业、社区、团体等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社会资本为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资源交换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产品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增进了合作，减少了风险，有利于地区网络的形成。所有以组织作为对社会资本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都属于这个层次。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这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关心的是形成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社会资本网络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叠的系统中，这些宏观制度有可能决定社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在这个意义上，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都可以归到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范畴中。
无论是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还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分析社会资本，不能在不同层次间随意变动，并做所谓“自由的”讨论，必然会造成理论和测量上的混乱。三、社会资本测量
卡普兰曾将测量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事物，另一类是不能直接观察，但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观察的事物，第三类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建构，它产生于观察，但无法被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中观察到。社会资本应属于第三类。
要进行社会资本的定量研究，对他的测量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般需要通过一定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方式，把社会资本转化成一系列可度量的指标。不同的社会资本概念导致了不同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可分为“集体”和“个体”两种，或对应于“宏观”和“微观”。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联结和规范这几个方面。而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个人网络中蕴涵的资源进行测量。（一）个体水平社会资本的测量
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公共性质，但又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可作个体性解释的具体描述。正是由于科尔曼个人的巨大影响，今天的社会学家更喜欢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而不是从集体这个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解释。
对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使用较多的仍然是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测量。目前，研究者主要运用“个体中心网络”（ego-centered network）分析方法。个体网络可以视为整体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局部，它考察的是以每一个被研究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度量个人可调用资源总体的方法有网络成员生成法，其中包括：提名生成法，即根据研究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位置生成法，即假设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形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该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一是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这种分类方法最早由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后被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二是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具体分为“信息”（information）和“影响”（influence）两大类，“信息”指的是个人可以从网络中获得对自己行动（如找工作等）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个人可从网络成员那里得到能直接帮助自己达到行动目的的实质帮助；三是关系人的特征，关系人指的是能够在个人的行动过程中为个人提供各项资源的网络成员。对关系人特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社会资本利用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已成为一个经典命题，他指出由于弱关系更可能带来异质性的信息，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比强关系更有力。虽然后来研究者们对此命题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普遍认为，关系人的关系强度构成了社会资本度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林南（1999）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韦恩•贝克运用社会人际测量方法来观察社会关系网络，进而评估个体社会资本。他提出了四个测量指标：网络的结构、规模、成分、侧重点。
国内学者边燕杰从网络规模的大小，网络顶端的高低，网络位差的大小和网络构成来测量社会资本。张文宏（2004）在研究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时，从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角色关系种类、异质性、趋同性几个方面对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二）集体水平社会资本的测量
从集体水平测量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资产的集体特征。集体可以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国家。托克维尔、涂尔干、普特南、福山等研究者从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测量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集体特征。Grootaert和Thierry认为，社会资本的度量要从六个角度进行：协会中成员关系的密集程度；成员关系的内在异质性（如年龄、性别、教育和信仰等）；集会参加情况；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度；到期应付情况和社群的定位。德•席尔瓦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8个主要的维度，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美国哈佛大学的卡瓦奇等在其研究中也回顾了33篇文献，发现这些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测量维度包括：（不）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缺乏）社会支持、志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
现有的中文文献表明，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的个体层次，集体层次即社会或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非常少见。赵延东等就西部城乡居民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胡荣等人在Putnam理论的指导下对社会居民的社会资本开展了研究，桂勇、黄荣贵从8个维度、32个指标在上海的50个小区开展了调查，8个维度分别是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本节介绍了社会资本测量中常见的几个要素的度量，分别是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
信任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之一，研究者对信任的测量主要分为对一般人群的信任、对朋友、亲人等关系较亲密的人的信任、对特殊群体的信任，如政府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与居民关系密切的职业人群。A. K. Forsman等在北欧的一项研究使用对朋友、邻居的信任作为信任维度的测量，结果显示为信任水平越高焦虑的发生率越低。Winnie Yip等在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研究较为容易测量的维度，也是研究中最常见的社会资本要素。社会网络的测量主要通过对研究对象社会交往规模的大小，亲戚、朋友的数量来进行测量的。也有研究者对交往中人群的职业层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量。基于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的观点，他们将受访者交往对象的职业层次作为除网络规模大小、亲密程度等指标之外的重要指标。通过对受访者交往人群的职业数量、职业层次等来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测量指标，考察受访者所拥有社会资源量。
互惠也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虽然学者在理论上给予了较多重视，但实证研究中互惠维度的测量相对于信任、网络等的测量较少。Paul M等通过3个问题来对互惠维度进行测量：①如果一个项目不能直接惠及你的邻居，但是对社区里其他人会有帮助，你的邻居是否愿意在这个项目上花费时间？②如果一个项目不能直接惠及你的邻居，但是对社区里其他人会有帮助，你的邻居是否愿意捐钱来支持这项活动？③如果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社区，如停水、停电等，谁会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凝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维度，Sampson等认为应包含邻里关系、居民互助精神、居民之间共享的价值观等。他用5个问题作为衡量社会凝聚的指标：①社区里居民关系的紧密程度；②周围的人是否愿意去帮助邻居；③社区里的居民相处是否融洽；④社区里的人是否具有相同的价值观；⑤社区里的居民是否值得信任。
世界银行作为第一个专门研究社会资本的官方机构，组织了各领域相关专家研制出社会资本的两套测量量表，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测量社会资本，分别是《社会资本测量工具》（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CAT）和《社会资本综合测量量表》（Measuring Social Capital——An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从测量的对象出发，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对家庭社会资本测量、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测量以及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了社区特点、基础设施建设、人员流动性、教育、健康、环境问题、农业发展（农村地区使用）、社区支持等8个维度，合计142个条目；家庭社会资本测量包括居住特点和家庭成员信息、家庭成员关系图、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等4个部分，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共有7个维度52个条目。组织社会资本测量内容包括：领导、参与、组织文化、组织能力和可持续性等4个部分，共计28个条目。《社会资本综合测量量表》从目前公认的社会资本要素出发，包括集体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和合作、信息和交流、社会融合以及授权和政治行动等5个维度共计95个条目，由于条目较多，又简化了一个含有27个条目的核心问题库。
总之，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往往也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没有评估测量工具效度，测量不够全面或者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对应。并且，对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多，但对宏观层面的测量指标的研究却显得非常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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