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立志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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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古鉴：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试读：
自 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是连续的，社会在发展运行过程中依然保持着很大的惯性，许多现实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可以视之为警、明之为鉴。
品读历史，会感到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或多或少给后人以启迪、警示和智慧。清代诗人龚自珍云：“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意在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来治国理政。司马光主纂《资治通鉴》也是这个目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犹如一面镜子，后人可对照借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言：“如果你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你从问题开始，必将以肯定结束。”本书以强烈的问题导向，力求对36个历史人物进行深刻细致的剖析，用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语言阐述历史镜鉴与启示，以古鉴今，以事说理，触发党员、干部深层次的思考与领悟，不断提升领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何如早散桥仓粟，结取臣民亿万心
◎商纣王攻克东夷，奠定中国统一的最初规模，功不可没，可是后来德政衰败，骄奢淫逸，消磨了斗志。从妲己之言，作新淫之声，制炮烙之刑，剜比干之心，凭借暴力维持统治，结果众叛亲离，亡于“淫虐”，其历史教训尤为深刻。
商朝以商汤开国，奠定了商王朝发展的基础，中间经盘庚、武丁等明君“中兴”，商王朝走上鼎盛，传到第31代君主纣王，共延续500多年之久。周大夫王孙满说：“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帝乙死后，帝辛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商纣王。纣王相貌英俊，才思聪敏，能言善辩，文武双全。史书上说纣王力大无比，能托梁换柱，甚至能“倒曳九牛”，而且才识卓异，深谙韬谋，能征善战。
纣王即位后，亲自率领大军，多次征讨东夷。东夷不是一个统一的部族，而是许许多多小部落的总称，比华夏族落后得多。在战场上，纣王往来冲杀，一人能对付好几个人，吓得东夷人一看纣王的旗子就赶快掉头逃命。纣王指挥商军一直打到长江下游，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
纣王平定东夷，打通了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使得两个地区的民族来往密切了。东南一带的人们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了生产。最早开发我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时，纣王是有过贡献的。
纣王理应大有作为，但他的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他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用7年时间在朝歌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鹿台。它比夏桀留下的瑶台还要富丽堂皇，朝歌远近的景物尽收眼底。
纣王“酿酒为池肉作林，深宫长夜恣荒淫”，让男女们裸身嬉玩追逐，作奇技淫巧以悦之，使师涓作新淫声，观北里之舞，听靡靡之音，尽情享受。
商代刑法繁多，《吕氏春秋》说商代有“刑三百”。纣王为了逗美人妲己开心，新设了“肉醢（hǎi）”“炮烙”等酷刑。肉醢即把人剁成肉酱，炮烙即在铜柱下烧火，让人走在烧热的铜柱上，人的脚被烫到就会掉下铜柱被火烧死。纣王宠爱的妲己看了这惨无人道的场面，竟然仰天狂笑不止。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残杀无辜不计其数。
纣王还远贤近谗，将阿谀奉承的费仲、惯说别人坏话的恶来视为心腹并提拔重用。
纣王如此荒淫残暴，不是没有人规劝他。史书上多次提到微子、箕子、比干劝说纣王停止淫乱的行为，这三个人被孔子誉为“三仁”。
微子是纣王的兄长。他当然不愿商王朝灭亡，眼见商衰周兴，心如火焚，数次劝谏纣王。纣王不听，仍然肆行无忌。微子说：“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离开纣王隐身而退。
太师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他很有识人的睿智和敏感，能从人的生活细微之处觉察到人的变化。有一天，纣王说他不喜欢用粗陋的餐具了，让属下给他做一副贵重的象牙筷子，引起箕子的深深忧虑。箕子由此事推断纣王今后必然要用犀玉酒杯，必然想得到远方的奇珍异宝，必然不会再吃粗粮饭、不愿穿粗布衣裳，就会逐渐奢侈淫逸。于是箕子多次给纣王提意见，希望他不要追求奢侈淫逸的享受，向他提出治理国家的主张和办法。
纣王根本不接受。有人劝箕子也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箕子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于是散开头发，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奴隶，受尽屈辱。就这样也没逃脱纣王的魔掌，被囚禁起来，直到武王伐纣灭殷以后才被释放。
比干被纣王任命为少师，他也是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建造高大的鹿台，沉湎酒乐，苛政暴敛，而周文王势力渐大，非常忧虑。他叹道：“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国君有过错，臣子不劝谏，那是不忠；怕死而闭口不说，那是不勇敢；用自己的生命去劝谏，这才是最忠诚的表现啊!
比干抱定这一信念，一连三天向纣王进谏，直言批评他的暴虐。纣王责问道：“你依仗什么，竟敢如此大胆妄为？”比干从容答道：“修善行仁，靠的是做事正确。”纣王恼羞成怒，吼叫道：“照你这样说来，我是一个昏君，你则是一位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脏都有七个孔窍，今天我要把你的心剜出来，看个明白！”说罢，便命武士将比干剖腹剜心，细加端详。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就这样惨遭杀害了。屈原在《天问》中诘问：“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有何悖逆之处，而至于遭受压制打击）？”
比干的惨死，震动了朝廷内外。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百姓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四处逃亡。
早已等待时机的周武王起兵伐纣。牧野之战，大败纣军。纣王踉跄地爬上鹿台，见众叛亲离，一队周国士兵正举着大刀，呐喊着向鹿台冲来，自知死期已到，便穿上宝玉衣服，自焚于鹿台，结束了一生。【评 点】
商纣王与夏桀王的性格和命运惊人地相似。商纣与夏桀被后人列为暴君的典型，后人并称他们二人为“桀纣”。商朝末年的政治状态，再现着夏朝末年的腐败图景。
公元前1075年纣王继位，当时商朝开国已经500多年了，国力雄厚，物阜民丰。他继位之初，也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尚能励精图治，功劳很大。毛泽东在评价纣王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功绩归功绩，罪过归罪过，不能因为他后来犯了错而否认他先前的功绩，也不能因为他前期的功绩而隐去他曾做过的坏事。
古代确有这种情况：胜利者往往把失败者描绘成民贼独夫，以证明己方的仁义与正确，以利于巩固统治。孔子的学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的不善，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过分吧。子贡认为是后世把天下的恶名都归到纣王身上了。孟子在《公孙丑上》中也说：纣王执政时，因为距离贤君武丁的年代并不久远，当时的良好民俗、先民遗风、仁慈的政治传统等都还保留了不少。
说美貌倾城的妲己导致商纣王败亡，过于片面，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战争的胜利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生活上荒淫腐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倒行逆施。
历代许多君王刚愎自用，掩盖自己的过错，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身边会集一批溜须拍马之徒。如夏桀横征暴敛，拒绝臣子关龙逄之谏；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劝告，反而听信谗言杀害忠良；金朝完颜亮“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而商纣王也是这样的。
最初，纣王还算比较贤明，也能听进比干等一批忠臣的劝诫。但自从亲近奸臣，他的生活便开始变得荒淫无度、骄奢糜烂了。“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唐·吴兢《贞观政要·君道》）——出现骄纵淫逸的苗头，发展下去，必定踏入使国家危亡的境地。
历史上因奢靡而亡国丧身或被赶下台的统治者，不胜枚举。禹教民有方，却教子无道。禹的孙子太康继承了王位以后，奢靡成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记载：太康身居高位却不理政务，放纵享乐而丧失德行，沉迷游猎而没有节制，民众都怀有二心。多行败德毙自先，太康奢靡败家国。
商代后期，纣王荒淫暴虐，耽于酒色，滥施淫威，劣迹斑斑，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消磨了斗志，恍惚于靡靡之声，流连于奇珍异宝，放荡于“酒池肉林”。“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范祖禹）司马迁评论纣王：“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纣王根本不听那些正直的大臣的进谏规劝，反把他们施以炮烙或折磨致死，导致贤臣越来越少。
纣王在统治的后期，暴虐凶残，重刑厚敛，杀害忠良，失掉民心，众叛亲离。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战争，无法回师，军事部署失衡；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加上商军许多部队倒戈，周武王乘虚而入，结果落得国破身亡。
酿酒为池肉作林，深宫长夜恣荒淫。何如早散桥仓粟，结取臣民亿万心。——〔宋〕王十朋
藐视下级的忠告是愚蠢的，首先应当考虑下级提出的是怎样的忠告。——〔俄国〕克雷洛夫
只知一笑倾人国，无端烽火烛穹苍
◎西周的灭亡，主要是西周末期几代统治者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昏聩混乱所致。“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周幽王，为博取爱妃一笑，竟视国家安危为儿戏，乱举烽火，戏弄诸侯，落得个国破家亡，没有了江山，也没保住美人。
周宣王姬静继位以后，励精图治，周王室权威恢复，四夷咸服，史称“宣王中兴”。可是，周宣王到了晚年，开始沉湎于酒色，懒于治理朝政。他的儿子姬宫湦继位，即周幽王，是西周王朝的第12任君王。
周幽王（？—前771），是个亡国之君。他继承王位以后，由于连年旱灾，加之地震、山崩，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国力衰竭，动荡不安。周幽王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妃包围之下，失去了起码的清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使西周王朝迅速走向衰败。
周幽王是个无道的昏君，只知道吃喝玩乐，打发人四处为他寻找美女，荒淫无度，常常几个月不理朝政。大夫褒珦听说后，就急忙入朝，劝说幽王：“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将褒珦关进监狱。
褒家的人想了许多法子，设法营救褒珦，都没有成功。后来，褒珦的儿子洪德巧遇绝代美人褒姒，回家对母亲说：“当今天子荒淫无道，正在四处搜罗美女。若将褒姒买来献上，以救父亲出狱，这是散宜生救文王出狱的计策啊。”
母亲同意后，洪德不惜财帛，用百金买来褒姒，香汤沐浴，教以歌舞，进献幽王，投其所好。幽王见褒姒国色天香，四方贡献不少美女，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顿时欣喜若狂，当即赦褒珦出狱，官复原职。
褒姒原是孤儿，身世比妺喜、妲己更为离奇曲折。她的忧郁症很重，宫廷里无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楚。幽王得了褒姒，宠爱有加，与褒姒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不理朝政了。
为了博取褒姒的欢颜，周幽王竟头脑发昏地下诏废除正宫申王后，将她囚禁在冷宫，册立褒姒为王后。太子姬宜臼愤恨不平，找幽王理论，幽王一怒之下，废黜太子为庶人，将褒姒生的儿子伯服立为太子。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周幽王随个人好恶任意更替，于礼大谬，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普遍不满，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周幽王将政务推给奸臣虢（guó）石父和尹氏管理，重用七个怙恶不悛的小人为执政大臣，结果是“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喜欢阿谀奉承的周幽王，讨厌逆耳忠言，致使大臣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的大臣干脆离开京城。周幽王还贪得无厌，加重剥削，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周幽王的昏庸残暴还表现在“烽火戏诸侯”上。褒姒是个平民百姓的女儿，入宫后常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不愿以身侍奉这位无道的昏君。她虽然美若天仙、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老皱着眉头，进宫三年，谁都没见她笑过一次。周幽王觉得，这样的人笑起来岂不更加好看吗？周幽王为了博褒姒一笑，竟然悬赏求计：有能致褒姒一笑者，赏黄金千两！
善谀好利、专会出鬼主意的虢石父，为了讨好幽王，献上一计：“当今天下太平，烽火台很久没有使用了，不如点燃烽火（古代的警报系统），叫诸侯们上个当，扑个空，娘娘在烽火台上观看，一定会笑的。”
幽王眯着眼睛说：“此计甚善！”乃同褒姒并驾前往骊山，至晚设宴骊宫，传令举烽。
此时大臣郑伯友正在朝中，闻命大惊，急至骊宫奏曰：“烽火台是先王所设以备缓急，所以取信于诸侯。今无故而点燃烽火，是戏弄诸侯也！以后倘若有不虞，即使举烽，诸侯必不信矣。将何物让诸侯发兵以救援哉？”
幽王一心只为博得美人灿烂一笑，不耐烦地说：“今天下太平，何事征兵！朕今与王后出游骊宫，无可消遣，聊与诸侯为戏。他日有事，与卿无与！”遂不听郑伯友的劝阻，命人点燃了烽火，与褒姒在望边楼欢宴。
各路诸侯看见狼烟四起的警报，股股青烟直冲云霄，误以为外敌入侵，天子蒙难，赶紧带兵星夜兼程地前来救驾。诸侯们云集骊山脚下，风尘满面，却没有敌寇的踪影，人马交错，乱作一团，不过虚惊一场。褒姒站在高台上，看到这个狼狈滑稽的场面，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诸侯们发现这是个恶作剧，上了大王的当，一个个怒气冲天，掉转马头，各回驻地。幽王非常得意，当即赏赐虢石父一千两黄金，并任用其为卿。民间传为“千金买笑”。
申王后受到迫害，太子宜臼只好逃到他的外公——申国的国君申侯那里躲藏。申侯对幽王充满怨恨。幽王得知后，于公元前772年兴兵讨伐申国，企图杀掉宜臼。申侯联合鄫国和犬戎，大举进攻镐京。
镐京少兵寡将，幽王根本敌不过两国联军，慌忙命人再次点燃狼烟。各路诸侯因为上次上了当，以为又是幽王戏耍他们，因而无人再相信狼烟报警信号，全都没有派兵前来。
幽王失信于诸侯，见援军不到，追悔莫及，只好携带褒姒和几个随从逃跑，在骊山下遭追兵杀死。褒姒则被犬戎军队掳走，从此下落不明。
周幽王死后，申侯的外孙、太子姬宜臼即位，这就是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鉴于镐京凄凉衰败，为避免外族的侵害，便迁都洛邑（洛阳），史称东周。【评 点】
帝王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乃至言谈举止，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夏桀骄奢淫荡，宠爱妺喜，纵靡靡之乐，失掉天下。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懿公好鹤而不顾百姓死活，沉湎于淫乐挥霍，兵败被杀。北齐高纬纵情声色，耽于游乐，成了亡国之君……
周朝的历史长达790余年。由于周公多年的言传身教，成王亲政后，基本上继承了文武两王对民仁政的传统，至其子康王在位，成为周王朝最繁荣、强盛的时期，史称 “成康之治”。可惜好景不长，到康王儿子昭王继位后，周王朝就开始逐渐衰落。
西周的灭亡，主要是西周末年几代统治者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昏聩无能所致。
周幽王即位以后，整日吃、喝、玩、乐，不问政事。伯阳甫、赵叔带等几位忠直大臣，怀着忠义之心，劝他多理朝政，却相继被革去官职，撵出朝廷。只会逢迎拍马的虢石父、祭公、尹球被立为三公，委以重任。他为了讨好宠妃褒姒，竟不惜废掉王后及太子宜臼（申后之子），把褒姒扶为正宫，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激怒了朝廷百官。“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诗·小雅·正月》）法国蒙田说：“美丽是女人的真正特权。”女人的美本身没有罪过。谁征褒姒入宫廷，遂使凡女成艳后？在那样一个王权与男权的社会里，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势力的贫寒女子，她完全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的一笑一颦之所以能关乎国家的兴亡，完全是有权力的统治者使然，所以，迷上褒姒，是周幽王自己的问题。假如幽王不昏庸，何至于此？褒姒作为历史的替罪羊，实在是无辜的。屈原在《天问》中说：“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杀幽王的真正凶手，不正是宠幸褒姒的幽王自己吗？
乱举烽火，戏弄诸侯，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酿成了惊天大祸——落得个国破家亡。幽王的“爱情”得到悲惨的回报，而“狼来了”的寓言，似乎也有了一个闻名的中国翻版。
褒姒的笑，不过是对幽王愚蠢做法的一种嘲笑。正如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所云：“良夜骊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姒笑一场。”
周幽王不仅治国无术，而且视国家安危为儿戏，扮演了一个可笑的丑角，因而遭到世人的奚落与声讨。俗话说，君无戏言。君主要有威严，就要讲诚信。如果君主拿国家政策、军事法规当儿戏，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就会失去威信，下属无所适从，产生混乱和怨怒。周幽王为博取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一个骄纵的君主的嬉闹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周被犬戎灭亡的导火线。周幽王死后，国家统治秩序陷于混乱。幸亏几个大封国，如晋国、郑国派军队前来解围，才赶走了犬戎。可是经过这次动乱之后，镐京（西周国都）几乎变为一片瓦砾场。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不得不迁都到东面的洛邑。此后的五百多年间，中国便进入长期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唐〕胡曾
男人们只有不为诱惑所动心，才算男子汉大丈夫。——〔英国〕赖德·哈格德
得人者治，失人者乱
◎一个国君私欲多了，就不能明察事理，奸臣就容易得势，祸国害民。齐桓公善用两位贤才辅佐，拿下了第一个霸主的宝座。但他晚年昏庸，导致国家大乱。
在春秋初期，书写瑰丽史诗者，齐桓公也；演绎惨烈悲剧者，亦齐桓公也。同一桓公，先荣后辱，其重要原因在于用人。
齐桓公曾问管仲什么事会妨害霸业，管仲说：“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早年齐桓公设立了庭燎之礼，即在王宫庭院立起火炬，燃柴以照明，表明光明磊落地招纳俊才、礼贤下士，特别是他不计前仇任用管仲，故有匡合之功，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而他到了晚年，追慕奢华，沉迷酒色，开始宠信、重用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奸佞之徒，最终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竖刁从少年起就入宫侍候桓公。他善于察言观色，事事投桓公之所好。桓公有两大嗜好：喜食美味，喜好女色。竖刁就想方设法为桓公找美女。
竖刁极会讨好齐桓公，为的是获得权位。他经常在桓公面前诋毁管仲。一次，他与易牙合谋，觐见桓公说：“‘君出令，臣奉令’。现在齐国只知道有管仲，不知有君王矣。”桓公当时并不昏庸，不听他们的挑拨，说：“我与管仲的关系，犹如身体与手足一样，有了手足，人的身体才健全。我现在有了仲父，才真正是国君。这个道理，你们怎么能懂得呢？”桓公信任管仲而不疑。
竖刁并不就此罢休，又百般献媚桓公最宠爱的妃子长卫姬，与她勾结，串通一气，鼓动长卫姬请求桓公，立她的儿子无亏（又名无诡）当太子。
桓公暗中答应了这个要求。后来由于管仲反对，桓公确立了公子昭的太子地位，才没有让竖刁的阴谋得逞。
易牙善于御射，精通烹调技术，由此得以入宫，主管桓公“割烹之事”。有一次，易牙见长卫姬生病，不思饮食，便精心制作美味，长卫姬食后精神好转。从此，易牙与她保持着暧昧关系。
有一次，齐桓公同易牙开玩笑，说没尝过人肉，不知人肉是什么味道。于是易牙就把自己3岁的儿子杀了，煮成肉羹，献给桓公。桓公觉得味道极美，赞不绝口，认为易牙爱他而舍其子，从此对易牙另眼看待，倍加宠信。
开方本是卫国懿公的长子，长卫姬的侄子。因觉卫国褊狭穷困，便放弃了继承权，来到繁华富庶的齐国，做了普通的臣僚。他见齐桓公好色，就把自己两个年轻貌美的妹妹献给齐桓公，她们均得到了齐桓公的宠爱。他在桓公手下为臣，15年没回家看望父母。
齐国的忠直大臣，看不惯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看穿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公元前649年，管仲奉齐桓公的命令，带兵去援助周王室，回来不久便病倒了。
管仲病重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一天，齐桓公去看望管仲，问在管仲之后，谁能任齐相。管仲语重心长地说：“隰（xí）朋为人忠厚，可以管理国事；易牙、竖刁、开方是三个小人，不可重用，当远之。”
齐桓公便问：“易牙烹煮了自己的儿子给寡人做肉羹，难道不是真心对寡人好吗？”管仲说：“连亲生骨肉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忠于国君呢？！”
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把自己的阳物都阉割了，他对寡人的忠心不是超过了爱惜他自己的身体吗？”管仲说：“能忍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违反人之常情，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齐桓公再问：“公子开方是卫国的太子，却侍奉寡人15年，这还不忠诚吗？他的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他爱寡人超过了孝顺父母呢！”管仲语重心长地说：“开方放弃了太子的地位来侍候您，可见他的野心很大。人之最亲莫过于父母，开方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怎会对您忠诚呢。您千万不要重用他，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祸乱！”
管仲死后，齐桓公按管仲的提议，任命隰朋为相，疏远了易牙等人。不料，隰朋任职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桓公又让鲍叔牙接替相位，鲍叔牙坚辞不受。桓公询问原因，鲍叔牙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好善憎恶，这您是了解的。您一定要用我，请将易牙、竖刁、开方三人逐出宫廷，我才敢奉命就职。”桓公无奈，只好说：“管仲早就说过了，我还能不听你的意见吗？”于是，当天就将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免职，并不许他们再回朝廷。鲍叔牙见桓公如此处置，便受命接了国相一职主掌朝政。
竖刁等人被赶走，桓公就像掉了魂儿似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旧病复发，不理朝政。竖刁等人跑到长卫姬那里痛哭流涕，哀求她挽救败局。
长卫姬鼓励竖刁等人说：“君王年老，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只要无亏得以继承君位，齐国的大权还能不与诸位共享吗？”长卫姬又对桓公说：“自从易牙离开后，君王连吃饭都不香了，君王这么大年纪，何必自己苦着自己呢！”她请求桓公让他们回宫。
桓公说：“他们三人有益于寡人，无害于国家，管仲说得也太过分了！”于是将这三个人召回宫中，官复原职。从此这几个人将齐桓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鲍叔牙见此情景，急怒攻心，没多久就发病而死。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患重病。儿子们为争夺君位开始互相残杀。一直在桓公身边殷勤备至的竖刁、易牙等人突然变脸，对桓公撒手不管，假传桓公旨意，堵塞宫门，不准任何人进宫。
只有宫女晏娥设法溜进齐桓公住所来看他。齐桓公饿坏了，求她弄点吃的来。晏娥告诉他，易牙、竖刁作乱，封锁宫廷已经很久了。齐桓公泪流满面地说：“管仲真是有远见啊！他所看到的，难道不是事物深远的本质吗？如果我听他的话，不至于弄得这么惨。我有何脸面见仲父啊！”
结果一代霸主齐桓公，竟然饿死在宫中。晏娥也撞柱而亡。相传桓公死时，衣袖蒙脸，想必也是心中悔恨，无颜见管仲于地下。
桓公饿死后，竖刁等人发动政变。桓公的遗体在床上放了67天，已腐烂发臭，无人过问，最后还是两位老臣出面，将桓公遗体收殓。【评 点】
翻开二十五史，总能看到小人的身影。小人人格卑下、品行恶劣，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人世间小人虽为少数，但造成的危害不可低估。权力周围常有小人。小人是权势的衍生物，只要有权力在，总有攀附权力的小人。
齐桓公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显赫一时，其主要原因是任用两位贤人。前者是管仲，后者为鲍叔牙。可是，齐桓公晚年意志衰退，追慕奢华，沉迷酒色。一个国君的私欲多了，贪图享乐，追求奢靡，自然不能明察事理，不能明察事理，奸臣就容易得势，奸臣得势就会祸国害民。
齐桓公能识得好人，却识不得奸人，开始宠信、重用竖刁、易牙、开方等奸佞小人。管仲病危时，对这三位小人都做了分析和揭露，认为他们都另有所图，不可委以重任。
管仲死后，鲍叔牙无权，齐桓公又重用了这三个为人险恶的奸佞小人。齐桓公死后，五子争权，国内混乱，齐国失去霸主地位。桓公一世英明，最后却把朝廷搞得惨不忍睹，把强大的齐国搞得贫弱不堪，教训非常深刻。
小人的晋升，往往与其才干、政绩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权势者的赏识、信任与欢心。一些执权人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只在乎下属听不听话，顺不顺从。小人善做“感情游戏”，耍两面手法，从问寒问暖到小恩小惠，只是手段而已，时机一到，便立刻翻脸，卖主求荣。
能做出不近人情世理之事的人，其内心往往包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和险恶目的。管仲的识佞术，就是依据“人之常情”。一般来说，做出超越人之常情之事的人，定有阴谋，必有他图。要弄清这种“超越”行为之后的目的和动机，加以防范和警惕。易牙、竖刁、开方他们在齐桓公面前所做的那些超越人之常情的事，看起来是“大忠”“大敬”的表现，其实是假象、伪装，把齐桓公迷惑住了。
识别贤佞是正确用人的前提条件，关系到事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周幽王、周厉王在位时，为什么政局不稳、民不聊生？主要是任用奸佞却以为是贤才。齐桓公、秦二世曾嘲笑周幽王、周厉王，却分别任用竖刁、赵高。正是：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得人者治，失人者乱。”唐明皇在前期不失为一代英主，但他后来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造成“安史之乱”，差点葬送唐王朝。
有时，品行好、能力强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升迁，德才皆差之人也未必不被重用，甚至有些溜须拍马的人春风得意，成为官场的“不倒翁”，而正派耿直者却不吃香。
表面认识一个人不难，但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不易。鉴人识才之难，难在识别伪装。有的金属闪闪发光，表面给人以好感，但不是金子。身边有“宝”而要识“宝”，但不应受闪光的东西迷惑而视为宝。《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武艺超群，却爱财爱美色。他早年投奔丁原，丁原很器重他的武艺之道，却忽视了他的德行。结果，董卓只用小恩小惠即买其人心。吕布利欲熏心，反手杀害了丁原。同样，王允知其贪恋财物美色，将美女貂蝉许配给他，用反间计挑拨吕布与义父董卓之间的关系。为得美女貂蝉，吕布与董卓争风吃醋，反目成仇。吕布先迷于财，后惑于色，又亲手杀了器重他的义父董卓，最后被曹操所杀。董卓的教训同样是不能识人，不识吕布的品德。
利用他人之喜好以迎合之，阿谀奉承，进而以售其奸、兴风作浪，成了古往今来小人们的拿手好戏。只要滋生这种伪善、阴谋的土壤存在，就会有人使用它。一旦小人取得掌权者的宠信，羽毛丰满起来，其真面目就会暴露出来，翻脸不认人，对施恩者反咬一口。竖刁一类奸佞小人之丑行，以及齐桓公之惨败，值得深思、再深思。
善善不汲汲，后时徒悔懊。——〔唐〕韩愈
所有颜色，五彩缤纷，数不胜数，但是应当分辨它们。——〔苏联〕阿·巴巴耶娃
托名仁义直徒劳
◎宋襄公不自量力，又十分迂腐。在刀光剑影的泓水之畔，在强大的敌军压境面前，愚蠢地死搬“仁义”的信条，看敌人未渡完河、未布好阵而不进攻，放弃有利时机，导致战役失败，自己只好落荒而逃。
齐桓公临终前，把他立的太子姜昭托付给宋襄公，让他帮助姜昭继承君位。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发动政变，姜昭只好逃到宋国，请宋襄公给他做主。
宋襄公，春秋时期的君主（前650—前637年在位）。公元前642年，宋襄公见齐国内乱，其霸主地位已如江河日下，欲仿效齐桓公称霸中原。为此，他联合几个小国出兵，打败了政局不稳的齐国，帮助太子姜昭当上齐国国君，是为齐孝公。
公元前639年，不自量力的宋襄公有些飘飘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力根本无法与齐国相比，却准备在盂城召开诸侯会议，让与会诸侯正式推举他为霸王。宋襄公说：“我查阅了齐桓公九合诸侯的资料，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谁发起会议，谁就会当霸主！”宋襄公的庶兄目夷见劝阻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那您开会的时候，得多带些兵马，以防不测。”襄公不解地问道：“我们到底是去开会，还是去开战？”
不出目夷所料，各诸侯迫于楚国强大的实力，在诸侯会议上，纷纷表态拥立楚成王为盟主。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道：“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你有什么资格做盟主？”
楚成王说：“奇怪了，你既然说我这个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气呼呼地在会上“据理力争”，楚成王又好气又好笑，命令埋伏在附近的楚国士兵冲进会场，以破坏推选的罪名，把宋襄公抓了起来，拖到了战车上，押回楚国软禁。一心想当霸主的宋襄公却成了阶下囚。过了几个月，经过齐国和鲁国多方调解，楚成王才把宋襄公释放归国。
宋襄公称霸不成，不吸取教训，又想出用“仁义”感化诸侯的办法，图谋登上霸主地位。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不肯俯首听命的郑国，而与郑国交好的楚国则直接攻打宋国。宋襄公慌了神，立刻命令宋军回兵解围，宋军行进到泓水时与楚军相遇。
宋军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而楚军尚未渡河。公子目夷向宋襄公献计：“楚军人多，我方人少，趁他们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准能取胜。”宋襄公却说：“人家还没渡完河，我们去偷袭他们，是不道德的，算什么仁义之师？不可乘人之危而攻之！”
等楚军过河后，目夷又建议趁楚军混乱之际发动进攻。宋襄公还是不允：“人家还没摆好阵势呢，打胜了也不光彩。我们要讲仁义，不能干那种事！”直到楚军摆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出击，领军前进。结果楚军从两翼像潮水般包围过来，弱小的宋军寡不敌众，结果被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也中了一箭。在目夷的拼死保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生还。
回到京城后，都城的人都埋怨宋襄公错误地与楚军开战，仗也打得窝囊。宋襄公仍不服气，对众臣说：“君子作战，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获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凭借关塞险阻取胜。”
目夷听了非常生气，说：“君王您还没有真正懂得战争啊。恃险而出击尚未准备好的强敌，是天赐良机。强国来讨伐我们，他们是敌人。若对他们讲仁义，干脆投降算了，又何必出兵作战呢！趁他们没有摆好阵势发起进攻，才有成功的把握啊！”
宋襄公听后很是惭愧，知道自己犯了十分愚蠢的错误。第二年，这个颇有野心而又迂腐守旧的宋襄公，因腿伤并发感染而去世，宋国的实力也因泓水之战失利而遭受严重损伤。【评 点】
宋、郑两国皆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重要的诸侯国。时人有“郑昭宋聋”之说。宋人由于承袭先民殷人遗风，行事缺少变通而显得愚笨，郑人行事灵活聪明。古籍中有守株待兔的故事，主角即为宋人耕者（ 《韩非子·五蠹》），揠苗助长的也是宋人（《孟子·公孙丑上》） 。
决策目标的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切合实际。宋襄公图霸，乃其政治理想，原本无可非议，只是这种理想太缺乏现实的土壤。齐桓公和晋文公在争霸之前，都首先致力于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改革军制，以振兴国力。齐桓公之所以能在葵丘（在今河南省民权县）作衣裳之会，是因为他有强盛的国力作后盾，不必炫耀武力。
宋襄公决策的失误，首先是因为他选择的决策目标脱离了他的国力实际。宋国当时只是个小国，虽有一定名望，但比强大的齐、晋、楚等大国弱得多。决策目标应该是发展生产，充实国力，发展睦邻关系，稳定国内局势，以在大国的纷争之中生存发展。宋襄公则不然，他即位后，不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只看到诸侯会盟是仁义的一种体现，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力根本无法与齐国相比，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富国强兵的革新尝试，而是自不量力、孤注一掷，妄想继齐桓公之后，称霸诸侯，充当盟主。这个决策目标与其实力是不相称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决策目标。宋襄公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狂想主义者，因而注定要失败。
宋襄公想称霸，并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兴旺和人民的安定，而是利欲熏心，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宋襄公早在即位之初，就参加了齐桓公在葵丘召集的诸侯会盟。齐桓公在会上连周天子的特使也敬他三分，各国诸侯皆唯命是从，这使宋襄公格外眼红，从而产生了图谋霸主的欲望。
在他看来，继齐桓公之后，领衔主持盟会的，非他莫属了。他常以老大哥自居，看不起那些国力比宋国强大但国君爵位比他低的国家。虚荣心的发展，导致个人野心的膨胀。野心膨胀是他决策失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宋襄公不自量力，又十分迂腐、固执己见。敌军压境，他还愚蠢地死搬取小义、舍大德的“仁义”信条。看敌人未渡完河、未布好阵而不进攻，放弃了有利时机。他不能因势利导，为声名所累，导致战役失败，自己落为败军之帅，落荒而逃。
铁血兵锋画版图，英雄多半用诈术。《孙子兵法》指出：“兵者，诡道也。”它包括12条具体的用兵策略：能进攻装作不能进攻；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在近处行动却装作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却装作在近处行动；对于贪利的敌人，用小利去引诱他；对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抓住机会去攻取他；对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他；对强大的敌人，要暂避其锋芒；对易怒的敌人，要想办法激怒他；对轻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轻敌；对休整充分的敌人，要想办法使之疲劳；对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进行离间。
列宁说过，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兵不厌诈”“兵以诈立”是指导作战的原则。谁不用计策迷惑敌人，就必然为敌所迷惑；谁不识敌之诈，就一定会中敌圈套。项羽和刘邦曾划分楚河汉界，约定不再互相侵犯。项羽不知是计，引兵东去，不料刘邦马上翻脸，领兵掩杀而去，猝不及防的项羽被打得大败。
纵观泓水之战全过程，宋军有着很多有利条件，如据泓水之险等。但这位完全不懂打仗的宋襄公，在刀光剑影的泓水之畔，不切实际地空谈君子风度，甚至在两军交战时，还要和敌人讲仁义，不攻打没有准备的敌人，以致两次错失战机，最后战役失败，自己也腿负箭伤，流血不止，不久之后一命呜呼。这是他毫无原则、乱施“仁义”的后果。身为帝王，不治国不修兵，不去寻找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却想要争夺列国霸权，妄想问鼎群雄，成为千年来国人的笑柄。
行仁义要看对象。如果对象也是行仁义的，那么，行仁义就适得其所。宋代王十朋《宋襄公》云：“小国争盟祸莫逃，托名仁义直徒劳。杀人祭鬼宁非忍，犹自临戎惜二毛。”
毛泽东《论持久战》曾评价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为了个人名誉，对敌施“义”，毁了江山社稷以致丧身，成为虚伪而又愚蠢的代名词。
宋襄公在伐齐立昭取得胜利以后，便不可一世，从而形成了一种固执己见的性格。在以后的决策中，虽有大臣提出正确的意见，但他一概听不进去，这一点在泓水之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性格的固执、偏激，不纳忠言，是导致决策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宋襄公失误累累，成了历史上备受讥讪的人物。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宋襄公留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讥讪!
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同一件事情的处理也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切不可像宋襄公一样愚昧。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把书本讲的、领导说的，当作圣旨去做，丝毫不敢违背，而不考虑实际情况，机械地生搬硬套，只能以失败告终。
小国争盟祸莫逃，托名仁义直徒劳。杀人祭鬼宁非忍，犹自临戎惜二毛。——〔宋〕王十朋
麻木比悲痛更可怕，因为它是悲痛生长的土地上残留的花梗。——〔美国〕艾米莉·狄金森
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
◎吕不韦很有经商头脑，买卖红火，富可敌国；他又是一位很特殊的“风险投资家”，驰骋于商场与政界。吕不韦始终以商人投机的心态和“赢利”的价值观处理事务，贪权揽势，处处当主角，一味收买人心，混淆了宰相与帝王之间的界限，声势显赫时没想到功成身退。
吕不韦（前292—前235），战国末期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吕不韦作为秦国上层执政核心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富于戏剧性，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
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国做生意。他到赵国都城邯郸贩货，意外碰见了一个名叫子楚的年轻人。此人是秦昭王之孙、秦国太子安国君排行居中的儿子。
子楚的生母夏姬失宠，他作为人质被送到赵国（列国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互相牵制，以王子王孙作为人质）。由于秦国屡次攻打赵国，赵国便对子楚不按应有的礼节对待，使他处境困窘，颇不得意。
意外结识子楚，电光石火之间，一个念头跃入吕不韦的脑子里：“此人奇货可居!”
回到家里，吕不韦询问父亲得知，农夫遇上丰收年月，一年可获利十倍；做珠宝生意，经营得当，可获利百倍。“若是能拥立一国之君，可得多少好处呢？”父亲想了想道：“若拥立能成，可获无数之利；若拥立不成，连身家性命都要赔进去。”吕不韦告诉父亲，秦国的王孙子楚目前在赵国做人质，要扶植他做秦国的国王，倘若成功，子孙后代将享尽荣华富贵。
过了几天，吕不韦找到子楚，游说道：“我有办法能帮你光大门庭，改善你的处境。”子楚不信。吕不韦说：“我听说太子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他日承袭王位，必定立她为王后。华阳夫人尚无子嗣，公子若能奉她为母，则可由庶变嫡，这太子之位也就非您莫属了。”吕不韦接着告诉子楚，他愿倾其家产，为公子周旋。子楚连忙顿首许愿：“若能成功，愿与先生共享秦国！”一场政治交易就这样成交了。
而后，吕不韦以五百金送给子楚广交宾客；五百金用来购置厚礼，游说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就趁安国君高兴时，说子楚抵质到赵国，贤名闻于邯郸，因而她愿收他为子，日后也好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她的要求，并立了凭据。
吕不韦在邯郸经商，少不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在娱乐场所，吕不韦发现一个倾国倾城、能歌善舞的美女赵姬，于是便跟她同居了。
一天，吕不韦设宴款待子楚。酒酣耳热之际，吕不韦命赵姬出来给子楚敬酒，以舞助兴。长期落魄的子楚哪里见过这样的绝色美女，只顾望着她那秀色可餐的面容，一下子喜欢上她，便哀求吕不韦把这个女子赐给他。
吕不韦心想，这个好色的子楚，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呢？如果不答应，必然会得罪子楚，之前付出的代价，就得不到回报。他又换一个角度想，赵姬完全可以成为钓子楚这个“奇货”的诱饵，甚至她本人也是“奇货”。
主意拿定，吕不韦假装诧异、发怒，为进一步笼络好色的子楚，就说：“不韦既已为公子破财毁家，也就不必再吝惜一妾了。还请公子不要亏待了她！”
赵姬本是个风尘女子，看重的是金钱、色欲。她想，跟着子楚少不了荣华富贵，于是在一番惺惺作态之后就痛快地答应了。她向子楚隐瞒了怀孕一事。
公元前259年，赵姬在赵国生下儿子，取名赵政（回到秦国后，才叫嬴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史记》记载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不过是司马迁的文学虚拟，秦始皇是子楚的儿子）。
秦昭王去世后，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只做了一年秦王就去世了，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新王第一道令就是任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封地。吕不韦十几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从此控制了秦国的大权。秦国由此开始了吕不韦的专权时期。
秦庄襄王好色无度，在位3年就病故了。13岁的太子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称吕不韦为“仲父”。当了太后的母亲赵姬，又与吕不韦续上前情，经常利用研究政事之际私通。
从秦王嬴政即位的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7年，是吕不韦在秦国直接掌权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吕不韦调动全国的物力，战胜了自然灾害，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击退了外敌入侵。
吕不韦招养食客游士三千人，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其意是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汇集起来，对百家思想进行整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吕氏春秋》不宜被简单地视为一部学术著作，因为该书更多地体现了吕不韦治国、治天下的理想，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了增加该书的权威性，为了夸耀自己的权势和威望，吕不韦把这部书稿公布在咸阳城门上，并高悬千金，布告上赫然写道：“谁能正确地增删一字，就可取走千金。”到了此时，吕不韦的权势和声望达到了顶巅。
秦王嬴政逐渐长大，无法忍受大权独揽、讴歌“禅让”的吕不韦。吕不韦怕与太后私通的事情败露，自己要遭殃，就访求到有超强的床上功夫的嫪毐（Lào ǎi），做了自己的替身。
嫪毐假装太监，被送进宫中，专供太后淫乐。他被封侯后，仗着太后对自己的宠爱，太过嚣张，舍人千余，奴僮数千，发展个人武装，广树党羽，显赫一时，成为与吕不韦权势相当的人物，其势足以与吕不韦抗衡。嫪毐与太后密谋，说秦王若是死了，就让他们的私生子继承王位。这比吕不韦假借“禅让”篡取王位的企图更阴险、更恶毒。
秦王嬴政目睹了母亲放荡、不检点的生活，身心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始皇九年（前238），有人揭发嫪毐不是宦官，常跟太后私通淫乱。嬴政勃然大怒，对此事进行了严密的调查。而此时，嫪毐发兵作乱。嬴政在了解到实情后，果断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平叛，一举粉碎了嫪毐叛乱。平叛进展之神速，不能不使人怀疑，这场叛乱实际是嬴政的“引蛇出洞”之计。嬴政在揭开嫪毐与太后的丑事之后，不追不问而去蕲年宫，就是给他人一个叛乱时机，但他事先已有了平叛的举措，当叛乱一发动，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就立即发兵镇压。
嫪毐发兵作乱一事，牵连了搞政治投机的相国吕不韦。聪睿的秦王再三思量后，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位，让他回河南封地去了。
吕不韦被罢免后，仍想东山再起，入朝执政。他让食客到处跑动说情，关东六国也不断派人给吕不韦送礼，想请他做相国。
一年后，秦王送给吕不韦一封书信，迫令其全家离开洛阳，迁居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此信宣布吕不韦对秦国无功劳，我与吕不韦没有任何关系，是秦王对吕不韦政治地位和亲情关系的彻底否定。
吕不韦深知秦王的严酷，深感绝望，后悔自己的失误，便喝下毒酒，结束了生命。【评 点】
从历史角度看，吕不韦在战国后期，是国家统一的先行者。吕不韦在秦庄襄王、秦王嬴政时期两次为相（ 先为丞相，后为相国，相国地位高于丞相） ，主持朝政，总揽政权12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也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准备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天下上卓有远见，对秦汉政治及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吕不韦掌权时期，秦国网罗人才文武并用第一，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改变了秦国官僚队伍的知识结构及社会风气。他的活动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无害。
吕不韦是个怪才，不论做什么，都别出心裁又自成一家。在诸侯列国之中，秦国的文化软实力原本最弱。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踏入秦国半步，韩愈《石鼓歌》有言“孔子西行不到秦”，这是秦国文化缺失的真实写照。《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六国前夕，由秦相吕不韦组织编纂而成。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吕不韦曾仿效战国四公子的做法招养门客三千，又因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便让这些门客“人人著所闻”，书成后取名《吕氏春秋》。这部书为他在秦国执政打下了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吕不韦的悲剧在于，为了追求巨大利益，求得传之后世的财富，不惜投注许多财力打点门面，拓道开路，而且“欲以钓奇”，将自己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为妻，充满了“投机”和不道德的色彩。
吕不韦的悲剧还在于，他混淆了宰相与帝王之间的界限，声势显赫时没想到功成身退。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不断胜利，吕不韦手中握有的权势日益扩大，所得的封地也越来越多，而吕不韦始终以商人投机的心态和“赢利”的价值观处理事务。功绩显赫、名倾天下时，没想到韬光养晦，而是贪权揽势，处处当主角，一味专权，高唱君主无为，收买人心，延误了紧急刹车的时机，引起秦王室的忌恨，最终引发秦王嬴政与自己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而胡作非为，淫乱后宫，给秦王嬴政打击相权、消灭吕不韦提供了口实。“功遂身退”是老子智慧的一大亮点。老子认为，以退为进是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的最高明的方法之一。老子揭示了进退、荣辱、正反等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势盛则渐衰，物极则必反，奉劝人们成就了功业就应引退，进退得宜，亦悦亦福，不要贪恋权位和名利。如饥似渴求得富贵，孜孜以求保住权位，奢望天长地久，该放手时不放手，该止时不止，该退时不退，或者害怕、忌讳退让，都是庸人之举，会走下坡路，曾经拥有的东西也终会丢失。缺乏危机意识，不善进退者，自然是败者，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是值得深思吗？《隋书·韦世康传》记载了韦世康在闲暇时，对子弟们说：“我听说功业建成就引退，这是古人做官的原则。今年我将及60岁，意欲辞官家居。你们认为怎么样？”儿子福嗣回答说：“父亲修养身心，纯洁德操，名立官成。富贵权势极盛时，要保持警戒，是古代贤哲所推崇的。”
为人应当权衡进退得失，做到适可而止，见好即收。
功成身退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隐退，还指有了大功劳也不居功自傲，不摆老资格，不自我膨胀，不飞扬跋扈，懂得谦虚包容。
看那秋风金谷，夜月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清〕沈复
一位最佳领导者，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履行其职责时，领导者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不插手干涉他们。——〔美国〕罗斯福
天欲亡秦果在胡
◎把秦朝送进坟墓的主要人物，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项羽、刘邦，而是朝廷内官德沦丧、暴虐得出奇的赵高和胡亥。赵高多才而善谀，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被秦始皇宠信于朝野，挟帝为虐，专权自恣，玩弄诡计，作恶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而且立国规模宏大，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垂直领导的政治体制。可是，秦王朝却是短命的，传袭二世而亡。赵高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值得研讨。
赵高相貌英俊，聪明伶俐，擅长书法。同时，他又生性狡黠，善于曲意逢迎，为人阴险谲诈，密藏暗箭，善于揣摩秦始皇的思想和主张。他看到秦始皇推崇法家，严定刑法，于是学习“狱律令法”，熟悉许多案例，且能够融会贯通。因此赵高很快得到秦始皇的青睐，由一个小太监不断升迁，擢拔为中车府令，兼管秦始皇的生活、掌管印玺，后又成了秦始皇之子胡亥的老师，为他以后矫诏政变、独揽大权铺平了道路。
赵高知道秦始皇宠爱娇稚无知、缺乏大志的小儿子胡亥，便千方百计讨好胡亥。赵高任胡亥的老师之后，教胡亥学习文字、法律条文和审理案件的方法，把枯燥的律令讲得生动有趣，想方设法迎合、笼络、吹捧、利用、教唆这位娇纵的小皇子，如教他如何游玩，事事取悦于他，因而颇得胡亥的欢心。过了不久，胡亥就视赵高为知己，对他十分信赖，而不知阿谀奉承的人是危险的人，还经常在父皇面前夸奖赵高忠诚、有才、能干。
过于得意的赵高，在皇帝的宠爱下胆子大起来了，竟然招权纳贿，舞弄文墨。他的所作所为被发觉后，秦始皇把他交给了上卿蒙毅审理。蒙毅不敢徇私，按当时的秦律判了赵高死罪。赵高由此怀恨在心。胡亥在秦始皇面前百般求情。在即将开刀问斩时，秦始皇念赵高聪明有才，办事勤敏，特下赦书，官复原职，宠信有加。秦始皇开释赵高非同小可，不但使赵高与蒙氏家族结下了仇怨，更为自己开创的伟业留下了无法消除的隐患。
从称帝第二年开始至病逝，始皇帝共五次巡视天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视。这位称王25年、称帝12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皇帝很迷信，他生病后占卜，说是出游可免灾。实际上，出巡归途中，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了。
此时长子扶苏在上郡（今陕西绥德）监督蒙恬军队。秦始皇在弥留之际，写诏书给扶苏，令他回来办丧事，将自己安葬到咸阳，实际上是让他回来继承皇位。
皇帝病重弥留之际，是政权有被篡夺的危险之时。而接近皇帝的奸佞大臣是最危险的人物，赵高就是这样的人。
7月，至沙丘（今河北邢台），诏书尚未发出，始皇病逝。沙丘距咸阳遥远，丞相李斯怕诸位皇子作乱，也怕老百姓乘机起来造反，于是秘不发丧，封锁消息。此时秦始皇突然病死，写好的诏书没有发出，为自己打算的赵高正在心里筹划着阴谋。赵高得到胡亥的信任，却与公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不对付，他担心扶苏即位后影响自己的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于是他蛊惑、劝说胡亥后，再游说丞相李斯。
胡亥自幼生长在深宫，既未经过征战的风险，也未经过政治斗争的风浪，因此十分幼稚和迂腐。赵高装出十分关怀李斯的样子，对他说：“在上位的胡亥和在下位的你，如果同心协力，就可以保持长久富贵；宫里的我和宫外的你如果互相配合，事情就万无一失。你要是听我的计策，就可以长久享有富贵，并传给子孙万代。而且你可以像王子乔和赤松子两位仙人那样长寿，能像孔子和墨子两位圣贤那样有智慧而受人尊敬。现在你却舍弃这么好的计策而不肯听从，那么连你的子孙都要遭殃，我实在替你担心害怕。一个善于自处的人是能够因祸得福的，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
李斯听了这一番话，终于动了心，抬头凝视天空，还掉下了几滴眼泪，叹息道：“唉！我偏偏不幸生长在这乱世里，既然不能以自杀来报答皇帝，还能到哪里去寄托我的生命呢！”于是听从了赵高的计谋，参与了篡位的活动。
秦始皇所任用的文武大臣，多是精明强干的有才之士，他们当中多数人对秦二世并无异心，这些人对于巩固秦王朝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秦二世把赵高自乱天下的亡国之计，当成安邦治国的良策，下令修改法律，严饬刑罪，委派赵高全权负责“鞠治”狱案。赵高设计将秦朝著名的大将蒙恬、蒙毅诛杀，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等重臣也相继被赵高害死，朝中故臣所剩无几，国家擎柱逐一崩塌。秦二世的诸位兄长、姊妹，也在劫难逃。
后来，赵高设下卑鄙的“请君入瓮”的圈套，挑起秦二世对李斯的厌倦和疑心，玩弄李斯于股掌之上。他对李斯说：“天下大乱，皇上深居宫中，君侯何不劝谏？”李斯说：“我也很想劝谏，但见不着皇上。”赵高就在二世拥红倚翠与嫔妃玩耍高兴时，通知李斯进宫奏事，扫了秦二世的兴。如此多次，秦二世大怒，怀疑李斯欺他年轻，看不起他，成心与他为难。
赵高趁机进谗言，说李斯没有升迁，心怀不满，正指使他的儿子李由谋反。秦二世不察，将李斯逮捕下狱。李斯无法忍受酷刑的痛苦，被迫供认“谋反”。秦二世以假当真，居然高兴地说：“要是没有赵高，我几乎被李斯出卖了。”李斯后来被腰斩于咸阳。
赵高进而独揽大权，一再玩弄诡计，架空秦二世，秦二世成了他手中的傀儡和玩物。秦二世一直到临死之前，才察觉到这一点，这固然是其昏庸愚昧所致，但也与赵高的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关。
公元前207年，赵高与女婿、弟弟密谋杀掉秦二世。秦二世众叛亲离，临死前才明白，他往日无比尊重和依赖的赵高，是个什么样的人。秦二世对身边的一位侍者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赵高是个坏蛋？”这位侍者答道：“我平时就因为不敢说话，才活到今天。如果我早告诉你，现在就不会有人陪你了。”
赵高得知秦二世已死，匆匆赶到现场，摘下秦二世身上的玉玺佩戴在身上，大步走上殿去，准备篡位登基。但是文武百官皆低头不从，以无声的反抗粉碎了他的皇帝梦。赵高顿觉天旋地转，感到自己的罪恶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许”的程度，只得立秦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想把子婴当作傀儡。
子婴虽然年轻，但是政治经验老到。他早已对赵高怀恨在心，认为他是造成秦王朝危亡的罪魁祸首，明白赵高的险恶用心，也明白自己的角色和未来不可测的命运，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于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谒祖庙，正式登基。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刚一进门便被子婴的亲信宦官一刀砍死。赵高被杀以后，整个秦国上上下下欢呼雀跃。
子婴为秦王只短短46天。公元前207年，刘邦入关至霸上，子婴战守无方，只得乘着白马素车，携带皇帝印玺、兵符等物，开城投降。【评 点】
宦官，是封建专制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在历史上存在二千多年。宦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毒瘤，乱世常出现宦官专权，宦官专权无不加速吏治腐败，导致王朝的覆亡。
在封建时代，能够左右政局的政治集团，主要是宰相集团、外戚集团、将帅集团、宦官集团。宦官因其特殊的生理身份而为社会所鄙视和不容，有强烈的自卑感、权力欲和报复心理，尤为残酷、狠毒和粗野。
赵高出生于宦官之家，地位卑贱。《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他从一个内宫厮役爬到秦王朝的权力顶峰，是发人深思的。
他生性狡黠，非常懂得揣摸人的用意，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密藏暗箭而不外露，敏于见风使舵，活动能力极强，通过曲意逢迎骗取当权者的信任，来实现自己阴险的目的。秦始皇由于存在“好谀”的弱点，因而对赵高失察，任命他为中车府令，使其处于最高权力核心之中，成为自己的贴身侍从，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但由于被贬逐，加之秦始皇死于巡游途中，直到最后都没有被确立为太子。
秦始皇对赵高信任有加，可赵高由于权力欲望的恶性膨胀和极度自私地追逐权力，逐渐对秦始皇产生二心。且不说有人推测秦始皇死于出巡路上，是赵高下的手，单说他诬陷害死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大将军蒙恬、丞相李斯等人，就可以看到小人的卑鄙、阴险嘴脸。
在加速秦王朝灭亡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者，实则是赵高。赵高成了中央统治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决策者。秦二世名义上贵为天子，实际上却成了赵高的玩物和傀儡。秦朝的政治统治也变得更加黑暗和残酷。汉代桓宽在《盐铁论》中指出：“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南宋王十朋说：“始皇一怒逐扶苏，天欲亡秦果在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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