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式藩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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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潮汕一家人试读：
前言
朋友，打开中国地图，你在祖国大陆的东南角，不难找到潮汕地区，那里生活着大批和我们家一样的华侨。
我从未想过封建礼教包办的婚姻能让我属虎的父母相敬如宾，生下我们10个兄弟姐妹，其中还有6个大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有我亲人的身影；在共和国的建设岁月里，有我亲人的足迹。但是，20世纪的天灾人祸，却让我8个兄弟姐妹和3个姐夫，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溘然辞世。
近80年来，那些让我们家或兴高采烈、或提心吊胆、或哀伤无奈的瞬间，汇集成我们兴盛辉煌与遭害无奈的家史。林式藩2015年于北京工业大学第一篇故乡18年一、父母亲两个属虎人的姻缘
我母亲在娘家排行第三，娘家人都叫她三妹姑娘。她7岁时，外公因糖尿病在新加坡去世，她被外婆带去新加坡奔丧，直到13岁外婆才把她带回老家。
外婆和母亲住在大厝（北方叫“大宅”）朝南的正厅东边大房，那儿的阁楼很大，也比较亮堂，成为母亲理想的绣楼。那时候，13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不能随便出门，她们的活动场地就是绣楼。母亲有一个堂姐，是大伯家的，我们叫她纳姨。母亲从新加坡回来之后，就和纳姨形影不离了。大舅母有个妹妹，我们叫她娇姨。娇姨很聪明，老得到私塾先生的夸奖，尤其是她的细笔小楷字，写得特别秀气。她们三姐妹都住在母亲的绣楼，常常一起绣花、做衣服、打毛线、读书、写字，生活得很愉快。自此，母亲开始认字、练字、背诵《三字经》什么的。外婆很高兴，于是什么都备三份，把纳姨和娇姨都看成亲闺女。
那时候，女孩一到十五六岁，家里就着急给她找婆家。外婆找来一位比较信得过的姚姓媒婆，向她通了通消息。姚媒婆说：“你们家就一个三妹姑娘，她命好，得找个‘门当户对’的。正好有人托我给她家后生找媳妇，是城里有名的大户高伯昂家。你把你家三娘的‘生辰八字’写给我，我去对对看。”过了些日子，姚媒婆来回话，说他俩“八字”不合，不成，别急，等她再找。
外婆过生日那天，热闹已到尾声时，来了一个生人，是个姓吴的媒婆。她听姚媒婆说了我母亲的事，想来落实一下，外婆亲自接待。此人很会说话，给人“夸夸其谈”的印象。她要了母亲的“生辰八字”，说新溪墘林家的尾少爷跟母亲一样，也是属虎的，等她去要他的“生辰八字”对对看。然后大谈林家人丁怎么兴旺，怎么有文化。外婆的生日给她搅乱了，心里觉得不舒服。其实，外婆并不喜欢吴媒婆夸夸其谈的德性，但又有点被她说动了，既不高兴又好像寄予了一点儿希望，真说不清。
不久，外婆再次找了姚媒婆，让她去打听情况，还吩咐说越详细越好。外婆去新加坡这么些年，思路也开阔一点儿，觉得嫁闺女不能只对“八字”。为了给宝贝女儿找个好人家，她必须事先了解清楚。
过了些日子，两个媒婆一起来。话还没说就笑嘻嘻地乐，说：“‘八字’对上，也是属虎的，今年17岁，在汕头高伯昂的光发银庄做事。我们等呀等，没等到他回家，所以还没看到人，但怕你老等久了，就先来回话。”吴媒婆说：“林家尾少爷早些年我倒是见过，瘦瘦的书生，身体单薄一些。林家买整桶整桶的‘脚鱼’（鳖）给他进补。现在长大了不知道怎么样，没见过可不好说。”
又过了些日子，林家正式来提亲了。正好外婆的干闺女水香姨也在，她吩咐媒婆别急着去林家回话，她叔熟悉光发银庄，等她去问一下再说。水香姨问的结果很让人满意，说尾少爷老实忠厚，身体虽不健壮，但没什么毛病。外婆压在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成亲的日期没定，说要看新加坡那边准备得怎么样。
外婆几乎把母亲一辈子需要的东西，都以嫁妆的形式让她带到林家，外婆只有母亲这个亲生女儿，而且番外婆不能生育，因此两位老人都特别疼她。外婆的姚家虽有钱，拥有一片店铺，但没什么文化，母亲连一天学都没上过；而林家有文化，人丁尤其兴旺。因此，在旁人看来，这姚家大大比不上林家。外婆怕母亲吃亏，怕她在那么多妯娌之间被人看不起，所以在嫁妆这个问题上大显一番，让别人不敢看不起母亲。因此，一切的东西，她亲自张罗，连祭祖的蜡烛台，也要专门铸造一座特大尺寸的，以显示姚家不一般。番外婆的手很巧，母亲从小就跟她学针线活，所以，番外婆为母亲准备绣花和做衣服所需的东西。什么缝衣车、成捆成扎的绣花边和各种颜色的绣花线，都是番外婆准备的。大舅开绸布店，因此，番外婆就让他准备各种布匹、绸缎、毛线，说春夏秋冬需要的东西都要给备齐。
每年，至少在过年和母亲过生日时，大舅、外婆、番外婆他们都会送母亲一些金银首饰做礼物。什么戒指、耳环、耳坠、手环、手链、脚环等，外婆都帮母亲一件件地收起来，说是以后给她当嫁妆。到了出嫁前那一两年，母亲已经回“唐山”（即我们的澄海老家）了。外婆吩咐大舅在新加坡采购一些珍珠，当真要给母亲备嫁妆了。所以，母亲出嫁那一盒细软，从低级到高级，都记录了她从童年到成年，家里对她的爱。
我父母18岁（那时都用虚岁）时成了亲，外婆精心挑选陪嫁娘，选中了一个30多岁的老黄和一个12岁的丫鬟阿秀。出嫁那天，听大房二伯家的静卿姐说，抬嫁妆的队伍抬着各种吃的（鸡、鹅、鸭、鱼、猪、酒、糖果、甜品、高级水果、高档药材等），用的（缝衣机、布匹、毛线、毛毯、棉被等），装饰的（窗帘、布帘、四季衣服、祭祖的蜡烛台等）送亲。从三阳巷的林宅到新溪墘拱桥再到“鞋街”的路很长，加上那些吹鼓手沿途敲锣打鼓、鞭炮连着放，引来很多看热闹的百姓。给抬嫁妆的汉子发红包的丫鬟回来对外婆说，有好多的人，场面很热闹，够气派的。外婆觉得总算给姚家挣了一点儿面子，给母亲挣了一点儿地位，也了却了她一桩心事，终于成全了这对属虎人的姻缘。二、日本人来了小康生活的毁灭
我们老家在广东汕头的澄海县城（今汕头市澄海区）新溪墘三阳巷，林家在巷口有一处老厝，很大；在巷拐弯的地方还有一处新厝，新厝比老厝小，我们就住在新厝。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我们搬到汕头市一栋独家独院的两层楼房住，那房子还带个后花园。房子旁边那个水龙局（现在叫“自来水公司”）的大水塔，成了那栋房子的一大标志。后来家里人念叨那栋房子时，简称“水塔”。父亲在光发银庄当职员，母亲管家，月底就到电灯局（现在叫“供电局”）拿利息。
在母亲出嫁三年以后，新加坡来信叫她去分（继承）遗产，她抱着一岁多的大姐到新加坡去了。当时在中国，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没听说已经出嫁的闺女，还能回娘家分遗产的。但新加坡的法律不分男女，人人有份。三个舅舅都在新加坡做生意，母亲不做生意，大舅就把母亲那一份全换成现金。母亲要回老家，大家觉得她已经是林家的人了，很难再来新加坡，所以在送母亲离开时，舅舅和舅妈、外婆送了各种高档首饰给母亲，极大地丰富了她那一盒宝贝细软的价值。母亲说：“这是我从姚家带来的一笔很有分量的私房钱。”当时林家人都知道，嫂子们来串门，也常来看看那盒细软，开开眼界。
母亲从新加坡分得遗产后就回澄海了，她拿出1 800银元，存入当时行情最好的电灯局，每月拿利息。母亲说：“光靠这笔利息，就足够我们一家过日子了。”
母亲二十岁时生下了大姐，两个保姆帮母亲料理家务和带孩子。母亲又接连生下二姐、大哥、二哥、三哥、三姐，不断地壮大我们兄弟姐妹这支队伍。父母亲在“水塔”那里度过了他们婚后最幸福的时光。
突然间，乌云密布，枪炮声、飞机轰炸声，声声震撼中国人的心。日本侵略我国土，从北至南，中国开始了艰苦的抗战。
四伯在他们六个兄弟中被公认是能力最强、最活跃的，他当时在电灯局很有名。在日本人没来以前，他已经计划带全家十多口人去香港了。局势动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不敢招惹大英帝国，香港是最保险的地方，到了香港就安全了。四伯离开前来找我父亲，说：“阿尾啊，日本人打来是早晚的事，一沦陷就乱了，你媳妇那一盒细软，怎么藏？这最好抢了。不如让我给你们带去香港存入国际银行，那才保险。”我父亲说：“那是她的宝贝，得去问她。”四伯说：“你们去商量商量吧，我这都是为你们着想啊。”
父亲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想，那是姚家众人给我的念想，天晓得日本人会不会来，反正哪里保险我就存到哪里。母亲对父亲说：“能存到国际银行，当然保险了，自家的兄弟，我自是放心，你拿去吧。”
说起澄海沦陷，老一辈的澄海人，谁也不会忘记1939年那个腥风血雨的夏天。汕头是个海港，没有城墙，日本人轰炸汕头以后，老百姓都逃得差不多了。日本人从海上登陆，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汕头。而澄海城虽小，却是个老县城，有又高又宽的城墙，进出城只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日本兵围攻澄海城时，遭到了抵抗。鬼子来了一个血腥的占领，他们杀人、抢劫、奸淫、掳掠，任意摧残、践踏手无寸铁的澄海百姓，顷刻之间，澄海城笼罩在极端恐怖的气氛之中。
鬼子兵初进澄海城，见到人就抓，抓到人就杀，杀红了眼。我一个同学的父亲，给鬼子抓到，被杀死在新溪。新溪由北向南贯穿整个县城，被杀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溪水。老一辈的人说，那一年种在新溪里面的水空心菜，长得异常茂盛，没人敢去采摘，因为那是遇难同胞的鲜血滋润的。
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是个小脚老太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家人要逃去乡下避难，安排好几个人轮流背着她走，可她就是不肯走。最后只好让她的丫鬟陪她留下，两人趴在挂着蚊帐的老式大木床底下。老太太趴不住，却惦记着身上挂着的佛珠，还念起了“阿弥陀佛”，不断地念，以为这样念，佛祖就会保佑她。日本兵来搜查时，听到有声音，在昏暗中抓到老太太，大声喊叫着举起刺刀。那丫鬟哭喊着“老太太！”扑了过去。刺刀全数落在年轻的丫鬟身上，她顿时变成了个血人。老太太的命保住了，她的丫鬟却奄奄一息。这帮没有人性的鬼子，竟在年轻姑娘的身上，胡乱扎了二十多刀。
我有个小学同学，大约比我大两岁，在鬼子还没来时，他爷爷奶奶带着他逃到乡下去了。但他母亲因为妊娠反应厉害，怕走不动连累人，选择留下，他父亲陪着他母亲，不肯离去。等鬼子杀人风头一过，他爷爷跟着邻居回城探望自己的儿子、儿媳。到家一看，发现他们全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床上留下斑斑血迹和鬼子兵的皮鞋印，儿媳投了井，儿子躺在房间的地上，上身挨了致命两刀，裤子给脱光了，他那男人的“宝贝”连同两个睾丸一起被割下扔在一旁，只见地上一滩血，谁都不敢想象当时的场面。这个惨状告诉后来者，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是多么残忍。
1938年1月17日，母亲生下了我，那是日本人占领澄海的前夕。还没等我懂事，我就在母亲的怀里经历着飞机轰炸、搬家、逃难、沦陷等苦难，不禁慨叹真是生不逢时。
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兄弟姐妹中最差的，冬天哮喘，夏天拉稀。尤其是冬天，特别难受，只要一不小心，胸口就着凉，到了晚上，气管里“呼兮呼兮”地响，二哥、二姐就要在我胸部贴一种白色的、黏糊糊的肺炎膏，虽然觉得不舒服，但我一会儿就睡着了。倒霉的是，哥哥、姐姐和母亲他们，要被我的“呼兮”声“轰炸”一整夜。后来到了冬天，只要一起风，母亲就将小棉袄反身给我穿上，从背后把纽扣扣上。我喊着不舒服，母亲说：“五儿乖，这样确实不舒服，但保证不着凉，晚上舒服，听话。”可是母亲忙，哪能天天盯着我，所以，整个冬天夜晚，我这个“风箱”就是停不了。这种病态的喘息，使我幼小软弱的胸骨喘得变了形。哥哥和弟弟他们的胸部是平坦坦的，而我的胸部却向中间突，有点像鸡胸那样。夏天洗澡，他们常常要拿我胸部说笑，给我洗澡的二哥却护着我说：“鸡胸鸭背仔，福厚饭自来。”
日本飞机轰炸汕头时，我们家里小孩子多，抱上这个就顾不了那个，父母亲特别担心出事。所以，轰炸一开始，他们就赶紧逃回了新溪墘老家。大轰炸中，“水塔”给炸掉了，但人算是躲过一劫。日本人占领了汕头，下个目标就是澄海等周边几个县。在澄海沦陷前，我们逃难到南湾，总算又躲过一劫。一家人保住了性命，却断了生活来源。光发银庄关了门，父亲失业。汕头电灯局被日本飞机炸着，不但没有了利息，连1 800银元的本金都泡汤了。我们家其乐融融的小康生活，就这样被日本兵的飞机七轰八炸彻底地炸毁了。怎么办？父亲无奈孤身一人前往新加坡
1939年6月，日本兵开始占领汕头时，海外交通还没被切断。外婆和大舅多次来信叫我们去新加坡，但是当时几乎已经买不到船票，后来是三伯家的老二（我们叫二弟兄）动用他的关系，才以特高价为父亲买到一张船票。就这样，在我还没满2岁、弟弟也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父亲第一次离别妻儿，独自去了新加坡。听母亲说，当时他们才38岁，心想赶紧让父亲先走，再想办法带全家走。
母亲说，那天去送父亲的场面好吓人，码头上挤着要上船的旅客、送亲友的百姓、没票想蹭船的难民、日本兵、宪兵队，等等。别离时的哭声、喊声，宪兵队的打骂声和被打人的求饶声，混成一片。父亲、母亲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既紧张又害怕。他们望着检票口，却始终无法前进，心上好似压着一块石头。正焦急时，三伯家的二弟兄来了。他身材高大，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我父亲往前挤。二弟兄穿着一身白西装，戴着一顶白通帽，配着他那高大个头，真是洋气十足。母亲退到后面地势高一点儿的地方眺望，目送父亲，看着他们慢慢挤到了检票口。只见二弟兄一边手里举着票对宪兵队晃着，一边口里喊着，一手把父亲推过最后一道防线，将票给了他，然后对着父亲直摆手。压在母亲心上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二弟兄挤出来对着母亲喊：“六婶啊，走啦，走啦，回去吧！回去吧！”走了，确实走了，应该高兴才对，可是此时此刻，母亲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短暂的如释重负之后，一种说不清楚的失落感和出于本能的不安在心里升腾起来：一个人走就这么难，我和一群孩子怎么走得了？何时再聚首？……母亲的心情和那个场面一样，很乱，很紧张，也很悲伤。这件事母亲每说一次都要掉一次泪。
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母亲做梦时还梦见这个场面。母亲写信将此事告诉我，并附了一首诗，没有标题，我[1]给它补上“送别”。
父亲：大海汪洋万丈深／不及三娘送我情／此去茫茫难想象／同声保重分手行
母亲：豺狼禽兽闯人群／岂能安居英雄君／逃出虎口望立志／我一肩担儿女们缺了父亲的“全家福”“全家福”
父亲走后隔年，六弟出生了。父亲在大舅的店里安顿下来后，寄[2]钱回家，但是去新加坡的船路断了。父亲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惦念着老家的妻子和那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可如何度过那沦陷的日子？那年的冬天，母亲带领全家人，请“岐珊”照了一张相，并把它寄给日思夜想的父亲。这张缺了父亲的“全家福”寄到新加坡后，安慰了父亲、外婆、舅舅等亲人。这张照片也成了我们一家相亲相爱的标志，在亲友中传看。60年后，我大儿子小青从二姐遗留给她闺女丹儿的五本相册里，找到了这张发霉发黄的照片。他用数码相机把它翻拍到电脑里，记录下这位39岁的母亲和她十个儿女的温情画面。
照片中，最后一排从左至右是大哥、二哥、大姐、二姐，中间一排是三姐、三哥，三哥前面是我，母亲抱着六弟，她旁边是四姐，最前面坐着的是四哥。
60多年过去了，年届古稀的我重看这张照片时总不禁沉思：年轻的母亲啊，你把对父亲的思念，对团圆的企盼，统统化成你的毅力。凭着这股毅力，你硬是把我们这十个孩子拉扯大，带我们走出澄海那血腥黑暗的沦陷岁月，将我们无一缺损地交给1946年回家的父亲。母亲、六弟和我（左图为照片正面，我与母亲、六弟的合影；右图为照片背面，上书：澄海岐珊。）
我在沦陷时期的照片，除了那张缺了父亲的“全家福”，就剩下上面这张我和母亲、六弟的合影。照片表面已经破损得不像样子了，约莫还能看到三个脸蛋，照片背后标志性的印章“澄海岐珊”却还很清晰。“岐珊”到底是照相馆的名字还是给我们照相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不清楚，只听大人平常念叨着“岐珊”。那个人就在一个破旧祠堂里给人家照相，外面也没有招牌。他在祠堂里搭建了一间很小的暗室，他大闺女在里面冲晒照片。在那个沦陷的年月里，他那里是县城里唯一的照相馆。他儿子帮忙扛着那架着木制三脚架的笨重照相机，跟着他到处去给人照相；或是在那没了祖宗灵牌被人家遗弃的祠堂里，给人家照相。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照个相得摆弄半天，挺烦人的。因为没有灯光，全靠那自然光摆弄效果，怎么快得了呢？但是，他们就是那么艰难地记录下那个年代一个个宝贵的瞬间。沦陷日子的折腾[3]澄海质祖祠兴办立达小学
父亲走后，帮母亲打理这个家的就是大姐、二姐、大哥、二哥他们了。但是，他们肩不能扛，官不能当，做买卖不会吆喝，唯一能干的就是像在家里教弟弟妹妹一样到学校里教书。但是，他们当时的学历不高，除了大姐初中毕业后在聿怀中学读完高一以外，没有一个是初中毕业的，大哥读完初三上学期，二姐、二哥只读完初一下学期。在我们家搬回澄海以后，大姐首先去城内最好的小学——凤山小学教书。大约到了1941年，她因看不惯日本人实行奴化教育那一套，辞了职，后来在一位爱国富商（或者应该叫爱国绅士）陈鼎芝的帮助下，成立了私立立达小学。大姐当校长，陈鼎芝当董事长，二姐、大哥、二哥都当老师。林家的叔叔、伯伯们也支持。大姐一碰到难题就找五伯，因为五伯在六个兄弟中读书最多，是林家唯一一个清朝“秀才”。沦陷以前，他在澄海中学（也即下文所说的“澄海第一中学”前身）教书，他很支持大姐办私立小学。楚南姐、润兄等林家姐姐、哥哥也来当老师，还请来了林家以外的陈佩笙老师、王老师等。立达小学借用质祖祠办校，至今我仍记得当时在学校敲钟的工友叫琨兄。林家大院的小孩子到立达小学上学一律免费。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个小学，竟能开办六个年级。在北京化工大学退休的堂姐林健告诉我，她就是在立达小学毕业的。记得有一年学生毕业时要照毕业相，学校便干脆让全体师生照了一张相。照片是长方形的，黑压压一片人头。家长们愿意把孩子送来上学，并不是看学校老师水平高，而更多的是看中立达小学抵制公立学校奴化教育那一套，不学日语。这在沦陷区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得到家长们的欢迎。立达小学公演巴金的《家》
大约是在1942年冬天，立达小学决定公演巴金“激流三部曲”中《家》和《春》的片段。可惜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时采用的是哪个版本了。只记得当时领头的是大姐，导演是润兄。大哥演觉新，二哥演觉民，二姐演梅表姐，思九兄演梅表弟，我演觉新的儿子海臣……演出很成功！当天，我们兄弟姐妹全部出动，除了六弟因为只有三岁多而只能挨着母亲在台下当观众以外，我们其他九个兄弟姐妹，不在台上演就在台下忙活。三哥管卖票，四哥管拉幕，大姐和润兄在后台指挥兼读台词提示。大姐还给县长、教育局长发了请柬，县长和局长开幕前就带着家眷来到了现场。话剧演出前，先由三姐和健华姐演出《两个落难者》，来个“活报剧”。四姐说，三姐和健华姐她们两个本来就很瘦，穿上大人的宽大衣服，就显得更瘦了，再稍微理下头发和化个妆，形象便很逼真。布幕一拉开，她们两个人互相搀扶着，那瘦小身形，让人一看，就很容易联想到那些东北逃亡的难民。那一幕的亮点是她们的歌声，特别洪亮。“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开唱，全场鸦雀无声。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四姐说她的眼泪直掉，台下很多人也都哭了起来。一曲唱完两人倒在台上。四哥看愣了，抱着布幕一动没动。大姐急了，对着他喊：“树啊！树啊！快拉！快拉！”四哥才恍过神来赶紧拉幕。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县长、局长走了，他们那些汉奸哪受得了这种气氛！那狼狈的无声一幕，不知道是大姐的有意安排还是巧合。
至于我的戏到底是怎么演的，怎么会得到那么多掌声，而今想来已印象模糊，只记得当时台下的六弟竟以为我真的死了。确实，就我自己来说，不可能有太多印象，因为当时我只有五六岁。不过，后来母亲和姐姐们多次提起，一次次地加深了我的印象。我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每个下午排练我都会去。我看见润兄左手拿着书，跑前跑后地给哥哥姐姐们说戏，非常过瘾。而我的戏非常少，只记得上台时大哥牵着我，我就挨着大哥走。碰到亲友，大哥叫我喊什么，我就喊什么，不需要记。我的难点是演海臣死时的戏，大哥先是把我抱着喊“海儿！海儿！”，其他的大人也跟着大声地喊。后来，没救了，死了，大哥就用双手把我慢慢托起，放声大喊：“老天爷啊！”接着就落幕。润兄给我说戏时，先说了这个过程，然后说：“阿五啊，活人是软的，死人就变硬了，你最后应该是硬的，直挺挺的，能做到吗？”我说：“能！”演出时，我别的都没去想，就记住润兄这句话。因为我比同龄的孩子瘦小，很轻。当大哥慢慢把我托起时，我赶紧使尽全身力气，把身子和手脚笔挺笔挺地伸直，用这肢体语言告诉观众“我死了”。大哥再用含泪的颤音高喊：“老天爷啊！”这哀怨的喊声，加上我僵直的身体，一并控诉着那黑暗的封建社会。当晚，我和大哥配合默契，演得逼真，以至于台下的六弟还真以为我死了，竟站起来大叫：“五兄！五兄！”观众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赶紧把六弟抱住，大姐示意四哥及时拉幕。台下用热烈的掌声，回应刚才台上发生的一切。母亲说她出了一身冷汗，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孩子们，她的老大和小不点老五，竟然能演得那么逼真。可惜啊，他们的父亲看不到这一幕！汕头新潮兴街兴办树人小学
大姐办起立达小学后有了经验，胆子就大了，加上母亲的经济支持，她竟跑去汕头，和她的一帮朋友，在汕头的新潮兴街办起了私立树人小学。树人小学的校舍是租的，主人到国外去了，拜托亲戚管理，亲戚便便宜地出租。那地方不小，是一栋三层楼房，中间有个天井。一层有个大门，大门由几块挺厚实的门板组成，还有一个大点儿的教室、一间厨房、一个厕所。天井边上有一个水井，比较宽敞，做饭、吃饭、洗澡和上厕所都在一层。二层是住房、教室。三层是教室和小卖部。三层上面是晒台。新潮兴街两边的房子有大有小，但高度都差不多，基本是三层。相邻两栋房子之间，或者挨着或者相隔1~1.5米的小巷。晒台的围墙不高，一般只有1米或还要矮，所以在晒台之间跑来跑去是很方便的。晚上，怕小偷光顾，都要关好进出晒台的门，但白天有人，就不怕了。新潮兴街在汕头市内，大姐当树人小学的校长。树人小学的办学条件比澄海立达小学强，学生多，效率高，兴旺了一场。大姐、大哥走向抗战内地
在六弟两三岁还老缠着大人抱他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天还没黑，大姐抱着六弟，二姐收拾饭桌，母亲正在给我和四姐洗脸、洗脚。这时，大姐的男朋友（我们叫龄兄）突然推门进来，他向母亲、大姐、二姐打了声招呼后，就靠着门发呆。大姐马上迎了上去，二姐赶紧去准备油灯，母亲则迅速把我和四姐送到房间里，说“大人有事，你们别闹”后，便顺手把房门也关上。可能觉得龄兄出了什么事，有点异常，因此母亲、二姐都迎了上去关切地询问，只见他从大姐手里抱过六弟亲，不一会儿竟发出轻轻的哭泣声。大姐急了，连忙安慰他说：“家里怎么啦？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慢慢说。”龄兄仍旧没吭声。饭桌二姐刚擦，湿漉漉的不好靠。二姐忙搬过椅子让龄兄靠门坐下，又给母亲、大姐、她自己搬来椅子围成一圈都坐下，大姐把六弟抱过去。大哥、二哥吃了晚饭后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房间里只有三哥、三姐、四哥、四姐和我，我们都不敢作声。从传来的模模糊糊的声音判断，似乎是龄兄边哭边说，哭声越来越大，话都听不清。我们谁都不敢问原因，可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问二姐，那次龄兄为什么哭得那样伤心，二姐把大概的情形说了一下：
龄兄全名是曾仲雄，但其实他不姓曾，他是曾家二房抱养的孩子。曾家是澄海城郊区信宁乡人，在汕头有商号，由龄兄的大伯主管。曾家人丁不旺，老二早年去世，龄兄虽说是二房的人，但没有父亲，实际上归他大伯管，从小就在汕头读书。大伯一心想让龄兄长大学做生意，高中还没毕业，就送他去读会计。但龄兄从小想当文化人，他对大伯一肚子的生意经很反感，对做生意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所以，他跟大伯合不来，为此也没少挨骂。在那种氛围下，他叛逆的性格自然形成。
龄兄和大姐是由我二伯家的老二再藩兄介绍认识的，在汕头筹办树人小学的过程中相好。处在躁动年龄段的龄兄，决意不听大伯的安排，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能逃出沦陷区到抗战内地工作（这是当年沦陷区热血青年的普遍向往）。而他大伯却认为，他一个领养来的孩子，自己供他吃、供他穿、供他读书，他当然要为曾家的兴旺出力。龄兄和他大伯的这种矛盾，随着龄兄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激烈。那一天在信宁乡的家里，他俩又发生了摩擦。他大伯觉得既然龄兄执意不听他的，二房这个儿子是白养了，就破口大骂，把龄兄的领养身世都骂出来：“你不是曾家少爷，你早该在曾家店里老老实实跑堂做事，要不然就滚蛋。”原来曾家没有自己的亲人，龄兄听后直往我们家跑。他抱着六弟亲，是因为他觉得在这里能找到亲情，所以见到我母亲、大姐、二姐时便像见到亲人一样哭诉。
龄兄决意离开曾家，家事、国事使他更想离开汕头，投身抗战后方工作的想法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大姐是坚决支持他的，但是，龄兄的书生气比较浓，他能写会算，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可活动能力差，而这一点恰是大姐的强项，所以，具体行动还得靠大姐。大姐联系了三伯家的凤姐、联藩兄和他们的表姐，我们叫她庄姐，以及庄姐的男朋友士华兄等一帮热血青年。他们想去湖南衡阳找三伯家的四弟兄。四弟兄在衡阳医学院读书，他们有书信来往，四弟兄很爱国，很想投身抗日（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打到衡阳）。目标有了，他们各自做着准备。大哥知道他们要走，也要跟着走。母亲很矛盾，她在发愁，我大哥、大姐这一走，家里这一大摊子怎么办？但孩子要投奔光明，母亲只有支持，哪能拖后腿呢。母亲当时剩下能够周转的东西就只有她的嫁妆了。二姐说，眼前实际上最有用的、最好卖钱的倒是那些布匹、丝绸和成捆的绣花边，母亲把那些都用在孩子们身上，用到最需要钱的地方。按计划，大姐他们逃出沦陷区后便往西走，到兴宁后再转道衡阳。
大约是1943年，大姐停了澄海的立达小学，并让二姐、二哥到汕头，接手她好不容易建起的树人小学。临走前，大姐他们各自出发，约定时间到大埔（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聚居地的边界）集中，然后坐车到兴宁，兴宁那儿有长途汽车去衡阳。一到兴宁，大姐便找到大房[4]三伯，把大哥临时安置在他那里（可省点住宿费），自己去住旅店。一切都没问题，但去长途汽车站买车票时，问题来了：往衡阳的车票大涨价。大姐算了下他们带的路费，连买三张票的钱都不够，只好忍痛把大哥留下。当大哥按约定时间到达旅店时，人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实在没有办法，大姐才把你留下。等到衡阳以后，情况好了，定寄钱来让你去。”大哥1944年回家后，说起当时的情况：“看着大姐的笔迹，我顿时脑袋‘轰’的一响，眼前一片空白。”大哥说，他当时看信后赶紧追到车站，见到了大姐，姐弟两人眼泪汪汪。大哥说：“看到大姐的眼泪，我明白了，我只能留下来，大姐一贯是不流眼泪的。”那时那刻，眼泪代替了告别的话语，一切都在不言中。最后大哥说：“大姐我听你的。”大姐拿出一些钱，塞到大哥的口袋里。大哥含泪送他们上车，19岁的大哥，挥着手臂向哥哥姐姐们告别。那时那刻，年轻的大哥多么羡慕他们啊！当老牛汽车启动带起一阵茫茫风沙时，他并不反感，而且还朦朦胧胧地感到，似乎幸运之神已经把上了车的他们带向幸福的远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车上的他们前景将是那样的险恶而艰难。
大姐他们乘坐的长途汽车还没到达衡阳时，衡阳就已经沦陷了。那晚，从衡阳涌出的难民，一波接一波，把大姐他们小小的队伍也给冲散了。大姐他们只能跟着人流走，还没到衡阳便被拖进衡阳出逃的难民队伍中。后来，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围城》《乱世香港》等逃难的片子，都会想起大姐他们那一路的惊心动魄。
走呀走，走呀走，先是快快地逃，而后越走越慢。一日一夜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晚上，每个人几乎都是稀里糊涂地只管拖着腿往前迈。凤姐个头最矮小，又提着行李，被甩在后头。后来，他们一个个倒在路边，趴在行李上睡着了。首先出事的是年轻的凤姐，她醒来时发现手表没了，号啕大哭，大声嚷嚷着“谁看见我的手表，谁看见我的手表啦……”把周围的人给唤起来了，但还是没有人回应。她只好跳起来，提高嗓门，再次大声哭喊：“是谁偷了我的手表，谁？这该死的贼，我刚才睡觉前还摸摸手，明明在呀。”她举着左胳膊想，怎么睡了一觉，手里的表就没了。这时候，在她的周围，一个亲友、熟人都没有。“天哪！我妈好不容易给我买的那块表。”她边哭边想自己母亲最后的唠叨：“凤呀，妈七凑八凑给你买了这块手表，就当是给你的嫁妆。紧急时，也是你的活命财产了，你得保护好呀。”凤姐的哭声撕心裂肺，闻者无不潸然泪下。那哭喊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大家都愣愣地望着这个十多岁的姑娘，投以同情的目光，惨啊！……大姐的结婚照
不知熬了多少个不堪回首的日夜，大姐和龄兄他们才总算活着到达贵阳。以大姐的活动能力，她竟能找到在贵阳某银行工作的二伯家的老大植藩兄（植藩兄是西南联大化学系的毕业生）。在植藩兄的帮助下，大姐和龄兄进入红十字会工作。龄兄当会计，大姐当护士兼夜校的数学老师。他们在贵阳结婚后，大姐寄了一封长信回家，随信还有他们的一张八寸大的结婚照。记得二姐给母亲读信时，边读边哭，母亲也不断流泪；而我却被那张八寸大的照片吸引，对信中所述的苦难一点儿都没在意。我关心那张照片，因为那是他们苦尽甘来的象征，让那些逃难的日子见鬼去吧！大姐结婚后不久，于1944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做了母亲。
在兴宁的大哥请大房三伯帮忙介绍工作，大房三伯便临时安排大哥在他们店里当“火头军”，为店里的人买菜做饭。大哥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吃、住也有了着落。1944年下半年，大哥回到家中。掷“杯”听暗卦
大约是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二姐、二哥、三哥、三姐四人准备把从学生那里收来的钱给母亲送去，于是，他们四个人决定下午一块回家，中午就先把剩下的东西煮成一锅吃了，刚好把柴火也烧完了。午饭后，二姐和三哥、三姐先走，二哥则先去买柴火。二姐他们下午很早就到家了，但是二哥直到吃晚饭的时辰都还没回来。最后，母亲给二哥留了饭，让我们先吃。然而，等我们吃完饭，二哥仍没有踪影。二姐埋怨说：“这个阿茂，怎么还没到，肚子也不饿，天马上就黑了。”二姐猜想，可能是二哥碰到熟人，顾着闲聊，耽误了时间。可是，等二姐把碗洗好，饭桌也擦好，二哥还是没回来。过了一会儿，母亲觉得不对头，二姐也不放心，便提出去巷口等等，我也跟二姐一块去。
天慢慢黑下来了，我们两姐弟站在三阳巷的巷口，周围安静得让人有点害怕。一阵风吹过，新溪墘那棵大榕树的树叶“沙沙”作响，显得更加恐怖，我挨紧了二姐。二姐说：“不怕，不怕，咱们回家吧。”回到家里，三哥他们都睡了，留下的那盏煤油灯的昏暗灯光，扫尽了下午迎接二姐他们回家时的欢乐和亲昵的吵闹，母亲也轻手轻脚的，这增添了对二哥命运未卜的焦虑。怎么办？一定出事了！难道是过城门时给日本人抓走？母亲实在坐不住了。二姐建议母亲用“大肚”先生给的那副“杯”来试试他说的“掷‘杯’听暗卦”灵不灵。母亲觉得有理，想着反正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坐等，何不试试。二姐把三姐叫起来看门，又把煤油灯放到灶神爷灵位前。母亲把那副“杯”找出来。
母亲掷到“胜杯”后，就和二姐一块出门往三阳巷走，当走到林家老厝的大门快到巷口时，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人从新溪墘的拱桥方向迎面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仔细一看才看清是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母亲她们马上停步，贴在墙根静听他们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听不大清楚。只见背人的把人放下后，有“啦”的声响。他俩拐弯往“公婆树”方向走去，一路上就听见“啦、啦、啦”的金属链条拖地的声音，过一会儿又没声音了，准是那人又把带链条的人背起来走。
从新溪墘拱桥往前走上十来米就到鞋街，横穿过鞋街后，会看到一栋建筑物，老百姓叫它警行。警行里有一个很大的池，还有县警察局和监狱。警行和“公婆树”，母亲似乎想起什么，拉着二姐赶紧往家里走。一回到家，我和三姐马上迎过去，母亲和二姐都没吭声，坐到灶神爷灵位前，一头雾水，不知该怎么猜。三姐问：“听到什么了？”二姐说：“什么话也没听着，只听到‘啦、啦、啦、啦’金属链条拖地的声音，可能是逃犯。”
母亲叹了一口气，警行和“公婆树”使她想起几乎忘了的往事，我们都不敢作声，静听母亲慢慢地回忆：
那天也是这么黑的夜晚，保姆抱着孩子先睡了，母亲简单洗漱后，正准备睡觉。这时，她好像听见水井后边那个后门有声音。母亲走近一听，原来是有人在轻轻地敲门。奇怪，整个林宅几乎没什么人走这个门，因为它很小，而且得走几个台阶才下得去。它连着一个广场，广场对面是“德祖祠”，平常没什么人，拜祖、送神、迎神时才热闹。母亲对着门轻轻地问：“谁呀！”听到一个男人压低声音说：“六婶，你开开门，我是五伯家的二弟。”母亲赶紧开门，突然一个戴斗笠的人一闪而进，并顺手关上门。他摘掉斗笠后立刻跪地，小声说：“六婶啊，我是二弟，你能认出来吗？”母亲听出声音，但天黑看不清人，便把他拉到隔壁专门碾米面（“搥打”米面）的房子，在那里说话没人听得见。他一到那房子便迫不及待地说：“六婶呀，有没有吃的，我快饿死了。”母亲说有拜地主爷的“米糕”“果仔”和“大芋头”，但都是冷的，要去热一下。他赶忙说：“冷的就行，冷的就行。”母亲拿来一簸箕吃的和一盏小煤油灯。借着灯光一看，吓了一跳，这哪是那个书生二弟呀，完全变成一个叫花子。母亲说：“二弟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二弟兄一边往嘴里塞吃的一边说：“我们的部队给打散了，我算命大，脱了外衣，抹点土躲过搜捕。今天早晨天蒙蒙亮时，我已经到了新溪墘，但我怕被熟人认出来，就在‘公婆树’那个庙里供桌底下的地上抱了捆稻草躺了一天。我盼着太阳快快下山，到晚上才敢回来，还不敢走正门，便先从后门试试，后门人少，能碰上你，我有救了！”他让母亲去叫他父母，说给他带些钱和衣服。母亲说：“你爸在汕头做事，平常不在家，只有你妈在家，我去叫她。”等五伯母来了后，母子俩哭成一团，五伯母抓着二弟兄说这一回再也不让他走了。母亲也劝他在家躲些日子，然后“下南洋”，去新加坡或暹罗（即泰国）。母亲说：“二弟呀，你现在活命要紧。”
当时，二弟兄跪下说：“娘、六婶，你们都是为我好，但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忘不了那天晚上在金山中学的山顶宣誓入列的情景。从那以后，我们加入了朱德的部队，为了中国的未来，我把自己的身、心都献出去了。”母亲和他娘哭着把他扶起来，母亲说：“我不懂，难道那个书生二弟没啦？”二弟兄接着母亲的话说：“没啦！没啦！你们就当我死啦。为了中国、为了人民、为了部队的未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上革命。”五伯母跪下抱着二弟兄两条腿不停摇晃，更抬起头看着她的儿子轻呼“天啊！”，便泪如雨下。哪个慈母能看着自己的儿子往死里走去，可是她也明白，儿子是铁了心要把这条路走到底，她只有从心底发出无奈的哀喊，以倾盆的泪雨来跟儿子告别。母亲把五伯母扶起，三个人抱头默默痛哭，突然二弟兄止住哭，说：“我该走了，得趁夜走出潮汕地区。过了潮汕地界，搜捕就会松一些，我好去追赶朱德的部队。到了部队就安全了，到时我再给你们来信。”
三姐听后问：“信呢？”母亲说：“哪有呀，从那以后，就没有二弟的一点儿消息。后来你五伯母也死了，大妹出嫁，小妹才三岁，五伯父又续了新五伯母，就再没有人提起过二弟了。可惜啊，他是你们这辈人中最优秀的书生，你爷爷特别喜欢他，开始还派个书童跟他去潮安金山中学读书。唉！后来，因为没有人提起他，我也几乎忘了。”这时厅的挂钟“叮咚”作响，二姐说：“十点了！”母亲说：“这么晚，老二真是碰到鬼啦。唉！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啊！”
二姐打发我和三姐去睡觉。突然，二哥回来了。他喊着：“累死！累死了！好饿啊！好疼啊！”
原来他在过城门时和一帮男人一起被抓去当苦力，当时个个抱着头被押到外沙渡船头替鬼子搬东西。他把衣服一脱，两肩都磨得红红的，身上还留下几条鞭痕，加上满身臭汗，伤口很容易感染。母亲看了便叫三姐弄一盆开水来，水里还放了一点儿盐，伴随着二哥的疼叫声，母亲轻轻地半敷半擦后给二哥上了一点儿药，说：“好了，没事了，皮肉伤，我们都担心死啦。没把你打残，算你走运，我去给你弄吃的。”二姐受了惊吓
自从大姐、大哥走后，二姐就苦了。从三哥往下，我们六个都在读书，能帮母亲的只有二姐、二哥了。二哥虽然个子比三哥高一大截，但实际上他只比三哥大两岁多，正值贪玩的年龄，大事指望不了他，所以重担只能压在二姐身上。我真很难想象，为了我们这一群弟弟、妹妹能有书读，有饭吃，二十一岁的二姐帮着母亲顶了多大的压力，忍受了多大的委屈。
抗战时期，澄海中学（简称“澄中”）的师生逃难到饶平后，澄海便没有中学可读。当时三姐考上汕头神星女中读初一，三哥在某中学读初三，他们和二姐、二哥住在汕头新潮兴街的树人小学。本来决定每个星期六下午，二姐或二哥轮流带三哥或三姐中的一个回澄海家中。尽管汕头离澄海只有十五千米，可是单靠那一双光脚板，饿着肚子走个来回就够呛了，更何况还要背着东西（因为汕头的食品比澄海贵），多辛苦啊。但是辛苦归辛苦，每次三哥、三姐总是争着回家，因为回家能见到母亲，能见到四个弟弟妹妹，想着就激动。更重要的是，每次回家，即使家里再紧，母亲也会省着别的，让刚回家的孩子吃个饱。为着吃一顿饱饭，晚上能抱着弟弟妹妹睡个好觉，三哥、三姐多数是一起回家。到了星期天下午，二哥、二姐又背着他们四个人下个星期的“口粮”——红薯、萝卜、大米和咸菜走回汕头。其实，他们背走的“口粮”，只够他们每天一顿晚饭，早饭和中饭就看树人小学的小卖部能卖出去多少了。听二姐说，大姐在的时候曾立下规矩：开学前，先出钱以批发价买来各种笔、墨、练习本、作文本和课本，等开学时按人头发给学生，钱算在学杂费里。开学后，学生仍然可以在小卖部买到文具。那些都是开学发完剩下的，能卖多少，就赚多少；赚多少，早、中饭就吃多少。大姐在时，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但是，大姐一走，一些核心教师也跟着走了，继续办学显得困难重重。二姐和二哥的能力跟大姐、大哥没法比，因而，学校当时只能勉强维持，惨淡经营。光顾小卖部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三哥说，早晨他们基本上是一碗白开水，中午就看小卖部抽屉里卖有几个铜板，二姐会让他到街头卖熟红薯的老头那里买来熟红薯，四个人分着吃。最惨的时候是没有铜板，一天就吃晚上一顿饭了。二哥、三哥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这种半饥半饱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多难受呀！
某个星期天，二哥带着三哥、三姐回澄海去了，剩下二姐一人留守。那天，二姐洗了衣服后到晒台晾，下楼时，以为大白天没人敢来，所以没关进出晒台的门，直接回二楼房里备课。课还没备完，她就听见三楼好像有声音，仔细听又没有，她以为是哪家的猫搞鬼，又看她的书。一会儿，她又听见楼梯好像有声音，就走出来看看。只见一个陌生男人正往房间走来，二姐本能地大声喊：“小偷！小偷！”只见那小偷应声喊着“我找罗明先生，我找罗明先生”，就急忙退回楼梯往楼下猛跑。二姐不停地喊“抓小偷！抓小偷！”跟着往楼梯追。可二姐楼梯还没走一半，那个小偷已经下楼开门走了。二姐直追下楼，把门插好。又跑上晒台，把衣服拿下来晾在二楼，再把晒台门关严。二姐此时很清醒，哪来的罗明先生，那分明就是小偷。她想，这里的东西只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三楼的小卖部；另一个是二楼房间里，其他都是教室。她赶紧跑到小卖部，到了一看：哇！小卖部已被洗劫一空，连用来做窗帘的那块布都不见了。二姐这才想起刚才第一眼看到小偷往二楼房间走来时，手里好像抓着一包东西！该死的贼，偷了三楼还不够，还想来偷二楼，亏得二姐出来一喊，才把他吓跑了。二姐再一想：“当时我一喊，他知道有人，就赶紧跑。如果他先跑到房间里，看到只有我一个女的，手无寸铁，他会跑吗？哎呀！”二姐越想越害怕。害怕的心理驱使二姐再一次跑去看晒台的门和楼下的大门关好没有，生怕小偷还会再来。可怜的二姐，刚才那股出自本能的大喊“抓小偷”的劲头没有了。此时此刻，一种无助的恐惧在她心里升腾，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她坐到床上，只觉得全身都没了力气，正想躺下，时钟恰好敲响十二点。这时，二姐才觉得肚子好饿，想起从昨天晚上吃那萝卜稀饭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该去弄点什么吃的了。可是一坐下，二姐就不想动了。她顺势躺下，估算着损失：“亏得老师的工资上个星期已发完，就是小卖部的，唉……不管怎么说，本来我们四个人中午的饭钱还有个盼头，现在这个盼头就这样让小偷给偷去了。”二姐好不容易挨到二哥他们回来。听了二姐的细说，二哥拳头都捏出汗来，去他的罗明先生，他们气极了。二姐对着三哥、三姐说：“以后你们两个，得分开回家，这里再不能只留下一个人了。”事情传回澄海家里，“我找罗明先生”也就成了我们家里人私下的暗语。
二姐对那段生活刻骨铭心。抗战一胜利，她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含泪向父亲哭诉这段层层压力下挨饿和惊吓的生活。后来，听父亲说，他当时看着信，心里阵阵作痛，就连看过那封信的亲友，都深受感动。三、日本人终于投降了抗战胜利父亲你怎么还不回家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来信了，也寄钱回家了。那一年过年热闹无比。老家的节日特别多，春节当天主要是忙于走亲戚，大串门，没有那么热闹。热闹的是春节前的“送神”和春节后的“迎神”。那一年，每家每户祭拜的供桌都摆到门口、摆到街上，锣鼓声、鞭炮声、小孩子的嬉闹声，响彻天地，喜气非常。
大姐、龄兄在贵阳的红十字单位解散了，每人拿了一笔遣散费后各奔东西。大姐他们去广州找工作，因为没熟人，只能靠着报纸登的广告逐家应聘，却四处碰壁。他们和三伯家的联藩兄，最后找到了四伯家的大嫂（我们叫柿嫂）的妹妹（叫柑姨）的丈夫。他了解了大姐、联藩兄的情况后，觉得这些投奔抗日的青年人应该得到帮助，就给他们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介绍大姐他们到汕头的中央信托局，另一封介绍联藩兄到上海的银行。于是，大姐、龄兄抱着大闺女回了汕头，在汕头的中央信托局找到了工作。接着，龄兄又把大哥、二哥介绍到信托局工作。
二姐停办了树人小学，到市立四小教书。三哥、三姐也就转到澄海中学继续读书。四姐跟着二姐到汕头市立四小读书。只有我和四哥、六弟没动，仍在澄海读小学。母亲就汕头、澄海两地跑。
1946年春，母亲病倒了，高烧不退，但她还是坚持做饭、洗衣。吃了宾兄（林家大院的老中医）开的很多中药，可烧就是不退，还咳嗽，饭也越吃越少。到了星期天，母亲一早起来，准备做饭，突然一阵天旋地转，脚一软，又倒下了，说头好晕好疼。三姐一摸，说：“不对，很烫！”三哥赶紧去请来西医黄怀周。黄医生说是“肺炎”，需要卧床休息，不能随便起来，更不能吹风。他给母亲打了一针，开了药方，问：“哪个孩子跟我去诊所拿药？”三哥叫我去，我就跟黄医生去了。他的诊所在鞋街，离我们家不远。他夫人给我药，说一天吃三次，饭后吃。我拿药回家，告诉三哥、三姐和母亲怎么吃。三哥、三姐对母亲说：“就让老五在家陪你吧，你不能再起来做事了，洗衣、做饭也都别干了，我们会干的。”一听说母亲得了“肺炎”，星期天，二姐、四姐、大哥、二哥、龄兄都来看母亲，大姐怀了老二，所以没来。慢慢地，母亲的烧退了，她感觉好很多了，开始跟我说东说西，说她梦见父亲和外婆他们，还梦见父亲在新加坡娶了一房番婆（潮汕人念叨老家叫“唐山”，在老家娶的老婆叫“唐婆”；念叨南洋叫“番畔”，在那边娶的老婆叫“番婆”）。
抗战胜利以后，不少华侨回来娶“唐婆”，有“唐婆”的又在那边娶了一房“番婆”，这成了那些阿婶、阿姆到我们家来串门时聊的话题。她们还断定，父亲要是今年不回来，准会在那边娶一房“番婆”。母亲刚开始时觉得这不可能，他们那么恩爱，怎么会？但是，人们说多了，母亲便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谎言说上一百遍，也变成了真理”。母亲的这个怀疑不好写信去问，只能跟二姐说说。母亲这一病，病得稀里糊涂，半梦半醒地和我聊起这事来。问我，如果父亲真娶了一房“番婆”，我们怎么办。我坚定地说：“那我就不认他！”母亲“唉”的一声，无奈地说：“那哪能啊！你五个伯伯都娶了两个以上，你二伯、三伯最多，先后娶了四个，还不照样过日子。”我说到做到，拿起笔就给父亲写了生平第一封信。说是信，实际上就是一张纸条，只写着一句话：“爸爸：你如果在新加坡娶了‘番婆’，我就不认你啦。阿五。”
开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可是就这么一句话，我也有好几个字不会写，直等到二姐回家，才让二姐帮我把信写完。等到下个月要给父亲寄“回批”（当时的民间邮局叫“批局”，每月收到钱时，必须寄“回批”）时，我硬是要二姐把我的条子塞到“回批”里。二姐不让，说：“五啊，你这不找骂吗？”我说：“不怕！”姐弟俩坚持不下。看我那么坚决，二姐仔细一想：让小不点儿阿五表达母亲的担忧，也好。唉！爸爸呀，你怎么还不回家？
黄医生开始时每天来打针，后来不打了，我就每三天去请他来给母亲检查和开药，母亲的病一个月就好了。那一学期，我和六弟有事无事地旷课频频，所以蹲班一学期，我从秋季班蹲到了春季班。
抗战胜利以后，四伯回汕头当了“水公司”的头儿。他请我母亲到汕头，说了好多好话，然后心怀愧疚地说，那盒细软被他卖了。他说：“没想到香港也会沦陷，世界大战啊，我也是没办法。”他拿出一包钱，就是当时的“金圆券”，说：“我只能拿出这么些钱来补偿你，这虽不到那盒细软的零头，却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就作为我对你象征性的补偿吧。另外，现在‘水公司’把‘新栈’整栋楼都给我住，很宽敞。你的孩子阿侠、阿侬、阿茂来汕头找工作时，没住的就到‘新栈’来，你回去跟他们说说。”后来，二哥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时没住的，就到“新栈”去住了。
1946年下半年，父亲回家了。他看到十个孩子都长大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去照相。中山公园合影
父母亲带领全家人到汕头中山公园照相留念。旁边的照片中，最左边站着的是龄兄和大姐，父母亲坐在前面中间。当时大姐已经生了两个闺女，三姐抱的是老大，母亲抱的是老二，后面是我。父亲前面依次是六弟、四姐、四哥，四哥后面是三姐。后排左起依次是大哥、三哥、二姐、二哥、植基兄（大房二伯家的老大，和父亲一样从新加坡归来）、阿吟（大姐家姆）。难以想象，那时的父母亲都45岁了。四人的狼狈相
父亲离家的时候，我不满两岁，六弟还在母亲肚子里，所以父亲在新加坡时，想象中的四个小的就那么丁点大，没想到回来时，眼前却是四个活蹦乱跳的小家伙，心里那个高兴啊。二哥出了个主意，让我和四哥、四姐、六弟排成一行做起跑的姿势合影。但是，只有四哥懂得什么是起跑，我们三个小的都听不懂，一叫趴下就不动了，惹得大人哈哈大笑。大人们就这样拍下了我们四个的狼狈相。
父亲回来后，在汕头联发商行工作，他住在联发，离信托局不远。1947年暑假，父亲带我到他那里住，像是要让我从他那里找到父爱。早晨，父亲带我去码头散步，买豆浆、油条给我吃，等他上班了，我就去信托局，大姐家在那儿。晚饭后，父亲会到大姐家聊天，然后带我去联发睡觉。那个暑假我过得很幸福。
等长大以后，我才从二姐那里知道，父亲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没有立刻回家。因为他先和香港的四伯联系，知道那一盒细软被四伯卖了，心里非常难过。他只能独自哀伤，内心在号哭：“我的天，四兄啊，你怎么卖得出手？你叫阿尾我在姚家人面前怎么抬得起头。三妹啊，都怪我呀，当时要是我不给他传话，不就没这个事了吗。唉！现在可怎么办？我不能就这样空手回去。”那时抗战胜利了，百废待兴，形势很好。父亲就想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钱，和别人合伙做生意，等赚到钱再回家。谁料，生意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亏了一半。父亲很无奈、很伤心，这才来信告诉母亲。母亲很想得开，回信安慰说：“这都是命，回家吧！”父亲也觉得他没有发财的命，只能当差，当不了老板，这才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外婆回来，我们搬住“三格门第”
大约是1947年深秋，外婆回来了。那时，母亲经常晚饭后带我们上外婆家。外婆要母亲给她梳头，说母亲梳得好。然后就是听外婆没完没了地讲日本鬼子在新加坡怎么杀人放火，大舅怎么被杀，二舅怎么给抓去打个半死，“十八间后”的铺子怎么给烧了，等等。他们逃到山里避难时，被日本人杀掉的管家竟来托梦，告诉外婆他们，日本人来时，他把钱藏在某花盆底下，让他们赶紧去拿，别让日本人搜走。后来外婆他们真就在管家说的那个花盆底下找到钱，很神奇啊！……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老人家讲过就忘，以后去，她还老讲，讲多了也就不新鲜了。二舅家的小儿子舜旭兄（他比我大一两岁）来找我和六弟上他们家玩，小孩喜欢新鲜，也就去了。我们都坐在厅里的牛柴（柚木）床上听他讲故事，可他尽讲鬼故事，还故意把灯灭了。夜里漆黑一片，我很害怕，却又觉得鬼故事特别好听，就拉着六弟挨着我坐，给我壮壮胆子，认真听着。等母亲来叫我们回家时，我已经没有勇气走夜路回家了，就留下来跟外婆睡。外婆的床又柔又暖，我说：“外婆，你的床好舒服啊！”外婆说：“那你们就搬过来住好不好，书斋里那么多房子没人住，雕花大木床、大钢丝铁床、牛柴床、厚厚的床垫、大桌子、大镜子……那些好东西都是你大舅从新加坡运来的，日本人走了也没带走，现在都没人用。”我说：“搬过来这儿我高兴。”外婆说：“也省得你妈老得走夜路，我随时要看你们就能看得到。”没曾想，几天后，我们真就搬到外婆家的书斋住下了。
外婆家很大，由三部分组成。除大园和大厝以外，还有一处书斋。大厝的北面连着书斋，建书斋时，外公已经去世了。书斋是大舅发财以后精心建造的，比大厝更精致、更气派，也更洋气。新溪墘林家大院和它一比，简直就成了贫民窟。等我后来去北京看了故宫以后，比较之下，更觉得大厝和书斋除保持古色古香外，还特别亮堂、典雅，是很值得鉴赏、保护的民族文化建筑。
大厝和书斋的大门朝西面开，向着怀庵巷，书斋的大门上写着“蓉湖别墅”四个大字，这是大舅给它取的正名。书斋北面往外铺了一条宽宽的很光滑的水泥路，书斋靠着水泥路开了两扇双重小门当便门（平常我们只走东便门）。书斋的地面比外面的路高出约一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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