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编写组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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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试读：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发展基础。正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有三大理论来源一样，我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创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因此，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渊源。
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历史的文化遗产和当今的文化创新，尤其要万分珍惜和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丢掉自己的东西，是最没出息，也是最没前途的。创新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生命和不竭动力，而继承又往往是创新的基础。数千年来，哺育了中华儿女的优秀传统文化仍然是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生活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世代相传，心灵相通的纽带不仅在于黑头发、黄皮肤这些表征性的东西，更是缘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摒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发挥鼓舞人民、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因此，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用科学的态度，用可行的方法，充分挖掘和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作用，以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1.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历数千年的积淀，气象万千。它在思想、学术、哲学、教育、典章、道德、文字、文学、艺术、地理、医药、科技、建筑以及衣食住行、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无不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和宏博，堪称一座包罗万象的文化宝库，激励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断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创造出新辉煌。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文学方面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创造力，是因为它具有因时变革、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盐铁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等，都体现出中华文化注重因时变革、不断创新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会失去创造力，甚至衰亡。这也是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正是由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力，它才得以不断丰富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需要。国家的魂魄、民族的精神，始终是以文化为载体流淌在国人心中的。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行为及生活方式。一个国家的强大，其经济是与文化成正比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因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今后发展和繁荣的肥沃土壤。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华文化的需要。民族的气节、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情感、民族的愿望等组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们是民族的历史见证和发展脚步的痕迹。它必然体现着民族的精神，活跃着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亲情也在其中得到巩固。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悠久的中华文明得以生长，中华大家庭得以延续，炎黄子孙在数千年的延续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熏陶。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文化才源远流长，才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才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学大师。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一条绣满基因密码的金丝带，以其无边的法力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中传承。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对其进行科学的传承，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需要。综合国力，综合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指标。决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的几项国际通用指标。既然它是综合的，代表着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传统、民族愿望的民族文化，当然也应该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面——2002年12月3日，伴着《茉莉花》的表演，蒙特卡洛的世博会申办会场一片欢腾：2010年世界博览会将在中国上海举行！耐人寻味的是，在投票前最后陈述的宝贵时间里，中国代表团选择“中国文化”作为申办世博会的理由。一位香港时事评论员事后这样说道：“除了今非昔比的强大国力、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等因素外，是五千年灿烂瑰丽的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融合中西、独具风格的文化魅力，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让中国闪亮走向世界，打动了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传承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既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牢牢记住：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数百年来的战乱中，坚定信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宁死不屈，就是因为我们有积淀深厚的文化及其延伸出来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中华文明是由五千年的民间文化中的精华所组成的。它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弘扬，更需要子孙后代的传承。2.要高度重视对儒家、佛家、道家等多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中，强调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不能不重视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贡献。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其中文化、思想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儒、佛、道、墨、法、名、阴阳等家都曾经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真正发挥思想基础和文化奠基作用以及流传广远的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秦始皇时代，崇尚法家，甚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非儒黜道，焚书坑儒。汉初的统治者汲取秦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取得政权之后，经济上采取“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制定，理论根据就是当时新道家尊崇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以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相配，被同尊为道家创始人，倡导“清净无为”、“静作相养”等道家思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贵无为宗旨，以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为最高主题，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实际上就是先秦道家哲学文化在魏晋的发展或表现形态，这种思潮取两汉经学儒学而代之，成为了魏晋文化的主潮，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佛学大盛，儒学位尊，道学显赫，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归一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中兴，但儒、佛、道家思想仍占有重要地位。近现代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新学兴起，儒、佛、道家哲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受到一定冲击，但其深深植入于中华民族血肉之中的根依然坚固。可见，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儒家文化始终被统治阶级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理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思想和文化能够像儒家学说那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给予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以如此重大和深刻的影响。从事实上看，儒家的思想和理论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在国家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为政以德，实施德治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封建的“礼”，以“三纲”、“五常”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教育方面，则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人才培养也以儒家的范式为标准；社会的文学艺术，则多是围绕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创作和宣传。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家学说和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和理论之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兴不衰，这与其在漫长的发展中，顺应历史变化，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儒家思想内容，同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吸收其他文化之精华，完善和补充儒家理论，使之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做法分不开。从历史上看来，儒家文化形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成为儒家文化的源头，经汉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取得了统治地位。以朱熹、王阳明、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它既是儒学流变的开始，也是儒学从内生走向外播的开始。儒学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传播。一方面，宋明理学向东方的韩国、日本、越南诸国传播；另一方面，孔子的学说、朱熹及宋明理学等儒家学说通过早期传教士开始向西方传播，并逐渐成为欧洲启蒙主义学者们的精神食粮，特别是孔子的治国之道和道德理想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即“五四运动”之后东西文化碰撞下所产生的现代儒学。由于西方哲学的大规模输入和冲击，使得儒学援用西学来改造传统、重建传统和走出传统，试图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社会谋求出路。20世纪下半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所形成的现代新儒学。其基本特点是主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着力提高民族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儒家重视道德教育，重视道德修养，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与“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宣扬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把个人完成的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教育传统。上起孔孟，下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儒家重视培育真实的精神修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他们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教育、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经常起进步作用的重要传统。同时，儒学对于如何发挥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控制黑暗的一面，进行了认识与解答。如格物致知、读书求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尊老爱幼，等等；这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教学手段、处世哲学，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直到今日也是行为准则和至理名言。
毫无疑问，在今天看来，儒家文化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它是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适应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而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学说。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忽视对它的研究和整理。人类不能割断历史，否则将无法继续进步。今天我们加强和重视对传统儒学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可借此发掘和吸收其中的合理部分，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深入研究和科学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第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道家文化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一样，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秩序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其维系起到过难以估量的作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程中，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审视道家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发掘道家文化的时代价值。道家文化的积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济世利人、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是由一个个活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庞大群体。任何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个人也只有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获取自己的利益。因此，济世利人、服务社会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比较清楚地看到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共生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要求人们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即所谓“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任何个人都不能从一己之私出发，不可为了一己之“得”而对他人施利或加害，而应该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天下人共同的利益。一个人只有很好地履行了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职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得道。虽然道家追求成仙的愿望带有迷信色彩，但其倡导的济世利人、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对于怎样才能“度人”以至“修道”的问题上，道家主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即人们不能离弃社会生活为修道而修道，而是要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修道、行道、悟道。这一思想在今天也仍有合理的成分。
崇尚节俭、摒弃奢华的生活态度。崇俭抑奢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了崇俭抑奢的精神和作风，在物质匮乏、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能使人保持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的目标；在物质丰富、条件优越的情况下，也能使人不沉醉于物质享受、不奢侈腐化，而是保持勤劳节俭之风，继续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我国古训所讲：“成由勤俭败由奢。”在现代化社会中，利欲熏心、权钱交易、贪污受贿、道德虚伪等现象地存在，正在严重地扭曲着人的本性，折磨着人的平静心灵与和谐生活。如何医治这种社会现象，道家文化开出了一剂良方。道家提出的“身重于物”和“少私寡欲”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仅对于现代人树立“身外之物”观念和淡化做官心理，缓解由于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而激化了的人际关系，树立淡泊名利的人生取向，维持个体生活的心理平衡，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有重要的作用。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艺术。辩证智慧和方法论思想是先秦道家哲学的重要内容。首先，老子强调事物、现象之间的相反相成，即认为包括道在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相反对立的双方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如就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来说，它也是无与有、虚与实、阴与阳、动与静、变与常、始与终等相反对立的双方所构成的。其次，对立面相互转化(包括量的积累到性质的变化)的思想。老子认为，事物运动到极限时，无不向自己的反面转化，特别是指出了强壮事物向自己反面即衰老方面的转化，也即“物壮则老”。把这种辩证法运用到人生，道家文化倡导要正确认识“争”与“不争”、“知足”与“不知足”、“不敢后人”与“不敢为天下先”的辩证思想。认为人既需要“争”、“不知足”、“不敢后人”，也需要“知足”、“不争”、“吾不敢为天下先”。“争”、“不知足”、“不敢后人”，是奋发进取、善于开拓、敢于拼搏、成就事业的保证。但是有时人也需要清净无为的“不争”、“知足”、“知止”、“不敢为天下先”，只有“知足”才能“不辱”，只有“知止”才能“不殆”，只有“不争”、“不敢为天下先”才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我们在今天仍要继续弘扬道家文化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艺术。
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细致的阐释。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道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道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看做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道家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今日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浪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因而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除了依靠高科技的发展利用等其他手段外，道家文化关于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也应当成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佛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影响。
佛家文化最初是自东汉随着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具有中国浓郁特色的一种传统文化。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至今仍久经不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寻求解脱的修正中，总结出“四谛”即四种真理。“四谛”以论定人生的价值是苦和分析苦的成因为出发点，以解脱诸苦的途径为中心，以解脱境界“涅槃”为归宿，构成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早期佛教强调依“八正道”而行，即得解脱。“八正道”是八项修行实践的德目，包括正确的见解、思维、言说、行为等。后来又提出佛教修行者的实践总纲“三学”，即戒学、定学和慧学。戒学是抑止邪恶，积习善行；定学是安定身心，集中精神；慧学是如理思维，彻悟实相。随着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的解脱之道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在理论上力图超越小乘佛教对人生过于负面和悲观的看法，在修行上突出强调智慧的关键作用，重在以观照真理和证取真理为解脱。为此，大乘佛教还要求在修行上不脱离世间，积极参与世间的各种善举，以利于众生的普度、解脱。
此外，墨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其提出最具伦理色彩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意思是说社会的一切动乱、祸害、灾难、罪恶都是因为不“兼爱”而产生的。那么，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坚信，只要普天之下人们都遵循“兼爱”，就必然会害除利兴，国泰民安，天下和平，达到乐园一般的完美境界。可见，墨家文化中的“兼爱”，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我国公民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社会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我们可以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中得到启示。因此，墨家文化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重视挖掘、揭示各家尤其是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儒、佛、道三家哲学的正确思想观念中具有恒久价值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同时，要结合社会实际和时代发展，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进行现代转换，给以创新阐释和价值重建，发展、提高其中富有价值的进步内容，克服、剔除其中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落后内容。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民本、刚健、自强、革新、崇德、仁义、爱众、人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就是值得阐释和弘扬的。又如道家和道教的道器、自然、尊道贵德、天人合一、齐同慈爱、性命双修等，表现出了人生智慧，也具有重要价值。再如佛教，它的平等、慈悲、中道、容忍、圆融、解脱等一系列理念，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要努力挖掘并善于运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包括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以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3.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累，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思想观念、礼仪制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几千年始终保持延续发展，维系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进行如此深刻的转向市场经济和调整结构的巨大变革，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重大课题。人们的利益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并错综复杂，同时，对外我们还长期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我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要十分珍惜、爱护，并不断地加以弘扬。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古今中外许多事实证明：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竞争日趋激烈。文化领域的竞争，不仅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市场覆盖上，更表现在文化价值观的渗透上。而后者的影响往往更加深远。由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正确领导，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外来文化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质量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当然，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区别传统文化的不同性质。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华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具有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既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要正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也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传统有优秀与不良两种性质，我们要弘扬的是优秀传统，对不良传统则必须舍弃。区别优秀与不良两种文化传统，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看其是促进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社会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传统的存在往往不是纯粹独存、绝对对立的，而是交叉互渗的。比如，儒家的仁爱观念，既表现了人道精神，也包含了等级观念。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既是一种因果律的理性观念，也是一种神学说教。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正确理解和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保持自尊心自信心的思想前提，是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正视中华文化的不良传统，如缺乏实证科学、缺乏民主和法治等。惟有认识自身的缺陷，才能克服缺陷，与时俱进，不断进取，大步向前。
二是认清中华文化的不同类型。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大支柱构成的，儒、道、佛三家同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三家相近的文化取向都关注人文价值，但其内涵则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呈现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支。儒家以“人”为本位，着重从人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人要在现实世界提升品德，以达到理想世界，从而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传统。道家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构成了一种自然主义传统。佛教以“解脱”为坐标来生。儒、道、佛三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满足复杂社会生活的文化需要，适应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具体而正确地认识和阐释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不仅是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依据。1.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
在价值观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利己的价值取向，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是这种价值观的最典型格言；另一种是“利人”的价值取向，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即是这种价值观的最经典表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式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多样化，于是，在价值观问题上的多样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除了上面提到的“利己”和“利人”这两极价值观之外，介于二者之间的价值观，也是存在着的。如有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以利己为基础，以利人为载体，于是强调利己利人的价值观；也有的认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应当强调在不损人的前提下的“利己不损人”的价值观，等等。因此，多元价值观是当今价值观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么，在这种多样化的价值体系中，哪一种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必须肯定，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深刻揭示奠定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的历史阶段。那么，共产主义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在这个问题上，尽管马克思有过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设想，但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可以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马克思从揭示人的本质出发，奠定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
首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本质是劳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和发展，是因为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如下几个论点：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根本标志，而造成这一分化的推动力量和决定因素也是劳动；二是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离开劳动，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三是劳动是人们全部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劳动不只是意味着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也因为劳动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不仅生产出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而且同时也生产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四是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从劳动实践出发，形成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社会形态的流变、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的完整学说。他们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从劳动是人的本质来看，证实了劳动才是人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人的劳动价值观的基础，进而科学地说明了人的劳动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一个人只有积极参与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才能创造价值，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活动，劳动展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的基本内容是人在劳动生产中所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联系，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行业间的等复杂的社会交往，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体现着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当然离不开同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生活在自然中，但更重要的是由人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决定的，一切现实的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具有阶级性，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一切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看，证实了人是社会性的群体动物，奠定了人的社会价值观基础，进而科学地说明了人的价值是以社会实践为载体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标的。人的价值不是从个人产生的，也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得到证明（承认）的。每一个人都处在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其创造价值不仅离不开而且必然会受到这些关系的制约；每个人的活动是否有价值，也不是由其个人主观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否承认。因此，价值现象是社会现象，不是孤立个人的现象。
最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人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突出了生产关系，揭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找到了人类社会的立体结构，发现了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矛盾运动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去，人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时，都忽略了这一层面的揭示。其实，这是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点的层面。只有站在这一层面的高度，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才能达到科学的水平。因为只有对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正确把握才能谈到对人的本质和前进方向的真正现实的了解，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来看，证实了人要创造财富、体现价值，必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只有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推动历史前进，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有价值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要点呈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劳动是人的价值的基础；社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根本；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与发展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最终标准。2.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列宁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进程和科学预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论断。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也已经证实，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于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提上了日程。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领导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逐步形成，并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决定，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马克思恩格斯时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主要集中在怎样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方面。
第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列宁认为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该说，列宁的这一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在十月革命前的《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等文章中，列宁都提出过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在这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着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发生，列宁领导俄国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中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没有及时地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并且在主观上有一种希望“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思想，也反映了其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可悲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不仅没有使俄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事实使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正是为了实行这种必要的退却，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总之，由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两点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价值基础的重要性。二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这充分体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即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是社会主义价值主体。
第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晚年一直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列宁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被称为“政治遗嘱”的5篇文章中，即《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以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为借口，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甚至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其实，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需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列宁的晚年著作中同样强调，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已有的先有经济文化基础再进行政治革命的思路所束缚，而是提出了我们可以首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大创新，也是推进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国情，首先，提出了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其次，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即在政治建设上，列宁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监督，使国家机关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在文化建设上，列宁特别强调国民教育，认为在政治变革、社会变革之后，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我们才能说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归结起来，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不仅极富创意地回答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政党。在价值观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者，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己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创新者，在理论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核心价值概念，在实践中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人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1.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
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特别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胜利之本，是为革命和建设提供强大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党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于人民之中，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概念。1944年毛泽东又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写了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著名文章，全面阐明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23日，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首次使用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科学概念。在为人民服务前加上“全心全意”四个字，又进一步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中第一次申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人的宗旨观，党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还强调了每一个党员都要树立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系列科学的论述标志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的完全确立。
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最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检验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准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这一思想阐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党的力量源泉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曾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把这种关系比喻为血肉关系、鱼水关系、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儿子和父母的关系等，这些比喻是很贴切并且富含深意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一思想阐明了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和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揭示了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个人利益都应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精益求精地去工作，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毛泽东同志表彰的白求恩和张思德，就是践行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典范。
毛泽东要求全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一思想阐明了检验党和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对与错、成与败、得与失的最高标准，揭示了党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正确途径之所在。党必须坚持用人民利益能否实现，实现的快慢、多少、大小为尺度来检验衡量自己的工作。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不但为党提供了辨别真理、修正错误的准绳，而且使党找到了以人民利益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正确途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用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教育党员和广大群众。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1964年他又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焦裕禄，使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不仅更加深入人心，而且更加突出了要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和实践工作中，要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危助难。这与我们党今天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最实惠的利益。2.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创新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价值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加强价值观教育和建设。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战斗历程，邓小平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真正的法宝和优势。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和激励，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只有加强价值观建设，发扬我们的政治优势，才能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道德规范；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在实现共同理想中的历史责任，真正懂得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下的；真正做到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从而抵制各种消极腐朽的东西。回顾过去，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放眼今天，我们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同样也需要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克服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展望未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的焦点已经从经济实力、国防实力这些硬国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转向民族凝聚力、思想文化力这些软国力方面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竞争。因此，我们党也越来越重视价值观建设。在邓小平的价值观思想中，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对价值观概念的创新。
邓小平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某种事物好坏的态度。1962年，邓小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一著名论述，也就是人们时常提到“白猫黑猫”论。这其中就包含着他对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的理解。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这里，“好”讲的是价值，“最好”就是最有价值。“态度”讲的是价值观，即关于“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好”，“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最好”的看法、观点。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按照这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包产到户”、“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好的生产关系，应予坚持；那种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则是不好的生产关系，应予摒弃。这种对生产关系形式所持的好或不好的看法，坚持或摒弃的态度，就是人们关于生产关系的价值观。
同时，邓小平认为，价值观主要指人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价值观，就是人们对某种事物，对人好坏的观点、看法、态度，是人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人们关于自然、历史、人生对人的价值的观点、态度形成自然价值观、历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主要解决自然、历史、人生的价值问题，回答什么样的自然、历史、人生对人是好的、有价值的。邓小平所讲的价值观，主要是人的历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强调的是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由此可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加强价值观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邓小平对价值观体系的创新。
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邓小平的价值观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状况，勇敢地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联系，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所独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价值观精髓。他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为实事求是提供思想基础，实事求是就要废除“假、大、空”等弊端，讲求实效，就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二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基础——爱国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论。爱国主义，是邓小平价值理论体系中首要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他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纽带，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凝聚力。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热爱国家，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爱国主义本质上属于集体主义；集体有不同的层次，国家是一种特殊的集体，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最高形式的集体主义。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强调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更是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四是邓小平价值观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邓小平价值观体系的主题。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再次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因此，邓小平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价值理想和竭力追求并努力奋斗去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的价值理想、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客观实际与发展需要，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前途命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五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取向——人民利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决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邓小平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与他坚持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都不过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价值观的必然的结论。他要求共产党人一切方针、行动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始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服务人民，取信于民，甘为人民公仆。他反复强调，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邓小平的价值观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因而始终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我们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益害好坏，都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加以评价，好是对人民好，不好是对人民不好。因此，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六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关注正确的价值标准的确立，对于如何运用正确的价值标准，科学地评价事物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他全面而深刻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新时期价值观体系的根本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邓小平讲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的，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深化和发展了真理标准理论，坚持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回答的是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也即认识的对错问题。“三个有利于”是检验实践及其指导实践的理论认识的根本标准，它回答的是实践及其理论认识是否符合需要，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也即实践及其理论认识的好坏问题。实践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发展。3.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发展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为了实现党的庄严使命，江泽民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并将其视为实现使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第一，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论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乘虚而入，同我国历史遗留下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消极现象有所滋长，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侵蚀了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必须加强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不怕流血牺牲，自觉自愿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奋斗。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重要讲话。文中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94年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各级干部要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抛弃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真正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取得新的进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的讲话，强调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江泽民指出：当代中国的广大青年，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全国的青年和学生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要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共同理想信念和强大精神支柱，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惟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第二，“三个代表”是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创造性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从而把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又是实现当代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也是检验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突出体现了四个鲜明特性：一是准确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内涵与要求的准确反映，是对当代共产党人行为规范、模范作用、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内容的准确定位，只有做到“三个代表”，才能发挥当代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只有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价值观，才是准确反映时代脉搏、与党的任务和纲领相一致的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二是全面性。“三个代表”要求作为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内容丰富，涵盖广泛，包含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社会基本领域的要求与规范，集中体现了党面向新世纪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三是发展性、创新性。所谓发展性和创新性，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共产党人的修养、党性锻炼、模范作用、价值观等问题的丰富与发展。江泽民同志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屋建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而且为当代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科学依据。四是先进性和导向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界定的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内涵中生产力标准的先进性、导向性，代表的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其导向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涵中的文化标准的先进性、导向性，牢牢地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与世界进步潮流融为一体，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其内涵中人民利益标准即政治标准的先进性、导向性，代表的是社会群体中最根本的群体（主体）的根本利益，这一群体是社会历史的先进群体，它们的活动方向代表着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同时，这一先进性、导向性也意味着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界定的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最终将保证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方向性，从而始终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实现当代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最崇高的人生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目标，“三个代表”是实现当代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中的生产力标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为实现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目标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后，就要利用这种统治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只有坚持“三个代表”中的文化标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为实现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对于文化、精神、理论、知识等对实现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十分重视。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曾指出：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最后，只有坚持“三个代表”中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找到依靠力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向来是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率领群众、依靠群众向共产主义前进，否则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为我们找到实现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依靠力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从来就是生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只要我们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实现当代共产党人最高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检验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不仅把“三个代表”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主要标准，而且还把它作为检验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于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检验标准，毛泽东着重人民利益标准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标准，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则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也作为检验当代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主要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综合国力”包括文化标准，“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包含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即人民利益标准。江泽民同志把“三个代表”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检验标准，其新意在于：首先，“三个代表”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基本领域，体现了结构上的整体性和逻辑上的严谨性。其次，“三个代表”的根本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紧紧抓住了时代特点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问题，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性和鲜明的先进性。4.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科学发展的发展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既是统领我们党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又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的科学价值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用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把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为推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不但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而且部署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5年来，科学发展观又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效不断显现。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向世人宣示中国共产党人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坚定决心。
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必须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
必须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必须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必须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更加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确保实现科学发展。要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本领，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坚持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和运用广大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增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本领。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和发展重点，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二，构建和谐的社会价值观。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且存在一些较为突出问题的条件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党的价值观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党只有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引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从而体现出共产党的自身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把握其精神实质，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把构建和谐社会放在突出的位置，认真谋划、科学安排、抓好落实。特别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到2020年，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三，“八荣八耻”的道德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阶段，社会生活由一元向多元发展；旧的规则体系已经失去权威，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这一特定时期，一方面人们在荣和辱的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空间和自由度，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们在荣辱观上出现混乱和迷惘，以致使一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干部在行动上出现了是非不辨、美丑不分、善恶不识、荣耻不认，甚至以非为是、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的现象，造成了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滑坡。为了解决此类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讲的是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祖国，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域。热爱祖国是每一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和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热爱祖国要化为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讲的是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是不能离开他人而孤立生存的，因此，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背离人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讲的是个人与科学知识的关系。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崇尚科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愚昧无知，必然招致自我封闭、落后挨打。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讲的是个人与劳动的关系。劳动，对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来说，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热爱劳动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也最受社会尊重。轻视劳动，厌恶劳动，好逸恶劳，则是耻辱的，是为党纪、国法和社会公德所不容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讲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团结出力量、团结出智慧、团结出战斗力。而如果损人利己，最终只能落得损人损己。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讲的是个人与“义”、“利”的关系。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就是说做人要诚实守信，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讲信用、守诺言，这是“义”。切不可为了个人的“利”而淡化“义”，更不能忘记“义”、丢掉“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讲的是个人与纪律和法律的关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纪律和法律，是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是必须站在其下的“政治高压线”。如果违法乱纪，于党、于国、于人、于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讲的是个人与事业和生活的关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都是至理名言，人生哲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一个国家的主心骨，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根本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概括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既突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强调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既继承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结合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指明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有力地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党的十七大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第二章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下，适应着一定的形势和任务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道德素质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背景。
一、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在全面开放的当今世界，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树立一面精神旗帜、制定一种发展战略，都必然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和世界局势的制约。我们党今天之所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继续推进，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我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变化。总的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各大国和国家集团更加看重我国的作用，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加强同我国的合作。我们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尽量避免处于世界重大冲突的焦点，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特别是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为我们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新旧矛盾相互叠加，新旧力量相互博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特别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作，全球总需求低迷，国际贸易增速明显回落，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波动，新的风险在形成和集聚。在这种世界局势之下，我们党要领导我们国家抓住发展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地凝聚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冲击的必然要求。1.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机遇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当前，虽然局部动荡或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我们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力量增长最主要因素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这种状况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有利于我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增加。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速度较快和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格局。虽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同时导致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使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面临困难，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中断。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重组加快，尽管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挑战，但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一方面，我国可以较快地从国际市场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资源、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理念；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可以使我国更多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
三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加快发展的条件更多。从世界发展史看，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必然带来产业革命，而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一次国家综合实力的重新整合，一个国家能不能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潮流。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前导并由此带动的新能源、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科技革命已初露端倪，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形成新科技革命浪潮。虽然发达国家在综合创新能力方面依然拥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我国可以利用国内市场空间大和产业化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在部分领域接近或达到技术前沿的条件，通过大力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一些关键领域率先取得技术突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面临新的机遇。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稳定、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交织显现，表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已不能有效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威胁新挑战。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治理结构改革已经迈出重要步伐，尤其是20国集团峰会取代八国集团峰会上升为世界经济治理核心机制，初步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长期垄断，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为推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对话合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进程和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合作，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2.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和不利影响
我国发展也面临来自国际方面的以下挑战和不利影响：
一是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明显好转。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近一个时期美国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房产价格虽出现局部回升，但整个房地产市场仍继续低迷，走出经济困境面临诸多制约。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处于高危阶段，甚至可能向更多成员国蔓延，由此加剧银行业危机，因此欧元区有可能出现财政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的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可能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这将对我国稳定出口增加难度。
二是全球各领域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的巨大压力。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资源富集国家谋求产业链条延伸，可以说主要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以尽快摆脱危机影响，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这必然导致全球市场争夺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台，从贸易向投资、技术、就业等领域扩散，从具体产品上升到行业、标准、制度甚至意识形态层面。我国既要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又要争夺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还要消化过剩产能，面临的挑战更趋严峻。
三是国际金融商品市场可能持续动荡。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脆弱的市场信心不易恢复，因此跨国资本流动明显加剧，导致国际外汇、证券等市场有可能持续大幅波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仍维持或实施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形势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持续高位波动，特别是由于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紧张，造成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将进一步推高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这不仅将增加我国进口能源资源的成本，还将使我国面临相当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是我国周边环境中的战略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突出。东海、南海不断发生事端，使我国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受到影响。
中国，是一个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而我国决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实力强国。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以其综合实力为支撑的。而在综合实力当中，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期最重要的是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的话，那么在工业经济时期最重要的则是经济实力，而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点转向了文化力和民族凝聚力。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力的核心是什么，一个国家靠什么凝聚起来，最根本的就是国民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下，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全党全民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对于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影响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即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文化传统的转向，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变换。1.我国转型时期的主要社会状况
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的时期。因此，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越需要我们深刻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建立起适应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情况，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的自主性意识增强，社会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增多，利益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轨，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与市场化倾向，个人追求合法利益的观念与行为得到认可与肯定，计划经济年代长期否认、批判甚至鄙视个人利益的错误倾向基本得到纠正，通过追求个人合法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与趋势，这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同时，市场化改革取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触动了原有利益格局，不同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位置与扮演角色不同，已经出现了分化与组合；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也使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产生，原有单一的利益结构已经打破，利益多元化格局已逐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导致不同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也必将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冲突。如何协调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执政党在巩固执政基础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二，随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涌现，出现新的特点。
其一，矛盾触及的层次性加深。当前，各种矛盾的利益性特点突出，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但又会从经济利益矛盾波及到政治利益，甚至影响到不同利益群体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差异。其二，矛盾复杂性加大。利益主体的多样、多元，本身就意味着差异与矛盾。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形成十分庞杂的矛盾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往往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因素。协调、整合不同利益要求与矛盾，在现实中涉及效率与公平、少数与多数、近期与长远等各方面利益关系，使解决矛盾的难度增大。其三，矛盾的对抗性具有潜在上升的趋势。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越来越多地与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相关，集中表现为各种利益冲突，有的甚至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如果定性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不得当，往往容易造成对立情绪，导致行为冲动与失控，使矛盾激化，甚至产生对抗性结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这些新的矛盾特点，也对执政党的整合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社会成员对传统体制的依赖性、依附性减少，选择性、流动性增强。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单一、简单，对政党利益整合功能要求并不明显，通过“单位”就可以达成利益的一致和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式。国家通过单位全面控制和占有各种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分别归属不同单位，单位又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单位成员对单位有着高度的依赖性，选择性、流动性极其有限。单位成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但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与利益关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组织与个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市场性、选择性、流动性，并且具有了通过替代性资源获得独立性的可能，人们对“单位”的依附性在减弱，单位也不再是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惟一途径与选择，原有单纯、直接的利益关系结构受到冲击，行政性控制手段整合社会利益的效果也在降低。因此，以利益整合为起点，以协商、沟通、服务等方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减少社会成员流动性、独立性增强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就是在社会结构转换中对执政党执政能力新的要求。
因此，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这一切都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在这个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难免会有人产生疑惑、误解，甚至迷失方向。这种现实凸显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我们党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正本清源、创建和谐的重大战略举措。2.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体系的基本特点
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我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和过渡。所谓传统型社会，在这里主要是指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所谓现代型社会，主要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具体地说，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是传统型的消解和现代型的生成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形态看，是从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从政治形态看，是从权威控制为特征的集权专制型社会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型社会转变；从社会关系看，是从各种以身份为特征的依赖性关系向以个人独立自由为基础的契约性社会关系转变。由此可见，现代型社会具有三个标志性特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契机和希望所在。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发端较迟而又充满曲折坎坷的艰难历程。满清政府后期忙于应付时常来临的种种内忧外患，民国年间中国又很快陷入内战之中，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任务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可是，从50年代后期起，我们就陷入不断的政治运动之中，现代化事业严重受挫。直到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以后，我们才重提现代化的目标，并在排除各种干扰的基础上，逐步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社会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不仅要改变落后的、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等制度层面，而且也必然要求、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情感心态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和更新。价值观念变革不仅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精神前提。所以，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要“换脑筋”。所谓“换脑筋”，主要就是指变革旧的、落后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先进的、适合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特征的价值观念。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就是说，当今中国的价值观念正处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表现出多种价值观同时并存和除旧布新的特点，也表现出价值观体系的静态现存状况和动态发展趋势。
首先，从“多元并存”来看，是指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体系上存在着多种复杂的因素，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中国与西方、旧的与新的等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各种价值观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一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主要包括我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愿望、理想和需要的观念，如刚健自强的观念、艰苦奋斗的观念、“等贵贱、均贫富”的观念等，同时由于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主义价值如“三纲”、“五常”的观念，与小农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封闭守旧、满足现状的观念等，其影响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马上消失。二是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当我们打开国门之后，传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有西方的价值观念。由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在近代以来的文化较量中显示出强大的优势，并强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西方价值观体系的核心，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而这种本位主义又主要是通过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体现出来，于是在经济竞争中的利益纠纷就必须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因此，在西方传入的观念中，自我本位、物质利益、平等竞争、法制规范等是非常突出的主流价值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奢侈腐化等价值观念，也对我们有一定影响。三是过去“左”的一套价值观念。建国后，由于我们长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运行体制，相应地也形成了一套“左”的僵化的价值观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套“左”的价值观念已经受到很大冲击，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有一定的市场。如“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观念，“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观念，“大锅饭”、“铁饭碗”的观念，“唯上”、“唯书”、“唯风”的观念，轻视知识、鄙薄技术、无视人才的观念，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观念，不重效率、轻视管理的观念，等等。四是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生的价值观念。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念、“三个代表”的价值观念、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念等。以上四种价值观的交织并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国情。正是我国价值观体系的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变革与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西方传入的价值观，我们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左”的一套价值观念，我们需要进行批判和根本性地变革；即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也还有待于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健全和完善。
其次，从“新旧交替”来看，从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呈现出的特点。一是因为观念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范畴，其一经产生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是产生这种观念的土壤和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它仍然存在也不足为奇。所以，新旧观念的交替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很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二是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创新的，在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与之相适应，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规律，那么观念的变化也必然是新观念取代旧观念。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那些传统观念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与市场经济不相融合的观念必然会逐渐弱化，那些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违背的“左”的僵化的观念必然会逐渐退出，那些从西方传入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吻合的观念必然会逐渐被淘汰。随着社会转型过程的日益深入，这种“新旧交替”的观念转换的基本走势和发展趋向已日渐明显和突出。
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体系的“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基本现状，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全党全民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以凝聚全党全民的思想，形成坚强有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三、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现实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很多领导干部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素质有了新的提高，涌现出一些具有较高道德情操的优秀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正是在这些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党的好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广大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平时不重视对自己的道德素养的修炼，不重视价值观的建设，在领导工作中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行为失范，价值标准颠倒，人生取向错乱，走上违法乱纪道路，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因此而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更为严重的是，某些领导干部在价值观和道德素质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泛滥，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因此，如果我们不对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现状和价值观现状进行现实思考，如果任一些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和价值观继续滑坡，那么，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1.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领导干部是党员和群众学习的榜样，是党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他们可以把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集于一身，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非领导干部不能发挥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党和国家权力的直接掌握者，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对党风和社会风气进行引导和控制；另一方面，他们是一般党员群众心目中的偶像，可以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所以，由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所决定，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论是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还是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领导干部要树立当官为民的公仆观。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区别于剥削阶级官吏的一个根本特征。干部的基本职责是领导，而领导就是服务，当官就要为民。领导干部永远要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领导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有的干部只注重上级领导对自己的认可度，忽视甚至无视人民群众的口碑，这是非常错误的。领导干部只有牢固地树立公仆观，想问题办事情都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获得人生的最大价值。
第二，领导干部要树立艰苦奋斗的创业观。
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经过程。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把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带到了党内。这些行为的实质，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是艰苦奋斗思想的滑坡。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党全民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倡导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做到不图名、不图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负责，勇挑重担；树立正确的得失观，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最大的满足，从而自觉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进取。
第三，领导干部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求真观。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既是党性原则问题，又是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当前，对领导干部而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求真观。一是要坚持为群众办实事的思想，要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影响群众学习、工作的实际问题。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实施这种领导办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三是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创造性的工作，正是尊重了实际，是对实事求是的深化。
第四，领导干部要树立共同致富的群众观。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领导干部应该用尊重事实的态度，运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现实当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共富观念，不能满足于带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就万事大吉了，更不能满足于自己小家庭的发家致富，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领导干部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道德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价值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调利，因为只有有利可图，才是有价值的，才是真正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切不可利欲横流，只认利而不顾义，更不可为了利而舍弃义。作为党的干部，要把义和利辩证地结合起来，要使利符合义的价值导向，又要使义引导和促进利的发展。既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既要提倡革命功利主义，做到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又要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以义为上，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成全党和人民利益；既要坚持诚实致富，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又绝不能贪不义之财、为富不仁。
第六，领导干部要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观。
形象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生价值观、世界观问题。一个领导干部有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就能做到严于律己、防微杜渐，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讲政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讲正气，做廉洁自律的好表率。2.当前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反差，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其实，这种反差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从一方面来看，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本应比实践具有更为突出的先进性，而一个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也表现在其理论的先进性上。从另一方面来看，实践又是理论的源泉，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因而理论又受实践的制约。按照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具有比一般群众高的道德素养，具有更加正确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多数干部也的确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我们的干部毕竟也是生活在社会实践当中的，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思想和行为对干部也有一定的影响，加之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于是权力与这些不良影响的结合，就使得一些干部在道德和价值建设方面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并具有了极大的危害性。而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挑衅或损害，使人民群众对这样的问题极为关注。于是，群众就很容易把党的理论同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行为相联系，得出党建理论与实践反差太大的结论。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反差，我们才需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因此，我们必须找准当前领导干部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以此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
第一，当前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塑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领导干部的价值观的变化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看，大多数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政绩意识、人才意识、效率意识以及科学决策意识等；克服了过去在封闭状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种种僵化观念、小农观念和保守心理等；提高了在复杂、多变、自主、开放、竞争和求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揽、协调、驾驭全局的能力。但是，也确有相当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和价值观念上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甚至有的经不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人生价值观发生了偏离、扭曲和错位。当前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塑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不修政治品德。政治品德是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灵魂，是统帅领导干部全部政治实践活动的主导因素。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少数领导干部对科学理论不学习、不研究，是非难辨，立场摇摆；有的对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共产主义还讲不讲、社会主义还行不行产生疑问；有的在一时的挫折面前悲观失望，意志消沉，热衷于烧香拜佛，在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心存异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荡然无存,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只想着如何为家庭和个人铺垫“后路”；有的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不守党的规矩，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有的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任意散布不信任情绪；有的被海外反动舆论牵着鼻子走，传播政治谣言，当人家的传声筒子；还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等等，都是不修政治品德的表现。
二是不讲职业道德。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敬重工作、敢于负责的精神是为政之德的核心内容，也是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一些领导干部当官不干事，有的工作不思进取，自甘平庸，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只当和尚不撞钟；有的面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棘手问题，不是畏难退缩、不敢大胆解决，就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致使有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多年来山河依旧，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有的面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反应迟钝，或束手无策，或应对不力，甚至落荒而逃，最终引发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干坏事，将手中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家庭或小团体私利的资本；有的与“大款”打得火热，相互利用，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有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不论是当官不干事，还是当官干坏事，都是不讲职业道德的表现。
三是不思家庭美德。家庭美德是维系家庭和谐幸福的主要精神支柱，是现代家庭是否健康向上、和谐融洽的标志。干部的德性表现，不仅表现在官场上，表现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不孝敬父母,不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或仅以父母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为满足，常以工作忙为借口，长年不回家看望父母；有的不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子女出入于色情场所，参与赌博，甚至与黑社会势力勾结，为非作歹等行为不闻不问，对孩子借用自己的职权胡作非为，聚敛钱财，也听之任之；有的不关心社区建设，不注意邻里团结，在与邻居相处中口大气粗，不讲文明、不守礼节，芳邻变恶邻、睦里变冤家，影响社会安定和家庭生活；有的对家庭不负责任，对配偶不忠诚，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找“三陪”、“包二奶”乃至嫖娼宿妓。在一些地方，找情人已成为贪官的时尚，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
四是不顾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对人们行为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必须首先从遵守社会公德这一最基本行为准则做起。但少数领导干部却不顾社会公德，言行失范，影响形象。有的恃权傲物，对群众耍横给脸色，甚至出言不逊；有的花公家钱大手大脚，工作上铺张浪费，不节约行政成本，生活上用公款大吃大喝，一掷千金不心痛；有的公车私用，特权大于交通规则，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地，横冲直撞，随意乱停车；有的在公众场合酗酒滋事，无视公共秩序，以权压人，以势欺人，公然与执法者发生冲突；有的参与赌博，通宵达旦，夜不归宿，甚至携公款去境外豪赌；有的热衷于互相发送格调低下、不堪入目的黄色短信，津津乐道所谓的搞笑“段子”，等等，都是对社会公德的藐视。
这些问题的存在，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中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第二，当前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当前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重大区别，但是作为市场经济，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要求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就会诱发产生拜金主义以及极端利己主义，一些人会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完全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任何物质利益的增加都对人们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抵挡不住物质利益特别是金钱的诱惑，就会因为市场经济消极影响的推动，抓紧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谋取私利，走向腐化堕落。
二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等弊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引起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改革和重新建构。在以往对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建构的过程中，对党的干部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和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等弊端，在干部使用和管理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治现象。比如我们党和国家虽然取消了干部任职终身制，在干部的选拔、任免上引进了竞争机制，然而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往往还是以上级领导的意图为主，而群众的民主推荐往往流于形式。所以，有些领导干部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和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上，而是围着上级领导转，想方设法向上级讨好甚至行贿，为了求得职务升迁而不择手段。目前干部体制的上述弊端，是导致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失误的主要原因。
三是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滞后。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建设滞后的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道德和价值观教育上存在着跟风、空泛、单一形式主义倾向。所谓跟风，是指在党和国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腐倡廉时，才突击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缺乏长期的、系统的教育计划。所谓空泛，是指对干部进行的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缺乏针对性，内容脱离实际，要求难于操作，因而往往流于形式。所谓单一，就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的道德和价值观教育，其形式仅仅局限于作辅导报告或学习文件，忽视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所发挥的更加重要的教育作用；也很少组织他们通过分析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四是部分领导干部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外因，是引起领导干部道德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误的外部条件；而部分领导干部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其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发生了蜕变，是部分领导干部道德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误的主观方面的原因。任何客观原因都要通过主观方面而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同在一样的大环境之中，为什么有些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榜样，而有些干部则成了人民的罪人、干部中的败类。近些年来，有些领导干部正是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经不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攻势，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成了权力、地位、名利、金钱、美色的俘虏。3.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建设是道德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设，对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必须从解决思想认识和具体实践两方面入手，做到“五个结合”。
一是坚持学习与改造的有机结合。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更要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实践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以干代学”，或只把学习当作口号，回避自己的思想实际，搞形式主义；同时注意把学习的成果用于指导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二是坚持教育与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情操教育。坚持教育，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实施教育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要大力宣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恪尽职守，廉洁自律，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如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方永刚、王瑛等先进人物，因为他们都是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展现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楷模。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强化教育力度，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人们道德情操，塑造人们的美好心灵。同时，思想道德教育还必须同属于“硬制约”的制度（包括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在对领导干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要大力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既要强化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内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有关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制度建设，又要强化监督监察制度和对各种违法乱纪和腐败行为的惩处等法制建设。通过“软”和“硬”制约的结合，将会更有力促进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建设。
三是坚持讲党性和讲政策的有机结合。共产党人的党性是无产阶级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全力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带头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和正确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就必须率先垂范坚持这种党性原则。我们要求这样做，并不否认领导干部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应得的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价值。当前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倡正当的物质利益，所以，每个领导干部在经济生活领域方面都要按现行的经济政策办事，享受和取得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物质利益。不仅如此，各级组织还应该主动关心领导干部，帮助解决其实际困难，及时解除其后顾之忧，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尽可能改善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其更好为人民服务。
四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有机结合。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责任和义务就越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为民办实事，为民办好事，为民谋福利，为民求实效，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必须坚决反对权力商品化，搞权钱交易。所谓“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这是对党和人民极不负责的态度。有些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滥用权力，搞歪门邪道，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这是党纪国法绝对不容许的。领导干部应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立党为公、掌权为民，廉政勤政、高风亮节，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是权力与责任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若把权力和责任割裂开来，必然陷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泥坑，导致权力的腐败。
五是坚持选拔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有机结合。俗语说：“根深才能叶茂”，选拔那些能够忠于党的事业，愿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干部尤其是年轻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这是加强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惟贤，反对任人惟亲，杜绝那种所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又跑又送往上调动”的“跑官”、“要官”、“买官”的不正之风。要坚决将具体衡量标准上的“印象型”、“听话型”、“守成型”变为“实绩型”、“开拓型”、“改革型”，真正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的、能自觉讲政治，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跨世纪一个关键性的基础工程。但是，仅仅把住选拔关是不够的。因为干部的成长是个动态的过程，职位的变化和提升，并不意味着干部素质就自然而然地提高，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培养。其培养的主要方法，除了前面说过要加强学习和教育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让新的领导干部下基层与群众结合，在艰苦的工作实践中进行磨炼，只有这样，把选拔和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领导干部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更好地为人民这个价值主体服务。
总之，要通过多种措施，使领导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思想上认识到并从行动上自觉做到：领导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不能把“公仆”变为“主人”。领导就是服务，必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决不把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家长化。领导干部就是“孺子牛”，必须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滋长以权谋私和特殊化的作风。领导干部就要先苦后乐，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艰苦奋斗，高风亮节，决不为金钱、美色所诱惑。这是由干部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是党和人民群众对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
第三章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引领群众，形成全党全民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精神支柱，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在和谐文化建设中，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才能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培育全社会的和谐精神；才能形成全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全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营造全社会的和谐舆论氛围，塑造全社会的和谐心态。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保证。
和谐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和谐文化就在不同的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存在。在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在西方，对以富有、幸福、公正、自由、民主等为内容的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大约始于2000多年前。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和谐文化，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它们毕竟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不同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通常可以分成两大部类:一类为思想文化，另一类是科学文化，而这两大部类的社会特性是不同的。包含着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思想文化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科学文化主要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的范畴，不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因此，不同和谐文化之间的区别，只能以包含着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思想文化部类来判别；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只能由包含着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思想文化的性质来决定。核心价值体系是确定和谐文化社会性质的根本依据，也是区别不同和谐文化的根本标准。我们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就为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发挥和谐文化的民族凝聚力作用的根本。
文化是民族之根本。一定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凝聚为一个民族的根本之根本。因此，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说，就是其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消解与抛弃的恶果。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苏东剧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乃至发生政治风波的时候，渡过难关，坚持社会主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坚实的根基。当前，我们必须充分看到：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的涌现，我国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已经从原有的一元化变成了多元化，这对我国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发展的差距，也造成了我国文明发展的弱势，使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具有很大的渗透力、挤压力甚至同化力，特别是在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图谋之下，他们对我国文化施加影响的重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坚持、弘扬和发展我们的主流文化，不坚持、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凝聚力就会被削弱。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弘扬和发展我们的主流文化，坚持、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和谐文化的指导与激励功能的关键。
价值观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根本性的调节与激励功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看，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明了全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在传承中华民族的宏基伟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拓未来；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规范，也是激励全中国人民倡“荣”防“耻”、扬“荣”抑“耻”的行为规范。因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有效地实现和谐文化的指导与激励功能。
总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崭新课题。实践好这个课题，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把铸造灵魂、突出主题、把握精髓、打牢基础的基本要求，体现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从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撑。实践好这个课题，宣传思想战线责任更重大、任务更直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到理论武装、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工作的实践中，以更好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文化产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这一切都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空前的冲击。在这个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难免会有人产生疑惑、误解，甚至迷失方向，这种现实凸显出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我们党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正本清源、创建和谐的重大战略举措。我们要特别看到，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但这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矛盾的凸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矛盾量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矛盾的复杂程度加大。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等原因，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矛盾冲突，这些矛盾既有经济运行的矛盾、社会运行的矛盾，又有文化建设中的矛盾，等等。所以，建设和谐文化显得非常必要，可以为解决各方面的矛盾提供正确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一个社会要有序协调发展和保持团结稳定，必须形成自身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有了主流价值体系，才能为人们提供一整套观察世界、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形成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才能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它提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现实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在各国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风云激荡。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立足国内现实、把握时代潮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系统的价值理念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任何一个社会，在其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必然存在多种社会思潮；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引领社会思潮。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今天，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
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巩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凝聚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全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牢固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与和谐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更高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的提出，从思想上精神上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明旗帜。十八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兴国需要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集中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把我们党倡导的基本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系统凝练地整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