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安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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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当代中国七个重要观念的历史解读试读：
前 言
历史是一条永不停止的河流，任何一种既定的观念都只是这条河流中的一部分，而它是激越还是平缓，又不得不取决于上一段时积蓄的能量和这一段河道的复杂性。所以我们说，任何观念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①。毛泽东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②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③对于任何一种现代观念的把握，对于任何一种未来理想的设计，我们都必须要明白它产生的历史基础，除此之外，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的，都是无根之木。只有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我们才能理解得更深刻、执行得更坚决。
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我写出了这本书，共七章，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统领，从历史的必然性上分述七种不同的“政治观念”：
第一章，社会主义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首要的两个基本理论之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最基本的东西。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④这是因为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他对社会主义独特的理解，这种独特性是由他们所在的时代决定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判断某种历史观念的是与非，当然也不能一直站在传统的观念里而不走出来。如此想来，“两个不能否定”⑤就很好理解了。
第二章，思想也是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她一切活动的根本指导原则，正确地理解党的思想路线，是每个党员应尽的本份，也是能够有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我们常说，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必须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着力点，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做不到实事求是。
第三章，变化着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讲科学发展观绕不开以人为本。作为一个概念，管子时期产生，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历代皆有，且是主流。认识不等于实践，现象不等于本质，人本观念背后总有着真实的内涵：孙中山强调“为众人服务”，党员却不一定想做；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提过“以人为本”，却并不见得没有强烈的民本情怀；新世纪新阶段，重提“以人为本”，仅只是在一个更高起点上的重新选择而已。
第四章，土地的流转史。讲土地实质是讲农民，讲农民实质上是讲民生，讲民生实质上讲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万恶的旧社会，土地兼并势不可当，因此也一直没有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执行“群众路线”，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但是“农民自发的力量”还是难以扼制地滋生蔓延。两难之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然而二十年的人民公社最终换来了小岗村的一纸生死契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三十年，它还像原来那样能让农民兴奋得夜不能寐吗？
第五章，纠结之后毫不动摇。中国人对于私有经济一直都有一种纠结的心态，它的根源是私有经济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利弊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带来“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也能带来令人痛恨的“一切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不断纠结中对私有经济利用，限制，改造，直至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得一干二净，但同时，它让我们喜欢的那一面也没有了。改革开放的24年，是私有经济不断发展的24年，也是我们对私有经济态度不断转变的24年，直到2002年，我们才“毫不动摇”⑦。
第六章，服务型政府是怎样炼成的。每个政府都会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概莫能外。历史的事实是，政府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了。然而历史又是进步的，它会让政府并不仅仅只是“某些人”的工具，几千年的王朝更替，政府的所有权不断易手，最终再也控制不住，而成为阶级的政府。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差别消灭了，政府最后才变成了人民的政府。然而即是人民的政府，它的服务性也是不断变化的，由社会管制到主导经济，最后走向公共服务，六十来年，政府就完成了三次转型。
第七章，枪杆子的作用。军队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中国与外国不同，它不仅是国家的工具，还是政党的工具。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价值观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然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又使得我们军队的主体职能在不断地变换，先是武装夺取政权，后是武装保卫政权，“仗打不起来”⑧的20世纪80年代，“服从大局”的军队选择了“忍耐”。然则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又让军队不可能永远地“忍耐”下去。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军队必然有它新的历史使命。
本书七章，本质上是七条党的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解。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解与宣传，是政治生活中一项常态化的工作，也是其贯彻落实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事这项工作十七年了，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长期以来，许多宣讲者往往只专注于从各种“应然”的角度去论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当一项政策出台以后，“专家”们马上会去各种经典作家那里找到相关的论述去论证政策的正确性，会从各种错误理论、观念的批判中分析出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这种讲解方式看似合理，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前一段时期我们强调阶级斗争，后一时期我们又强调经济发展，前一时期我们强调效率，后一时期我们可能又强调公平。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都是生活在变动的政策作用之下的，因此，仅从“应然”的角度讲解必然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只能造成听众价值观的混乱，并且给听众造成 “政治老师都是墙头草”的错觉。
任何政策都是一定时期的政策，任何观念都是一定时期的观念，它们是随着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有把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只有我们用历史思维去分析现实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因此，任何政策宣传工作都不应该仅从“应然”的价值观角度讲解，更应该从“实然”的历史选择角度讲解。
本书七章，内容上并无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之所以放在一起，仅只是因为对每一个问题我都是用历史思维去分析的。历史思维是我们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的一种思维方式⑨，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工作者，更应该学会使用历史思维去思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第一章社会主义是什么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一切从否定开始
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与孔子极相似的人物----柏拉图⑩。
柏拉图，出生时间待考，大约是前427年或前428年11，贵族出身，官宦家世，师从苏格拉底12。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判死刑，对柏拉图打击很大，开始游历四方，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终无政治建树，甚至差点被贩卖为奴。四十岁时，心灰意冷的柏拉图返回雅典，开办了一个阿卡德米学园13，收了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理想国》。《理想国》虽不是纯粹的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著作，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却可以看到柏拉图对理想社会的简单描述。在柏拉图的眼里，理想国应该具备三个特点：
第一，人分阶层。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阶层：哲学家、守卫者和生产者，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哲学家是统治者，“具备良好的记性，善于理解，心胸宽广，视野广阔，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具备节制这些品质”14，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守卫者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生产者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15。
第二，“共产共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取消私有财产，取消“我”与“非我”的界限，不许积蓄私人财产，不许穿金戴银。柏拉图的公有，带有极端的色彩，极端到人本身都是公有的，正如他说的，“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16 “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的，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17
第三，自由国度。这个国家实在是太自由了，“就连这个国家里蓄养的动物都比其他国家自由多了……这里的驴马若是遇见不给它们让路的人，也会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18
柏拉图说，这样的国家太好了，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但柏拉图又说，“这样理想的城邦这世间应该是没有的。也可能天上有它的原型，它可以让对它怀有期望的人在里面住下来，而不在乎它是否现在存在或是将来存在。”19
柏拉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莫尔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柏拉图影响的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20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从小就受到了优秀的教育，15岁时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柏拉图21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当时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两年后，父亲认为搞文学没有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毕业后的莫尔做了律师，很成功，26岁就被选为议员。但后来他因在议会中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被迫下岗，并累及其父亲。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1523年，他被选为下议院议长。1529年，他被任命为大法官。1532年，他因拒绝宣誓承认国王是教会的首领被监禁。1535年7月6日，处以死刑，头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1516年左右，莫尔在出使欧洲期间，写成了不朽之作——《乌托邦》，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很有文学功底的莫尔描述现实社会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田庄上做活的佃农，骨瘦如柴，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无奈”；“那些贵族，满脸狰狞，像秋天的虫子一样，慢慢地吞噬着最后的果实，直到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他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可能的方法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而他们的奢侈生活却让他们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而他们游手好闲的随从则“趾高气扬，自吹自擂”。22最经典的是他对圈地运动的描述：“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23 “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下离开了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带着所有的失望和憎恨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只能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24莫尔的这段关于“羊吃人”的表述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言，这一提法也被马克思多次引用，甚至有人觉得都是马克思说的了。《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描述。乌托邦本意就是“没有的地方”，莫尔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在“乌托邦”里，“一切归全民所有”；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每天劳动六小时，轮流到农场去务农；废除货币，人们视金银如粪土；服装统一，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别，“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医院；民主选出的“飞拉哈”25和“总督”管理城市；人们的思想、道德比较高尚，勤奋敬业，崇尚俭朴，遵守法令，乐于助人，关心集体，爱护公物，鄙视懒惰、腐朽与奢侈；这里禁止嫖赌、饮酒、欺诈、阴谋、私通、虐待，既没有盗贼、乞丐，也看不到穷人。
莫尔通过《乌托邦》前后两个部分的对比真正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的理想都是根植于现实的，理想的描述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理想也是人们价值取向的一部分。但是，如何把这一价值取向实践于现实社会，莫尔并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他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然而《乌托邦》最可宝贵的是，它开始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历史，告诉人们，这个“资本主义”26世界是坏的，是应该被代替的。由此它开启了一个人们不断努力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
为了理想而努力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代表空想主义最高境界的是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两个是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一个是英国的，叫欧文。
圣西门（1760―1825年），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法国大革命之后，他放弃爵位和称号，投身革命运动。革命后，看到劳动群众仍然受苦，转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决定把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为此，他到英国、瑞士和德国等地进行考察，孜孜不倦地从事理想社会的研究，并花掉了全部家产。圣西门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27，人类将会出现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圣西门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临死还告诫弟子要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傅立叶（1772―183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店员、推销员和经纪人，到过德国、英国、荷兰等地跑过生意，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有较深刻的理解，对商业投机和欺诈等较为熟悉。30岁之后，傅立叶三十五年如一日，坚持研究和著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称资本主义社会“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28，必将被理想制度所代替。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期待社会上层支持他实现建立新社会的计划，于是在报纸上登广告，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自愿帮助他建立“法郞吉”29的富人。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无一人问津。1832年，他和几个门徒一起创办了一个“法郎吉”，但是第二年就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实验做得最好的是欧文（1771―1858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庭，７岁就当了“助教”，10岁就“不曾再向父母要求任何资助了。”3018岁，欧文就和朋友合办了一个有40名工人的小纺织厂，20岁时又应聘到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织厂任经理。29岁娶了一个大老板的女儿，成为一个有着2500名工人的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
随着企业的扩大，他也不断地进行着改造环境和人的试验。在他的工厂里，欧文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同时工人生活也得到改善。
1812年，欧文为宣传自己的改革成就，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引起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欧文为了争取议会制定《工厂法》和限制工作日的立法又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不断努力，议会终于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日的法案。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花20万元买了3万英亩土地，准备建一个“最好是800-1200人”、占地1800英亩的“新和谐公社”。欧文带头劳动，砍伐树木，焚烧野草，开荒种地，盖房架屋。不久，村落建起来了，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村内街道整齐，树木成列，各种公用设施一应俱全，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甚至临时休息室，应有尽有。欧文在这里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然而好日子却并没有过多久，“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的壮大，不久，“社员”之间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消费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少。４年之后，欧文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终于宣告破产。
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与莫尔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再仅仅停留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努力创建新世界的尝试。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都失败了，但是却引起了人们对于新社会的追求与努力。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甚至并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31。“社会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安赛尔姆·德生(1699-1772)提出来的。1753年，他在与别人论战时用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当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指“遵循自然规律的人”。
1803年，有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叫贾克莫·朱利阿尼，写了一本《驳斥反社会主义》，又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且把社会主义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个人主义称为“反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上帝安排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这个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并不把“社会主义”作为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概括。
1827年，欧文派主办的《合作》杂志使用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
1832年，圣西门派主办的《环球》杂志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
1833年，欧文派在《贫民卫报》上也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
1834年，圣西门派的埃尔·勒鲁发表了篇论文《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第一次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也使“社会主义”这个词第一次成了表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演变成为一种风靡欧洲的时髦思想，只要是反对当时社会的，追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思想和运动，都冠上“社会主义”的名头。32在这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想里面，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以后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一开始是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他更喜欢“共产主义”这个词。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33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组时，马克思主张取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使用“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才逐渐接受“社会主义”这个词。
1874年，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称呼自己的理论，以示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
卡尔·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里尔城，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拉比34。
本来马克思的父亲是想让他去读法律的，但他却喜欢哲学。1841年，柏林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马克思以一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取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大量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推动了马克思从纯理论的研究转向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研究。
1843年，一件事情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在德国本来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是公共用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但是后来，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树。矛盾就出现了，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来惩治，此行为引起民众对议会的强烈不满。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树木的权利，说这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35他还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维护农民的利益，抨击普鲁士政府，《莱茵报》发行量大增，然而却惹怒了普鲁士政府，《莱茵报》被查封。从此马克思开始了对抗政府，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的痛苦而富有激情的生活。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一个“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64年，参加了第一国际36，甚至直接参加了起义。当然，马克思最大的工作就是写作、论战、批判，就是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出来，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37
当然，同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道德判断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38去论证这一过程的不可避免性的。这是马克思主要的理论贡献，也是他用了40年的时间写出的《资本论》主要做的事。
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社会是什么社会？马克思说是共产主义。到底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社会？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很少探讨”39，只是简单地说了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必须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40而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得资本主义都控制不住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的，他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比资本主义高41。
第二，“财产公有”42。但是马克思这里讲的财产公有并不是像柏拉图所讲的那样的财产公有，而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公有，消费品则属于“个人所有制”43。
第三，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具体使用哪种分配方式，要看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44，由于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5，所以，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46；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由于“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由于“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由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这时社会的分配则可以“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7。
第四，计划经济。生产资料都公有了，生产方式只能计划了，马克思说，“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48哲学的语言比较啰唆，说白了就两个字——“计划”。
第五，取消商品和货币。既然是公有制了，又按计划生产了，交易自然就不需要了。没了交易，钱就自然不需要了。人们要想要某种东西，不需要买，要领，不用钱，而用“纸的凭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票”。“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49
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就这五个特征吗？应该是吧？大概是吧？可能是吧？马克思没有去做那个设想，马克思说，因为它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不能具体地描述50，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是跟资本主义不一样。情况正如《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所说，“马克思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所有阐述都是极为粗略的。他说得更多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51
即使是只说了资本主义，也把马克思累得够呛。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积劳成疾，躺在安乐椅上溘然长逝，享年65岁。
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变那个旧世界。虽然，他的努力的确使世界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大的变化并没有，“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推翻”，“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获得成功。”52只有在他逝世之后，整个世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坟墓中的马克思引起了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世界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世界从此与以往不同了。”53
这一切都同列宁有关。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巅峰的，是列宁。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
把社会主义拉进现实
列宁，1870年4月22日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思想激进。1887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54而被捕，于同年5月20日被杀。此事对列宁影响巨大55，立志要与沙皇干到底。
1887年秋，列宁也进了喀山大学，学习法律。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反对警察制度而被学校开除，被监视居住。
1888年，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56的著作。
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
1892年，他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一个“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年底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关了14个月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份机关报《火星报》。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57召开代表大会，就在这个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
1905年11月，俄国爆发革命，列宁回国领导革命。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再次流亡。在此期间，列宁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
1915年，列宁写了一篇《论欧洲联邦的口号》，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58
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列宁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立即返回俄国59，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开始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18年至1921年3年间，俄国内战，列宁为最大限度地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于是在1918年6月，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实行平均主义的计划配给制；采用高度集中的国家强制和军事化的领导方法；等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三分之一，农业产量下降了50%，有30多个地区出现了农民暴动。60据说1921年还出现了30多个省的严重饥荒，受灾人口3350万，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611921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德水兵暴动，还提出了“赞成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62口号。虽然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列宁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3“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64
于是从1921年3月21日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逐渐走向恢复，据统计，到1924至1925年度，农业产值已经达到战前的87%，工业产值达到战前的75%，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社会政治秩序也比较稳定，暴乱也没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65
1925年，虽然苏联的经济状况变好了，但是经济形态却并不和“社会主义”观念相匹配：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20%，在商业中占25%，而农业中小农经济则占主导地位66。在国际上，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又失败了。
好像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容乐观。
到底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核心领导人列宁逝世之后67，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既是理论之争，也是权力之争。
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68等人是一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69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胜利只是暂时状态，若得不到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直接的援助，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欧洲革命迟缓的情况下，落后的经济技术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克服的障碍，因而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7
另一派是斯大林、布哈林71等人，认为苏联具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第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是对苏联的援助和支持；第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同的，前者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达到目的，而后者则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最后，斯大林一方获胜。1925年4月，俄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决议。”72
既然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一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都会想到工业化。1925年12月，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既然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应该有比封建社会更多的工人，工业化也是必然的。但是，怎样工业化呢？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又有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工业，而托洛茨基则认为苏联的工业化离不开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合作；斯大林主张应当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工农业要平衡发展。
当然，争论又以斯大林胜利为结束。斯大林的工业发展思想，也为苏联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30年起，逐步实现了全部工业的国有化；1929-1937年，工业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73；1940年，苏联年产铁1500万吨，钢1830万吨，煤1.66亿吨，石油3100万吨，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6.7倍。74
除工业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农业。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大力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而怎样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与布哈林又有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主张对富农采取严厉的非常措施，使个体农民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而布哈林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要有耐心，不要冒险，只能用和平的方法、竞争的方法和经济的方法来战胜资本主义，引导农民逐步由流通领域的合作进入生产领域的合作。
这次争论同样以斯大林胜利而告终。1929年1月，政治局会议对布哈林的“右倾”进行批判，不久，开除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75三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29年秋出现了群众性的农民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5日，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建设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和决议》，由过去的限制富农政策转变为消灭富农的政策。到1937年，集体农庄达243700个，93%有农户入了庄76，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是在不断的争论中统一思想的，但是随着斯大林权力的不断巩固，争论就不再需要了，有不同政见者，直接清洗掉。从1934年1月至1939年3月，斯大林通过关押、处决等方法清洗了100多万的各种反对派；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清洗；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或被处决；1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人被迫自杀或被处决；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3人被杀77。
经过斯大林近30年的“治理”，形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简单地概括，它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第二，严格的计划经济；第三，高度的中央集权；第四，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五，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
现代社会对斯大林模式的诟病很多，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苏联是相当成功的：“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象(原文如此)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78俄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常规武器；1953年同1913年比，国民收入增长了12.67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9.04倍79；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政治、经济强国。“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8
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为世界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在苏联的示范带领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的帮助，东欧及亚洲一大批国家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把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传到了其他国家81。
1924年6月13日，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45年11月，铁托排除与整肃了其他政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6年，保加利亚废除君主制，建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
1947年，苏联支持的贝鲁特当选为总统，波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947年，罗马尼亚宣布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全面执政。
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7日，德国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大，到了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它的顶峰。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全世界共产党组织有125个，党员达到9300万。82
在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阔步前进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不断高涨：法国共产党在二战后初期先后参加了5届政府，有8位领导人先后和分别担任了政府的副总理和部长；意大利共产党在194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104个议席，成为第三大党；除极少数国家的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获得了合法地位。
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红色的令人敬仰和向往的辉煌时代。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83
以俄为师84的年代
1948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85
什么是我们熟习的东西？打碎一个旧世界!什么是我们不熟习的东西？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应该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悉尼大学的泰维斯说，“领导中共取得1949年胜利的人，不是只会耕地的革命者，他们既是追求社会主义前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努力实现中国‘富强’梦的维新者。他们十分清楚，在发展方面，自己缺乏经验。”86
缺乏经验怎么办？那就要学习。学谁？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学习的人，只有一个，苏联。为什么要学苏联？简单归纳一下有以下两条原因：
第一，当时世界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社会主义，以苏联为首，一派是资本主义，以美国为首。“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87，虽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倒向美帝国主义一边，因为它是支持国民党的。只有苏联是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人，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88
第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89。成立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在组织上她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在共产国际里，苏联则处于实际上的支配地位，因此，实际上是苏联在指导着中国革命。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但是“苏联老大哥”的影响还是或强或弱地存在着的，中国共产党的好多事情都要和苏联商量，取得它的支持90。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对新中国建设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论断——“走俄国人的路”。91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92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向苏联学习”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认识，而且是“中共领导集团普遍赞成接受”93的。1949 年 10 月 5 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刘少奇任会长。成立大会上刘少奇做了个讲话，他说: “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94
学习苏联是定了，还剩下两个问题：学什么和怎么学？
学什么？原则性地回答是很容易的，学习我们有用的东西，学习一切有利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东西。到底包括哪些东西？由于当时的苏联“看上去很成功”，因此，它给我们的引导是全方位的，从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到小学课本，从大政方针到工厂管理，人们一致认为，只要我们照着葫芦画瓢，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像苏联一样“很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当时对苏联的学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新中国各行各业都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建设”。95不仅仅止于宏观的方面，甚至在细节的方面也都模仿了。比如说考试，原来实行的是百分制，因为苏联实行的是A-F六分制，我们国家就实行了五分制。更细节的情况也有，比如说在昆明，要对学生进行口试，学生面前的桌子一定要铺块桌布，摆着花瓶，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苏联人就是这样做的。” 96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学？
简单地概括就三个方面：一是拿过来，二是请进来，三是走出去。97
所谓拿过来，就是把直接把苏联的东西都引进过来。据说从 1949 至 1953 年，用中文出版的苏联书籍就有 3100 多种98，“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了38%到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只占3%到6%。”99“许多50年代引入中国的初、中级教科书基本上是苏联原版本的改写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书尤其如此。”100为了完成这大量的思想上的对接，据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约2700名教育工作者参加翻译。”101再如电影，大量的各种题材的苏联影片，无论是革命战争片、纪录片、科教片，还是动画片、娱乐片、幽默片、木偶片，“都在新中国得到译制和广泛放映”。苏联电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像《列宁在19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电影在新中国都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当然，苏联的英雄也成了中国人的偶像。
所谓请进来，就是把苏联的专家请到中国来指导或直接参与建设。大家知道，中国的“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102为主体的，而这156项工程，没有苏联的技术支持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伴随着这156项工程的开工，中国聘请了大批的苏联专家。1957 年1月4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向苏共中央的请示信中说，“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 2739 名苏联非军人专家……除此以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374 名军事顾问和专家。”103整个五十年代，“大约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勘测地质条件，选择厂址，提供技术资料，培训中国工人。”104请进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还有很多的学者和代表团，从1949到1955年10月，苏联总共派出了63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毫无疑问，“它们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热情的群众要他们“介绍苏联的有关情况”是少不了的了。105
所谓走出去，就是派人到苏联去学习苏联的技术。在中苏合作期间，有“28000名中国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到莫斯科接受培训。苏联援建的工厂中，每个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及许多工人都在苏联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如长春汽车制造厂有500人在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接受培训；洛阳拖拉机厂的173名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接受培训。”106除了长住学习，还有大量的参观访问，从1949到1955年10月，我国派出了137个代表团。107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苏联的一切东西，而苏联也“真心诚意”108地给予我们援助。在1953年2月7日，毛泽东提出：“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热潮。”1091954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进一步加强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社论，说“事实证明，向苏联专家学习乃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经验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110毛泽东还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111
虽然，毛泽东是向来强调独立自主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1956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的学习在许多地方是不加选择的“盲目照搬”112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后来所说，“教条主义在许多地方占了上风，不管苏联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113
到了1956年，中国改变了这种“言听计从”的态度，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件大事：1956年2月25日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用了大量的事实直接披露了斯大林在位时“滥用职权”、“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肆无忌惮的专横”等“一切无耻行径”114。这个洋洋4万余字、历时4个多小时的报告，震惊了整个世界115，也引起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在一次研究赫鲁晓夫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的会议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的报告，“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16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个《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17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又说：“苏联的建设经济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的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118
虽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是相对于斯大林，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更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19“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120“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121当然，他在这里也强调，“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22
在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继续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123
总起来讲，对于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在1956年之后，虽然我们开始有所反思，但是在根本路线上，我们还是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的。124中苏反目之后，反的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125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里，虽然我们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观念转变，但是总体上来讲，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
第一，强调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从“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到“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新中国一直在强调“消灭私有制”。126
第二，强调严格的计划经济。所谓计划，就是强调全国一盘棋，不能各行其是。在资源配置上，由国家进行统筹规划，计划调拨。企业127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政府决定，而不由市场决定。而就工人而言，工作由“厂里”决定，生活由“厂里”安排。
第三，强调高度的中央集权。“从建国到1980年前后，我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总体上趋于中央高度集权。中央政府是全国范围内行政管理的唯一独立责任主体，是一切行政管理权力的至高源泉；地方政府并不是法律上独立的行政管理主体，而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是从中央到乡镇整条行政链上的中介，是中央政策的传声筒。它被动地接受中央政府的临时性委托授权，依中央政府的政策指令解决社会问题。”128
第四，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五，强调严格的政策落实。“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社会主宰角色和全能主义的职能结构，使政府在行政手段选择上具有强烈的强制行政倾向。行政权力、指令命令、强制执行成了政府贯彻自己意图、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首选手段。”129
第六，强调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
总之，在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只局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的认同，更主要的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道路的认同，好像只有按照苏联的模式走才是社会主义，脱离了它的模式就是修正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右倾。
邓小平的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左的就是革命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共产党人常以左派自称，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政治力量。”130俄国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31曾公开号召：“向左、向左、再向左!”132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人奉行“凡事左三分”133。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左”倾思潮泛滥，因为“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所以很多“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134，最终导致“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135
面对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产生的贫困状态，邓小平开始反思我们既定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36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7“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8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吉布尼和林达光139等人时有一段谈话。在这段谈话中，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14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又在一次谈话中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41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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