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玺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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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分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摘要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益的关键指标。关于技术进步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争论的最重要方面是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否蕴含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技术进步的具体性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中国模式与苏联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类似，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延续，因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个问题。
国内的经济学家以及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反驳，认识到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进步的特殊性——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主要的技术进步形式。但是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一个缜密的概念体系，同时实证研究不足，而且西方成熟的计量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中也存在市场前提未很好地满足和数据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因此当前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很难作为政策参考的依据。改进后的系统的实证研究以及广泛的国际对比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但是中国整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而且主要是体现式技术进步。中国这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模式在发展的早期可以充分发挥新兴市场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中国追赶型的发展战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要实现经济整体的赶超战略，中国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技术进步的模式必须从过去以设备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转向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这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赶超的根本之所在。
本书的导言部分针对中国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的缘由，当前研究的现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概述，指出了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研究的意义，同时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难点，是全书研究的一个概要。
本书的第1章概述了中国发展与技术进步问题的由来，引申出全书的研究主题。关于中国发展中有无技术进步的争议来自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发展模式中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由于中国是东亚模式的延续和典型代表，这也就引发了中国发展中是否存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延续，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追加要素投入实现的，包括较高的投资率、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以出口为导向。
但是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繁荣的背后显得非常脆弱，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尽管一系列的研究从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投资率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以及索洛残差估算方法的缺点着手对中国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些批判本身缺乏逻辑性、代表性和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而且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因此基于上述情况，本书提出全书的研究主线，即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有关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严密的概念与方法体系，力争全面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和性质，该研究对于合理估算中国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发展的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自主创新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研究参考。
本书的第2章针对以往研究中缺乏一个关于技术进步的缜密科学的概念体系，从理论层次上对各种技术进步的概念、差异以及阶段性等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区分和界定，改变了传统研究中关于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研究的混乱以及概念界定模糊的状况。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是指整体的技术进步水平，它包括与要素投入融为一体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及独立于要素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形式。索洛残差包括一定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成分，但是该残差不能反映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因此用索洛残差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是一个误解。中性技术进步的概念只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基本研究假定，与真实技术进步是体现式还是非体现式无关。作为新兴经济体，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应该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重点，这为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和方法体系的建立确定了方向。
在对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概括和区分并且指出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的主要技术进步形式的基础上，本书的第3章对当前西方成熟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估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当前西方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研究方法涵盖从简单的价格指数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到复杂的系统科学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方法等，这些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估算。
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方法对数据样本的容量和质量要求过于严格，对假设前提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大多数模型均是基于完全市场假设来推导的，而且非参数方法缺少一般数学特性；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特点是制度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符合完全市场的假设，且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也是一个问题，因而这些方法缺乏实用性。该章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方法的原理、应用以及不足，为本书下一步结合西方成熟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模型以及中国国情，建立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方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本书的第4章建立了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系统方法，改进了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同时为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相对水平和性质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和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存在技术进步，中国和东亚的韩国广义的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在30％~50％，因此关于中国和东亚模式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技术模仿等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以上方式往往混合使用，即设备引进中包含技术转让，技术引进中也包含设备供应。这种技术进步是索洛残差所不能反映的，也是东亚奇迹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的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水平却很高。因此尽管在中国发展模式中存在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相对较低，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且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式的，尽管这充分发挥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要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却很困难。
本书的第5章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深入分析了中国特殊的技术进步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并对中国现有的资本存量状况进行了估算，这种技术进步模式及资本存量现状均与早期中国公共投资模式有关。中国公共投资在发展的初期倾向于对传统的国有背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进行升级，这些投资相对而言风险较低、见效较快。由于研发的风险较大，公共投资不重视对国有背景的企业研发的支持，而且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由于不具备国有背景，又很难取得财政和银行的支持，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这种公共投资的状况决定了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而研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小。
同时，本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公共投资中的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成因；而且针对传统上认为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投资和国内消费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证明了中间投入外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并无直接的拉动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发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共同变动。
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就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技术进步的方式也应该转向以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而公共投资对于引导这个过程从而最终实现中国技术进步和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和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本书的结束语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过程以及方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概括了有关中国奇迹的争议和技术进步问题的由来、研究的不足和解决的过程，同时指出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
导论
0.1 研究缘起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与资本形成、劳动投入一起组成经济增长中最基本的要素。资本形成与劳动投入共同组成了经济发展中的物化价值，是一种物的价值的转移，而技术进步则代表了经济发展中新增加的价值，即技术进步代表了生产附加值的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被用作衡量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益的关键指标。关于技术进步在东亚和中国奇迹般的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其中争论的最重要方面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背后是否蕴含技术进步的贡献，这种贡献的具体机制以及程度的大小。
研究的争论源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94年提出的观点：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因此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1]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之后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尽管他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克鲁格曼引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一项早期成果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而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没有持续性是因为：一方面，就业率和投资比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难以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仅仅增加投入，却不提高这些投入品的使用效率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与苏联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类似，但这种模式最[2]终会导致经济的崩溃，因而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个问题。由于克鲁格曼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中国奇迹是亚洲模式的一个延续，因此他的观点成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技术进步的主流，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学者最初对该观点基于的研究方法——索洛残差法——进行批判，认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水平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不适用。另外，部分学者对技术进步的类型和性质进行了分类，指出中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从而批判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很多学者基于上述认识，对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进，并且就纯粹技术进步之外的技术进步形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但是绝大多数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仍然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技术进步形式，即缺少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估算，因而存在一定的误判，很难作为国内政策参考的依据。除此之外采用的方法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采用不同方法对中国技术进步水平的测定，最高结果与最低结果的差距接近5倍，很难有现实的理论和政策参考意义。因此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系统和全面，对东亚与中国的技术进步的性质和程度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0.2 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0.2.1 理论意义
当前技术进步的主要理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基于索洛残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定，从而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状况。基于中性技术假定的索洛残差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定在经济学界流行了很多年，但是这种方法明显有诸多缺点与不足。
首先，这种测定方法把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的所有因素均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但是数据样本的选择、对数据的处理方式、数据样本容量的大小均可能对测定的结果产生影响。由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是通过计算增长残差得到的，索洛残差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3]故索洛把残差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残差，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不仅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导致增长的因素，而且包括概念上的差异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常常做了不同的处理，会使结果不具备可比性。由于结果的变异较大，[4]因此展开立论就缺乏基础。
其次，索洛残差法所基于的三种技术进步假设均只有在非常成熟稳定的市场前提下才可能实现，而中国显然并不是成熟的经济体。一个经济体只有在长期的发展中才能形成类似于哈罗德中性、索洛中性或者希克斯中性的稳定的技术假定状态，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这显然不适用。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
最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也是处于一种“模型模仿”阶段，即采用国外成熟的计量经济、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仿照国外类似的研究对国内的技术进步进行估算，常见的方法涵盖最早的索洛残差法到运筹学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法、随机前沿方法与价格指数法等，但是由于大多数模型过于复杂，对数据样本的容量和质量以及假设前提要求很严格（大多数模型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同时受数据统计误差影响非常大），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对于一个经济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由于数据样本的缺失、处理程序以及精确性的问题，这些模型的适用性不强。
因此，本书借鉴西方成熟的技术进步估算模型，建立适合中国这种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进步估算模型，并对传统的测定方法进行改进，同时通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来提高数据样本的可靠性，科学地测定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尤其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特殊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水平，分解并对比中国传统的中性技术进步与体现式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参考意义。0.2.2 现实意义
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快速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发展的“奇迹”被世界银行认为是[5]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经济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东亚奇迹的一个延续。这种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靠追加要素投入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就是极高的投资率、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追加劳动力投入为主要特色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中国发展模式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典范，但是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危机让经济学家对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人们逐步意识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着很多的不足和挑战，诸如企业竞争力低下、制度环境差、贫富差距大、技术进步对产业的推动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这也是在每次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总是受影响较大的原因，大批中国沿海企业的倒闭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只有成功实现发展转型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而科学系统地研究中国技术进步的模式和性质，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中国持续发展及转型具有实际的政策参考意义。0.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不足0.3.1 国内研究现状与不足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国内学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截至笔者写作本书时，相关方面的博士论文有4篇，硕士论文有3篇，期刊文章有76篇。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出发，首先部分研究提出技术进步可以分为非体现式的中性的技术进步以及与资本和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一种以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技术模仿等为主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易纲、樊纲（2003）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其特殊性，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林毅夫（2007）也指出，一个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只有到了发达阶段各个产业的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才转而以不表现为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郑玉歆指出：“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要素的性[6]质密切相关的。”
其次，对索洛残差法的批判也是一个研究中心，很多学者认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水平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不适用。陈坤耀（Edward K.Y. Chen，1997）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因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他认为克鲁格曼、Young和许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7]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易纲、樊纲等指出：“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8]有所区别。”林毅夫、任若恩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9]评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
同时很多学者（林毅夫，2007；易纲，2003）引用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说明中国缺少技术进步，但又很难说明中国为何吸引了如此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是趋利的，如果缺少技术进[10]步，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也会下降。但是这同样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且这种高回报是由持续的技术进步维持的，那么为何每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受影响最大的总是亚洲（21世纪初东亚国家和中国东南沿海出现的制造业危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研究基于以上认识对东亚和中国特有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进行了测定（易纲，樊纲，2003；谢千里等，2001；张军等，2003；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但是采用不同方法对中国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定得出的最高结果与最低结果相差接近5倍（见表0-1），很难有现实的理论和政策参考意义。表0-1 国内研究者对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结果
资料来源：宋卫国，李军（2000，pp. 94~97）；易纲等（2003, pp. 13~19）；郭庆旺，贾俊雪（2005, pp. 51~60）。
其他学者也对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研究，康梅[11]（2006）针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分解难以解释体现在新增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三因素重新划分为规模增长、硬技术进步和软技术进步，其中硬技术进步即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或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意思是体现在设备中的技术进步。黄先海、[12]刘毅群（2006）则提出了物化性技术进步，它与中性技术进步相对应，是指镶嵌于资本中的技术进步，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同一含义，该文还对索洛的时期性增长模型进行了扩展，并据此分析了物化性技术进步在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13]的作用。唐文健、李琦（2008）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核算框架，采用两种方法估计了中国设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速度（ISTP）。根据国家统计局未经完全质量调整的统计数据，1980～2005年中国设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速度平均达到3％，根据美国各类设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速度间接估计，1985～2005年中国设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速度平均达到了4％。
综上所述，目前国外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的确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技术进步形式，即缺少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估算，因而存在一定的误判，很难作为政策参考的依据。而国内对技术进步的研究结果之所以差异很大，究其根源，是因为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中性和体现式的技术进步的形式等概念方面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导致测度的角度和口径不一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加之缺少系统和严密的研究，因而不太具有现实的理论与政策参考意义。0.3.2 国外研究现状与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逐步下降，表现为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由于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由自己研发转向购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比例逐步提高。但是基于索洛残差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格林伍德（Greenwood）等提出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并且论证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美国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14]的重要原因（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 1992）。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1992）认为，新的、有效率的资本的引入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这与传统的希克斯技术中性理论不同。他们还实证分析了美国二战之后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1992）的研究结论开启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研究的新时代，也开始了对传统中性技术进步增长理论及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研究的大批判。
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1992）指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由此引发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及短期经济周期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
一方面，以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1992）为代表开启了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的新路径。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1992）研究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美国战后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新的、有效率的资本投入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通过建立平衡增长模型、模拟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数据，指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可以解释美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部分。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1997）之后，学术界开始了一个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率的作用的高潮。Gort, [15]Greenwood, Rupert（1999）研究指出，美国经济增长一半以上的[16]贡献源于设备投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del Rio Iglesias（2002）分别采用中性技术和投资专有技术两种视角研究了生产率下降的原因，研究结果指出，投资专有技术的永久冲击将导致单位资本产出增长率下降及索洛残差降低，且这种生产率下降的幅度由单位资本的边际成本对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弹性决定。Greenwood，Krusell（2007）[17]也比较分析了定量理论（quantitative theory）和传统的增长核算这两种分析镶嵌问题的方法，结果表明，运用定量理论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且研究指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18]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Pakko（2002）构建了一个具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核算美国生产率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指出美国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归因于镶嵌在新类[19]型资本设备中的技术进步）。Guerrieri, Henderson, Kim（2005）采用投资专有技术测定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非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资本深化及开放经济中的多要素生产率增长。通过模拟内含贸易和非贸易品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及相关数据得出，当仅考虑投资专有生产率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投资专有生产率与持久的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20]
另一方面，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2000）也发现了专门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美国战后经济周期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新路径，并建立了一个内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通过模拟美国数据，结果表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可以解释美国近30%的产出变动。[21]Fisher（2006）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型分析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的短期效应，认为投资专有技术仅影响投资品。以1982年为界采用两个独立的子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可以解释1982年之前经济周期产出波动的44%，1982年之后经济周期产出波动的80%，论证了经济波动主要由投资冲击决定。[22]Yoon（2006）分析了小型开放经济世界中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冲击效果，论证了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韩国经济波动的影响[23]力。Millan（2006）构建了一个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研究了外生的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加拿大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行为反映，指出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是加拿大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Braun，Shioji（2007）[24]建立了具有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的增长模型，估计了具有信息约束的SVAR模型，这里的信息约束是由嵌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动态平衡决定的，结果表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周期的作用至少与中性技术进步一样重要。
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周期的作用的核心问题是对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核算，因此，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核算方法研究也有了重大发展。格林伍德等主要是采用新设备的相对价格测度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且通过建立一个内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作用（Greenwood, Hercowitz, [25]Krusell, 1992, 1997, 2000）。Cummins，Violante（2002）则根据Gordon（1990）所采用的法定价格指数对质量型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构建了质量调整型技术进步价格指数，并且分析了1947～2000年美国24种设备与软件的价格数据，测度了美国经济的总体技术进步及工业化水平。Greenwood，Krusell（2007）还比较研究了定量理论（quantitative theory）和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结果表明：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具有显著差异，运用定量理论测度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经济学含义。
除了美国战后经验支持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周期的作用（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 1992, 1997, 2000；Gort，Greenwood，Rupert，1999）外，其他国家的经验数据也支持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周期的作用。Bakhshi，[26]Larsen（2001）根据英国经济数据，研究了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导致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相对价格下降，促进了企业更多地投资高技术产品。同时通过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定量地测度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由英国过去25年可测数据得出，这种影响达20%～30%。
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研究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27]一个具有活力的主题。Huffman（2006）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性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模型，此模型中分析了资本和劳动的税收效应，平衡增长路径下，劳动或资本税均对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提高资本税税率、降低劳动税税率均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此外，税收还扭曲了新技术的发展和现有类型资本的投资之间的权衡，如果存在研究活动的外部性，那么征收资本税和投资税优惠将是社会最优的。[28]Huffman（2007）构建了一个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特别研究了研究支出与新基本建设之间的替代程度，结果表明，资本税税率对增长率的作用依赖于研究支出和新基本建设之间的替代程度。研究还指出，相对于同等数量的投资税优惠，研究补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除了某种特定类型的正外部性外，可以通过资本税税率而不是研究补贴的使用，达到经济的最优增长率。[29]Huffman（2008）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性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扭曲效应，认为劳动或资本税可以扭曲新技术的发展和现有形式的资本投资之间的替代，资本税税率提高了经[30]济增长率，而劳动税税率起反作用。Letendre，Luo（2007）建立了一个具有财政冲击、中性技术冲击和投资专有技术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周期模型，基于加拿大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忽略任何一种技术冲击的模型而言，该模型很好地预测了加拿大的投资波动和贸易平衡，还分析了贸易均衡—产出率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及自相关[31]性。He，Liu（2008）将技术积累、工资不平等及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技术—资本互补性及内生技术积累与工资差距的关系，还实证考察了税收政策对技术构成、不平等及财富分配的影响。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与资本品及其价格变动之间的机理也引起了学[32]者们的关注。Krusell（1998）将研发（R＆D）看作新的、有效的资本品，具有生产专有性。通过模拟现实数据，模型得出结果：消费率的增长主要由R＆D投入决定，耐用品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企业的[33]长期利润来自R＆D投入。Huffman（2004）认为主流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缺乏技术扩散机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指出连续的外部冲击之间不是必然存在关联，这些冲击与产出之间也不一定相关，论证了研发支出引发了资本真实价格的下跌。Fernandez-[34]Villaverde，Rubio-Ramirez（2007）建立了一个具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给出了资本充分贬值情况下该模型的封闭解，据此可以确定解决具有多状态变量的宏观动态模型计算的精确性。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及工资差距之间的研究也日益得到[35]重视。Ho（2008）研究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1974～1994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构成的冲击，认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增加了非生产工人（相比生产工人）的相对需求，而中性技术进步不能改变劳动构成；耐用品部门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较大，而非耐用品部门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较小。He，Liu（2008）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受教育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及本科毕业生相对数量持续增加的现象，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积累、工资不平等及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增长模型，通过研究认为，资本技术互补及内生的技术累积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36]Reinout（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摩擦性失业的内生经济周期模型，研究认为，高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成本而形成的资本与逐步匹配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作用，必将导致持续不断的产出反应、职位空置以及失业，但是，与标准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相比，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冲击是有限的。
研究表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与资产定价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机[37]制。Dimitris（2006）认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可以导致系统性风险，与中性技术冲击不同，实体经济需要为识别投资技术的创新收益而投资。基于一个动态模型，指出将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这一投资技术冲击，会导致价格下降风险；伴随投资技术的正向冲击，增长机会不足的资产价值会下降，这一逻辑恰好解释了价值之谜。In，[38]Yoon（2007）构建了一个具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与生产能力利用度的资产定价模型，结果是改善了股权红利及夏普比，引入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与生产能力利用度的资产定价模型具有更强的预测力。此外，当引入习惯信息时，该模型提高了对实际经济的风险升水的预测力。
将投资专有技术应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主要体现在投资专有技术与资本寿命、知识及企业退出率等之间的作用上。[39]Musso（2004）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性资本寿命和镶嵌型技术进步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影响最优资本品的寿命，且这种数量冲击依赖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冲击的类型。[40]Samaniego（2005）认为知识生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知识是通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影响产出的，那么可以据此解释众多的[41]宏观经验发现。Samaniego（2008）认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率与企业的退出率正相关，此结论与具有生命周期的多元工业一般均衡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下的工业动态相一致，有力地解释了技术进步引致的产业结构改变。
但是，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或者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参考意义不大。此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市场制度和机制方面均不相同，因此模型的参考意义也不大。0.4 本书的创新
本书首先系统地分析了关于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来源，对于东亚模式、中国奇迹和技术进步性质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概括，从理论渊源和传统的研究上对东亚模式的本质、东亚模式的不足以及这种发展模式中有无技术进步的争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分析。同时，鉴于以往国内研究混淆了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式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与非中性技术进步等概念，本书对此重新进行了界定，区分了体现式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此外，以前的研究均是借鉴西方成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系统工程模型，这些模型由于对数据样本、前提假设的要求相当高，因而在国内的应用中研究的结果差异很大，可靠性不高。本书针对这种情况，基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推导了线性技术进步模型，同时结合前沿方法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进行分解，并与传统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更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0.5 存在的困难与不足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类型和贡献水平的研究专著很少，可借鉴的材料不多，而且很多关于技术进步和研发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规范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很少，可以借鉴的数学模型和实证模型也很缺乏，必须从现有的增长理论进行推导。
由于实证的方法必须有大量的数据做支撑，而且涉及拉丁美洲、南亚、东亚、非洲和中国国内各个地区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数据搜集的工作量将非常大，而且世界银行、联合国统计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数据仍然不全，而发展中国家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又往往缺乏可靠性，同时网站数据公布的语言也不同，加之很多国家的统计体系与联合国的不一致，数据之间可比性不强，为增强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必须对大部分国家的数据进行调整，这就增加了数据搜集和处理的难度。
部分研究不仅基于经济学的实证和规范方法，还延伸到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横跨的学科较为广泛，涉及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各学科间的方法与理论整合比较困难。0.6 基本框架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中有无技术进步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书尝试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方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全面反映中国发展模式中技术进步的性质和作用，以期对中国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参考意义。本书共分为5章：
本书的导论主要阐述了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研究的背景和目的，问题的由来以及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本书的创新，同时对本书的主要框架和方法体系进行概述。
本书的第1章对中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以及技术进步在中国和东亚奇迹中的作用及相关争议做了系统的分析和陈述，详细陈述了东亚和中国模式中有无技术进步的争议的根源以及当前对中国技术进步状况和性质的研究和争议。
本书的第2章对传统的技术进步测定方法及其不足做了详细的论述，建立了关于技术进步的系统的概念体系，区分了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和体现式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概念，并重点强调了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当前的研究进展，同时对各国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的状况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指出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当前世界各国技术进步的一种普遍形式。同时本书对传统的索洛残差法对技术进步的测定和反映的方法体系及其不足做了详细的论述。
本书的第3章对当前西方技术进步研究中测定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详细对比了从价格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到KLEMS模型在内的西方主流体现式技术进步分析方法的原理、推导、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不足，说明了建立适合中国数据状况和制度环境的方法体系的重要性。
本书的第4章基于以前的研究和西方成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根据中国市场和统计状况的特殊性，基于中国国情推导并建立了适合中国基本情况和数据质量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方法体系，改进了新古典技术进步理论；并进一步运用该模型对中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全面的测定，同时区分了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估算了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增长率的贡献，与此同时引进同样作为典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印度，对上述数据和相关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全面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水平。
本书的第5章就财政支出对技术进步模式和水平的影响引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国际对比和分析，说明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与财政支出状况的关系。同时，对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进一步说明了财政投资的状况和流向对技术进步性质、国内需求的拉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本书的结束语概括了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水平的研究，提出了中国转变技术进步模式的必要性，指出了实现技术进步的转型是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成功实现从经济追赶到经济赶超的必由之路。注释[1]Krugman, P., 1994: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pp. 62~78.[2]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3]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4]Stiglitz, J. E., 2003: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J. Stiglitz and S. Yusuf（editor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5]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8页。[6]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增长的规律——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7]Chen，E. K. Y., 1997: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bat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Asian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11（1）, pp.18~38, 54~70.[8]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9]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10]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11]康梅：《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与经济增长质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12]黄先海，刘毅群：《物化性技术进步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13]唐文健，李琦：《中国设备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估计》，《统计研究》2008年第4期。[14]Greenwood, Hercowitz, Krusell, 1992: “Long-Run Implications of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v.87, iss.3, pp.342~362.[15]Michael Gort, Jeremy Greenwood, and Peter Rupert, 1999: “How Much of Economic Growth Is Fueled by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March 1.[16]del Rio Iglesias, Fernando, 2002: “Neutral,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Recherches Economiques de Louvain/Louvain Economic Review, v.68, iss.1~2, pp.37~54.[17]Greenwood, Krusell, 2007: “Growth Accounting with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Discussion of Two Approach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May, v.54, iss.4, pp.1300~1310.[18]Pakko, Michael R., 2002: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y Growth: Concepts and Recent Estimat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v.84, iss.6, pp.37~48.[19]Guerrieri, Henderson, Kim, 2005: “Investment-Specific an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in Multi-Sector Open Economies: Data and Analysi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U.S.）,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828.[20]Greenwood, Jeremy, Hercowitz, Zvi, Krusell, Per, 2000: “The Role of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Business Cycl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v.44, iss.1, pp.91~115.[21]Fisher, Jonas D.M., 2006: “The Dynamic Effects of Neutral and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y Shoc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v.114, iss.3, pp.413~451.[22]Yoon, Jai Hyung, 2006: “The Impact Effects of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y Shock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Value Function Iter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 May, v.11, iss.1, pp.127~155.[23]Milla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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