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萨洛蒙·马尔卡（Salomon Malka） ,马秀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创造以色列历史的70天【万花筒式的呈现手法。可从各个角度接近、窥视、了解以色列这一神秘国度和犹太人这个伟大民族。】(思想会系列)试读：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70 jours qui ont fait l’histoire d’Israël By Salomon MALKA
©2018，Armand Colin，Malakoff
ARMAND 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11，rue Paul Bert-92240 MALAKOFF.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图片由Yedidia Klein提供（Pixabay）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美国，1921）从左至右依次为：大卫·N. 莫塞松（David N. Mosessohn）（1883-1930）；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哈依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梅纳赫姆·乌西什金（Menahem Ussishkin）（1863-1941）。Photo by APIC/Getty Images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以色列，1956）从左至右依次为：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首席将军E.L.M. 伯恩斯（E.L.M.Burns）（1897-1988）；以色列国父，时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原以色列总理，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898-1978）。以色列爱乐乐团排练现场（伦敦）左：英国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1945-1987）右：以色列爱乐乐团指挥祖宾·梅塔（Zubin Mehta）（1936-）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入口引言：岁月的印记
让我开始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我承认，应该归功于我的编辑们。他们希望能通过70个特定的日子，来总结以色列70年的历史。
我借鉴了他们的想法。这个想法正合我意，因为它可以让我跟随灵感的启发，汇集意义非凡的日子、重要事件、关键日期、核心人物、重要的人、主要的里程碑，等等。
通过向读者展示的这段历程，我们想展现以色列的各个方面，呈现一部关于以色列的传记。
这部传记并不是一部圣徒传记。这里所选的内容都是从我的主观愿望出发，融合了记忆、证明、文字作品、相遇以及对话。通过印象派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形象。
在过去70年里，在这样一片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的土地上——真的是岌岌可危，每一次当我们想去忘记这一点的时候，现实就会重新激起我们的回忆——这个民族幸存了下来，生存在这样一个敌对环境里，勉强维持着生机勃勃的民主、不可或缺的正义、值得称赞的外交、享誉世界的文学、原创的电影以及高端的技术。
还有呢？当然，还有其他的。无法寻求的和平，持续的占领，政治生活的残酷，宗教与世俗的冲突，高科技的局限和困境……
在建国70年到来之际，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可以用马丁·布伯形容基布兹现象的“没有失败”这个词来概括。这位哲学家认为，这并不是一份糟糕的成绩单。只是冒险仍在继续，有失误，也有成功。
我们选择的“不凡之日”——借用埃托尔·斯科拉的电影《不凡之日》的名字，在这部电影中，整个当代意大利的历史被浓缩在24小时里——证明了这些失误和成功。它们相互交融，从回溯历史的角度，来见证这个民族所走过的历程。这个民族不是生来就注定要去接受挑战，但它不得不去迎接挑战。
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别无二致，所有民族所珍视的，任何一个民族也都会珍视。这难道不也是那些开拓和向往这片应许之地的人，所梦想的目标吗？诗人君主
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王国第二任君主大卫逝世。他在位统治了以色列王国40年。
以下这段文字是后来诸多描写大卫之死的美文之一，一直令我百读不厌。
他是怎么死的？以何种方式？当时是什么情况？他死的时候处于什么状态？《塔木德》中的《安息日书》一章（30A）（当然，也不可能在其他章节），对大卫之死进行了描述。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任君主大卫殁于一个安息日。
在一次祈祷时，大卫问上帝：“告诉我，我将怎么死？把致我离世的秘密告诉我吧，描述一下我最后的日子。”上帝立刻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并非我们之间讨论的话题。上帝的旨意已定，万能的上帝不应该和一个肉身之躯来讨论他的生死。”“那我还剩多长时间？”大卫仍然纠缠不休，“至少我可以知道自己将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吧？”上帝最终妥协，他告诉大卫：“你会在一个安息日离去。”“为什么不是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绝望的大卫试探道。“不能，”上帝回答道，“所罗门王朝已经到来，一个王朝和另一个王朝绝不能有一星半点的交叠。”
世间万物似乎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同的时代最终都以千古不变的方式到达其终点。继位者们在时机到来时崛起，君主们在继位者准备篡夺王位的时候离去。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但大卫仍不死心：“为什么不是安息日的前一天？”上帝用旧约《诗篇》中一句朦胧的诗回答了他：“王宫中的一天胜过一千天。”上帝接着解释道：“我更希望看到有一天你坐在那里读《托拉》，而不是接受你儿子的万千供品。”上帝的暗示很明朗，大卫心领神会。因此，之后的每一个安息日，聪明绝世的以色列之王大卫都不再离开他的王位。他从早到晚地坐在那里读《托拉》，因为他知道这能够赶走死神，让他远离死亡。但上帝已急不可耐。大限已过，而上帝还在等着摄取一直在读书的大卫的灵魂。但是，该如何下手呢？大卫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书，他的嘴巴也一刻都没有停。即使是一直徘徊在他上方伺机乘虚而入的撒旦也无能为力。但是最后，一个分散大卫注意力的办法还是出现了。大卫的屋后有个花园。上帝身边主司死亡的使臣刮起了一阵风，让树上的叶子抖动了起来。大卫想暂时离开王位一会儿，过去一探究竟。他走进了花园。从花园回来的路上，他从一个楼梯上摔了下来，撞到了台阶，倒在了地上。他的灵魂随即升上了天。接下来的篇章用优美的语句将在世的人的灵魂比作蜡烛，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蜡烛才能被熄灭。
总而言之，这就是对大卫之死的叙述。正如后来列维纳斯所言，唯美得几乎都要让星星落泪。
圣经中有好几段对唯美死亡的描述。最初是摩西之死，摩西被上帝亲吻后死去，遵从了上帝的“去吧，后退几步去与列祖同睡”的命令而死。似乎人们可以为遵循命令而死，为自己的主人而死，为了一个纯粹的决定而死。圣经中还有扫罗王和约拿单极具诗意的离去，由大卫亲自吟唱，诅咒了埋葬着很多受人爱戴者的亡灵的吉尔博亚平原，希望微风细雨和狂风暴雨不要再去冲刷他们的坟墓。
但这个因其自己花园里的枝叶颤动而被楼梯台阶背叛了的死亡，这个中断了一个男人的阅读而后将其摧毁的死亡，让他的求知戛然而止，让他的思想暂时从书中游离。这是一个崇高的死亡。
大卫是以色列王国第二任君主，前任君主是扫罗王，后任君主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大卫是诗王，是耶路撒冷的建立者，是旧约《诗篇》的作者。他统治了以色列王国40年，其中，7年在希伯伦，33年在耶路撒冷。他从耶布斯人手中夺过了耶路撒冷，将之建设成为以色列王国的首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雏形
1801年。利涅亲王出版了《犹太人回忆录》，比西奥多·赫茨尔创作的《犹太国》早了一个世纪。
保尔·瓦莱里曾称之为“圣洁的亲王”。保罗·莫朗将他视为“18世纪的化身”。贝尔纳·亨利·列维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1735年利涅亲王出生于布鲁塞尔一个瓦隆人的家庭。作为军官、外交家、作家，他与伏尔泰、卢梭、歌德等人交往密切。他也是卡萨诺瓦的座上之宾。他的魅力、思想、言谈举止以及幽默感都一直令人赞不绝口。据传言，他曾在旅途归来后问他的妻子：“夫人，您是否忠诚于我？”他的妻子回答他：“先生，我经常忠于您。”（我第一次听到这段轶事，是在马克龙最后一次竞选总统时的公开演讲中）。
在他去世前，在维也纳会议上，塔列朗封他为“寻欢作乐之王”，他也没有反驳，甚至还顺水推舟：“我想，有一件事我还从来没有为[1]在场的诸位办过，那就是为一位陆军元帅（他自己正担任陆军元帅）举办葬礼。我要为此筹备一下。”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1801年出版的《犹太人回忆录》影响最大。2017年，该书又由一位名为贝尔纳·吉尔松的比利时编辑重新运作出版。人们发现，正如他的传记作家们所描述的，作为那个时代首位频繁拜访各国君主（从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莎到沙皇俄国的卡特琳娜，再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比利时贵族，利涅亲王当时正在酝酿创作一本书，内容是关于“在欧洲的一千万希伯来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准备给予他们一片土地或让他们重归故土。这比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出版《犹太国》早了一个世纪。
但他的文章并不满是赞颂之言。在他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描述大多是负面的。犹太人卑鄙龌龊、贪婪、贫穷，也是“被上帝遗弃的人”，但他们不是小偷，不是恶棍，更不是杀人犯。但这就是犹太人的形象。“给他们一个国家或一个安身之处，他们就不再会是我现在所说的这样。即使他们在集市上招摇撞骗，也是因为他们珍惜所受过的苦难，想借此慰藉他们曾经历的无休止的屈辱。”
如何解决当时还未被称为“犹太人问题”的问题呢？利涅亲王对此早有打算。只需一位伊斯兰教君主或深明大义的部长的同意，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之外，重归祖国的犹太人应该让欧洲的艺术、工业、农业以及商业在此复兴。耶路撒冷，这个当前满目疮痍的地方，这个曾让频繁去此朝拜的朝圣者们心碎的地方，应该重新成为首都。应该在废墟上重新修复所罗门神庙，这样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曾经的叙述和印记。可以疏浚赛德隆的支流，让负责航行和物流的运河重新恢复生机。我们将会找到伊甸园，找到塑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英式花园的四条河流的源头。沙漠将会重新被开垦，人们将会重新在此定居。再也不会有阿拉伯人的强盗部落来侵扰这些神圣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将会不可触碰。我深知犹太人恐惧的根源，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我认为，这个持续了1800年的愤怒已经足够长了。
早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犹太人别无他法，只能通过相信弥赛亚总会到来的信念，来释放他们的悲哀（这种坚守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这里却是他们的至高荣誉）。利涅亲王建议说服土耳其苏丹，让他同意把朱迪亚王国还给犹太人。
我们应该把利涅亲王定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吗？他没有赫茨尔那种高瞻远瞩的能力。他喜欢写作，沉溺于将自己的思想沉淀在纸上。1795年，他开始发表《军事、文学和伤感回忆录杂集》，全书共34卷，一直到1811年才全部完成，其中就包括《犹太人回忆录》。他有很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作品，但最初几乎都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他坚持不懈地拜访斯塔尔夫人，后者最终决定重新编辑他的两卷《文学与思想》后，他的作品才开始广为流传，最后大获成功。
他的作品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他饱谙经史，视波将金为自己的偶像。在他之前，波将金曾梦想着将土耳其人从耶路撒冷赶出去，让犹太人住进来。他也对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切熟稔于心，向人们介绍过格里高利神父的著作《论犹太人的身体、道德和政治的革新》。
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还不存在，至少其现代化的含义还未诞生。这个词是在西奥多·赫茨尔发表《犹太国》4年前，大概是1891年或1892年，由一个名为纳坦·伯恩鲍姆（Nathan Birnbaum）的奥地利记者兼作家创造的。无论是伯恩鲍姆还是赫茨尔，他们看到过利涅亲王的《犹太人回忆录》吗？给《犹太人回忆录》新版写序的让-皮埃尔·皮赛达极力推荐这本书。该书令这位比利时贵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这让人们不禁去思考，如果这本书中所流露的伟大思想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初步实现，20世纪的犹太人大屠杀也许就可以避免。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结局是这样的。2016年6月，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在其官邸迎接了查理·约瑟夫-利涅亲王的后裔米歇尔亲王的到来。在欢迎仪式上，米歇尔亲王追忆了他的祖父母并向他们表达了哀思。纳粹时期，他的祖父母欧也妮和菲利普亲王在他们位于瓦隆的家里掩护并解救了犹太人的孩子。
44个被救的孩子中，有6个前来参加了仪式。[1] 原文用了英语“Field marchal”，此为英语国家常用的军队职位排序，等同于法语的“maréchal”，只在战争中才会被授予军队的最高统帅。旧物，新事
1805年10月4日。这一天，夏多布里昂来到雅法，游览了死海、约旦河，并拜访了耶路撒冷。
19世纪，“东方旅行”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通过其《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一书，开启了这种文学体例（拉马丁、福楼拜、勒南等人紧随其后）。在这本书中，夏多布里昂讲述了他在1806年至1807年的一次旅行。他从希腊出发，经君士坦丁堡，一路走过罗兹、雅法、凯撒利亚、伯利恒、死海，最后到达耶路撒冷。这次旅行的本意是为写一部《殉道者》而汲取灵感，但最后，作品却以游记的形式于1811年出版。
雅法，一座散发着颓废之美的港口城市。约旦河及其分支，蜿蜒曲折，亘古不变。当他来到约旦河畔时，他的内心涌起了按捺不住的欣喜：朱迪亚国是世上唯一一个能让行者们回忆起神界和凡间之事的国家，神与世的交融，让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激发出来的一种感觉，从行者们的灵魂深处油然而生。
他试图按照圣经中提及的地方游历全国。他想找到耶利哥城对岸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地方，希伯来人曾经安居乐业的沃土，耶稣经受约翰洗礼的地点及大卫从阿布萨隆面前逃脱的地方。在圣墓教堂，他的描述依然让当今的旅行者们感到历历在目：罗马拉丁教会、希腊正教会、埃及科普特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及马龙派教会各据一隅。
当时的耶路撒冷还只是一个小村镇。很多游记将其描述为一座废墟、一处遗址、一处旧时代的缩影。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但对手持圣经准备遍览这片圣地的夏多布里昂来说，这里并非如此。1806年我开始海外旅行的时候，几乎完全遗忘了耶路撒冷；一个一直与宗教抵抗的世纪已经丢失了关于宗教起源地的记忆：正如现在骑士已经消失了一样，似乎现在巴勒斯坦也已不复存在了。
夏多布里昂停止了对这座圣城的追忆，预言这里将会有一场旧物和新事的碰撞：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都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一小部分身体里只流淌着伟大民族血液的人依然留在这里，留在祖国的废墟里。如果说所有的民族中会有一种奇迹，那就是这里的奇迹。对哲学家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在耶路撒冷感受过去和新生之间的相遇更奇妙的吗？
夏多布里昂在其十年前出版的《基督教真谛》里，就已经指明了道路，找到了真谛。从这本书里，人们可以发现他对希伯来圣经的完美辩护。他对其中的多个篇章进行了评论和注释，对《圣经》的语言和《荷马史诗》的语言做了比较性论述，展现了他对文章、论述和人物形象的深刻认识。
对风格的赞美：我从头到尾都被《圣经》震惊了。有什么能与《创世纪》的开篇相媲美呢？宏大的场面却用了这样精练的语言，让我们感受到了天才最后所做的努力。
对希伯来语诗一样丰富的赞美：希伯来语简洁，富有活力，动词几乎没有变化，仅仅通过一封信里的同位语，就能表达出其思想的二十种细微不同。这展现出的，是一种通过非同寻常的连接结合起来的民族语言，它与对一个民族简朴而又深刻的认识紧密相连。
对人文主义的赞美：《荷马史诗》里，不认识的客人就是一个陌生人，而《圣经》里不认识的客人就是游客。从中能看出什么人文主义方面的不同吗？希腊人只是从政治和地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客人，而希伯来人则是从道德和普世的眼光来看待他。
对坚持和梦想的赞美。提及约瑟夫与他的弟兄们重逢后流下的泪水时，夏多布里昂写道：我们从这本书的这个故事中看到了坚持和梦想。这本书为这种蔑视强者的宗教奠定了基础，也将会使强者因为蔑视别人而被人蔑视。
最后是对介于文学和游记之间的这种综合叙述体的赞美。这种方式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他《从巴黎到耶路撒冷》这本书的创作。康朋路的赫茨尔
1895年1月5日。赫茨尔，这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将自己关在位于康朋路的旅馆里，为撰写《犹太国》而奋笔疾书。
传统观点认为，西奥多·赫茨尔在巴黎为自己所就职的《新自由日报》报道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时，亲眼见证了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的过程，也听到了人群中发出的“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因此，他将自己关在康朋路上的小旅馆里，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也不顾自己的失眠，将极富深谋远虑的《犹太国》一气呵成。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并非这样。例如，在耶路撒冷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的阿维内里（Avineri）教授就不这么认为。他研究了很多关于赫茨尔的文献，尤其是当时发表的文章。从文章来看，最初关于德雷福斯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仅仅是叙述事实，没有添加任何评论。所有文章都对德雷福斯的犹太裔身份闭口不提。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赫茨尔只是指出当时军队里有37个像德雷福斯一样的军官。这是为了照顾维也纳读者们的情绪吗？还是仅仅是想强调法国军队里有很多犹太裔军官？不管怎么说，赫茨尔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认识是微乎其微的。他纠结于其到底是为德国服务还是为意大利服务。他庆幸自己并没有表示相信或怀疑德雷福斯的清白。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场面，是炮兵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雷福斯上尉在军事学校公然被罢黜。
赫茨尔于1895年1月6日发表了一篇日记，记叙了德雷福斯被人撕下军装上的徽章，他的剑被折断，之后被拖走。“他被带到了一群军官面前，他们向他嚷嚷道：‘犹太人，叛徒！’德雷福斯向他们反击道：‘我不允许你们侵犯我的荣誉，我是清白的！’门外，人群在高呼：‘叛徒该死！’”
然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人们在读这篇报道的时候发现，“犹太人该死”这句话不见了。这句侮辱性的话并没有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赫茨尔没有提起人群在高呼“犹太人该死”，而是“叛徒去死”。
1894年12月30日，赫茨尔在其年度事件回顾中，也丝毫没有提及德雷福斯事件。但此事已经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提到了萨迪·卡诺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事件，波旁宫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紧张趋势，对巴拿马运河事务连续腐败的质疑……这篇文章并未涉及反犹主义，德雷福斯事件也没有被提及。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当时德雷福斯事件还未成气候。要知道，左拉的《我控诉》一文于1898年1月13日才发表，远远晚于《犹太国》（1896年）的出版和世界犹太人复国主义大会的第一次集会（1897年）。
德雷福斯被判刑5年之后，赫茨尔在一本名为《北美评论》的美国期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些事件。在这篇文章中，德雷福斯事件忽然被视为历史上抗击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的重要基石。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当时人群在军校外高呼着“犹太人该死”。
时隔五年，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为什么会有差别？这种差别来自“真实”和记忆的夹缝吗？
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的记者、通讯员赫茨尔写了“犹太人该死”。尽管尚未被证实，但《新自由日报》也考虑了此事在犹太人之间造成的影响。因此，《新自由日报》为了不激怒读者，决定将其做修改。
很显然，比起并不熟悉的法国，赫茨尔更了解德国和奥地利。尽管德雷福斯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1895年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卡尔·鲁伊格通过完全自由和民主的选举而当选为维也纳市长。这次选举是一次危险的信号，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预兆。同样也是在维也纳，不到10年之后，一个为当时的政治风气所浸润的大学生，来到这里学习建筑。1933年，他以与1895年鲁伊格获胜时同样的情形，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赫茨尔1895年出版了《犹太国》。显然，这并非德雷福斯这个生活在有10万犹太人的法国的个人悲剧，而是这个多民族国家在解体前夕将要进行的深层次改革的缩影。这涉及200万犹太人，他们是赫茨尔创作时的真实政治背景。也正是这些，让他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他应该在欧洲之外，寻找到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手段。
因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巴黎的康朋路35号看到这样一句话：1895年，在这里，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撰写了高瞻远瞩的《犹太国》，宣告了以色列国的复活。
挂在康朋路一家小旅馆三角门楣上的这块牌子是编造的吗？
不知道历史学家掌握了多少关于这个以色列杰出政治学家的观点，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编造出来的。首先，事件的很多主角——以贝尔纳·拉扎尔为首——都在赫茨尔的身边。我们可以在《昨日的世界》中看到茨威格的证词：“西奥多·赫茨尔在巴黎的遭遇让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经历了让一个人完全蜕变的时期：作为记者，他见证了德雷福斯被判刑的过程，看到了人们从其肩膀上撕扯下徽章，听到他向人群呼喊‘我是清白的’。也就是在这一秒，赫茨尔从内心深处被说服，他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他之所以被怀疑是叛徒，就因为他是犹太人。”
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想法很有趣。可以肯定的是，1895年1月5日，赫茨尔出现在了德雷福斯被处分的军事学校的院子里。他肯定听到了他为报纸所写的新闻中提到的“叛徒该死”，但是人们也在怀疑，在当时的状态下，在“叛徒该死”的呼声中，他听到的是“犹太人该死”，对他来说，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也正是在那里，在那一刻，他完全脱胎换骨。在那里，这位剧作家、记者、专栏作家，变成了一个幻想家。在这个军事学校的牢房里，在巴黎皇宫，在康朋路，发生了这一幕。
这位主张建立犹太国的理论家觉醒了。科学与历史
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同意成立“犹太民族之家”。哈伊姆·魏茨曼为“犹太民族之家”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绩。
1904年7月3日，西奥多·赫茨尔去世。他的葬礼在维也纳举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闻讯乘着东方特快列车和西方特快列车从德国和土耳其赶来。6000多名犹太人在悲伤和痛苦中，一路护送着他的灵柩。斯蒂芬·茨威格称之为“一个淳朴的、全民悲恸的、前所未有的葬礼”。乔治·克列蒙梭说：“他是个天才，我们应该区别天才和能者。燃烧着的木材和西奈山的馈赠成为他遗存的化身。他身上残存着一丝上帝的气息。”哈伊姆·魏茨曼在给自己妻子维拉的信中，表达了他内心感受到的痛苦和巨大损失：“赫茨尔留给了我们一笔庞大而又厚重的遗产。”
7月6日，出生于俄罗斯平斯克莫托尔的魏茨曼离开了日内瓦。离开日内瓦前，他已经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待在柏林。所有的朋友都前往火车站与他告别。他要去伦敦，但在巴黎短暂地停留了几天，见到了马克斯·诺尔度。这次会面令彼此都十分激动。诺尔度向他表示，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政治原因，他都认为自己不是犹太国复兴之父继任者的合适人选。他对魏茨曼的夸赞之词溢于言表，认为他才是最合适的人。
魏茨曼本想在伦敦落脚，但因为别人推荐了一个工作，便留在了曼彻斯特。他在科学类期刊上撰写文章，用英语开拓交际圈。他在一家名为“苯胺公司”的化工厂工作，工厂的老板是查尔斯·德雷福斯，此人对他的经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查尔斯·德雷福斯是阿尔萨斯人，在法国米卢兹化学学院学习，之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是曼彻斯特犹太人社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负责人。作为当地犹太社区的名人，他将魏茨曼引荐给英语社区里的犹太人，并邀请他在曼彻斯特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公开发表演讲。从此魏茨曼名声大振。他成了曼彻斯特的名人，影响力逐渐加深。1906年1月，对曼彻斯特市车特汉姆犹太人社区了如指掌的曼彻斯特市北部地区自由党竞选人温斯顿·丘吉尔表达了想和魏茨曼见面的意愿。他们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面。几个月前，丘吉尔刚刚与贝尔福伯爵结识。当时贝尔福伯爵是保守党的首领，后来成为英国政坛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支持者。1905年1月9日，由曼彻斯特地区保守党首领查尔斯·德雷福斯引荐，魏茨曼和贝尔福会面。也就是在这一次会面中，诞生了著名的“乌干达计划”。
魏茨曼是这样记叙此次交谈的：“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您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您愿意要吗？”贝尔福看着我，回答说：“魏兹曼博士，可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拥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只是一片沼泽。”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说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像你这样想的犹太人多吗？”“我道出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心声。”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您有一天将会成为一个伟人。”（《书简》）
贝尔福对这次会面印象深刻。20多年后，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对祖国的热爱让他们拒绝接受乌干达计划。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魏茨曼对计划根本就不屑一顾。（劳伦斯·斯坦，《贝尔福宣言》，1961年，伦敦）
像劳合·乔治一样，魏茨曼也是圣经的忠实读者。他陶醉于圣经中引用的经典，这些引用也经常令他的言论熠熠生辉。劳合·乔治曾对罗斯柴尔德夫人说，相比后来战时西方前线公报中提及的城市和乡村的名字，他更熟悉与哈依姆·魏茨曼会面中经常提及的圣经中的名字。
与此同时，魏茨曼成为“克莱顿化学工业”公司的一名化学家，并且事业有成。他从1904年到1916年一直在那里工作。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成为爆炸物生产厂的经理，在这个职位上积累了大量资金。战争爆发时，他和家人正在瑞士。听闻消息，他立即决定返回英国。回到英国后，他对朋友们说，新的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应该说从一开始，他就相信英国会在一战中获胜。这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英国满腔热爱。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提起10岁时写给老师的信：“所有人都认为犹太人必须死，但英国人会同情我们的。”（《书简》）
1907年8月，哈依姆·魏茨曼开启了他生平第一次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4月22日，他从马赛动身，经过破乱凋敝、暴力活动肆虐的亚历山大港，因为“一个40多岁的女人”而被迫在贝鲁特停留了十几天。他只是在9月1日抵达雅法之后给他的妻子维拉写过一封信：“我亲爱的，如果没有你和儿子的陪伴，以后我再也不会进行这么长时间的旅行了。”（《书信》，第5卷）他的长子本雅明当时已经出生。他来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本雅明还是个婴儿。魏茨曼在雅法逛了三个星期，游览了早期的殖民地，写下了他所有的印象（《书信》，第5卷，56N）。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他多年来倡导的“实用”路线是正确的。在土耳其人的管控下，犹太人不顾移民所遇到的困难，购买土地﹑安身立命，为农业和工业奠定了基础。10%的当地人口都是犹太人。他坚信“犹太人的事业”这一信念，认为这是积极的，认为这是解决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矛盾的唯一方式。同时，他也提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问题。他游走在这个国家里，或走路，或骑马，或坐着马车。他去了自那时起就被称为“本地人的母亲”的佩塔提克瓦。他在里雄莱锡安短暂停留，游览了加利利——从拿撒勒到梅图拉——最后来到了耶路撒冷。
在雷霍沃特，他受到了平斯克艾森伯格家族的热情招待。从他卧室的窗户望出去，他看到了一座山峰，由此摒弃了杂念。他买下了这座山，先在山上修建了房屋，后来成立了“Ziv”研究所，也就是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前身。
回到伦敦后，维拉问他：“抛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身份，请你告诉我，以色列为什么引人入胜？”他回答说：“空气像水晶一样清澈，清澈到让我们可以回溯3000年的历史。”（维拉·魏茨曼《我的一生》）
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写给时任犹太人社区代表之一的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信被公之于众。信中证实，英国政府正考虑在由其临时管控的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这份宣言为以色列建国铺平了道路。哈依姆·魏茨曼在这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48年，他当选以色列首位总统。大酒店的魅力
1930年12月20日。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开业。
仅仅围绕大卫王酒店，我们就可以完成一部关于以色列历史的鸿篇巨制。大卫王酒店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一条与大卫王同名的路上，靠近老城和西蒙山的边缘，离玛米拉社区只有几步远。这个酒店由埃及犹太裔商人莫斯利家族建造。1929年，他们从希腊东正教教堂的手中买来土地，建造了这个高档酒店。酒店的软硬件均来自各地。食物每天从埃及运来，领班来自埃及和苏丹，经理来自瑞士，大厨来自意大利。大卫王酒店见证了英国托管的开始、地区旅游的发展以及形式多样的朝圣，当然，也见证了新移民的热潮。所有这些运动都隐含着客户增长的机会。位置的威严﹑耶路撒冷的红石头﹑老城的景观，很快就让酒店成为最负盛名和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
1938年，当时的托管政府在酒店的南翼建立了总部，成立了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秘书处、军事指挥中心和犯罪调查部。在梅纳赫姆·贝京的领导下，抵抗英国势力的地下国民军组织部队发动了几次袭击，之后英国当局决定展开行动，解散了几个犹太人组织，获取了重要的文件。1946年7月22日，酒店的地下室和大厅发生了爆炸。地下国民军组织部队坚称已经事先警告过酒店的客人，并且命令他们离开酒店。这场袭击造成了91人死亡，46人受伤，并立即引起英国当局的反击。几千人被捕。
如果说这次袭击具有象征性意义，加速了英国人的离开，那还有几件事与酒店的历史息息相关。六日战争期间，大卫王酒店成为前线，经历了约旦人的枪林弹雨。1974年，当亨利·基辛格在中东各国的首都之间穿梭时，他和他的团队占据了酒店整整三层的房间，将其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分部。
1977年，安瓦尔·萨达特来到金碧辉煌的酒店，在这里住了几天。整个酒店自上而下都对这位英勇的元首奉上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特意制作了符合他口味的“鱼饼冻”，一种东部犹太人的传统食物，如果没有提前告知，这种食物的味道会让人感到特别惊奇。很显然，当时的情况是，这种为这位贵宾特别制作的鱼并未带来预期效果）。
弗朗索瓦·密特朗每次来耶路撒冷都会在这里住几天，因为这里非常符合他的口味。对维利·勃兰特、安吉拉·默克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说也是如此。如同洛杉矶星光大道上的石板一样，酒店门口的石板上也刻着各界名流的名字和他们的亲笔签名——政客、电影明星、著名人物——他们都从这里走过。
现在，酒店的经理都不再对酒店的象征性意义、历史意义和建筑意义做过多的描述。酒店马上就要迎来它90岁的生日。它依然每天准备470种早餐，仍然有237个房间，1间总统套房，1间皇家套房，1个视野开阔的露台，1个四周绿树成荫的下沉式游泳池。当有记者咨询是否有介绍当地故事和历史的宣传小册子时，酒店的人漫不经心地找了起来，似乎是在问：“您真的想要回到史前吗？”谁杀了阿洛索罗夫？
1933年6月16日。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海姆·阿洛索罗夫在特拉维夫广场被刺杀。
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犹太建国会的执行官及外交事务负责人，以色列国家下一任总统呼声最高的人。他在特拉维夫广场被刺杀事件引发了一场长达多年的诉讼，也给作家、小说家和剧作者带来了无数灵感。
谁杀了阿洛索罗夫？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在所有的嫌疑人中，有曾对他的妻子进行过性攻击的人，他被刺杀时这个人就在身旁；有纳粹分支的人；有苏联分支的人；有正在发动一场反对他运动的右翼“修正主义者”……
托比·纳坦曾写过一本关于阿洛索罗夫的书。通过这本书可以推测，托比·纳坦在担任法国驻以色列使馆文化参赞和特拉维夫法国中心负责人的时候，就计划对此事进行调查。当时，特拉维夫广场发生刺杀事件的地方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几步远。他重复了几百遍这个戴眼镜的阿洛索罗夫的路线。阿洛索罗夫经过弗莱什曼街，来到海阿尔孔街，与他的妻子在海边散步。阿洛索罗夫虽然并非德裔犹太人，但他一向都是西服革履的打扮，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他是否发现了两个男人从上方近距离向他开枪？有两枪直中要害。阿洛索罗夫博士当即就倒在了他的妻子斯玛的眼前。
托比·纳坦从小说家的视角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这个“不眠之城”不停地漫步。他喜欢这座城市，对该城了如指掌。他回忆起一段数年前在柏林的故事。阿洛索罗夫作为外交部部长被派往柏林与纳粹发言人斡旋，想让他们给德国籍犹太人一条生路。
是不是在这次旅途中，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遇见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妇﹑后来成为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妻子的马格达·弗里德兰德？
海姆·阿洛索罗夫与马格达·弗里德兰德之间的秘密关系维持了很久。德国人对谈论此事丝毫不感兴趣，“伊休夫”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对此也漠不关心。这就使小说家托比·纳坦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如果1933年马格达与约瑟夫婚后，这对情人在柏林再次相遇呢？如果——作者的想象更是天马行空——这个年轻的女人一直在做他的情人，她再一次回到特拉维夫广场就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她的情人呢？如果海姆佩戴的手表上真的刻有“马格达·弗里德兰德赠予海姆·阿洛索罗夫，两人心心相印”呢？如果海姆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第一个受害者呢？如果德国人竭尽全力想要抹除这两人不被允许结合的证据呢？如果他们的关系被揭发，所有酝酿中的计划都将毁于一旦。在所有这些假设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而不是小说家编造的：马格达是海姆妹妹丽萨的同学。丽萨同时也在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而奋斗，正准备和她的情人移居巴勒斯坦。
谁杀了阿洛索罗夫？这句话在以色列已经耳熟能详，常用来表达对一个难以解决问题的调侃。一个难以被找到的凶手，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如同“谁打碎了苏瓦松的花瓶”？
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担任总理之后，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不可能找到刺杀阿洛索罗夫的凶手。
现在，阿洛索罗夫的墓地坐落在离发现他尸体海边不远的特拉维夫裴多墓园。领袖的童年
1935年9月。13岁的西蒙·佩雷斯与他的家人一起离开波兰，移居特拉维夫。
西蒙·佩雷斯1923年出生于一个名为维希涅夫的小城市。维希涅夫当时隶属波兰，现在隶属白俄罗斯。他的父亲伊扎克·佩雷斯是个商人，母亲莎拉·梅尔泽是个图书管理员，培养了他对图书的热爱。他的母亲说：“每天吃三顿饭，你就会变强壮；每天读三本书，你就会变聪明。”他的父母都来自宗教家庭，他的祖父是犹太教教士，但他的父母都已经世俗化。小西蒙戴着圆顶小帽，也每天做忏悔。他经常说，他会通过观察额头来评判一个人。额头宽广饱满，就说明这个人很聪明，他本人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他经常说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在这个居住着1500个犹太人的小城镇上，有人带回一只橘子。这片以色列家园里的犹太人被深深震撼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小镇上的犹太居民看到这只橘子时惊讶的表情。这只橘子对他们来说是希望的顶峰，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欲望。也就是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对以色列土地的渴望。那一刻，我的身体甚至都在颤抖。
也就是在1935年，13岁的他和家人一起，移居到了被托管的巴勒斯坦。他的祖父母留在了维希涅夫，后来被纳粹杀害。
阿鲁莫特基布兹、哈加纳国防军、以色列工人党，在大卫·本·古里安身边工作、在国防部工作、为发展与法国的关系奋战多年……这就是他早期的经历。当人们问起在他看来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是从迪莫纳到奥斯陆的这段经历。一个民族攻击另一个民族，要么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动机，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别人说服，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动机，那我们就应该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不会成功。
以色列前任总统哈依姆·赫尔佐克谈到他的继任者时说：除了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没有任何政治家能比西蒙·佩雷斯更适合掌管安全和国防。
从1959年35岁开始，从他以以色列工人党身份竞选议会议员开始，50多年里，他担任了每一届议会的成员，最终于2007年成为国家元首。
这么多年来，他如何能成为不知疲倦的和平使徒、为和平而战的使者的化身？他总是说，和平，就像爱情一样，有时候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在与伊扎克·沙米尔轮流执政时期当过两年总理。他最伟大的举动之一就是与侯赛因国王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本来可以促成约旦-巴勒斯坦邦联的设想，但受到了沙米尔的阻挠。当然，他倡导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他政治生涯最伟大的事业。在特拉维夫市发生的那次祈祷和平的集会中，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不幸被刺身亡，他当时就站在伊扎克·拉宾身旁。
西蒙·佩雷斯被称为梦想家、幻想家、追逐名利的人。人们嘲笑他关于“新中东”的辞藻。他的一生都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最后的几年，他将全部心血都付诸佩雷斯和平中心。尽管刚刚经历了心脏的不适，他还是来到中心，进行了一段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公开演讲，阐述了他对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看法。
他的老朋友、作家阿莫斯·奥兹这么形容他：他分析形势的能力，无可厚非的创新能力，断鳌立极的能力，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他被人称为白日做梦的思想，所有的一切都造就了他的伟大。
除了伟人、民族之父、人民的公仆，他还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无视各种阻挠、从来不向原则妥协的自由民主。他是这种民主最好的化身。
鸽派？鹰派？很少有国家具备这样一个几乎从国家创始就一直陪伴着人民的政治人物。即使有这样的人物，他们也通常是君主、最高领袖、国王。但佩雷斯身上没有丝毫专制国王或储君的影子。他只是一个一生都在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石头在快要到达顶峰时一次又一次滚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事情。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努力才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感激。他是迪莫纳城的创建者，同时也是奥斯陆协议的构造者。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时而是鸽派，时而是鹰派，时而又同时是鸽派和鹰派。也可能正因如此，他令很多以色列人感到亲近。大部分以色列人赞成为两个国家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但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但是佩雷斯认为，应该不顾一切地坚持这个梦想。
他的遗产、他留下的东西呢？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达扬、拉宾、沙龙——不同的是，他没有在以色列出生。他的希伯来语和法语都具有浓重的意第绪语口音。甚至他的发型也不一样，他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这都与他的同僚们不同。他喜欢巴黎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他热衷于接见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也喜欢被他们接见。他喜欢酒，喜欢露天咖啡馆，喜欢伊夫·蒙当和西蒙·西涅莱。他喜欢在公务出访的间隙偷偷溜出去逛书店。他喜欢书和诗人。他对科学极其感兴趣，喜欢钻研纳米技术和社交网络。除了他的梦想﹑他的不足﹑他的失败，他还有对大卫·本·古里安的忠诚。
2015年，当佩雷斯身陷国籍法案问题时，他引用其良师古里安的话说：“古里安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以色列人应该成为的样子：一个榜样性的国家，一个有见识的国家，一个追寻公正与和平的国家。”本·古里安经常提起与佩雷斯的一次交流。他俩初识的时候，佩斯雷才初出茅庐。有一次，佩雷斯与古里安这头“年迈的雄狮”一起坐车。沉默了很久之后，古里安说：“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知道如何做决定。要么决定战争并承担战争带来的风险，要么决定和平并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并不能确定佩雷斯是否从中有所领悟。他曾既是鸽派又是鹰派。他并非在一个时期是鹰派，在另一个时期是鸽派，而是强硬与温和并行不悖。他拒绝回答“您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这样的问题。
以色列第九任总理留下的，可能也是他从本·古里安身上学到的。他曾经说起过：要有勇气而不是遗憾。永远不要在困难面前退缩。不要害怕做梦。不要害怕明天。不要自我欺骗。这是一个伟大的规划。他是否如愿实现了这个规划？这还是留给后人去评判吧。
2016年9月28日佩雷斯去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三句话。一句来自先知以赛亚：“他们必会将刀剑打成犁头。”第二句来自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精神形象和它的内部力量将构成我们未来安全与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第三个句子来自纳赫曼·比亚利克的一首诗：“还应该有一首赞美他的诗，但是现在这首诗已经消逝。”
先知、政治家、诗人。我们无法更好地描述这个在以色列建国近70年时消逝的人的一生。他的墓碑坐落在拉宾和沙米尔之间。他的孙女曾开玩笑说，他和他的左翼邻居一起，又可以像当时一样轮流执政了。以色列爱乐乐团与大师
1936年12月26日。以色列爱乐乐团成立。
成立乐团的想法来自波兰小提琴大师布罗尼斯拉夫·胡贝尔曼。他成功说服了来自欧洲不同乐团的75个音乐家，使他们离开了曾经演出的首都，来到以色列这个正在破茧而出的国家，在特拉维夫成立了一个高水平的乐队。
首场音乐会在特拉维夫市北部的一个音乐厅举行。乐团的指挥是世界音乐大师之一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为了表达对这个乐团的支持，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放弃了纽约NBC交响乐团的指挥机会来到特拉维夫。这位因为法西斯主义肆虐而离开祖国的顶级意大利指挥家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全人类。”
当时，这个刚成立不久的乐团里的音乐家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俄语，年纪小点儿的说希伯来语。
伴随着国家的建立，乐团也将其名字由“巴勒斯坦管弦乐团”改为“以色列爱乐乐团”。以色列于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建国大典时，乐团在现场演奏了以色列国歌《希望之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耶胡迪·梅纽因、艾萨克·斯特恩、伊扎克·帕尔曼、平夏斯·祖克曼、什洛莫·敏茨等人先后加入乐队，随乐团到欧洲和美国巡演，参加了很多欧洲（萨尔茨堡、洛迦诺、爱丁堡……）的音乐节，并于1967年7月在雷纳德·伯恩斯坦的指挥下，在斯科普斯山上演奏了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当时人们对乐团是否应该在柏林演出的争论激怒了乐团，最后的结果是，乐团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了《马勒第一交响曲》，以色列的国歌在距离德国国会大厦500米远的地方余音不绝。关于乐团是否应该演奏瓦格纳的作品也曾有过激烈的讨论。这位德国作曲家的音乐一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在广播中出现过，音乐会上也很少被演奏。只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冲破了禁令，于2001年7月在耶路撒冷与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了他的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一段。当时，这引起了40多位听众的离场。另外，以色列室内乐团在第100届拜罗伊特艺术节的出现也引发了另一场论战。
为以色列爱乐乐团历史锦上添花的，还有六日战争结束后祖宾·梅塔的到来。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最杰出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乐团指挥家。他的长寿也打破了世界上所有乐团指挥的最高纪录。他刚刚庆祝完自己80岁的生日。在这场庆生音乐会上，他的朋友帕尔曼和祖克曼也来到了现场。他的国家也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个优雅而又极具魅力的男人很早就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被他视为祖国的国家紧密相连。他出生在孟买，与美国演员南希·科维克结婚并育有一子，儿子住在以色列。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当第一颗飞毛腿导弹降落在以色列南部村镇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奔赴现场为拥护团结而示威的人。他一直对和平进程保持着极大的兴趣，经常去游览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城市。
他宣布将从2019年10月起退出舞台。1968年他开始做音乐顾问，1981年开始担任艺术总监，担任乐团指挥已经有五十余载。他同时也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及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荣誉指导。
他的指挥风格？毋庸置疑，所有看过他演出的人，都会被他的力量﹑能力﹑激情和热情所折服。
这位“大师”——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国家总统，所有以色列人都这样称呼他——已经带领着以色列爱乐乐团遍访五大洲，指挥了近千场音乐会。
1994年8月，人们看到他在萨拉热窝国立图书馆的废墟上指挥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演出获得的收益全部捐献给巴尔干战争中的受害者。
1999年8月，来自巴伐利亚州和以色列的两个乐团在德国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在地联合演奏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1994年，他与帕尔曼和祖克曼两位独奏家及以色列爱乐乐团一起，来到了他的家乡孟买。
他对以色列的政治十分不满，尤其批评其安置政策。他对国家形象表示担忧，但他的意见总是被听取，他也一直受人爱戴。因为他从来都不会缺席为那些正在经历困难或威胁的国家而举办的演出。每当战争爆发、某个国家的未来岌岌可危时，他都会立刻跳上飞机，到达常年以他名字预留的希尔顿酒店的房间。
他去过基布兹，去过莫沙夫（合作社），去过发展中城市，去过军事前线，他的所到之处，人们都备受鼓舞。
他也孜孜不倦地扶持着全世界的青年才俊。反抗与异端
1941年12月31日。阿巴·科夫纳在维尔纽斯的隔都里发起号召：“年轻的犹太人们，拿起武器吧！”
他的姓氏来源于他出生的城市——科夫纳，立陶宛语也称为考那斯。他的家庭曾与立陶宛著名的犹太人维尔纳的家族联姻。阿巴·科夫纳也视自己为真正的、永远处于抗争之中、随时准备造反的“利特瓦克”（立陶宛犹太人）。父亲去世后，只有14岁的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写诗及与当时的社会党并肩战斗。长长的卷发、清澈的大眼睛及高帮皮鞋使他看起来既像一个布尔什维克，又像一个浪漫主义者。
33岁时，他从关押自己及其他人的维尔纽斯隔都里翻墙逃出来，并和其他年轻的犹太人一起，藏身于一个多明我会修道院里。他是欧洲第一批从1940年开始就了解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本质和规模的人。他准备号召大家起义。在返回隔都待了几天后，他发起了绝望的召唤：“我们不能再继续成为待宰的羔羊了！”在与他的同伴们一起钻进下水道来到森林之前，他很快就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活英雄。
阿巴·科夫纳的一生更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一开始，这个曾经英勇好战的人就立即萌生了坚决不放弃复仇的想法。他要将复仇和公正还给被杀害的人民。他完全摒弃了自己脑海中纳粹罪犯不会得到惩罚的想法。他是欧洲第一个公开号召拿起武器进行自我防卫的人，还第一个成立了被称为“复仇者联盟”的组织。是他的计划引发了惩罚纳粹罪犯的开端吗？即使这个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似乎也确实开了个头。最近法国水边出版社出版了《知道真相的犹太人》一书，作者蒂娜·波拉在书里写道：“从年轻的阿巴·科夫纳的话来推断，即使他们最后失败了，也想让自己的行为载入史册。永远也不能给别人留下口实，让他们说犹太人即使遭受了大规模的屠杀也始终是忍气吞声，什么也没做，没有为死去的人报仇。”“伊休夫”——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或者称为“前进中的国家”更合适，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行动。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伊休夫”领导人会见阿巴·科夫纳并听取其意见。蒂娜·波拉写道，在阿巴·科夫纳1945年9月与哈依姆·魏茨曼的一次会面中，当时还未成为总统的哈依姆·魏茨曼表示，如果他还年轻，身体还足够健康，他也会做与阿巴·科夫纳同样的事情。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次会面，没有任何证据能佐证这些话。也没有证据说明阿巴·科夫纳与大卫·本·古里安的会面是真实的。但可以证实的是，如果说“复仇者”计划没有受到法律的判决，首先是因为也绝对是因为“伊休夫”社群的领导人坚决和彻底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行动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只是这个“复仇者”计划的规模非常小，参与其中的只有200～250人。
以色列建国之后，阿巴·科夫纳准备加入左翼政党统一工人党，回到基布兹继续进行写作。但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位持异见人士。尤其是在德国和以色列和解这个棘手问题上，他对此坚决反对，一直都不妥协。
20世纪70年代，他一直为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里修建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而奔走。1978年开幕后，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与马萨达、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及哭墙一起，成为多年来游客光顾最多的以色列景点。出埃及记
1947年7月11日。一艘名为“出埃及记”的船只离开塞特港，驶向应许之地。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成百上千的欧洲犹太人重新聚集，回到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及被同盟国控制的难民营。其中有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国家，准备前往巴勒斯坦。
1946年11月，负责阿利亚运动（犹太人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几个组织买到了一艘名为“沃菲尔德总统号”的美国船，并将此船改名为“出埃及记”，准备借助这艘船进行大迁移。这些组织当时都是秘密组织，因为负责托管的英国政府不允许犹太人的迁移活动。这艘船装载了4000多人。这次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营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次行动在国际上引发最大的反响，以得到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注意。
1947年7月初，4500名正式获得哥伦比亚集体签证的犹太难民离开德国的营地前往法国南部，登上了停留在古老的塞特港的“出埃及记”。这次由犹太人建国会组织的行动，获得了法国政府成员社会党的支持、帮助和祝福。他们对这个前进中的国家深表同情。
船只航行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有英国的远程拦截机和驱逐舰紧紧跟随，英国方面想等船一进入以色列海域就立即逮捕船上的人。英方舰机一直逼迫船只往塞浦路斯港的方向行驶。到达港口后，英方与不愿意走下“出埃及记”的乘客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最后导致3人死亡，3人受伤。7月20日，“出埃及记”上的犹太难民被英国的船只带回他们从法国出发时的港口。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船只在布镇港口停靠后，尽管船上酷热难耐、异常拥挤，但船上的犹太人仍然不愿意下船。英方坚持要他们下船，但法国当局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表示愿意接待下船的人，但是要让他们自由选择。当时的法国政府发言人正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强调，法国愿意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在法国的土地上给犹太人提供安身之所，但是只有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最后，极少数犹太人下了船，大多数人发起了绝食抗议，这一举动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支持浪潮。在经过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和艰难的谈判之后，英国政府通过当时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发声，决定让这些犹太难民重新回到他们在德国的营地。这一举动引起了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为首的美国人的极大愤怒。从此以后，美国开始深度干预以色列的事务。这件事甚至引发了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内部的激烈讨论。哈依姆·魏茨曼同意让这些难民在法国下船，但是大卫·本·古里安则完全反对。
1947年9月8日，船上的人受武力胁迫，不得不在德国的汉堡港下了船。他们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拖拽到地上。这一切都被几个记者看在眼里。这些记者当中，有年轻的法国记者雅克·德罗吉，他为法国报纸《义勇兵》报道了“出埃及记”事件，后来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的回归法》。其中大部分犹太人在德国的难民营停留了一年多，一直到以色列建国后才被允许回到以色列。“出埃及记”成为一座丰碑，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奥托·普雷明格导演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1960年拍摄，以列昂·尤里斯的历史小说为基础，保罗·纽曼在里面饰演船长阿里·本·迦南）。但这同时也是一场与英国当局的较量。这件事深刻影响了联合国的决定。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同意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回归法》。法案声明，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有权利移民到以色列人民历史意义上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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