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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鸣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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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中国近代史试读：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大学本科都在开，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而是按政治课开的，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就是伪史。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大家都兴趣不大，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涉及历史，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1]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2]这样的困惑。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在此，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当时仨瓜不值俩枣，现在却卖给华人，卖到几千万，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3]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有人说，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关于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1]（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即是范文澜先生，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乃第一阶段，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为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第四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矛盾，以反封建矛盾为主；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阶段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第四阶段以反封建为主要矛盾。而胡绳先生则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一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胡绳始终坚持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在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2]余英时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顽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走过至少三十年；从改良破产、戊戌政变到革命救国以至辛亥革命军起，我们花了十三年；从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们只花了短短八年……激进的革命情怀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强。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20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病理学上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了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使得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早年国内有人称，香港应再被英国殖民三百年，就是类似这种情妇心态的反映。

中西两种体系

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1]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

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对环境破坏得太快。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

[2]了。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农药污染问题，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抗拒它是没有用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世界的命运已定，已然逃不过去了。[1]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将西欧的现代国家秩序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进行了精彩比较。他认为：第一，近代西方的国家秩序乃是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但实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强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干涉其内政；而朝贡体系虽是建立在本质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之上，但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第二，西欧国家秩序一方面隐藏着其将自己扩大为“世界秩序”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本着基督教的救世情结，持续不断地向西欧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扩张；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东汉何休语）的所谓“不治主义”，从而表现出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微弱。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页、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出自《庄子·天地》，现有成语“抱瓮灌畦”。

中国的抵抗

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搜搜包，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有一支铅笔也不行，钢笔更不行。当时他们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中国军队不能驻军，外国军队却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以[1]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不仅如此，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他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出门还骑驴。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我们的进步有限，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有人可能说，秦朝烧不出瓷器来，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一样可以煮饭、打水。还有马车，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进步非常有限。

那个时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学，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觉还好，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中个举人很爽的。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文明越往后发展，人们越紧张，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太乏味了，过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吟吟诗，喝喝酒，谈谈风月，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一觉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那么我们的感慨，我们的愤慨，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这样想来，心情就会好一点，就会平和。我们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抄近路学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怎样，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封上封条。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就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你们不能坐。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车就不坐大车，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2]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比如，在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么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1]这一招倒是袁世凯想出的主意。参见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2]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作了一个国人皆耳熟能详的描述和概括，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随后，毛泽东就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参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当然，今天看来，毛泽东以“先生欺负学生”为理由，可能为了论证中国走苏俄道路的正当性。

第二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上一讲说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会变成朝代史。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当过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1]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前的历史分为六段，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第一段是鸦片战争，以及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第二段是亚罗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段是中法战争；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

丁韪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定这几个阶段的，随着历史往前走，中国人对外国的开放尺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一次次地打过来，的确逐步开放，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此时便彻底开放了。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这确实是很悲哀，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划法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

举个例子吧，比如火炮。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明朝中叶，我们做的枪、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枪炮的精度不够，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2]过来，我们自己再开始仿制、生产，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夷大炮。所谓红夷大炮，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捣实，然后装上炮弹，后边儿再一点火，哐，打出去。但这么打出几炮后，炮膛就会变热，甚至发红，这时就不能再往里填了，否则当场就会炸了。也就是说，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再打，而在此期间火炮就不能发射了。而西洋人的红夷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的炮膛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装一个小炮膛，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打完了可以拿出来。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在历史上，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当年道光帝还是皇太子时，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就是当时林清天理教起义，从隆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这哥们据说是[3]拿着火铳，咣咣，打死了两个。从幸秋称木兰，上先还京师，而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是月，戊寅，贼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上御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飞章上闻。仁宗欣慰，封上为智亲王，号所御枪曰“威烈”。）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就非常感慨，觉得西洋人的火枪制造精致，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

讲这个是想说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革命，他们的手工业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比如为航海造的船此时已经很精致了，还有为造枪炮、火药而制作的一些加工机械。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以前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来，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所以，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脑袋上了，然后他就得出伟大发现了。其实这些发明或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或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发明跟现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简单地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像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印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4]们已经落后了。[1]丁韪良在接受光绪帝任命，成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时，曾闹出一场风波。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孔子像鞠躬，此举被视为偶像崇拜。作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他被不少人视为西方教会的叛徒。由此亦可见其甘愿接触中国文化的心态十分积极。[2]美国清史学者魏斐德先生曾根据大量史料还原明清辽东拉锯战的原型，他提出，之所以明朝政府在其晚期突然决定改变在辽东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于自1623年起的二十余年间，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大量的欧式枪炮，这极大地加强了明军的防卫和进攻能力。其中，在葡萄牙人的协助下，从澳门运抵辽东的二十余门红夷大炮作用尤为显著。参见（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17～2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清史稿·宣宗纪》载：（嘉庆）十八年九月，（曼宁，即“上”）。[4]公元1532年，西班牙人皮萨罗率领着由六十二名骑兵和一百零六名步兵组成的部队（算上他本人一共一百六十九人）征服了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并生擒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无论这一数字是否有所夸大，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应该不会上演，但是，西方人在军事上的崛起已经十分明显了。仅以沙俄为例，雅克萨之战，康熙从关内征调了大量兵力，配合东北的精锐八旗近两万人，在红夷大炮和疾病的帮助下，围困八百余哥萨克骑兵数月有余，最后还难称取胜。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从这一战役即可看出，中西方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纪末，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中国这个时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皇帝，他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思想、理论的权威是孔子，士大夫则扮演着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乾隆却剥夺了士大夫的这种权力，他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应该交由皇帝处理。乾隆自己阐释经典，然后一帮士大夫拍马屁，说皇上圣明，皇上说的是最对[1]的。乾隆自己还作诗，自认为文学巨匠，那时还没有作协，若是有，估计他也要当作协主席的。他又打了那么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觉得很牛，几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处游山玩水。当然今天来看，作为个人，他的确很牛，但到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2]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知道了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以及观念又发生了倒退，其开放程度对比明朝大大退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的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利玛窦来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地球的平面展开图，那个时候部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对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种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准噶尔部等不服从清朝统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较低的。而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但即使如此，当年的雅克萨之战也并非中国人大获全胜，因为战争后期雅克萨城曾被哥萨克人夺回去。关键是，哥萨克人从南欧长途跋涉到远东，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中国辽东一带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地势平坦，中国人出兵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打了个平手。除俄罗斯以外，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当时清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儿已经是使用火枪了。清军还有炮，尤其是仿制或购买的红夷大炮，这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对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清朝并没有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此前，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3]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综合起这几个因素后可以发现，清朝在开放问题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靠着内陆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不仅有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光学仪器（中国人特别喜欢光学仪器，当年利玛窦就是靠这玩意儿打开了传教的门路），还有玻璃制品、各种钟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他们把这些都送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看英国人有多厉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但很显然，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关于第一个目的，乾隆连礼物的包装都没有打开，看都没看就直接放到圆明园的仓库里了，后来英法联军还抢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说，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他们自己造的。据说当时马嘎尔尼曾送给中国几门速射炮，中国人居[4]然也连看都没看，呃，中国人还是很牛的啊！至于看都没看的缘故，其实在于后面的原因，英国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关系，这个议题从一开始就障碍重重。

英国人刚从广州登岸的时候，正好赶上乾隆的八十大寿。这个时候一大帮西洋鬼子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当时的两广总督认为这些洋人肯定是来拜寿和进贡的，这是好事啊，于是就上报说有远夷来为乾隆上贡祝寿。乾隆听说这么远的人来给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他们来了。于是马嘎尔尼一行就进了内地，他们携带的礼物都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帜。马嘎尔尼通过通事翻译也知道了插旗帜的意思，其实他哪里是来祝什么寿的，但他装作不知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把来华的真实目的说破，那么他们也许就见不到皇帝，啥事也办不成了。后来一部分礼物走大运河北上，另一部分则走海路，从大沽上岸，再走陆路一直到承德，因为乾隆的寿辰庆典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

但在快要见皇帝之前，有个关键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跪拜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外夷见皇帝必须下跪。英国人不愿意下跪，他们认为自己见本国的君主也只跪一条腿，若是要跪两条腿，还得磕头，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就起了摩擦，拼命交涉，和砷亲自出面都不行。后来马嘎尔尼想了个办法，让了一步，称英国使节到朝中觐见皇帝时可以行三跪九叩礼，但是和砷也得按照英国的礼节向英王行礼——马嘎尔尼随行带了英国国王的画像，要求和砷代表中方大臣向英王的画像行礼，这样两国就扯平了。但在当时的中国，怎么有人[5]敢给一个夷人的国王下跪呢，谁也不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中国人当时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天下的中心是中国，而中国亦是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朝拜，不来也就算了，来了就必须得朝拜。当时没有外交部，这些事都归礼部管，这些朝贡礼仪都是国家礼仪，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外藩在名义上都是中国的臣子，哪里会有一个朝中大臣，特别是像和珅这样的人物，会给一个夷国国王的画像下跪呢？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拉倒。

最后，马嘎尔尼一行还是见了乾隆，乾隆也就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双腿下跪，权当他们是化外之人不明礼仪，唱个大喏就算了，这样礼仪之争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有些人，按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特别喜欢意淫，而且超级会意淫，硬说英国人跪了，还说他们本来不想跪，但后来见到乾隆天威，马上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话说回来，乾隆没有迫使英国使者按照中国的礼仪下跪，还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说了话，这似乎很大度，但事实上他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后来英国使者的要求全遭到了拒绝。乾隆给了他们一些赏赐，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乾隆御笔书写的“福”字，然后傲慢地告诉他们，我们天朝物产丰盈，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你们回去吧。

虽然双方到最后仍然客客气气的，但实际上，马嘎尔尼的这次访华彻底失败。不过，马嘎尔尼也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他在内地走了很多地方，当时没有照相机，但是他随行带了很多画师，他一路观察过去，做了很多记录。他甚至还去了许多海防要塞，那些炮台什么的，他都看过了。在马嘎尔尼来之前，欧洲还流传着关于中国的神话。马可·波罗以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神话很厉害，东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建构这个神话。欧洲有段时间盛行重农主义，因此中国的神话传得更为厉害，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但马嘎尔尼在中国经过细心观察后，发现根本不是传言中的那么回事儿。中国并不富足，穷人非常多；而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喜欢贪赃枉法、胡乱断案，国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军备则是一塌糊涂，虽然说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装备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摆设，这些炮既不能升降，也不能瞄准，要打的话，只能打一个地方——后来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也见识到了中国海防炮的这个特色。

马嘎尔尼一行回国后，依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图画和资料，这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所以，如果没有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来华，那么鸦片战争还不会那么早地发生。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传教士，以及怀有其他目的的人也来了，进一步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保密的概念，其实中国近代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日本人还可以跑到中国的海军军事基地随便照相，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年北洋水师各军舰的倩影都是日本人拍照留存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总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中国的情况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1816年，英国又往中国派了一个阿美士德使团，这次他们没见到皇帝，什么事都没干成，但是在此以后流传出一个关于外国使节不跪拜的段子，并且逐渐发展成两个神话。

一个神话就是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膝盖，跪不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美国特使华若翰才对这神话进行纠正，说外国人不是不能跪，他们也能跪，但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不向中国皇帝下跪。林则徐禁烟的时候，还信这个事儿——外国人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在禁烟之前对外国的情况仍然很糊涂，一味相信只要把外国人打翻在地，他们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没膝盖。当时中国人还传言，虽然洋人枪炮厉害，但我们可以和他们肉搏，让他们放马过来，靠中国武术搞贴身短打就行。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冯婉贞》，这个冯婉贞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女猎户，课文说她跟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搏斗，就是靠近战、夜战，使洋人的枪炮不能发挥作用，然后就把侵略军打败了。其实这就[6]是一个神话，被后人虚构出来的神话。

另一个神话是说，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是大黄，那么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我们只要不给他们茶叶和大黄，那他们就完了，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之。这种神话像林则徐这[7]样的官员都相信，老百姓就更信了。不过，在中西方发生商业往来以后，英国人在一百多年里，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确实就是茶叶。因为英国当时最发达，茶叶在英国从最早的高档消费品逐渐普及到劳苦大众，最后全民都要喝下午茶，甚至必须喝下午茶，一到下午茶时间，全英国的人都会停止工作去喝茶。而当时茶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中国，英国人来中国主要是买茶叶，销量非常大。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是以千万磅计，但是通商的地方只有广州。而且中国人出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恶劣。开始是把茶叶老老实实地卖给人家，后来茶商开始往收购上来的茶里掺泥土或沙子，再后来茶农也开始掺，最后搞得英国人苦不堪言。英国人的茶具中有种器具叫箩，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被中国人逼得没办法，不得不用箩来把茶叶中的沙子、泥土筛出去，要不然就没法喝。此外还有洗茶的程序，得把茶洗一遍。实际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中英贸易在茶叶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积怨。所以一度有英国人说，什么是鸦片战争，根本就是茶叶战争。当然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的确是因鸦片引发的战争。

而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的商品也的确没什么需求。英国人当时往中国输入的毛织品、纺织品、玻璃等都没什么销路。唯一比较好出售的是钟表这一类，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制成品毕竟属于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还有鼻烟，这也是专属上层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这些玩意，贸易怎么能平衡呢？此时中国出超，英国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国必须拿足额的货币来填补贸易缺额，于是英国人常常拿白银到中国来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英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已经发展到极致，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保护经商。这与后来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在这边恰恰是一个对商业不在乎的王朝。中国在此时基本不征收商税，只对一些商品收过路关税。而且把对外贸易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采用我们所讲的十三行制度进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这种公行就是一种贸易商行，其实当时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其实在中国沿海四个地方设了贸易口岸，分属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四地，但实际上做起来的主要是宁波和广州。到了1738年后，宁波这个口岸也逐渐被废掉，只剩下广州一口。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确立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同时下令关闭宁波等港口，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

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但是官员又不想管、懒得管，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最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手续都由商人处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员只负责监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国商人的相关事宜都是由公行来管，商人设置夷馆安排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结算以及征收关税等事务也都是由商人打点。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一口有海关，这个海关隶属于朝廷的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室的私家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西方的钟表一一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藏品大多是从这里买进来的。但皇家其实也要不了太多这些玩意儿，购买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励贸易。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个时候，主管海关的中国官员没什么需要具体操办的事务，他们对于进出口贸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时交钱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钱时打了折扣也不要紧，因为官员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穷——会打点上官的、机遇好的就会暴富，有的三两下子就被弄破产了。他们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规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国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奇怪的记载，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比如说不能把夷妇带来，也就是说洋人可以来，但不能带老婆，也不能招娼。因为禁止携带夷妇，所以当时广州一带已经发展起专门以洋人为客户的娼妓业，我们当时管这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这是禁不了的呀，于是行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官员发现有洋人买春，一般会对洋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也就是装装样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译，在交通中西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与官员打交道时，这些通事常常胡乱翻译，比如官员会骂洋人“你他妈的混蛋，不像话”，而通事就会告诉洋人这是中国官员在向他问好，在问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说八道。最后惩罚的时候，说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说名义上官府对进出口贸易是在监督，出现问题时也会对当事人进行责罚，但这些举动都是演戏、装样子。这种戏码一直演到鸦片战争前夕。[1]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一般都是由儒家知识分子完成。但自宋以后，道统逐渐为治统所挤占，清代诸帝更是一直以合道统、治统于一自居，也即是说，皇帝变成了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物。乾隆即曾说过：“朕希行事为天下后世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四十一年四月初十，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998。[2]道光即位元年就发出题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上谕，号召百官节俭。究其实质，个人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库空虚，皇帝想虚华也虚不起来了。[3]当然，罗马教廷也并非礼仪之争幕后的根本推手。此前在华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他们来华较早，传教政策比较开放，在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中享有声望。后来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教派之争，多明我会教士向罗马教廷打小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最终才引起罗马教廷的介入，礼仪之争至此才正式升级。[4]当时的使臣中有斯当东父子，这一对父子回到英国后撰述了关于中国的大量见闻。现今较好的中译本有（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5]一本较有争议的作品对此事作出了详尽的考察，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未几，敌兵果舁炮至，盖五六百人也。（婉贞）挟刃奋起，率从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以枪上刺刀相搏击，而便捷猛鸷终弗逮。婉贞挥刀奋斫，所当无不披靡，敌乃纷退。婉贞大呼曰：‘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于是众人竭力挠之，彼此错杂，纷纭孥斗，敌枪终不能发。”该故事出自清人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之战事类，原题作《冯婉贞胜荚人于谢庄》。经删节后，该故事长期作为经典范文存在于中学语文课本中，以鼓舞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爱国豪情。[7]“中国人更进一步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壅塞……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置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参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5版，68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早期英国对远东的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的，这是一个商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公司觉得，总是从中国买茶叶，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长期下去与中国人做贸易就挺亏，而且由于硬通货不足，英国商人每每需要从墨西哥或南美等地运来鹰洋、白银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这样做太费事了。英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他们想到了鸦片。

鸦片在缅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当地很多人都用这东西治病、提神，他们吸食鸦片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不过鸦片的确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瘾，于是英国人把这东西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抽食鸦片的文化。我们给鸦片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什么的，还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礼仪，等等。这一套套的讲究，显得吸食鸦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后，大家就都来吸啦，这就出事儿了。因为这东西是进口的，很贵，也很伤身体（只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原先是英国人的钱往我们这里流，现在是我们的钱往外流，而且进口是越来越多，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银就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掉了，中国变成了入超。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又是银本位，就是所有的货物交易、赋税缴纳，包括发放官员薪俸都是以白银结算的，白银的总量一旦少了，货币体系就麻烦了，银贵了，铜钱就会贬值，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就会大大跌价，这样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这下清廷就比较慌了，这就是引发禁烟的首要原因。此外，吸鸦片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懒、体质弱，而当时大量的士兵和官员都在吸食鸦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烟鬼，面黄肌瘦的，这可怎么打仗啊。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有人主张禁烟了。

但是禁不了。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贩运鸦片的飞剪船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水师不管，等人家返回的时候兵船才出来撵，但也是撵得不快不慢的，人家走多快他就走多快，人家走多慢他就走多慢，就像护送似的，还要在背后放几响礼炮。等飞剪船进入伶仃洋以后，水师就折返了。每次走私都是这样，可见走私是官府纵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

此时清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清朝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愿意给朝廷卖力干活了，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鸦片战争的问题从这里就接上了。我们讲的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一二十年之内的，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里都是往外卖，挣别人的钱，现在变成要去买人家的，往外送钱了。

从嘉庆、道光到咸丰，虽然每朝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皇帝都特别抠，生活特别节俭。这是为什么呢？国库空了。清政府有一个大问题，由于不收商税，所以每年国库的盈余都不多，年头好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想看，主要靠征收田赋和盐税这么点钱，国库的总收入肯定是很低的，而且不可能有长期增长。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般岁入就七八千万两，或六七千万两，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波动，收入怎么也上不去，所以它没有多少盈余，一旦前代的皇帝把钱花光了，后面的财政就会一直很紧张。而且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太一样，明朝皇帝就是喜欢乱花，除了最后的崇祯皇帝比较负责，前面的皇帝都是些不负责任的皇帝，好像天下不是他家的一样。但是清朝的皇帝大多都很负责任，一看国库快没钱了，加上鸦片贸易又从中国套走不少白银，因此便更慌，就想着怎么弥补亏空。

面对财政危机，清廷决定禁止鸦片贸易，也有人认为一下子禁不了，干脆想别的招，比如说自己种。当时有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但是那个时候，弛禁派所支的招一般很难快速见效，种鸦片这事也不是一种就成的，总得有个技术引进的过程。况且人家输入的是鸦片膏，‘没有带种子。鸦片是从罂粟中制成的——罂粟是一种花，把种子种下去，让它长出来，开了花以后结那个骨朵，把那个骨朵割开，流下汁水，集中起来，起初是白的，后来就变成了黑的大团子，那就是鸦片，把它精炼一下就是海洛因了。因此要想自己制鸦片，首先得学会种罂粟——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时候种，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还得学会怎么收，怎么割，这些都是技术活。这些不是可以短期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本来就抠，再加上很着急，于是就倾向于严禁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林则徐是严禁派的干将，于是道光帝选中了他来负责禁烟。当时很多朋友对林则徐说，朝中大多数人都是弛禁派，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而且当时的满汉畛域还很强，汉人官僚不受重视，你担这么大的责任去干这活，如果干砸了你就全完了。林则徐虽然当时地位不高，却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他属于那时兴起的实学派的中坚人士。他认为这事必须得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随后他就以禁烟大臣的身份被派到广东禁烟了。

而在此之前，英国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32年，英国把东印度公司这种专营公司取消了，彻底地实行了自由贸易。这意味着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保护程度更高，以前让专营公司主持的时候，专营公司是有私人武装的，他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商人可以组成自己的商团，用自己的舰队来提供安全保障。把这种专营制度取消以后，国家的责任就大了，国家必须直接地去保护对外商贸，推广商务。可见此时英国政府对商务的保护力度要比以前大，但是此时中国人对这些变化还完全不清楚。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以后，把政府的商务监督派到了中国。但中国根本不认账，中国人不认为该有什么政府的商务监督，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只能是上贡的，剩下的全是商人。所以英国的商务监督怎么跟中国官员沟通都沟通不了，双方之间完全是[1]鸡同鸭讲，根本没法沟通。从1833年一直到1840年，英国的商务监督跟中国政府积累了相当大的仇怨，英国的商务监督无法与中国有实权的人物进行直接对话，两广总督一直拒绝会见他们，这个就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林则徐来了。其实来之前林则徐也非常糊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有多么艰巨，要怎样才能干成，也不清楚他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神话林则徐也是深信不疑的，一个是英国人腿是直的，第二是他们是吃牛肉粉的，没有茶叶、大黄就会撑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林要完成使命就简单多了，不给英国人茶叶，他们不就撑死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而且如果他们的腿是直的，那样真打起来也很容易，一脚踹倒就爬不起来了。

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所谓实学，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研究。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清朝的学术比较受压抑，人们大多只能去搞考据，也就是乾嘉朴学。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开始有人觉醒，意识到都搞这玩意儿不行，有些实际事务需要具体的知识。比如有些地理的问题，特别是跟外国打交道比较多以后，需要去深入研究和了解地理知识。还有盐务，到了清朝后期盐务也出问题了，盐务怎么改革，这需要具体的知识。还有漕运，当时漕运关系京城的粮食供给。但是在大运河上运漕粮总出事。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从南方向北方运粮，在某些闸口必须靠人力才能把船拉过去，很费气力，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浪费也很大。所以有人提议改海运，就是用沙船直接从海上运，虽然从海上运的确很方便，但这需要具体的航海知识，路线如何选定，时间如何计算等，当时的人都不清楚。此外还有治河的问题，清中后期，黄河决堤的问题一直很厉害。这些都属于实学的[2]研究范围，林则徐和陶澍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林则徐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很实际地去看，去考察。去广州后，他到夷馆看见洋人，发现他们的腿并不是直的，于是也就开始琢磨第二个神话是不是真的，他甚至为此专程跑去澳门一趟。澳门的人也很兴奋，第一次有中国的钦差大臣到那里。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洋人也绝对不是只吃牛肉粉、没有茶叶就会胀死的族类，他们吃很多东西。林则徐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我们说，他也只是有一点儿明白了。

可惜，这个时候的道光还不是很明白，他就是想一劳永逸，尤其是最初禁烟有成效的时候。当时林则徐迫使大部分鸦片商人把鸦片交出来，然后公开毁掉，这就是“六三禁烟”，天安门那个纪念碑上还刻着的。道光就想，干脆不跟英国人做贸易算了，把通商口岸关上，跟西方断绝往来。这就有点荒唐了，幸好林则徐没有执行。但实际上当时中英之间的裂痕为此已经扩大了，林则徐和道光之间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如果是商人的损失还好说，但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谈判有一项，就是要赔偿这个鸦片的损失。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

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当时的外交运作跟后来是不一样的，后来通信方便，各种事情都可以拍电报、打电话向国内请示。那时候，一封信如果从英国寄送到中国，估计好几个月都送不到，因此当时这种驻外官员都是便宜行事，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先斩后奏。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1]1813年，英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后，来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从原来统一由东印度公司组织而变为散商。英国政府特派商务监督与中国政府交涉商务事宜，使原来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涉变成了政府间的交涉，由此而埋下了中英两国冲突导火线的种子。[2]陶澍担任江苏巡抚期间，督理漕运、治河和盐务等，均取得了很大成效，他还对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聘请魏源等人编辑、印行《皇朝经世文编》一事表示了大力支持。《皇朝经世文编》乃是清朝中期反映实学风气的一部汇总性资料长编，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三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酋长），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1]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马嘎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好，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眼力真好。

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能通过恐吓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恐吓会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样。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他想，既然他们喊冤，我们可以去理直啊，我们去把这事摆平不就完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把其当做了一场诉讼，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了。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档案里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很快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给还是不给？显然，琦善身为钦差，其实没有权力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2]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奏章，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派他去办事，怎么把国土给卖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1]相比较而言，直接统治需要提供更多的人力，而且依赖于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控制手段。这对于以商立国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适当的。所以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地方，殖民国家都希望采用间接统治。很长时间里，英国派驻印度的行政文官都不到一千人，而后者的人口一直在两亿以上。间接统治能够隔绝中上层领导和社会底层的联系，这对于消弭民族矛盾，乃至伪装殖民政治本身大有裨益。[2]蒋廷黻先生最早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为琦善辩白，而茅海建先生在其《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绪论中，更是直面这一话题，详尽分析了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展现了个人的遭际和命运在大历史面前的渺小。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琦善被免后，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占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广州离北京太远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天高皇帝远，广州是唯一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威慑清朝，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远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也就是漕运的起点，长江三角洲这一块儿。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他们知道，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们后来的历史书却说，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是因为怕林则徐，在福建也没有交战，是因为怕邓廷桢。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怕呢？

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完成，派来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轮船也有，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火炮也是从前面装药，在后面点火，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都放着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断了或是乱了，炮就有可能乱撞，甚至把船撞沉。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事故，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结果把船撞沉了，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大家想想，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尽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瞄准的技术也更好，但基本还是处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而且不能移动，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枪也如此，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铳。单从人数上看，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1]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而且往上面增了许多兵，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盖儿。那个时候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弹里再装上火药和爆炸物。那个时候好多的还是实心炮弹，威力有限，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就会发现，那些炮台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开放式的，利于游人参观，但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炸没了，然后步兵登陆一冲，这边就彻底溃退了。所以虎门一战，关天培手下三千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你想想，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

其实，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嘛。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在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以前八旗兵很厉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副都统海龄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所以在攻打镇江时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马克思曾说，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毕竟英军的总人数[2]是很少的，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1]常常有人将这种三联式的作战方式之发明归功于拿破仑，其实早在十六世纪，著名的西班牙方阵就开始采用了这种作战技术的原始形式。[2]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对此役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青州兵和京口兵已在此驻防近二百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再是抽象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4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无论是赔钱也好，割让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罢，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中国将对其[1]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中国人不胜其扰，最后中国人让外国自己处理算了，我们不管了。后来外国人也说，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领事负责，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感觉非常痛心，但一开始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外国人根本没提[2]这件事，不过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纳了。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鸦片战争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觉得其他列强也可能跟中国打仗，所以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着沾光。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这一次又开了。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虽然新教其实早进来了，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传人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人。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1]1843年10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款对领事裁判权作出了规定：“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国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人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善后条约》中称：‘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办理。”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耆英签约后曾认为，这一条款的订立可以“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相好起见，两无偏枯，亦两无窒碍”。被称作“通晓夷务”的耆英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当时清朝士大夫们这种无知心理多么普遍。清朝政府希望通过以上条款的订立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领事裁判权的授予，使中英之间的商务矛盾不至于上升为两国间的武力冲突，而且也可把这种诉讼的麻烦全都推给外人处置。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

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话。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满地都是汉奸，他们都很疑惑，在中国打仗，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啊！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没有。我看材料时发现，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抢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语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来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注意，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军来了中国老百姓也躲，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在长江沿岸，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农民们就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这个真的没办法，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1]们都是汉奸，至少，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

但是，当时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然后就有人间了，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清政府也想过，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这个游戏，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2]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发动群众不就能打赢那场仗了吗，也就不用签条约啊。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1]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之崛起还是得等到二十世纪。而且，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以及中国共产党等在民间的宣传，这种意识才最终培植起来。[2]茅海建先生对这一加工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93～3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人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1]雏形。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格，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畲，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2]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

[1]了。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2]军袭击了。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打赢了就占据某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3]能不能假装不管我。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1]《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称：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剑桥中国晚清史》亦写道：叶名琛“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名词”。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叶名琛形象之所以如此扭曲，一则是因为咸丰帝希望推卸责任，一则是后来相关的宣传引导，凡是对侵略者不作抵抗的，都被斥入国贼之列。[2]1859年6月，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大沽炮台开炮袭击，击沉击伤俘获敌舰十艘，毙伤敌军近五百人，还重伤了英舰队司令何伯。战斗消息传回英法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这更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96～97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关于这种抱残守缺、各安一方的心态，可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第四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

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大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个道理。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1]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人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2]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3]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1]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统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2]可以说，玉米和番薯的传入，对于人口不断膨胀的中国来说，其效用不次于土豆对欧洲人的重要性。明朝中后期之所以开始出现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现象，就在于这些高产的作物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不必固守着几亩产量始终无法提高的水田或旱地。[3]民国成立以后，对革命多少起过作用的帮会蜂拥而起，从秘密组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元勋。此时各个帮派都开始聘任文人替帮会修史，这种史书的夸张和杜撰的成分极大，毕竟帮会不可能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依靠口耳相传的故事很容易失真，耍笔杆子的文人再添油加醋一番，这种帮会史就更缺乏史料价值，只能当小说看了。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一农民流离一饥民遍地一领袖揭竿一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1]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于是乾嘉朴学大盛。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而都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2]

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一样，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得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去写判词，怎么去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它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3]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两百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比明朝的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

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我必须再次强调，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满族的政权，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汉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压抑，不仅在文化上是这样，在权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满汉各一，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啊！科举对满人也是优录，各地重要的督抚一般也不用汉人。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做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4]个行当。[1]举个例子，理学自宋以后一直是高居庙堂的学问，但乾隆帝却非常反感理学大臣。一般而言，承袭朱子理想的理学大臣大多都怀抱着治国乎天下的心态，而乾隆帝则强调“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为人君应该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对于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的臣下，尤为厌恶。乾隆更喜欢顺承皇帝心意办事的奴才，而不是有所抱负的士大夫。参见王俊才：《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正如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所指出的，皇帝可以根据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即“政治罪”来对官僚群体中的离心离德者加以清洗，从而强化对官员的控制。但这却使得官吏进一步地欺上瞒下，而且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对抗皇权。历史的吊诡正在此处。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221～2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3]崇祯四年二月，当第四次加派辽饷时，曾有官员上疏朝廷反映家乡近况，其称：万历中期以前，“臣乡条编之税，每亩不过五分，嗣后岁岁加派，事已而派不去，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鞭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参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四十三。[4]《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称：“贾大少爷，是懂得相公堂子规矩的。”第二十五回又述道：“就是打听你的这位卢给事，五年前头，也是一天到晚长在相公堂子里的。”可见当时这个词的流行。肖复兴有一部《八大胡同捌章》，其中一目就是以“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为题，参见氏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97。

洪秀全创教史

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人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惰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1]的内容之中。

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1978年以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间这些研究者：“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后来大家觉得这不像话，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印了一批。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看到的，一看，觉得写得还有点意思。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2]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

你们别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其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再加上戏词、大鼓书等，是个大杂烩。在传播时也是乱传，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许多人也是一窝蜂去学，师傅就会很得意——能被这么多人崇拜，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明白了，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转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间宗教也是这玩意儿，就是几部宝卷，供奉几个神灵，然后会几句口诀，会打坐，就成了。稍微学一学就会，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当然，到最后也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个人能力不强，只能混一混，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还有宗教认同。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土籍人发生冲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为他们有组织对方没组织，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很强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这一边。事实上，凡是土客冲突，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势力大，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3]加大，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没有回旋余地。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冯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大家都会这个，而且很喜欢，在中国也被人普遍接受。不过，说良心话，也不是谁都能“降”，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这总需要有点特殊气质。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人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比较讲义气，也能打，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很多人都听他的。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附体者给打压了，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黄大仙之类乱七八糟的小神，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后，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同时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后一看，变天了。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是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实际领袖，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一个是上帝化身，一个是耶稣化身。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于是从此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一个是老的，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个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土著领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体。[1]关于蛇的故事，可参看梁发：《劝世良言》，9～1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2]洪秀全于1845年到1847年期间写了三篇文章，基本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三篇文章的初刻本分别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重刻本改为《原道救世记》、《原道醒世诏》和《原道觉世记》。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广东即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死伤百万余人，其中官府偏向土著、压服客籍人的例证处处可见。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太平军起义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的出现并无助于他们解决与当地土籍人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最后他们一横心，反了算了。因为一直处于打来打去的战斗状态会让人活得很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很难将组织起来的群体遣散。但是我们要知道，洪秀全当年创教，是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是想要造反。他从花县来到桂平山区，不是要来造反，只是希望干点事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古老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希望利用歪门邪道出人头地的过程。这还是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暴得大名的气功师的经历是一样的。当时国内那些大红大紫的气功师，大多都是因为在体制内不得志，或是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进入体制的失意者，然后通过创教而迅速家喻户晓，成了所谓大师。本来不招人待见的人，在当年却受到高官和演艺界明星的狂热追捧。其实洪秀全跟这些百余年后的人没有多大区别。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总的来说，人都是这样，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

农民造反以后，清政府这边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此时朝廷机器锈蚀，反应很慢，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隐瞒，朝廷在很长时间里是不知道这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极力隐瞒，以为自己把这起事件默默处理掉也就算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处理不了这件事。起义的太平军在永安被官军围困了很长时间，但官军就是无法扑灭他们。当时若有一支比[1]较强悍的军队，早就能够把太平军平了，但就是平不了。其实，早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在中部几省发动起义时，清朝的军队就已经不行了，统治机器最重要的部分已经问题很大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展现，但毕竟当时的敌人强大，我们还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时候，当一帮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国家军队还是无能为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杀出广西，进入湖南。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客籍人响应，而且各种民间会门，比如天地会等都踊跃参与太平军。按道理，天地会是不该帮助他们的，但天地会是被政府打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开始造反了。所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声势一振，虽然没有打下长沙，但他们在分兵之后，打下了更重要的武昌，就是当时的武汉三镇。当时武昌比长沙不知要重要多少倍，那个时候它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九省通衢。然后太平军就顺江而下，打到南京，此时按照清朝的既有体制和国力，这场起义已经很难扑灭了，所以，事情真的闹大了。

依靠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凝聚力比较强。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感不强，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样，信什么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大体是对的。但在非常时期，一旦人们脱离土地之后加入了一个教，对这个教的依附性可能还是会很强的。中国其实不乏这种人，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这种宗教感很强的人，而且拜上帝教一开始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主要在于它是个一神教，排他性很强。拜上帝教排斥其他的神，独尊上帝，这样信徒的宗教自豪感就很强——我的主最牛，你们的都不行。所以太平军在行进中，一路横扫所有的民间信仰。而加入这个团体的人们，本来都是在乡土信仰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居然能够非常毅然、决然地去扫荡这些乡土信仰，可想而知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么狂热。他们沿途把所有的庙都砸了，尤其是龙王庙——龙像蛇，蛇就是撒旦嘛，他们最恨这个东西。所有的菩萨都给换了名称，叫“该杀”，观音菩萨，观音该杀，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该杀，等等，所有供奉这些神灵的庙都被砸或被烧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所制造出的这样一种宗教狂热，普通的农民很难有胆量做到这一点，去把这些他们祖祖辈辈都信仰的东西全部砸掉。而且，在实际的战斗中，拜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

此外，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畏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除了领袖之外，各种生活物资的分配都比较平均，而且不允许碰女人，等打下了天下再说，所以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分了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私自过夫妻生活也不行，若是想过夫妻生活必须经过批准，但事实上没人会批准。大家别小看了禁欲这一条规则，在革命时期，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力，能使人产生强大的战斗力。不禁欲，人就容易有私心，不太想玩儿命。整天惦记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人还有心思去玩儿命吗？要想打仗就得没啥牵挂、没啥念头，这样死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太平军作战的确非常勇猛、很厉害。

还有一点，洪秀全自称拜上帝教和洋教有关系。他自己也知道，虽然他是教主，但基本教义都是从基督教那里搬来的，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大家都是一个教的兄弟，这样太平军对外国人就有一种开放[2]的心态，他们不排斥外国人，也乐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其实，本来中国农民对外国的东西就不大排斥，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讲过，洋人的轮船过来时，中国农民会嗖嗖地爬上船去跟洋人做交易。中国第一次有轮船、火车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有事没事就喜欢去坐。淞沪铁路刚建成时，当地人没事就去坐，就跟我们现在坐磁悬浮一样，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当时也是如此，大家都想过过瘾，结果人太多，最后轧死了一个人，然后朝廷就不干了，就把线路给拆毁了。中国农民本来就有一种实用理性，加上太平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兄弟，所以对于外国人的东西都能接受。那些太平军的领袖或是将领们对外国的东西也都特别喜欢，愿意花钱买外国的自鸣钟、大怀表什么的，更愿意收的是洋枪洋炮，太平军非常热衷于这玩意儿。太平军洋炮用得不行，但洋枪还可以，他们用洋枪比湘淮军都早。

想想看，这样一支用特殊精神武装起来的，被禁欲主义笼罩的，[3]还比较开放，喜欢用洋枪的农民军队，其作战能力当然很强。

相对于太平军，清军啥都比不上。要纪律没纪律，要斗志没斗志，一支绿营兵里若只有一半是吃空饷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很多时候，一支编制五百人的队伍能有二百五十人就不错了，多余的饷银都让官给吃了。如果上级来检查，临时雇点老百姓拿上枪，套上衣服，杵在那儿就行了。当时尽是这样的兵。至于说装备，更是一直没改过，一色的鸟铳。士兵用起来极不方便的鸟铳，不像现在的枪都有一定的曲折度，而鸟铳枪托是直的，放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很多枪管都造得不好，枪膛都不光滑。此外，还有一半的士兵装备的是大抬枪，就是我们抗战时雁翎队用的枪——排炮。这种枪放枪时前面须得有两个人抬，或是架起来，这枪沉重，而且发射速度也慢。其余的就是刀矛盾牌了。一看便知，这样的军队对太平军毫无抵抗之力，所以区区两万太平军北伐，就能一路打到天津，如果当时南京多派点人，打下北京也是有可能的。按照我的推断，太平军只要打到北京城下，皇帝肯定会跑，因为满人是个游猎民族，没有守城的经验和信心，也从来不守城。外敌只要打到北京城下，他就跑。虽然当时北京的城墙还是很高的，城防也十分完善，但皇帝没有守城的心态，也就很难守城。[1]参见（清）奕等奉敕修，朱学勤等编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同治十一年刊行。在道光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一封战报中，已有官员对清朝军队面对起义军的“狼奔豕突”、一触即溃状有所批评。[2]茅家琦先生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无疑是分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扛鼎之作，参见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一本由英国军官留下的自述性作品对太平军与洋人的关系有过精彩解读，参见（英）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北京：中华书局，1961。该书原名《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1866年在伦敦最先出版。呤唎原系英国海军军官，1859年来华，因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于1860年夏投入忠王李秀成帐下，曾带领炮队随李秀成出征安徽、江西、上海等地，1864年苏州失陷后脱离太平军。他以亲身经历记述了很多太平天国的史事，书中保存了许多太平天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和英国的官方文件，很富有传奇色彩。

太平军的问题

但是，太平军毕竟出现了策略性的失误。他们是一帮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农民。他们从广西一处十分贫瘠的山区杀出来，来到武汉已经觉得很繁华了，到了江南更是感慨江南太好，也就不愿意走了。其实当时太平军内有一派人认为，至少应该把国都定在北方，因为就地缘政治而言，北方要胜过南方。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还是南方要好一点，应该把都城定在南京，那里富庶，吃得好穿得好。无论何因，最终太平军是把都城定在了南方。定都以后，历代农民起义中常有的问题又出现了，禁欲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提倡，可一旦这些以前很穷的烧炭佬和樵夫等娶不上老婆的人来到繁华之地、温柔乡，他们的抗腐败能力就迅速下降，禁欲的精神也就逐渐瓦解。于是，在太平军内，从大头头开始腐败，大家纷纷去找老婆了，每个人都找了很多。

不过，洪秀全找的老婆倒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这个天国不太平》这本书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罗尔纲的学生，他对太平天国[1]的史料非常熟悉。这本书写得很好玩，但不是纯粹地写故事，而是回答了许多我们之前很少关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洪秀全没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们都是干什么的？许多历史书讲到这里都不会提到这些问题，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陶短房经过考证之后发现，太平军定都后迅速腐败，相当严重。说太平天国的淫乱程度即使比清朝皇帝还厉害，也相差不多。洪秀全也就找了百八十个老婆，已经超过清朝皇帝。太平天国起义其实有一个问题：洪秀全是懂《周礼》的，却没有办法像士大夫那样用一种类似门规或是家规的文化传统来约束自己的配偶或后妃。士大夫也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们可以依据礼法来约束闺门，保持家庭的团结和睦，而洪秀全找了这么多的老婆之后，就乱了，他根本招架不了。而他又是个无能的人，组织能力很一般，于是这一百来个老婆就乱了套，根本不服洪秀全的管制。他经常需要靠杨秀清来管理自己的妻妾，洪秀全常常让杨秀清亲自来天王府搞降神附体，装神弄鬼，说我是上帝啊，现在下到人间来教训众娘子们，大家都要听从洪秀全的话。洪秀全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还得让别人来装神弄鬼帮忙制服，实在是可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在太平军中，洪秀全对于这种男女之大防的礼教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等级森严，差一个等级，服饰、待遇、子女的称谓都不一样，而且男女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礼记》讲男女是在七岁分席，但没说男女在七岁之后不能相见。可在太平军中，八岁的孙子和八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待着，可见其规定已经超级离谱。洪秀全对礼教有着近乎疯狂的执著，却没有执行和维护这些礼教的能力。连自己的这帮妻妾都需要杨秀清来管，杨秀清还能看得起他吗？杨秀清根本看不起他，所以杨秀清找的老婆比洪秀全还多，东王府的仪仗比天王府的还隆重，据说从南京城东门进去，前面的人走出西门了，东门那边还没走完，可想而知杨秀清出行的排场有多大。

拜上帝教虽然脱胎于西方宗教，但在运作起来后却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论，在它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虽然常说耶稣是上帝的独子，但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正确的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圣父、圣子、圣灵，即这种因信称义的精神是三位一体。但到了洪秀全这里，他对上帝和耶稣关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耶稣，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所以洪秀全没有立皇后，因为在上帝的天国里，上帝还在，所以他不能当皇帝，只能当王，进而他的配偶只能当王妃，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就空缺了皇后。但这样他的那帮兄弟又不干了，凭什么你能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不能当啊？于是他的那些兄弟都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其中三儿子就成了杨秀清，四儿子就成了萧朝贵，五儿子就成了冯云山，以及韦昌辉、石达开等，一共七个人都成上帝的儿子了。洪秀全也听过三位一体的名词，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曾经赐予杨秀清一封号，叫“圣神风”，而“圣神风”其实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用于对译“圣灵”的词。这样一来，圣灵就成杨秀清了，可见洪秀全对这些概念完全是糊涂的。他还封冯云山为“云师”，萧朝贵为“雨师”，韦昌辉为“雷师”，石达开为“电师”，其中他又掺杂了中国农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点也不像基督教，因为其从根[2]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洪秀全还认为，既然基督已经升天了，那么我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且我在中国，中国又是世界中心，所以你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应该来朝拜我，由此可见他的自大。不过，尽管拜上帝教的最高统治者对教义是胡乱解释的，我们也必须看到，拜上帝教确实对于起义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可能这次农民起义不会闹得这么大。

到南京以后，洪秀全又打出民族主义的招牌。当时有人向洪秀全出主意，建议他发表公告，说清朝是异族政权，而太平军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汉族传统。按道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的信仰，他的民族主义旗号会很有吸引力，毕竟汉人士大夫是深受满人压抑的，尤其是那些比较上层的士大夫，他们都清楚自己身受异族压迫，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但问题在于，拜上帝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扫荡民间信仰，而是连儒家信仰也扫荡殆尽。尤其是在起义初期，洪秀全甚至还编出这么一个故事，说上帝曾在他面前召见过孔丘。上帝说孔子写的书尽是错误，现在社会中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孔丘把人教坏了。于是上帝就谴谪孔丘，还暴打他，打得他一直求饶，到处跑。洪秀全其实对儒家伦理是十分在意的，他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东西，后来还印过《四书》，虽然自称对其进行了修改，但事实上修改的地方很少，尽是皮毛字句，基本上还是照搬的。洪秀全这么多年一直读下来，其实对这套东西还是很信的。但他编出这样一个故事，对圣人进行这样的亵渎，这是许多士大夫容忍不了的。虽说皇帝是“圣上”，但很少有士大夫真的把皇帝当圣人，士大夫心中的圣人只有一个，就是孔子，顶多加一个亚圣，孟子。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士大夫的饭碗，也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之所以成为士大夫，就是因为懂这玩意儿。现在洪秀全否定了士大夫的精神偶像，说孔圣人教书教错了，还被人打了一顿，这种侮辱怎么能让士大夫受得了？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洪秀全这帮人大多是小知识分子或农民，所以尽管他们也开科取士了，但这个开科取士仍存在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历史材料和研究都说法不一，有的说他不尊重知识分子，有的则说他很尊重，但即使是很尊重，他也只是把这些读书人派去当文案、当先生，从不委任他们以更高的职务，不给他们官当。据说钱江、王韬，都曾经投奔过太平天国，但都没什么好结果，于是都跑了。容闳回国，也先去的太平天国，看看不行，才走的。其实，太平天国并不重视知识分子，至少不重视那些中上层的士大夫。所以，所谓的开科取士，取的都是一些很差的人。一方面，他在精神上蔑视士大夫的偶像；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又不给士大夫具体的权力。就这样，太平天国就丧失了士大夫的支持。许多士大夫作过比较，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了，士大夫的命运可能要比在清朝的统治下更悲惨。这就是太平天国失去士大夫支持的原因。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他们本质上还都是农民，和真正的士大夫仍存在距离。[1]参见陶短房：《这个天国不太平》，北京：中华书局，2010。[2]王庆成先生曾对“圣神风”、“圣神电”等封号的历史和意义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圣神风”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名词，指“圣灵”，意思是上帝感化、启示、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圣灵”一词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圣经》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梁发的《劝世良言》也用了这个词，洪秀全对这些词作了形而下的理解，认为圣神风就是上帝的风，是上帝属下的感化者。进而由此推导出云师、雨师、雷师之类的怪异头衔。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63～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五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续）

一个发生在王朝末世，而且是一个异族王朝末世，甚至后来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农民起义，居然没有得到士大夫的响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确存在很强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它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监视汉人，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满人比较聪明，满人不做基层官员，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

上一讲中提到，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1]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太平天国前期，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即两广那帮人，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纪律还好。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后就惨了，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主要在1856年以后，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常熟、杭州等地，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实际上毁了太平军。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打了太平军旗号，只要愿意服[2]从太平军，太平军就给他封号。这样一来，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更像匪了，这当然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了士大夫。所以此时，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

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

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3]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

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有一些是经商——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有些人经商不在行，但可以当雇佣军，所以就有了雇佣军。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他最早是美国牛仔，也跑到中国来冒险。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种买卖，到今天还挺兴盛，收益颇丰，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他们没什么正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把这当成生意，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他们来说，哪有生意去哪，中国有生意就到中[4]国来了。

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而同样是洋枪，到了淮军手里头，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比如，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前膛枪用方阵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用方阵，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

太平军也用了炮，但是用得不好。而淮军洋炮用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他懂得用正弦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通过这边的角度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城头有多少公尺，该用什么角度射出炮弹。如果射程不够就往前推进，如果射程远了就往后挪。他每次都测量，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这些正弦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初用炮就是瞎蒙，目测估计一下，打远了再调一下，几炮打出去，对方反击过来，这边就完了。淮军看到戈登测得很准，便也学了一点，至少大体上会用了，这样他们用炮用得就比太平军好。

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考察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5]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太平军已经差一档次，如果武器再跟不上，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于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1]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2]据史料记载，早期淮北捻军首领张乐行曾应洪秀全的邀请到过南京，天王赐予其名马、银鞍和对联一副。对联原文是：“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五册，14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希望联合捻军的打算，也反映了捻军对于太平天国的屏藩作用。[3]资料显示，1860年5月，太平天国即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4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外国雇佣军来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1647年南明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葡萄牙人尼科劳·费雷拉即率领一支雇佣军，拖着火炮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5]加入过太平军的英国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中国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称赞的，我们要感谢上帝。”参见（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34页、78～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当然，这种明显倾向于太平军的言辞并不多见。

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

太平军有几个问题一直以讹传讹，这里做些解释。

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太平军实际上是解放妇女的，他们设置男营女营，有女兵。实际上太平军没有女兵，而且对妇女的禁锢比清朝[1]还厉害，男尊女卑礼法的讲究也比清朝厉害。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暴发之后，除了摆阔之外，剩下的就是“我要更讲究，这能证明我不是暴发户”。所以，解放妇女实际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是《资政新编》的问题。《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亮点，农民起义能提出这样一些具有西化色彩的纲领很不简单，因此洪仁玕也被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当时《资政新编》和《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并行的，颁布《资政新编》的同时也再一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是一个农业式的军事共产模式，跟《资政新编》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块出来呢？这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其实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实行《资政新编》这套方案。实际上最后也没能实行。再说洪仁玕。洪仁玕被任用总理朝政，其实就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把石达开逼走，任用自己亲信的一贯做派的延续。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是超级饭桶！洪秀全的智商也不是太高，只是宗教狂热度比较高而已，而他的两个哥哥完全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让这两人当朝，其他人几乎都受不了，正好这时候洪仁玕回来了。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算是他们家人，而且毕竟见过点世面，相对那两人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就任用洪仁玕了。[2]从洪仁玕的自述上看，他到死也不认为洪秀全任人唯亲是一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像李秀成这样的，根本看不起洪仁玕，李秀成在自述中几乎没有提过洪仁玕。洪仁玕虽然提出了《资政新编》，但他没有什么高招去拯救这个王朝，对于洪秀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样一个《资政新编》。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中对《资政新编》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它只是一张纸而已。[1]进入“天朝”女馆中的妇女接受的是洪秀全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互掺杂在一起的“礼教”教育。她们原先所接受的“三从四德”等思想观念在“天朝”里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太平天国领袖要她们熟背充满封建三从四德思想的“幼学诗”，每逢七天“逼令”她们“拜天念咒”，即诵背赞美词和《圣经》，称为“悔罪”。参见《贼情汇纂》，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250页。有一次，杨秀清患有目疾，于是作天父下凡状说：“各姊妹，不知敬天父，天父将降病于众姊妹，令秀清患目疾代众姊妹赎病了。”于是命女官传令各馆女子诵背赞美词，“不能者杖”。参见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大平天国》，第四册，664页、654～659页。可见其对妇女的摧残比传统更甚。[2]洪仁玕的个人经历也充满了传奇，金田起义后逃脱追捕，寓居香港八年，期间未有任何个人记载，而在天京出现内讧后又于1860年来到天京，未满一个月，并无尺寸之功，便位居宰辅。史书记载洪仁玕雄才大略，但事实上他除了军事上略有建树之外，对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而言，并无太大功劳。

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1]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

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离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

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2]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3]织成一支淮军。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4]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1]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骑兵在八里桥和英法联军对峙。时天津大沽已经陷落，英法联军沿通县进犯北京。关于到底有多少蒙古骑兵投进这场战斗，据进攻八里桥的法国军队司令孟托班回忆录里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的人数，据僧格林沁向天子报告的法军（进攻八里桥的大多数是法国军队）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战斗以八里桥失守告终，蒙古骑兵在这里尽化为齑粉，他们捍卫了成吉思汗最后的荣誉。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此外，电影《圆明园》对此也有惨烈的描述。[2]湘军最初崛起时的精悍作战能力即使到最后也被很好地保持了，这一方面有太平军势力渐弱的原因，一方面也在于湘军的统兵系统能够很好地维持。对比淮军而言，湘军更加保守，更拒绝变革。[3]淮军聘请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使用新式兵器，这和湘军用土法土器以及由书生自任军官的做法迥然有别。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上下。又如，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这就造成了作战和指挥的分离。[4]比如，同治年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甘军务，他收买甘肃起义首领之一董福祥，将所部民军按照湘军旧制改编为甘军，后来又将招降的马占鳌、马福祥等回民编入，使之成为后来的北洋四军之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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