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自然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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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十二讲试读：
前言
〔1〕自我国第一本语用学专著于1988年出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立研究分支，受到我国学界的欢迎，而且与国际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术上取得飞跃的发展。语用学一般被看作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研究面广，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门学科，因而也被看作是一门综观性学科，但凡涉及人们对自然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涉及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使用和认知，都属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正因为这门学科领域广阔而实用，能有效地指导我们日常语言运作，因而引起我国语言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同行投身到这个领域从事研究与教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多种有关语用学的专著和教材。种种迹象表明，语用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我们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语用学作为一个热门学科，相关教材及论著层出不穷。既然有如此丰富的教材，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语用学十二讲》呢？我们以这本教材的几个显著特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1．语用学的论著虽多，但涉及语言使用与理解的综观性教材尚不多见，要求深入浅出、适合语言类专业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更付阙如。《语用学十二讲》正是以此为主要目的而编写的一本内容新颖、反映当代语用学重要课题最新成果的教科书。
2．随着语用学学科的普及和进步，从事这个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也须不断得到充实，而像《语用学十二讲》这样一本紧跟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能为他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提供更多的新信息，让他们更有信心跟上时代，取得更大发展。
3．本教材特别突显了多个语用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例如，本书介绍了实验语用学，它将有助于推进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等语用学理论的研究。在严格的实验模式下，这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定义将被转换成一个个具有操作性的实验量，容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接受，同时也能锻炼学生动手动脑、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增强学习兴趣。实验语用学在国内外都算得上是本学科的前沿研究。我们希望这本教材能提供一个与广大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共同推进中国语用学的发展。
4．本教材的参编人员均来自教学一线，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保证了本教材的实用性。在何自然教授的带领下，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为语用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教授、博士，他们正在第一线从事语用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大多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承传了上一代学者优良严谨的治学传统，也是语用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他们自身的学术研究正处于学科前沿。
鉴于这些原因，在众多的语用学论著里再增添这样的一本具有上述鲜明特点的、由青年学者掌舵的《语用学十二讲》就不是多余的了。
本书作为一本汇聚最新研究成果的普通语用学教材，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可作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专门从事语用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的参考书，还可作为公选课教学用书，让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含研究生）了解语用学，培养他们良好的语言习惯和言语修养，提高他们使用语言与人沟通的能力。
本书编排新颖、实用。全书分12讲，每一讲围绕一个课题展开论述，由导读、主要内容、练习题（配参考答案）、文献选读等部分构成；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基础合理使用每一讲的不同部分：“导读”将本讲的核心、重点内容以纲要的形式展现出来，方便预习和复习；“主要内容”是相关专题的理论介绍及分析应用，是课堂教学、自学的主要内容；“练习题”是对基本理论的巩固和拓展，培养读者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演绎归纳的能力，提升理论应用的水平；“参考答案”提供简单明了的习题答案，方便读者及时监控自己的学习掌握情况；“文献选读”围绕本讲课题选取名家的论著，目的在于培养阅读相关文献的能力，为进一步研习有关课题作准备。本书涵盖了指示语、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礼貌与语用、关联理论、顺应论、模因论、语用与翻译、跨文化语用学、会话分析、实验语用学等课题，涉及语言与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全面。
本书由李捷、何自然、霍永寿任主编，参与编写和审阅工作的人员有：
何自然（教授；博士生导师）编写第一讲及其他章节内容，审阅全书及定稿；
陈新仁（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审阅第四、五、十、十一讲初稿；
李 捷（讲师；博士生）编写第二、六、十二讲，参编第一讲及第九讲，校阅全书和统稿；
霍永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七讲，全书校阅及参与统稿；
李海辉（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三讲；
毛延生（副教授；博士）编写第四、五讲；
戴仲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八讲；
李占喜（副教授；博士）编写第九讲；
景晓平（副教授；博士生）和胡旭辉（博士生）编写第十讲；
李 民（讲师；博士生）编写第十一讲；
李 磊（副教授；硕士）参编第四讲的部分内容；
梅翠平（讲师；硕士）参编第五讲的部分内容及本讲习题；
庄美英（讲师；硕士）参编第八讲的部分内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多方的帮助和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恒平主任曾亲自到广州部署编写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榕教授给予了大力鼓励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如出现错误、纰漏，恳请方家指正。凡使用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学单位、教师可写信到电子邮箱yuyongxuel2@126.com免费领取配套课件，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来信与我们进行切磋、交流。编著者于广州2010年9月注释
〔1〕 《语用学概论》，何自然编著，1988，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一讲语用学概述
导读：语用意义涉及发话人、受话人等语境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判断一个意义是否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需要从发话人、受话人、语境等因素来考虑。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话语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发话人意义和发话人所指、指引词语、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前提、语言的非直义用法等。语用学来源于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与逻辑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断交融，形成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1.1引言
语用学，pragmatics，最先由美国符号学家、哲学家Morris于1938年在他的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提出。他认为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一并构成了符号学（semiotics）研究的三大分支，并对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做了界定：句法学（即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谓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实质上就是指交际中的人。因此，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发话人和受话人是如何使用语言这一符号来达成交际目的的。Morris（1946）后来对语用学做了进一步定义：语用学是对“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的作用”的研究。当时，受研究条件和思路的影响，语用学只处于萌芽状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学家仍很少关注语用学，即使有人提及语用学，也只是将它比作“杂物箱”（ragbag; Leech, 1983）或“废纸篓”（waste-paper basket; Bar-Hillel,1971），扮演着容纳从语义学角度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角色。这个角色也从深层次说明，语用学与语义学有着很大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的发行和1986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语用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的创立。而促成这一变化背后的因素是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0世纪，随着数理逻辑的发展，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由此产生。此前西方哲学也有过几次值得一提的转向：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哲学研究焦点从神学转移到人类自身；笛卡尔（Descartes）和康德（Kant）时代，哲学研究的重心由外部客观世界转移到人的意识主体世界；而语言哲学则从纯粹主体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符号（语言）。语言哲学时代的巨擘有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摩尔（Moore）、皮尔斯（Peirce）、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等。他们对语用学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例如，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的Wittgenstein，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论”和“工具论”，强调语言即使用，具有行事的功能。而哲学家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更是语用学的奠基之作。而他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Searle（1969）所发表的《言语行为》延伸了这一理论，认为言语行为是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随着语言哲学思想的不断传播，语言学家的研究思路和对语言的看法也在改变。例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1968）在60年代说过，像结构语言学那样用特别抽象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用较为实际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两者之间并无对立之处（这里的“结构语言学”泛指当时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的理论研究，“较为实际的方法”指语言的实际用法研究，即语用学）。他指出，人们热衷于研究语言实际用法的倾向与探讨形式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并不对立，因为那些抽象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解释人们如何实际使用语言。这就是说，语言学应从整体上（包括语用学在内）看作是一门学科，而研究语言的抽象形式和语言的实际使用只不过是属于语言学这门学科整体内的分相研究。Lyons也认为，对语言作抽象理论研究的所谓“形式主义”（formalism）与人们所热衷的对语言作实用性研究的“现实主义”（realism）之间的“对立”其实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一旦诸如此类的障碍和问题被解决了，语用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时至今日，语用学强大的学科生命力使得它成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支。语用学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它能不断吸收各个学科的菁华，与本学科的研究使命相结合，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多视角地对语言进行综观性的研究（Verschueren, 1999/1995）。语用学直接来源于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与逻辑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断交融，形成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现在，语用学的触角已经伸向语言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如与文体分析相结合的篇章语用学，与二语习得、（狭义）应用语言学相结合的语际语用学，等等。作为语言哲学转向另一个产物的生成语言学派，也对语言的语用方面给予了充分重视。多元的学科渊源不仅形成了语用学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也使得它在定义、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多重性。1.2什么是语用学
尽管学界对什么是语用学各持己见，但广为接受的是Davis（1991）的语用观：语用学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以及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既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因此，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发话人意义和发话人所指、指引词语、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前提、语言的非直义用法等。Davis的这一观点克服了Morris（1971）将语用学研究范围无限延伸后导致的误解：Morris认为“语用学是研究符号的有生命方面，即……研究符号作用下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理和社会现象”（p.43），这个范围过于宽泛。究竟什么是语用学？这里从以下各方面进行阐述。1.2.1 分相论与综观论
Levinson（1983）根据学者们不同的语用观将研究语用学的阵营〔1〕划分为两大流派：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将语用学看成是与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morphology）、语义学等一样的语言学研究分支，是一种分相论，也称微观语用学（micropragmatics），它把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局限在与句子结构和语法有关的各个具体论题之内，如对指示语（deixis）、前提（presupposition）、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言语行为（speech acts）、会话结构（conversational structure）等语言构成成分进行动态研究。欧洲大陆学派则主张凡与语言理解和使用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综观论，也称宏观语用学（macropragmatics）。宏观的语用学研究面非常宽广，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外，还包括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二语习得等方面的部分内容。
英美学派所主张的分相论为语用学划定了较清晰的界限，与综观论相比，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和可理解性，因而更为流行。相当多的语用学著作（Levinson，1983；何自然，1988，1997；何兆熊，2000；Green，1989/1996；Blakemore，1992；Mey，1993；Thomas，1995；Grundy，1995；Yule，1996）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从时间上看，综观论与分相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据Verschueren的发现，早在70年代，Haberland和Mey（1977）就提出了语用综观的想法，认为“语言学的语用学……可以说是看待语言现象的一个新途径，而不是要表明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见Verschueren，1995：12）。1985年，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Verschueren在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发表了《语用综观》一文，明确提出了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综观（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的观点。1999年，他对1987年在《语用学：关于语言顺应的理论》提及的综观论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出版了Understanding Pragmatics的专著，系统地阐述了语用综观论和顺应论，认为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这种行为的综观，关注的焦点是语言的使用和选择。他提出语用综观论的理由是：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和语义学都与语言的组成成分如语音、语义有关，而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不是严格的语言组成成分，它只不过为人们分析语言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语用综观论的统领下，顺应论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使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为了顺应而不断选择的过程。任何语用描写和语用解释都应从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结构对象（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和顺应过程的意识显突程度（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四个角度进行综合的语用分析。Verschueren算得上语用综观论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学派的影响延续至今。例如，Yan Huang（黄衍，2007）所出版的Pragmatics与Horn和Gregory Ward（2006）所编著的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沿袭的还是英美学派的做法：在讨论指示语、前提、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课题后，对语用-语义、语用-句法、语用-认知等跨面研究做了探讨。欧洲大陆学派这边的发展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比利时国际〔2〕语用学学会（IPrA）所主办的Pragmatics季刊、在荷兰出版且被Elsevier数据库收录的Journal of Pragmatics月刊以及Pragmatics and Beyond 系列丛书之中，最近的研究兴趣是实验语用学。这个圈子不仅定期组织召开实验语用学研讨会，还于2009年11月20日在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建立了以法国学者Ira Noveck为领军人物的网上交流平台——欧洲实验语用学网站http://www.euro-xprag.org/，提供有关实验语用学的研究课题、目标、研究方法、会议信息等内容，以及资助欧洲各成员国的实验语用学研究项目。实验语用学本质上还是综观论。可见，这两大阵营的语用观对语用学这一学科的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1.2.2 语用学的定义
语用学的定义有诸多版本，涵盖了语用研究的多个层面。譬如，Levinson（1983：7—24）认为语用学是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问，研究内容包括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理论不涉及的意义的各方面、语言理解所必需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将语句和恰当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等部分。通过不同的角度，“语用学”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1）研究发话人意义，如：
a)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Yule, 1996:3)
b) Pragmatics is a theory which seeks to characterise how speakers use the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to effect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Kempson, 1975:84)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users to pair sentences with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would be appropriate. (Levinson, 1983:24)
d) In this book I shall be working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pragmatics as meaning in interaction. (Thomas, 1995:24)
e)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Yule, 1996:3)
Yule（1996）认为语用学应该研究发话人／作者所传递的意义和受话人／读者所理解的意义，即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因为话语理解发生在话语生成之后，因此话语生成过程——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的阐发过程至关重要。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这一角度来对语用学下定义的。如果从发话人角度来看，语用学的研究层面应关注发话人如何通过特定话语来表达特定意图，以及影响这种意图表达和理解的语言、语境和语用因素。该层面的研究课题有：对请求、建议、拒绝、道歉等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所传达的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force，相当于语用用意、发话人意义）进行研究；对实施某特定言语行为而使用的语用策略（如礼貌策略）及其运用的条件等进行研究；对发话人所表达的语用移情、语用态度等进行探讨等等。
2）研究受话人的理解，如：
a)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Yule, 1996:3)
b) Pragmatics, as a topic in linguis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context to make inferences about meaning. (Fasold, 1993)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understanding intentional human action. (Green, 1996:2)
Fasold（1993）从话语理解的角度认为，语用学是利用语境去推导意义的学问。也就是说，受话人为了获知发话人意欲传达的交际信息往往需要对话语明说内容（what is said）进行推理，通过推理获取话语表面意义以外的相关信息，即话语的含意。这与上述Yule（1996：3）关于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话语明说内容传递更多的信息”的定义相一致。这一类的定义侧重于研究受话人如何对发话人发出的话语进行理解，相关的研究面包括：从发话人的话语特征入手，探讨它们为受话人的理解提供了哪些线索或证据；受话人如何利用语境因素理解发话人所表达的信息意图；导致受话人对发话人所说话语产生误解的因素和这些话语对受话人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理解本身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所以这方面的课题主要涉及言语交际中的认知。
3）研究语境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如：
a) Pragmatics can be usefully defined as the study of how utterances have meanings in situations. (Leech,1983: ×)
b)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language uses as these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ntext of society. (Mey, 1993:42)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contextual meaning. (Yule, 1996:3)
语境在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发话人要得体地运用语言必须考虑语境因素，可以利用受话人、时间、地点、交际双方的社交距离以及上下文环境等语境信息营造出奇妙的话语内容；受话人须结合语境来理解发话人，这样才能恰当地理解发话人在特定语境中所传递的交际信息。因此，Yule认为“语用学研究语境意义”（Yule, 1996: 3）。其实这一认识与Leech（1983）的观点一致，都主张语用学研究话语在不同情景下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对前提、含意、施为用意以及其他语用含意的表达和理解都离不开语境，语境是语用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语用综观论，如
Pragmatics (is) a general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any aspect of) language, i. e. a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full complexity of its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i. e. meaningful) functioning in the lives of human beings. (Verschueren, 1995:13-14)
上文已经提及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论，这里不再赘述。综观论是一种广义的语用观。持此类广义语用观的还有Green（1996），她指出语言学的语用学（linguistic pragmatics）是涉及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哲学（包括逻辑学、语义学、行为理论）、社会学（包括人际动态学（interpersonal dynamics）、社会规约）和修辞学等领域的一门交叉学科，有些方面属于认知科学范畴。因此，语用学涉及解释发话人如何采取一定行为去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此过程中发话人的信念、意图或目的、计划以及行为等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语用学研究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及其理解问题。
除上述定义外，Blakemore（1992）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最后形成了对话语理解的系统的认知语用分析。她指出受话人的语言知识和其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隐含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差异。Leech（1983）认为语用学就是研究不同言语情景（speech situation）下的意义，这反映的是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的差异问题。但Blakemore则认为，Leech提出的言语情景包括一些独立于发话人和受话人的客观因素，它不是一种心理构建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而背景知识、话语目的等都应该是话语情景中的不同因素。与她的认知心理学视角不同，Leech的研究属于一种社交语用分析或社交语用方法，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Blakemore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对语用学的定义持相当中肯意见的要当数英国学者Thomas（1995），她提出了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的概念，主张言语交际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动态过程。她认为，言语交际与意义生成都是动态的，意义不只是词义，也不只是由发话人单方面生成的或由受话人解释的，她还强调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言谈应对中的意义，语用学是对话语生成者传递意义和话语接受者理解意义过程的动态研究。该过程涉及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以及话语语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和语言的语境）和话语的潜在意义之间的协调等多种语用动态特征。与前面很多定义不同的是，她认为语用学研究既要考虑发话人，又要考虑受话人，同时还要顾及话语的作用和影响意义的语境因素。简言之，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话语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她重新审视了语用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宣称，语用学同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话语分析等一样，都是语言描写的一个层面。它有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语用学所探讨的问题，如语用前提、语境意义、言语行为、含意、间接性以及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等，都是语用学所特有的。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不只是社会、语境等参数的静态反映，也是语言的动态变化。
关于语用学的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给出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它们能有助于初学者把握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定义入手，可以概括出语用学的多个研究层面。1.2.3 语用学的研究面
根据语用学的研究角度和内容，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研究层面（见Smith & Leinonen，1992；何自然、陈新仁，2004）：
1）研究语言形式如词汇、语言结构的语用属性，属于语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是语用学和语法学、语义学的跨面研究。内容涉及：一些与特定的言语行为有关而在遣词达意时可能出现的词汇变异；诸如so，well等在语用上称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而在语法上又分别称为从属连词和副词的词语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差异；诸如manage，forget等含蓄性动词、criticize，charge等评价性动词，以及even，just等聚焦性副词（focusing adverbs）所表明的语用前提和逻辑-语义前提的差异；诸如some，but以及不定冠词a等一类词语所表示的常规含意；诸如in front of，then，there等指示词语形式的不同理解及导致这些理解差异的因素；一些语用含糊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例如怎样才算说谎，Peter is bald是不是说Peter一根头发也没有呢，France is hexagonal应该怎样理解，Could you tell me when we get to Birmingham, please？一类句子的歧义如何排除，以及母亲对儿子说You are a piglet又应如何根据形象获得准确的理解等。
2）研究交际的意向性。交际具有意向性，发话人在交际中会有关于交际要达成何种目标的预期，并在意义表达中体现意图；为保证交际畅通，受话人要理解发话人的意图。这个层面既涉及发话人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表达特定意图，又涉及受话人如何利用语境因素理解发话人所表达的信息意图。与会话合作原则或会话含意相关的很多研究都属于这一层面，主要研究交际双方如何“合作”和对意义进行“磋商”，是语用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层面。
3）研究语篇意义（discourse meaning）。内容包括：话题变换标记的研究；参与谈话的人如何对话语的观点进行论辩和阐述；对特定的言语行为如何表达其顺序和层次，研究它们是否在受话人预期之内；如何认定发话人的态度是真诚还是奉承，以及他使用何种手段来取得说话的机会。这个层面甚至包括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简称CA）。
4）研究语言使用的得体性。语言的使用要受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也成为评判某种交际行为是否得体的参照点。因此，这个层面主要围绕发话人和受话人在特定语境条件中所实施的交际行为得体与否（或者说是否恰当），以及相应的语用表达效果。
以上内容从宏观方面给出了语用学的研究层面，与Levinson（1983）所提出的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大致相同。只不过，后者是从语言实际出发，更接近使用中的语言，讨论的对象更具体。
近年来，在国际语用学学会（1986年成立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努力下，世界各地的语用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在语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共识：加强语言功能和语言使用方面的研究，使语言（学）研究者和语言使用者都能分享研究成果，比如，会话合作和礼貌原则的研究对人们的交际就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加强对自然语言的认知和交际研究，寻找出合理的语言认知模式，在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的开发方面作出贡献，如在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领域形式语用学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开展语用学的跨面研究，为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语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失语症患者语用能力的恢复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如语际语用学的研究就可用于指导外语教学。这些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语用学的研究方向。1.2.4 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用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其他学科一样，语用学整体上采用量的〔3〕研究（又称定量研究、量化研究）和质的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因第十二讲将详细讲述定量研究法，这里只谈质的研究方法。它指不依赖统计分析等数量化资料与方法而对社会、语言、心理等现象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常见的资料收集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文本法等。质的研究法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工具和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陈向明，2000）。就理论渊源而言，质的研究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4〕现象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民俗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也有部分内容源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质的研究广泛应用于多学科的领域。
质性资料的分析与理论建构常用到的一种方法是扎根理论研究法（grounded theory），也称扎根法，是一种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建立理论的研究方法（Strauss, 1987：5）。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不是先建立理论假设，而是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对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思考、比较、分析、归类、概念化，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采用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某种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新的内容、概念和思想。
质的研究的程序不同于定量研究，在撰写质的研究论文时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从论文的组成部分来看，一般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背景知识、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研究结果、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要强调对田野工作的展示与反思，而对于个案研究应强调对个案的整体性的展示。这是定性论文写作的特别之处。在呈现研究结果时，可采用类属型、情境型和结合型等处理研究结果的方式。类属型指将研究结果分门别类，以分类的形式给出研究发现；情境型则展示研究的情境和过程；结合型将上述两者进行有机整合。在语用学的质的研究中，一般先采取类属型将研究结果进行整体展现，之后在进行深入讨论时会用到结合型的方法。
尽管量的研究法和质的研究法在具体功用、操作步骤、结果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但它们作为研究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因此任何关于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都是进行语用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及重大突破的基本方法。由于语用现象具有错综复杂的特性，很多时候需要将两者进行巧妙结合才能完成研究任务。这一点在语用学的发展实践中并不难发现：研究者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语料中获得的原始语料尽可能量化、数字化，进而统计分析以弥补质性研究主观性的弊端，同时也尽可能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等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实践，以避免全盘数据化的刻板，弥补量化研究因过度形式化而削弱解释语用现象的力度。不过，到目前为止，语用学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法而较少采用量化法，因而导致相当多的理论暂时未能得到系统的证明。鉴于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倡以量化的方法来研究语用学，这种取向充分体现在实验语用学的产生上。不论是质的研究法，还是定量研究法，只要能有效地解决研究中的问题，都是好方法。1.3语用学的学科渊源
语用学是人文科学整体水平发展到一定层次而产生的新生学科，有着多元的学科渊源。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其他学科如语义学等学科都为语用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多学科渊源使得语用学能对语言的使用作动态研究，这种传统也使得它能不断突破局限，拓宽研究视野。1.3.1 语用学与哲学、逻辑学
首先要提到的是语言哲学和逻辑学。语言哲学家Frege、Russell、Wittgenstein、Austin、Grice以及西方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对语用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语用学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就是语言哲学家Austin（1962/1975）提出来的。Austin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Searle（1969）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数年之后，Searle（1975,1979）深化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并发展了语用逻辑。1985年，Searle & Vanderveken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理论——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对言语行为语句特别是其中的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force）做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逻辑的发展已经接受语用学的原则和方法，那种与人无关并且试图适用于一切人的逻辑理论受到了挑战，无人在场的逻辑学已经变成了有人在场的逻辑学。这一转变使得逻辑学在语用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而另一位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1975）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为解决语义、语用和自然语言逻辑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认为逻辑算符∧，∨，，～，等与其所对等的自然语言符号and，or，some，not和if ... then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使用上的差异，例如She got pregnant and married与She got married and pregnant，用逻辑来分析分别是p∧q和q∧p，它们在逻辑上是完全等值、不存在任何差别的，但在自然语言上它们的意思显然存在差异。据此，Grice指出逻辑分析只能解决日常语言中的部分语义问题，其他的意义部分要通过语用或其他方法来解决。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上述两个例子的意思看成是p∧q/q∧p加上额外的语用含义，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之前的问题。语用形式推理也体现了逻辑学在语用学中的渗透。
在语用学的视野中，逻辑学重新获得人的维度。逻辑学是从来不关心人的，这来源于逻辑学根深蒂固的观念：逻辑要为思维立法。因此，逻辑学只有抽去人的因素，它才能适用于一切人。在传统逻辑和近现代逻辑中，人的因素都被排斥于逻辑学之外，为的是使它们能适用于一切人。但是，这种做法在语用学领域行不通。在语用学中，话语的意义与发话人、受话人、时间、地点等语境要素密切相关。例如，“他说他是好人”这句话有多重含义，语句中的两个“他”可能指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必须结合语境才能确定它的真正含义。1.3.2 语用学与符号学
语用学与符号学也有着密切联系。语言哲学家如Wittgenstein、Austin等认为，语言的意义不仅与语言的形式结构和意义相关，而且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的意向有关。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即交际者是语用学研究须关心的焦点之一。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初，Saussure和Peirce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分别使用了“semiology”与“semiotics”的术语。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支。他探讨了符号的社会功能以期建立一种符号学，使语言得到科学描述，“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来自希腊语semeion‘符号’）。……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高名凯，1982：38）。Peirce对符号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符号、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对后来符号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了很大作用。现代符号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Morris，他提出了有关符号的系统化理论（1938；1946），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他对符号学的三分法，即把符号学分为符号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前文已经提到，“语用学”这一术语就产生于此。后来，Morris（1946：219)将语用学重新定义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它研究符号的来源、应用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或效果”。这两个定义是语用学最早的定义，而它们都是从符号学出发的，因此说语用学源于符号学丝毫不过分。1.3.3 语用学与社会学
语用学的社会学倾向源于欧洲，首见于英国、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之后盛行于欧洲大陆，接着蔓延到其他区域直至澳大利亚（何自然、陈新仁，2004）。社会学（sociology）研究诸如劳动、文化、道德、职业分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语用研究的社会因素，语用学与社会学之间由此就建立了联系。语用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外交、社会阶层等社会因素都紧密联系，受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影响，是一种与社会语言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反过来，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对不同职业的语言特色、会话特点等进行分析。例如，语用学理论可用于法庭语言特点及其语用功能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对法庭审判时的交际过程进行分析。与此类似，临床语用学（clinical pragmatics）则对医-患语言、临床语言进行语用学研究，研究对象为医疗门诊、临床护理、保健护理（如产前保健、美容护理等）、健康咨询等场合下医生与患者、护士与患者、医疗工作者与咨询者、医生与护士等之间使用的专业性话语（它们统称为医疗话语（medical discourse））。这一领域还可以延伸到语用损伤（pragmatic impairment）的研究（见本讲阅读文献），研究脑受损、脑外伤等患者所出现的交际混乱（communication disorder）等语用问题。语用学理论还可以从语用策略和语用效果角度对社会用语进行较系统的分析等等。
除此之外，语用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目前为止，它们都以质的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重视实地调查，收集原始材料（语料）。它们在收集口头、书面等一手语料时会分别使用现场录音、拍照等方法，也经常会利用媒体提供的现成报道、谈话录音、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等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只不过它们对这些材料的研究的切入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语用学的社会学倾向要求语用学关注语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环境中语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Fasold（1993）甚至认为语用学尽管涉及语境，但它应被看成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可见社会学对语用学的影响之深。1.3.4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心理学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哲学上看，认知语言学是对哲学中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背离，倡导体验主义（experientialism）。Lakoff等（1999）提出了以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为主要内容的体验哲学观。认知语言学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意义研究为中心，旨在通过认知方式、概念结构、人类认知等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做出一致性解释。受体验哲学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坚持认为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所谓“认知”的中间层次，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形成的，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也有着密切联系——受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或Gestaltism）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强调整体知觉在学习和记忆中的作用，认知过程通过整体结构进行而不是通过符号的机械运算。在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引入认知语境这一因素来解释语用认知过程。但是在认知操作过程的探讨中，一般采取思辨、理论驱动的方法，由此建立各种认知模型，或称理论。关联论和顺应论都可以归入到这一类中，它们是认知心理学与语用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认知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能为某些语用现象提供解释、验证或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实验语用学的兴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为语用实验的设计提供了便利。这样也能克服目前认知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足，譬如，认知过程原本就是主观的，如果研究它的方法还是主观的，那么陷入以偏概全、循环论证等困境就在所难免，而采取客观的实验方法或许能较大程度地解决这些问题。1.3.5 语用学和语义学
语用学和语义学都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但两者之间的分界问题仍未见分晓。语用学通常被理解为研究语义学不涉及的那部分意义。广义而言，语义学研究非语境中的意义（Lyons, 1977; Levinson, 1983），而语用学则研究语境中的意义，即话语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发话人意义。例如：（1）It was very considerate of you to drink all the milk when you know I need some for the baby.
此例中considerate的非语境意义是“为他人考虑周到的”，但根据句子上下文语境，它的语境意义却是“一点也不为他人考虑的”，意思正好相反。这里的语境意义是非语境意义的反语。语用学研究的就是某一话语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意义，它与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或目的密切联系。语用学与句法学、语义学的差别是（表1-1，改编自Kasher, 1998: 386）：表1-1 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差别
上表给出了这三个研究分支的区别，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学界一般存在三种观点（Leech, 1981: 319-320）：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语用学与语义学是互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的两个研究领域。第一种观点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生成语义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表达的各种意义都能用句子的语义结构式或逻辑式来表达，所以没必要将语用学独立开来。第二种观点主要以Wittgenstein、Austin、Searle等语言哲学家为代表，例如Wittgenstein主张“意义就是使用”（meaning is use），语言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语义学自然被语用学所包括。第三种观点是一种中庸论，根据符号学视角下的语用学定义可知：语义学指狭义语义学，即逻辑语义学，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研究命题的假设条件，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不受语境影响的意义。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言语使用上的意义，研究传递语言信息的适切条件，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因此，从意义理论整个体系来看，语用学、语义学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研究重点。英国语言学家Leech（1983）指出，语义学揭示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中的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语用学揭示三元关系（triadic relation）中的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他使用mean的两个义项来说明二者的区别（表1-2）:表1-2 Leech（1983）对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语用用意：（2）A: You are a fool!
B: What do you mean by a fool?（参见毛利可信，2009：11）
B对fool（笨蛋）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当然很清楚，所以才会生气地质问A：“What do you mean by a fool？”（你说我是笨蛋你什么意思啊？！），这时B不是在向A询问fool的字面意思，而是在质问A：“你为什么要辱骂我？！”，即质问A的话用意是什么。这个例子说明语用学是以发话人的意图为研究对象的。值得注意的是，B在这里行使的是质问而不是询问的言语行为。
我们认为，语用意义传达发话人意图，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其意义会处于待定状态，受话人要利用语境信息作动态解读才能获得正确解读。而语义学关注的意义具有静态性和规约性，是抽象的非语境意义。1.4语用学研究的分支
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了数个跨学科的研究分支，如语用语言学、社会语用学、认知语用学、语际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计算语用学、实验语用学等。每个分支下面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本书的后面各讲将详细阐述这些分支，这里只作简单介绍。1.4.1 语用语言学
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是语法与语用的界面（interface）研究，探讨语言结构及其语用意义之间的关系，主要对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结构在语境不同的情况下所具有的不同语用功能进行研究。如：（3）A. Perhaps you could read through this by Friday.
B. Could you possibly read through this by Friday?（4）A: Have you bought your coat?
B1: Yes, I have.
B2: Yes, I have bought my coat.
例（3）中的两句话所表示的命题意义大体相同，但语用意义有差别：A听起来给人一种居高临下、命令式的感觉，B相对较为缓和、客气，尤其适合于在陌生人之间打交道。例（4）中的B1和B2都给出了肯定回答，但B1是采用正常的英语语法表达，让人感觉自然得体；B2重复了发话人的部分内容，并且这种重复不为英语语法所需要，这就流露出受话人对发话人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的情绪。1.4.2 社会语用学
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研究社会各组织架构与语用之间的关系，包括Leech（1983）所提及的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社交语用学主要指对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社交与文化的研究。社会语用学涉及的课题有：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进行研究，例如对话中的面子研究；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俗、语言与教育、语言与经济、语言与政治、语言与外交等方面进行的语用研究；不同行业如医学、法律、经济、广告中语言运用策略和技巧的研究等。1.4.3 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研究话语的认知加工过程。顺应论和关联论是这方面的理论。顺应论提到的意识突显（salience）其实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是信息加工的一种方式。关联论认为人们能不断认知对方交际意图进行成功交际的原因是：交际是一个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过程，交际双方说话是要让对方明白；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得益于寻找关联的最佳认知模式：通过利用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之间的最佳关联进行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取得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最终达到交际成功。语境假设指认知假设，即在话语明说（explicature）的基础上，受话人根据认知语境提供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而作出的关于当前语境的假设。语境假设会因人而异，所以就造成对同一话语的不同理解。
认知语用学是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之间的跨面研究，主要以话语理解为研究对象。它为言语交际过程寻找认知心理理据，为语用推理机制作出解释。1.4.4 语际语用学
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研究人们使用二语／外语时的语用行为，探讨二语／外语习得者母语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关系，是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SLA）和语用学的交叉研究。语际语（Interlanguage），又称中介语或过渡语，指学习二语或外语的人所使用的非纯正的语言。语际语是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套用母语模式或滥用目标语模式或用已学过的词汇及语法绕弯子说话造成的（王宗炎，1988）。语际语用学研究如何理解语际语中的话语、语言行为、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和语际语言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效果（Kasper, 1989）。Kasper & Blum-Kulka（1993）指出，语际语用学的任务是研究人们运用二语／外语时的认知能力、产生语用失误的原因以及人们用语际语进行交际时所达到的语用效果。
这一方面的成果可以用于指导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指导学生在使用目标语时要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将所掌握的词语、语法规则进行恰当运用，有效地进行语用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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