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志彪,郑江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试读：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代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疑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待转型升级。

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在机遇稍纵即逝的千载难逢时刻，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经济全球化战略，更不意味着回归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从而加速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那些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且人口众多，这些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居于全球第一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的创新要素的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和政治军事实力等。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剖析。文中许多观点是基于我最近的思考，还不是很成熟，现在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一、中国必须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之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待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中国在价值链底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但是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解脱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这从间接资料也可以看出端倪，如2001—2010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目前国际标准有24 807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仅占0.42％。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 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外国来华投资15 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上。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吸收FDI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赖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富国（作为进口国）的企业尤其是其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的固定资本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出口低价消费品，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维持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提高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各个项目上；（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中。另一方面，这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Autor等人（2011）就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上升。他们把其称之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征”。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一方面，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进行生产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代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须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成本地利用人家的技术，或称为“心脏移植”。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可以预料的是，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方的原因和结果。它导致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以及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人需求能力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就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很难收到像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动：（1）产业结构转换，即建立以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2）需求结构转换，即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3）区域结构协调，即要从根本上扭转东中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4）体制创新，即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否则就会产生彼此牵制。但是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增长就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发展则受到抑制；而当转向内需之后，以本地化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陆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国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人口规模的限制，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只是在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原来那种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着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端要素的价格具有比较优势，即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下，我国的低廉的生产要素所具有的强大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为代价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会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由此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则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型经济”，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这说明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最初时期是为了顺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争取国外的资金和外汇用于国内机器设备的进口，虽然从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但是这并不是战略最初的目标。1992年以来，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企业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事实上，通过引进外资出口、让出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吸收到国外真正的高新技术，出口所争取到的外汇也不可能买到国外的高科技，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放任形成现在的将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是为了更多地争取全球的高级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1）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优势和市场营销及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中国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口味，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可供出口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乏市场需求而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国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即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是它们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发包，或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接包。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三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在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中，因对低端生产要素拥有的比较优势而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依赖的主要是重化工业、房地产业的成长，加剧的是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中国不仅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也要使现代服务业崛起，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崛起，从而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机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了发达国家，有可能登上这一领域的珠峰。如果这些产业在爬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发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GVC）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创新经济。GIVC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但是仔细地描述和分析这个GIVC却是我们以后研究的任务，这里仅仅指出这么几点：

第一，从GVC走到GIVC，可能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国内价值链（NVC），国内本土企业从供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GVC中的“被俘获者”站到NVC中的高端，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在NVC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GIVC，主要是处于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如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吸收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购研发型企业为我服务，形成全球要素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

第二，在中国企业从GVC走到GIVC的两个阶段中，其中第一个阶段的转型最为困难，任务也更为艰巨。虽然我们一再论证基于内需才最有可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是当原来的贴牌生产厂商试图转型为自主品牌尤其是想成为国际品牌商时，除了需要巨额的广告费和渠道建设费外，还会因为缺乏熟悉国际市场、能够玩转品牌和营销的人才而搁浅，更严重的是可能会遭遇到原来处于发包方的国际大买家（即处于GVC高端的国际品牌商）的强力封锁和围追堵截。因为此时原来的“发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已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防止被后起者替代，实力强大的国际发包商会发出令人可信的竞争威胁。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遇到困难的主要的微观原因。

第三，从GVC走向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为两个阶段？即GVC——NVC，NVC——GIVC两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开？或者NVC和GIVC的形成，干脆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方面我们还缺少来自实践的案例研究和佐证，因此下一步的任务是要进行实证研究。三、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一系列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仍然纠结于第一波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进程，还在“扩内需、稳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做好迎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准备，而且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能力明显不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撇开决定综合竞争力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如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以及文化上必须拥有自觉、自信和自主的、处于强势地位的价值观），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要形成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用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明显不足。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建立经济强国地位而残酷竞争的市场和战场，以国家整体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取向，视低价格为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全球化战略，避开了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既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本国过剩的生产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外溢效应”。但是现在这一战略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在下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一位超级的过剩产能的提供者，而且，由于西方今后将会陷入较长期的经济衰退，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断地降低。因此若中国不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市场，不仅全球化不可能持续，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自己，从而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轮全球化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指导自己制订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也是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目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一些行业的500强名单，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中国最缺乏的还是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由各种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出面进行收购兼并时，不仅会受制于自身“软预算约束”的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甚至会因此而挑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敌视。过去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第一波全球化的机遇，因为，中国在上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更多地是与西方国家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中国扮演的是一个“世界操作工”角色，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而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网络等，都由美、欧、日的跨国公司扮演，中国是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因此在所从事的产业中中国与西方具有互补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将与西方争夺高级生产要素，将与西方争夺创新中心地位，将在某些价值链的高端成为替代者，因此一定会遇到现有垄断者的极力抵制和抗衡。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说了算，如果中国缺乏可以参与游戏的民营跨国企业，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黄金机遇。

再次，一个能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一般的人才并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军水平人才。这种高端的领军人物，是指那种其创业能够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人才。今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如果按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定位的要求，在未来若干年中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建成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区之一，建成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制订各类聚集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组建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组建由高端领军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语言障碍是阻碍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成长的原因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环境使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为“补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学的华人回归，是中国高级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方式。“海归”们大部分在国外的著名学府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他们既有国外科技前沿的实践经验，又有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深刻理解。有一些“海归”甚至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又有与国外专家和公司业务的广泛联系，他们将是参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提升中国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与上述问题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政策目标是要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这个平台主要包括：（1）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进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因此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成为扩大内需的先锋和主体力量。（2）城市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投资，城市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拉动。中国现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化，因此加快城市化过程，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市场。（3）“五外”平台。主要指吸收全球高级要素的“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平台。（4）生产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的投入因素。中国建设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者服务业，将直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5）居民消费平台。

第二，为了构建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态势。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行业上的垄断，对外资、国资和民资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二是要首先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场控制力的巨型企业，以便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开放做好准备；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尤其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机，联合收购其拥有技术、人才、品牌和渠道的企业，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

第三，为了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其中，利用是指可以利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机遇，通过收购它们的企业尤其是原本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们的资产盘活外，主要是把它们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的紧缺人才资源运用起来，让他们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或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服务。

第1章 从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这主要是得益于它在过去的发展中抓住了两个机遇：一个是发展乡镇经济，在这一阶段，长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充分抓住了短缺经济下的市场机遇，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第二个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在这一阶段，长三角地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先后建立了大批的工业园，瞄准国际一流技术，积极引进外资企业，并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化。但是，随着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势头已经扩展到全国，国家给沿海地区提供的优惠政策也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长三角上述两个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再明显，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个新的动力、新的优势就是创新型经济。因此，长三角在经历乡镇经济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外向型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之后，正逐步由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内生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

一、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演化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中，思想解放、经济体制变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保证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首先，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使乡镇企业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乡镇企业是从乡间土道上走出来的，在创业初期，没有计划，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一切都得靠自己干，自己闯。它们一开始就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入到市场中去，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和考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则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奋发图强，创新拼搏，才能立足于市场。其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乡镇企业提供了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道路。它们根据市场的原则、效益的原则，哪里有资源、有市场，哪里投资环境好、政策优惠，就到哪里投资办厂；能够在立足本行业的基础上搞多元化经营，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综合发展，不断地充实自己，超越自我。再次，非行政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使乡镇企业具有自主灵活性，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时间，抓住了效益，抢占了市场。总之，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一切围着市场转的自主灵活的经营机制，才铸就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辉煌。

乡镇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增长，使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各类专业市场随之产生，一类是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一类是地方工业品市场，还有一类是生产资料市场。这些专业市场不仅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长三角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还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对宏观经济变化的承受能力，并初具产品集散、信息传递、综合服务等规范化市场的功能，同时与专业化市场相连接的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也相继出现。乡镇企业为长三角经济加快走向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乡镇企业为改变长三角经济的总体结构，克服产业发展不协调因素，尽快向“三、二、一”产业扩张，搞好长三角各类专业市场建设；二是市场经济的风险性要求乡镇企业为提高长三角经济的应变能力，克服经营机制退化因素，尽快引入高效灵活的经营决策机制，以适应更频繁的市场变化；三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乡镇企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加快适应“两个”市场的新形势，克服生产粗放性因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寻找合适的投资机遇，拓展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四是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要求乡镇企业为重新构筑长三角经济的调控体系，克服宏观制约因素。各级政府部门要加速转变职能，以确保长三角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

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大批骨干乡镇企业的形成，尤其是江苏苏南一些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带动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这些企业有适销对路的名优产品，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优秀的企业家和精明能干的领导集体，具有强势的企业发展后劲。1992年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销售额超过亿元的256家乡镇企业中，江苏大型乡镇企业占四成，有106家，这106家江苏大型乡镇企业中苏、锡、常三市有88家，余下分布在苏中、苏北，其中年销售额2亿元以上的大型乡镇企业全部集中在苏、锡、常三市所属县市。这些足以说明，乡镇企业的辉煌业绩浇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坚实桩基，乡镇企业已成为长三角经济的支柱。

由于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因此逐步形成了乡镇企业多样化发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30多年来，这两种模式不断发展变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进程中不仅各有发展与创新，同时又相互融合，加速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推动了长三角增长极的形成。

苏南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创造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由于苏南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都是源于社区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便是以社区组织为代表的集体经济为主。苏南的集体企业先后经过两次改制，第一次是把纯粹的集体所有制改革为股份合作制，第二次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将企业依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通过两次改制，苏南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获得迅猛发展。

苏南模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以工业为主。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就是围绕这一轴心发展起来的。由于苏南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江苏的工业产值增长很快，尤其是在1984—1988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江苏工业经济加速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0.6％，最高年增长27％（1985年）。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苏南与温州不同，温州是资源贫乏地区，而苏南则是江南富饶之地，农村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又地处大中城市密集的城市群，得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的多重辐射，这些因素都使得其早于国内其他地区捷足先登工业领地。通过不断加大工业比重、扩大工业总量、重组农村产业结构，苏南地区逐步走上农村工业化道路。

温州模式是典型自主发展模式的代表。其突出特点就是无外资介入、无国家投入，全凭当地农民白手起家，不断积累资金，使得民营经济循环发展起来。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家庭经营为载体，专业化市场为纽带，农村城镇为依托。相对于其他模式的发源地，温州模式发源地是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地区，因而也是市场经济最容易发育的地方。由于历史原因，温州基本上没有经历全国其他地方经历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温州原有基础相当脆弱的“社队企业”被异军突起的家族企业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温州体制外市场主体的形成，或者说，温州市场趋向改革的民营化，是一步到位的激进式。

同时，温州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资金缺乏、技术落后、设备紧缺、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使得温州家族企业大多是从小商品开始起步的。为了推销家庭企业生产的商品，市场自动形成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由家庭成员外出推销产品、打开市场，逐步形成了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供销基地。随着家族企业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温州小城镇的崛起。因此，“以家族企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和专业镇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小商品、大市场”这些典型特点被学界公认为“温州模式”的初始基本特征。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传统乡镇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体制问题。长三角乡镇企业并不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本身，就深刻地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城乡阻隔和对农民身份的歧视。由于体制问题的存在，乡镇企业犹如被限定在旧框框中，戴着枷锁跳舞，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二是产权和部门管理问题。长三角乡镇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产权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也远远没有实现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权人格化、资产社会化。许多乡镇企业与政府部门政企不分，政企合一。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一切唯政府是从，很容易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干预。同时，一些职能部门的多头管理、干预，使得企业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三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乡镇企业自身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突出。比如，一些地方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盲目铺摊子，不注重效益，没有长远观念；资源型企业盲目开采，其他企业贷款兴建，负债累累或资不抵债；企业规模偏小，“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分散投资”现象严重，“小而全”、“小而散”问题突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产品结构单一，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型企业多，初级产品多，加工型及高精尖产品少，科技含量低；乡镇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许多企业主自身素质不高，习惯于凭经验管企业，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因此，如何转变发展模式，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长三角必须思考的问题。（二）外向型经济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长三角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长三角就像一个强磁场，不断吸引各国资金的进入。自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外的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长三角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无论是在年度总量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2001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已经超过广东省，位居全国第一。2002年江浙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到全国的33.25％，而且增长势头依然不减。2002年底，江浙沪累计批准三资企业近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2006年，长三角以占我国国土面积1％的土地，创造了22％的GDP、24.5％的财政收入和28.5％的进出口总额。同年，长三角实际利用FDI为320.3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量的近一半。

FDI之所以青睐长三角地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格局新变化凸现出长三角的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较为完备、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明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由于东南亚诸国遭受重创，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的优势进一步凸现，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危机后中国经济回升速度和幅度均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此外，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危机后呈现中低速增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时，更加侧重市场。而此时长三角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放到了首要位置，因此其庞大未开发的内需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推动了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二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与外资的发展战略相匹配。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在不断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为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做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努力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研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技术和行业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而长三角地区正经历着产业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新一轮优化升级，为吸引发达国家产业链中的上游投资创造了条件。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战略与长三角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步伐相呼应，为外资进入长三角实现双方共赢提供了重大机遇。三是长三角地方政府在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外资质量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改进。长三角地方政府逐步把引进外资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由以引进资金为主转向以引进品牌、技术、人员和管理为主，不断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丰富外商投资方式，拓宽引资渠道，通过鼓励外国投资者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引导外商投资合伙制企业良性发展，完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使并购安全审查和相关规定更加法制化、透明化；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为外商创造稳定、透明、规范、高效的行政环境。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复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长三角各级政府积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自中国加入WTO以后，长三角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行业和地区结构呈现不断优化态势。长三角外商投资现状分布（见表1—1）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沿着沪宁线和沪杭线向南北梯度递减的特征。其中，上海城市经济实力最强，吸引外资量最大，是长三角的增长核。2001—2009年上海共吸引外资达642.637 6亿美元，居16个城市的首位。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和浦东的开发，上海吸引外资的重点开始趋向科技与金融方面。现在进入上海的工业外资多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竞争优势。未来的上海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日益完善的金融和物流服务对跨国公司设立总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苏州是距离上海最近、接受上海辐射最强的城市，外商不仅能方便地享受上海的金融和贸易服务，还能利用苏州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这些有利因素使苏州成为外资集聚地，引资量在长三角中仅次于上海。苏州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加工工业，多为劳动和资金密集型。无锡也依靠距离上海较近的优势，近十年来吸引外资量猛增，名列长三角引资的第三位。第二层次的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是省会城市，经济基础和投资环境较好，因此也吸引了较多的外资。虽然湖州经济实力在长三角中较为落后，但距离上海较近，因此吸收外资也不少。第三层次的城市中，扬州的城市经济实力虽然不低，但和舟山、泰州等城市一样距离上海较远，接受上海的辐射弱，因此外资流入量较少。整体而言，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是：以上海为核心，外商投资偏向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海周边城市，外商投资偏向于当地的优势产业和加工型产业，在要素上更偏向于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表1-1　长三角各市的FDI（单位：万美元）与GDP（单位：亿元人民币）续前表资料来源：2002-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外资的大量涌入推动了长三角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2000—2009年，沪、苏、浙三省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浙江、江苏两省降幅更大。上海第二产业比重降幅较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升幅较大，目前已步入三、二、一产业结构序列。苏、浙两省第三产业比重均有较大程度提高，而第二产业比重则均呈现先降后升态势，目前仍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序列。在工业内部，上海重工业化程度呈持续上升态势，重工业比例已超过轻工业比例；而苏、浙两省的工业轻型化特点仍较明显。在第三产业内部，上海分配性服务业比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趋势加快，并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局面，这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标志。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在逐步提高，但仍以分配性服务业为主；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分配性服务业呈上升态势且居于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进化。尤其是当世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进行产业转移时，有着雄厚产业基础和优越配套环境的长三角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者的首选之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制造业日益呈现出现代新型工业规模化、集群化的趋势。如苏南地区已形成了以开发区为依托，以外贸引外资、靠外资促外贸、外贸与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和采购链开始向长三角延伸，大批外资企业入驻并迅速形成集聚效应。曾经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长三角，在外资的推动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已经迅速成长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沿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一线，遍布着数以千计的IT企业，其中全球500强企业在这里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就有上百家。一批世界重量级的产业群和国际一流的旗舰式企业的崛起，使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信息产业高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线的FDI集群特征在长三角清晰可见。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长三角面临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大国困境”：一是长三角吸收外资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金融危机后，为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加大了引资力度，通过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等方式吸引跨国投资。在高端领域，长三角面临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金融危机后，为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加快了在低碳经济、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研发，其外资促进机构和财政部门给予的优惠政策力度也较大，加上完善的商业环境，发达国家正不断吸引跨国公司将研发部门撤回国内或转到其他发达国家投资。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发达国家提出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吸引本国企业海外资金回流。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引外资方面越来越多地面临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长三角受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优势正逐渐弱化，对低端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此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长三角对高新技术等鼓励类外资的政策吸引不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到外商在长三角投资的信心。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进出口拉动转向投资、内需拉动并实现产业升级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出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力。国际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遭遇了更多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长三角产生的不利影响依然严重。知识产权海外纠纷进一步增多，20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共发起19起调查，涉及337个项目。危机后，中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常态化，部分发达国家将更多地通过打压中国外贸出口来遏制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因此，长三角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受到了更多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外商企业一直是长三角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外商企业对长三角的投资。此外，人民币持续保持渐进升值趋势，导致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对出口导向型外商企业尤其是利润率较低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影响较大。三是长三角在吸收外资方面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近十年来，虽然长三角吸收外资水平提升较快，但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区域分布、来源分布和投资方式不均衡等方面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还很明显。从产业分布看，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逐步超过制造业，但其中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流向了房地产这样的高利润行业，直接影响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从区域分布来说，绝大部分外商投资还是以上海为中心，沿着沪宁线和沪杭线向南北梯度递减分布，同时，来自美国、欧盟的外商投资增长较慢。外商独资和绿地投资依旧是外商投资中国的主要方式，并购等投资方式没有大的突破。这些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利用外资的质量，也是未来长三角吸收外资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逐步恶化的国际贸易条件、越来越明显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及约束、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较弱的技术转换能力、未能形成集群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比较严重的引资企业的产品和产业同构现象、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和整合的缺乏等等，也反映了长三角缺乏创新的驱动机制，难以形成完整的创新支持系统，从而保障经济增长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脆弱的创新体系会延缓企业本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培育，减缓提高企业工人福利的进程，最终阻碍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回顾长三角经济增长的轨迹可以发现，长三角之所以能够领先全国，主要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抓住发展机遇，形成发展优势。应该说，开放型经济作为长三角经济的强大支持和推动力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今后也会继续起作用。但是，发展到今天，其活力和动力已充分释放，优势不再明显。而面对新的形势，长三角经济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以创新为动力，内生驱动长三角经济增长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长三角经济之所以能够领先全国，关键性原因是在过去的发展中抓住了两个机遇。一个是当年发展乡镇经济，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第二个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化。这两个机遇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长三角抓住机遇抢占了先机。现在，长三角之所以要提出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逐步衰减，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主要在开放型经济领域。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主要出口品的外需不足，这不完全是国际市场因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支付能力需求的不足，而是相应出口产品的国际产能过剩问题已非常突出。这个问题即使在危机过后还会继续存在。其次，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各个国家都面临就业压力，与此相关的各种保护主义阻碍我国产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再次，制造业外资进入的主要吸引力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价格低廉。现在这两个方面的成本明显增加，优势不再。因此，对长三角来说，这两个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再明显，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个新的动力新的优势就是创新型经济。

所谓创新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主要靠物质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推动转向创新（知识、技术、制度）驱动，依托创新型经济进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创新的参与者。而作为东部地区的增长引擎，长三角不仅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硬件环境，还拥有开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不断升级的制度软环境（见图1—1），所以，长三角具备了由传统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物质基础。图1—1　长三角地区具备的创新要素和软硬件环境

创新概念最早是由熊彼特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即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应用。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就应该不断地发现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寻找新市场、实行新的组织制度。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形态有更为宏观的意义。概括起来，它体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

根据定义，首先，创新型经济的具体内容是体现两型社会的要求，依赖于资源，高污染排放的经济不是创新型经济；其次，创新型经济的着力点是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依托的是知识和人才之类的创新要素；再次，创新型经济的标志是产业创新，是创新产业。发展创新型经济有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创新的产业以知识密集产业和绿色技术产业为主；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结合；三是知识创新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和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的紧密合作。

长三角领先于全国提出发展创新型经济，是有基础和条件的：（1）长三角的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本存量、资本投入水平、开放水平已经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基础。（2）长三角具有科教资源的优势，长三角是中国大学最多的区域，大学生最多的区域，而且也是全国研究性大学最为集中的区域，再加上中科院系统的研究所，军工企业的研究所，聚集了大量的科学家，这是最为宝贵的科教资源。（3）长三角的企业对自主创新不仅有强烈的愿望，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特别是有非常强烈的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愿望。不仅如此，长三角的许多企业对自主创新愿意进行投入。平时讲的风险投资，主要是由风险投资公司或政府来投。从苏南地区的实践看，许多制造业企业实际上已经承担了风险投资者的职能，它们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一些科研成果提前投入，就是风险投资，其效果也非常明显。（4）长三角各级地方政府一直具有强劲的推动发展的能力，苏南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结合。在推进创新型经济中，政府又显示出了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强有力的作用。显然，在长三角发展创新型经济，既有政府方面的条件，又有企业方面的条件，还有科教资源方面的条件。

以创新型经济作为转型升级的方向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增长方式的转型，由主要靠物质（有形要素）投入推动增长转向靠创新要素驱动增长。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不仅是要求创新产业，还要求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三是企业结构的转型，科技企业成为主体。当年发展乡镇经济，企业主体是乡镇企业；后来发展开放型经济，企业的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今天发展创新型经济，要求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四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最早是加工代工型技术进步，后来是技术模仿型，现在就要转向自主创新型。显然，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创新型经济是在已有的开放型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是要以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隐含的含义是我们现有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开放向它们学习。而发展创新型经济就意味着，我们与发达国家处于同等的地位，进入同样的发展起点。你能发展新能源，我也能发展新能源，你搞生物工程，我也搞生物工程，你搞新材料，我也搞新材料，就是说，我们同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推进新的产业革命，发展新兴产业。

经济增长与创新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创新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熊彼特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增长理论主要包括：（1）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企业投入研发和创新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内生的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强调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厂商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不断增加R&D支出，这增加了知识存量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方法的采用，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熊彼特增长理论的作用机制可以用如下关系式来表示：

因此，只有紧紧依靠创新，才能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才能使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才能使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首先，利用技术和产业创新引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产业创新的依托是科技创新。在新科技革命的时代，产业创新已经由工程师时代进入科学家时代。所以在现阶段，不能只关注外资，更要关注大学和科研院所，因为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掌握的科学技术的国际差距相比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要小得多。要主动接受高校和科研院所高科技的辐射，从而缩小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也要充分利用世界著名科技企业进入的优势，积极鼓励它们的研发中心进入，鼓励它们在本土创新技术和产业。

产业创新不排斥传统产业，创新型经济包括传统产业的创新和升级。首先是要求传统制造业的高级化，所谓高级化包括高端（高科技）、高效（高附加值）、低碳、低能源消耗。例如重化工业向生产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升级，电子信息产业向软件服务业升级。其次是要求传统制造业进入新产业的产业链，如装备制造业转向新能源的装备制造，汽车转向新能源汽车。

其次，转变出口方式，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

由开放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不是放弃开放型经济，而是以开放型经济为基础，体现开放与创新的结合。在已有的开放型经济基础上发展创新型经济，就使我国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点。

过去有关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流行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实践中，依据这一理论虽然能扩大出口但会冻结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创新型经济，意味着开放型经济要突出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创新谋求国际竞争优势。在开放型经济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创新基础上实现由追求开放数量向追求开放质量和效益的转变。具体地说，一是出口替代。实现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出口品的替代，不能满足于出口品进入美国的超级市场，更要进入其高端市场。二是提升外资。外资进入环节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研发环节延伸。三是引进国外智力。也就是注重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特别是现代产业的创新产业人才。后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利用国际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可见，创新型经济是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突出各类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各类开发区从设立起就是引进国外资源和国外产业的主要载体。在发展创新型经济中，各类开发区要成为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引领区。其转型升级的内容包括：首先是工业园低碳化，使工业园成为生态文明的示范园；其次是工业园城市化，工业园不仅要提供生产要素，还要提供城市要素；再次，工业园成为高科技产业园，由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和孵化基地转型；最后，各类开发区向创新型园区转型升级。其关键是，由引进外资向引进创新资源转型，要主动接受高校和科研院所高科技的辐射，充分利用世界著名科技企业进入的机会，积极鼓励它们的研发中心进入，鼓励它们在工业园本土创新技术和产业。开发区应打造成为大学科技园，成为高端人才集聚区。

再次，注重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城市转型升级的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城市。在现代经济中，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是城市。长三角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别已不是体现在城市人口的比重，而是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的差别。创新型经济中城市的功能，一是集聚和集成创新要素，二是提供创新的软实力。创新能力是衡量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标志，各个城市需要根据自身的创新目标确定创新重点，形成创新特色，比如上海打造世界金融和航运中心。

建立创新型城市要求重组城市结构，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产业重组，即城市由工业中心转向现代服务业中心、文化和创意产业中心；二是城市企业调整，即由工厂林立转向公司林立，集聚公司总部、研发机构、服务外包企业、科技企业、文化企业；三是要素重组（集聚创新要素），即科教、金融、创投、高端高科技人才以及国际创新要素的重组。

现代服务业的中心是金融业，创新型城市建设需要金融支持，不能因金融领域引发危机而放弃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我国的金融没有发生危机，这并不是由于我国金融先进，恰恰是因为金融创新滞后。现在不少地方对发展金融中心存在疑虑，以为附近有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其他地方就不能搞。其实金融中心的内涵包括交易中心、财富（理财）中心以及投融资服务中心。长三角一些中心城市可以更多地建设投融资金融服务中心。现阶段江苏、浙江金融创新的重点是：增设金融机构、扩大金融流量、完善金融服务。就建设金融中心的途径来说，可以考虑以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和创投公司为突破口。

最后，在制度上保障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创新型经济的制度保障一般包括：一是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实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二是创新成果能够带动新产业的繁育、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技术的运用；三是新产品和创新很容易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四是社会具有开放性，可以吸引众多的外国创新人才；五是拥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根据上述要求，长三角许多地区需要进行创新要素的区域整合。首先是依据资源禀赋确定各个地区的创新制度，例如南京科技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建设各类大学科技园。常州等地缺乏科技资源，可以建设科教城吸引外地科教资源。也可以像苏州、无锡、扬州等地那样吸引大学进入，建立大学与当地合作的研究院。其次是扩大范围经济。现在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发展创新型经济和产业创新的瓶颈就是区域范围难以容纳新产业。这就需要有范围经济的理念，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腾出空间发展新产业，如苏南和苏北的产业对接，其实质是扩大创新型经济的势力范围。

创新型经济的基础在于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强大动力，因此需要有集聚创新型人才的制度安排和载体，特别是要关注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的相关性。以产业高地吸引高端人才，以高端人才来建立产业高地。创新型经济与过去其他类型经济（如开放型经济）的区别就在于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关键是能否吸引到高端创新人才。各个地区要重视海外高端人才及其研发团队的引进，为之提供创业、研发的基地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学着力培养和提供创新创业人才，高科技企业也要成为各类人才的培养培训基地。

总体而言，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可以更好地整合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资源，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促进长三角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实现创新型城市内部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为最终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和确保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开辟发展路径。因此，必须把创新驱动增长理论与长三角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积极寻找与各地区创新资源禀赋特征相适宜的创新发展之路。

三、长三角创新驱动增长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创新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该模型不仅考虑到创新要素对本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关注滞后一期的创新要素和内生被解释变量对本期的影响，即城市的创新要素和经济产出（GDP）在时间上具有的延续性。模型具体设定如下：y=αy+ηInnovation+γInnovation+X′β+μ+δ+ε　（1）itit-1itit-1ittiitOy=αy+ηInnovation+γInnovation+λInnovation·Z+X′β+μ+δ+ε　itit-1itit-1ititittiit（2）（1）式中，y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变量，即城市地区生it产总值（GDP）。y用于捕捉城市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反映经济增it-1长变动趋势对经济总产出均衡值的动态影响。主要解释变量Innovation为i城市在t时期的创新要素集合，这里将其表示为受科技it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制度创新力度综合影响的函数。系数η用于反映创新要素集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nnovation为滞后一期的创新要素集合。系数γ反it-1映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影响。X表示其他潜在影响因素，μitt为时间的固定效应，δ为城市的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iitO

为研究对外开放程度（Z）在长三角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it用，本章在（2）式中分别加入其与创新要素集合的交互项，考察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要素集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二）估计方法

根据现有文献，标准固定效应模型要求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k相关，即Cov（Innovation，ε）=Cov（X，ε）=0，但由于存在被itititit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和地区生产总值对创新要素的反向因果关系，使得Cov（y，ε）≠0、Cov（Innovation，ε）≠0，最终会导致标准固定it-1ititit效应估计量有偏。同时，本文的动态模型还可能存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联立性问题，比如科技创新体系或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变动，但经济增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科技创新体系或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为克服这些内生性问题和多重共线性问题，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了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MM）方法，利用内生变量滞后项的差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并假定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但当自回归系数较高，或面板效应的方差与随机误差项的方差比很高时，该方法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Blundell and Bond（1998）基于Arellano and Bover（1995）的研究，利用其他矩条件推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估计量，并额外假定工具变量的一阶差分与固定效应不相关。该方法可以同时使用变量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估计效率。以上两种估计方法都具有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两步估计的优点在于，可以基于第一步估计的残差计算协方差矩阵，进行White异方差修正，但会低估标准差，降低估计效率。本文同时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一步和两步估计，并在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正交离差方程和水平方程提供的信息来提高估计效率。（三）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重点研究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2001—2009年的数据。

被解释变量采用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主要解释变量it包括：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TI），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来度it量；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FI），用外商直接投资度量；城市基础it创新发展水平（CI），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重度量；城市制度it创新力度（II），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度量；对外itO开放程度或全球化水平（Z），用进出口总额度量，反映生产要素的it国际化流动程度。其他解释变量还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Invest）it和城市年末从业人员（Labor）。it

以上变量2001—2009年的数据均来自2002—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由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缺乏浙江省2007—2009年数据和江苏省2009年数据，进出口总额、年末从业人员数缺乏浙江省2001年数据，因此本章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表1—2给出了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1—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注：表内显示的是变量的平均值，小括号内为标准差。（四）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创新要素集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1—3给出的估计结果都通过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第（1）～（3）列中经济增长变量滞后项高度显著，表明本期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动明显受上一期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具体而言，创新要素集合对长三角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地区创新的重点有明显差异。从长三角整体来看，当期的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城市制度创新力度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各创新要素投入增加1％，分别促进经济增长0.061％、0.099％。但当期的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并没有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是对下一期的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即每增加1％的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可促进下一期经济增长0.031％。同样，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不仅对本期经济增长有贡献，还对下一期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即每增加1％的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可促进本期经济增长0.187％，促进下期经济增长0.191％，从而反映出城市创新过程的滞后性。第（1）列的结果表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式增长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不显著，而劳动力（城市年末从业人员）投入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0.027％）。表1—3　创新要素集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续前表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3）方括号内为一阶序列相关检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Hansen检验的p值结果。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序列相关”。Hansen检验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原假设为“过度识别限制是有效的”。（4）本文分别用一步和两步的差分GMM与系统GMM进行估计，并采用滞后二阶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由于篇幅限制，表1—3只列出了主要解释变量和最有效的估计结果。第（1）～（3）列显示的是一步系统GMM估计结果。

由于上海市的数据较少，因此我们只考虑了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实际情况。从第（2）列中，我们可以发现，江苏省主要是以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驱动当期和下一期的经济增长，驱动效果分别为0.372％、0.348％，同时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和城市制度创新力度产生的滞后效应分别为下期经济增长贡献0.035％、0.118％。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3）列中，浙江省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制度创新力度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不仅对当期影响明显（影响效果分别为0.099％、0.251％、0.625％），还对下一期产生正效应（分别为0.067％、0.183％、0.407％）。但浙江省在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方面较为薄弱，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明显的驱动作用。同样，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式增长方式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已变得不显著。这说明两个省的增长方式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要素集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全球化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阻力的减小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创新要素集合的变化将更加敏感。加入创新要素集合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后，表1—4估计的结果相对于表1—3发生了较大变化。表1—4　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要素集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续前表续前表注：第（2）列显示的是一步差分GMM估计结果，其余都是一步系统GMM估计结果。其他说明同表1—3。

总体而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长三角经济增长。其中，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产生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分别为0.008％、0.017％）。这表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加速吸收全球先进技术与人才，整合全球生产要素以及相关产业链，还可以带动城市自身基础创新的变革、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提升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对于加快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积聚全球创新资源、塑造城市软实力意义重大。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制度创新力度对经济增长也会有负向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在创新型城市发展初期，面对全球竞争压力和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长三角城市创新制度的不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市自身创新资源的流失，如果不加快城市创新制度建设，增强城市吸引力，将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负向效应存在临界点，即当对外开放程度超过临界点（进出口总额超过2 573.44亿美元）后，城市制度创新力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会逐步减缓，反之，则进一步加深。

从江苏与浙江省的发展情况来看，全球化程度显著影响着江苏省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和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产生负向效应。这主要是因为江苏省在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竞争劣势，缺乏对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力。但当对外开放程度超过临界点（进出口总额突破161.42亿美元）后，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会逐步减缓。这也意味着江苏省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需要一个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过程，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自身的技术创新体系，江苏省才能真正发挥科技创新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2）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产生正向效应。尤其是当对外开放程度超过临界点（进出口总额突破311亿美元）后，江苏省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会进一步增强。这反映出创新型城市的发展需要与全球化趋势同步，并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实现城市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要素结构的重组。同样，在浙江省，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也产生正向效应，但对外开放程度的临界点为进出口总额突破626.4亿美元。只有突破了该临界点，城市基础创新发展水平才会在全球化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加速驱动经济增长。另外，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浙江省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逐步增强，即每提升1％国际创新资源利用程度与全球化水平的交互项，将推动经济增长0.01％。

四、全球视野下长三角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升级路径

从以上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长三角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各省市创新要素分布不均匀，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未能形成驱动经济增长的整体合力，并且缺乏创新要素集合的协调机制；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要素流动性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决定着创新要素的流动方向，而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培育与发展缺少具有符合自身特色产业的创新网络平台。因此，在全国（或全球）背景下，未来长三角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整合创新要素集合，逐步构建起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的区域创新支持系统，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获取价值的能力，加快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从而实现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支持系统

长三角区域创新支持系统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区域创新支持系统必须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对接，在与国家创新战略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目标；其次，创新方式应当多样化，可以采取系统化、结构化的网络结构模式和功能互动、网络对接、界面集成等运作方式；再次，必须遵循系统化的创新集成路径，将多层次、多元化、多维度的创新主体（企业、科研院所、政府、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等）、创新行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等）、创新资源（知识、技术、财力、人力、物力等）及创新环境集成到相互关联、统一协调的系统之中；最后，创新系统内核部分必须具备“专业化分工机制、要素流动机制、合作竞争机制、信任机制”这四大机制，从而有助于使创新主体之间实现协同竞争，使创新资源达到合理配置与充分共享，使创新行为实现协调集成，并最终形成集成、高效的区域创新战略管理系统。

同时，长三角区域创新支持系统的发展应依托地方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则会进一步带动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与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创新型企业会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吸引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企业集聚成群。随着企业间交易频率的增加、要素流动的加快和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群内部会在长期合作式竞争过程中建立信任基础，降低交易成本，节约社会资源。这种协同式的创新不仅可以吸收各种类型的创新主体，与其集结成网，还可以利用区域网络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实现区域内部创新的良性循环。因此，不论是发展传统产业的产业集群，还是属于高技术领域类型的产业集群；不论是水平一体化的产业集群，还是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集群，长三角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点都应该是在区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网络支持系统，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

从严格意义上讲，传统区域创新支持系统的网络结构只包括两层，即由核心价值网络和中围支撑网络交织而成的复合网络。这两层网络结构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基于产业联系、知识共享、金融发展和社会规制与公共服务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核心价值网络层是创新支持系统网络结构的内核，中围支撑网络层则为核心价值网络层提供支持。然而，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乃至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得路径已经发生了嬗变。知识技术创新、地方政府效率与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城镇现代化与国际化环境创新成为了影响外向型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四大核心创新要素，并通过在区域内多重网络之间的流动、集聚和融合，形成依托于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组合，最终导致了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差异。因此，长三角区域创新支持系统的整体架构必须包括“创新四要素”在内的外围推动网络层，即对区域内部创新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外部创新环境（见图1—2）。图1—2区域三层网络互动模式创新支持系统

综上所述，结合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实际来看，长三角地区所要构建的区域创新支持系统，应当是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依托，以核心价值网络为基础，在合作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使区域内各个创新主体（如企业、大学、金融机构、政府等）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机制和有效的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形成有利于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的支撑网络，并且在一个充满创新特质的更高层次的产业发展外围推动网络平台上，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战略管理系统。（二）提高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发育程度，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要提升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内部原动力——创新能力，需要从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内部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共同努力，提高地方创新支持系统的发育程度（见图1—3）。图1—3　提高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发育程度——提升创新能力

从长三角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角度来看，应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支持系统的密度。创新系统内企业要积极参与企业间、企业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加强它们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企业间、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加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这些联系不会侵害企业主要权益，不会危及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且为企业带来灵活性、规模经济和成本节约。在这一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联合销售、联合购买、共同培训、联合环境治理、共享流动的劳动力资源等途径实现各种正式联系；同时，非正式联系的加强，也需要区域中企业自觉维护和遵守行业内道德和规范，抵制“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共同营造一种公平、诚信的产业环境，形成自身对所在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利于产业网络内非正式联系的产生，拓宽学习界面，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激发创新。第二，加强创新支持系统的有效性。地方创新支持系统中，不仅需要上下游企业基于生产经营过程的垂直联系，也需要有同类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中介服务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之间的水平联系。垂直联系建立了结点间交流的共同“语境”，而水平联系提供了多元化、差异化的知识和信息，产生了大量的思维交叉点，更能够激发创新。因此，企业要积极参与与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以及同行业企业间的互动。同时，这种产学研的互动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可以更好地引进、留住人才，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刺激企业的学习欲望，培养和组建紧密合作的学习型组织，使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创新支持系统，获取知识和信息，促进创新的产生。第三，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内的企业既要积极与本地企业联系，提高创新支持系统的“地域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也要发展与区域外企业和经济行为体的互动，保持地方创新支持系统的开放性，培育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同时，积极与区域内外其他企业和经济行为体保持交流和联系，最大限度嵌入广阔的社会文化网络当中，获取多方面的资源，激发创新的产生。

从长三角地方政府层面来看，一方面，要加强产业发展硬环境建设，吸引企业入驻，增强创新支持系统密度，为系统内部创新行为的产生提供优良的硬件支撑。比如，提供便捷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和信息通讯网络系统；培养发达的中介和科研机构；积极吸引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的加盟；促进长三角产业网络和全球产业网络的连接；利用创新支持系统承接发达区域的技术扩散。另一方面，大力培养产业发展的软环境，提高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的稳定性。比如，提供良好的产业发育氛围，促进企业创立、衍生和网络内交流，提高创新支持系统的动态性；培育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的“地域嵌入性”；在政策和法规、财税制度方面提供吸引和培养人才的优惠政策，提升创新支持系统内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以人为本，创造有利于人才发挥聪明才智的人文环境，提高创新支持系统结点的学习能力；对企业经营提供支持和推动的优惠条件，并鼓励、支持创新支持系统内产业行业协会的建设，以促进组织间、企业家间的交流，增加创新支持系统密度；加强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建设，重视信息安全标准化问题，以标准化带动产业化，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制度体系，规范产业发展行为，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创新支持系统内的创新成果，以刺激系统内企业的创新欲望。总之，通过硬环境、软环境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创新支持系统的发育，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三）合理利用外部联系，提升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集群获取价值的能力

随着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崛起，长三角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如果单纯强调“内生发展因素”，从地方封闭的角度研究长三角产业的竞争优势，就很难把握区域间产业重塑的动态竞争。而一旦把长三角产业集群放入全球视野，便看到长三角经济发展一个全新的景观。

长三角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价值链每个环节都可以创造和捕捉价值，都存在塑造竞争优势的可能。由于产业类型不同，其价值链构成的具体环节是不一致的，价值链中价值分布情况也大不相同。因此，长三角进行产业集群，要结合产业特征，深入了解所处产业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分布，并对比不同产业集群在价值链中的定位和价值获取的现状，研究产业集群目前的价值获取特点。同时，创新支持系统核心价值网络层内的企业应从动态方面了解全球竞争对手的价值链定位，研究价值链中的权利分布和相应的治理方式，充分利用不对称的权利关系，获取资金、技术、知识、信息来提升网络内企业创造、捕捉、保留价值的能力，并利用丰富的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那些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立足自身区域特色和创新内力，不断向潜力环节跃进，并通过创新支持系统自身的自增强效应和积累效应，保持和强化长三角产业集群在“战略性环节”的竞争优势，提高产业集群所处价值链环节的进入壁垒，最终通过不断调整嵌入价值链的方式获取更多的价值，促进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集群实现持续升级（见图1—4）。图1—4　在全球价值链中合理利用外部联系——提升价值获取能力

首先，应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升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能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一是国家要大力投资于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运输通讯网络的发展。由于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是长三角产业网络与全球产业网络实现融合的物理基础，因此交通运输通讯系统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对长三角产业集群发展非常重要。良好的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使长三角与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的整合度不断提高，有助于长三角产业网络外部联系的建立，并支撑长三角产业网络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获取升级的能力。二是国家要提供便捷的进口渠道。每个国家或区域都不可能生产出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它们都要利用分工协作，来满足需求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因此，进口商品的获取和运用，日益成为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集群出口竞争力的基础，这就涉及国家、区域的进口机构效率的提高和对进口关税的调整，以此来保证长三角产业集群外部资源的便捷和稳定获取，为产业集群网络系统升级提供可靠的供给保证。三是国家要积极消除出口偏见，排除不稳定、间歇式的出口政策，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以确保长三角产业集群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持久和稳定，为升级提供基础。四是国家要积极打通人才获取渠道。由于中国是全球市场的“后来者”，因此不论是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专业管理人员都比较缺乏。这就要求长三角在积极培养本地人才的同时，加大从国外引入人才的力度，来帮助创新支持的系统内企业得到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五是省级政府应该建设产业对话平台，帮助本地产业集群内企业，及时跟进国际产业标准，因为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值实现日益依赖认证体系的建设。它已成为长三角产业网络与全球产业网络联系的纽带。地方政府应该帮助创新型企业在原料标准化、产品质量标准化、技术流程标准化、环境保护标准化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保证企业的产品在价值实现口径上与国际标准达成一致，加快长三角产业集群在全球市场上的价值实现。

其次，长三角地方政府要为本地创新支持系统提供升级的商业支撑政策。一是鼓励和支持创新系统内行业协会、商业协会的建设。通过行业协会或者商业协会的建设，来给予企业间、企业与区域内其他经济行为主体间，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的支撑。同时，提供海外市场的信息情报服务，协助创新系统内企业及时、快速、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为本地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捕捉价值提供保证。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和发展培训部门、公共或私营的技术中心等专业服务部门，来为创新系统内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支撑，并通过长期的贷款和资本投资来协助创新型企业的运营，为地方产业集群创新支持系统的升级提供金融支持。

再次，从企业层面来看，要促进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支持系统升级，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长三角产业集群核心价值层内的企业，应该积极扩展全球联系，通过本地产业网络与全球产业网络的衔接，突破自身的锁定。只有充分融入全球产业网络，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全球竞争，也才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吸取知识和信息，最终突破锁定、激发创新、获取价值、实现升级。二是创新型企业应利用自身原有的产业基础，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条件，吸引全球价值链当中的领先公司进入长三角产业网络，并促进自身与领先公司的互动。这样，本地企业就可以利用多维的外部联系，充分获取充足的知识和信息，激发创新，提升创新支持系统升级的内力。同时，在与全球领先公司的互动过程中，本土企业要积极承接领先公司的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利用领先公司良好的销售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快速实现自身的“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三是创新型企业要提升自身在价值链“生产制造环节”的价值获取能力。长三角大部分产业集群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集群内的企业应该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不断调整自身的市场战略、技术战略和产品战略，从而努力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并通过高品质的制造服务来提升整个地方产业集群实现“功能升级”的潜力。比如，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灵活的供货体系，都有助于地方产业集群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四是要实现市场的多样化。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三角大多数产业集群以半层级关系嵌入价值链。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容易帮助地方产业集群实现“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但是由于地方产业集群的“功能升级”威胁到全球领先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受到限制。因此，地方产业集群内企业自身要积极搜寻市场渠道，同时要积极利用地方贸易协会和行业协会提供的市场情报，拓宽自己产品的市场，有意识地使产品供给的客户实现多元化。这样集群内企业，不仅可以分享多元外部联系所带来的广阔的学习通道，同时受领先公司控制的程度也将大大减小，有利于长三角产业集群实现“功能升级”。五是创新型企业应该提升在价值链当中的学习效率。长三角企业应该培育自身的“跨链条学习能力”。长三角产业集群在嵌入不同治理类型的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将面对不同客户并提供不同的生产和服务。集群内企业可以实现跨价值链学习，把在一条价值链中获取的信息、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另一条价值链当中，从而使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最终改变自身与全球领先公司之间的关系，改变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推动长三角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支持系统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1］包卿．全球和地方交互治理下的集群产业升级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陈柳钦，黄坡．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基于外部性视角［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段小华．促进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J］．中国科技成果，2004（19）．

［4］顾松年．创新驱动科学转型五题——论抓创新与转方式、促转型的相互联系［J］．现代经济探讨，2012（1）．

［5］郭熙保，王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历程［J］．当代财经，2001（4）．

［6］洪银兴．产业创新与新增长周期［J］．经济学动态，2009（10）．

［7］洪银兴．向创新型经济转型［J］．江南论坛，2010（1）．

［8］洪银兴．江苏：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转型升级［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

［9］洪银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0（12）．

［10］洪银兴．以创新支持开放模式转换——再论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J］．经济学动态，2010（11）．

［11］洪银兴，范燕青．科教资源相对缺乏地区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常州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1（3）．

［12］洪银兴．科技金融及其培育［J］．经济学家，2011（6）．

［13］梁琦．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4（12）．

［14］毛新雅．中国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5］聂平香．2010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评述及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11（7）．

［16］宁志一．论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2）．

［17］裴长洪．生产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分析——一种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的解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7）．

［18］孙秀兰．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原因探微［J］．党政干部学刊，1996（3）．

［19］王方，全伟．“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产业结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4（1）．

［20］王磊，安同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技术创新［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1］王雷．长三角本土代工企业竞争战略演变驱动力及实现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11）．

［22］王志华．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同构若干问题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3］魏清．金融资源流动与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4］文嫮．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5］夏琛桂．我国长三角都市圈人才集聚、扩散与共享的模型和机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6］杨轶．试论创新驱动型产业政策［J］．改革与战略，2008（2）．

［27］姚敏．论苏南乡镇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28］于树江．集群式产业创新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29］曾芬钰．长三角区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演变轨迹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0］张聪群．论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及其结构［J］．学习与探索，2007（4）．

［31］张荣昌．东部乡镇企业战略创新——以宁波乡镇企业为例［J］．经济管理，2001（9）．

［32］赵鹰．FDI集群研究：以长三角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3］周琴．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一般理论及其对长三角的应用分析［D］．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34］朱涛．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的理论分析［J］．经济经纬，2007（3）．

［35］朱杏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行为机制分析［J］．经济论坛，2006（6）．

［36］朱永．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第2章 产业选择：长三角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变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凭借政策、资源、地理交通和劳动力优势，在GVC中借助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承接了国际制造业，实现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长三角地区FDI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出现弱化的情形。原因在于，FDI进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存在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从而削弱了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FDI极力防范技术在中国的扩散，诸如独资化倾向和技术垄断倾向；FDI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阻击压制，并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FDI实施人才吸引战略，削弱长三角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例如，陈柳（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在不考虑本土创新能力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才能够表现出对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正面外溢作用，一旦控制住本土创新能力这一变量，外资技术外溢均不再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效应。可见，在现阶段，长三角地区不应再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来承接国际制造业，而应鼓励本土企业的创新创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某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创新行为应该由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向自主开发为主转变。当前，发达国家已开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谋取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由于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一般是在传统产业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之后提出来的，因而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能够实现很好的衔接。然而，长三角地区发展新兴产业是在承接制造业背景下提出来的，产业发展面临双重任务，两个转型升级要同时进行，即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因此，长三角地区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其一，长期的制造业承接使长三角地区积累打下了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并且制造业的承接直接影响该区域的就业率、GDP增长率；但是沿着既往路径承接制造业极易使该地区陷入跨国公司的低端锁定困境，且很难在新兴产业变革中谋取先发优势，结果再次陷入“承接新兴产业”制造的困境中；其二，长三角地区在长期承接制造业的过程中局限于加工制造，对外资技术的吸收和内生化能力较弱，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此外，长三角地区缺乏进入新兴产业的地理空间等先动优势，因为这些空间已被传统制造业挤占。因此，处理好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与调整改造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确保新旧两型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通过“双轮驱动”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保证长三角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故而，在此“进退两难”的战略背景下，探讨长三角地区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变迁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文拟基于昆山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调研，探讨长三角地区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创新方式、创业方式、价值链类型的变迁特征，进而提出长三角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变迁思路和路径，并探讨相应的保障机制。本章的统计分析数据源于昆山市政府和南京大学昆山现代化研究院于2011年3—5月进行的昆山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调查问卷（制造业企业）。此次问卷调查共收回628份有效问卷。问卷样本既包括传统制造业，如纺织业（82个）、化学纤维制造业（51个）、造纸和纸制品业（34个）、橡胶制品业（48个）、金属制品业（55个）等，也包括新兴制造业部门，如新能源（26个）、新材料（45个）、生物医药业（34个）、电子信息制造业（167个）、高端装备制造业（43个）、电动汽车（43个）等。因而，该样本能够较好地反映昆山传统制造业企业与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创业情况。该问卷以产业创新和创业为主要内容，共44个问题。这些数据资料为分析长三角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来源。

二、长三角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变迁的战略选择

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多处于领先水平，且新兴产业处于成长期，而传统产业处于成熟期。因此，新兴产业呈现报酬递增和产品销售规模递增态势，而传统产业却处于报酬递减阶段。由此，长三角在土地有限、人力资源受到约束的情形下，为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从承接制造业向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创业进行变迁。（一）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竞争力比较

新兴产业技术水平多处于领先水平，且产品竞争力较强；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且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鉴于此，长三角应推动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的创新创业变迁，以提高区域产品竞争力。

1. 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处于前沿且发展迅猛

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而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问卷调查显示，新兴产业企业选择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处于领先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31.0％不断增加到47.2％，尤其近三年增长极为迅猛；而选择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5.2％，不断减少到2.2％。然而，传统产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多处于平均及平均以上水平，其比例分别为37.9％、19.9％。这表明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处于技术前沿，且技术发展较迅猛，具有广阔的技术发展空间；而传统产业则受困于跨国企业的技术路径，呈现技术依赖现象，难以获得领先技术。

2. 新兴产业的产品竞争力处于领先水平

新兴产业的产品竞争力多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而传统产业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为了比较分析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品竞争力水平，笔者设计了产品竞争力处于“领先”、“较领先”、“平均水平”、“平均水平以下”四个选项。问卷调研表明，新兴产业企业选择产品竞争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比例为43.2％，选择产品竞争力处于较领先水平的比例为39.1％。而传统产业企业产品竞争力多处于平均水平，调查显示传统行业企业选择产品竞争力处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比例最高，其比例为45.3％，而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比例仅为24.5％，见图2—1所示。由此表明，传统产业产品竞争力显著弱于新兴产业，这可能是由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密集度更高、技术水平更前沿，而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仍较弱。图2—1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产品竞争力的结构比较（二）长三角制造业与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分析

新兴产业正处于成长期，具有报酬递增效应，且产品销售规模呈现递增趋势；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面临报酬递减效应，且产品销售规模增幅较慢。因此长三角应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新兴产业处于成长期，而传统产业处于成熟期

新兴产业的技术目前正处于理论成型、应用开发、初试、中试和正待产业化阶段的比例高于传统产业，而批量化生产的比例低于传统产业。例如，2010年，新兴产业正待产业化和正待大批量投产的比例高达20.5％，而传统产业的比例仅为10.3％。与此同时，传统产业59.8％的技术已批量生产，而新兴产业仅53.3％的技术批量生产。这表明新兴产业的技术在我国正处于应用开发和待产业化阶段，其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新兴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以推动新兴产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另外，从技术市场角度看，在国际市场上，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产品“其他国家尚未应用开发”的比例为2.6％，而传统产业为1.1％，新兴产业“其他国家已应用开发但还没投产”的比例为3.9％，而传统产业为1.9％。这表明，新兴产业目前在国际市场也处于变革时期，而传统产业已较成熟，因此后发国家可以抓住技术变革时期的“机会窗口”实施新兴产业的追赶。在国内市场，新兴产业“国内已着手开发与待产”的比例为6.6％，明显高于传统产业（1.5％）；而传统产业已投产的比例为56.7％，显著高于新兴产业（54.6％）。这表明，新兴产业在国内亦处于导入期，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

2. 新兴产业的资产利润率报酬递增

新兴产业的资产利润率在逐渐增加，从昆山成立时的15.5％，上升到2007年的20.4％，2010年已达35.1％，表明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创新租金，可见新兴产业的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传统产业的资产利润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从昆山成立时的-1.0％上升到2007年的9.4％，继而下降到2010年的7.5％。可见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已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见图2—2所示。由此表明，新兴产业正处于成长期，而传统产业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及其后期。因此，政府应集中创新资源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图2—2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资产利润率比较

3. 新兴产业的产品销售规模处于递增态势

新兴产业产品销售规模处于领先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24.5％，上升到2007年的29.1％和2010年的32.3％，全都高于传统产业的相应比例（14.6％、19.8％和24.1％），见图2—3所示；处于规模以上和平均规模的比例与传统产业相当，且处于递增阶段；但处于规模以下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12.2％，下降到2010年的3.9％，均低于传统产业的14.6％和6.9％，见图2—4所示。这主要是因为，新兴产业产品竞争力较高，产业发展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呈现递增态势，且具有较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传统产业的技术较落后，产品竞争力较弱，其市场成长空间有限。图2—3　售规模处于领先水平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比较图2—4　售规模处于规模以下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经济效应，而传统产业的创新经济效应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成长期，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其市场空间有限。因此长三角应加快推进从承接制造业向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转移，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助推长三角区域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三、长三角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变迁的方式

由分析可知，新兴产业具有技术密集特征，其产业进入的技术壁垒较高。因此，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的创新更需企业借助国内外研发资源，实施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以获取产业核心技术，实现产业赶超。（一）长三角从承接制造业向发展新兴产业转型的创新方式变迁

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效应，因此长三角在长期承接制造业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依附跨国企业的模仿创新，难以谋取核心技术。因此，在新兴产业创新过程中，长三角应从以模仿创新为主变迁为以自主创新为主，从依附式创新变迁为开放式创新，从改进创新变迁为原始创新，从而获取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

1. 由以传统产业模仿创新为主变迁为以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为主

长三角在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该推动企业实施自主创新。因为，传统产业依赖于FDI，其主要实施模仿创新，而新兴产业的发展亟须企业实施自主创新。问卷调研表明，新兴产业的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较强，其不仅自主研发技术（53.3％），而且注重通过购买（9.2％）、收购（6.6％）等方式获取产业核心技术。而传统产业产品自主开发的比例仅为32.6％，且不太注重技术的购买和收购，见图2—5所示。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模仿他人产品创新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6.1％下降到2.6％。这也说明新兴产业的企业注重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图2—5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产品来源于自己专利方面的比较

然而，传统产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不太关注研发能力的提升（其主营产品“自主技术专利”的比例仅为32.6％），而关注模仿和为上游企业贴牌生产。例如，其“根据上下游厂商的需求生产产品”的比例从38.7％上升到47.9％，见图2—6所示。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产业在承接FDI过程中陷入技术依赖陷阱，从而陷入低端锁定困境，加剧了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图2—6　传统产业根据上游厂商需求来制造产品的比例趋势

因此，长三角地区在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创业过程中，应转变企业创新观点，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摆脱对跨国企业的依赖。

2. 由传统产业的“依附式创新”变迁为新兴产业的“开放式创新”

新兴产业更多地是进行开放式创新，其善于利用国内外科研院所和公共研发资源；另外，新兴产业更多地是进行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然而，传统产业更多进行的是“俘获式创新”或者“依附式创新”，即链主为了提高产品加工质量推动我国企业实施被动式创新，但这些企业却难以获得核心技术。（1）新兴产业更侧重利用科研院所的研发机构，而传统产业更侧重利用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新兴产业研发机构的主要来源有：自建（28.4％）、来自于母公司（17.5％）与高校共建（2010年为13.5％，昆山成立时仅为4.4％），而传统产业更倾向于自建（29.1％）和与其他企业共建（6.9％），见图2—7所示。这表明新兴产业为了获取核心技术不仅会注重自主创新，也重视产学研结合。而传统产业，更倾向于利用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资源，以推进产品升级创新。这主要是外资在利用国内加工制造资源的过程中，希望本土企业能够提供满足其要求的产品，所以愿意与本土制造企业开展一定的合作创新。图2—7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研发机构来源情况比较（2）新兴产业更侧重利用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资源，而传统产业利用这些资源的比例较低。新兴产业的研发人员更多来源于企业自己培养（56.3％）、市场招聘（37.6％），尤其是借助高校研发人员（16.6％）和科研机构研发人员（6.6％），见图2—8所示。而传统产业借助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比例较低，仅为5.4％、3.4％。这说明，新兴产业更注重产学研结合，更善于利用研究院所的人力资本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图2—8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研发人员来源的比较（3）新兴产业更善于整合国内外公共研发资源，而传统产业更依附于外资企业的研发资源。新兴产业在研发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科技或产业园区孵化器（9.2％）和大型仪器设备平台（7.0％）。并且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利用公共检测平台”（22.3％）、“与高校有合作项目”（26.6％）、“与科研院所有合作项目”（9.6％）的比例更高，而传统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4.6％、6.1％和5.0％，见图2—9所示。这说明，新兴产业企业更善于利用公共研发资源，尤其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当然，统计数据也表明，新兴产业近期呈现出与国外企业合作加强的趋势，其“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0％，增长到2010年的0.9％。这说明，我国新兴产业已开始实施技术追赶，注重与跨国企业的合作研发与技术联盟，以增强企业的话语权。图2—9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公共资源利用情况比较

然而与新兴产业不同，传统产业更侧重借助外资企业研发力量。新兴产业侧重与内陆企业的合作，其与内陆企业的合作研发比例为7.3％（长三角的合作比例较高，为6.9％），而传统产业与内陆企业的合作研发比例为1.9％。然而，传统产业与港澳台地区企业以及国外企业的合作研发比例为3.1％，高于新兴产业的0.9％，见图2—10所示。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链主会对其进行培训以使其产品满足链主要求。因此，传统产业在承接FDI过程中，更侧重利用外资企业的研发资源。图2—10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企业的合作情况比较

3. 由传统产业的改进创新变迁为新兴产业的原始创新

新兴产业善于借助国内外科研院所、企业等资源，实施涉及核心技术和高难度技术的原始创新；然而传统产业依赖于外资企业的俘获式创新，且局限于产品改进和质量改良。调查问卷显示，新兴产业在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主要借助高校（14.4％）和其他企业（11.4％）来克服技术难关，借助科研院所（10.9％）和高校（14.8％）获得研发平台支撑，借助高校（10.0％）降低研发成本，借助科研院所（5.7％）和高校（5.2％）分享研发成果的收益，借助高校（10.5％）和其他企业（15.7％）的合作扩大生产规模，见表2—1所示。表2—1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合作研发动机比较

然而，传统产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度较高，其依附外资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传统产业在克服技术难关（10.3％）、获得研发平台（6.9％）、降低企业成本（7.7％），尤其在获取技术外溢（3.4％）和扩大生产规模（14.9％）方面，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度都较高。这反映出，传统企业主要依赖上下游企业和链主的俘获式扶持来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从而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产品规模扩张；而新兴产业更倾向于借助科研院所和孵化器等公共资源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借助产学研合作和与企业组建技术联盟研发高难度技术且多涉及核心技术，而传统产业与企业合作研发的高难度技术虽然也较多，但多不涉及核心技术。新兴产业主要依靠高校（13.5％）获得高难度技术，且多涉及核心技术（5.2％）。此外，新兴产业与企业合作的高难度技术也较多（10.5％），涉及核心技术的也较多（6.1％），见图2—11所示。图2—11　新兴产业的技术合作情况比较

然而，传统产业与企业合作过程中高难度的技术虽然较多（12.6％），但多不涉及核心技术（12.3％），见图2—12所示。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为了防范技术溢出和实施“反梯子策略”，不会将核心技术传授给本土制造企业，以实现对本土制造企业的俘获和控制。图2—12　传统产业的技术合作情况比较

因此，长三角在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大力推进新兴产业企业实施自主创新，鼓励产学研结合和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加快科教资源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加强科研院所新兴技术的产业化，从而为新兴产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资源保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