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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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试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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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2014年4月18日鼎成中华夏代青铜器

我国青铜器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我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我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我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夏禹铸九鼎始治华夏

我国使用青铜器的历史相当久远，可以远溯至夏商周之前。青铜器古朴凝重，造型典雅，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造型丰富、品种繁多、面貌各异、精品迭出，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早在6500多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埚残片等。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距今约4800年。■夏代铜器在甘肃青海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被确认最早的3件铜镜属齐家文化，它们的制作较粗糙，但是青铜镜已无疑问。

这些均显示了我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进入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国家，人类文明已由石器时代步入了青铜时代。

这时，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我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

根据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所发现的夏代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二里头文化中的铜牌饰器已经出现了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型，而在贵族墓中发现的青铜■夏朝象征权力的鼎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仰韶文化　我国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据传说，神农氏时代结束以后，黄帝、尧、舜相继继位，一些关于他们的传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大致有迹象可寻，因之推想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

可以说，夏代贵族墓中出现的礼器和兵器，奠定了我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构架模式。传说夏禹铸九鼎，从此我国历史上才有了“定鼎”“问鼎天下”和“一言九鼎”等说法。■夏代遗存

大禹建立夏朝后，在以前先王子孙诸侯国林立的基础上，又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时间长了，有些诸侯不免离心离德。为了检阅天下究竟有多少诸侯国，维护夏朝和诸侯国的统属关系，大禹决定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因这时适值各方诸侯来朝，夏禹趁机举行郊祀之礼，众诸侯都留在阳城住。

祭毕，诸侯纷纷散开，然后又聚拢到一起。大家对于大禹深深不满。夏禹姒　姓夏后氏，名文命，后世尊称其为大禹，夏后氏首领。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

一个诸侯说道：“真是好笑，他向上天推荐皋陶，可是皋陶已经老病垂危，朝不保夕，哪个不知道？他要禅位于他，岂不是虚领人情吗？”

一个诸侯接着说道：“我听说，夏禹的儿子启纠合了无数心腹之臣，想承袭王位。大禹哪里肯传贤人呢？”

后来不太满意的诸侯就都纷纷归去。

大禹郊祭之后，看见诸侯不服而去的有33国之多，心中不免纳闷。计算起来，不服之国以东南两方为多。于是大禹决定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以检讨自己的过失。

到了正式大会的日子，大禹穿了法服，手执玄圭，站在台上，四方诸侯按照他们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齐向大禹稽首为礼，大禹在台上也稽首答礼。

礼毕，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我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召集大家开这个大会，为的是希望大家明白恳切的责备、规诫、劝喻，使我知过，使我改过。我胼手胝足，平治水土，虽略有微劳，但生平所最兢兢自戒的是个‘骄’字。“舜帝也经常以此来告诫我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有骄傲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否则就是教我不仁啊！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

大家都明白禹受命于天，原本对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也都表示敬重佩服，消除了原先的疑虑。

这次大会，各方诸侯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代管流爵

大禹对各诸侯又重加赏赐，并申明贡法，要求必须按照规则缴纳。同时，大禹也表示要竭力保护各诸侯国的权利，使其不受邻国的侵犯。膜拜　古代的拜礼。行礼时，两手放在额上，长时间下跪叩头。原专指礼拜神佛时的一种敬礼，后泛指表示极端恭敬或畏服的行礼方式。今人多用“顶礼膜拜”形容对某人崇拜得五体投地。

涂山大会之后，诸侯们高高兴兴分道而去。大禹也率领群臣返回都城阳城。走到半路，忽然传来急报，说皋陶去世了，大禹听了，非常伤心，返都之后，就又改荐伯益于天。

这样，从前疑心的诸侯知道误会了大禹，就在坚决拥护大禹的同时，也积极进献各类贡品。

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即青铜，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就准备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青铜，铸造成几个大鼎。

但为免诸侯责备，大禹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哪一州所贡之金，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哪一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并将从前治水时所遇到的各种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在鼎上，使九州之百姓知道哪一种是神，那一种是奸。又过了几个月，大禹已在位5年了。夏禹承帝舜之制，也是5年就巡视天下一次。巡视回来后，气势磅礴的九鼎铸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夏朝角形假腹盉

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阅读链接■夏朝细体爵据史料记载，夏王朝初期就开始了铜器的铸造。“昔有夏后（启）使蜚镰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说明夏代建国之初就在各地开采铜矿，用来铸造兵器和礼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王朝的国都遗址，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物，而且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从这些考古发现就可以看出夏代青铜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就迁于商朝的都城亳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的“鼎在国在，鼎失国亡”。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仅传三代。约2000年后，因周末战火频仍而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在，成为千古之谜。中期青铜工艺日趋成熟

除了禹铸九鼎之外，有关夏朝的史料上还有夏禹之子夏启炼铜的记载，说明夏朝中期，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我国历史正式走进了青铜器时代。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夏代青铜器的纹饰，除了乳钉纹、圆饼纹和几何纹以外，就是牌饰上的兽面纹，它也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夏代乳钉纹爵

夏代青铜制品的器类很少，主要以小件的工具和兵器为主，并且是仿照陶、木、蚌器而制作的。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都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如矢镞、戈、戚等，另外还发现了青铜礼器爵。

爵的整个数量虽然还不足10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都是技术上的飞跃。

二里头的青铜礼器，仅限于饮酒器爵。其基本特点是：爵的流部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可分为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及短体束模式等数种。

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时因损坏或腐蚀所导致。有的鋬做成镂空状。

夏代青铜器一般没有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一些器物上也出现了简朴的云纹、弦纹和网纹。

除此以外，值得重视的就是镶■夏代青铜素面爵嵌绿松石的牌饰了，牌上的兽面纹除两眼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抽象而不写实的。它也是已知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云纹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一种典型的纹饰。从周代中晚期开始，逐渐在楚地形成了以云纹特别是动物和云纹结合的变体云纹为主的装饰风格。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所构成，作为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与雷纹常作为青铜器上纹饰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

如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嵌圆铜器，此器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器物的边缘镶嵌61块呈长方形的绿松石。再如二里头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长圆形兽面纹铜牌饰，牌饰凸起的一面以绿松石粘嵌成异常精致的兽面纹图案。

这两件器物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复合物质铜器，其熟练程度已经脱离了该种类技术的最初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夏代的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突破。除了传说夏禹铸九鼎，史料中更有夏禹之子炼铜的记载，而且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也有夏代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二里头遗址处于青铜时代初期。一般来讲，铸造实体器远远不如铸造空体器难，铸实体器只需要单扇范即可；而空体器的铸成不但要有外范，还要有内范才可。从发现的铜爵的铸造痕迹来看，当时已能采用多合范法了，充分代表了当■夏朝圜底空锥足斝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洛阳　最早建成于夏朝，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因此有“十三朝古都”之称，其与西安、南京、北京并列为我国四大古都，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被称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二里头的夏代青铜爵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形体单薄，束腰，平底，细三足，流部和尾部都较长，个别的还在流与口的接合处有两个矮小的柱。铜铃形体不大，一侧还有一个近似半圆形的扉棱。

二里头青铜器的形体都较小，粗糙、单薄，说明青铜器的制作正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及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我国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多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址与墓葬遗物除有陶、玉、石、骨、蚌器外，更重要的是有不少的青铜制品。河南西部地区属夏代晚期遗址，另外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夏朝二里头青铜器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较铜石并用时代已有重大突破和发展，这时除小件的实体器工具和兵器仍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外，铜爵等青铜空体器的制作变得更为复杂。

二里头遗址和墓葬发现的铜器成分，据测定，除少数为纯铜器外，大部分为青铜器。其中的一件爵，含铜92%，含锡7%；另一件爵，含铜91.89%，含锡2.62%，含铅2.34%；一件铜锛的成分为铜占91.66%，锡占7.03%，铅占1.23%。这些均表明当时就已能铸造出含锡量较大的青铜容器和工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朝已经能冶铸铜、锡、铅元素的合金了。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的附近发现了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以铸铜作坊遗址规模最大。

在这里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共有3处：一处位于宫殿区南部四区，面积达10000平方米以上。在这里发现了炉壁残块、铜渣块、范缝扉边铜块、陶范等。

炉壁用黏土制成，已烧成红烧土块里面有极少谷粒或植物叶痕，土质坚硬。内壁黑灰色，有的内壁保留一层或多层的铜痕。

陶范也用黏土制成，经过火的烧烤，胎内有谷粒或草叶痕，使用面敷有一层细泥，十分光平，陶范的背面阴刻有符号。在这里清理了4处较完整的铸铜工作面，其形状皆■夏代青铜尊为长方形，最大长16米，宽6米左右。

陶范由许多层路土叠压堆积而成，每层路土内有若干片红烧土面和成片的铜绿锈。在路土层中，还有一些分布不太规则的柱洞，并夹有少量的铜渣、铜片、炉壁残块。

在这些遗址周围的灰坑中，则有更多的块状铜渣、小件铜器、炉壁残块、陶范碎片和黑色的木炭等。这些多是当年从铸铜遗址中清理出来倒入灰坑内遗存下来的。

陶范数量多，形体大，有的长或宽在10厘米以上。有大刀范，有单线条花纹范。从铸器的弧度看，直径为36厘米。有的炉壁可看出炉子的形象。夏代青铜器除极个别小件生产工具是出在洛阳遗址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

在二里头遗址中，小件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在遗址的灰坑之中发现的，而较大的兵器和礼器等则都是出于二里头的中小型长方形成竖穴土坑墓葬之中。在遗址中采集的部分青铜礼器和兵器，很大可能都应当是出自破坏的墓葬之中。铜器成组或与其他玉器同时出现的墓葬主要有下面8座：遗址有铜铃、铜牌饰各一件。该墓位于宫殿区北面，墓底随葬品丰富，两件铜器放在北中部，大致位于墓主人的胸部。此外在墓室北部同时还出土有柄形玉器、玉管、绿松石管和漆器等。位于宫殿北约550米遗址墓穴中，有铜爵、铜戈、铜戚、圆泡形铜器和圆形铜器。与铜器同出的还■夏朝青铜矛有陶器、玉器、绿松石等。

墓中的随葬品有两件圆形铜器和玉钺、玉戈、绿松石饰、骨串珠及海贝等。

其余的随葬器则放在棺的上部和二层台上，铜爵与陶盉放在南边，圆泡形铜器、石磬放在北边，铜戈、铜戚放在中部东西两侧；铜戈、铜戚的附近各有一堆散乱的绿松石片。玉柄形态饰放在正中。■夏朝青铜爵

墓穴遗址还有铜爵、铜刀各两件。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随葬铜器和其他的玉圭、玉钺、陶爵、陶盉、陶盆等。

另外墓穴遗址还有铜爵一件。随葬还有玉石器和陶器等。铜爵与陶盉放置于北中部，柄形玉器在中部西侧，绿松石串珠置于南中部。戚指　按照尺寸从上至下、从大至小依次排列的战斧系列，也是斧钺的别称。引申义是亲属，因为古代氏族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血缘组织，氏族首领也是军事首领，氏族首领的军权用斧钺体现，故兄弟氏族互相称为“戚”。

六区墓穴有铜斝、铜爵各一件。此处随葬品十分丰富，除两件铜器外，还有陶器、海贝、鹿角等。铜斝置放东南角，铜爵置西壁靠南，陶器簋、盉、圆腹罐、大口樽器盖等以及漆觚、玉柄形饰、海贝全都放置于北中部。

六区墓穴遗址还有铜爵、铜铃和铜牌饰各一件。随葬品除陶铜器外，还有陶器、玉器和漆器。陶器爵、盉、圆形陶片大部在南头，玉器圭、刀、戚、壁、管状器、柄形饰等。

六区另一墓穴遗址还有铜爵、铜铃、铜牌饰和铜刀各一件。随葬品除铜器外，还有陶器、玉石器等20件。

铜爵出在墓底西侧中部，铜铃、铜刀在墓底中心部位，铜牌饰在东侧中部。玉器刀、戈、柄形饰和石铲、绿松石片等都放在墓底或东西两侧的中部。陶器盉、簋、盆和贝壳、绿松石珠等均放置在北部，圆腹罐放于西南部。

五区墓穴遗址有铜鼎、铜斝和铜觚3件。

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上，大规模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既表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就是当地的，又说明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经颇具规模；铜兵器中消耗量较大的远射程武器铜镞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当时青铜器铸造已经能够解决大批铜锡原料的供应。■夏朝青铜戈

从铸铜坊遗址坩埚和大熔铜炉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铸铜技术已进入冶炼与铸造分工的阶段，夏都铸铜作坊使用的铜应当是从外地冶炼好运送来的。

遗址出土的圆形铜器和长圆形铜牌饰，其上的纹饰均是由绿松石镶嵌而成。这些镶嵌铜器是我国铜嵌玉石器物的代表，既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铸造工艺，又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金属镶嵌技术。

铜器化学成分的合金比例，铜锡含量的比例和后期相比，显然是铜多锡少，但是它说明了当时已初步掌握了铜工具铸造中铜、锡或铅配制方法。■夏代十字纹方钺

因为铜工具与铜容器的用途不同，它不仅需要有硬度，而且需要有抗张力；加锡或铅的合金就增加了硬度，但抗张力却减少了。生产工具的含锡、铅量如果超过25%，就容易破碎，没有使用价值。阅读链接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和相当数量青铜器的出土，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铜比红铜熔点低，硬度高，可塑性强，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制造出多种用途不同的器具。青铜器铸造在奴隶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为我国夏代以后青铜器发展奠定了雄厚的铸造技术基础。青铜器从简单走向丰富

通过对夏朝后期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的发现和类别形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夏代青铜器有几个特点。首先，贵重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出在形制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奴隶主贵族大墓之中，表明当时贵重的铜器手工业产品皆为奴隶主贵族所有。当时的青铜铸造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应当是由王室官吏经营管理的。其次，夏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是礼器和兵器，表明在奴隶制度下■夏代陶盉的夏代铸铜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

在我国奴隶制国家里，奴隶主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目的是使奴隶主的利益通过祭祀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护，又通过战争来扩充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并用武力来镇压奴隶的反抗。

因此，在奴隶主控制下的铸铜手工业必然是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主要生产奴隶主贵族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

再次，从铜器出土的数量、种类和器形看，夏代铜礼器的组合十分简单，主要是以铜爵为主，在发现铜礼器的11座墓中，就有9座有铜爵，而且有两座墓中发现铜爵各两件。

在墓中铜爵都是单独出现，只有一例是爵与斝相组合。另外也有单独一件斝或一件盉的，也见有一座为鼎、斝、觚3件相组合的。

另外，夏代青铜器造型一般比较简单，不少小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扁体四棱的铜锥、短小扁薄的铜刀、锥形和圆叶形的铜镞、上端无銎的铜凿、铜锛等，均应是仿制石骨蚌器而做成。礼器　我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代陶鼎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礼器还用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

同时，夏代铜礼器的器壁极薄，其型制仍处于原始的雏形，如束腰平底爵、圆腹平底空心锥足鼎、束腰平底或圜底空心锥足斝等，均是同类铜器中最早的形式。夏代铜器未见铭文，大多数都为素面，只见有部分铜器上有简单的纹饰。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青铜器总计约有60多件。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或容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5类。

从种类看，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极大的丰富。其中青铜礼器包括有鼎、斝、盉、爵4种。遗址有青铜网格纹鼎一件，圆形，敛口，折沿，鼓腹，平底；环形立耳，3条四棱空心锥足。腹饰带状网纹。器壁较薄，壁内一处有铸残修补痕。口径15厘米，底径90厘米，壁厚0.15厘米。此鼎是我国最早的铜鼎，对于研究青铜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有铜斝3件，均做敞口，束腰，鼓腹，侧附半环形耳，三空心锥■夏朝乳钉纹斝足，口沿立两矮柱。根据底部的不同可分为两式：

一式为圜底斝，圆腹，圜底，口沿柱做齿状。口径14.5厘米至14.8厘米，腹径8.9厘米，高27厘米，壁厚0.2厘米；短颈，腹外撇，底部外凸，较细，口沿没小柱。腰部饰细凸线纹4周，并相间圆圈纹3周。

另一式为平底斝，体瘦高，腹外撇，宽平底，半圆形空心锥足，口沿两柱做三角形锥状。

从整体观察，斝的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3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

遗址还有铜盉一件，肥头瘦足，头做圆顶平底，顶部有椭圆形口，口下有扁平带镂孔的半环形，对应一侧有管状流，下有3条三棱形空心锥足。此盉是铜盉中的最早形式，时代属夏代晚期。

另有铜爵11件，均做出了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侧有扁平形，下有棱形实足。

器体较矮，流比尾略低，底腰呈椭圆形，三足规格不一，两足三棱形，一足四棱形。流尾长14厘米，高12厘米。盉　是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3足或4足，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

还有一件流尾略上昂，足做较细的三棱锥形，微向内敛，上有镂孔。流尾长14厘米，高15厘米。

还有的流尾细长，略微向上，口沿处两柱作锥形，腹明显外撇，三足做细长的三棱锥状。腰侧扁平扳饰条形镂孔，腹部一面有两道宽凸线，中间排列5个乳钉。

还有两件流细长上昂，腹外鼓。上部有长形镂孔，腹部饰有镂孔4个，其四周隆起如兽眼。

再来看看两件铜角，为带管状流的爵。一件发现于河南洛阳洛宁，凹弧形敞口，两尖尾上翘，体扁圆形，束腰平底，宽扁半环形和管状长流，底下有三棱形锥足。

另一件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口沿有加厚唇边，器身狭长呈扁形，底部有假腹，腰侧有扁形，腹上有一斜置的管状流，流上有钩形棱脊。假腹下设有3个三棱形锥足，其上有一周圆孔装饰，好似联珠纹。兽面纹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常■夏代青铜爵见的花纹样式之一，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其中兽的面部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兽面纹有的有躯干、兽足，有的仅有兽面。

爵和斝、盉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

而有一件管流爵三足残缺，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

这件铜爵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更长。河南洛宁发现的管流爵，却没有设假腹，足与器体连接处有突出的铜块。湖北黄陂盘龙城另发现一件兽面纹单柱管流爵，管流设置在流口部，前端也有所残缺，可知管流爵并不用于吮吸饮酒，应用于灌酒或倒酒之功用，这给早期爵的用途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从这些青铜器管流观察来看，可以看到范线，证明采用分范铸造法，已经比较先进。夏朝青铜乐器只发现铃一种，装饰品有铜牌饰和■夏代管流爵圆形器两种。■夏代青铜盾

铜铃均做上大下小的筒形，平口，顶附半环钮，侧有竖扉棱。近口部有凸弦纹一周。

铜牌饰均做长圆形，中间做成一面略凸的镂孔，两侧各附两个半环钮，以不同的绿松石片镶嵌排列成精巧的兽面纹。中部束腰，近似鞋底形，兽面纹鼓目，卷云竖眉，圆鼻。

有的做圆角梯形，兽面弯眉，圆眼，尖鼻，嘴长利齿，身饰鳞纹，形象威武凶猛。

铜圆形器做圆形，镶嵌绿松石。有的做圆泡形，周沿较平，中间隆起，沿上附对称的小圆孔，并镶嵌绿松石，隆起部分有草席痕。

有的做正圆形薄片，一面以长方形绿松石镶嵌形似钟表刻度的图案，中间两圈各12个“十”字形。乳钉纹　古代常用的纹饰之一。也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者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以雷纹作地纹，称为“斜方格乳钉纹”、“乳钉雷纹”、“百乳雷纹”。盛行于商周时期，殷周之际，乳钉突出较高，周初有呈柱状的。

这些器物属于夏代晚期，都是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原始青铜冠

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工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铜牌饰都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则位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仪仗　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指帝王、官员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现指国家举行大典或迎接外国首脑时护卫所持的武器，也指游行队伍前列所举的旗帜、标志等。仪仗在神农始为仪仗，秦汉始为导护，五代始为宫中导从。

夏代的青铜兵器有戈、戚、镞3种。

其中一件铜戈援中有棱脊，锋成三角形，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十分锋利。内较窄，与援直角相接，中部有一圆穿镶嵌绿松石的凸起云纹。

另一件铜戈呈窄条形，援内相连无明显分界，戈身从内向援逐渐变窄，向前聚成尖锋，援中起棱脊，援面从脊开始向两侧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锋刃十分锋利。内较平，前部安柲，中部有一个方穿，穿后有4道凸起的竖线，线后有4个较长的横齿。

铜戚做长条形，横切面呈长椭圆形，刃部略外侈，形似长条窄身斧，内扁平，上有一方穿，内与身之间有向外伸出的齿形阑。

铜钺做长方形，一端略宽为平刃，另一端中间略微凸起，饰带状的网纹一周，其下有一圆穿孔，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残长3.5厘米，厚0.5厘米。

二里头的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

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拴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夏遗址发现铜镞10余件，大致可分为：尖锥形镞，横切面呈梯形；圆叶形镞，铤做三角锥形；双翼镞，圆脊，翼后有倒锋，长圆铤。圆脊，翼无倒剌，铤圆形粗大，身做三角形，棱脊，两翼内凹，棱形铤。

夏朝青铜生产工具数量多，有锛、凿、刀、锯、钻和鱼钩6种。

遗址发现铜锛两件，均做扁平长方形，一面刃。还有4件铜凿，均做长条形，一面刃。一件剖面呈梯形；一件通体呈方柱形，顶端有锤击痕。

此外，遗址还有铜刀9件，铜锯一件，扁平长方形，一端较窄，下侧带锯齿；铜钻一件做锥形，尖部锋锐；铜锥一件，体扁平，向一侧弯曲，四棱向聚成尖锋；铜鱼钩一件，由细圆锥的尖部弯曲而成，另一端凹下可以系线。

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在龙的腰部有一单翼铜铃，铃口内有玉质舌，夏代晚期铜铃已发现数例，都有单翼，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经检测，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夏代青铜钺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除二里头以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约公元前2100年至前1900年的陶寺文化中晚期夏朝铜齿轮形器，与玉璧叠摞在陶寺晚期小墓墓主手臂上，墓主胸前处有小玉璇玑。

铜齿轮形器设有实用传动功能的29个齿牙，引发了当时表现朔望月轮回功能的推测；也有人认为其为钏饰。阅读链接据铜齿轮形器的发掘者梁星彭、严志斌介绍，出土铜齿轮形器的墓主胸前放置一件小玉牙璧或称璇玑。过去学术界曾经将牙璧视为天文观测仪器“璇玑”。后经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认为，牙璧不可能是天文观测仪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牙璧视为天文仪器。但是陶寺牙璧乃玉璧出牙，有别于玉璧，一定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有学者提出，“死者的胸脯上放了一个璇玑，其意为能通天、入地，璇玑就代替了人的心机。”还有学者提出，牙璧的功能象征日晕，较大者应是人们遇旱时用以象征太阳神进行祷雨的神玉。夏鼐先生则认为是“礼仪或宗教上的装饰品”。牙璧虽不可能作为天文观测仪器的机械传动或制动装置，但是应当有天文象征意义。于是认为陶寺佩戴铜齿轮形器的墓主生前的职业可能是从事天文历法相关工作的小吏。商彝千古商代青铜

商代是我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因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的原因。

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并开始出现了铭文。早期青铜器进入全新阶段

商代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商朝戈父丁簋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3个阶段。

商朝早期指公元前16世纪至前1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二里冈包含上下两层堆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与二里冈文化类型相同的遗址和墓葬多处，富有典型特征的如：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墓葬、郑州白家庄墓葬、郑州铭功路墓葬、郑州张寨杜岭墓葬、安阳殷墟第一期、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与墓葬、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商墓、江西省吴城、山东省大辛庄、河南省偃师等地，也相继发现了同期青铜器。■商朝青铜簋

与夏朝二里头的青铜器相比，商朝早期的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论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或是工艺技术上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此时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并且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当时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商代早期的青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铸造水平较高，但传世品较少。

综合各地商代早期青铜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平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

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火蛇纹鼎。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经相当厚重。■商朝妇好爵此时期器物的体积也有所增大。殷墟　我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商代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商代前期青铜器较二里头时期在器物种类上已相当丰富了，是二里头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二里头时期只发现了少量的几种爵、斝、铃等空体器，大部分都是小件的实体工具与武器，另外还有装饰品。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制品种类一般都是先前所没有的，例如：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酒器主要有爵、觚、斝、樽、罍、盉、卣；水器主要有盘、盂；兵器与工具主要有戈、矛、戟、钺、镞、刀、锛、凿、斧、锯、鱼钩等。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商朝兽面纹爵商代早期的方鼎巨大，容器部分做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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