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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3 2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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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斯特雷奇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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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传

维多利亚女王传试读:

译者前言

《维多利亚女王传》是英国传记文学中著名的佳作,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传主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也在于它的作者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是开创一代新风的现代非传统传记大师。

英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被认为是英国的黄金时期,一个是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位时期(1558—1603),那是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期;另一个就是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1837—1901),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后面的这个时期里,大英帝国受工业革命之惠,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增长,国力日益强盛,侵略扩张所向披靡,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女王个人漫长的经历和她的秉性、抱负,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和关注。本书记述了女王的一生,反映了女王精神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为以她名字命名的那个时代绘出了一幅图画。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作品,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以事实为依据,形象地刻画了传主维多利亚和辅佐她的几位名相,以及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使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而不是乏味的史料堆砌。

为了更好阅读和理解这本传记,有必要对作者斯特雷奇做一些介绍。斯特雷奇出生于伦敦一军官家庭,曾在利物浦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在剑桥读书时就参加了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一些具有反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不可知论的精神讨论美学和哲学问题,寻求真善美,鄙视虚假,对一切既定观念提出疑问,并致力于艺术上的创新。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还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斯特雷奇的第一部传记作品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1918),在《维多利亚女王传》(1921)后,又写了《伊丽莎自和埃塞克斯》(1928)、《人物小传》(1931)等。他的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他向英国“标准传记作品”的传统形式和风格提出了挑战。

对如何撰写传记斯特雷奇有自己明确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传统传记往往只是材料的堆砌,而且充斥冗长的歌功颂德之词;他主张传记应该是一种艺术品,传记作家应该是艺术家;传记作家必须对材料进行分析、选择、加工,既要排除一切多余的东西,又要保留一些意义重大的东西,使传记简明扼要。他提出了自己的写作方法,那就是避免作细致的描绘,而是攻其不意,将探照灯的光束突如其来地照射到尚未被人们发现的隐蔽之处。他把他的这些原则贯彻在自己的写作之中。

传记不同于小说,作者不能张开想像的翅膀虚构情节,塑造形象,必须忠实于人物的生活轨迹,从繁杂冗长的历史素材中挖掘最具个性特征的部分,并按一定的思想加以组织、构建成书。作者遵循这一原则,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使用的参考书多达七十余种,其中包括维多利亚本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作者在写到每个细节时,几乎都加了注释(译本略),详细注明材料出处,因此虽不能说书中所述字字有据,但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来源。这说明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但众多事实材料的综合也并不等于纯粹客观中立,这里面既反映了原提供材料者各自的观点,更有使用材料者在选材时的指导思想。从这本传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选材有较强的倾向性,他对维多利亚没有一味歌功颂德,而且有相当多的批评和保留,他没有给代表一个“辉煌时代”的女王再加上绚丽耀眼的光环,而是把她作为一个人,一个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人再现出来。他甚至认为,女王是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人,在描述女王的性格和心理时,带着同情、赞美以至感伤的笔调。至于传记中描绘的几位首相,原是英国历史上政绩不凡的政治家,作者着笔时则颇多讽刺,尽管是漫画式的勾勒,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便于读者了解女王时代的历史背景,译者特编写了维多利亚在世时期的大事记,收入英国及世界发生的若干重要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件,供读者在阅读这本传记时参照。1848年,著名的宪章运动的一次集会,虽然年代久远,但当时工人阶级那种激情仍然能清晰地感受到。维多利亚时代正值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高潮期,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正是工人阶级最多的一个中心地区。但英国的工人运动始终没有引爆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底层与政府间的对抗不是很激烈,而以温和的渐进式改革,带动了社会有序的发展和进步。这是英国工人运动明显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而今日英国社会的福利很高,甚至吸引了大批移民的涌入。英国式的社会变革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研究。第一章先辈一

1817年11月6日,摄政王的独生女、英国王位继承人夏洛特公主逝世。她短暂的一生过得很不幸福。她天性冲动、任性而暴烈,一心向往自由,可从来没能得到。她在激烈争吵的家庭气氛中长大,很小就离开声名不佳脾气古怪的母亲,交由声名不佳生性自私的父亲照管。17岁时她父亲决定将她嫁给奥兰治亲王。起初,她默然同意,后来却突然与普鲁士的奥古斯都亲王相爱,并决心毁弃婚约。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恋爱,在此之前,她曾偷偷地与一位叫赫斯的上尉鱼雁传情。奥古斯都亲王已经结婚,配偶是一位庶民。不过夏洛特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她。在她故意拖延时间与奥兰治亲王周旋时,结盟诸国的君主来到伦敦(那是1814年6月)庆祝胜利。在这些人中,俄国皇帝的一位年轻漂亮的随从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数度试图引起公主注意,可公主此时已心有所属,对他并不在意。次月,摄政王发现女儿与奥古斯都亲王私下约会,突然亲临公主住处,开除了公主的管家,并下令把公主禁闭在温莎园内。“全能的上帝赐给我忍耐吧!”公主痛苦而激动地跪在地上喊道,然后一跃而起,奔下屋后的台阶,冲到街上,喊了一辆过路马车,直驶贝斯沃特她母亲的住所。公主的行动被发现,被追赶,最后,在诸叔伯尊长——约克公爵、苏萨克斯公爵、布鲁厄姆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大主教——的劝导下,终于在凌晨二时回到卡尔顿宫。她被幽禁在温莎。从此不再有人说起奥兰治亲王。同样,奥古斯都亲王也就此消失。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面前的道路终于畅通了。

利奥波德亲王非常聪明,他赢得了摄政王的青睐,并使大臣们对他产生好感,还跟公主的另一位叔叔肯特公爵交上了朋友。通过公爵,他得以在暗中与公主联系。公主此时公开声称,只有利奥波德亲王才能带给她幸福。滑铁卢战役后,他在巴黎,肯特公爵的侍从武官往来于海峡两岸,替他们传递书信。1816年1月,利奥波德亲王应邀赴英国,当年5月,亲王与公主在英国举行了婚礼。

利奥波德亲王的性格与他妻子的性格截然不同。他当时26岁,是德国一位小诸侯的幼子。他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表现不凡,在维也纳会议上显示了出众的外交才能。现在,他又试图降服一位桀骜不驯的公主。他态度冷静严肃,言语镇定,行动谨慎,不久便使他身边那位狂野、莽撞、爽直的女人服服帖帖。他发现,公主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他不能接受的。她喜欢取笑,走路跺脚,笑起来像大声吼叫;她一点儿也不能控制自己(而这正是王亲贵族们特别需要具备的品质);她的仪态举止令人讨厌。说到仪态举止,他最有资格评判了,因为他曾出入欧洲显赫的上流社会。许多年后,他曾对他的侄女解释说,他实际上“是法文中所谓的‘时髦男人’”。他与妻子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但每次都以相同的方式结束:她穿着衬裙,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背后,面颊绯红,眼光闪烁,站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倔强的大男孩,声称他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如果你要那样,我就那样做好了,”她说。“我不是为我自己,”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要你做什么,那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对你有好处,是为了你好。”

这一对王室夫妇定居在埃希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府邸的成员中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医生,名叫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希·斯托克马尔。他是科堡一位小地方行政官的儿子,战争中在军队里担任军医,退役后在家乡当医生。此时他遇到利奥波德亲王,亲王很赏识他的才能,结婚时把他带到英国做他的私人医生。奇特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年轻人,未来为他准备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礼物:影响、权力、奇迹、不幸和一颗破碎的心。在克莱蒙特,他的地位卑微,但公主很喜欢他,称他“斯托基”,跟他在走廊上追逐嬉耍。尽管他体质不佳,性情忧郁,但有时也颇活跃,在科堡以才子著称。他因品行端正,恪守皇家规矩而博得赞许。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主人是普天下最好的丈夫;他的妻子非常爱他,这种爱若要衡量,只有英国国债的数量堪与之相比。”不久,他证明了他还具有另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他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那就是精明、谨慎。1817年春,公主怀孕了,他被邀请担任公主的侍医,可他十分清醒地婉言谢绝了。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同事们可能会忌妒他,他的建议不一定会被采纳,但若是出了一点儿差错,他这位外国医生当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谴责。果然,没有多久,他发觉医生们给不幸的公主减少饮食并不断放血,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他把亲王拉到一旁,求他把这个意见转告英国医生们,可是没有用。时髦的节食治疗法继续进行了好几个月。11月5日晚9时,在经过50多个小时的阵痛后,公主产下一个死了的男婴。午夜,公主已经精疲力竭。斯托克马尔终于答应见她。他走进室内,发现公主已经奄奄一息,而医生们还在给她灌酒。她抓着他的手,紧握了一下说:“他们把我弄醉了。”过了一小会儿,斯托克马尔离开了公主,在隔壁房间里,他听见公主声嘶力竭地喊叫:“斯托基!斯托基!”斯托克马尔奔过去时,只听见公主喉头发出临死前的咯咯声。她猛烈地翻来翻去,随即两腿靠拢,一切结束了。

亲王已守在公主身边好几个小时,此时刚离开房间稍事休息。斯托克马尔不得不去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亲王似乎一时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去公主房间的路上他瘫倒在一把椅子里,斯托克马尔跪在他身边。这完全是一场梦!这不可能。当亲王终于来到公主的房间时,他跪倒在她的床边,亲吻着公主冰冷的手。然后,他站了起来,扑倒在斯托克马尔的怀里,痛苦地喊道:“我太孤独了。答应我,斯托克马尔,永远别离开我。”二

克莱蒙特的悲剧是一件极伤脑筋的事。皇家的“万花筒”突然转动,谁也不知道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新花式来。王位的继承问题,本来似乎可以圆满解决的,现在却成了紧迫而又棘手的难题。

乔治三世还活着,住在温莎。他上了年纪,是一个疯子,对外面的世界无丝毫影响。他有七个儿子,年纪最小的也已过了中年,可是七人中没有一个有合法的子嗣。因此,王位继承问题扑朔迷离:摄政王即使离婚再娶,也不大可能再生儿育女。他近来身体发胖,已无法再穿胸衣,成了一个性情乖戾、纵情声色的人;其他六兄弟,除了肯特公爵应当另作别论外,他们依序为约克公爵、克拉伦斯公爵、坎伯兰公爵、苏萨克斯公爵和坎布里奇公爵。对他们各人的处境和前途有必要作一简单的描述:约克公爵跟克拉克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劣迹,使他陷入困境,现在他一部分时间住在伦敦,一部分时间住在豪华舒适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沉溺于赛马、玩牌,听听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他在诸王子中有一点突出之处:他是他们中间唯一一位——据一位十分高明的观察家说——有点儿绅士感的人。他很早就跟普鲁士大公主结婚。这位公主难得上床睡觉,成天被一大群狗、鹦鹉、猴子围着。他们没有孩子。克拉伦斯公爵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与女演员乔丹夫人同住在布希公园。他跟她生了一大群子女,当人们感到他们似乎就要结婚时,他突然离开了她,而向威克姆小姐——一个有着大笔财产的傻女人——求婚。她对他当然没什么好挑剔的。不久,乔丹夫人在困苦中死于巴黎。坎伯兰公爵也许算得上是英国最不得人心者。他长得奇丑,眇一目,在私生活中性情乖戾,报复心重,在政治上观点反动,曾被怀疑谋杀自己的童仆,还有着不堪入耳的桃色丑闻。不久前他娶了一位德国公主,但还没有孩子。苏萨克斯公爵有点儿文学修养,喜欢藏书。他跟奥古斯塔·默里夫人结了婚,生有两个孩子,但根据《皇家婚姻法案》,他们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奥古斯塔夫人死后,他又娶了塞西莉亚·巴金夫人,后来她改名安德伍德,但这次婚姻仍属无效。七兄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是坎布里奇公爵,关于他的情况人们所知不多。他住在汉诺威,带金黄色假发,喜欢唠叨,性情浮躁,没有结过婚。

乔治三世除了七个儿子外,活着的女儿还有五位。在这五人中有两位——维尔顿堡王后和格洛斯特公爵夫人——结了婚,但没有子女。另外三位没有结婚的公主——奥古斯塔、伊丽莎白和索菲娅——都已年逾四十。三

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是肯特公爵爱德华。他现年50岁,是一位高大、健壮、精力充沛、极有个性的人。他浓眉秃顶,常常仔细地把剩下不多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他的服装极为整洁;他的外表带有一种威严,这与他的性格是一致的。肯特公爵早年的生活是在军中度过的,曾到过直布罗陀、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受军旅生活的影响,他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后来逐渐成了一位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的人。1802年,他奉命去直布罗陀镇压叛军,因过分严厉而被召回,从此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自那以后,他集中精力严格地整治家务,忙于处理众多家人属下的琐事,设计各种时钟,努力恢复家庭财务秩序。然而,正如一位对他颇为了解的人说,尽管他像五线谱那样井井有条,尽管他有24000英镑的年收入,可他还是债台高筑。他跟他大多数兄弟都争吵过,特别跟摄政王更是水火不容,因而他加入政治上的反对派,成为辉格党的中坚分子,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他的政治见解到底如何谁也不清楚,但他经常被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进分子。若是我们相信罗伯特·欧文的话,他还是一位必然论的社会主义者。他跟欧文——这位敏锐而又容易上当、品格高尚而又老是判断失误、杰出而又愚蠢的社会主义和合作社运动的鼻祖——之间的关系离奇而独特。他说起他曾经参观过新拉纳克的棉纺厂,也确曾主持过一次欧文召集的公众集会;他暗中与欧文通信,他甚至(欧文如此向我们证实)在死后还从“冥界”返回人间,给欧文分子加油打气。“我必须特别提到,”欧文说:“已故的肯特公爵殿下(他早就告诉过我他所进入的冥界没有职位或称号)的在天之灵对人世怀着万分关注之情,他的关注不仅对一个阶级、一个派别、一个政党以至一个国家有所裨益,他的关注造福于整个人类,永世长存。”“他与我进行灵交的整个过程十分美妙,”欧文补充说,“他自己安排约会,他所约见的灵总是准时到达,从不爽约。”欧文还把杰斐逊总统、梅特涅亲王和拿破仑都列为他的信徒。因此,肯特亲王的观点到底如何当然还可存疑。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是无可置疑的:亲王殿下曾在不同场合向罗伯特·欧文借过不同数目的款项,总数达数百英镑,而且始终没有归还。

夏洛特公主去世后,不止一个理由说明肯特公爵该结婚,这显然是一桩极其重要的大事。从国家的角度看,统治国家的王族中后继无人,采取这一步骤已势在必行;从肯特公爵方面看,这也是件与他利害攸关的事情。结婚是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是为了王权的延续,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的感激和认可。当年约克公爵结婚时,得到了每年25000英镑的赠予。为什么肯特公爵就不能指望得到同样数目的一笔款子呢?但形势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可考虑的还有克拉伦斯公爵,他是哥哥,若他结婚,当然有权要求优先享受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到,若是肯特公爵结婚,他还得做出一个很大的牺牲:这里牵涉到一个女人。

肯特公爵仔细考虑了这一切,在夏洛特公主逝世后一个月,他去了次布鲁塞尔,得知克里维先生也在那里。克里维先生是辉格党领导人的密友,酷爱说长道短。公爵想到,要把他对英国形势的看法传达给国内政界人士,通过这位先生是再好没有的了。可他显然没有想到,克里维先生为人阴险,而且还可能是一位记日记的人。于是他找了个不重要的借口派人把克里维先生请来,进行了一次世人瞩目的谈话。

他们谈到公主之死,谈到摄政王不可能离婚,谈到约克公爵无子嗣,谈到克拉伦斯公爵有可能结婚,然后,公爵提到了他本人的处境。“如果克拉伦斯公爵不结婚,”他说,“下一个继承王位的王子应该是我,尽管我相信我会随时响应祖国可能发出的召唤,无论何时我将做一个结婚的男人,以此履行我的责任。但是,只有上帝才会知道,这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牺牲。我跟圣劳伦特夫人已经共同生活了27年,我们两人同龄,风雨同舟,困苦与共,克里维先生啊,你可以想象得出,离开她将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请你将心比心——要是让你跟你夫人分手……至于圣劳伦特夫人,要是我被迫跟别人结婚,真不知道她会出什么事呢,她为这个问题已经激动万分了。”接着,公爵描述了一件发生在夏洛特公主逝世后一两天的事。那是在一个早晨,《纪事晨报》登载了一段消息,暗指肯特公爵有可能结婚。他在早餐时收到这份报纸,与报纸同时送到的还有一些信件,“我像往常一样,把报纸隔着餐桌扔给圣劳伦特夫人,开始拆阅信件。一会儿,我突然听见圣劳伦特夫人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异常的声音,同时还有强烈的抽搐。当时我真为她担心,生怕她出什么问题。在她恢复过来后,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指着《纪事晨报》上的那篇文章让我看。”

接下来肯特公爵又将话题转回到克拉伦斯公爵身上。“克拉伦斯公爵是我哥哥,只要他愿意,他当然有权利先结婚,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去干涉他的事,如果他希望做国王——结婚生孩子。可怜的人——愿上帝保佑他!让他这么做吧。至于我,我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人,只希望维持现状……你知道,今年的复活节来得很早——3月22日。要是克拉伦斯公爵到那时还没什么举动,我必须找个借口让圣劳伦特夫人同意我去英国一趟。一旦到了那儿,我很容易找到机会跟我的朋友们磋商,决定采取什么合适的步骤。倘若克拉伦斯公爵那时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那么,毫无疑问,我就有责任就此问题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了。”公爵继续说,关于结婚对象,有人提到过两个名字,一个是巴登公主,一个是萨克森-科堡公主。他认为后者可能比较合适,因为利奥波德亲王在英国很得人心。但在采取任何实际步骤之前,他希望并期待圣劳伦特夫人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待遇。“她是名门出身,”他解释说,“从来没当过演员,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与她共同生活的人。她的无私与她的忠贞同样无与伦比。她最初来到我身边时,我每年给她100英镑。这笔钱后来增加到400英镑,最后又增加到1000英镑。但是由于我负了债,必须放弃我收入的一大部分,圣劳伦特夫人坚持把我给她的钱每年退还400英镑。假如安排圣劳伦特夫人回到她朋友中间生活,她必须处于完全自主的状态,以获得人们的尊敬。我的要求并不很高,但给她一些仆人和一辆马车是必要的。”至于他自己的待遇如何解决,公爵希望以约克公爵的婚姻先例为参照。他说:“当时约克是为了解决王位继承问题而结婚,每年支25000英镑,外加所有其他收入,也都是为了王位的延续。只要作同样安排,我就会感到满意,我不会因为1792年的币值与现在的币值有相当出入而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至于我的债务,”公爵最后说,“我不能说数目很大。相反,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倒是我的债务人。”说到这里时钟敲响,似乎在提醒公爵另有约会。公爵站起身来,克里维先生告辞离去。

谁能为此番谈话保守秘密呢?克里维先生当然不会。他匆匆赶去告诉威灵顿公爵。公爵听了觉得非常有趣,给塞夫顿勋爵写了一封长信,作了详细的描述。塞夫顿勋爵“十分适时地”收到这封信,当时一位外科医生正在检查他的膀胱,看里面有没有结石。塞夫顿在回信中说:“检查一结束我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像那位医生那样惊得目瞪口呆。爱德华亲王的足智多谋简直绝了。实在不知道到底应该去赞赏他什么——是他对待圣劳伦特夫人的关爱体贴呢?还是他对待克拉伦斯公爵的高尚情操?再不就是他自己在钱财事务上的毫无私利之心?”

最后的结果是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都决定结婚。肯特公爵在萨克森-科堡公主和巴登公主中选择了前者,1818年5月29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克拉伦斯公爵亦步亦趋,同年6月11日也跟萨克森-迈宁根公爵的女儿举行了婚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都没有能达到事先的期望。因为虽然政府建议增加他们和坎伯兰公爵的津贴,但这项动议在下议院遭到了否决。对此,威灵顿公爵并不感到惊讶。“天哪!”他说,“此事说来话长。可以想象,他们是摆在任何一届政府脖子上的该死的磨盘。他们得罪了——直接得罪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绅士,那些人在下议院中对他们进行报复,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想,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老天作证!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做得很对。”不过,议会最后还是给肯特公爵的年俸增加了6000英镑。

至于圣劳伦特夫人后来怎么样,似乎无人知晓。四

新的肯特公爵夫人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弗朗西斯的女儿,利奥波德亲王的妹妹。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韦廷王族的一个分支。韦廷王族自11世纪起一直统治着易北河畔的迈森地区。15世纪时这个王族分成两支:艾伯特和埃内斯特,前者的后裔产生了萨克森的诸选侯和国王,后者统治着图林根,后又分成五支,萨克森-科堡公国即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个公国很小,大约只有六万居民,但享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动乱年代,它备受侵扰。萨克森-科堡公爵弗朗西斯是一位大胆放肆的人,他敞开大门让大批难民涌入境内。这些难民由于法国势力的推进而越过德国往东逃亡。难民中有莱宁根亲王,他是一位已经不太年轻的花花公子,领地在摩泽尔河畔,已被法国人占领,但他被准许获得下法兰克尼亚的阿莫巴赫作为补偿。1803年他与弗朗西斯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结婚,当时公主才17岁。三年后濒临破产的弗朗西斯公爵去世了。此时拿破仑的铁蹄扫过萨克森-科堡。公爵领地被法国人占领,公爵家人沦为乞丐,几乎饿死。与此同时,阿莫巴赫小公国也在法、俄、奥三国军队的穿梭往来中受尽灾难。在许多年中,全国几乎没有一头牛,也没有足够的草可以喂养一群鹅。这就是这个家族当时所处的困境。然而一代人以后,它却在统治欧洲的半数家族中取得了立足之地。拿破仑的灾祸确实不无成果;种子播下了,可其收获却大大出乎拿破仑的意料。利奥波德亲王15岁起就依靠自己的才智出去闯荡,最终立业成家,娶了英国的王储为妻。莱宁根亲王夫人在阿莫巴赫挣扎着,面对的是贫困、军队的征用和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但与此同时却使她养成一种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这些品质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了它们的价值。1814年她的丈夫去世,留给她两个孩子和公国的摄政职位。在她哥哥与夏洛特公主结婚后,有人建议她嫁给肯特公爵,但她拒绝了,理由是孩子的监护和公国的治理使她不宜建立其他关系。然而。夏洛特公主的死使形势改变了。当肯特公爵旧事重提时,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当时她32岁——个儿矮胖,眼睛和头发都是棕褐色的,双颊红润,性格开朗,善于辞令,衣着华丽,喜爱窸窣作响的绸缎和色彩明亮的天鹅绒。

她生性易于满足,这自然是一种幸运,因为她整个一生注定了要忍受许多痛苦。她的第二次婚姻前景未卜,这次婚姻,初期看来似乎只给她带来困苦和不安。肯特公爵宣称,他仍然很穷,不能住在英国。他以令人不安的刻板劲儿在比利时与德国之间来回折腾。他戴着整洁的军帽参加阅兵仪式,视察营房,引得英国的贵族们侧目而视,威灵顿公爵替他取了个绰号,叫他“下士班长”。“老天爷!”威灵顿对克里维先生嚷道,“你知道他的姐妹们叫他什么来着?天哪!他们叫他约瑟夫·瑟菲斯。”在瓦朗谢纳举行的阅兵仪式和盛大宴会上,肯特公爵夫人带去了一位又老又丑的女侍臣,弄得威灵顿公爵十分尴尬。“谁他妈的来把那个侍女弄出去?”他不停地问。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妈的,弗里曼特尔,把市长找来,让他去干这件事。”于是瓦朗谢纳的市长给带来完成这一项任务。克里维先生戏谑地说:“市长真是个大好佬。”未料,几天后在布鲁塞尔,克里维先生自己有了倒霉的体验。那天早饭前,安排视察一所军事学校。参加视察的人到齐了,一切进行得也很顺利,可肯特公爵就是一个劲儿地东张西望,没完没了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克里维先生终于忍耐不住,低声跟他身旁的人说他已经饿得要命了。威灵顿公爵听见他说这话颇为高兴。“我给你提个建议,”他说,“倘若你一早就要跟王室成员出去,特别是跟‘下士班长’一起出去,那你得先吃早饭。”威灵顿公爵和他的属下都是吃了早饭才出来的,当肯特公爵没完没了地提问题时,这位大人物总是幸灾乐祸地指指克里维先生说:“这就是没吃过早饭的那位先生!”

肯特公爵终于定居阿莫巴赫,但整天闲得发慌。他的国家贫穷,家宅狭小,即使他爱好的钟表制作,也逐渐变得索然无味。尽管公爵信仰虔诚,但也不无一点迷信思想,他老想着在直布罗陀时一个吉卜赛巫师的预言。那位巫师告诉他,他将遭受许多苦难和损失,他将在幸福中死去,他唯一的孩子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女王。没有多久,公爵夫人怀孕了,公爵决定,孩子必须生在英国。尽管旅行的费用尚未筹到,但公爵的决心没有动摇。公爵宣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孩子必须在英国出生。他们租了一辆马车,公爵亲自坐在车厢外的驭者座位旁边。车厢里坐的是公爵夫人、她14岁的女儿费奥多拉,以及侍女、保姆、巴儿狗和金丝鸟。他们驱车穿越德国、法国,崎岖的道路、廉价的小客栈,对一丝不苟的公爵和平静而充实的公爵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最后他们终于渡过海峡,安全抵达伦敦。王室为他们在肯辛顿宫提供了一套房间。1819年5月24日,一个女婴在那里诞生了。这个少女被上帝拣选来统治英国?第二章童年一

这个孩子出生在一个不很显眼的环境里,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人们很难看出她会有怎样的前途。克拉伦斯公爵夫人在两个月前生了个女儿,可这婴儿几乎一生下来就死了,但公爵夫人极有可能再做妈妈。后来果然如此。更何况肯特公爵夫人还年轻,公爵身强体壮,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又会生一个男孩,从这位小公主手中夺去她继承王位的微弱希望。

可是,肯特公爵另有想法,那是因为有过预言……不管怎样,他要为孩子取名伊丽莎白,这是一个有吉利征兆的名字,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没有知照摄政王。摄政王看到这是一个惹他兄弟恼火的好机会,突然宣布他将亲自参加孩子的洗礼,同时,声称孩子的教父之一将是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就这样,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仪式上询问以什么名字为孩子施洗时,摄政王答道:“亚历山德里娜。”对此,公爵不顾一切地提议,不妨另加一个名字。“当然可以,”摄政王说,“乔治娜?”公爵说:“或者伊丽莎白?”洗礼的场面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大主教的细麻布衣袖兜着婴儿,他的目光不安地轮番从一位亲王转向另一位亲王。“好吧。那么,”摄政王终于说,“就用她母亲的名字为她命名吧。不过,亚历山德里娜必须在前。”就这样,尽管她父亲不高兴,婴儿被命名为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

公爵还有其他不高兴的事情哩。下议院许给他的微薄俸禄根本无法解决他的财政危机。他在军中的服务是否受国人欢迎也堪忧虑。他的债务继续增长。许多年来他的生活费用是每年7000英镑,可现在他的支出正好翻了一番。他无法再降低开支了,事实上,他府中没有一个仆人不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的。他在给罗伯特·欧文的一封长信中诉苦抱怨,而欧文的同情常常给他带来实惠。公爵写道:“我现在开诚布公地声明,经过多方审察,我确信,若要继续住在英国,即使照目前这样离群索居的方式生活——没有气派、没有排场,少于14000英镑也是不行的,降低开支碍难实行。”显然,他不得不以51300英镑的价格出售他的住宅。如果此事不成,他只好前往欧洲大陆,并且在那里住下。“如果我在军队的服务于祖国有所裨益,那肯定不会辱没那些有力量支持我所提合理要求的人,提出这些要求乃是基于我在殖民地漫长的服务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如果我得不到这种支持,那就证明我的服务不受欢迎。如果那样,在公爵夫人和我履行了我们的责任——为孩子确立英国出生的身份并在古老英国的土地上哺以母亲的乳汁之后,我将毫不犹豫地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开始我在国外的隐居生活。若是上天注定要让我们的家庭再次添丁,这一程序当然还得重复进行。”

与此同时,肯特公爵决定去锡德茅斯过冬。他告诉欧文:“那是为了让公爵夫人得益于温暖的海水浴,也让我们的小宝宝充分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因为那里有德文郡最好的海岸,而每年的这几个月里,伦敦特别叫人讨厌。”12月,他们前往锡德茅斯。在新的一年到来时,公爵想起了吉卜赛巫师的另一个预言:1820年中将会有两位王室成员去世。他们将会是谁呢?他思忖着各种可能:国王活不了多久了,这是显而易见的;约克公爵夫人生过一场致命的疾病,很有可能是国王和约克公爵夫人。但也有可能是国王和约克公爵,或者是国王和摄政王,而他本人是英国最健康的男人之一。他说:“我的兄弟们都没有我健壮。我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我将活得比他们长久。王冠将归属于我和我的孩子们。”谁知,他外出散步,沾湿了双脚,回家后又忘了换袜子。他着凉了,肺部感染发炎。1月22日,公爵已经奄奄一息。一个偶然的巧合,年轻的斯托克马尔医生来看望公爵,当时正好待在公爵家里。两年前,夏洛特公主弥留之际,医生也曾站在她的床边。现在,斯托克马尔望着痛苦的肯特公爵,建议迅速准备一份遗嘱,让公爵签署。公爵在尘世的财产不足挂齿,但那位对世间人事尚一无所知的孩子的监护权,必须保证掌握在公爵夫人手中。这孩子的命运目前正起着微妙的变化。公爵只能够勉强理解文件的内容了,他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问别人自己的笔迹是否清晰,随后就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早晨,公爵离开了人世。六天后,吉卜赛人预言的后半部分也应验了,英王乔治三世漫长、痛苦而不光彩的一生终于结束了。二

锡德茅斯陷入一片混乱,公爵夫人甚至无法返回伦敦。利奥波德亲王匆匆赶去,亲自陪同他妹妹和家属缓慢而艰难地一步步回到肯辛顿。遗孀穿着臃肿的黑丧服,她必须竭尽全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眼前她的前景更加难卜了。虽然她自己每年有6000英镑的收入,但她丈夫欠下的债务如高山耸立在她的面前。不久,她得知克拉伦斯公爵夫人再次怀孕。肯特公爵夫人觉得自己在英国没有什么好指望的,为什么还要留在异国他乡,留在陌生人中间呢?这些人的语言她不会讲,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她不能理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回到阿莫巴赫,回到自己人中间,在那里节衣缩食,默默地把女儿抚养成人。但她是一个执着的乐观主义者,她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斗争之中,现在她什么也不怕。更何况,她是那么的喜爱她的孩子。“她是我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她是我的生命,”她发誓不管命运将会如何变幻,她的宝宝必须像英国公主一样长大。利奥波德亲王豪爽地提出每年额外赠给公爵夫人3000英镑,公爵夫人终于留在了肯辛顿。

小公主长得胖嘟嘟的,活像她的祖父。“她简直是已故国王的影子!”公爵夫人惊呼。“她是穿短裙的乔治国王!”周围的贵妇人亦同声附和。此时,小家伙正艰难地从一个人身边摇摇晃晃地走到另一个人身边。

没有多久,世人对肯辛顿的育儿室开始产生了一点兴趣。1821年初,克拉伦斯公爵夫人的第二个孩子伊丽莎白公主在出生三个月后夭折。由此,人们对肯辛顿的兴趣不断增长,各种强大的势力和形形色色激烈的对抗似乎也悄悄地围着皇家的摇篮进行。这是一个派系斗争和充满愤怒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暴力镇压和怨声载道的时代。长期受逆境阻遏的一场强有力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新的激情、新的愿望到处皆是;或者不如说,旧的激情、旧的愿望转化成了一种新的力量:热爱自由,憎恨不义,憧憬人类美好的未来。纵然强权仍然高傲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施行着古老的暴政,但黑暗中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天空已经出现闪电。然而,最强大的力量往往也需要通过人这个脆弱的工具才能运作。在以后的许多年当中,英国自由主义的伟大事业似乎就寄托在肯辛顿这位小姑娘身上,她将独自一人站在国家和她可怕的叔父、反动丑恶势力的代表坎伯兰公爵之间。肯特公爵夫人跟她丈夫的伙伴们站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辉格党的领袖们,激进的鼓动家们都聚集在公爵夫人周围;她跟勇敢的德拉姆勋爵关系密切,跟令人敬畏的奥康内尔保持友好往来,她接见过威尔伯福斯——尽管可以肯定,接见时她没有让他坐下。她公开宣称她信奉“人民的自由”。毋庸置疑,小公主必将沿着她要走的路成长起来。然而,密切窥视王座的还有阴险的坎伯兰公爵。布鲁厄姆在得知乔治四世患病的消息后展望未来时,以他惯用的粗俗方式暗示了英国可怕的前景:“我从来没有如此衷心为一位亲王祈祷过,如果他走了,所有这些恶棍们(托利党大臣们)的麻烦也将随他而去,他们固然还有自己人弗雷德一世(指约克公爵)代替他……不过他(弗雷德一世)也活不了多久,无赖亲王‘威廉老兄’同样糟糕,我们只好顺应自然听任恩斯特一世国王或恩斯特摄政王(指坎伯兰公爵)诋毁了。”这样的想法并非布鲁厄姆所独有。在这个群情激昂的国家里,这样的担忧时时会出现,甚至在维多利亚即位前的一年里,激进派的报纸上仍充满暗示,说维多利亚公主处在危险之中,她邪恶的叔父在耍弄阴谋诡计,云云。

这些冲突和预言并没有对小德里娜产生影响——在家里人们都称小公主为德里娜,她无忧无虑地跟她的布娃娃玩耍,在走廊里跳跳蹦蹦,或者骑着她约克伯父送她的驴子,在肯辛顿花园的小路上奔跑。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娃娃受到保姆、女侍和她姐姐费奥多拉的宠爱,尽管她母亲对她管教严格,但几年下来还是有被宠坏的危险。她时常情绪激动,跺着一双小脚,对什么人都不买账,不管人家怎么劝说,她就是不愿学习字母。事后,她也会为此感到抱歉,为此流泪,但最终字母仍然没学。在她五岁的时候,随着弗劳琳·勒曾的出现,她开始有了变化。这位夫人是汉诺威一位牧师的女儿,当过费奥多拉公主的家庭教师。没用多长时间,勒曾就把一种新的精神注入她所照管的孩子的身上。起初,她确实对小公主的暴烈脾气感到吃惊。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急躁、这么顽皮的孩子。但她同时也发现小公主身上还有另外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孩子诚实得出奇,不管会受到什么责罚,她绝不说谎。这位新家庭教师明智地认识到,世上所有的严格措施和手段对这个小公主都没有用,除非她能赢得小德里娜的心。她这样做了,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德里娜聪明绝伦,学习字母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其他东西也一学就会。斯帕思男爵夫人教她用纸板做小盒子,再饰以金箔和彩带;她母亲教她宗教教义。每个礼拜天的早晨,这个六岁的孩子都要坐在教堂包厢的座位上,专心聆听牧师没完没了的讲道,下午她就要接受对所讲内容的测验。肯特公爵夫人决心让她女儿尽早做好置身高位的准备,以便为那些至尊至贵者所接受。卡尔顿宫的那些伤风败俗的欢宴使公爵夫人善良、朴实、节俭的德国头脑感到可怕和惊骇。她绝不允许小德里娜有片刻时间忘记简朴、秩序、持重、虔诚这些美德。而这个小姑娘似乎也不太需要此类教诲,她天生性格单纯,做事有条不紊;她的虔诚毫不勉强,她很懂得要举止得体。什么行为合乎自己的身份,她知道得一清二楚。简·埃利斯夫人六岁时曾被她祖母带到肯辛顿宫,让她跟维多利亚公主一起玩耍,她们两人同年。这位小客人不懂礼貌,还稍稍有点儿放肆,未经许可就拿地板上的玩具玩。“别碰那些玩具,”她马上得到警告,“那是我的;我可以叫你简,但是你不可以叫我维多利亚。”经常跟公主一起玩的小伙伴是维克托瓦,她父亲是公爵夫人的男管家约翰·康罗伊爵士。两个小女孩很要好,常手拉手在肯辛顿花园里散步。但是小德里娜完全清楚,那个穿猩红号衣,以适当距离跟在她们后面的高大仆役,跟的是她们中的哪一个。

小德里娜热情而富于同情心,爱她亲爱的勒曾,爱她亲爱的费奥多拉和她亲爱的维克托瓦,她还爱她亲爱的斯帕思夫人。她亲爱的妈妈,当然,她也爱,这是她的责任。但是,她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当她跟她利奥波德舅舅待在克莱蒙特的时候,她总是特别开心。在那里,路易斯太太的爱抚使她满心欢喜,这位老太太多年前曾侍奉过她的舅母夏洛特。她舅舅对她更是慈爱有加,跟她谈话时则严肃而温和,仿佛她已经是个大人。短暂的做客时间结束时,她和费奥多拉总是眼泪汪汪地离开那里,她们不得不回到肯辛顿,接受单调乏味的恭顺和充满感情的管束。偶尔,她母亲需要留在家里,她被允许单独跟她亲爱的费奥多拉和她亲爱的勒曾乘马车外出,这时她爱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爱看什么就能看什么,倒也非常舒心欢畅。

她们常去克莱蒙特做客。但是有一天,她有幸去了一处更加难得、更加令人激动的地方。那时她七岁,她和她母亲及姐姐应国王之邀前往温莎。曾经对弟媳及其家属耍弄兄长脾气的乔治四世,终于绷脸绷腻了,决定和气待人。这位年迈的酒色之徒头戴假发,面孔浮肿,服饰华丽,躯体肥胖,身旁站着珠光宝气的情妇和一群趾高气扬的侍臣。他就这样接见了这个小不点儿,正是这个小不点儿,他日将在这同一殿堂里统治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家。“把你的小爪子伸过来给我。”他说。于是,两个时代接触了。第二天早晨,他带着格洛斯特公爵夫人乘敞篷马车外出时,在花园遇见了肯特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把她抱上我的车,”他命令道。他的命令马上被执行了,孩子感到高兴,可母亲十分惊慌。他们一起驱车去弗吉尼亚湖,那里有一艘大游艇,上面全是绅士淑女,大家正在钓鱼。另外还有一艘游艇,载着一个乐队。国王色迷迷地盯着费奥多拉,称赞她风度好,然后转身问自己的小侄女:“你最喜欢什么曲子?我让乐队演奏。”她马上答道:“《主佑我王》,陛下。”公主的回答受到赞誉。后来她的外交手腕闻名天下,而这次被认为是她施行外交手腕最早的一个范例。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这也许只是她真实的想法。三

1827年,约克公爵逝世。在他妻子去世后他得到拉特兰公爵夫人的同情、关照,精神上获得了一点补偿。他死后留下了未完工的巨大建筑斯塔福德宫和200000英镑的债务。三年后乔治四世也逝世了,克拉伦斯公爵接替为王。显然.新王后很可能不再生育.因而维多利亚公主被国会认可为王位假定继承人。肯特公爵夫人的年金五年前已经加了一倍,现在由于抚养公主而又增加了10000英镑;如果国王死在她女儿成年之前,她将受命摄政。与此同时,国家的体制产生了巨大混乱,控制英国四十余年的托利党政权开始崩溃。在随之而来的激烈争斗中,世代承袭的传统一时间似乎就要中断;反动分子的盲目固执和他们对手的愤怒、决心构成了尖锐矛盾,除了革命好像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但和解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议会通过了《改革法案》。国家体制的重心转向中产阶级,辉格党掌握了大权,政府被披上了自由色彩的面纱。新局势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肯特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地位有了变化。她们从接受反对派集团的庇护,转而成了多数派官方的珍贵财富。自此以后,维多利亚公主成了中产阶级胜利的活生生的象征。

另一方面,坎伯兰公爵遭到了相应的打击:《改革法案》修剪了他的爪子。他已变得无足轻重,几乎不再能伤人作恶了;可是他的丑名依旧,他仍然是一个恶叔叔——不过只是故事里面的恶叔叔而已。

肯特公爵夫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浓重,她只是自然而然地跟着她丈夫的足迹行走。她信心十足地重复着她丈夫聪明的朋友们提出的口号,重复着她聪明的哥哥利奥波德的推断,她本人并不自作聪明。她对《济贫法》、奴隶贸易和政治经济学懂得不多,但她希望尽自己的责任,而且她希望——她热切希望——将来人们会说维多利亚也尽了自己的责任。她信奉阿诺德博士的教育思想,他的观点当时正在社会上流行。阿诺德博士的目标首先是使他的学生成为“最高最确切意义上的基督徒绅士”,智力教育可以随后进行。公爵夫人坚信,她一生最高的责任就是保证她女儿长大成为一个基督徒女王。她全力以赴去完成这项使命。随着孩子的成长,她发现,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她心中暗自高兴。公主11岁时,公爵夫人要求伦敦和林肯的主教们对她进行一次测验并针对她取得的进步提出报告。“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公爵夫人在一封亲笔信中解释说,“该对已经做的检验一下了,如果有什么判断上的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未来的计划也该公之于众,以便研究和修正……我几乎亲自参加她的每一堂课。公主身边的那位女士非常称职,她帮助她准备各位老师布置的功课,我决心也那么做,亲自做她的家庭教师……她到了合适的年龄后,就让她跟我一起按时参加礼拜,我完全感觉到她心底里有宗教。她受宗教感染之深,使她很少有犯错误的可能,因为宗教对她的感情发生作用,而孩子是最容易接受这一切的。”“她性格的一般倾向,”公爵夫人补充道,“表现为有过人的智力,她能自如地接受外来信息,就任何问题征询她的意见时,她都能毫不费力地作出公正而有益的判断。她的忠诚、坚贞十分突出,以至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担心她的堡垒会被攻破。”主教们来到宫中,测验的结果令人满意。“在回答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问题时,”主教们报告说,“公主表现出对圣经史的主要特点以及对圣公会所授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真理和概念,都具有准确无误的知识,对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年表也十分熟悉。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能做到这样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对于有关地理的问题以及对于地球仪、算术、拉丁语法的运用,公主的表现也同样令人满意。”他们认为公爵夫人的教育计划已完美无缺。在问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意见时,他也作出了同样令人高兴的结论。

但是,还有一项重要措施有待实施。公爵夫人向主教们解释道,到目前为止,还未让公主知道她今后可能承担什么重任。“她知道当国王要承担什么责任,她也懂得国王应该为他人而活。因而,一旦她天真的头脑明白了她未来的命运,她必须有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对期望于她的东西有所认识,而且,她应该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原则,不至于被她将要继承的位子弄得眼花缭乱。”于是,决定在下一年里对公主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接着,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场面:历史课上,家庭教师事先悄悄地把英国国王谱系表加进书中,公主感到惊讶,提出了疑问,最终她明白了事实真相。当这孩子了解一切后,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会好好儿的。”这句话的意义甚于一切常规的声明,甚于一个愿望的表达;这句话尽管有局限,有紧张感,也不无自负或谦恭之意,但这是一个人品质的直觉概括。“知道后我哭了好一阵,”女王陛下很久以后这样说。当然,有别人在场的时候,甚至在她亲爱的勒曾面前,她始终保持克制,只在她躲到一边,在她母亲看不见的地方,公主用一块手帕擦着眼泪,让内心那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

但是,要躲过她母亲的视线谈何容易。她母亲朝朝暮暮、日日夜夜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从婴儿长大成儿童,从儿童又长大成少女,公主一直睡在母亲的卧室中,她没有可以独自坐坐、独自工作的地方。她每走一步,四周都有高度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她。直到她即位的那天,她若要下楼,仍然有人牵着她的手走在她的身旁。简朴和规律支配着这个家庭。光阴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流过去,缓慢而井井有条。玩偶——数不清的玩偶,每一个都穿得整整齐齐并且取了名字,一丝不苟地登记入册——给放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音乐和舞蹈。于是,来了塔利奥尼,形体训练使公主优美端庄;来了拉布拉凯,以他浑厚的低音来改善公主的尖嗓子。官方导师切斯特教长则继续他没完没了的圣经史课程,正式家庭教师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则以庄重得体的态度主持每一堂课。毫无疑问,公主在学习的日子里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方面。德语自然是她熟悉的第一语言;接着是英语和法语;她差不多能讲三种语言,尽管她对英语语法的掌握仍有欠缺。与此同时,她还学会了足以应付工作的意大利语和一点拉丁文。尽管如此,她读的书并不多。她不喜欢读书。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给她读的书不是枯燥乏味的布道文,就是难以理解的诗歌。小说是严禁阅读的。德拉姆勋爵说服她母亲给她读一些马蒂诺小姐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解释。公主读后感到高兴,不过人们担心,进入公主头脑的只是故事中那种她所不熟悉的乐趣,她从来也没有真正懂得交换的理论和经济收益的性质。

在公主的青春岁月里,她的精神世界几乎完全被女性包围着,没有父亲和兄弟以急躁粗鲁的行为、以纵声大笑或外面世界的自由气息来打扰她轻松单调的日常生活,这也许是她生活中的缺憾。确实,从没有人对公主高声呼唤或粗暴斥责过,也从来没有一个粗糙坚硬的面颊碰过她那柔嫩的脸,她更没有和男孩一起爬过墙头。在公主11岁时,利奥波德亲王离开英国去比利时就国王王位,她到克莱蒙特做客的机会也从此告终——在那里做客可以暂时躲进男性社会,这使她感到快乐。她仍然喜欢利奥波德亲王,仍然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父亲——或者不如说,唯一的父亲,他确实就像我真正的父亲,因为我没有”。但是,亲王那慈父般的关怀,现在只能朦胧而间接地通过通信这冷冰冰的渠道传达给她。除此之外,女性的恭顺、优雅、热情把她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封闭的围栏里,她的精神世界很少受到幽默和想象的熏陶,而缺少这两种品质,任何生命都难以茁壮成长。勒曾男爵夫人——乔治四世逝世前擢升她为汉诺威贵族中的男爵夫人——是公主世界里真正的核心。在费奥多拉结婚、利奥波德舅舅去比利时后,男爵夫人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公主对她母亲很孝顺,但勒曾赢得了她的心。这位汉诺威牧师的女儿口若悬河,精明能干,对委托她照顾的孩子关爱备至。她同样也得到了回报,孩子对她无限信任和崇拜。小公主甚至宣称,为了“心爱的勒曾”她愿意赴汤蹈火,勒曾夫人是她出生以来“最好最真诚的朋友”。公主13岁开始写日记,记下每天所做的一连串琐碎小事以及她的思想感情,每一页上都可以见到有关男爵夫人的记载以及她的无形影响。日记中的小姑娘,自我描绘得非常清晰:真诚、单纯、敏感、虔诚,简直就跟那位德国牧师女儿本人一样。她的欢乐,她的赞赏,她的迷恋都很自然地用着重号和惊叹号表示出来。“这次骑马真开心,我们慢慢跑了许多路。甜蜜的小罗西.. . . . .跑得棒极了.. . . .!!我们一点一刻回家……七点差二十分我们去看歌剧. .……鲁比尼出场,唱了《安娜-布伦纳》中的一首歌,唱得挺棒. .。我们11点半回家。”在她读书后所作的评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男爵夫人的思想。一天,由于某种差错,她被允许阅读范妮·肯布尔的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当然是很直率、很奇特的。从书的风格看,可以想象得出,那位女作者一定十分坦率,但是缺乏教养,因为书中粗言俗语比比皆是。真遗憾,一个像巴特勒夫人这样有才华的人,竟会如此随便地出版这样一本充满垃圾和废话的书。这本书对她只能有害而无益。我一直看到九点二十分才去睡。”男爵夫人朗读给她听的塞维妮夫人的书信,则得到了肯定。“她的风格多优美多自然啊!洋溢着天真情趣,充满了聪颖和雅致。”但是她把最高评价留给了切斯特主教的《马太福音详解》。“那确实是一本极好的书。我就喜欢这样的书。这书明白易懂,充满真理和美好的感情。它不是那种学术性的书,不需要你逐段琢磨。勒曾在我领圣餐的那个礼拜天给了我这本书。”在几个星期之前,她行了坚信礼。她是如此描述那件大事的:“我觉得我的坚信礼是我一生中最庄严、最重要的事件和行动之一,我相信那对我的思想会产生有益的作用。我对我做过的错事深深感到悔恨,相信全能的上帝会健全我的心智,使我抛弃一切邪恶的东西,遵循一切公正的正确的指导。我将以坚定的决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以安慰我亲爱的妈妈,她为我历尽千辛万苦,尝尽焦虑忧伤,我要成为她孝顺的、亲爱的女儿。我也要忠顺于我亲爱的勒曾,她为我竭尽全力。我穿了一件镶白边的长衫,头戴白色绉绸女帽,还套着一个白玫瑰花环。我跟亲爱的妈妈坐进一辆四轮马车,其他人乘一辆大马车跟在后面。”读了这些东西,你仿佛握着一块小小的光滑的水晶石,没有瑕疵,没有耀眼的光芒,纯净得你可以一眼看穿。

然而.敏锐的眼睛可以看出。这种纯净毕竟不是绝对的。细心的探究者会发现,在这片处女地上,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细微裂痕。在这修道院似的天地里,客人来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公爵夫人有许多亲戚,他们并非稀客;舅父舅母们常从德国来访,还有表兄弟和表姐妹。公主14岁时,从符腾堡来了一对男孩,亚历山大亲王和恩斯特亲王,他们是她母亲的妹妹与符腾堡当权公爵的儿子。他们的到来使公主非常高兴。“他们两人都长得极高,”她写道,“亚历山大很漂亮,恩斯特很和善。他们都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的离去使她感到遗憾。“我们站在岸边看着他们上船,直到船开走好一会儿。他们在这儿使人感到好亲切、好愉快。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兴致勃勃。亚历山大扶我下船时是多么小心,骑马时他总是走在我身旁;恩斯特也一样。”两年后,另外两位表兄弟前来做客,那是费迪南亲王和奥古斯都亲王。“亲爱的费迪南,”公主写道,“引起各方人士的爱慕……他是那么单纯率真,他的仪表风度出类拔萃。他们都是非常可爱迷人的小伙子。奥古斯都也和蔼可亲,你若了解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很有头脑的。”在另一个场合,“亲爱的费迪南来了,坐在我身旁,谈得很投机,他的话入情入理。我是多么喜欢他啊。亲爱的奥古斯都也坐在我旁边,跟我谈话,他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好小伙子,长得很帅。”她难以判别出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更漂亮。她得出结论:大体上说,“我想费迪南比奥古斯都漂亮些,他的眼睛真好看,他的神情是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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