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松辉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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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解码试读：
上编 命运的原起
引言
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能够预见到自己一生的命运，并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了解命运的原起，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支配着自己的一生遭际。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人的力量在自然面前和社会面前显得特别渺小，也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再加上技术限制，文字信息传递的范围很狭窄，传递的速度也很慢，人们不可能在很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去收集更多的资料来考察自身命运的原起，于是他们只好更多地运用想象和臆测来探讨这一问题，从而得出了以神学理论为基础的命运观。这一命运观认为，人的富贵贫贱，悲欢离合，都是由一个或数个神灵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人对自身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经验积累也慢慢丰富起来，他们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同他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合乎逻辑的联系。比如一位农民，无论他如何崇拜上帝，只要他不辛勤耕耘，他的土地长出来的总是野草，而不是粮食。这一最常见的现象使人们不难明白：要想生存下去，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命运，个人的努力是少不得的。于是，人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开始由重视天命逐步地倾向于重视人力。统观中国整个思想史发展趋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有关命运的思想领域里，天命论在逐步地把自己的地盘让位于人力论。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这一进步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稍有社会阅历的人可能都会承认，人类社会比自然领域复杂得多，发生在人类社会里的事情并不总是可以根据逻辑常理所能推测的，有时祸福相倚，变化无常；有时是非颠倒，黑白难分，这里面固然是人力在起着主要作用，但有时也掺进一些自然因素(比如各种自然灾变对战争、农业的影响等)，使一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显得异常复杂，难以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所以，在人们开始重视人力对命运影响的同时，又很难完全放弃对天命的信仰。还有一些思想家另辟蹊径，用自然星气、偶然因素、不可知论来解释命运原起，使古代有关命运思想的内容显得分外丰富。在上编中，本书基本上依照人类思维的发展线索，对古人的命运观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第一章人的命，天注定？
天命不变论是中国最早产生的一种用来解释人生命运的理论。它的理论形态虽然极其原始，然而却能对几乎任何事情的发生作出近似“圆满”的解释，一旦人们把自己的遭遇归因于天命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就会在既无可奈何又心安理得的情绪中得到片刻的安宁。天命不变论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本书首先介绍这一观念。第一节 “天命不变”何时起
远在八百万年以前的洪荒时代，人类的远祖之一——禄丰腊玛
[1]古猿已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大地上。那时，这些人类的先祖混混沌沌，过着名副其实的动物般的生活，他们的思维极其简单，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同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分开，他们不仅没有“天命”这一观念，甚至连万物有灵的思想也没有。他们只是本能地去接受大自然的恩赐，享受着从天上洒下来的阳光和雨露，同时，也是本能地去躲避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们在领受灿烂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时，是否产生过感激之情；当然也无法知道，当他们在竭力逃避自然灾难的时候，是否有过痛恨之情。
不知又经历了多少万年，这些古猿终于站直了身体，学会了使用最简单的生产工具，有了最简单的思维，实现了从猿到人的飞跃。那时，人类开始注意观察自己的生活环境，然而这种观察是极其表面化和具象化的，在他们的眼中和大脑里，一切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还无法形成抽象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思维在逐步发展，他们开始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并具有推演这些问题的能力。比如，他们在思考做梦这一现象时，推演出人有灵魂和灵魂不死的结论(其详细推演过程见“梦中输赢”一章)，并以此为根据，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墓葬习俗，有了一些简单的墓葬方式，他们为了使死去的亲人能够生活得更为安适一些，于是就为亲人陪葬一些生前所使用的工具、食用的食物，以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
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时候，人类开始进入现代人的阶段。他们在此前后，先后学会了加工熟食、经营农业、发展畜牧等。《白虎通•号篇》里，简要地记载了这一转变过程：“远古时的人都靠吃禽兽的肉为生，到了神农氏的时候，人口繁衍得多了，禽兽也不够人们食用了，于是神农便根据大自然的四季和土地的好坏，制造了农具，教会人们种植庄稼。由于神农的不断努力，人们终于适应了农业生活，所以人们把这位伟大的人物叫做神农氏。”《诗经》也记载了周朝祖先后稷教授周人种植庄稼的故事。熟食加工、工具使用、农业劳作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
从不会观察到懂得观察，从不会思考到懂得思考，人类发展了。但另一方面，此时的人类相对于奥妙无穷的大自然来说，他们的思维能力，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都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他们对神奇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更无法控制，而这些自然现象——风、火、雷、雨等等，又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面对自然这一庞然大物，弱小的人类时而感激，时而恐惧，时而惊奇，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的崇拜、敬畏之情。此时，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高，在他们的眼里，山是指一座座具体的山，水是指一条条具体的河，同时他们根据自己有意志、有感情这一事实，推断出这些山、这些水以及其他万物也都有意志和感情，于是就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山神，每条河都有每条河的河神。这一万物有灵的观念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甚至到今天，这一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
既然万物有灵，而且这些万物之灵又凭着自己的好恶直接去影响人们的生活，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这些神灵的欢心，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最大的帮助。在中国古代，人们为神灵唱歌，为神灵跳舞，为神灵献上最珍贵的财物，甚至不惜献上人的生命，直到解放初期，在少数落后地区，仍然存在着杀人祭祀的行为。这就是原始的宗教和原始的祭祀。
后来，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再加上人世间统一王朝的出现，人们在继续信奉万物有灵的同时，又依据人间的至高无上的统一帝王形象，抽象出一位至高无上的统一神——上帝。由于上帝生活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因此，上帝的意志，或者上帝的命令，就被人们叫做“天命”。
在人类发展史上，“天命”这一观念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古书的记载，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天命”观念，但已无当时可靠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我们也无从考证其真伪。现在的学者们一般相信，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从商代开始，因此，本书在介绍天命不变论时，也从商朝开始。
天命观念出现以后，导致了许多与天命有关联的思想体系的出现，天命不变论是其中之一。天命不变论的主要理论特征就是：一个人当他还没有出生时，他的一生命运就已经被上帝给安排好了。他有多长的寿命，一生能获得多少财富，可当多大的官，能娶什么样的妻子，有几个什么样的子女，如此等等，都是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而事先安排好了的，而且以后不再改变。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好坏与他个人的后天思想行为毫无关系，只要上帝给一个人安排了好命运，他即使整天无所事事，富贵也会自己送上门来；反之，如果上帝给一个人安排了坏命运，即使这个人进行了一生的奋斗，也无法敲开幸运之神的大门。
持天命不变论的人还认为，不仅个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时，它延续的时间长短，它是强大、太平，还是弱小、混乱，上帝也都为它安排好了。当它要诞生时，任何人也没法阻止它；当它要灭亡时，任何人也无法拯救它。
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天命不变论是一种最不合理的理论。然而在中国古代，却有不少人相信这一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下面本书将以时间为线索，简要地介绍一下历代相信天命不变论者的表现。第二节 “命定论”的那些人《礼记•表记》中说：“商朝人特别重视鬼神，几乎所有的人都祭祀鬼神，而且把祭祀鬼神看得比社会礼制还要重要。”这段论述是符合商朝的情况的。商朝的国王不仅事事卜问神鬼，而且还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对自己的保护是不会改变的。这一思想在商代最后一位帝王纣王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据《史记•周本纪》和《尚书•西伯戡黎》等记载，周国本来是商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商纣王在位时，周国已变得十分强大。当时周国的领导人周文王对商纣王的暴政表示不满，并因此被商纣王拘留起来。周文王的部下闳夭等人用美女、骏马及其他许多财物把周文王赎了回去。周文王回到周国以后，继续推行仁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过了几年，周文王率兵消灭了商王朝的另一个附庸国耆国。面对周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商纣王的大臣们十分惊慌，其中一位叫祖伊的大臣听到这件事以后，赶快跑去向商纣王报告，并要求纣王赶快想办法来应对这一局面，而商纣王却满不在乎，说：“不是有天命在保护我们吗？周国能把我怎么样！”后来，周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周武王继位。而商纣王依仗天命，继续为非作歹，我行我素。于是武王出兵进攻商纣王。商纣王的部队虽然很多，但临阵倒戈，商朝军队全线崩溃。商纣王逃到鹿台之上，带上自己的珠玉，自焚而死。时刻不忘天命的商纣王最终还是被天命抛弃了。
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虽然很重视人事，但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天命不变论的相信。他曾讲过：“我五十岁的时候，懂得了什么叫做天命。”(《论语•为政》)还说：“不懂天命的人，就没有办法当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论语•尧曰》)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生奔波于诸侯之间，有一次，当他路过匡(地名)时，匡地的人误以为是自己的仇人阳虎(鲁国权臣，样子长得像孔子)来了，于是就把孔子包围了整整五天。后来，匡人的攻势更加猛烈，孔子的学生都很害怕，孔子安慰他们说：“自从周文王去世以后，继承周朝礼乐文化的所有重担不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了吗？如果上天将要毁灭这一文化，那么上天就不会让我接触到这一文化。如果上天不想毁灭这一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用的虽然是问句，但实际是肯定的意思，那就是说，孔子认为保存周文王以来的文化遗产，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谁也奈何他不得。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回顾自己一生推行政治主张的不幸遭遇，感叹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这是天命所决定的；如果不能实现，也是天命决定的。”当然，相信天命不变只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孔子又很重视人事，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人。
他的一位有名的学生叫子夏，继承了孔子天命不变的思想。有一次，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司马牛满腹忧愁地对子夏说：“别人都有兄弟，而只有我没有兄弟。”子夏就安慰他说：“我听别人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品质高尚的人待人恭敬而不失礼，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如兄弟一般，您何必为没有兄弟而发愁呢？”(《论语•颜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后来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这两句话都不陌生。
孔子被古人尊为圣人，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天命不变论。有一次孟子到鲁国去游说，鲁君很想接见并任用孟子，最终因为遭到鲁君的宠臣臧仓的反对而事无结果。对此，有人对臧仓很生气，而孟子却说：“事情成功了，这是有一种力量促使它成功；事情失败了，这是有一种力量导致它失败。或成功，或失败，都不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鲁君不见我，不任用我，这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臧仓有什么本领能做到这一点呢？”(《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来，任何事情都是由上天决定的，人的努力在其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因而人在上天面前应百依百顺。他还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孟子的命定思想比孔子还要严重一些。
到了秦末汉初，中国出现了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楚霸王项羽，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他们一个破釜沉舟，击败秦军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暴秦的根基；一个苦心经营，最终扫清群雄，建立了强盛的西汉王朝。然而这两位靠人力才获得成功的英雄人物，到了他们的末日，却都信奉天命不变论。
项羽击败秦军主力以后，随即引兵入关，杀掉秦王朝的降王子婴，烧掉了秦王朝的宫殿，自以为大功告成，便衣锦还乡，带兵回到了家乡彭城，当上了西楚霸王。而被项羽分封到汉中一带的汉王刘邦，却趁机率兵杀了回来。由于刘邦足智多谋，善于笼络其他诸侯国，所以最后在各诸侯国的帮助下，把项羽包围在垓下。当时，项羽兵少粮尽，又听到包围自己的汉军都唱起了楚地的歌曲，以为刘邦已占领了所有的楚国土地，否则汉军中不会有如此多的楚人。于是，项羽演出了一场霸王别姬的人间悲剧以后，便率领八百骑兵趁夜突围。逃到阴陵时，迷了路，向一位老农问路，老农骗他说应向左走，结果项羽陷入大泽之中，被汉军追了上来。项羽且战且逃，当逃到东城时，手下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了。项羽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猛将，一生几乎没打过败仗，然而他不善用人，妄开杀戒，结果是胜仗虽然打了很多，可越打拥护他的人越少。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面对自己的二十八位部下，说：“我从起兵反秦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打了七十多次仗，所向无敌，从未失败过，最后终于占有了整个天下。没想到今天竟败到如此地步，这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为了证明自己讲得正确，项羽又指挥大家痛痛快快地向汉军发起了一场胜利的冲锋。当项羽逃到乌江边时，他的部下已停船靠岸，劝他赶快渡江，因为渡过江去，就到了他的根据地江东。然而项羽却拒绝渡江，其中固然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因素，但相信命定论也是他不愿过江的原因之一。他对摆渡的乌江亭长说：“既然天要灭我，我又何必渡江呢！”就这样，项羽抱着天命决定论的观念，自杀在乌江岸边。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的最后有一个很好的评论，他说：“(项羽占领天下以后)，放逐义帝(起义军的领导人，项羽原属他的部下)而自立为王，自恃功劳和个人的小聪明，不去效法古人的治国办法，认为靠武力就能治理好国家，结果国亡身死，还不觉悟，反而说什么‘是天要灭我，不是我不会打仗’，这真是大错特错！”
刘邦则比项羽明智得多，当他击败项羽、统一天下以后，曾把自己的胜利归因于自己善于用人，而项羽的失败就在于不会用人，从这点来看，刘邦是重视人的力量的。然而他到了晚年，却同项羽一样，也回到了天命不变论的老思路上去了。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刘邦即位的第十一年秋天，淮南王黥布起兵反叛，刘邦亲自率兵平叛，在战斗中，刘邦被流箭射伤。到了第二年春天，箭伤发作，刘邦得了重病。他的妻子吕后为他请来了良医。刘邦问良医：“我的病如何？”医生回答说：“不要紧，病可以治好。”没想到刘邦却大骂说：“我原是个普通百姓，靠三尺利剑占有了整个天下，这不是天命决定的吗？我的性命是由天安排的，即使扁鹊来了也没用！”把自己得天下归于天命，尚好理解，但不知刘邦为什么认定上帝这次一定要让他死，任何人事努力都不起作用。因此刘邦送给医生一些钱财，把他打发走了，自己拒绝治病，不久即去世。刘邦相信天命不变论，有病不治，本不该死的他却死了，这对于他自己，对于他所创立的汉王朝，都是一个悲剧。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当上皇帝后，曾集合群臣举行了一次预测晋朝可传多少代的仪式，据《晋书•裴秀传》记载，方法是在一个密闭的地方放上竹签，竹签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数字，然后由晋武帝伸手去摸，摸出一支竹签后，就根据这支竹签上的数字来判断所传的代数。当晋武帝祷告神灵以后，战战兢兢地摸出一支竹签一看，竹签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一”字，这就是说，晋朝只能传一代人就要灭亡。此时此刻朝堂上尴尬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据史书说，晋武帝看后十分不悦，因为历史上最短的王朝秦王朝尚且传了两代人，而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王朝只能传一代。大臣们看到这一情况后，也都大惊失色，没有一个人敢出声。过了一会儿，大臣裴楷才振作一下精神，清一下嗓子，平和而从容地对晋武帝说：“我听古人说，天得到‘一’才会清明，地得到‘一’才会安宁，王侯得到‘一’就可以做天下的领导者。”裴楷说的古人指老子，老子的“一”指“道”、“规律”，而晋武帝抽出的“一”指数字。也就是说，老子的“一”和晋武帝的“一”分属不同的概念。但裴楷这么一比附，缓和了当时的尴尬气氛，送给晋武帝一个下台的梯子。结果晋武帝听了非常高兴，群臣也识趣地跟着高呼万岁。裴楷因对答有功，不久就升任为散骑侍郎。这里没有明确讲晋武帝相信天命不变论，但他的行为却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在他刚建立晋朝时，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他的王朝存在的年数，他之所以举行仪式，就是想要知道上帝是如何安排的。
历代都不乏鼓吹天命不变论的人，本书无法一一举出。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史上的太平军首领洪秀全，他在太平天国晚期，虔诚地相信天命不变，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瓦解，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惨痛的历史教训。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兵，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转战数省，于1853年占领南京。但占领南京以后，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即逐渐开始了宗派斗争和腐化生活，一步步走向失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应归因于“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但“命定思想”在太平天国首领中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洪秀全从创立拜上帝会的那天开始，就一直以“天父”(上帝)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和代言人。这时，他一方面宣传“生前若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一类的因果报应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传统的命定思想，在他早期写的《原道救世歌》中，就提出了“富贵在天生死命”的观点，认为自己当天王是早由上帝安排好了的。这一思想，到了他的晚年，则愈演愈烈。1863年，太平军的实力因杨、韦内讧及石达开的出走已变得十分衰弱，清军已经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当时称天京)。南京当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无法困守，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以保存有生力量，并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年年底，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向洪秀全分析了目前形势，提出以上建议。而洪秀全不仅不听，还说自己是奉了上帝、耶稣的命令来到人间的，自己的一切都由他们来保护，用不着李秀成操心，并说自己还能请下无数的天兵天将来帮助自己作战。正因为洪秀全深信天命不变，有恃无恐，所以他不能面对现实。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他不再信任和重用李秀成，而把一切政权、军权交给昏庸的洪仁达和年轻没有经验的肖有和，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面对覆亡的局面，还迷信上帝、耶稣的保佑，幻想有天兵天将来拯救自己，洪秀全可以说是相信命定论信到了昏了头的地步。
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中国古代天命不变论者的思想行为，还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这些人虽然相信天命不会改变，会永远保护自己，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人事努力。比如商纣王，他虽然笃信上天保佑自己，但当周武王率兵打来的时候，他也不得不暂时放下“天命”，亲自带兵去抵抗。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接受了满族社会中长期流行的萨满教和汉族的天命观，相信上自国家兴亡，下至个人得失，无不取决于天命，他在建立后金国时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命”。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不得不重视人事，不得不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政治、经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洪秀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虽然相信上帝对自己的支持不会改变，但当城内无粮可吃时，他也不得不鼓励大家，并且带头吃野菜。到了形势进一步恶化时，洪秀全也不得不饮毒自杀。上帝是否一直在保佑他，也许只有见了上帝，才能问个明白。
以上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当现实犹如冷酷无情的茫茫洪水时，每一个面对着它的人，不论他如何相信天命不变，他都不得不暂时抛却这一信仰，全神贯注地去寻找一条生路。虽然他们也许会在幸存之后马上就向一贯保佑自己的神灵表示他们的无限感激，但在实践中，现实的力量已迫使他们的行为不自觉地脱离了思想预先为他们划定的轨迹。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既相信天命不变论，又不得不进行人事努力的矛盾现象，并试图予以解释。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巫列》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人们的吉凶命运，人事努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天命。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是个人可以掌握的，但一个人的命运，却是上天在控制着。因此，该怎么想，该怎么做，这完全在于自己，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就在于无法预知的天命了。巫觋们祭神求福，可能有点好处，但也必须以当事人的美好品质为其基础。而且巫觋们的祭神活动，也只能对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有所帮助，对于一些大的命运，还是由天来决定，人的行为不起作用。
既重视人的努力，又相信天命决定。对此，王符在《潜夫论•相列》中有一个比喻，他说，人们追求富贵的命运，就好像农民种庄稼，土地虽然肥沃，但不去耕种，就不会有收获，至于说你种了庄稼，并且努力地去耕耘，但最终有没有收获，或收获多少，这就要看老天的意愿了。
人不奋斗，不追求，就不会有好命运；奋斗了，追求了，可能会有好命运，也可能没有好命运，这就看天命是怎样来决定了。关于这一思想，后人把它概括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三节 人的命，谁来定
在中国古代，相信天命的人应该说是占了很大部分，因为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社会关系复杂，人们无论是在自然面前，还是在社会面前，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感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自己，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天命。唐代的刘禹锡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天论》中说，人们在弄不懂一些事物的因果关系时，总是用天命来填补这一空白。他举例说，船在小河沟里行驶，无论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人们都能掌握，因此，不管是船走得顺利，还是不小心给弄翻了，人们都知道其中的原因，不会把它归于天命；但在大海里行船就不一样了，由于海上风急浪高，船行得是快是慢，是安全还是翻船，人力都无法控制，所以，船不幸翻了，人们就把它归于天命，船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人们还是把它归于天命。刘禹锡的这一比喻很能说明问题，人们之所以把自己的一切命运都归之于天命，原因就在于他们弄不明白自己命运产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司马迁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件事的评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司马迁本来具有一定的反天命思想，但对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这一问题，却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最初，秦国弱小，地处偏僻，中原各国都瞧不起它，把它同野蛮的少数民族国家一样看待。可到了秦献公以后，它就逐渐强大起来了。论秦国的仁义道德，连鲁国、卫国的残暴君主都不如；论它的兵力，也比不上韩、赵、魏三国的军队强大，然而它最终却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这大概就是天命安排的吧！”秦国既不讲仁义，原来又不强大，竟然能吞食他国，统一天下，司马迁找不到其中的因果联系，只得无可奈何地把它归之于天命所定。
从人类认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天命观念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虽然如此，但它毕竟不够科学，特别是天命不变的观点，更为有害。因此，古代不少人对它提出了批评。
第一位系统批判天命不变论的是墨子。墨子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上帝的意志可以根据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他坚决反对天命不变的观点。他说：“那些坚信天命不变的人说：天注定他富裕他就富裕，天注定他贫穷他就贫穷；天注定他人多他就人多，天注定他人少他就人少；天注定他长寿他就长寿，天注定他短命他就短命，即使人再努力也没用处。用这种理论去游说王公大人，将会误了国家大事；用这种理论去教育普通百姓，将会误了人家的私事。”(《墨子•非命上》)墨子还指出，如果相信了天命不变论，人们就会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所作为，一切听任天命的安排，天命不变论还为那些残暴的君主、不义之人提供了自我辩解的借口，因此，这种观点是一种不仁不义的理论，是人们说坏话、做坏事的根源。
另一位较早而且较集中批判天命观的思想家是荀子，他在《荀子•天论》中说：“天的运行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因为圣明的君主在位而存在，也不因为残暴的君主在位而消失。”也就是说，无论社会上的人事如何，天的运行规律都不会改变，人们的一切福祸都是自己造成的，与上天毫无关系。后来，荀子的两位学生韩非和李斯都继承了荀子的这一观点，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什么天命。
到了汉代，另一位思想家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论，进一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王充在研究了当时人们对天的三种解释(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以后，提出了近似于盖天说的观点。他认为天是一大块固体，处于八万里高的上空，天平平正正，与大地一样，不论是中央还是四周，都是一样的高，人们看天时，觉得天中间高，四周低，那是因为天的四周离人太远的缘故(以上观点见《论衡•说日》)。很显然，王充对天的解释并不正确，但他承认天也是一种自然物体，没有像人一样的感情和意志，因此也不会对社会人事起什么支配作用。就这一点来说，王充还是正确的。
到了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写了一篇《天说》，认为天和地就像大的瓜果一样，都是物质的东西，没有意志，没有感情，既然如此，它又怎么能赏善罚恶呢？因此人们得到幸福，那是自己挣来的；人们受到惩罚，那是自己招来的，一切与天毫无关系，从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他的朋友刘禹锡在读了《天说》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都是荀子、王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宋代以后，思想界争论的主题已不再是天命有无的问题，而是“气”与“理”、“器”与“道”的关系问题。虽然也还有人就天命问题提出过讨论，但大都没有什么新的理论突破。在这以后，一些思想家对天命问题表现出一种淡漠情绪，而统治阶级却一直乐此不疲，死抱着天命不放，原因是他们想借助天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比如清朝，一直到了它的末年，皇帝的诏书里面仍要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字眼，而且每年春节，皇帝还要去天坛祈年殿去祈求天命，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运永昌。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对天命观作何评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天命观不够科学，多是迷信的一种表现。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日心说”的传播，天文望远镜的发明，人类起源学说的创立，对月球的实地探测……这一切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使“上帝被贬低成为一个实用的假设，创世和造人的故事成为一个神话、一首诗、一种象征。它清楚地表达了一些东西，但是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真理”(埃•弗洛姆《说爱》)。
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因而也否定了天命的存在，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天命对人们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落后的一些地方，天命思想还在部分群众的思想里占有很大的地盘，他们向泥塑神像叩头烧香，以求神灵的保佑，占卦算命的地摊前，风水先生的家门口，也不乏虔诚的顾客。一些宣扬天命不变论的俗话，比如像“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命中无有莫强求”、“命该如此”一类的语言，在群众中间还相当流行。即使在一些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也不是毫无市场。
其次，如果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还应该承认，天命论的出现是人类认识的一次进步。
在本章的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了人类由混混沌沌到认为万物有灵，再到抽象出“上帝”概念这么一个思维发展过程。人类得出万物有灵这一结论固然有失科学，但它毕竟是人类第一次探索自然所得出的结果。这好比一个孩子学数，开始时，他连数的概念都没有，后来他有了数的概念，知道了数的相加，也许孩子第一次会得出一加一等于三的错误结果，但这比起连“相加”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时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成人们绝不会因为结果错了，连同孩子的这次努力也一块否定。同样，在评价古人的“万物有灵”这一结论时，也一定要把它的不足同这一结论所昭示出的人类进步区别开来。我们绝不能因为结论错了，就连人类想解释自然的这一动机以及它所显示出的进步性也予以否定。而天命观念，则是万物有灵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万物有灵思想的高级阶段，它标志着人类抽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天命观在维系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方面，也并非起的都是消极作用。
总之，天命观在它出现的开始阶段，代表了人类思维的进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天命观逐渐变成了人类的思想包袱，从而又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天命观既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又起到了许多消极作用。我们在评价天命观时，必须全面地、具体地去分析它，决不可简单地去完全否定它。第二章天道有常？
天命赏善罚恶观念是在天命不变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天命不变这一观念的一次大纠正。天命赏善罚恶观念以有神论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从根本上讲，仍然是错误的，但同天命不变观念相比，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多地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对人们命运的解释，也显得更为合理一些。因此，天命赏善罚恶论在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天命不变论。第一节 周公与天命
虽然商朝的统治阶级大肆宣扬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永远保护自己，然而在西周的进攻面前却一败涂地，不可一世的商纣王竟落得一个自焚身亡的悲惨下场。上帝所保护的人——商朝统治阶级被推翻这一铁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上帝进行再认识。面对这一历史景况，以杰出的政治家周公为首的西周统治集团，得出了“天命无常”的结论。
周公名叫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承了王位。但当时成王年龄尚小，所以由周公主持一切政务。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西周政权，急需一套理论为西周建立的合理性作论证，因此以周公为首的西周统治者就大力宣传“我们伟大的周文王，接受了上帝的命令”(《大盂鼎铭文》)，“上天命令文王消灭庞大的商朝，接受它的帝位和它的土地、人民”(《尚书•康诰》)。西周人仍然认为自己灭商建周是上帝的意志。但是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既然谁当天子是出自天的意志，那么商纣王当天子自然也是出自天的意志，可后来为什么上帝抛弃了商纣王，转过头来支持周文王、周武王呢？对此，周公姬旦是这样解释的：“商纣王在位的时候，他没有施恩泽于百姓，经常结怨于民，而且从不改正自己的错误，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把正确的治国原则抛在一边。……商纣王不仅没有美好的品德让上帝知道，而且还沉溺于酒，他的恶劣品质和酒腥气上达于天，所以上帝抛弃了他，灭掉了他的国家。”(《尚书•酒诰》)而西周的周文王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伟大的父亲周文王，能够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在使用刑罚时非常谨慎，从不敢欺压那些孤独无靠的人，周文王尊重那些应该尊重的人，惩罚那些应该惩罚的人，爱护百姓……上帝对此非常赞扬，就命令周文王去消灭了商朝，取代了它的位置。”(《尚书•康诰》)
不难看出，周公塑造的上帝仍然是一位有意志、有感情的活灵活现的上帝，在这点上，与商朝统治者宣扬的上帝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的是，西周人把商朝统治者的专有上帝改变为有德者的公有上帝。也就是说，西周人认为，谁的品德高尚，上帝就会保护谁、支持谁。
正因为上帝不是西周专有的，所以西周统治者行动起来格外小心。商人建立政权以后，其态度是相当骄矜的，他们说：“我们的事业如火如荼，没有任何人敢阻拦我们！”(《诗经•商颂•长发》)简直目空一切。而周人在刚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就担心亡国，周公曾满腹忧虑地告诫康叔说：“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要知道天命并不永远保护某一个人，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不要把国家给弄灭亡了。”(《尚书•康诰》)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西周的另一位领导人召公也说：“我们取代商朝，占有天下，这既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又是一件令人十分担忧的事情，我们在行动时，怎敢不小心谨慎！”(《尚书•召诰》)可谓喜忧参半，诚惶诚恐。那么如何去取得上帝的欢心呢？一方面虔诚地祭祀上帝，乞求保佑，不敢有半点疏忽，即所谓的“敬天”；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无法看见上帝，当然也无法亲自聆听上帝的教诲，但他们在同商朝的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民心的向背能够决定一个政权的存亡，因而民心也最能反映上帝的意志，于是总结出“百姓的意愿，上帝一定会听从”的经验，从而制定出“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永远保护老百姓”(《尚书•梓材》)的政策，即所谓的“保民”。“敬天保民”也就成了周统治者的施政纲领。当然，后来的西周王朝时盛时衰，最后也灭亡了。
总之，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认为上帝是赏善罚恶的，是“唯德是辅”的，这一“唯德是辅”的上帝同商朝的专有上帝相比，无疑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进步是对人的主观能力的一次解放，而对统治阶级的言行则是一个很有力的约束。第二节 墨子与天志
所谓的“天志”，是天有意志的意思，这是《墨子》一书中的篇名。在第一章中，我们讲过墨子反对天命不变的观点，但墨子并没因此否定天命，相反，他反复论证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天”虽然高高在上，却时刻监视着人间，随时随地准备着履行自己的赏善罚恶的职责，并根据品行的好坏，来设置王公侯伯，因此，“天”，也就是上帝，是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最高主宰。
墨子说：“我之所以知道上帝的地位比人间天子的地位更高贵，上帝的智慧比人间天子的智慧更多，是因为：如果天子行善，上天能奖赏他；如果天子作恶，上天能惩罚他。”(《墨子•天志中》)在墨子看来，上帝最公正，最善良，而且具有无比的权威，因此成为人世间最可信赖的仲裁者。那么，怎样做才符合上帝的意志呢？他说：
上天特别希望人们互相亲爱，而不愿意他们互相残害。……爱护别人、帮助别人的人，上天一定赐福于他；欺骗别人、残害别人的人，上天一定惩罚他。(《墨子•法仪》)
天的意愿是：不希望强大的国家去欺负弱小的国家，强大的人家去欺负弱小的人家。强大的欺负弱小的，聪明的欺负愚笨的，地位高的欺负地位低的，这都是上天所不赞成的事情。上天的意愿还不止如此，他还希望有力量的人去帮助别人，有学问的人去教育别人，有财富的人去救济别人。(《墨子•天志中》)
这里，墨子就把自己的兼爱思想同天意结合起来了，谁爱护别人，谁就能得到上帝的爱；谁不爱护别人，上帝也就不爱他。
墨子不仅相信天命，而且还相信鬼神，他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些鬼神的聪明才智超过人间最伟大的圣人，他们在冥冥之中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协助上帝去赏善罚恶，他专门写了《明鬼》一文来阐述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
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不廉洁，男女之间混杂无别，鬼神都在监视着；一些人使用兵器、毒药、水火去损人利己、盗窃财物，或在道路上公开抢劫，夺取别人的车马衣服，鬼神也在监视着。因此，那些当官的不敢不廉洁，他们在进行赏罚时不敢不公正。那些用兵器、毒药、水火去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因此得以停止。(《墨子•明鬼下》)
墨子如此大力宣扬上天鬼神赏善罚恶，人的命运全在于自己行为的好坏，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行善止恶。他在《墨子•天志上》中就透露出这一信息，他说：“从前的一些圣明君主像大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等，都顺应上帝的意志去治理天下，他们把上帝的意志和权威明确公布于天下，结果人们都小心翼翼地把祭品弄得干干净净，祭祀上帝鬼神来祈求幸福。”正是由于墨子看到了上帝对人们的威慑力，所以他才处处以天命鬼神为号召，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当然，我们还不能凭此就得出墨子本人并不相信天命鬼神，宣扬“天志”、“明鬼”仅仅是神道设教这一结论，而且探讨这一问题也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只是要说明墨子的这样一种命运观：任何人的命运好坏来自他行为的好坏，因为上帝是赏善罚恶的，而上帝的意志又是任何人阻止不了的。第三节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论是天命赏善罚恶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成熟阶段。早在《尚书•洪范》中就出现了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在其后的《左传》、《国语》、《孟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都或多或少地阐述过这一思想。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由于董仲舒的阐述比较集中、系统，所以本书就以他的思想为主，介绍天人感应思想的特征。
所谓的天人感应，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英明，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那么上天就会风调雨顺，一切祥和，甚至会出现各种祥瑞；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百姓怨气冲天，那么就会四季不分，冬雷夏霜，甚至会出现日食、彗星、地震、洪水等天灾。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比如，古人在调试琴弦时，拨动宫音，其他琴弦的宫音就会相应和；拨动商音，其他琴弦的商音就会相应和。动物也是如此，马鸣则马应之，牛叫则牛应之，到了天快亮时，一鸡引啼，四处响应。不仅动物，人也有这种感受，每当阴雨天，人的老病容易复发，而且特别喜欢睡觉，古人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环境的阴气与人体中的阴气相呼应的缘故，因为阴气主压抑。当人高兴时，却又不容易、也不愿意睡觉，这是因为内外阳气相呼应的缘故，因为阳气主兴奋。
以上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列举的一些感应事例，这些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种感应主要是发生在同类事物之间，比如上述的宫商与宫商、牛马与牛马、阴阳二气与阴阳二气等。所以，想要论证人与天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论证人与天是同一类事物。
关于这一问题，董仲舒是这样讲的：天是人类的曾祖父，所以人的模样就是根据天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的身体与自然的许多现象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个，像一年的天数；人有大骨节十二个，像一年的月数；人体内有五脏，像金、木、水、火、土五行；人体外有四肢，像春、夏、秋、冬四季；人有醒有眠，像日夜交替；人有刚有柔，像冬寒夏暖；人乍哀乍乐，像阴阳互换。人的圆圆脑袋，像天圆的模样；人的头发，像天上的星辰；人的耳目，像天上的日月；鼻口呼吸，像风吹气动；身体上的部位高低，像山岭河谷……通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比附，人和天就成为同一类的事物，于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感应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既然天是人的曾祖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所以人应该按照天的意志去行事。比如天是“重阳不重阴”的，阳气主生，阴气主杀，因此，君主也应该重视推行仁政，爱护百姓，生养万物。天虽然不重视“阴”，但不是完全不要“阴”，每到秋冬，万物凋落即是明证，所以君主在重视仁政的同时，也还应注意刑法的使用。另外，董仲舒还用“阳尊阴卑”来论证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父尊子卑的三纲思想。
总之，董仲舒把一切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统统比附于天意，如果人们按此行事，上天就给予嘉奖，他曾对汉武帝说：“君主应该奉天意行事，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百姓都会拥护他，如同拥护自己的父母一样，上天也会显示出吉祥的瑞兆。《尚书》中说：‘(由于周武王推行仁政，上天非常高兴，)于是就有一条白鱼自动跳入周武王乘坐的船上，还有一团火笼罩在周武王住房的上空，最后又变为一只乌鸟。’这些都是上天出示的祥瑞，暗示周武王将要代替商纣王当天子了。周武王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切，又完全是他积善累德的结果。”(《汉书•董仲舒传》)
君主做了好事会受到天的奖赏，做了坏事自然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是逐步实行的。董仲舒说：“国家如果出现了不好的政治，天就先用一些自然灾害来警告它的君主；如果君主还不知道反省改过，天就再用一些诸如日食、星象错位的怪异天象来警告君主；如果君主此时仍然不去改变自己的错误行为，那么亡国的事就会发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对君主是相当爱护的，想方设法去阻止君主的错误行为。除那些非常无道、不可救药的君主之外，上天对君主都是尽力去扶持他、保护他。”(《汉书•董仲舒传》)在董仲舒看来，不到万不得已时，上天是不会抛弃君主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周公、墨子的天命赏善罚恶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在形式上显得更精致一些，在论证过程中显得更理论化一些。
从此以后，历代都有人宣扬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本书略举几例。
唐代人张说在《谏内宴至夜表》中说：“我听说，上天显示一些天灾和奇异的天象，目的是要引导人主行善止恶。圣明的君主总是观察天象的好坏，顺应上天的意志来从事政务。所以《周易》说：‘上天出示天象，圣人观察它、效法它。’这意思是说，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
以公正无私而饮誉后世的宋人包拯也说：“天与人之间，上下互相感应，所以人世间发生了混乱的事情，天象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因此天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敬畏。如果天象有了变化，我们就应该警惕起来，自我反省，一年的收成不好，我们就应救济贫困，赈恤灾民。我们如果这样做了，老百姓就不会受饥挨冻，天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而我们也能幸福长寿，国家也能安宁太平。”(《包拯集》)
不仅中原人有这种思想，就连一些少数民族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比如金世宗，他说：“很多人信奉佛教和道教，想以此来获得保佑，我早年也相信这一套，但不久我就明白这样做是不行的。上天为老百姓立了一位君主，目的是让君主好好治理国家，为民谋福。如果君主整天贪图安逸，怠于政事，想靠祭祀侥幸获福，那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当君主的能够下爱百姓，上顺天意，那么上天就一定会保佑他，赐福于他。”(《金史•世宗纪》)
天命赏善罚恶论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它既不否定传统的天命观，又给予人事以极大的重视，使天命、人力在这一理论中都能获得一个相应的位置。这一理论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天命控制人事，而实际是人事驾驭天命，是天命绕着人事转，因为古人相信，有什么样的人事，就会有什么样的天命。从这一理论中不难看出上帝的权威被逐步削弱的迹象。第四节 善恶与赏罚
在古代的史书中，记载的有关上天赏善罚恶和天人感应的事例很多，下面本书以时间为线索，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加以介绍。《史记•殷本纪》记载，到了商朝帝雍己在位的时候，国家已经衰败了，商王虽然仍是名誉上的天子，但许多诸侯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根本不来朝拜。帝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即位。有一天，朝堂上突然长出一棵桑树和一些谷苗，这桑树一夜之间就长了两把来粗。朝堂上长树长庄稼，表示朝堂将要荒芜，而朝堂荒芜又是亡国的标志。在古人看来，这无疑是上天的警告。对此，帝太戊非常惊慌，就去询问伊陟。伊陟是一位贤明的丞相，他对帝太戊说：“我听说，高尚的道德可以战胜一切。您应该反省一下政治上是否有什么失误，您应该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帝太戊接受了伊陟的建议，推行仁政，精心理国。不久，这棵桑树和谷苗也就自己枯死了。
在商朝末年纣王在位的时候，他重用坏人，杀害贤良，欺压百姓，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据《拾遗录》载，此时不仅百姓愤怒，连上天也愤怒了，于是上帝给商纣王以警告，让一只红色的鸟口里衔着一团火，火光亮得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然而，商纣王并没有因此悔过自新，仍然继续作恶，于是，上天最终决定灭掉商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率兵进攻商纣王。当周武王乘船渡河时，就发生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一幕：有一条白色的鱼自动跃入周武王乘坐的大船，后来，还有火笼罩着周武王的住所。据后来的五行家们解释，白鱼代表商朝，跃入武王的船，表示商朝将为武王所得；而火则代表周朝，表示周朝的兴起。当然，这些故事本身很可能就是后代的五行家们所编造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过一件著名的上天赏善的故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在宋景公即位的第三十七年，荧惑星移动到了心星的位置，按照古人的说法，心星是宋国的分野，也就是说，天上的心星代表地上的宋国，而荧惑星是主贼害的星宿。为此宋景公心中十分担忧。宋景公有一位大臣，名叫子韦，专门负责观察星象和祭祀鬼神的事。他对宋景公说：“这件事不用担忧，可通过祭祀祷告的办法，把灾祸转嫁到相国(相当于后世的宰相)的头上。”景公反对说：“相国是国家的重臣，是我的得力助手，怎么能把灾祸转嫁给他呢？”子韦说：“那就把灾祸转嫁给老百姓吧！”景公也反对，说：“当君主的依靠的就是百姓，没有百姓，哪里有君主呢？”子韦又说：“还可以把灾祸转嫁给收成。”景公仍然反对，说：“没有收成，没有粮食，老百姓就会挨饿，我这个君主也当不成。”子韦听了景公的这些回答后，就说：“天虽然很高，但能够听到人间的言语。您讲了这些思想高尚的话，荧惑星将会移动开去。”于是他们就静静地等候着，果然没多久，荧惑星就移走了。宋景公本来会遇上灾难的，但由于他思想高尚，上天不仅免去了他的灾难，还让他长寿。宋景公在位六十四年，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长久的君主之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以为得到了天命保护，于是在他当上皇帝后的第三年，率群臣上泰山封禅。所谓“封”，即在泰山上祭天，所谓“禅”，即在泰山旁边的梁父山上祭地。如果封禅成功了，这就说明上天承认他的帝位合法。据《史记•封禅书》说，当秦始皇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暴风雨，秦始皇只得躲在一棵大松树下避雨，后来，这棵松树被封为“五大夫松”。封禅泰山以后，仅过了十几年，秦朝就灭亡了。由于秦王朝推行暴政，焚书坑儒，残害百姓，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于是人们就借题发挥，说秦始皇上泰山封禅，中途遇上暴风雨，这说明上天已抛弃了这个暴君，不承认他是天子。这件事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天人感应的事例。《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惠帝在位的第二年，在宜阳一带，从天上落下许多血，大约有一顷地左右的面积。而且那一年的冬天，又打了雷，桃树、李树都开了花。五行家刘向和京房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有一个解释，认为当时惠帝在位，政治、刑法等政策太宽松了，所以上天用冬天打雷、桃李冬季开花来警告他。另外，当时吕后当权，重用自己娘家的人，接连害死了三位皇子，封那些不该当诸侯王的人当了诸侯王，所以上天用落血这样的事情去警告他们。其实这完全是附会。气候反常，冬季气温偏高，导致植物开花，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至于说从天上落下血来，古人早有合理的解释。刘向《说苑•辨物》说，由于大风的作用，地面上的一些东西被卷上天空，等到风力减弱以后，这些东西就又从天上落了下来。所以古书中不乏“雨谷”、“雨草”、“雨土”的记载。至于说这里的血，可能是血，也可能仅仅是一种红颜料。吕后执政期间，虽然宫廷内部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的，百姓的生活也正在逐步改善。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别人认为上天在警告吕后，而且连吕后本人也认为上天在警告自己。公元前188年的正月，发生了日食，大白天却一片黑暗，对此，吕后心里既忧愁又害怕，就对别人讲：“日食是为我发生的。”为了祓除灾异，这年的三月，吕后还举行了消灾的祭祀仪式，但这一切都没能挽救她的性命，这年的七月，吕后连病带吓地离开了人世。(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古人认为，不仅帝王将相的行为能够感应天地鬼神，而且一般的人也能。《后汉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东海这个地方，有一位年轻的寡妇叫周青，她非常孝顺婆母，并且决心不再嫁人，要一辈子侍奉婆母。婆母对此十分感动，但也不愿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媳妇的一生，所以多次劝告周青改嫁，然而周青执意不肯。在这种情况下，婆母为了不拖累媳妇，竟自缢而死。婆母的女儿并不知道其中的真实情况，误以为是周青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就告了周青一状，结果周青含冤被杀。由于周青死得太冤屈，所以上天就让东海一带大旱三年。后来，新太守上任以后，经多方查访，终于弄清了案情，太守不仅为周青洗雪了冤屈，而且还亲自去祭祀周青，据说，天马上落了大雨。这则故事因为以正史的面目出现，所以后人对它深信不疑。其实，它与窦娥的故事一样，仅仅代表一种美好的愿望，特别是下层百姓，他们特别渴望有公正的法律来保护自己，一旦这种希望破灭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希望转移到神灵身上，让神灵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如果上天真的能为这位孝妇而大旱三年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在孝妇被杀之前去拯救她呢？
正因为古人相信天人感应，所以一旦遇上反常的自然现象，君主们就诚惶诚恐，并且下罪己诏，表示自己知错必改。比如晋太康七年春天和九年春天，都发生了日食，并且还伴有地震，当时的晋武帝分别为此颁布了诏书，这些诏书记载于《晋书•武帝纪》中，其中一份诏书是这样讲的：“最近几年，自然灾异多次发生，连续三天日食，大地也震动了，山也崩了。国家的政治如果有失误，其责任全在我一人身上。各位王公大臣都应该写封奏章，讨论这些自然灾异发生的原因，都要直言相告，不必有什么忌讳。”每逢发生灾异，下一道这样的诏书，几乎成为历代皇帝的惯例，他们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求得上天的保佑，使自己的国家、也使自己本人有一个好的命运。
在古人看来，黄河变清是圣人出现、天下太平的标志，因此有“河水清，圣人出”的说法。《隋书•王劭传》记载，在北周的保定二年五月五日，流经青州一带的黄河水变清了，有十里那么长的河水清澈见底，当时与周对峙的北齐最高统治者以为这是上天在褒扬自己，于是改年号为“河清”。
北周、隋的年代都不长，到了唐朝唐高宗在位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祥云，黄河的水又一次变清，统治者为此兴高采烈，以为己瑞，大臣张文收专门写了一首《景云河清歌》，以歌颂此事。其实，古书中载的黄河变清的次数很多，远在先秦，《诗经•魏风•伐檀》中就有“清清的黄河水，泛起微小的波浪”的记载。另如，《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正月，武阳郡一带黄河变清。”《隋书•五行志下》载：“大业十二年，龙门一带黄河变清。”《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在整个唐代，黄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先后十多次变清。《宋史•太宗纪》载：“端拱元年正月，澶州一带的黄河变清。”《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载：“清雍正四年十二月，黄河自陕西府谷县开始，历经山西、河南、山东……全部变清。”黄河变清了，这固然是好事，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知道，黄河变清并不能说明当时是一个清明的时代，北齐是一个安定的时代吗？隋炀帝是一个仁君吗？唐高宗聪明能干吗？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
天命赏善罚恶论一出现，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总括古人对这一理论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赞成和相信，二是怀疑或反对，三是有意地去利用。
前面本书所提到的周公、墨子、董仲舒、包拯、金世宗等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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