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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茂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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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通论试读：

第一章　时代呼唤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

1.由科举教育而科学教育而大众教育的转型

2.由“半人”而“完人”：通向公民社会的通识教育

3.史学概论目标与体系的建构

4.历史认知学与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课前阅读材料】

1.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赵吉惠：《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5.包伟民主编：《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刘北成、陈新主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朱孝远：《史学的意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课后实务项目】

1.建立个人档案袋或柜，收集与整理重要的个人实物、作品、图片。

2.书写个人历史，标题是“×××的青少年时代”。要求写成历史性传记，而不是文学性传记，即按时间顺序，写真实之事。要有精确的时间，在几岁或几年级旁加注时间。要有精确地点，写出省、市、县、镇、村名。全文分出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共六章。可配图片，字数一万以上，电脑写作，WORD格式，DOC模式。文档名为“×××的青少年时代”，不要称“我的青少年时代”。三周内完成。先做成年谱，后完成传记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传入老师邮箱，交由老师修订，再退回进一步修订，直到满意为止。【关键词释】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历史知识　史学概论　史学

时代与史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时代发生了变化，历史学理念当然也得变。史学设计理念的变化，决定了史学概论体系的变化。目前中国正在迈向公民时代，仅有通俗读物是不够的，公民时代更需要公民素养教育读本。什么是史学概论？为什么要开设史学概论课？史学概论体系是如何变化的？本教材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编纂技巧有哪些特点？本章拟站在当下时代的史学前沿，思考新时代史学概论教材的建设问题。希望用新的想象方式，建构一部能让这个时代的读者满意的史学通论。

第一节　史学概论的理念与体系嬗变

一、由专业教育而来的史学概论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大类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这点不会有争议。所以，望文生义地说文解字一下，史学概论就是“对史学的概要论

[1]述”，具体地说就是阐述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课程，或者说，历史学的学理思考。

要揭示史学概论的实质内涵，先来探讨一下它的研究对象“史学”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显然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必须多方面综合思考后，才可以得出结论。历史学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2]其规律性的科学。这样的理解，史学概论很容易被想象成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混合之物。这样的理解，在近二十年越来越受到质疑。要求只讲史学理论，不讲历史理论，成为许多人的追求。姜义华等《史学导论》明确称，史学概论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特别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要求只研究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这样的观察是比较到位的。

笔者的核心看法是，历史学是历史认知之学。此话的依据是，人文科学是以大脑认知活动为对象的科学，本质上是认知科学。作为人文科学内容之一的历史学，本质上自然也是历史认知学。由历史认知而产生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就是历史学。西方自20世纪以来，强调[3]理解型史学，这与笔者所谓的历史认知学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如果历史学即历史认知学可以成立，则史学概论应是研究历史认知活动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的。2.科学化促成史学概论

由古到今，人类的教育经历了由科举教育而科学教育的转型。自从有了国家，培养政府管理所需的官员，就成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其表现就是科举教育。科举教育的核心是统一认知，培养接受完整知识的、不用独立思考的“政治人”。这样的政治化教育，在中国存在了两三千年。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横行中国，于是科学精英即专家的培养成为核心。

历史学概论性著作为人们所需，是历史学学科科学化的产物。对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有所认识、有所思考，是职业历史学家必备的首要条件。15世纪以来，德国、英国纷纷建立了近代大学。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设置了历史学讲座，各个学科的历史和世界史愈来愈普遍地开设，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可以从容从事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开始成为制度化的连续性的学术事业，这就是学院化的专门史学。到了19世纪，西方的史学开始制度化和专门化，这是历史学科学化努力的必然结果。一些学者受自然科学探索规律成功的鼓舞，认为历史学通过严格地检验史料和客观中立的态度，也能[4]够上升到科学的行列之中。图1-1　[德]兰克

西方科学史学的鼻祖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96）。兰克最大的贡献是把“史学”专业化，把历史的探究从哲学理论中解脱出来，发展为学院中的探索历史知识的专门学科。他以身作则，终生从事历史专业的研究，并在大学开设专题研讨课程（Seminars）。他的专题研讨课程培养了很多历史专业学者，在欧陆各大学乃至英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获得了“历史科学之父”的[5]美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兰克史学作为科学史学的典范，开始走向全球。图1-2　[法]朗格诺瓦等《历史研究导论》

为了使自己确实配得上“科学”的称号，为了使自己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确有别于其他学科，历史学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对象、特征、内容、功能、方法等许多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回答。于是，出于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的需要，出于对后代学人培养的需要，这种概论性的著作便应运而生了，譬如德国史学家伯伦汉（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的《史学方法论》（1889，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37年）、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原论》（1898，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26年，最新译本称为《历史研究导论》）等。

在东亚世界，日本历史专业化的进程，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步，因此很快接受了这些作品。受此影响，日本学人也纷纷编纂出类似的作品，浮田和民（1859—1946）的《史学通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此书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第一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中国留日学生注意及此，迅速将之译介到中国。图1-3　[日]浮田和民《史学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史学也在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梁启超（1873—1929）等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其《中国史叙论》批判旧的“君史”，号召改造中国历史的编纂，要作“民史”。随后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及新式高等院校，确立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新式学科教育体系。当时中国人来不及思考，主要是从国外已有的成果中引进。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6]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

20世纪上半期，随着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中国出版了相当多的专书，包括外国翻译进来的作品，当时约有30多种史学理论作品，[7]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有意思的是，这些书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上偏重于史学问题，而不涉及历史理论问题。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少有史学概论性著述出版。其主要原因在于，此类著作涉及的是史学理论问题，而当时的形势是，除了历史唯物论以外，不需要再有什么史学理论。其实很多史学家意识到编纂此类书籍的重要性，但大都恪[8]于形势而未果。这是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低谷期。图1-4　梁启超图1-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2]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3]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4]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5]陈启云：《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6]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见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卷首，李浩生等译，邬国义编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90年代以前的史学理论作品介绍，详见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8]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二、20世纪后20年的史学概论

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各项课程的讲授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编撰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教育部首先委托在此前有过经验和资料积累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编写《历史科学概论》。其他各高校，也因开设史学概论课程，纷纷编纂各自的教材。几年以后，他们编纂的教材逐步出版。1983年，葛懋春（1926—1996）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白寿彝（1909—2000）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率先出版。接着，吴泽（1913—2005）等主编《史学概论》于1986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可以理解为近30年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第一波。图1-6　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图1-7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

史学概论讲什么，由于既无50年代前同类成果可参考，又无实际经验，各人有不同的理解与想象。赵俪生（1917—2007）提出了拼盘论，称“史学概论”只能是拼盘，问题只是在于拼得是好是坏。[1]此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影响甚大。田昌五（1925—2001）等《历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体系是典型的拼盘论，称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拼盘论当然为许多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史家所反对，他们按自己的理解，设计了不同的体系。

葛懋春等在《历史科学概论》中认为，史学概论的任务是扼要地说明历史学是怎样的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怎样研究，怎样写作。概括来说，其任务就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此书直接命名为“历史科学概论”，弦外之音，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其他皆非科学，排他性明显。此书在1984年又出了修订本，增加了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是发行量较大的一部教材。杜经国等的《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为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项目，书中分别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和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这是围绕历史研究而设计的“三论”体系。图1-8　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

白寿彝以为，史学概论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全书共十章，除叙论外，分别论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最后是当前史学任务的分析。白寿彝的《史学概论》是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教材。图1-9　白寿彝及其《史学概论》

第二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教材，是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此书对史学概论的定义比较可取，称是对史学的概要论述。全书十章，除绪论外，由基础知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三大块组成。图1-10　吴泽及其《史学概论》图1-11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

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是《史学概论》编纂出版的第二波。各高校的教授们，纷纷出版了自己的讲义。少了一个“科”字，称“历史学概论”，如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赵吉惠（1934—2005）《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或称“史学导论”，如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姜义华主张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全书由历史学的起源与目标、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历史实际的本体论探究、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与时代使命六章构成。此书为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项目。

史学概论实际是“史学理论与方法”。于是，有些教材直接以此命名。如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正平（1921—1996）《史学理论与方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赵吉惠《历史学概论》虽没有在书名中体现，但中心则是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赵吉惠称，史学概论主要从整体着眼，运用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考察方式，从史学主体角度对史学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对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而概括的反思与研究。图1-12　宁可《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正平《史学理论与方法》，共分18章，即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历史研究的目的与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争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史论关系、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分析阶级与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及其运用、历史的多层次研究、历史的全方位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法、评价历史人物、批判地继承史学优秀传统、搜集史料的必要性及史料的分类、史料的鉴别与运用。各章分则为独立的专题，合则为有机的整体。大体说来，详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方法论，而略于历史认识论。某些内容相当有新意，如历史的多层次研究、历史的全方位研究。图1-13　王正平及其《史学理论与方法》

其后，赵吉惠又负责编纂了专科教材《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共十章，引言为史学概论的对象、任务、方法，第一章为历史学的对象、结构、功能，第二章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三章为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历史观的演变，第四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与当代史学反思，第五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第六章历史运动及其规律的探讨，第七章为历史认识的过程与思维方式的特征，第八章为整理史料、重构与解释历史的方法，第九章为历史著作的体裁、结构与编撰原则，第十章为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基本素养。此书体系完整，语言简明扼要。图1-14　赵吉惠及其《史学概论》

90年代中叶以后出版的教材，主要有贾东海等的《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梁文俊等主编的《史学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姜新的《史学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王旭东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豫、胡成的《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姚太中等主编的《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由于旧教材有些方面过时了，于是有人开始对其进行修订，如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即于1999年出了修订本。李著分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大块，体系的整体性强，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图1-15　贾东海等《史学概论》图1-16　杨豫等《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图1-17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总体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历史学概论性著述主要是作为教科书编写和使用的，因此相对统一和规范，不那么具有多样性。相比之下，学者们以论文的形式，对史学概论的体系、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科书编写中存在的单一化和程式化的缺

[2]点。如张艳国主张史学概论体系应由历史过程论、历史主体论、史[3]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五论构成，只是没有付诸实践而已。[1]赵俪生：《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5年第2期。[2]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3]张艳国：《“史学概论”的学科体系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见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与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三、21世纪以来的史学概论编纂

近30年，国际上的历史哲学研究经历了分析的、批判的、叙事、记忆四种形态的变化。中国史学概论的建设，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变化趋势。1.史学概论性质的反思

赵世瑜称，史学概论不是历史学习的入门指南，不是历史研究入门或者历史学常识。史学概论也不是历史学中的某一个分支，那个分支应该是史学理论，史学概论不过是通过概括和浓缩的办法把史学理论讲授给学生的一种形式，它只是一种课程名称和该课程的同名教科

[1]书。笔者比较认同赵世瑜的看法，史学概论就是一门课程名称。至于其内容，史学概论应是对“史学”的“概论”，而不应是“历史哲[2]学”的“概论”。史学概论是阐述历史学各种理论与方法的一门课程，中心是从理论上思考“历史学是什么”，正如葛剑雄的《历史学是什么》题目所昭示的。2.教材规格的国家化

2003年，有两部史学概论值得关注。这一年，姜义华等的《史学导论》成为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庞卓恒等《史学概论》列入2003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2006年作为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图1-18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图1-19　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庞卓恒等的《史学概论》主要由历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三个部分构成。书中着重阐明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它的核心是劳动发展史、生产能力发展史，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人们生产和交换能力的发展推动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尽力吸取当代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科学哲学的一切最新的积极成果，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3.史学概论的中国化

张岂之等《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此书的编纂力量，云集了当今中国史界的几大巨头。教材体系上，它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与历史学学科特色的结合。内容由历史与历史学、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编纂、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西方史学评析、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八部分组成。图1-20　张岂之等《史学概论》及其相关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根据现实中国经验，像马克思那样重新思考历史，最后抽象出新颖的适合史学理解的史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兴彬《史学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王学典《史学引论》、李剑鸣《历史学的技艺与修养》中所体现的探索之路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李剑鸣《历史学的技艺与修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分为历史学的特征、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中的立场、研究者的学养、治学的路径、继承与创新、史料与史学、解释的建构、叙事与分析、选题与研究、体例与规范、写作与表述，共12章，每章皆依据问题而分设5个子目。此书是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当代历史学家撰著的史学概论性著述中的优秀著述之一，比较适合研究生阅读。该书不仅理论性强，而且信息量大。由于作者注意表述方面遣词造句的技巧，对理论问题的阐释大多能够结合具体的实证历史研究经验，因此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实践性。李剑鸣也是近三十年培养、成长起来中生代史家，向研究生教授史学方法论多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心得，这样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史学方法论优秀作品。图1-21　李剑鸣《历史学家修养和技艺》4.公民素质教育读本的尝试图1-22　王学典《史学引论》

王学典主编的《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丛书”之一，是写给非专业的大学生阅读的。根据丛书的统一体例，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什么是历史学”，下编为“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此书是从大学生文化素质角度提出的设计体系，这一理念显然是丛书宗旨外加的，不是作者的自觉。五年以后，王学典认同且有了自觉的想法，其《编纂缘起》称：“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大学本科层次的主要培养目标已不再是训练职业学者，而是塑造有知识的社会公民……这门课程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其次才是方法，才是如何研究历史。”这样的自觉意识非常值得肯定。于是，王学典增加了两章，修订出了《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分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的基本层面、历史学的现状与未来上中下三编，下分十章，即“导论”、“作为本体的历史”、“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历史考证：事实的确定”、“历史的叙述与编纂”、“历史解释：意义的追寻”、“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一）研究领域的扩张”、“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二）科际整合”、“历史学的新动向后现代主义”。5.史学概论的入门化

80年代以来，史学概论的设置，定位于学生历史研究能力的培养。它要求在中外古今通史学完的基础上来学，故一般在二年级下或三年级上开设此课程。然而，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往往将此课程设置于二年级上，个别学校设置于一年级，史学概论成为新生入门导论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促使史学概论设计理念与设计体系跟着发生变化。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正是这样一部“史学入门手册”。此书重点在介绍如何做历史研究，兼及史学传统、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介绍。结合大量中外历史学家的论著来介绍本学科基本的概念和范畴是其特色所在，风格更接近西方人写作的史学概论。此外，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明辉《何谓历史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也可以作为入门读物来使用。

总的说来，近十年的史学概论编纂，出现中国化、入门化、素质化变化三大趋势。图1-23　李隆国《史学概论》图1-24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1]赵世瑜：《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的回顾与评说》，《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2]庞卓恒等：《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第二节　应重视历史认知水平的提高

教材编纂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教材体系如何建构，取决于编纂理念，而编纂理念又取决于时代与史学的变化现状。时代的变化，教学理念的变化，要求教材设计理念与体系也作较大的调整。设计理念与体系的变动，取决于社会变化外因与史学理论变化内因两大方面。教材体系的设计，要照顾两大方面因素，一是学生，二是学科体系。内容组合要符合学生需求，体系设计要有内在的逻辑性。

一、时代的变迁与教育理念的转型

臣民时代，就是政府控制社会的时代；公民时代，就是公民控制政府的时代。前者是传统的国家时期，后者是现代国家时期。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国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这时的国家成员称为“臣民”。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只有皇帝是主人，其余都是臣仆。20世纪以来，中国公众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沉沦而随之离去，而是像幽灵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心灵深处。虽然国家赋予了民众公民的权利，宪法上取得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位置，然而人们还不敢把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臣民时代向公民时代的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逐步在发展之中。2.由精英教育而公民教育，由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

要实现由臣民到公民的转换，须经过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公民素质教育。当今时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通识教育的受人关注。通识教育，在日本称为“全人教育”，在美国称为“完人教育”。全人教育理论是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1887—1977）提出的。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熟和完善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人教育”再度兴盛，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

传统的精英教育、应试教育是一种“政府型教育”，而公民教育是一种“社会型教育”。政府型教育的特点是由政府投入，也由政府产出、政府回报，受益面小，“只管少数，不管多数”；公民教育的特点是由公民个人投入，也由个人产出、个人回报，受益面广，强调“一个都不能落下”。教育目标也不同，政府型教育以培养政府所需的少数官员与专家为宗旨，所要素质是政府需要的素质，表现为一元化的；社会型教育则以提升国民整体教育水平为宗旨，所要素质是社会型素质，表现为多元化的。素质是指一个人能正确认识周围环境事物而生存并挑战其环境事物而自觉贡献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公民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教育。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完人”，而不是只有科学技能而缺乏人文[1]素质或只有人文知识而不懂科学技术的“半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宏观与微观的认识与分析能力，提升大众的认知水平，提升大众的人文素质。美国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常惑常问，开动脑筋，培养一个会思考的“科学人”。在美国，没有霸道的老师，没有统编教材，[2]没有标准答案，公共历史教育发达。与通人教育相匹配的教育方式是双主体教学，强调启发式、讨论式、理解型教学。只有理解的知识，才是牢固掌握的知识。[1]邓银城、陈丁堂：《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完人教育》，《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2]牛大勇：《中美历史教育的不同》，《南方周末》2008年1月26日。

二、教育目标由专家而通识的转型

历史学的专家教育与通识教育，目标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培养历史学专家、历史学教育者，后者是为了增进现代人的历史学素养。由于培养目标不同，适合群体的大小也不同。前者只要求一小部分精英接受即可，后者则要求更多的人来接受。由此，在通识教育宗旨下，历史学可能有较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为，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文史是基本的内容。文学可以提升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史学可以放宽人的时空视野。我们发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招生简章，将历史课放在全校核心课程的第一位，其道理正在于此。目前，中国不少大学也正在进行由专家而通识的教育改革，大学一年级是人文素质教育，二年级才逐步接受专业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历史的目标，不再是唯一的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更多地在于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提高自己的历史认知水平。如此，学习历史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为了适应这种局面，历史学教学宗旨、教材体系要作较大的调整。面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宽口径”的创新人才，也提到了高校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按照新的通识教育要求，史学概论的教学目标应该是：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今而古，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理解力、历史书写能力与历史研究能力，简言之，“一种意识，三种能力”。同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理论讲述和实践训练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能力。1.培养历史意识、文物意识与档案意识

一个学生要培养起自己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人类经历一定时间段后产生的有意识回溯过去的想法。它是一种人类站在当下重新看待过去的回顾活动，是对过去的一种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历史意识的产生途径有二，一是内在的自我积累，二是外在的教育灌输。历史意识的产生必先具有时间观念。时间是一条长河，人们习惯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段。历史意识的产生，要经历一定的时间间隔性。历史意识是个体或群体进入历史长河后所产生的自觉意识。一般说来，人生历程短的年轻人、历史进程短的民族不具备历史意识，而人生历程长的中年人、有较长历史进程的民族，往往具备历史意识。历史是所有人的事情，历史意识也应是人人确立的意识。

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历史价值观。由时间差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就是历史价值观。价值观是人类对事物价值重要程度的看法，是外在附加的。价值观往往是在同一时空中形成的。时空一变，人们的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个人生活、国家生活，一旦进入历史长河，其意义就会被重新评估。事物一旦进入历史长河，事物的意义就会被重新估价。任何事物，既有实用价值，也有历史价值。事物的实用价值结束，剩下的就是事物的历史价值。独到的历史价值，就是文物价值。用历史意识重新打量物质的价值，会有新的认识。当实用物品数量多的时候，价值不大；一旦稀有，价值就会倍增。时间能考验一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无形之宝。要求珍惜、善待、保护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档案与实物的观念，就是档案意识、文物意识。目前，政府组织的档案文物保护制度已经确立，但民间个体的档案文物保护制度严重滞后。2.小历史书写能力的培养

有了历史意识，才有历史书写。小历史主要是个人传记、家族宗谱。人类的活动必须要记忆，有一部分须用文字加以记录。不及时书写，很多信息就会从我们大脑中消失。人类的价值观决定人类活动记录与否。写回忆录不是老年人的专利，青年人也应写。人人都是自己生活记忆的记录者与整理者。人人应该学历史，书写历史。他者的历史可以不写、不关注，但自己的历史不能不书写、不能不关注。大学生具备文字表达能力、电脑技术、摄影技术、设计技术，完全有能书写自我历程。由于各种原因，小历史书写是我们国家、民族所忽视的地方，并不成风。小历史书写的提出，是大众成长的表现。忽视小历史，是传统史学的一大不足，这种忽视意识，即便在现有历史学队伍中也是存在的，更何况其他人员。这是我们努力要加以改变的，是新史学的努力方向。小历史书写部分弥补了，历史书写就会完整了。同时，也使历史学习与学生们的生活更接近。贴近生活，贴近自我，提高学习的能动性、积极性。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关注小历史的意识，提高历史书写能力。有了小历史书写的经验，就可以培养大历史书写的能力。3.大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

理解是人类接受新知识的基本方式，历史的意义是在诠释中生成的。历史虽然是以客观的形式存在，但它永远是以主观的方式被理解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需求。人类总是以新的兴趣、新的眼光和新的思维不断地重新理解历史。每一代[1]人都按照各自时代的信念和理想去解读和阐释历史。理解必须具备高度的历史感，鲜活的历史感可以使历史学家尽可能进入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去把握历史，从新的高度和深度去挖掘历史的真意义、新意义。历史的理解不是中性的，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理解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所以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理解历史，实际上已经参与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理解别人比较困难。那么，我们要理解另一时空的人物自然更为困难。当然也有方便之处，历史是已经展示的世界，而现实则是正在进行着的未完全展示的世界，因此“后智之明”可能高于前人。4.大历史研究、建构能力的培养

在学会小历史书写基础上，关注大历史的书写与建构。写国史是未来的任务，现在主要是了解。历史研究能力的培养，是传统的职业史家培养目标。

总之，如果“一种意识、三种能力”教学目标达到，能关注小历史，进而关注大历史，有兴趣书写小历史，知道历史知识是如何来的，就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二年级学生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兴趣培养，而不是研究能力。[1]梁方：《用新的历史感去记忆——最初的纪元》，《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9日。

第三节　本教材的设计理念与体系安排

在通识教育视野下，史学概论该讲些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今天，应该拿出符合当下时代的理想方案。

一、新编教材的设计理念

要编纂一部新理念的史学概论教材，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史学概论不同于史学理论。史学概论是一门史学入门导引课、一本同名教材而已。史学理论应该研究什么与史学概论应该讲什么，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这是近十年史界达成的共识。深层次的思考是史学理论要研究的事，学生只要提供较粗化的轮廓性史学理论知识即可。

其二，史学概论必须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符合其认知结构。教材与学科建构不同，学科可以知识体系的自足加以建构，而教材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加以建构。教材是学生的学习文本，是知识的传授与运用。要让学生能顺利接受知识体系，必须符合学生的利益需求、认知规律。教材的编纂，应以学生需求为内容取舍标准。史学概论的目标，应是引导初入大学的新生从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走出，迎向新的史学园地，了解什么是历史与历史学，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如何认知现实世界，进而认知历史世界，学会观察社会、评判历史，并了解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相关问题。

建构以低年级大学生认知结构特点为中心的史学概论体系，即史学概论知识的条块网络体系建构，应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按由浅入深、由近而远的顺序加以建构。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由现实认知而历史认知。由现实而历史，从理解现实开始，进而理解历史。回归生活世界，是世界一大潮流。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少不了认知别人、认知社会、认知世界的地方。必须理解现实生活，才能理解历史生活。现实是一种模式，是我们认知历史的参照物。历史理解是一种间接理解，即根据文献了解古人。现实认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历史认知尤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意识形态或信仰、现实利益因素、信息掌握的全面与否，均会影响判断。传统的“三论”体系，从历史学的本体论开始，而以历史学的认识论结尾，中间加上历史学的方法论。直接谈历史理论，当然可以与一年级的通史学习衔接起来，缺陷是使学生始终停留于科学世界，而游离于生活世界。本教材设计，以生活世界为起点，让学生理解历史学是从生活中来的，也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以生活世界为中心建构体系，通过现实生活了解历史生活，进而把握未来生活，这就是历史学习对个人成长的益处。

二是由小历史而大历史，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传统的观念，历史就是大历史，实际是他者的历史，离我们遥远，书写历史是别人的事，我们是旁观者，但小历史则就在身边，我是参与者，是我可以做的事。由小历史而大历史，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者。这要求我们建立区分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史学概论体系。在传统国家历史观下，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国家的历史、政府的历史。今天，在此之外，多了一种历史，那就是公民的历史，人人的历史。为了有所区别，我们称前者为“大历史”，后者为“小历史”。人人可以做的历史学工作是小历史书写、历史知识的通俗传播。向大众延伸，向普通人延伸，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人人都是历史理解者，是本教材设计的核心思想所在。

其三，以历史认知为主线，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历史学本质上[1]是历史认知学。《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提出的四个关键词，即历史、历史的理解、历史的解释、历史的叙述，应成为新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传统史学概论以历史研究为中心建构体系，是培养职业史家目标的结果；在今天的公民素质教育时代，应以历史理解与解释为中心建构体系，目标是提升学生的理解力与洞察力。由此，要突出理解在历史学习与研究中的作用。20世纪历史学界的最新趋势是，追求理解型史学。理解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互相了解，接着是互相体谅。让人们互相了解，然后又说服他们互相体谅，这就是当代历史学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史学或20世纪西方的历史学称之为“理解型史学”。理解型史学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对理解社会、理解他人、理解过去、理解其他民族或其他文化的需要。[2]评判是人类的第一大功能，是情感性的；理解是人类的第二大功能，是理性的。由评判而理解，是认知上的一大进步。

其四，教材体系应是开放的。史学概论体系的建构，必须以史学的自身认知特点为核心。凡是有益于史学理解的理论与理念，都是可以吸收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于其他一般学者的理论，当然优先采纳，但同时也得吸纳其他有益的史学理论，不能排斥其他优秀的史学理论探索成果。史学概论的中国化，是指根据现实世界发展状况与中国经验，像马克思那样重新思考历史，最后抽象出新颖的适合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史学通论体系。图1-25　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1]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二、体系设计的逻辑安排

根据以上的理念，本教材的体系拟由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历史认知、历史运用类型四大板块组成，共15章，即时代呼唤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只有人类才有历史编纂、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转型中的大历史书写、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与历史持续的对话、被建构的历史图像、与史学文本的对话、人类离不开历史学、历史的人文解读、历史的专业研究、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从业者的素养。

这四大块板的逻辑安排是这么考虑的：从史学发生学谈起，这是共识。历史学是如何来的，这不应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应是一个逻辑概念，即是一个由存在到不存在的过程，由“实在的历史”到“描述的历史”的过程。历史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历史记忆，历史文本是主客结合体，历史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历史书写，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主要有小历史、国家史、人类史三大类，放宽学生的空间视野，可以让学生直接参与进来。历史书写的核心是历史观与认知，包括理解、诠释、叙述。最后是历史该如何用，可分为普及、提高、理论三大类，也可以说是由低往高走。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历史学是什么，可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个体系的特点是，由始而末，由低而高。方法论有所浓缩，实践性有所加强；突破了传统史学概论，花大篇幅谈论了历史书写；降低了历史研究训练的分量，加强了历史认识教育。

三、本教材编纂上的特点

本教材的编纂，注意到了以下10个问题：

其一，体现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国际上的历史哲学，经历了分析的、批判的、叙事、记忆四种形态的变化。从文化上说，经历了由精英文化而大众文化的转型，由此，史学领域不再是专业史学一花独放，大众史学异军突起，分庭抗礼，占据半壁江山。本教材的编纂，顺应了历史哲学界的这一变化。图1-26　刘北成、陈新《史学理论读本》图1-27　包伟民《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

其二，经实践检验的教材。史学概论教材的编纂，长期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理想的状态是，编纂者应是长期担任第一线教学且有研究的教授。要想编出一部成熟的教材，须有大量艰苦细致、不带偏见的具体研究要做，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琢磨。而且，内容必须是经过课堂上使用与实验的，经过学生严格评判的；不经教师与学生反复使用过的教材是不会成熟的。本教材经过了多轮的反复使用与修订，终成今天的模样。

其三，在成果吸纳方式上，强调集百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在教材模式上，既反对主编制，那往往是临时编纂；也反对纯粹的专著式一家之言，那往往会排斥同行的优秀成果。按照专著习惯，专著是一家之言，观点只能是自己的，如此别人的观点难以进来。一家之言的专著是给专家看的，可以不体现别人的观点；给学生看的教材，则应体现专业同行成果。笔者主张百家之言基础上的一家之言，即将已经公开发表的各家精彩的、高度概括的观点，按笔者的理解，整合在一起，成一部有体系的公共知识教材。本教材在观点的吸纳上，一切以言为准，凡是认为可取的理念，都加以吸纳。本书相当多篇幅不是笔者一人的成果，而是大家的成果，笔者仅是做了二度归纳与系统的梳理工作而已。

其四，加强实践环节，重视学生历史书写能力的培养。从传统的史学概论中，学生只能学到了一些术语，大而无当，缺乏可操作性。我们想反其道而行之，由下而上，以学生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心加以建构。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提高他们的历史书写能力。加强实践性项目的操练，而不是设计空洞的习题。

其五，强化教材内容的问题意识，让教材成为可以供师生共同讨论用的文本。“问题意识”中的“问题”，首先指向“困难”，指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包括实际生活中的难题和理论解释的困境。问题意识为“困难”所激发，是人们对于“困难”的觉悟和把握。问题意识内在地蕴含着学者的公共关怀，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问题意识中的“问题”是学者个人所体验、所把握到的公共困难。它体现的不仅是学者个体的自我超越，也是特定群体乃至人类的自我超越。根据提问方式的不同，可以把“问题”区分为“常人的问题”和“学[1]者的问题”。西学不同于国学之处，是有一套逻辑的拷问体系，这可以启发学生来思考，从而培养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如此，教材的编纂不能是叙述体，而应用问题讨论法，将一门课程的内容全部作问题化处理，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其六，术语概括的精炼化、学术化、中性化。教科书的编纂，最重要的是术语、理论的逻辑框架体系要清晰。既属史学理论，就得用逻辑概念思考问题。理论化的核心应是术语化，史学概论内容建设必须以术语体系为核心，提倡关键词教学。掌握核心关键词，才会独立掌握、运用专业知识。

其七，逻辑层次的简明扼要。教材应该编成复杂文本，而不是繁琐文本。两者差距在于，前者是逻辑的细化，后者是阐述文字过多。也就是说，层次要复杂，要点要多，但每个点的阐述文字要精练。细化就是深化，是深入的表现。概论就是概论，少一点过程性、描述性文字。

其八，教材注释的论著化。传统教材注释的原典化，也是一大误区。由于权威意识作怪，传统的历史类教材编纂，注释基本是原典，没有同行研究成果。一本教科书之中，看不出同一领域专家的名字与成果。在笔者看来，教材注释主要应是同行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所谓原典文献。道理很简单，教材不是专著，不是从第一手原典文献中直接研究出来的，大部分的教材是在同行研究成果基础上整合而来的。既然如此，自然得在注释中有所体现。教材注释的论著化，既是对同行成果知识产权的尊重，也是让学生了解同行专家与成果名字的好地方。在这方面，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其九，语言的精练化。既名史学概论，则所用语言应是经高度提炼的归纳性语言，而不是松散的演绎性语言。传统的教材演绎性语言过多，且直接引文、古文引文过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强化归纳，将重点、要点突出来，而且少用直接引文，多用间接引文。图1-28　[英]托什《史学导论》

其十，图文并茂。如今是读图时代，没有插图是万万不行的。而且史学概论是理论性教材，没有插图会更显抽象而呆板。有了插图，多少可以给人一些新鲜感。国外出版的同类教材如托什的《史学导论》也有不少图片。在国内，庞卓恒等人编纂的《史学概论》也重视插图，开了一个好头。

总之，一部高度归纳、提炼的教材，大概二三十万字左右即可。有独立研究的大学教师，往往有自己的一套讲课体系，所以没有一本教材是会得到全部教师的满意与认同的。本书以纲要形式出现，也是为了给教师留下较多的充实空间。[1]于述胜：《也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基于教育研究的理论思考》，《教育学在线》2010年第5期。

第二章　被描述的客观历史

1.历史与历史学

2.历史的存在及表现【课前阅读材料】

1.[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王正平：《史学理论和方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历史是什么》，[英]卢克·奥沙利文编，王加丰、周旭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

7.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关键词释】

历史与历史学　实在的历史　描述的历史　历史存在的可知性　人文动机　历史存在　历史与新闻　生活世界　历史意识

存在分为两种，一是客观的存在，一是主观的存在。由此，“历史”有两种，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前者是“客观的历史”、“实在的历史”，后者是“记忆的历史”、“描[1]述的历史”。客观的历史是过去的事，即历史的本体或历史自身。历史学是知识形态的历史，它是由人（主要是史学家）所建构的关于人类过去的知识，是一种人为的、有系统的、重建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中国人用的区分概念是“历史与历史学”，如张岂之等的《史学概论》设“历史与历史学”一章，何兆武的文集称《历史与历史学》。图2-1　何兆武及其《历史与历史学》

历史是什么，精确的是说法是，历史存在是什么，这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认为，本体论是关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那么，历史本体论就是关于客观历史存在的本质思考。历史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简单，回答起来却相当复杂，它不是一个在常识层面上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2]极其高深的哲学问题。它包含着“有没有真实历史”、“历史有没有历史编纂者的参与”、“真实客观的历史能否得到”等许多问题。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对此有着不同的回答。

如果说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历史是什么》一书，曾经是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系学生了解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入门书，那么在当今不少人已经开始选择以詹京斯（Keith [3]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1991年）作为其替代品了。当然，许多人使用詹京斯的著作，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只是希望学生了[4]解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图2-2　[英]爱德华·H·卡尔及其《历史是什么》图2-3　[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

以讲史学重要问题为己任的史学概论，必须从历史本体讲起。道理很简单，它是史学的对象与基础。但史学概论所讲的历史本体论，毕竟也不似历史理论那样要作出系统的思考，只需了解一些基本的内涵即可。

第一节　人类的活动过程即历史

人是什么？分散的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国家是什么？人类是什么？能否跳出国家视野培养人类视野？这些问题，是每个有文化的现代人要了解与思考的。

一、人类社会的互相依存

人是从自然界分离而又异于甚至对立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动物。人会制造工具，从事生产，改造自然。人的活动是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的特定方式。

人类的活动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人类的活动方式，主要表现为单个人的活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活动单元。按照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独立的个体。现实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活动。如此，世界每天发生的活动是无数的。从个体角度来说，有可能得到“无限自由”。然而，人类又是群体动物，不可能完全独立，必定要与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等。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5]活在一起。因是群体一员，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人只能获得“有限自由”。

人类的依存性来源于人对外部环境和人类自身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去取得必需的资源，必须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劳动为自己或他人提供需要的产品和劳务。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从远古开始，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形成了部落，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为许多集团、民族和国家，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组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进行着愈来愈细的社会分工。同时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尽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各个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经常充满矛盾、冲突和斗争，但人类必须相互依存的特点并没有改变，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各种社会组织也日益严密和完善。

人类是一个不分时间与空间，没有家族、民族、国家色彩的人群总称。实际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横向的平面概念，不同区域的人活动于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活动空间，结成不同的群体关系，组成不同的社会网络体系。人类的基本组成方式，由个体而家庭，由家庭而群体，由群体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世界。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可以从多方面来看待它和区分它，可以分为群体、区域、方面、层次、结构、整

[6]体。群体组织关系，既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观念层面存在的。当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群体组织是实际存在的，如工作单位；当他们不在一起活动的时候，群体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即某个个体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是某个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等级观念的存在，不同的群体组织是有等级区分的。[1]详参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2]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3]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大陆译本称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4]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5]见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也见王家范：《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8页。

二、人类活动的时间过程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为了生存，必须活动，这就是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内容，包括生产与生活两大活动。每个人的人生之路，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人类的活动有一定自由度，可以如此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并不必然要一定如此选择。人类的选择取决于一定的标准与条件。人类活动理由的最终确定，往往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这种选择活动，可以称为决策活动。有了决策，就有行动。人类的活动方式，分为精神活动、决策活动、物质活动三大类。人的物质活动方式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的精神活动方式是物质活动的产物；人的决策活动是从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中分化出来并相对独立的一种活动方式。人的这三种活动方式紧密联系，交互作用，作为合力[1]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程。历，大约是指人的经历，人类的经历或经验，无论是意识到的事情还是亲身经历的事实，皆属历。史，则应该是指人对“历”的勾勒或描述或记录。人类始终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运动的执行者，也是活动的记录者。

历史由人、时、地三个要素构成，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故事包括发生、发展和结果。现[2]在发生的事叫“新闻”，过去发生的事叫“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陈年往事，是“旧闻”。人类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结果。

个人每日度过的生活就是个人历史，生命的每一页都是由自己创造的。自己是自己的上帝，别人安排不了你。各级组织自然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个家族也有自己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大历史”，后者可称为“小历史”。以前讲到历史，主要是国家的历史，个人、家族的历史似乎不是历史，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由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划分，人们往往重视时间的线性观念。其实，更应重视的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变化。人类历史是一个在天人合一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运动过程。不同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时间的划分，分为现实社会与历史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就是现实社会，已经过去相对久远的社会，就是历史社会。

历史与现实的划分是相对的，运动的过去状态就是历史，运动的最新发展状态就是现实。现实不断变为历史，历史不断展示最新状态，人类的运动过程就这样越来越长。图2-4　王家范《史家与史学》

存在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两大类。前者由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组成，后者为人类所独有。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但社会存在有相对的独立性。人类的社会存在是以人自觉的历史活动即具有目的性的劳动与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可分自然史与人类史。自然史就是宇宙的历史；人类史是人类的活动历程，即人类文明史。人类史就是我们人类习惯所称呼的“历史”。先有地球，后有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类，就有了生活世界，也就有了现实存在。人类唯一兼具自然史与文明史。文明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自然史的[3]外化。

现实生活世界就是现实存在，历史上的生活世界就是历史存在。人类生活的空间，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建立在日常交往基础上，由主体和主体之间所结成的丰富而生动的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按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交往行动理论》的观点，人与人间的交往，分为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以自我表演为核心的戏剧行[4]动、主体间通过互动而达到理解与协调一致的交往行动四种。

人类活动的这种主观性，主体性或自主能动性，使人们不是被动地顺应外部环境，而是积极地利用外界环境，主动地改造外在环境，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调节，提升和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5]门大学问。[1]赵怀玉：《论人的活动方式》，《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2]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3]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三、贯穿人文动机的活动

人类是一群由思维支配行动的动物，是一群会思考、且会用语言与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高级动物。人类是我们星球上唯一有智慧、能思考的动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的观念产生不同的活动。思想是可以积累的，所以文明是可以积累的。有了文明的积累，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思想与活动结合，就创造了整体历史。

人类的活动，是人类有意或无意观念支配下的活动。有意识的人[1]类活动形成的社会情景是相当复杂的，其间充满矛盾。人类的复杂，主要表现在成人世界，在孩童世界相对单纯一些。成人是有复杂思想的人，有了复杂思想，人类社会就变得相当复杂了。

人类活动是有利益目的的、有价值观的。人类的利益性，是由动物的本性决定的。一般动物也会有生存利益，为了生存，难免会侵犯别种动物的利益。利益与利益之间，难免发生矛盾。如此，使得生活世界显得复杂而丰富多彩。人的活动是由其心理与利益支配的。趋利避害，只想做有利的、有价值的事，而不想做不利的、无意义的事，是人类的一大特色。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大脑思考的、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而进行的。在自然界，蜜蜂和白蚁虽然也能营造非常精巧复杂的巢穴，但都只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活动，绝不会有意识地进行规划、设计和组织施工。人类却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理想，他们不仅为自己的预期目的和理想去奋斗，并且还往往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共同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人类正是在为实现预期目的的活动中，在不断地劳动、思考、谋划、设计和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逐渐进化的。

人类的活动有人文动机。所谓人文动机，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好的或坏的思想。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物质[2]文明与精神文明），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人文历史从始至终贯穿着人的思想，如果把人文动机从历史中抽掉的话，剩下的就只是自然史。

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历程。立一个目标，然后照着目标做，就形成了人生轨迹。人类史可说是人类的欲望及实现史，人类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及实践史。人人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欲望。人类来到人世间以后，就有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们首先得生活（吃穿住行）。为了更好地生存，人们必须生产、工作。“历史不过是[3]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活动，无论个人的活动，还是群体的活动，都是出自他们个别的特殊动机、特殊追求。有了某种理念，才有某种实践。人有不同的理想，各种理想均有合理性，在多项合理选择中，得排比出最优与次优顺序。根据自己的当下理解，选择自己认可的最佳理想，走上不同的道路。人生有多种可能，国家也有多种可能。不同的选择，创造出不同的历史。由此可知，历史是由人类导演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生存，人们必须接受教育。人类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素质、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回报。维持基本生存，希望生存得更好，希望在人世间活得更有尊严、更为体面，是人类的根本目标。社会由众多怀着不同目的进行实践的个人组成，他们这种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生活本身就是人类有意设计的结果，本身就是复杂的。

组织也有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有自己的利益。组织，尤其是政府[4]组织，也要求生存与发展，这是前人忽视的。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群体组织，政府是由一小撮领导人物控制的，领导往往可以代表集团利益。政府要向人民征税，要剥削人民，正是政府要求生存与发展的表现。[1]李恒威：《“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2]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3][德]马克思：《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4]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第二节　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

什么是“历史”？如果把将来的、还未出现的东西除去，余下的一切就是“历史”。广义的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所有过去式与完成时。[1]章开沅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句话比较形象地区分了历史与历史学的不同之处。

一、历史存在的属性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现实的人类社会，是由历史社会的发展与积淀构成的存在。历史存在是指人类以往整个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一般说来，历史具有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二重属性。从变化角度来说，可增加“一度性”。

历史存在有三个属性：（1）历史存在的客观性，也称客观实在性，是一种独立于现实历史认识主体而存在的自在之物。人的活动是主观的，但一旦发生，就成了客观，不能更改。它不以历史主体的注意或不注意为变化。这是历史存在的最基本属性。历史的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2）历史存在的一度性。所谓一度性，即一次性，是指历史活动发生了就不可能重复。用孔子的话说，逝者如斯夫。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完成式”，而不是“现在时”与“将来时”。任何一种历史存在发生后，就凝固不变了。“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或历史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它永远地消失在另一个时空之中了，它是一维性的，既不可回溯，也不可重现，人们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2]原。”（3）历史存在的可知性。所谓历史存在的可知性，就是历史存在可以为人类思维所理解的属性。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是一系列不具有客观性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是不可知的，因而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其实，人类的生活有相似性，人类可以根据现实生活方式理解过去的生活方式。古今中外的人，都要经过由出生、成长、灭亡的自然过程。人类自身经历的相似性，也使历史认识有了可能。过去、现在、未来间存在无法切断的连续性，三者之间存在既相互包涵又相互排斥，既偶然又必然，既主观又客观的极其复杂的动态联系。只有尚未被认识的，没有不能被认识的。心心相印，既是古人今人思想的相通，也是各地人思想的相通。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一切历史认识都取决于认识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

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存关系。认识的客观性有待于主体性发展去实现，没有了主体性，也就不存在认识的客观性；积极的主体性发挥得越好，越易获得客观性认识。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a）认为，历史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即不是科学性的、完全客观的，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它是活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很复杂的东西。真的历史恐怕还得在客观与主观的交接点[3]上去找。[1]章开沅：《章开沅学术论著选·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2]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3]乐黛云、舒衡哲：《历史与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见《跨文化对话》第1期，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二、历史存在的表征

历史存在是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行程，具有一度性，不能重现。那么，后人靠什么知道历史的存在呢？如何从学理层面上论证历史的存在呢？大体说来，历史的存在，表现为人类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实物的存在、记忆的存在、声音的存在、图像的存在。（1）人类的存在。后代子孙都是前代祖先自我繁殖的结果。孩子是父母合育的，父母是祖父母合育的，人类就是如此代代传承下来的。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看来，人的存在是理解万物的出发点。（2）社会的存在。现实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每个现实的人都曾亲身经历过现实由消逝进而成为历史的过程。历史并不遥远，人类刚讲完的话或做完的事，无法再更改，就是历史。历史是“现在完成式”，而不是“过去完成式”。图2-5　[英]伯克《图像证史》（3）实物的存在。地上与地下留存的文物，都是人类曾经活动的表现。（4）图像的存在。就是实物的图像资料。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所定义的图像包含图画、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图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5）声音的存在。就是用声音记录人类历史。声音是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比起文字资料，声音有着独特的感染力。（6）记忆的存在。人类历史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历史记忆的存在。历史存在通过历史记忆而存在。没有记忆，人类的历史活动便会从世界上消失；只有记忆，人类的存在才得以永久体现。口述的与文献的历史记忆，都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的反映。在历史存在的六种表现方式中，历史记忆是最主要的存在方式。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如果连记忆也不存在了，那就是人或事的彻底不存在，可能是白到地球上一趟。

第三节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一、唯人类能自觉到历史

任何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具有历史性的，都有自己进化的历史，但它们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历史。人类是唯一自觉到自己历史的物种，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原因。由实体历史而叙述历史的过程，其内在动力是历史意识的强化。因“历史意识”，历史才会转变为一种不存在的存在；没有历史意识，不可能有描述的历史。包伟民说，人类有“过去”，动物也有“过去”。但并不是任何动物的“过去”都可以叫做“历史”。一些动物可能会有简单的记忆，但那往往只是个体性的，不可能积淀起来，前后传递，从而构成可以为群体所共享的集体经验。但人类不同，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可以用来记录、传播“过去的事情”，局部的、个体的经验就这样变成了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会有一群人围着篝火坐下来，听老人讲讲前辈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原始人类的历史记忆。人类之外，不管多么聪[1]明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大约总不会坐下来听老猩猩讲故事的吧。

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识，是对历史本身的反思。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自人类产生就存在了，但对历史的领悟和自觉却不是客观给定的。只有在人类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过往时，人类才会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可以说，先有历史意识，后有历史学。历史意识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标志。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历史意识。世界上最早产生历史意识的只有三个民族：中国、希腊、阿拉伯。德国学人对历史意识研究很深，如德国艾森大学教授约恩·吕森（Jorn [2]Rusen）及其《历史思考的新途径》。图2-6　[德]吕森及其《历史思考的新途径》[1]包伟民：《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导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德]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二、被记忆被描述的历史

人类会说话，更会用文字来书写自己的历史。人类是可以通过文字等载体来书写的高级动物。有了文字，有了历史意识，就有了历史记忆的记录，即历史书写。历史书写，指用外在符号与手段（如写作、录音、录像）记录人类的历史活动及过程。文字书写是最早出现的记载方式，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书写文化的开始，是人类从史前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

历史学是历史学家对真实发生的历史的描述和阐释。“描述的历史”与“实在的历史”有何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的观察，两者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1）数量的不等。实在的历史内容很丰富、很具体、很生动，而能被记住、被书写出来的历史只能是一小部分。它是粗线条的、节点串联式的历史轮廓。（2）面貌的不全。人是立体的，一生之中，要与多方位的人打交道，在与不同对象打交道中，人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而众人对某个对象的记忆，不可能全部被书写出来。能记住、能书写出来的记忆，只是众多记忆的一个局部。瞎子摸象原理导致个体描述的历史只能是实体综合历史的一个片断、一个局部。（3）选择的不同。叙述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表达活动。人类在作口头叙述的时候，会有所选择。到了书面表达的时候，更加重视选择。不利部分会被缩小，有利部分会被放大，从而建构出理想的所谓客观历史形象。实在的历史是不可选择的，但历史书写则是可以选择的。在做什么之前，人类可以选择；一旦活动完成，便是画上句号的不可更改的事。历史书写是在大脑中进行的，记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是可以编纂处理的。这样，人类建构起来的历史，就不太可能与“实在的历史”完全吻合。人类可以尽可能地向历史真相逼近，往“实在的历史”靠拢，但两者间可能永远难以重合。

三、可以常书常新的历史

客观的历史之所以可以被记忆、被描述，是因为它是可以被人认知的，而认知是会变化的，所以描述的历史也是会变化的。描述的历史，是观念形态的历史，是一种过去观，即对过去的认知与看法。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历史，会有不同的历史看法，于是建构出来的历史形态也会不同。建构的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历史，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史观与知识的不同、诠释的不同、意义认知的不同，就使得“描述的历史”不断地被改写，从而表现出常书常新的特点。[1]历史是过去的，历史学是当下的，且是知识形态的，这正是历史学不断进步的原因。[1]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4页。

第三章　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

1.历史记忆的特点

2.历史记忆的三种形式

3.历史记忆的可靠性【课前阅读材料】

1.[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法]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实验观测】

同一历史的不同记录。【关键词释】

记忆　回忆　历史记忆　历史记录　集体记忆　个人记忆　口耳相传　文字文本　图像文本　影像史学　拍客

实体历史消失后就不存在了，能传承下来的主要是记忆。记忆是历史学最古老的概念之一，记忆女神是历史之母。记忆是历史之源，很多时候记忆就是历史本身。历史学家再现的东西并不神秘，仅仅是一种记忆，一种有形或者无形的记忆。从历史学来说，更为关注的应是历史的回忆。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回忆？记忆是如何成为历史的？历史记忆可靠吗？本章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个梳理。

第一节　历史记忆的普遍性

历史存在之物，包括存在过的人物、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只有一度性，一旦发生，马上就消失了。历史存在之物要想存活下来，除了实物，主要的途径是进入人类大脑记忆，通过语言与文字表达出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大脑，均有历史记忆功能。当然，人类的记忆高于其他动物。人与动物记忆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更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记忆与历史记忆，本质上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历史记忆是经筛选过的记忆。

一、记忆的特点

记忆，“记”是指大脑对已有经历或经验或理念的识记或诉诸符号的刻录，“忆”则是指人的回忆或对情景的再认。作为名词使用的记忆，是广义的记忆，包括回忆。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完整的记忆过程，包括识记、保持、再认与重现四个过程。所谓记忆，就是人们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应用过程，是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记忆的整个过程，是感性经验摄入之后与经验素材经由意识和潜意识的加工，然后再通过语言组织输出为记忆的过程。当某个事件发生，人类大脑皮层就会被调动起来，接受和储存关于该事件的相关信息，成为某种记忆资源。

记忆有着自己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记忆的储存性与广泛性。记忆是信息在大脑中的及时刻录，是人脑对过去事物的反映与储存。记忆是一种积极能动的活动，人们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能主动地进行编码，使其成为大脑可以接受的形式，如此信息得以转变为记忆。它的内容十分广泛，过去感知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绪与情感、做过的动作等，都可能保存于头脑中。一般说来，没有筛选性，只有记录与未记录之分。所见所闻所知，均可以记录下来。（2）记忆的本能性与随时性。记忆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是人的生理、心理活动的一种本质特性。人生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而一切活力与创造力都离不开记忆这个源泉。失去了记忆，人的行为就必然失去活力与创造力，甚至会失去许多属于本能的本领，人就很难生活下去。（3）记忆的盲点性与覆盖性。眼见为实，这是人类普遍相信的规则。事实上，眼见的不全是实。人的观察与记忆取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水平，能认知的东西就是亮点，没有认知的东西就是盲点。由于认知盲点的存在，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不全面的，一些东西无法看见，自然也无法记忆。人们常说的眼睛很尖与很亮，就是认识水平较高的人注意到的东西相对多一些而已。同时，记忆也会出现干扰与覆盖现象，即后面的记忆信号干扰、覆盖前面的记忆信号，从而导致短时失记，会遗忘一些东西。（4）记忆的排序性与重复性。记忆是大脑对外在历史存在信息的重构。记忆不完全是刻录，同时也会加工。记忆的最大功能是它对任何事件的排序性与重复性，即用语言和图像以及其他介质，把事件的过程进行有效的排列和组合，使得不可逆的东西可以重复表示。（5）记忆的自我性与社会性。大脑记忆的内容相当广泛，大体上可以分为自己与他人两大方面。记忆的本质是人类的社会记忆，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之中。人类是一个整体，具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人类的记忆，体现在不同个体的记忆之中，存在于各种口述或文献文本之中。图3-1　何建明《一个人的国家记忆》图3-2　陈煜等《民间记忆1978—2018》（6）记忆的延续性与遗忘性。人与人之间，有记忆力好坏之分和遗忘内容多少之分。记忆可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有些只能成为短时记忆，有些则可以成为长时记忆。记忆要间隔性重复才能长久保持。沉睡的记忆如果没有新的刺激，痕迹会越来越淡，以至遗忘。所谓记忆力好，是指一个人保持记忆的时间长。心理及生理学的研究证明活人的记忆，经数十年仍可以相当准确，其价值绝不亚于文献资料，足可应用于史学研究。

二、回忆的特点

回忆是记忆的一种再现。历史是一段记忆，记忆随时会被激活，这就是回忆。作为动词使用的“记忆”与“回忆”，是有区别的。用英语单词来表达，“记忆”是memory，回忆是recall。回忆与记忆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不在同一时间段上的意识活动。记忆是原始经验的摄入，回忆是后起的记忆唤醒或重新寻找，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激活机制。

回忆的特点表现为：（1）主导性。“回忆”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事物”，而是“我”和“过去”的关系。没有“我”的回忆，过去只是一片空白。“过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同样获得的一种“东西”，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记住的就是我们承认的，也就是存在的；遗忘的就是失去的，也就不再存在，直到有一天“我”再记起了它。（2）回放性。每个人都有回忆的能力，生命历程中的种种片段残留于每个人的脑海中，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都可能出现回忆。所谓回忆录，就是历史记忆的整理与输出物。真实的事件一旦成为历史，就必然地具有了反思的意义。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纪念等才能定期激活，以保持新鲜。这样的情景，可以由重大的社会性纪念日唤起，也可以由家庭或一群（类）人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述说唤起。（3）差错性。回忆会出差错，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无意间的歪曲。信息的干扰与覆盖，均可能产生差错。（4）整理性。回忆是对大脑储存信息的整理。回忆是在人类的记忆中、心灵中重温往事。回忆中有意识自由与主观的因素在起作用。记忆是无心的经历，而回忆是有心的行走。复习实际是回忆，是经过分析后的重新储存，是一种记忆的归纳与整理，经过整理后的记忆更方便保存。（5）重构性。回忆不是对过去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新编织。回忆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认知活动，回想过去不单单是“追溯历史”，更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思考”。记忆者是主动的加工者和创造者。回忆有一种神秘及情绪性的作用，能将现在与过去的隔膜打破，渗入个人因素及价值判断。历史事实一旦进入记忆领域，就处于被不断加工的状态。回忆随时可以增加，也可以修改，其着重点也是可以改变的。在重构中，记忆者会按目下的社会来重构。具体说来，历史存在的记录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记录者的立场、视角，掌握信息的全面度，甚至文字表达能力。对同一事件，局内人与局外人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当事人与后人关注重点也会不同。视角单一，信息局部，记录就不全，反之则全面些。同一件事，决策者关注动机，执行者关注后果。时代与个人经历上的因素，以及制度和社会上的因素，会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语言具有多义性，历史表现手法多样化，这些也使历史记忆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6）选择性。传播学理论认为，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具有选择性，他们总是选择性地接受、选择性地记忆。记忆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会得到记忆。只有对人重要的活动，才会被记忆。每个人对于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与周围的事物的记忆也总是选择性的。回忆是主动的，是带着一定的条件去已有的记忆中选择材料。哪些东西得到记忆，哪些被遗忘，取决于选择机制。只有那些对人们生活具有意义的事物，才会被有意识地进行回忆与再记忆。从范围与数量上讲，记忆比实际发生的事情要少得多。（7）理性化。人利用符号将大脑内的图景有序化的过程就是理性化。历史回忆是理性的、分析的、主观的、泛化的、概略的。人们看待和解释特定历史事件的框架会随时间的推移改变，趋向中性化，事件细节会逐步消失。人类记忆的变化，反映了人类认知的递进。（8）境域性。回忆总是围绕着某种属性进行的，比如都是某个时段的，都是有关某人、物的，也许都是具有某种情感的（喜庆的或者忧伤的），这个核心可以自由变化，而回忆则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环顾。

回忆情结是人类从一般动物境域中脱离开来的第一步，这是一种伟大的觉悟——历史觉悟或觉悟历史的开端。图3-3　[法]勒高夫《历史与记忆》图3-4　[美]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

第二节　历史记忆保存形式

历史记忆保存的核心是传播。个体的思想与所经历的活动，从自我认知来说，是客观存在的，是实际发生过的，大脑也会留下记忆。但因封闭性，如果是在单独状态下发生的活动，可能只有本人有记忆；如果是在群体中发生的活动，少数看见或听见的人会有记忆。个体或群体的大脑记忆，如果不说出来，不记录下来，仍是私密信息，永远不会为其他人类所知。记忆是一种感官活动，它只有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述，才能进入公共认知的领域，成为有证据的存在。要将大脑记忆存储的信息表达出来，必须借助一些外在工具，如语言、文字、图像、录音工具。这种表述活动，就是传播。传播，就是将个人说的话、做的事借助一定的工具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经历是一种自然行为，记忆会不断加工。在讲述或叙述时，会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明晰化，变成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

历史记忆的存在方式有四种：作为尚未表达的经验存在于人脑中的大脑记忆、用语言表达的口述、用文字表达的文献、用影像记录的图像。

一、大脑记忆

人类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高级动物，大脑有信息记忆、储存、回放、分析功能。大脑作为人类信息的载体，成本最低，不需要借助外力，这种记忆方式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为原始的。信息传播可以划分为声音、符号和图像三种。大脑记忆存储具有立体性，可以同时记录声音、符号和图像，类似于全息照相。这可以称为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但大脑记忆有两大不足：一是遗忘性，时间一长，会模糊与遗忘，甚至随着肉体的消失而永远消失；二是封闭性，或内化性，只有本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是典型的私密信息。

二、口耳相传

语言产生口述。有了思考之后，人脑中的记忆一般都是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记忆”是无法直接认知的，但我们可以借助于“叙述”了解和解读记忆。语言是我们记忆的好帮手。虽然当代学者对于语言的局限性已有了共识，但是却没人会反对继续使用语言。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人际沟通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实在还无法找到另外一种比语言更好的沟通工具。所以，语言虽然不是交流的最好工具，却是所有交流工具中表达意愿局限性最小、传播过程中差错率最低的工具。

口述有几个方面的优点：一则口述是基本的，是人类最为普遍的记忆表达方式。语言叙述的门槛较低，只要会说话的人都会。这是不会使用文字或使用文字较少的群体更为喜欢使用的记忆表达方式。二则口述是生活世界最主要的交流工具，说话的语境最为具体，沟通最为直接，说话人与受话人可以直接双向交流，从而有可能得到更为精确与更想知道的信息。三则口述多是个体性的，容易详细、生动。口述是比书面语更有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因为它是人类最本质的交流方[1]式，是最人性化的传播方式。故事的讲述过程也是抒发情感的过程，口述的形式为记录情境的塑造提供了颇具感染力的情感性画面。

当然，口述也有不足之处。一则口述的历史内容具有可变性与非久远性。口述是一次性的，是流动的，可以随时变化、添加。口语是一种即生即灭、位移的符号。二则口述的传播受时空的限制。三则口述缺乏证据性，空口无凭。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做录音。声音的最佳记录方式是录音，在录音技术发达的今日，应提倡大家来做录音。[1]李苹：《口述新闻在专题新闻报道中的优势》，《传媒》2006年第7期。

三、文字文本

语言的符号化表达，就是文字。口述的成文化、文本化，就是文献或文本。为了长久保存记忆，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文字就有了文本，也就有了文化的积累，这就是文明。中国古人用“文献”表“文化”，正体现了文本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文字表达在人类记忆发展史上出现最晚，也是门槛较高的记忆方式。因为文字文本的接受和解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教育训练，而会使用文字表达的人即会写作的人在人类群体中总属少数，所以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崇拜情结。文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权威”、“垄断”紧密相连，掌握文字一直是上层人士的专利。尽管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但文字依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宰着人们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

历史文本不同于其他文本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由时间链条建构起来的框架。有了时间框架，就可以将不同的人与事组合进这个框架。一个主题，就可以建构一个时间框架。框架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框架，事与事之间、人与之间，有着不同的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有内在因果联系的时间框架体系，就是历史文本。有精确的时间定位，是历史文本的最大特色所在。口述可能是散漫的叙述，而文本往往是有逻辑的严密叙述。

文字文本是独立于说话人的物质形态，具有几大优势：一则长久记忆，可以有效防止脑记的持久性不足与口述的易变性问题。二则文献是已经凝固不变的东西，不能添加，白纸黑字不能抵赖，有证据性。三则文字表达具有超时空性，只要文本保存下来，所记内容就可以永远流传下来。当然，文字文本也有其不足，一是无法保存声音与图像（受技术支配），有先天的障碍；二是因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分开，有较强的单向理解性，语境较为复杂，增加了别人理解的困难度。

四、影像文本

影像文本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的事物外在形象文本。

在古代世界，人类只能用画像之法，完成影像的记录工作。到了19世纪后期，照相机、摄像机的发明，发扬了大脑的图像记忆功能，弥补了大脑图像记忆无法直观呈现的缺陷，可以将实物（包括人、动物、植物、物品等）面貌直观呈现出来。而且，不会加工的机械功能，可以保证图像记忆的真实性，不受大脑的人为加工。

21世纪，中国已进入影像视觉时代，也迎来了“读图时代”，影像文本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由插图而进入独立图像时代，发端于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红镜头》、《黑镜头》、《老照片》等。近十多年，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电脑、网络这三项革命性技术的突破，使影像变得与民间如此接近，从而宣告了影像视觉传播时代的来临。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首次提出“影像史学”（或译为“影视史学”、“视听史学”）概念，即“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像文本，可以是静态的岩画、画像、照片，也可以是动态的电影、电视和数字化多媒体。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图像文本，是可以看、可以听的，所以也可以称为视听文本。

影像文本对文字没有必然的依赖性，无文字伴随的影像文本可以直接传达信息，塑造形象，讲述事件，独立地构成一个叙事系统；但有时也需要辅以文字说明，而且这是普遍存在的方式。

为什么要提倡影像文本？因为它可以克服大脑图像记忆的不足，更为真实地反映实物面貌。人类的大脑具有摄像功能，能将所见的实物摄入大脑，存储于记忆之中。但大脑存储缺乏输出功能，无法原貌呈现给外界，只能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叙述者可以将之描述得十分像，但听者、观者总隔了一层，无法知道最直观、最逼真的图像。在照相机、摄像机（包括手机）两种工具中，前者只可拍录静态的画面，没有声音；而后者则既可以拍摄动态的画面，又可以记录声音，显然后者更能立体地呈现实物面貌与声音，是目前最为高级的记录工具。影像文本具有形象、直观的效果，远比艺术的想象力重要，更具真实感。透过影像，可以还原另一种不同的历史风貌，构建别样的历史阐释。影像文本为立体地、直观地再现、复制人类历史提供了可能。影像文本靠事物本身来说话，可以直接调动人们的感觉即第一信号系统，它不需要学习就可以接受，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是一种能征服全世界的文化符号，是真正的大众记录工具。

中国要发展影像史学，必须克服两大传统：一是重文字轻图像。古代由于技术无法解决，所以人类只能靠语言文字来书写，久而久之，成为一大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尽管有了照相机，但因为普及率不高，中国人仍不重视照相。直到近20多年，照相机、摄像机大为普及，人们才真正可以做影像记录。但长期形成的重文字轻图像习惯难以一时扭转过来，至今中国人仍缺乏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习惯，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长期被忽视，更没有利用图像进行历史书写的习惯。二是重精英轻大众。留下的图像资料，多为精英人物，少有普通大众的图像。现在摄像工具的普及，小历史书写的提出，有可能扭转这种传统。

应该为历史留存当下的影像文本。在不存在技术障碍的背景下，尤其应该做大量的宣传工作，要多讲影像史学问题，让人们转变观念，鼓励民众拿起影像工具，养成经常拍摄的习惯，积极参与到历史影像的记录之中。近年，“拍客”（即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普通老百姓拿起相机记录身边的人或事）出现，他们将是未来影像史学的主力军。用平民的眼光去观察、记录生活中的芝麻小事，这是最为重要的。当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也有能力拿起影像工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时，[1]影像史学作为一个史学分支，才会真正深入人心。图3-5　章东磐主编《国家记忆》图3-6　《透过硝烟的镜头：1937—1949中国战地摄影师访谈》图3-7　中国摄影家协会《跨越时空：1949—2009西藏影像往事》[1]谢勤亮：《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第三节　历史记忆的可靠性

一、叙述的差异性与选择性

人类的记忆具有本能性，只要大脑的记忆力好，眼见耳闻的东西都会记住。但是否讲出来，是否写成文字，则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和选择性。

人类记忆表达的差异性表现为叙述的数量有异。从日常生活可知，性格外向的人喜欢沟通，喜欢说，而性格内向的人则不想说不太会说。其结果，说出来的信息由别的大脑代为保存了，而没有说出来的信息则可能永远沉淀在大脑记忆中。至于更高形式的文本书写，则更为稀缺。只要不是哑巴，人人会讲，但是会用文字来表述记忆内容的人则微乎其微。这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历史意识上的差异。这样便导致人类的大脑记忆，只有一部分被叙述出来，一部分被书写下来。

人类记忆表达的选择性，表现为“只书变事、不书常事”的习惯。人类每天所写日记，可能会巨细毕记（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至多记录一个要点），但历史书写则不太会这样。在历史书写中，人类普遍存在一个关注变事、忽略常事的传统。人类为什么会只书变事不书常事？这可能与历史作用大小、意义拷问机制的存在有关。从内部视野来看，常事属于不变、常规、熟悉的部分，对人的发展影响较小，大脑刻录痕比较浅；相反，变事是变化、陌生的部分，对人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大脑刻录痕特别深，容易成为长时记忆。从传记来说，个人的升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迁移之类，都是一个个节点，对人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从而也是值得优先书写下来的。从历史进化论眼光看待人或事的成长过程，往往重视变化的节点。历史书写总是由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节点连缀而成。

人类记忆表达的选择性，表现为喜异而略同。如果能跳出内部视野，从外部视野来看，就会有不同的眼光。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一国内的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差异性，差异部分会更受人关注。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会对所见与其国不同的而对中国人看来十分平常的事物感兴趣。同理，一个人只有跳出他生活的文化圈，与别的文化圈进行比较以后才能认知到文化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人类记忆表达的选择性，还表现为“报喜不报忧”。从现实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有一个“报喜不报忧”机制，个人或群体信息，有的想让人知道，有的不想让人知道。所谓做人低调，就是个人做的事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说知道的范围比较小。这里有一个根据自己现实利益而作出的坏事与好事区分问题。之所以不想让人知道，是担心坏事有损自己的利益；反之，凡是认为有利自己的好事，则想让人知道。报喜不报忧，就是传播选择问题。老实人是什么事都报，而聪明的人喜欢选择性报告。选择是根据对象来区分的，是根据一定空间作出的选择。有的人不会选择，有的人会选择。在一定的熟人范围内，人会什么都说；而在警觉之处，则会有所选择，不会什么都说。人越聪明，越会选择性说话。选择说话，有的无心，有的有意。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天下，这就是信息传播选择不当的结果。个人或群体，都会因利益考虑而有意隐蔽某些信息。曲笔是符合现实利益的，直书是从历史角度提出的透明要求。只有拥有全面而完整的信息，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人类记忆表达的选择，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与背后的选择权力。有那么多的人或事要得到记录，这就有一个轻重缓急问题。哪些东西有可能被记录下来？一般说来，是被人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问题是，如何判断内容是否有价值与有意义？这里有一个空间视野大小问题。同样的事，在不同大小的空间单位眼光下，会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同时，背后有一个选择权力在起作用。权力操纵了记忆。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往往也就成为历史记录的中心。因权力不同，不同对象成为不同的记忆重点。国家权力强，国家自然成为记忆的重点，而边缘位置的民众，自然也就处于历史书写[1]的边缘位置；相反，民众力量强大，大众的历史就会受到重视。

历史就是关于历史事件与历史经验的记忆。由此，人类看到的历史叙述是残缺不全的，远远少于历史存在。美国历史学家贝克（Carl Becker，1873—1945）说“历史就是被记住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被记住的一部分而已，没有记住、没有被书写下来的历史记忆多的是。[1]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二、记忆是客体的主体反映

历史存在的被记忆，是一个由客体进入主体存储的过程，可以说是历史的主体化存在。人物说过的话只有一度性，一旦发生，马上就消失了。历史存在之物要想存活下来，主要有大脑、口传、文本三种记忆方式。在这三种保存形式中，全部离不开人的主体认知作用。没有人类的主体认知，就没有客体的记忆传播。人有七情六欲，人的认知水平有高低，于是，历史存在的记忆保存也受到主体的种种加工。脑记、口述、文献，三者共同的特点是渗透了主体的因素，可以人为加工。第二手文献不可避免会受到加工。其实，即便是眼见为实的第一手记录，也会受到记录者的影响。可以说，历史记忆，尤其是历史文本，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物。由于记忆与文本有着主观性，于是后现代史学提出：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后现代史学家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人类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认知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太可能取得绝对正确的理解。

历史成为记忆，记忆外化为历史记录，历史记录进一步建构就成为历史著作。美国弗里兰（Protessor Saul Freidland）《当记忆到来之时》认为，历史很难避免主观的成分，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入他所[1]写的过去的时代，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后人叙述出来的历史。历史学是建立在历史记忆整理、分析、建构基础上的历史认识学。作为知识的历史学，不可能完全掌握真相或真实，只能具有高度的近真性，而不是必然的真实性。它要求自己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但它并不等于历史。[1]转引自乐黛云、舒衡哲：《历史与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跨文化对话》第1期，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三、用诠释眼光看历史记忆

记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部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信性”。他们认为，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以及现实生活经历与社会背景等因素，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1]地扭曲或虚构。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叙述行为是当下的，这就不可能不受当下情境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照旧。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更强调用历史认识论眼光看待记忆问题。如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信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意大利学者阿利桑乔·波特利（Acessandro Portelli）认为，口述资料是可信的，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可信性；它的意义不在于与事实相符合，“错误的”叙述可能在心理上是“真实的”。重要的是他们的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和变化，而这种差异与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定的意义？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呈现的变化过程。这也就是说，叙述的嬗变本身就是一个过程，[2]是可以体现不同时代变化特点的。

总之，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3]的研究范式。[1]杨祥银：《记忆是可信的吗？口述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2]杨祥银：《记忆是可信的吗？口述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3]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第四章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1.口述史学的方法

2.口述史学的原则

3.民间写史意义上的口述【课前阅读材料】

1.[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英]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课后实务项目】

团队合作，选择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做一个口述史采访项目。

口述史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种史学形态。在小历史书写中，口述史是最基本的手段。本章拟对口述史的特征、口述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口述史的主题、口述史的程序与规范作一个系统的介绍。

第一节　口述史特征与优缺点

一、口述史基本特征

1.口述史的定义

口述史，是指以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一份口述史资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访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

口述史采访，与大家熟悉的“新闻采访”最为接近，可以称为“旧闻采访”。现代口述史创始人美国的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原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由此可见口述史与新闻采访之间的关联度。媒体上的访谈型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见证》、《讲述》，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湖北卫视的《往事》，均属口述史节目。

口述是一种系统性采访。现代口述史的成果，多是独立的文章或专著。

因文献不足而做的补充性采访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口述，或者说是大历史视野下的口述。如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写《史记》，就使用了不少口述史料。贾思勰（386—543）写《齐民要术》“询之老成”，也采用了口述史的办法。

口述史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采访者，二是被采访者，三是讲话的记录。三者统一，才算是口述。否则，只能是其他类型的文本。譬如自述、回忆录，其特点是自说自话，就不能算严格的口述史作品。口述历史必须是一人口述，一人记录。2.口述史的特征

口述史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过去的心声记录，二是双向互动的建构。

过去的心声记录是指由历史当事人讲出来的历史，而不是由后来者写出来的历史。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必须是在世的当事人；二是必须是当事人亲自说出来的话；三是所述是真实的历史，非真实的内容不在此列。口述史的精髓是声音文本，必须是本人亲自的心声表述，是“声音的外壳”，是关于过去历史的声音记录，所以也称为“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的重点在于它是当事人讲出来的历史，所以所讲内容的记录手段不是区分标准，并非一定要录音记录。它可以是低级的文字手记，也可以是中级的录音，甚至是高级的录像。文字文本、声音文本、图像文本，均可算口述史学作品。目前，记录设备已经从原始的手工文字记录发展到数码录音机等现代高科技手段。

口述史重视的是当事人的感受，不是解释历史，不是后人的评价。

讲出来的历史，可以用声音来做直接的保存，也可以用文字来做间接的保存。前者可以倾听，后者可以阅读。转化成文字的口述史作品，在形式上虽也是文字文本，但不同于其他写出来的文字文本，它是讲出来的历史，更为生动与细致。图4-1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图4-2　定宜庄等《口述史读本》

双向互动的建构是指口述史是根据历史书写者与历史当事人双向意志建构起来的作品，有一个合写、共谋特征，它是有声的、直接的双向对话。传统历史作品多是根据历史书写者单方面意志建构起来的文本，多是无声的、间接的单向对话。

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历史是“人问我答”，历史当事人与历史书写者之间互相有制约。口述史是历史书写者想知道的历史当事人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的外在拷问，而不是自我发现。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内外视野的不同，对历史意义的判断是不同的，历史书写者与历史当事人的关注重点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口述史主题是历史书写者提出来的，他有着独到的历史意义判断，他主导着与历史当事人的对话活动。当然，如果历史当事人讲出了一些采访者预想之外的内容，也可以由着受访人自由讲述。双向的直接对话，首先满足的是历史书写者的好奇心，其次才会考虑满足历史当事人的自我兴趣。

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1]的相互了解。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

[2]史。

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建构、历史书写方式。图4-3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图4-4　李向平等《口述史研究方法》[1]钟少华：《口述史学的特点与方法》，《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2]杨祥银：《记忆是可信的吗？口述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

二、口述史的优缺点

1.口述史的优点

口述史的第一个优点是历史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口述是手记，复杂的口述有录音、录像，它至少可以形成文字文本、声音文本、图像文本三大种类。如此，有可能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情感思想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此多样的记录媒体集中于一个受访者身上，不管这个受[1]访者是伟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其历史研究价值都远超单一媒体。

口述史的第二个优点是生动与细致。“口述”的对应是“文述”。文述是文字叙述，而口述是口头叙述。口述史的采访对象都是历史的亲历者，由于亲身经历过，他们的讲述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带感[2]情的叙述，是带着感情的历史，所以非常生动。口述史比较生活化，很有人情味，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不像传统史学由外而内的那种理性的、干巴巴的、学究气的、离老百姓比较远的叙述。口述史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出版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1999）题目就反映出口述史的这一特征。图4-5　香港《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16+少女口述历史》2.口述史的不足

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而需要文本资料、实物资料的查证与核实。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但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当然，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由于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3]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为了保证记忆的可靠性，选择一个记忆力好的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重要的。[1]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4期。[2]王建学、王岩：《专家建议重视口述史：让亲历者留下真实辽宁》，《辽宁日报》2009年11月23日。[3]左玉河、王洪波：《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20日。

三、口述史的意义

1.书写对象的革命

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社会精英以及与这些社会上层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较少予以注意，留下的史料很少。口述史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同时也注目于市井街巷、黎民百姓、寻常人家。口述史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这样，不仅可以纠正各种史料中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且可以增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实现。弱势声音的考古带来了书写权力的开放，推进了小历史的书写。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书写者，人人可以书写出自己记忆中的社会历史。从此，历史文本的书写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而成为公民的书写工具。抢救性地保存证据、证物、证人，是公民写史的最大价值所在。如果能进一步建立一个民间档案馆，则更为有效。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2.书写方式的革命

口述史是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是将存藏于受访人大脑中的活史料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多媒体史料的主动存史行为。因此，作为史学家的主访人就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在这一点上，传统史学是无法企及的。换句话说，口述史料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以往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主要依据有限的文本资料和实物资料，而口述历史则采取了更为主动和接近历史的研究方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口述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也就[1]是说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他们可以有意识地增加文献，为精英人物撰写自传提供补充证据，为恢复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隐[2]藏历史提供全新资料。3.研究方式的革命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本资料，历史研究过程就是历史学家与证据之间的对话，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阅读者的事。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口述资料不仅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3]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的文本，客观存在的“本然的历史”与历[4]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的文本”之间结合的程度由此加深了。有人称[5]为“与历史对话”。[1]赵晓阳：《文本与口述之间——YMCA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基督宗教研究》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2]杨祥银：《记忆是可信的吗？口述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3]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4]左玉河、王洪波：《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20日。[5]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节　口述史的历史与现状

一、口述史学的历史

事实上，历史最古老的传承方式是口口相传，而历史最原始的记录方式就是口述。只是随着文字记载的高度发达，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趣味从口述转向了考据，口述历史被当成一种原始落后、可信度低、[1]精准度差的办法列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由美国的现代史学家艾伦·芮文斯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它的最初旨意在于弥补现存文件记录的不足或档案的空白，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当然，他是“口述历史”术语的有意识发明人，而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他通过访谈笔录方式搜集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口述回忆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口述史档案馆，使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名扬学坛的口述史基地，并由此扩大了口述史的学术影响，推动了口述史的发展。因此，国际口述史学界一般将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建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图4-6　[美]艾伦·芮文斯图4-7　哥伦比亚大学

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第一个阶段，口述史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应用。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7年，美国成立“口述史协会”。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对中国历史人物最早进行口述采访的是唐德刚（1920—2009），他于1957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完成了《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口述自传》等名著。前期的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可以称为“口述史”阶段，以确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为目的。70年代中叶以来属后期，可以称为“口述史学”阶段，口述史学家们开始把口述史学当做一种治史方法，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1980年，美国口述史协会制定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至此，口述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个富于生气、富于活力的新兴学科。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口述史的学术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取得了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大量学术成果。用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Donald A.Ritchie）的话说，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哪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了。口述史与口述史学，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历史书写意义上的概念，后者是历史研究意义的概念。前一阶[2]段，近口述史；后一阶段，近口述史学。

中国的口述史，台湾起步较早。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开始访谈。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至今已访谈了700多人，成稿1000多万字，自1982年起，以《口述历史丛书》的形式发表，至今已有上百种，访谈人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望族、妇女、原住民等，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现在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图4-8　唐德刚及其《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口述自传》

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香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比较集中的主题是20世[3]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

20世纪50年代起，大陆也有大历史书写视野下的口述采访活动。50至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100多辑，2000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当然，所有的内容都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与今天小历[4]史书写意义上的口述史有所区别。

真正的口述史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自1982年起对150位80岁至96岁的科学家进行了录音采访，出版了口述史专著《早年留日者谈日本》（1996）。80年代中期，杨立文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口述史选修课”，首次在我国高校系统介绍口述史学。近年来，大陆的“口述历史”在悄悄升温。电视屏幕上，陆续出现了《口述历史》、《往事》、《大家》等纪实性栏目；出版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口述历史》丛刊等。口述史学在中国发展很快，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2004年12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口述史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口述历史》杂志，《口述自传丛书》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高龄知名人士为传主，由学者或作家与传主合作完成，一传一书。2008年11月，温州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所，主要由杨祥银博士主持，2009年且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这是第一个口述史研究国家级项目。2010年，网络发起了首届“国家记忆2010”评选活动。本次评选活动主要关注于在中国历史的发现、保存、记录及向公众传播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作品或行为。2012年4月，崔永元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这使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口述历史专业和口述历史博物馆的高等学府。图4-9　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图4-10　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1]杨祥银、梓皓：《口述历史“草根史学”冲击“精英史学”》，《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3月28日。[2]详参杨雁冰：《百年口述史学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3]赵晓阳：《文本与口述之间——YMCA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见《基督宗教研究》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4]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

二、民间写史的探索

1978年之后的民间历史写作，几乎是从一片空白处生根发芽的。1.20　世纪80年代的精英反省

今天的个人写作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1978年后，政治环境稍微宽松，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这股反省潮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如巴金的《随想录》、刘晓庆的《我的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等。因为他们的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如张辛欣和桑晔合作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80年代的个人写作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图4-11　张辛欣等《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图4-12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2.20　世纪90年代的民间写史

90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其发表平台则有《百年潮》、《炎黄春秋》、《随笔》、《人物》等。90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这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中地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3.21　世纪初的走向成熟

2000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民间写史潮。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其实，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将其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很不错。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但如果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是很个性化的，甚至是有些私人化的，但是社会一旦注意到它，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和教科书或者国史的写法一样，完全可以用多种笔法来写，所以不应该有一定之规。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如《红旗照相馆》。影像有时候比文字更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能明白。互联网也为影像历史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而历史的真正精彩[1]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2011年真正将“口述历史”带入大众文化视野的还是崔永元的口述史作品《我的抗战》。崔永元自筹巨资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于2010年11月15日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其同名图书《我的抗战》也在同一天上市。《我的抗战》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展现了历史画面的原生态魅力，同时逾越了电视表现不可为的边界，还原了为编导们割舍的精彩内容，在电视初编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做了颇有历史深度的延伸。图4-13　晋永权《红旗照相馆》图4-14　崔永元《我的抗战》[1]关于民间写史一节，据雷颐、章立凡：《历史书写：民间的努力与探索》，《看历史》2011年第3期。

第三节　民间口述历史的主题

口述史学的最大需求者是民间小历史书写与研究。政府史向来有比较完备的档案制度，有比较丰富的文字、录音、图像记录，所以对口述的需求度相对就小；相反，民间的小历史，因没有档案制度与习惯，文字记录比较少，所以对口述的需求度就相当大。可以说，没有口述史学，就没有大众史学。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大众史学的发展将做实这句名言。

目前的民间历史记录者们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考察、采访搜集历史素材予以书写，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归纳、研究的工作。前一类介入历史多半与自己的家世、经历有关，从个人史、家族史入手，逐渐被庞大的历史命题吸引，不断投入其中。后一类写史者则因为兴趣、专业、职业等关系，有能力对历史作更多的分析和探讨，他们常常就一个领域或一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渐渐成为民间专家学者。

民间历史口述主题，主要有人物、事件和专题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各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

一、人物由精英而大众

历史人物口述对象的选定，经历了由精英而平民的过程。最早的人物口述，多选择精英人物，习惯选择大人物做口述。国内也如此。如叶永烈，被人称为“旧闻记者”，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知名。其特点是高层次、大选题、第一手。他写作的原则就是追求真实，坚持用第一手资料，决不搞东拼西凑。他认为，要写好书必须找到众多历史的关键点，大量采访历史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再[1]现历史，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深度，有价值。

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美国历史学者开始着手撰写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他们将口述历史的对象瞄准那些不使用文字记录或者被剥夺权利的人群，他们终于超越了第一代口述历史学家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扩展了口述历史的视野。第二代口述史学家希望摆脱精英史学观，重视下层平民，撰写草根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他以“美国到底怎么了”为题，采访了美国政商界人士、美国小姐、影星、工人、学生、黑人、移民等[2]三教九流的人，用丰富的口述资料写成四部口述历史著作。

目前，中国的口述史正在朝写大众人物方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自传丛书》出版了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刘延民的《文强口述自传》、蔡彻的《黄药眠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

当下，也出版了不少凡人的口述史传记，如李耀宇、李东平父子合作的《一位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它是一个自幼参加中国革命的普通士兵对其人生经历的私人记录，这个平凡的小人物，拥有非凡的经历。此书摈弃了以往革命者回忆录的正统性、严肃性和革命性，完全以世俗的角度来讲我们熟悉的人生历程，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可以说，小人物见证了大历史。

陈文的《吃饭长大》，严格意义上不是口述史，而是自传。不过，敢写凡人生活经历的理念值得关注。这是一本每个人都可以写可以出版的书，就是细心记录一个人的成长和生活历史。它通过对平凡琐碎[3]生活中大量的人与事的回忆，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原生态。考虑到借助他人来做口述史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自己动手写自传最为要紧。自传可与口述史学相辅相成。

大众人物书写，可以是个体记忆，也可以是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也叫“大众记忆”，即“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众记忆”。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名不见经传，甚至是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与思考。它关注的是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美国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包括移民、妇女、同性恋、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4]美裔等。

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吕国光《农民工口述史》，张健飞、杨念群《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是值得关注的口述史作品。图4-15　陈文《吃饭长大》图4-16　吕国光《农民工口述史》图4-17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1]叶永烈、李雪萌：《叶永烈：史笔记录中国“大转折”》，《济南日报》2008年12月16日。[2]杨祥银、梓皓：《口述历史“草根史学”冲击“精英史学”》，《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3月28日。[3]李存修：《人人都可出本书——评陈文的口碑历史书枙吃饭长大枛》，《南方日报》2003年11月15日。[4]赵晓阳：《文本与口述之间——YMCA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基督宗教研究》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二、事件由宏观而微观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在宏大叙事之下，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描述与记录，是国内主流史学的缺失。陈秉安对从深圳逃亡香港的近百万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22年时间过去，他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版），记录了“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谢朝平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写成[1]书，于2010年5月出版了3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大迁徙》（2010）。图4-18　陈秉安《大逃港》图4-19　谢朝平《大迁徙》[1]刘芳：《当代中国的民间写史者》，《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2月20日。

三、专题由单一而多元

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旨在以访谈形式通过老北京人的口述，反映晚清以来北京人的生活变迁与历史命运，进而追溯近百年来北京城市生活史。本书的访谈围绕着人来展开，关注的是人和人的生命史，正是这些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神韵，是研究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尔冬强喜欢研究历史，率先提出了视觉文献的概念。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对150余名“茶客”进行了访谈，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朱家角有一肚子掌故要说。于是，就有了《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的问世。图4-22　尔冬强《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图4-23　李云峰《平民历史》

我们提倡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不为别的，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活出历史感和价值感。口述历史，从宏观来说，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增加一滴水；从微观来说，是为子孙后代留一个记录，留一段[1]记忆，乃至留一种精神。我们亲自记录历史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口述访谈对象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格局，为中国口述历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曹静：《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解放日报》2006年3月31日。

第四节　口述史的流程与规范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学科就得遵从科学的逻辑，就得有一套合符学术范式的游戏规则。曹幸穗认为，口述史的工作应[1]遵循“四化、五原则、三阶段”，下面结合曹幸穗诸人的观点略述之。

一、口述采访加工流程

口述史采访加工包括三个阶段：项目准备阶段、实地采访阶段、资料整理阶段。

首先是项目准备阶段。

先要设立项目，明确采访的宗旨与内容。然后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包括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专业术语等。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编制设问提纲。最后是制定项目各种业务工作表格，如口述访问资料登记表、受访者捐赠资料目录、受访者口述记录资料。如果是大型项目，应举办项目主访人培训班，统一认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美国口述史协会规定口述访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条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要签署契约、法律授权书等，这明显带有西方法制社会的传统。中国人一向喜欢用温情的人际关系来办事，所以暂时可以靠[2]关系来联络访谈对象。不过，从长远来看，项目主办者与受访人应签订一份某某项目口述史访谈协议书，这双方均有约束作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进入实地采访阶段。

口述史采访采取小组负责制，至少得有二人，一人负责提问，一人负责录音与记录。然后制定采访计划草案，商量好采访时间，配备必要采访器材如录音笔。在采访过程中，既要按既定计划和设问提纲进行，又要根据现时情况灵活变通。采访中要讲究谈话艺术。针对不同的采访对象，应采取不同的提问形式和谈话技巧。针对文化层次低的人，通常采用由浅入深，层层追问，环环相扣，发掘细节的提问形式，再配以拉家常和谈话中耐心倾听、善于引导的技巧。这既营造了一种双方融洽的气氛，又拉近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还避免了谈话中主题的偏离。针对有文化层次高的人，通常采用抓住讨论主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提问形式，再配以专业化术语，既能使被采访者感觉采访者讲求效率，不会产生过多占用时间的厌烦情绪，又能让被采访者知道采访者内行，值得交谈。针对上层人士提问，通常采用诱导性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谦虚谨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刨根问底的谈话技巧，从而经常能得到生动具体、细节鲜明的访谈成果或意想不到的珍贵口述史料。采访中善于观察、沉默、倾听，同样是谈话艺术非同凡响的表现。特别是遇到采访对象隐晦或易于伤感的问题时，要善于采取不直接问当事人而以迂回采访的方式获取答案。也有人反对引导，称口述历史就是倾听，好好地听，让对方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和思路顺畅地去讲，要跟着受访者一起喜怒哀乐。这是[3]两种不同的口述方式，均可采纳。

最后是资料整理阶段。

主访人负责口述原始资料的整理，整理后的文本要及时送请受访者确认签字。将汇集的资料移交指定的收藏保管部门，办理移交手续。根据与各个受访者签订的口述资料协议的条款，区别情况进行口述资[4]料的处理。[1]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2]姚力：《我国口述史学的困境与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3]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以黄现璠的访谈成果为例》，中国经济史论坛，2009年11月6日。[4]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

二、口述史的工作规范

至于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曹幸穗提出了五点：

其一，史学单元原则。一个具体的口述史项目，必须构成历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学术单元，不妨可称之为史学单元。一个史学单元由许多采访单元组成，如社区类项目、事件类项目、人物类项目、行业类项目、群体类项目等。

其二，回忆性陈述原则。口述史侧重于受访者对过去人事的真实回忆。只有在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只有在“昔日当事者，而今局外人”的现实状态之下，受访者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回忆其亲历、亲见、亲闻，并且道出迄今鲜为人知的故旧往事。

其三，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原则，要贯穿于口述史活动的全过程。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记录方式（笔录、录音、摄影、录像）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对于口述史料的刊行和使用，要有明确的书面协议。

其四，忠实于口述记录原则。口述史的第一主体应当是受访者，因此受访者口述的原始记录是至为重要的，其后的整理加工都应遵循忠实于口述记录的原则。主访者只能在理顺文法、调理逻辑结构等技术层面上进行整理加工。这正是口述史资料的原始性价值。

其五，口述资料整体性收藏原则。原则上，一个项目的资料应当专函专柜收藏，以便查阅利用。为了方便使用，要编写一份详细的某[1]某项目资料总目以及互见式索引目录。[1]曹幸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

第五章　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

1.大历史与小历史

2.小历史的主要形式

3.大众史学兴起的背景及现状【课前阅读材料】

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王翔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2.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5.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姚建康：《家谱编修指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课后实务项目】

书写一部家族历史，题目为《××（省）××（市、县、区）××（镇或街道）×氏家谱》，体例详本章。完成时间一个月。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国家，然而，它重视的是国家历史书写，至于小历史书写即平民历史的书写，则是被忽视的。中国当然有传记、家谱、村志编纂的传统，然而离“小历史”还有不少距离。换言之，我们现有的传记、家谱、村志，多是着眼于“大历史”视野。这正是我们不满意之处。身处在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当下时代，[1]“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美国史家贝克（Carl Becker，1873—1945）1931年说的话，让我们的内心深切呼唤着小历史书写时代的早日到来。什么是小历史？小历史包括哪些？为什么要书写小历史？小历史书写产生的动力是什么？如何书写小历史？本章拟对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做一系统探讨。

第一节　什么是小历史书写

一、小历史书写的定义

笔者所谓“大历史”与“小历史”，是从历史书写单位入眼的，是根据国家与社会视野来划分的。以国家或全球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大历史；反之，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小历史。小历史主要有个人史、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史（女性、劳工等）。

传记是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是记载人类生命历程的载体。其种类，包括一般的传记、自传、评传、小传、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传记可分自传与他传，生传与史传，长篇与短篇。

家谱（宗谱），简单地说，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是一种以家族为记录客体的书籍，侧重于族人世系及相关的历史。家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家谱的演变，从记载家族来看，经历了由上（皇室）而下（士大夫）的演变过程；从功能上说，经历了由档案到历史的过程。有什么样的家族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家谱。到了现代社会，家族以核心家庭为主，所以，家谱的编纂会出现小家庭家谱与大家族宗谱同步发展的趋势。家谱的功能也就成了家族历史载体，是一种记录家族变迁和家族人物世系、传记的图书，家谱回归为纯粹的家族史。家谱的编纂，其作用在于寻根问祖，在于平民历史的回归。[1][美]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中学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2]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二、小历史书写的特点

小历史书写有以下特点：（1）坚持大众史学观，即人人都有历史，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一个家族有自己的历史，一个村落也有自己的历史。“大众史的撰述是人人可以写的历史”，这就是大众史学口号。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大胆地提笔，为个人、家族到小区、职场等写历史。确立大众史观，写平民，写普通人，是其导向所在。人人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2）既写大人物，也写人小物。在传统精英史观下，历史的书写，突出大人物，忽略小人物。大人物是指那些视线的焦点和关注的焦点，也是被一般人仰望的存在。小人物是指那些平时不起眼的人物，这些人平常多被人们的视线所忽略，只是将他们看作一个移动的存在。人类社会古往今来都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构成的，小人物创造历史，大人物统领历史，但是创造者往往被历史湮没，而统领者的名字则被记载甚至镌刻，供后人解读。正因为如此，对小人物的关注，成为解读历史的新方式之一。（3）日常取向，写庶民日常生活。小历史讲述的是老百姓的故事，是人类个体生活经验的回忆。（4）仍可借用传统载体传记、家谱、村志（村史）。小历史所及的三种文体，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然而，因受大历史观的影响，其内容以写大人物为主。今天提倡的小历史书写，虽仍借用这些形式，但实际上作了较大的变动，既写大人物，更写小人物。不然，也不必打出“小历史书写”的旗号。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惜个人记忆记录往往被大历史长河所淹没。胡适（1891—1962）生前一直鼓励大家写回忆录、写传记，不仅名人写，普通人更应该写。在他看来，这就是在记录历史。我们相信，在未来，个人记忆类文本将会越来越多。除了各类名人记忆以外，也会出现更多的普通人记忆。当然，小人物记忆文本的传播空间不会像大人物记忆文本那么广，这也是应有思想准备的。

第二节　何以要书写小历史

传统的理念，历史就是国家史。在这种大历史视野下，平民是没有历史的，在历史这个舞台上能“走几步”的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

一、民间历史书写的冷落

民间历史书写在传统中国的冷落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强国家与弱社会效应的结果。历史书写背后有一个历史选择权问题。权力在谁手中，历史书写就朝对谁有利的方向发展。传统中国是一个“包容式的家国同构”的国家。由于国家可以涵盖社会，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在一个国家强权时代，政府的是否存在，是否记录，影响全局。至于个人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全局。平民无权，没有自己的管道，也不会想到做这种事。百姓的声音，不会形诸文字，不会被保存下来。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本质即是一项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学问，历史不过是政治史（政府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活动史）的代名词，这种历史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它只注重宏大的历史叙事。

其二，也是由农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简单性决定的。传统中国一直处于农耕社会，农耕社会与工商社会相比明显不同。农耕生产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农耕社会以乡村为中心，生活方式相对单调。在照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农民生活是一种自然型生活，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没有夜生活。农民是穷人，是弱势群体。农民的弱势，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民间力量非常之弱，民间之事自然不受人重视。

由此说明，大家学习的历史都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这样的史学，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史学。只是到了20世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要求写“民史”，反对只写“君史”（国家史学、政府史学）。此时，中国才有“民史”（民间史学）概念，才有所谓小历史书写的影子。人是有自我尊严感的动物，“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不想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事情留在世上呢？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百姓也能享受这种待遇。何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农耕文明逐步向工商文明的转型。大众书写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民众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突出程度，取决于历史书写价值观念的解决，否则就不会有大众书写的存在与发展。这种变化，首先发生于西方。工商社会是一种扩大再生产，以城市为中心，是一种打破自然规律的生活，有丰富的夜生活，从而促使城市娱乐文化的发达。市民尤其是其中的工商者，都是拥有资金的资本人，是强势群体。有经济力量，才有社会地位。工商者的强势，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崇高。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家族的英雄，自然值得关注。社会（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社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时国家（政府）显然无法再一手遮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松动，单一价值崩解，于是民间的历史书写开始受人重视。

二是政治的开明化。君主时代逐步向民主时代的转型，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记忆可以成为不同集团演绎权力的方式，强者可以通过塑造记忆来控制弱者，记忆也可以成为弱势民众的武器。书写小历史是公民的权利。历史是我们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这种集体经验的保存，是真正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与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公民权利。因此，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来被官方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

三是教育的普及化。古代社会，读书人数量总体上不足。教育程度低，自然无法写自己的历史。今天，教育日益普及化，进入了所谓的大众教育时代，受教育人口数量大增，各个家族多多少少都有出文化人，这些文化人为小历史书写创造了人才队伍。

四是历史观念由精英史观而大众史观的转型。传统史家“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精英人物精神作用的结果，致使普通人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只是被看做是大人物的陪衬，是精英统治下的永久牺牲[1]品。”。现代史家抛却过去传统历史关注政治和宏大事件的目光和呆板的叙事方式，转而关注日常微不足道的细节，成就普通人的历史，这就是历史观念的进步。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提倡大众史学观，开辟了一条大众都可以参与的史学研究之路，让大众明了自己走过来的历史真相，让大众真正有知情权。从我写起，从我家族写起，从身边写起，由近及远，由小历史到大历史，这就是大众史学的小历史书写要旨。

五是书写与传播技术的普及化，使民间历史书写成为可能。过去之所以只有显贵的历史，部分原因是普通百姓无力自印书籍。当代的技术发展，令一般人都有机会参与历史书写。印刷术的普及，还有摄影、录像、互联网，提供了许多历史书写的机会。近年越来越普遍的个人回忆录出版、口述历史计划，以至个人网站、数码录像、摄影等等，都可以说是历史材料，可补充官方文献与新闻媒体记录之不足。[1]庞玉洁：《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二、小历史书写基本理由

小历史书写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

其一，是公民主体修史，而不是被动写史。其实，普通人不只是历史的注脚，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主角。写自己的小历史，就是主动修史。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普通百姓，个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或许极其有限，但这样的个人却是社会变革最真切的感受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最能说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小历史书写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旅程留下永恒的纪录，也为乡土的历史传承保存可贵的史料。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这样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1]本真的大历史。如《看历史》是一本以“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为宗旨的杂志。

其二，借小历史可以观照大历史。家族史是小群体史，是大群体史的实验场所。小历史重在从小视角下看到的真实历史。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故事会，是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最华丽的元素。但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家庭命运的变迁，他们的梦想追求、悲欢离合，在大历史背景下的迷惘无助、痛苦挣扎，也常常让人感动。最起码，是一种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普通人影响不了大历史，但没有他们，大历史该多么苍白无力。个人生活史可以折射时代变迁，是大历史的有益补充。而且，这种个人化的小历史往往更生动，历史的真相有时隐[2]藏在不经意的细节中，更能呈现出历史的原貌。

其三，小历史书写将普及历史学。普通人的命运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而且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这样的历史学，才是普遍的历史学，与每个人相关的历史学，历史学的功能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让史学成为与每个人命运相关的学科，成为广泛的人类之学。只有人人都感觉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性，史学的功能广泛化了，才能使史学之树常青。在这个大众化的时代，只有能成为大众关注的东西，才有生命力。史学能成为大众关注的学问，史学就会有生命力。通俗传播只是一个方面，通俗是史学成果与历史内容的面向大众的传播问题，大众史学则是使史学成为人人可用的工具，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家。史学不再是政府关心的，也是大众关注的东西。大历史为政府所用，小历史为民众所用，大历史与小历史结合，史学的功能就会充分出来。只有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的历史学，才是全面的充分的历史学。小历史将扩大历史学的影响，有可能成为人人关注的显学。

其四，小历史书写可以培养人的历史意识。在回顾之中，可以培养出人的历史意识。刚来到人世的人，当然不会有历史意识；但在逐步走向暮世的人，历史意识会越来越强。因为，他们经历的时间长。人会不断回顾自己，总结自己，必须隔一个时间段才会思考问题，那是在考虑自己身后会留下什么。回顾与展望是人类的特性。现实的判断标准是实用价值，而历史的判断标准是文化价值。历史意识可以让人多一只高级眼睛，在实用价值之外能关注历史价值。

其五，提升历史书写的能力。历史书不书写，取决于历史意识与书写能力。老人自然具备了历史意识，但不一定具备书写能力。今天的大学生既具备了历史意识，也具备了书写能力。大学生是文化人，是生活于书林之人，关注精神性东西，当然可以参与历史书写活动。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大历史书写暂时派不上，但可以做小历史书写。学生要学会讲故事，至少学会叙述自己的故事，说自己家族的故事，说自己家乡的故事。以后，则是在众多资料基础上，说自己民族的故事，说自己国家的故事。会书写小历史，才会书写大历史。这项活动可以促进历史意识与书写能力的培养，这是历史学书写最好的训练工具，值得推广。历史系大学生应成为小历史书写的主力军与倡导者。通过小历史书写，可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感，加深对历史学的理解。从历史系学生入手，培养小历史书写人才，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有意识，有能力，有榜样，才会形成一个好的社会风气。[1]左月：《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看历史》2010年第4期。[2]殷晓章：《小村浓缩6000年历史，还原普通人生活风貌》，《新民晚报》2004年4月7日。

三、新修家谱的当下意义

新修家谱于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接续中国家谱编纂的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宗族历史，也有着悠久的家谱编纂历史。到了20世纪50年代，宗族制度崩溃，政府深入基层，行政组织代替自然组织，生产队队长代替了自然村的族长，宗族成为普通的邻居，同宗观念弱化，只在红白喜事时保留。现代的个人负责制度，也促进了宗族的解体。区域组织代替血缘组织，这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家族史编纂传统也遗失了。经过“文革”，中国的家谱编纂断档了三四十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谱编纂传统才逐步恢复。今天有必要接续这个传统，并且要大力普及、推广这项活动，让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

其次，没有家谱就没有家族历史，没有完整的家族传承。家族史为什么重要？可以不写吗？不写当然可以，不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如果有了家族史，会更好，更有意义。不写，先人事迹没有记载。不写，自己的事迹也不会被记载，死后没有人知道。人来一趟人世间不容易，时间不长，至多百年。百年似乎相当长，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实相当短暂。要将短暂的生命延续下去，必须做繁殖工作，一是子孙的繁殖，二是精神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也是一个优良的种族繁殖传统。然而，中国人也有一个不足，那就是轻视精神的延续、历史的延续，忽视了家谱这个传家宝。没有家谱，人类的家族记忆多只能追溯三代。因为，家族上下代成员可以交叉生活的时间多不出三代，而且在时空上只能是部分交叉。如果30年为一代的话，则父亲只会了解爷爷的中晚年历史，孙辈只能直接接触爷爷的晚年，谁也无法完整地接触上代或下代的一生历程。同时，人的一生表现是多领域的、多面相的。由此可知，上下代家族成员的直接接触有较大的局限，时间上不可能全过程，空间上不可能全方位。直接接触不可能全，间接接触更不可能全。三代交叉的百年之内，可以通过直接的接触，有一个直接的大脑记忆。三代之后，必须通过文献的间接记忆来了解家族祖先的言行。随着未来生活的无限延伸，人类大脑的历史记忆会出现无限递减现象，祖辈的事迹会不断地被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祖辈的思想、事迹不转化成文字记录下来，祖先们的历史记忆就会全部丧失，会彻底消失于地球，祖先业绩不为人所知，家族历史若明若暗，家族从此成为一个没有文化之根的家族。相反，如果将家族历史写进一本书中，就有了一个文化之根，残缺的家族传承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传承，能知道祖先的来源，知道“我是谁，我从那里来”。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永远只有三代记忆的实用民族，得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只有血缘传承与文献传承相结合，这样的传承才是完整的传承。

其三，家谱可以让祖宗与后代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记住家族历史？记住它干什么？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住历史记忆，可以随时回味，温故而知新，从中获得一些收获。大脑中的历史记忆是一笔财富，留存大脑中，可以自用；如果外化，讲给人听，可以小范围内他用；如果进一步写成书面文字，可供更大空间人所用。人类的高明，在于可以将智慧用文本写下来，不断流传下去。编纂自传、家族史，让自己的事迹与记忆不断传承下来，至少在家族中不断传承，这是一种相当积极的人生观。追溯生活历程，总结人生得失，是做人的一大任务。人类的伟大，正在于能用文字记录人类的言行。祖先逝世以后，只剩下文化价值，其人生经验、人生历程，会对后人有一定启发。有了文本，人死后，其故事仍可流传于世，影响后世，可以为后辈所传。有了家族史，就建构起一座家族精神家园，可以激励后人，让前后代精神相通。一个人站在列祖列宗前，翻阅着记录着祖辈生命承继过程的家谱，会升起一种生命的神圣感与历史感，从而让人学会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重亲情，提高自己的家族责任感。

其四，写家谱是家族历史文化积累的开始。一个家族平淡或辉煌的历史，必须通过文本来展示。只有文本才可以超时空流传。没有历史记载的家族，是一个文本中不存在的家族。有了家族历史的文献积累，才有资格称为文化家族。家族文化有一个积累过程，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可能进步的。俗话说：“乱世藏黄金，盛世修家谱。”今天，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接下来应该提升精神生活，家族文化建设应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建设好家，才能建设好国。写自传、修家谱是一项家族文化工程建设活动，正是家族文化积累的开始。普通人面对写传与修家谱，第一反应往往是“吃饱了饭，闲着没有事干”。此话没有错，它是需要吃饱了饭的人才会想到做的事。一个人解决温饱以后，只想着物质享受的人，是境界较低之人；如果能进一步做一些文化事业，那就是一个境界较高的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文化人，应有所觉醒，主动地承担起家族文化建设之任。我辈今日不修谱，三代之后谁知你。你记住你的祖辈，子孙也会记住你。修了家谱，从此就开了一个好头，进入家族文化传承时代，以后可以不断续修，让家族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其五，修谱是公民修史权的回归。到了公民社会，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当然有资格书写自己的小历史，写自己家族的历史，这是历史书写权的回归。

其六，可以丰富大国家史。到了公民社会，要修大国家史。大国家史如何修？应从小历史书写的积累开始。传统的小国家史即政府史要成为大国家史，必须建立在家族史丰富积累的基础上。古代政府史发达，是因为政府记载受重视。今天要改变这个习惯，必须从家谱编纂开始。只有有了丰富的家族史，才可能有丰富的大国家史。公民家族史越丰富，大国家史才越丰富。图5-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图5-2　《秦氏家谱》

四、小历史也要写成文本

小历史之所以要写成文本，一方面是由口述的劣势决定的，表现为接触的不足、记忆的不足、口传的不足。其一，受农耕民族习惯影响，中国人尤其是低层社会，比较注重物质层面，而忽视精神层面。人类的现实交往首先是一种感性交往，多凭自己的感官来感知。见面谈现状、谈琐事。只有感性的交往，就会缺乏深度的系统观察与思考。其二，人类的普遍习惯是关注现实，而少谈过去。因为现实有用而过去无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只在反思事物或人物时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能偶尔关注过去、想想未来的人，总是少数。从时间段来说，老人因为有丰富的人生经历，退休后闲下来没事可做，就会反观自己以前的历程，故有“历史老人”的倾向。而青少年与中年忙于现在与未来，没有时间打理过去，自然不关心历史。其实，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应停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写个人的历史，写家族的历史，本质上是反思，就是回头观看，温故是可以知新的。其三，中国人往往只有大脑记忆的历史，没有外化的书面记忆历史。在现实生活世界，人类更习惯于用口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习惯于用书面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能用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人，总是少数。文献历史可以说是记忆的延伸与扩大。

另一方面是文本的优势决定的，便于阅读与流传。文本的阅读效率相当高。人类的讲话速度远低于阅读速度，讲话传递的信息量远低于文本传递的信息量。要讲完自己的故事，十分钟讲不完；而一篇上万字的传记或家谱，可以在十分钟内阅读完毕。由此，传播效率也高。有了文本，可以让人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自己，这是推销自己，让人了解，增加透明度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文字传记就不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靠直接的接触或间接的接触，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的人物形象建构。直接接触所形成的认知，只能以片断形式储存于人的大脑记忆之中，类似瞎子摸大象原理，任何一个个体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建构。没有文本，理解是相当困难的。人类的历史记忆，一旦脱离大脑，成为文字，就可以自由组合了。文本建构可以将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结合，可以将不同视野、不同人的认知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这种由文字、图像组合而成的历史记忆文本，是一个自足的文本。有了文本，人与家族的历史就可以独立流传了。百年之后，故事仍存于世。只要后辈保存，图书馆收藏，其事迹可以永远流传。后人可以通过查阅家谱，了解某些家族的人员做了什么事。

第三节　如何书写小历史

一、凡人传记的写法

其一，对家族发展有贡献的凡人均可写传。立传，有一个什么人有资格成为历史书写对象的问题。传统中国人立不立传，取决于“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观念。古人受“三立”观念影响，凡是符合“三立”者立传。“三立”观念是一种大历史视野，是典型的精英史学观。其实，人的重要性取决于选择空间范围的大小。空间不同，人的价值大小也不同。从国家、民族来说，符合“三立”要求的精英有资格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而从小范围来看，普通的家族、个体也有资格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小历史书写，应在小范围内考量人物的重要性。对一个家族来说，每个人员都是重要的。尽管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工作是平凡的，但能将孩子哺育长大，让一个家族生存下来就是贡献。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人，它是一个自然发展链，一环扣一环。凡对家族有贡献的人，均是值得关注、可以列为传记的人。也就是说，必须从家族的自我繁殖、从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历程来考察不同家族成员的作用。

其二，凡人有凡人的写法。凡人传记的写作，要避免传统史传“三立”观念的束缚。既为凡人，必定没有丰功伟绩可写。凡人传记，[1]更适合用文学传记法。“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主宰人生”，“胸怀决定格局”，故要研究人物的性格类型。传记的写作，主张从性格分析入手，重在讲述一个人的命运，要顺着他（她）生活的轨迹来寻找他（她）的一切。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写出凡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人际交往网络及生活经验体验。家谱中的人物传，尤其主张从家族史角度，整体建构人物形象。凡是能说明其特点与精神的材料与事例，譬如如何辛勤地操持家庭、养育子女、孝敬长辈、尊敬同辈、友爱下辈等朴素的做人思想，均应成为关注重点。

其三，要善于发掘小人物故事背后的大意义。要不要全部记住家族成员，他们的思想与事迹有什么意义，这是不断要让人来回答的问题。由此可知，历史是否被记载，取决于人们对此事意义的追寻。人类只做有意义的事，不做无意义的事。如果觉得有意义，就会记载下来；如果觉得没有意义，就不会记载。不过，对意义的认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凡人往往会觉得没有东西可写，那是因为没有发现意义。其实，揭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总结生活经验，给后人以启示，就是意义所在。

其四，发扬实录精神。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传记应是真话的文字表现。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又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其五，多角度来观察人物的行为特征。人的行为会多面性展示，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人在工作单位的表现与在家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不同人面前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要理解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空间的远近、性格的异同、专业的远近，这些均可影响人的观察与理解。相对说来，空间近的人、性格相同者，对人的性格与行为特征的理解容易些。至于专业工作则更为复杂，只有同一专业工作圈的人，才能感受与理解对方的专业思想与专业影响。传记的建构，要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相结合。

其六，要用肯定与欣赏的眼光来写凡人。史学原则向来强调实事求是，于是要求善恶必书。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多家族成员间对人的评价也是肯定与批评相兼的。其实，家谱中人物传记的写作，不一定完全遵循这个原则，要考虑扬善不及恶的避讳原则。写到纸上，当事人看了会觉得有损面子。不管怎样，历史传记写作原则强调理解，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由于长期受精英史观的影响，大众也有忽视大众历史的倾向。他们也以观看大人物故事为兴趣，对小人物的兴趣不浓，缺乏自我肯定性。对于大众与凡人传记，写作时更应持肯定态度，这可以增强传主的自信心。

其七，要注意中国式纪年与西方式纪年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纪年，习惯以皇帝在位年号为参照系数，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时间框架。中国人也有连续时间纪年法，那就是干支纪年，它是一种抽象的可以连续纪年的纪事体系，类西方的公元纪事法，只是不是数字，是中国术语而已。它是60年一轮回，这让中国人有一个轮回概念；公元则是一个无限的数字累积式概念，可以无限发展下去，从而形成进化思维。今天的小历史书写，还面临另一种纪年转换问题，即将个人年龄累计纪年法转换成公元纪年。民间的普通中国人，往往不用公元纪年，习惯用以自己为参照系的纪年法，譬如某位人的过世，会用“某人过世时，我几岁”来表达。据此，再推算为公元纪年。又民间有祭祀习惯，他们会记住某人今年几十周年，据此可推算出某人的生年。

此外，他传宜用第三人称，直书其名。家谱中的小传，要用第三人称，因为这是公开的作品。由于受中国式的血缘文化影响，中国人往往不会用姓名符号来表达人物，而习惯使用中国式的上下辈分称呼。在国外，多用名字，少用血缘称呼。当然，自传不在此例。[1]潘东麟：《性格决定命运》，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二、新编家谱的设想

其一，要区分公谱与私谱编纂的不同要求。前者强调客观，让家族成员都能接受；后者可能不公开，别人认不认可无所谓，而强调将自己的观察写出来，是一家之言。目前所见家谱，大概多属后者。后者省力，只要尽力即可。前者则须征求大家的意见，要开会讨论。另外，所写语言也应注意，要本着公开原则，让本人也读得下来。不能是背着人来写的，让人感觉有点背后说坏话的味道。尽量用相对客观的语言，少用过于情感化的语言来写作。

其二，要区分详谱与简谱的不同规定。大传与小传写作方式不同，小传是简略式的，大传是详尽的时间过程。履历式是小传，详尽的人生故事就是大传。小家谱编纂，人数不多，可用大传；宗谱人数多，适合小传。古代的通谱，记载的人员过多，印刷困难，于是只能简谱，只有一个名字，有时连生卒年也不详。传记虽有，但数量有限，只有一些家族名人才有。过于简洁，就会导致空洞化。古代中国的家谱主要是档案，家族史功能是其次的。今天新修的家谱，由于机械模仿传统家谱，仍有太简之感，家谱的历史信息量太少。笔者主张改造传统家谱，增强其历史资料性，写详传。今天的小家谱有必要替每人立一小传，只有如此，才能提升其资料价值。

其三，先写小家庭的家谱，然后修同宗的宗谱。应该区分家族与宗族，古代是相同的，而在今天则是不同的。古代的家族是大家族，包括多个支派。今天的家族，主要是小家族，就以自己的家族为主。今天以宗族为单位的宗谱编纂起来可能困难较多，以小家庭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是可以写出来的。人人参与，家家参与，最后扩大、汇总，就会有宗谱。

其四，简化修谱程序与格式。小历史书写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让每一家都能拥有自己家族的家谱。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做相当多的工作，其中简化修谱程序与格式是相当重要的。古人修谱成本很高，今天要降低成本。今天的家谱，只要双胶纸的平装本或铜版纸精装本即可，不一定要用宣纸。用什么纸张，是由时代条件决定的。今天，更多的是双胶纸，价廉物美。近十多年来，四川的成都谱牒文化有限公司（新家谱网）创办人阎晋修创立了表格式修谱法，这是中国家谱编纂史上的一大变化。阎氏新家谱有多种格式，有仿古的，也有现代的。此法简便，使修谱成为每个公民都可以做的事。特别是通过出版社出版了家谱印刷格式文本，人们只要填一下即可，且可以不断填下去，方便快捷。当然此法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商业化操作模式限制了推广程度，无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二是成本仍高。阎氏文本式表格化家谱比较适合不懂电脑的人使用，家谱格式是印刷体，但填写方式仍是手工的，实际仍是一个抄本，要全部变成印刷文本，必须上印刷厂印刷，这样成本仍高。如果电脑化程序操作，就可以一步到位。笔者从中获得灵感，另创一种更为方便的表格式家谱编纂模版，只要有电脑即可做。对于会用电脑的人来说，只要有一份《入谱登记表》，搜集到相关信息即可编纂成书，然后在电脑中不断增补与修订。这样可以将编纂与印刷同步完成，不需要再排版。从实践来看，表格式家谱是相当重要的。没有统一的表格，要素残缺不全，新手不知如何入手。而表格体完全是一种西式拷问体，借此可以问出相关信息，适合新手使用。

其五，要重视资料的搜集。修谱最难的是资料的搜集工作。历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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