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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班牙]玛利亚·杜埃尼亚斯 著,罗秀 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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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针脚试读：

第一部分

1

一台打字机彻底粉碎了我的命运。还记得那是意大利好利获得牌打字机，我透过商店橱窗看了它好几个星期。如今再回首，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一台简单的机器居然可以在短短四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已经成形的计划全盘碾作粉末。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味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吞枣地听了进去。对我来说，赶快到楼下广场上去玩比了解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有趣多了。

我出生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同年，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卡约结婚，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莱特出生。欧洲的“美好年代”正走向没落，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已隐约可闻。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人们读着《辩论报》和《先知报》，舞台上，拉·切里多和着流行歌曲的节奏疯狂地扭腰摆臀，点燃男人们的热情。也是那一年的夏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功摆平数不胜数的情人，迎来了他第五个婚生孩子，一位公主。而执政的自由党人卡雷拉斯决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他在圣马丁书店翻阅新书时，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三颗子弹结束了他的性命。

我成长的环境还算幸福，虽然大部分时候很拮据，但既没有过于困窘，也没有遇到过大的挫折。我在一个老街区的小巷子里长大，紧挨着稻草广场，离马德里皇宫仅有几步之遥，与市中心没日没夜的喧嚣近在咫尺。这个世界到处是晾晒的衣服、漂白水的味道，高声交谈的邻里和总在晒太阳的猫。我在附近的一所临时学校里读书，它搭建在一栋楼的夹层中，孩子们四个四个地挤坐在双人板凳上，推攘着大声背诵《海盗之歌》或乘法表。我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掌握了四则运算，也知道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发黄地图上一道道河流的名字。十二岁那年我结束了学业，来到母亲工作的时装店当学徒。这是宿命。

时装店的老板是马努埃拉·戈蒂娜女士。数十年来从这里流出无数精美的衣物，剪裁得体、做工精良，在整个马德里享有盛名。贵族妇女穿着这里出品的时装、晚礼服、大衣和斗篷在卡斯蒂利亚大道上招摇过市，去跑马场赌马，在耶埃罗门马球场打球，进萨库斯卡咖啡馆喝茶，或者到华丽的教堂做礼拜。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接触到缝纫技艺。刚开始我是时装店里的小杂役，包揽一切杂务，比如捡出火盆里的碎炭、打扫地上的零碎布料、在火上加热熨斗、马不停蹄地去蓬特霍斯广场买线和扣子，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去那些独栋豪宅送刚做好的衣服，它们一般都装在棕色的亚麻袋里，这是我早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就这样我认识了马德里那些最豪华住宅的门童和司机、最有钱人家的侍女和管家。我也有机会偷偷观察那些精致高雅的仕女，以及她们的女儿和丈夫。我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得以深入那些资本家的豪宅、贵族的府邸或是迷人的老式建筑里的奢华公寓。有时候我只能止步于用人区，府里的某个下人会负责接收我送来的衣服。但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到更衣室，我可以穿过长长的走廊，还能窥探到客厅，目不暇接地看着那些地毯、水晶大吊灯、丝绒窗帘和大钢琴，有时候琴音流淌，有时候寂静无声。我一边看一边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感觉多奇怪啊！

我的生活就在这两个世界间转换，我越来越意识不到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走在车来车往、一排排威严肃穆的豪宅耸立的宽敞大街上，我也跟走在自己街区的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一样自然。那些小巷永远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回荡着小贩的叫卖声、饿狗尖锐的吠叫声。行人也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泼水啦”，最好赶紧躲起来，免得被泼得满身铁锈。廉价的租赁房里住满了手工艺人、小商人、雇工和刚刚来到首都的报贩，他们令这个街区染上了乡土本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非不得已，不会走出这里。但我和母亲却相反，每天都一大早起来，匆匆忙忙离开，赶往祖尔巴诺街，快速投入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日常工作中去。

当了两年学徒后，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一致认为，该是我学习缝纫的时候了。所以在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最简单的技术：做纽襻、锁边、绷线。后来又学锁扣眼、回式针迹、给衣服做褶边。我们工作时坐在小小的灯芯草椅上，弓着腰，用膝盖支撑着木板，所有正在缝制的布料就放在这些木板上。马努埃拉女士负责接待顾客、剪裁、检查和修改，我的母亲则负责量尺寸和剩下的工作：缝制衣物最精细的部分、给其他人分派任务、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管理大家的工作进程和纪律，等等。这里有六个老裁缝、四五个年轻女人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徒。这些学徒热衷说笑逗趣、交流八卦更甚于做好自己的工作。她们中有些人最终会成为出色的裁缝，而能力不足的，就一直做着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杂务。如果谁走了，很快会有新人替上。和时装店雍容光鲜的外表和宽敞明亮的前厅比，我们工作的地方杂乱无章，当然，顾客只能去前厅。也只有马努埃拉女士和我母亲才能享用那些藏红花颜色的帐幔、桃花心木的家具和闪亮的橡木地板，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徒每天用棉抹布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只有她们能不时地享受从四扇高高的临街阳台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其他人永远只能待在后方，那个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小房间，我们的工作车间，两扇小小的窗户朝向内院，在那里，时间就像空气的呼吸一样，在轻声的哼唱和剪刀的开合声中流过。

我学得很快。灵巧的手指很快就适应了针线的形状和布料的触感。量尺寸，包模成型，卷布。前襟长、胸围、裤长。袖窿、袖口、拷边。十六岁的我已经学会了分辨布料，十七岁我学会了鉴别它们的质量并据此估量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中国绉纱、真丝雪纺、乔其纱、法国尚蒂伊蕾丝。岁月像踩着跑步机一样前进，每年秋天制作高档呢绒大衣和春秋时装，每年春天缝制需长期穿着的轻薄衣物，达官贵人们穿着它们在坎塔布里亚的拉贡查和埃尔萨尔迪内罗度过轻松舒适的长假。我度过了十八岁，十九岁。慢慢地我开始着手高级的剪裁法，缝制衣物中最精细的部分。我学会了上领子、做翻领、设计裙摆、加工各种细节装饰。我喜欢这份工作，确切地说是很享受缝纫。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有时候会征求我的意见，她们开始信任我。马努埃拉女士常常对母亲说：多洛雷斯，这丫头心灵手巧，真是块好料，要是安心做下去，他日一定错不了。母亲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忙手头的事。我也一样，照旧埋头干活。但是当我偷偷地斜眼看她时，发现她抿得紧紧的嘴唇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年华似水，生命如梭。时尚不停在变，车间里的工作也紧随着改变。欧洲大战之后直线剪裁风行，胸衣过时了，人们开始不知羞耻地卖弄腿部。但是当快乐的二十年代结束时，服装的腰线又回到了正常位置，裙子开始变长，袖子、领口和人们的心态也都归于端庄稳重。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多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一个接一个地，始料不及地，都赶到一起了。二十岁的时候，西班牙人民迎来了第二共和国，而我认识了伊格纳西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一场乱哄哄的满是工厂女孩、坏学生和休假士兵的舞会中，他把我拉过去跳舞，逗我笑。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伊格纳西奥是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以为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一个安静的男孩，我凭直觉认为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孩子们的好父亲。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稳定工作又不享受福利的女孩子来说，到了这个年龄，除了嫁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看看我母亲，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独自把我养大。我从来没有指望能有什么好前途。但我认为伊格纳西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避免我步母亲的后尘。我可以与他共同度过往后的岁月，而不用像她那样每天在寂寞中醒来。我对他没有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却有着厚实的爱恋，他的甜蜜柔情好比夜晚的枕头。我确信，在他身边，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坎坷。

我以为，伊格纳西奥·蒙特斯，会是我这一生千百次散步时紧紧依偎的那个人。有他在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也有了永久的避风港。他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很和蔼，机灵又温柔。个子很高，行为举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长。他的母亲是个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寡妇，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床垫下总藏着几个

①杜罗。他那时候住在廉价的公寓里，整天梦想着成为公务员，只要有部委招考，他就在考生之列。因为部委能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不管是国防部、内政部还是财政部。每年三千比塞塔，每月二百四十一比塞塔，为了换取这份永久的固定工资，他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办事处和办公室、吸墨纸、印章和墨水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着未来。但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公务员考试中，他们总是固执地不肯把我的伊格纳西奥列入录取花名册。他却毫不气馁。二月份考司法部，六月份考农业部，然后再从头开始。

在那些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开销巨大的地方消遣，但是为了让我快乐，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囊中羞涩的他尽所能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装满了丝绸玩偶和桑叶的纸盒，一袋烤栗子，当然还有高架桥下草地上的那些山盟海誓。我们一起在西园的小亭子里听乐队的演奏，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泛舟湖上，也从不错过②任何一个有秋千和手摇风琴的狂欢晚会，没有哪个巧蒂斯舞会我们不是掐着点跳到最后一刻。多少个午后我们徜徉在比斯蒂亚斯公园，在社区电影院看过无数部电影。一杯瓦伦西亚铁栗奶茶对我们来说是奢侈，至于出租车，连想都不敢想。伊格纳西奥的柔情，虽然不昂贵，却似乎无穷无尽，我就是他的天空，他的星星，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的头发、脸庞、眼睛，我的双手、嘴唇、声音，我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人能及，我是他快乐的源泉。而我呢，静静地聆听他的话语，对他说一些傻话，听任他爱我。

然而时装店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而不稳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对我们那些生活在舒适奢华中的顾客造成了冲击。马德里变得动荡不安，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政治紧张感。富人们将他们在北方避暑的假期无限延长，希望借此躲开充满动荡和骚乱的首都。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人们高喊着“工人世界”的口号，郊区那些光膀子的无产阶级踏进城，直逼太阳门。街上的高级私人汽车越来越少，奢华的聚会也日益罕见。年老的女士们身穿丧服，念着九日祭经文，祈③祷阿扎那早日倒台。人们开始习惯每到点起煤油灯的时候，空气中呼啸着的子弹声。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教堂，长枪党端起大得吓人的手枪。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床单蒙上家具，遣散下人，插上门闩，奔逃国外，把他们的珠宝、现金和恐惧一起带出国界，继续拥护被流放的国王，期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西班牙。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色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就这样，我们与教区神父约定了婚礼日期。二十四年前的六月八日，同一个神父按照圣徒祭日表给我取了希拉这个名字。萨比妮亚娜、维多利亚、高登西亚、埃拉科里亚和福尔图纳塔是根据当天的圣徒表可选的其他名字。“就叫希拉吧，神父，您就给她取名叫希拉吧，至少比较好记。”这是我母亲作为唯一家长的最终决定。所以，我就成了希拉。

我们将会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婚礼。有我那个无腿失明的外公，他不但身体残疾，精神也在菲律宾战争中受到重创，每天都在饭厅阳台旁的摇椅上沉默不语。有伊格纳西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将从乡下赶过来。有我们的对门邻居因格拉西亚、诺尔波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社会主义者，真挚而亲密，对我们就像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还有马努埃拉女士，为了给我制作婚纱，她重新捡起针线开始缝制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将用蛋白酥、马拉加葡萄酒和苦艾酒招待客人，也许我们会请一名社区乐师上台演奏婚礼进行曲，或者请巷子里的某位摄影师为我们拍张照片作为家庭装饰，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母亲这里。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计划和点子里，伊格纳西奥突发奇想地让我去学习，准备参加考试，像他一样成为公务员。那个行政机构的新职位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共和国的管理下，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洗衣池和家务事转，她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和男性肩并肩一起开拓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一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①杜罗，西班牙硬币，等于五个比塞塔。

②巧蒂斯舞，源于苏格兰，后流行于西班牙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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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指当时取得政权的中左翼联盟核心曼努埃尔 · 阿扎那。2“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她用能说出口的最刻薄最恶毒的话骂我，仰天长叹祈求老天开眼让我放弃那疯狂的念头，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跌坐在外公旁边的摇椅上，掩面痛哭。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精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好利获得专卖店有两个巨大的橱窗向过往行人展示和炫耀他们的商品。两个橱窗之间有一扇玻璃大门，斜对角上装饰着一根锃亮的铜杠。伊格纳西奥推开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门上悬挂的铃铛叮当作响宣告着我们的到来，但并没有人马上出来接待。我们呆立了几分钟，带着些许敬畏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却连伸手摸一摸的勇气都没有。木制家具刚上过蜡，光滑锃亮，上面摆满了奇妙的打字机，而我们将要在它们中间挑选的那一台触手可及。宽敞的陈列大厅尽头有一间办公室，从那里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色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精确却单调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我开始在大厅里转悠，想找一些可供消遣的东西。我看看墙上悬挂的广告海报，花花绿绿的，在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宣传店里的商品。我又走近橱窗，透过玻璃观察街上来往的行人，最终恹恹地回到了大厅里。

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柜子挡住了半边墙。我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发现有几绺头发从发髻里散落了下来，便重新把它们别好，然后捏了捏两颊，让无聊到毫无生气的脸庞有点血色。接着我漫不经心地检视了番身上的衣服，当然了，那天我穿的是最好的衣裳。不管怎么说，买打字机对我们而言都是件大事。我弯身从脚踝处向上整理长筒袜，时不时抚抚裙腰、前襟和领子。然后又重新理了理头发，正面照、侧面照，细细地打量着玻璃中的另一个自己。我做着各种动作，跳了几个舞步，然后对自己笑了。厌倦了这番自我欣赏后，我又继续在大厅里游荡，无聊之极就将手放在各种家具上，在柜台与橱架间有意无意地轻轻滑过。对于此行的真正目标——打字机，我几乎没有注意，对我来说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体积。有些很庞大，有些很小巧，有些看起来很轻便，有些却很笨重。但是不管外形如何，在我眼中它们都只是一堆丝毫不能引起我任何兴趣的深色铁块。我不经意地来到一台打字机前，把手放到键盘上，然后假装在上面打我的名字：s-i-r-a，希拉，我轻声念道。“很好听的名字。”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的皮肤都能感受到说话人的呼吸。我打了个寒战，几乎是跳起般转过身去。“我叫拉米罗·奥利巴斯。”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或许是因为不太习惯，从没有人这么正式地跟我打过招呼，又或许是因为我还没从他突然出现引起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盯着我的双眼，主动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我是这家商店的经理。很抱歉刚才没能接待你们，当时正准备开会。”

还在透过大厅和办公室之间的百叶窗偷偷地观察我，我心想。他没说，但是从那深邃的眼神、稳重的嗓音里，我能清晰地感觉出来。他先来找我而不是伊格纳西奥，握手的时候把我的手捧在掌心里半天，所以我知道他一直在偷看我，看我闲逛，看我在玻璃柜门前整理自己：梳好发髻，调好衣襟，双手滑过腿面整理长筒袜。他躲在办公室里欣赏我扭动的身体和每一个动作的韵律，仔细掂量我的身形轮廓和面容线条，也一定在心里给了我一个评价。他用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研究我，这双眼睛的主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惯于在表达愿望的同时直接命中目标。现在，他的目标就是我。我从来没有从其他男人身上接收过这样的信息，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对别人产生如此赤裸裸的肉欲吸引力。但是就像动物能嗅到食物或危险一样，与生俱来的本能令我感觉到，这个拉米罗·奥利巴斯，像一头狼一样，冲着我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他指着伊格纳西奥问。“男朋友。”我说。

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自己从他的唇间捕捉到了一丝难以觉察的满足的微笑。“很好，请跟我到这边来。”

他一边侧身让我过去，一边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好像一辈子就在等待这一刻。他友善地向伊格纳西奥问好，把店员打发走，轻而易举地掌握了牵引整件事情方向的缰绳，这对他来说就像驯鸽人击掌让鸽子飞翔一样，小菜一碟。他像一个魔术师，头发用发蜡打理得整整齐齐，脸部轮廓鲜明，带着深深的笑意，有力的脖颈，挺拔的身躯，果断潇洒，具有男人气概。站在他旁边，我可怜的伊格纳西奥看起来好像再长一百年也长不成男子汉。

当他知道我们买打字机是为了让我练习打字时，便对这个主意大加赞赏，好像由衷地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对伊格纳西奥来说，他只是一个称职的专业人员，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些机器的技术细节，以及各种付款方式的利弊。但对我来说，他像一块神秘的磁铁，散发着自信和魅力，牢牢地吸引着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我们的交易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拉米罗·奥利巴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给我的信号。有意无意的身体接触、一个笑话、一个微笑、不时的一语双关，还有那像箭一样射中我内心的深不可测的目光。伊格纳西奥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最后他决定购买型号为雷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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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羞地伸出一只手。伸手之前我迅速地看了一眼伊格纳西奥，希望能看到他欣赏的眼神。但是我没有找到。伊格纳西奥的注意力已经回到机器上去了。拉米罗·奥利巴斯大胆地抚摸着我的手指，充满了性感的挑逗，让我毛孔紧张，两腿像夏日风中的树叶一样发抖。直到伊格纳西奥从雷特拉35打字机上收回目光，询问如何付款时，他才放开我的手。两人商定当天下午先交一半货款，另外的一半第二天上午现金交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伊格纳西奥问。

拉米罗·奥利巴斯看了下手表。“仓库理货员出去办事了，今天下午应该无法回来。恐怕明天上午才能从库房提出货来。”“那这个呢？我们不能直接要这个样品吗？”伊格纳西奥坚持道，他希望尽快完成这笔交易。一旦决定了购买型号，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完成其他一切的繁琐手续。“那怎么行，先生。我可不同意希拉小姐使用别的顾客都摆弄过的机器。明天一早，我第一时间就给你们准备好一台新的，包括套子和包装箱。不过，”他转向我，“如果您愿意留下地址，我可以负责在明天中午前把新机器送到您家。”“不不，还是我们来取吧。”我赶紧打断他。我隐隐觉得这个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想到他有可能找到我家向母亲打听我，就感到一阵恐惧。“我傍晚之前来不了，我得上班。”伊格纳西奥说。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慢慢勒住了他的咽喉，不久便会让他窒息，他却浑然不觉。拉米罗几乎不需要亲手去拉紧绳子。“您呢，小姐？”“我不用上班。”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您可以来交款提货吧？”他假装不经意地提议。

我找不到理由反对，伊格纳西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一个提议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拉米罗·奥利巴斯把我们送到门口，亲热地跟我们告别，好像我们是这个商店接待过的最好的顾客。他左手用力拍着我未婚夫的背，右手搂住我的腰，一语双关地说：“相信我，伊格纳西奥先生，来到好利获得西班牙专卖店是您最明智的选择。我向您保证，您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然后他转向我说，“希拉小姐，麻烦您明天中午十一点左右过来，我会在这里等您。”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虽然脑海里盘旋着疯狂的想法，但我还有时间逃离，只要决定再也不去那家店就行。我可以跟母亲一起待在家里，和她一同收拾房间，用亚麻籽油刷地板，在广场上跟邻居们聊聊天，然后去粮食市场买半斤鹰嘴豆或一块鳕鱼。我可以等到伊格纳西奥从部里下班，然后随便编个谎话解释为什么我没去提货，比如有点头痛，或是觉得会下雨便没敢出门。吃完饭还可以小睡一会儿，继续假装身体不适。这样伊格纳西奥就会一个人去交款提货，与那个经理完成交易，带着我们的打字机回来，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们再也不会听到拉米罗·奥利巴斯的任何消息，他再也不会与我们的生活有任何交集。我会慢慢忘掉他的名字，跟伊格纳西奥一起继续波澜不惊的小日子。就好像那个人从来没有充满挑逗地抚摸过我的手指，从来没有躲在百叶窗后面几乎要用眼睛把我吃掉。这很容易，很简单。我知道。

我很清楚，但是我假装不知道。第二天我一直等着母亲出去买东西，因为不想让她看到我如何精心打扮。如果她看到我一大早起来就打扮得这么漂亮，一定会产生怀疑，猜测我的心事。一听到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匆匆忙忙地准备起来：打了满满一盆水洗了澡，用薰衣草水擦拭身体，在火炉上加热熨斗，把唯一的真丝衬衫熨平，收回头天晚上晾在外面的长筒袜。就是前一天穿的那双，我只有这一双。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穿上它们，生怕自己因为着急而手忙脚乱。这些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天都重复的机械动作，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拉米罗·奥利巴斯。因为他，我穿上最美的衣服，把自己熏香。为了让他看到我，闻到我，再次抚摸我，再次迷失在我的眼中。因为他，我决定就这样把头发披散着，尽情展示闪耀着光泽的过肩长发。为了让他紧紧搂住我的腰，我使劲束紧裙子的腰身直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他，一切都是因为他。

我步伐坚定地穿过大街小巷，消失在一片或渴望或谄媚的无耻目光里，强迫自己不去思考，不去想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愿意停下来仔细辨认一下脚下的路会把我带往天堂还是地狱。我路过圣安德雷斯小教堂，穿过卡罗斯广场，经过下街角，往大广场走去。二十分钟后我已经到了太阳门，不到半小时我就到了目的地。

拉米罗在等我。一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马上中断了同一位雇员的交谈，拿起礼帽和华达呢大衣，向我迎来。看他来到我身边，我想告诉他我包里带着剩下的货款，伊格纳西奥让我向他问好，也许当天下午我就要开始学习打字。但他根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只是在嘴里叼着一支烟，微笑着轻抚我的后背说：“我们走！”我就跟着他走了。

他带我去的地方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瑞士咖啡馆。当确定所处的环境相当安全后，我放松了下来，想着也许还有时间自我救赎。当他找到座位并邀请我坐下时，我甚至想，也许这次见面不过是一个推销员为了向他的顾客表示特殊关照，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殷勤都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但是我错了。虽然环境并不暧昧，这第二次见面却把我推向了万丈深渊。

还没坐稳，他就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分钟都没停止过想你。”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空白。语言，就像砂糖倒入水中，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溶解了。他又捧起我的一只手，一边像前一天那样轻轻摩挲着，一边仔细观察。“你的手指很粗糙。告诉我，在认识我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他的嗓音如此亲昵而性感，与我们周围的嘈杂格格不入。身边充斥着玻璃和陶瓷器皿与大理石台面的碰撞声，上午茶时间的闲聊声，还有侍者向吧台点餐的叫喊声。“缝纫。”我低声说，深深地埋着头。“哦，这么说你是个时装师。”“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终于抬起目光，“最近时装店里没什么生意。”我补充道。“所以你打算学打字？”

他的语调充满了私密和亲近，好像我们相识已久，又好像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从生命的最初就一直在等待这次相逢。“我未婚夫想让我参加一些部委的录用考试，像他一样当个公务员。”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羞愧。

我们要的饮品来了，交谈暂时中止。他为我点了热巧克力，自己则要了一杯像夜一样浓的黑咖啡。趁他跟侍者交谈的工夫，我偷偷打量了他几眼。他穿了件不同于昨日款式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无可挑剔的衬衫。他彬彬有礼，举止斯文，带着跟我生活中的任何男人都不一样的精致优雅，与此同时，又似乎浑身都散发着男性魅力：吸烟的姿势，整理领结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皮夹的样子，还有端起杯子喝咖啡的神态，都那么迷人。“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刻意去一个官僚机构待一辈子呢？”他抿了一口咖啡，问道。

我耸了耸肩膀。“我想，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宽裕些吧。”

他再次缓缓向我靠近，再次用他炙热的声音烧灼着我的耳朵。“你真的想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希拉？”

我喝了一口巧克力，避开这个问题。“你弄脏了，我给你擦擦。”他说。

说着他把手放到我脸上，在我下颌周围移动，用手掌紧紧包住我的脸颊，仿佛我的面容是由他的手雕刻出来的。然后他把拇指放在所谓有巧克力污渍的地方，靠近嘴角处。他缓缓地、轻柔地抚摸我。我听任他这样做，一种混杂着恐惧和满足的情感让我一动也不能动。“这儿也脏了。”他边用沙哑的嗓音嘟囔着，边慢慢往另一处滑动手指。

他把手指放到我下唇的另一端，继续轻抚着，更加缓慢，更加柔情。我背上升起一股凉气，打了个寒战，手指紧紧抓住坐椅的丝绒坐套。“还有这儿。”他又说。然后他开始抚摸我的整个嘴唇，一寸一寸，从这边的嘴角到那边的嘴角，像是和着节奏，并且越来越慢。我仿佛掉入了一口深深的井，心里有说不出的柔软。我不在乎这一切是否都是谎言，不在乎我的嘴唇上是不是真的有巧克力污渍。我顾不得旁边桌上三个大惊小怪的老头中断了交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激情澎湃的一幕，恨不得让时光倒流三十年。

一群七嘴八舌的学生呼啦一下涌进了咖啡馆，他们的交谈和大笑打破了那个神话般的时刻，就像有人无情地戳破了五彩的肥皂泡。我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一样，一下子意识到脚下的地面没有融化，意识到我差点吮到一个陌生人的手指，意识到有一只充满渴望的手正在我左腿上一寸寸地移动，意识到我正要纵身跳进万丈深渊。这一点点幸存的清醒让我一下子跳起来，惊慌地抓起随身带的小包，把侍者送来的一杯水一饮而尽。“这是那台打字机的另一半货款。今天下午我未婚夫会来取货的。”我边说边把一沓钞票放在大理石桌面上。

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不要走，希拉，不要生我的气。”

我一下子挣脱了。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有告别。我只是转过身去，强作镇定，努力寻找逃离的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刚才那杯水大部分都洒在身上了，左脚的鞋子也湿透了。

他没有来追我，也许是因为猜到追了也没用。他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当我快要走远时，射出了最后一箭：“请回来找我，你知道我在哪儿！”

我假装没听见，在嘈杂的学生中加快了脚步，很快消失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八天，每一天夜里我都抱着天亮时一切都会改变的愿望入睡，但每天早上都绝望地带着同一种痴迷醒来：拉米罗·奥利巴斯。白天不管做什么事情眼前都会闪现他的影子，片刻都不能将他从脑海中赶走：收拾床铺时也好，擤鼻子时也好，剥桔子时也好，甚至在下楼梯的时候，步下一级级的阶梯，关于他的回忆也一幕幕地在眼前掠过。

这期间，伊格纳西奥和母亲仍在热情高涨地策划婚礼，但我始终无法被他们的情绪感染。没有什么能让我快乐。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致。他们觉得这也许是婚前紧张所致。而我，拼命地想把拉米罗从心里拔掉，努力让自己不再想起他在我耳边的低语，他抚过我双唇的手指，他摩挲我大腿的手，还有当我以为自己可以断绝一切疯狂的念头决然离去时，他那句让我刻骨铭心的最后告别：请回来找我！

我拼尽全力去抵御这种魔力。我努力了，却失败了。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这个男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让我的思念泛滥决堤，让我丧尽理智。我绝望地在周围寻找，却找不到任何救命稻草可以将我拖出深渊。不论是即将在一个月内与我成婚的未婚夫，还是含辛茹苦用一辈子心血把我养育成正派规矩女人的母亲。而我既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跟他在一起会有怎样的结果，可是这样完全未知的未来也没能阻止我的疯狂行径。

在第一次拜访好利获得西班牙专卖店后的第九天，我又去了。跟前几次一样，迎接我的是门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响声。这次没有胖雇员，没有仓库伙计，也没有任何其他职员来接待我。只有拉米罗。

我缓缓走近，强迫自己的脚步不要显得那么轻飘。虽然早就准备好了要说的话，我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因为他根本没有给我机会。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突然用手搂住我的脖子，给了我深深的一吻。这一吻如此热烈，充满了欲望，让我全身都在收缩融化，好像马上就要化成一摊蜜糖水。

拉米罗·奥利巴斯三十四岁，阅历丰富，他勾引和挑逗的本事如此强大，就算是水泥墙也不能不动情。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开始还带着犹疑和焦虑，然后便奋不顾身地跳下，被汹涌的激情淹没。我紧紧地跟在他身边，走在小石子路上，与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只要拉米罗在我身边，哪怕江河泛滥、楼宇崩塌、我们行走的街道瞬间从地图上消失，哪怕天崩地裂、全世界都在脚下陷落，我也愿与他一起承担。

伊格纳西奥和母亲开始怀疑我的不正常不只是因为近在眼前的婚礼引起的紧张，但是他们没能查出我情绪激动的原因，也找不到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一天到晚神神秘秘鬼鬼祟祟，他们不理解我频繁的出门和时不时难以抑制的大笑。这样的双重生活没过几天就难以维持了，我明显地感觉到内心的天平一点点地失衡，伊格纳西奥那边越来越轻，拉米罗那边越来越重。不到一星期，我就明白必须放弃一切，纵身扑向未知的前程。到了该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时候了，让一切到此为止吧。

伊格纳西奥下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把门打开一条小缝，低声说：“去广场上等我吧！”

母亲已经在吃饭的时候知道了详情，所以不可能再瞒着他了。五分钟后我下楼了，涂着口红，一手拿着新提包，一手拿着那台雷特拉35打字机。他在我们约会的老地方等我，在那张冰冷的石凳上，我们曾一起度过了多少时光，盘算着永远也不会有的将来。“你跟别人好了，是吗？”当我在他身边坐下时，他问。他没有抬眼看我，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地面上，鞋尖在地上不停地蹭着，扬起一片尘土。

我没说话，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沉默却坚决。他问，是谁？我告诉了他。周围还是一如既往的嘈杂：嬉戏的儿童、狗、自行车铃，圣安德雷斯小教堂的钟声在召唤着最后一遍弥撒、车轮在小石子路上拐弯、疲倦的骡子缓缓走过傍晚的小路。伊格纳西奥沉默了很久。也许他从我的语气中推测出了我的坚决，所以没有流露出任何茫然。既没有夸张的反应，也没有要求我作出解释。既没有斥责我，也没有请我再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只是缓缓地，像水滴一样给我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他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爱你。”

然后他站起来，拿着那台打字机，带着它一起走向空荡荡的远处。他的背影越来越远，在路边模糊浑浊的灯光下，似乎强忍着没有把打字机狠狠摔到地上。

我呆呆地注视着他，看着他从广场上离开，直到他的身影被秋日的薄暮吞噬。我很希望自己能因为他的离去大哭一场，为这场如此仓促又如此悲伤的告别感到痛心，责备自己亲手葬送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和人生规划。但是没有。我没有流一滴眼泪，也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自责。他的身影刚刚消失，我就从石凳上站起来走了，就此永远抛弃了我生活的街区、我的故人和我的小小世界。那里留存着我所有的过去，而我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一段我以为会是光明大道的人生。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比投入拉米罗的怀抱更美好的事了。3

跟拉米罗在一起，我接触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学会了离开母亲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有了一个用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时候都尽力满足他，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他感到幸福。同时，我也认识了另一个马德里，那些充满小资情调的地方，时尚会所、剧院影院、饭店和夜生活场所。我们在内格雷斯科、荷纳尔和巴卡尼克等酒吧喝鸡尾酒，在皇家影院观看电影首映礼，一边欣赏管弦乐队的现场演奏，①一边观看大屏幕上玛丽·碧克馥的表演。拉米罗往我嘴里塞糖果，而我则用双唇轻吻他的指尖，快乐得要被爱融化。我们在冯达尔巴剧②③院看卡门·阿玛雅，在马拉维亚剧场看里克尔·梅耶尔，在玫瑰谷欣赏弗拉明戈，在冰宫夜总会流连忘返。总之，这是一个嘈杂而沸腾的马德里。在这个世界，拉米罗和我每天都醉生梦死，生活中似乎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好像我们必须每时每刻享受整个世界，不然下一秒钟就不会来临。

拉米罗到底有什么魅力？他凭什么在相识不到两星期就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一直到今天，这么多年以后，我仍可以闭着眼睛重演他勾引我的每一幕，我也相信就算重来一百次，我仍会一百次地像当年那样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拉米罗英俊逼人的外表，玩世不恭的姿态，让他的魅力无可抵挡：那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的栗色短发，那散发着男子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的挺拔身躯，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乐观和自信。

他诙谐而感性，完全不受当时辛辣刻薄的政治环境影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离尘出世。交友甚广却不把任何人真正放在心上，总是怀抱宏图大志，任何时候都能说出最合适的话，做出最到位的表情。精力充沛、神采飞扬、坚定果敢。今天是一家意大利打字机公司的经理，以前是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代表，再以前和以后谁知道会是什么。

而拉米罗在我身上又看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心血来潮，要从一个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手中抢下他马上就要成婚的新娘，一个卑微的裁缝？他曾经向我发誓，我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真爱。他以前当然有过其他女人。有过几个？我问。没几个，不过没有任何人能跟你比。然后他会亲吻我，直到我幸福得快要昏厥。今天回想起来，我也不难列出他当时宠我的方式，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得。他说过，我是一处具有爆发力的宝藏，有着女神般的身体和婴儿一样纯洁天真的心性，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有时候他把我当作小女孩对待，这种时候我们之间相差的十年就好像是几个世纪。他能预测到我的任性，用最出人意料的点子让我永远充满惊喜。他在莱昂丝绸店给我买长筒袜，送我乳液、香水、古巴冰淇淋，荔枝味的、芒果味的和巧克力味的。他教我很多事情：如何使用整套餐具，如何驾驶他的莫里斯汽车，如何在餐厅点餐，如何在吸烟时把烟雾吞下。他给我讲他过去遇到的一些人、结识的一些艺术家。他总是回忆起一些老朋友，还会畅想也许未来的某一时刻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有光辉的岁月在等待着我们。他会画世界地图，并教我成长。但有时候那个小女孩消失不见了，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他不在乎我知识和人生经验的匮乏，他需要我，崇拜我的肉体，总是紧紧地抱住我，就好像在剧烈的运动中我的身体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一起住在他那栋位于萨雷萨广场旁的单身公寓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带，仿佛人生重新开始，又好像脱胎换骨，重新托生。唯一带去他家的就是那颗被俘获的心和身上穿着的一套衣裳。有时候我会回去看看母亲，那时候她在家里接一些零活，非常少，挣的钱都不够糊口。她不肯接受拉米罗，很反感他对待我的方式，痛恨他利用年龄和金钱欺骗我，把我推向人生的边缘，强迫我放弃美好的前途。她不喜欢我们俩未婚同居，恨我抛弃了伊格纳西奥，我也不再是原来的我。虽然努力过很多次，我却始终不能让她相信并不是拉米罗强迫我作出的选择，也不能让她相信只是单纯的不可抑制的爱情让我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次又一次地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她的每一次责备都令我报以越来越粗暴的回击，她的每一句咒骂都加深了我的轻蔑与不屑。几乎没有哪次见面不以眼泪、大喊大叫和摔门而去收场。每次见面的时间越来越短，拜访的间隔越来越长，我和母亲，一天比一天疏远。

直到有一天她主动来找我，为了带来我父亲的口信。这件简单的事情再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航向。

那天她来到拉米罗家，那是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拉米罗已经走了，我还在睡觉。前一天晚上我们先去克梅地亚剧院看玛格丽特·希尔古的演出，然后去了库克酒吧，大约凌晨四点才回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连卸妆的力气都没有，当然，我是最近才开始学着化妆的。十点钟左右，半梦半醒的我听见拉米罗出门的声音，然后听见普鲁登西亚来了。她每天负责收拾我们凌乱的房子。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出去买面包和牛奶，不久又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开始很轻柔，而后很坚决。我以为又是普鲁登西亚忘带钥匙了，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我气急败坏地仓皇起身，对着坚持不懈的敲门声大喊：来啦来啦！甚至都没想过穿上点衣服，这个蠢货不值得我这么费事。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但门口站着的不是普鲁登西亚，而是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对峙了一会儿。她只是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盯着我披散的头发、浓重的睫毛膏、眼线、眼袋和嘴唇上残留的口红，以及身上那件极度暴露的睡衣，以她的道德标准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我受不了她的目光，不敢正视她。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从宿醉中清醒，也许是因为她严肃冷峻的态度让我毫无招架之力。“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我说，努力掩饰着她的不期而至给我带来的不安。“不，我不想进去，我着急走。只是来给你带个口信。”

当时的情形紧张又荒唐，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母亲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在很多事情上曾经如此相似，现在竟变成了两个互相猜疑的陌生人，像街上的流浪狗一样虎视眈眈地推算着彼此之间的距离。

她一直站在门口，严肃、挺拔，梳着高高的发髻，鬓角已经隐现斑白。她紧皱的双眉下，眼神正直而高傲，目光中充满了谴责。当她停止了冷冷的检视后，终于开口了。然而，虽然我怕得要命，她要说的话却没有丝毫谴责的意思。“我只是来给你捎个口信，不是我要找你。至于接不接受是你的事，你自己决定。但我认为你应该接受。你好好考虑吧，晚到总比不到强。”

她甚至没有踩一下门槛，除了给我一个地址，约定当天下午的见面时间，一分钟都不曾停留，直接转身离去，毫无告辞之意。我正在惊讶她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指责或评论，她冰冷的话已扔过来了，就在她准备下楼梯的时候。“好好洗洗脸，梳梳头，穿上点衣服，别弄得像个妓女似的。”

午饭的时候我把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告诉拉米罗。我不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不信任他。我恳求拉米罗陪我一起去。去哪儿？去认识我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要我去。要你去干吗？我不知道，怎么也想不出他要见我的原因。

我跟母亲约好时间下午在那个地址会合：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漂亮的街道，豪华的庄园，跟以前我负责送货的时候拜访的那些豪宅一样。为这次见面我精心打扮了一下，选了一件蓝色羊毛衫，一件便装大衣和一顶左耳上方优雅地斜插着三根羽毛的精致小巧的帽子。当然，这些都是拉米罗给我买的，这是我第一次穿上不是我母亲或我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我穿着高跟鞋，头发披散在背上，几乎没有化妆，因为不希望下午又遭到批评。出门前我在镜中从上到下打量着自己。镜子照出我身后的拉米罗，他微笑着，双手插兜欣赏着我的身姿。“你简直美极了，你会让他震惊的。”

我想用一个微笑来感谢他的赞美，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是的，镜中的人很美，却很陌生，跟几个月前的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像个老鼠一样怕得要命，后悔自己怎么会接受这个非同寻常的请求。到达那里时，从母亲的眼神中，我看出来她对拉米罗和我一起出现非常反感。当她发现我们俩想一块儿进门时，看也没看我就拦住了。“这是家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留步。”

她没有停下来等待拉米罗回答，而是直接转身穿过铸铁和玻璃建成的威严的门厅。我很希望拉米罗能陪在我身边，因为我需要他的支持和陪伴，但我又不敢面对母亲，无奈只好悄悄跟他说他先走，然后快步跟上了母亲。“我们来找阿尔瓦拉多先生，他在等我们。”她对看门人说。看门人点点头没说话，准备送我们去楼梯。“不用了，谢谢。”

我们穿过宽敞的大厅，开始爬楼梯。母亲走在前面，步伐坚定，几乎不用扶锃亮的木质扶手。她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外套。我战战兢兢地走在后面，紧紧地抓住栏杆，就像在暴风雨的夜里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没有人说话，我的思绪就像一级级台阶向上蔓延，如潮水般越来越汹涌。第一个平台。为什么母亲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如此轻车熟路？第二个平台。将要去见的那个人，他长什么模样？为什么时隔多年后心血来潮要见我？主楼层。我用力把纷乱的思绪推到一边，没有时间多想了，已经到了。右手边的大门。母亲冷静地按了一下门铃，毫无胆怯之意。门很快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出现在门口，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顶纯白色压发帽。“下午好，赛尔万达。我们来见老爷，我想他应该在书房。”

赛尔万达半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像面前站着一对幽灵。当她终于反应过来，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屋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有力，从房间最深处传出来。一定是他的声音了。“请她们进来！”

女仆让到一边，依旧惊惶不知所措。我们根本不需要引导，母亲似乎了如指掌。穿过一道宽阔的走廊，路过几个贴着墙纸、铺着地毯、挂着家族成员肖像的大房间，我们来到一扇对开的大门前。左边的那扇门开着，母亲和我走了进去。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在房间中央等着我们。威严的嗓音再次响起：“请进！”

庞大的体型，巨大的办公室。宽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高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这个魁梧的人注视着我，先是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往下看，又往上看，反反复复打量着我，探究着我。他咽了口唾沫，我也咽了一口唾沫。他朝我们走近几步，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拍了拍，仿佛是为了确认我真实存在。然后他扬起一侧的嘴角，笑中饱含着岁月沉淀的忧伤。“你跟你母亲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与我对视，一秒、两秒、十秒。然后，虽然没有松开我，却把目光转移到母亲身上，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苦涩的笑容。“多少年过去了，多洛雷斯。”

她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于是他放开我的胳膊，把手伸向她。并不是想握手问候，只是想寻找一点接触，一个轻轻的触摸，仿佛希望她能伸手回应。但她只是站着不动，毫不理会他的请求，直到他仿佛突然从梦魇中惊醒一样，清了清嗓子，然后努力用平静的语调礼貌地请我们坐下。

我们没有被安排坐在堆满文件的大书桌旁，而是来到了书房的另一个角落。母亲坐在一把软椅上，父亲坐在她对面，我独自坐在一张沙发上，在他们俩中间。三个人都很紧张，很不自在。他点燃了一根哈瓦那雪茄，她则端坐着，双膝并拢、脊背挺直。而我，全神贯注地用无名指挠着沙发酒红色的布套，似乎要抠出一个洞来，好让我像壁虎一样爬进去消失。周围充满了烟雾。他又清了清嗓子，似乎准备说点什么，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母亲就开口了。虽然话是对我说的，但她的眼睛还是盯在他身上。她的话让我不得不抬起目光面对他们。“好吧，希拉。这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终于认识他了。他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家炼钢厂的老板，一辈子都住在这座房子里，以前是少爷，现在是老爷。时间过得真快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来这里为他母亲做衣服，然后认识了他，然后……三年后就有了你。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发生的是恬不知耻的少爷欺骗可怜的小裁缝这样的惊险爱情故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四岁，我们俩都很清楚自己是谁，对方是谁，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将面对什么。他没有欺骗我，我也没有抱什么非分之想。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是因为它原本就不该开始。决定结束一切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抛弃了你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跟他联络的也是我。你父亲曾经试图不放弃我们。开始很坚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后来他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是两个男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昨天收到他的口信。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他想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了。”

她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注视着她，目光中充满了爱意。她停下来后，他又等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似乎在思考，揣摩着如何准确地表达出他真正的意思。趁此机会我细细地观察他。当时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父亲赋予了我生命。我肤色偏黑，母亲也是，在我能记起的有限的几次对父亲的想象中，从来都是把他描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深色皮肤、深色头发、身材轻盈。而且我一直都把他的形象和周围那些男性的面貌特征联系起来：邻居诺尔波特、好朋友们的父亲、挤满小区酒馆和大街的那些男人，普通人的普通父亲，也许是邮局办事员、售货员、小职员、咖啡馆服务生，顶多是一个烟草店或小百货店的老板，或是赛巴拉市场某个蔬菜摊的摊主。为马努埃拉女士送货时见到的在马德里最繁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先生们，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另一种人类，跟我脑海中设定的“父亲”形象格格不入。然而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很胖却仍然衣着时髦，浅色头发已经斑白，蜜色的眼睛有些发红，深灰色的衣服，既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一个残缺家庭的父亲，一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父亲。他终于开口了，一会儿看着母亲，一会儿看着我，有时同时看着两个人，有时谁都不看。“好吧，不过说来话长。”他终于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大口烟雾，抬头盯住我的眼睛，然后又与母亲对视了一下，再转向我，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故事很长，他却一口气讲了下来，基本没有停顿。他说完的时候，我发现天已经黑了，屋里的几个人只能看清轮廓。书桌上一盏绿色的郁金香灯罩的台灯，用遥远而微弱的光线陪伴着我们。“我找你们是因为我担心某天有人会暗杀我，或者我会杀死什么人，然后被监禁，这跟死没什么区别。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紧张，一旦战争爆发，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我偷偷看了母亲一眼，想看她是什么反应。但是她脸上没有任何不安的表情，似乎父亲谈的不是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只是阴天的天气预报而已。他继续倾诉着预感和不安。“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已经准备好清算人生。我这一生都拥有了些什么？钱，我有了；财产，我有了；还有一个有两百多名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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