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本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绛等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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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本真试读：

牛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沾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摩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他吃了一惊——听见背后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回头去看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一样也在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儿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他们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

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太阳晒到干菜上，随风飘出一种温和的臭味。“到底打定主意怎样？”她兜起蓝围裙来揩眼。“……不怎样。”“不怎样？眼见就要立春了，家家牵了牛上田，我们的牛呢？”“明天我上三婶娘家去借，去借！”他不耐烦地将烟管托托敲着栏。“是的，说白话倒容易！三婶娘同我们本是好亲好邻的，去年人家来借几升米，你不肯，现在反过来求人，人家倒肯？”他的不耐烦显然是增进了，越恨她揭他这个忏悔过的痛疮，她偏要揭。说起来原该怪他自己得罪了一向好说话的三婶娘，然而她竟捉住了这个屡次做嘲讽的把柄——“明天找蒋天贵去！”他背过身去，表示不愿意多搭话，然而她仿佛永远不能将他的答复认为满足似的——“天贵娘子当众说过的，要借牛，先付租钱。”

他垂下眼去，弯腰把小鸡捉在手中，翻来覆去验看它突出的肋骨和细瘦的腿；小鸡在他的掌心里吱吱地叫。“不，不！”她激动地喊着，她已经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她这时似乎显得比平时更苍老一点，虽然她只是才满三十岁的人，她那棕色的柔驯的眼睛，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这一趟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了！天哪！先是我那牛……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了，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这两只小鸡了！你一个男子汉，只会打算我的东西——我问你，小鸡是谁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我问你哪——”她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闹着要借牛也是你，舍不得鸡也是你！”禄兴背过脸去吸烟，拈了一块干菜在手里，嗅了嗅，仍旧放在水槽上。“就我一人舍不得——”她从禄兴肩膀后面竭力地把脸伸过来，“你——你大气，你把房子送人也舍得！我才犯不着呢！何苦来？吃辛吃苦为人家把家握产，只落得这一句话！皇天在上头——先抢走我那牛，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鸡了！依你的意思，不如拿把刀来将我身上肉一片片剁下去送人倒干净！省得下次又出新花样！”禄兴不作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墙头上淡淡的斜阳影子，他知道女人的话是不必认真的，不到太阳落山她就会软化起来。到底借牛是正经事——不耕田，难道活等饿死吗？这个，她虽然是女人，也懂得的。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烟囱里正蓬蓬地冒炊烟，熏得月色迷迷蒙蒙，鸡已经被关在笼里了，低低地，吱吱咯咯叫着。

茅屋里门半开着，漏出一线橘红的油灯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口把整个的门全塞满了，那是禄兴，叉着腰在吸旱烟。他在想，明天，同样的晚上，少了鸡群吱吱咯咯的叫声，该是多么寂寞的一晚啊！

后天的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也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露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的，一碰洒人一身。树丛中露出一个个圆圆的土馒头，牵牛花缠绕着坟尖，把它那粉紫色的小喇叭直伸进暴露在黄泥外的破烂棺材里去。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人唱着歌经过它们。

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的，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使他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放牛的孩子负着主人的使命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了他们。他开始赶牛了。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它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棉袄上，使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杂种畜生！欺负你老子，单单欺负你老子！”他焦躁地骂，唰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你杂种的畜生，还敢不敢欺负你老子？”

牛的瞳仁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它那么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使禄兴很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他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打战的声音告诉：“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上，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一九三六年）（《明报月刊》1989年第1期）

论卡通画之前途

卡通画这名词，在中国只有十年以下的历史。但是，大概没有一个爱看电影的人不知道华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吧？——“卡通”（Cartoon）的原有的意义包括一切单幅讽刺漫画、时事漫画、人生漫画、连续漫画等，可是我在这里要谈的卡通是专指映在银幕上的那种活动映画。

卡通画的事业现在可以算很光明灿烂了。画片除了配音之外，又加上绚烂的色彩；米老鼠的画像成为圣诞的商店里最好的点缀；有许多观众上电影院去专为看米老鼠。可是，让我们试问大多数的观众，卡通画在他们心目中究竟占着一个什么地位？听听他们的回答吧！“卡通是电影院中在映完新闻片之后，放映正片之前，占去一段时间的娱乐，特为孩子们预备的。它负着取悦孩子们的使命，所以它必须突梯滑稽，想入非非，我们不要它长，因为画出来的人物多看了要头晕，我们很赞成迪士尼先生把许多名闻世界的古老童话搬上银幕，因为孩子们比较喜欢看活动的映画，不爱看书本中的呆板的插画。”

那些好莱坞的卡通画家竭力想迎合观众的心理，提高他们的作品号召力，于是他们排了队出发去搜寻有趣的童话、神话，滑稽的传说。如《玻璃鞋》《小红风帽》之类，都是最可珍贵的材料。不过，近来这材料渐感缺乏，卡通画家们正感到无路可走的彷徨的苦闷。我们可以看见，在最近上映的几张卡通中，制作者们不得不借助美妙的音乐的伴奏来强调画面的动作，补救画面的空虚，结果轻重倒置，图画倒成了附庸在音乐之下的次要品了。即使古老的仙人故事的题材不缺乏，即使观众对于陈旧的米老鼠不感到厌倦，难道我们把这惊人的二十世纪美术新发明——卡通画——用来代替儿童故事的插画，就以为满足了吗？

绝不。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绝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譬如说，“历史”，它就能供给卡通数不尽的伟大美丽的故事。这些诗一样的故事，成年地堆在阴暗的图书馆里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死去了；只有在读历史的小学生的幻想中，它们有时暂时苏醒了片刻。

卡通画的价值，为什么比陈列在精美展览会博物院里的古典的杰作伟大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广大的热情的群众的。它能够把那些死去了的伟大的故事重新活生生地带到群众面前。一个好的历史卡通必须使读过历史的与未读过历史的人全懂得，而且必须引起他们的兴趣。将来，当卡通画达到它艺术的顶峰的时候，现在的这种滑稽的神话式的卡通并不会消灭，可是它只能在整个的卡通界中占着小小的一席地，“聊备一格”而已。

我真是高兴，当我幻想到未来，连大世界、天韵楼都放映着美丽的艺术的结晶——科学卡通、历史卡通、文学卡通……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怀疑。然而，不看见电影的榜样吗？电影在新发明时代，不是同样被认为是引儿童发笑的东西吗？然而现在有些影片的严肃的态度却可以做学校里课本的补助品了，并且有些电影的艺术价值是公认为足以永垂不朽的。

卡通的价值绝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一九三七年）（《明报月刊》1990年第7期）

霸王别姬

夜风丝溜溜地吹过，把帐篷顶上的帅字旗吹得哗啦啦乱卷。在帐篷里，一支红蜡烛，烛油淋淋漓漓地淌下来，淌满了古铜高柄烛台的浮雕的碟子。在淡青色的火焰中，一股一股乳白色的含着稀薄的呛人的臭味的烟袅袅上升。项羽，那驰名天下的江东叛军领袖，巍然地跽在虎皮毯上，腰略向前俯，用左肘撑着膝盖，右手握着一块蘸了漆的木片，在一方素帛上沙沙地画着。他有一张粗线条的脸庞，皮肤微黑，阔大、坚毅的方下巴。那高傲的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从嘴角的微涡起，两条疲倦的皱纹深深地切过两腮，一直延长到下颌。他那黝黑的眼睛，虽然轻轻蒙上了一层忧郁的纱，但当他抬起脸来的时候，那乌黑的大眼睛里却跳出了只有孩子的天真的眼睛里才有的焰焰的火花。“米九石，玉蜀黍八袋，杂粮十袋。虞姬！”他转过脸向那静静地立在帷帐前拭抹着佩剑上的血渍的虞姬，他眼睛里爆裂的火花照亮了她的正在帷帐的阴影中的脸，“是的，我们还能够支持两天。我们那些江东子弟兵是顶聪明的。虽然垓下这贫瘠的小土堆没有丰富的食料可寻，他们会网麻雀，也会掘起地下的蚯蚓。让我看——从垓下到渭州大约要一天，从渭州到颍城，如果换一匹新马的话，一天半也许可以赶到了。两天半……虞姬，三天之后，我们江东的屯兵会来解围的。”“一定，一定会来解围的。”虞姬用团扇轻轻赶散了蜡烛上的青烟，“大王，我们只有一千人，他们却有十万……”“啊，他们号称十万，然而今天经我们痛痛快快一阵大杀，据我估计，绝不会超过七万五的数目了。”他伸了个懒腰，“今天这一阵厮杀，无论如何，总挫了他们一点锐气。我猜他们这两天不敢冲上来挑战了。哦，想起来了，你吩咐过军曹预备滚木和礌石了没有？”“大王倦了，先休息一会吧，一切已经照您所嘱咐的做去了。”她依照着每晚固定的工作做去。侍候他睡了之后，就披上一件斗篷，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住了烛光，悄悄地出了帐篷。夜是静静的，在弥漫的薄雾中，小小的淡白色的篷帐缀遍了这土坡，在帐子缝里漏出一点一点的火光，正像夏夜里遍山开满的红心白瓣的野豆花一般。战马呜呜悲啸的声音卷在风里远远传过来，守夜人一下一下敲着更，绕着营盘用单调的步伐走着。虞姬裹紧了斗篷，把宽大的袖口遮住了那一点烛光，防它被风吹灭了。在黑暗中，守兵的长矛闪闪地发出微光。马粪的气味，血腥，干草香，静静地在清澄的夜的空气中飘荡。

她停在一座营帐前，细听里面的声音。

两个兵士赌骰子，用他们明天的军粮打赌，一个梦呓的老军呢喃地描画他家乡的香稻米的滋味。

虞姬轻轻地离开了他们。

她第二次停住的地方是在前线的木栅栏前面。杂乱地，斜坡上堆满了砍下来的树根、木桩、沙袋、石块、黏土。哨兵擎着蛇矛来往踱着，红灯笼在残破的雉堞的缺口里摇晃着，把半边天都染上一层淡淡的红光。她小心地吹熄了蜡烛，把手弯支在木栅栏上，向山下望过去；那一点一点密密猛猛的火光，闪闪烁烁，多得如同夏天草窝里的萤火虫——那就是汉王与他所招集的四方诸侯的十万雄兵云屯雨集的大营。

虞姬托着腮凝想着。冷冷的风迎面吹来，把她肩上的飘带吹得瑟瑟乱颤。

她突然觉得冷，又觉得空虚，正像每一次她离开了项王的感觉一样。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她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经过漆黑的暴风雨之夜，经过战场上非人的恐怖，也经过饥饿、疲劳、颠沛。当那叛军的领袖骑着天下闻名的乌骓马一阵暴风似的驰过的时候，江东的八千子弟总能够看到后面跟随着虞姬，那苍白、微笑的女人，紧紧控着马缰绳，淡绯色的织锦斗篷在风中鼓荡。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

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的壮志成功的话——远远地，在山下汉军的营盘里一个哨兵低低地吹起画角来，那幽幽的、凄楚的角声，单调、笨拙，然而却充满了沙场上的哀愁的角声，在澄静的夜空底下回荡着。天上的一颗大星渐渐地暗了下去。她觉得一颗滚热的泪珠落在她自己的手背上。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她又厌恶又惧怕她自己的思想。“不，不，我今晚想得太多了！捺住它，快些捺住我的思潮！”她低下了头，握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掐到肉里去，她那小小的、尖下颏儿的脸发青而且微颤像风中的杏叶，“回去吧！只要看一看他的熟睡的脸，也许我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她拿起蜡烛台，招呼近旁的哨兵过来用他的灯笼点亮了她的蜡烛。正当她兜紧了风帔和斗篷预备转身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从山脚下的敌兵的营垒里传出低低的、悠闲的、懒洋洋的唱小调的歌声。很远，很远，咬字也不大清晰，然而，风正朝山上吹，听得清清楚楚的楚国乡村中流行的民歌《罗敷姐》。先是只有一个颤抖的、孤零的喉咙在唱，但，也许是士兵的怀乡症被淡淡的月色勾了上来了吧，四面的营盘里都合唱起来了。《罗敷姐》唱完了，一阵低低的喧笑，接着又唱起《哭长城》来。虞姬木然站着，她先是略略有些惶惑。“他们常唱这个吗？”她问那替她燃蜡烛的哨兵。“是的，”那老兵在灯笼底下眨了眨眼，微微笑着，“我们都有些不信那班北方汉子有这般好的喉咙哩。”

虞姬不说话，手里的烛台索索地乱颤。噗的一声，灯笼和蜡烛都被风吹熄了。在昏暗中，她的一双黑眼珠直瞪瞪向前望着，像猫眼石一般地微微放光，她看到了这可怖的事实。

等那哨兵再给她点亮了蜡烛的时候，她匆匆地回到有着帅字旗的帐篷里去。她高举着蜡烛站在项王的榻前。他睡得很熟，身体微微蜷着，手塞在枕头底下，紧紧抓着一把金缕小刀。他是那种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茎灰白色的，并且光阴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他的粗眉毛微微皱着，鼻子带着倔强的神气，高贵的嘴唇略微下垂，仿佛是为了发命令而生的。

虞姬看着他——不，不，她不能叫醒他告诉他悲惨的一切。他现在至少是愉快的；他在梦到援兵的来临，也许他还梦见内外夹攻把刘邦的军队杀得四散崩溃，也许他还梦见自己重新做了诸侯的领袖，梦见跨了乌骓整队进了咸阳。

那不太残酷了吗？假如他突然明白过来援军是永远不会来了？虞姬脸上凝结了一颗一颗大汗珠。她瞥见了布篷上悬挂着的那把佩剑——如果——如果他在梦到未来的光荣的时候忽然停止了呼吸——譬如说，那把宝剑忽然从篷顶上跌下来刺进了他的胸膛——她被她自己的思想骇住了。汗珠顺着她的美丽的青白色的面颊向下流。红烛的火光缩得只有蚕豆小。项王在床上翻了个身。“大王，大王……”她听见她自己沙哑的声音在叫。

项王骨碌一声坐了起来，霍地一下把小刀拔出鞘来。“怎么了，虞姬？有人来劫营了吗？”“没有，没有。可是有比这个更可怕的。大王，你听。”他们立在帐篷的门边。《罗敷姐》已经成了尾声，然而合唱的兵士更多了，那悲哀的、简单的节拍从四面山脚下悠悠扬扬地传过来。“是江东的俘虏在怀念家乡？”在一阵沉默之后，项王说。“大王，这歌声是从四面传来的。”“啊，汉军中的楚人这样——这样多吗？”

在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里，只有远远的几声马嘶。“难道——难道刘邦已经尽得楚地了？”

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扇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可怜的……可怜的……”底下的话听不出了，她的苍白的嘴唇轻轻翕动着。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帐篷里。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透进了帷幔。“给我点酒。”他抬起眼来说。当他提着满泛了琥珀的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地看着她。“虞姬，我们完了。我早就有些怀疑，为什么江东没有运粮到垓下来。过去的事多说也无益。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冲出去。看这情形，我们是注定了要做被包围的困兽了，可是我们不要做被猎的，我们要做猎人。明天——啊，不，今天——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行猎了。我要冲出一条血路，从汉军的军盔上面踏过去！哼，那刘邦，他以为我已经被他关进笼子里了吗？我至少还有一次畅快的围猎的机会，也许我的猎枪会刺穿他的心，像我刺穿一只贵重的紫貂一样。虞姬，披上你的波斯软甲，你得跟随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要死在马背上。”“大王，我想你是懂得我的，”虞姬低着头，用手理着项王枕边的小刀的流苏，“这是你最后一次上战场，我愿意你充分地发挥你的神威，充分地享受屠杀的快乐。我不会跟在你的背后，让你分心，顾虑我，保护我，使得江东的子弟兵讪笑你为了一个女人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嗄的野猪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军曹，吹起画角！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一九三七年）（《明报月刊》1989年第1期）

指路的小孩

香港屯门有一条轻铁，沿途一边是街道，一边是山坡绿地。站台是敞开的，立着车费刷卡机，自己刷卡，站在月台上，看闲花野草、楼宇路人，过一时，有电车驶来，行行的路轨声在高速的天空下散得很远。于是，就有一种悠闲。

头一回搭轻铁去天水圉看朋友，半路上与一个小孩同行。那是个胖胖的男孩，穿一条肥大的短裤，头上挂着八达通卡，手里提一具黑色的乐器盒，肩上的布袋里想必就是乐谱了，是星期六上琴课或者下琴课回家，看他神情严肃、身负要务的样子很有趣，便逗他，指他的盒子说：“双簧管？”又说：“单簧管？”他先还绷着，后就绷不住了，鼓鼓的脸颊咧出笑容。第三遍猜：“梵哑铃？”他用劲点一下头，猜对了。于是，我们就唱一段小提琴基础课程《开塞》练习曲，与他套近乎。他不说话，只是笑，就此我们与他之间，就有了些默契。然后，轻铁到站了。

搭乘的情形比预想的要复杂。首先，同一个站台上却有多条不同方向的路线；其次，我们要去的天水圉似乎不在任何一条路线上。于是，招来新识的朋友，请他指点。他默想片刻，胖胖的手指头在路线图上指定一个点，表示是我们应乘的那路车；沿线爬行一段，停下了，表示我们需抵达的地方；停一会，手指头跳到另一条路线上，这回的意思是换车；然后，迅速爬行，直至天水圉，停下。指点完毕，他便走开去，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车来了，才知道他与我们上同一路车。拥塞的人群，将我们的视线阻断了，有几次，我见他转着头寻找我们，脸上流露出焦急的表情，但等找见我们，却又立即回过头，看前边人的脊背。到他指定换车的站，原来是个枢纽大站，车上人尽下去，他遥遥对了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顺他指点走了几步，不料，已到对面站台的他，又转身奔来。他努力交替滚圆的小腿，将小提琴盒提高到膝盖以上，好避免磕碰，就更吃力了，肩上的布袋就拍打着他的身子。我们不由停下脚步。他一边跑，一边用手再次强调地指点，使我们明白走错了。这一回，他引领着我们走到正确的站台，还是站在一段距离以外。车站月台上熙来攘往，他与我们，就像茫茫人海中的相遇相知、聚散无常的样子。等驶往天水圉的轻铁靠站，小孩看我们上车，才放心离去，乘坐他自己的车。

从他手提的三分之二尺寸的小提琴看，他不会超过十岁的年龄，却一个人辗转搭车上下琴课，还负起为陌生人指路的义务，一路负责到底，已有成人的心志。从头至尾，他基本没有说话，怕我们听不懂他的广东话，大概还怕我们笑话他的普通话，极少又极关键的几个字，是用英语说。唯有那《开塞》小提琴练习曲的旋律，为我们做沟通，于萍水中结交。

闲话密折

年轻时看了些说雍正的小说话本，见到他建立“血滴子”这个秘密机构，拥有这名称的武器，杀人如麻，很有点不寒而栗。及后读了一些典籍——相对比较正规的数据，才晓得那是子虚乌有的事。就我所知，一件先进的武器，除非你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倘不，一旦它问世应用，休想再消灭它，现在的原子弹不是这样吗？多少强大的巨人想扼杀它，但它一点也不见减少，且是愈扼愈多愈厉害——由此可知，雍正这“血滴子”武器压根儿就没有。

搞特务组织以广耳目、以置心腹、以布爪牙，是明代皇帝的拿手好戏。说透了，那是这个政权自信心脆弱的特征。清初时分，似乎有个叫“十三衙门”的政府单位，有点这性质，也是清初政权不牢的外相表露。到康熙之后，不但撤掉了这衙门，连长城也不再维修，这是因为统治者知道了这道理，长城和专门无理整人的衙门对于政权来说都是屁，嗅起来臭，没有使用价值。

密折制度就是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最初由康熙发明，到雍正推至顶峰，形成“密折制度”，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异样政治景观，说句笑话，是具有雍正特色的政治景观。

密折不同于奏折，它不经过政府部门，也就是说不经过六部，上书房、军机处什么的一律跳过。如果有密折权的是低品官，那就要隔过府、道、省这一系列级别的政府部门，直达“天厅”。

就这样，各地往返京师的驿传马褡裢里，就多了这个小物件。

康熙搞这个密折，也许是为了开辟一条非正规的信息渠道，防止被假大空、歌功颂德的马屁文件蒙蔽太甚；也许是为了给臣子一份殊荣，笼络远臣、边臣之心；也许是他太寂寞，想有几个私交性质的“下级”朋友通信谈心。他的批语里，关心外头年成、雨水、风俗、民情，甚至要求“就是笑话也好，说出来叫老主子笑笑”，就透露了他这份孤寂的心境。

这一举措，到雍正手里立时便变成了政治，变成行之于天下的制度。这制度反动是反动，虽是“独裁”不可改变，但它加入了独裁者“兼听”的力度，比起独裁而且瞎眼来，似乎好点。

有密折专奏权的不一定是大员，有高官显贵，也有微末、芥子之官，星星点点遍布全国，分不清谁拥有这种权力。谁要是卖弄或暴露自己拥有密折权，很快就会被雍正剥夺掉。

无论天气、收成、水旱灾情、军情，粮秣、盐务、社会、祭神、某地出某产品、笑话、某人某场合出洋相、某官员操守品行逸闻、谁和谁闹别扭翻脸、谁喜爱听什么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样的小匣子汇集到雍正手中，他一一看过，择要批复——一千多万字的《朱批谕旨》就是这样传下来的。他批得畅，大开大阔、大喜大怒、讽刺挖苦、说笑打诨、随意挥洒——近世有人称他的朱批是“天下第一痛快书”。

雍正因了这密折，少受许多马屁蒙蔽，也因此使那些官们捞钱稍难而恨他，故造了许多主子的谣言，说他身后之名——“血滴子”及十大罪状，多由此故。

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卒于一九九四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

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个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发出长长的叹息。

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扬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才感到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就心惊胆战，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不识字母亲，敬重识字人

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说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地，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母亲，连姐姐、婶婶、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体会离开群体的痛苦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笔名“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可是，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其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在文学创作中颐指气使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那时并没有意识到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一九八四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父亲的痛打，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讲完自己的故事以后……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亲人的故事、村人的故事，以及从老人们口中听到的祖先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母亲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真正的勇敢和悲悯

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编按：葛浩文英译作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 Novel，陈安娜瑞典文翻译作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二○○五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作家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

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扬扬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爷爷讲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干了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诺贝尔基金会二○一二

被贬谪到天堂的诗人

半个世纪之前，我随军驻滇，在滇西一个寻常傣族人家里，意外地求得一册明版《升庵文集》的残卷。于是，我骑着马，沿着杨慎在崇山峻岭上留下的脚印，吟诵着他的诗歌，仰天长叹悲情不已。

一五二一年，明代最荒唐的皇帝朱厚照病死，因为没有子嗣，嘉靖皇帝以“宗藩”身份继承大统，即位第六天就迫不及待地下诏礼部，让大臣们开会讨论他生父的尊号，因而酿成一场历时七年的皇权、宦权和阁权的激烈斗争。一五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嘉靖皇帝命令锦衣卫对左顺门跪伏请愿的二百二十九位廷臣实行镇压。杨慎这位状元郎、翰林修撰竟然“撼门大哭”，忠得着实可笑。结果是一百三十四人下锦衣卫狱，另八十六人听候处罚。七月十七日“廷杖”杨慎等一百六十人。“廷杖”就是把钦犯按在大内的地上打屁股，往死里打。杨慎当时三十七岁，身体远算不错，竟能“毙而复苏”。没死，好，那就让你活受罪。钦命“充军云南永昌卫”。后来，同案犯大多先后“赦还归田”。唯有杨慎，在去世前一年的七十一岁的高龄，仍然从四川泸州被“锁械还戍”（披枷戴锁押回云南的流放地）。悲剧在于：杨慎恰恰是一位为朝廷尽忠尽节达到了无私无畏境界的忠臣，为了维护皇权反倒成为皇帝恨之入骨的“政敌”（一旦皇帝把你当作政敌，也就理所当然地对你无所不用其极了。皇帝对于士，最残忍的莫过于羞辱你。因为皇帝知道士有一句大话——“士可杀而不可辱”。所以皇帝既要显示他能杀，又要显示他也能辱。早在汉代，武帝刘彻就曾以言论治罪，对司马迁施以腐刑，那是一个“辱”到了极端的例子）。杨慎毕竟比屈原“现代”，没有给后人留一部《离骚》，因为他不想自沉滇池。杨慎深知皇上始终都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皇上的暗探时时都在他周围的阴影里目不转睛，这些走狗唯恐他不暴露自己对皇上的怨恨，所以杨慎落笔非常谨慎。杨慎一旦明白皇帝把他当作“政敌”来看待的时候，一定会“受宠若惊”。自己有这么重要、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杨慎在长期流放中，反复思索，自知申诉、乞怜均属徒劳，也就认命了。所以他能在困厄中奇迹般活过了古稀之年。

从杨慎的诗歌来看，他得益于边地的民情淳厚、至诚，山川风物的壮丽、雄奇，亲朋好友的尊敬、爱戴。甚至有些地方官乃至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还敢和他唱和，并给予眷顾，在这之前、之后，有这样待遇的流放犯实在是少有。这当然不是嘉靖皇帝的恩典，而是杨慎自身的学养和人格力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杨慎的流放地——云南，倒是贬到了天堂。这一切，宫中行乐的嘉靖皇帝当然难以体会，所以也无从剥夺。嘉靖皇帝每每问及：“杨慎云何？”回答却使他失望：既没死，又抓不到足以处死的叛逆言行。当然，历史上被贬谪到天堂的诗人并非杨慎一人。从文学成就而言，李白、杜甫、苏轼等，不都是被贬谪到天堂的诗人吗！

作为一个流放到边地的钦犯，远离庙堂，反而离开了纷争与危险，活得也就恬淡起来，恬淡可以延年。杨慎曾为自己画过一幅《早春夜归图》，请看：“月似银船劝酒，星如玉弹围棋。几杵林钟敲后，两行灯火归时。”（杨慎《正月六日温泉晚归》）

杨慎终于在一五五九年，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云南与世长辞，骨骸归葬故乡四川新都。身后留下的是二千三百首至今都还在为人传诵的诗歌，尤其是入滇之后的诗作，委婉如歌，清新绮丽，神韵天然。一条长长的风雨坎坷路，包括他一生的苦难，都成为后人永远传诵的一首长歌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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