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凯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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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试读：

本章首先概述本书所使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然后概述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最后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1.1　增长理论

从以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的经济学创立早期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有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走向停滞与倒退？这些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在对于国家经济的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一些较大的国家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但这些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其理论基础主要还是源于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研究，这也是下文所概述的内容。1.1.1　早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

早期的经济学大师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看法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亚当·斯密更关注经济增长，而在李嘉图看来，收入分配可能比经济增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宏观经济学转向微观经济学，这一思想延续到了1930年代。在那之前，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少关注增长问题，在少数关注增长的经济学家中，最为人们所注目的无疑是熊彼特，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即使在现在也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但熊彼特的著作更多的是在表达经济思想，而不是使用数学进行分析论证与建立数学模型。其实，那个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都很少使用数学方法，只是一些学者的思想后来被人们通过数学表达出来，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就没有这么幸运。

对于后来的增长理论影响较大的是索洛模型（Solow Model），有时也被称为Solow-Swan Model，该模型主要起源于Solow（1956）与Swan（1956）。甚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模型是几乎所有现代增长理论分析的起点。即使一些增长理论与该模型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是通过理解索洛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增长理论。可以说，索洛模型奠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

索洛模型主要有以下几个假设前提：（1）只有一种产品，该产品可以理解为一种复合性产品。（2）资本—产量比率是可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也是可变的。（3）规模收益不变。（4）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5）完全竞争，即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6）不考虑技术进步。

索洛模型主要有4个变量：产出（Y）、资本（K）、劳动力（L）、知识或劳动的效率（A）。在某一时间，社会的产出为：

Y（t）=F（K（t），A（t）L（t））（1-1）

也就是说，资本K与劳动L结合生产出产品Y，不过这时的劳动L需要乘以相应的效率A，下标t是时间。

F为生产函数，假定它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规模效益不变，或者说当资本与劳动增加一倍时，产出也恰好增加一倍（假定劳动效率A不变）。用数学表示就是，对于任何大于等于0的数c来说，下式成立：

F（cK（t），cA（t）L（t））=cF（K（t），A（t）L（t））（1-2）

如果用数学表达，上述生产函数F还需要具有以下性质：

产出为正，即：

同时，边际产出递减：

此外，还假定F满足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当资本（劳动）无穷小时，其边际产出无穷大；当资本（劳动）无穷大时，其边际产出无穷小：

lim（F）=lim（F）=∞（1-5）K→0KL→0L

lim（F）=lim（F）=0（1-6）K→∞KL→∞L

由于上述式（1-2）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可以令c=1/AL，得到：

上面的K/AL是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Y/AL是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令k=K/AL，y=Y/AL，f（k）=F（k，1），则式（1-1）式可写为：

y=f（k）（1-8）

对于如式（1-8）形式的生产函数来说，一个满足上述式（1-3）至式（1-6）各假定的生产函数的图像如图1-1所示：图1-1　生产函数

加上其他一些假定，主要有假定劳动L按固定比率n增长，知识Ant按L（t）=L（0）e（1-9）gt

A（t）=A（0）e（1-10）

假定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s外生且不变，资本K按固定比率δ折旧：

经过运算，得到基本方程为：

在长期均衡状态下，每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达到均衡，维持不变，每有效劳动的产出（y）也维持不变。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些关于长期均衡的结论：

当经济偏离均衡状态时，无论每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怎样，最终经济都将重新达到均衡；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资率（s）较高的国家，其均衡时的每有效劳动的平均收入（y）较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n）较大的国家，其均衡时的每有效劳动的平均收入（y）较低。

应该说，上述分析与当时世界各国经济现实比较接近，这也是其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否存在某个特定的每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有特定*的均衡性质呢？答案是存在一个这样的k，当sf（k（t））=（n+g+δ）k（t）时，或者说当每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变化率为0时的k就是特定*的k。这时有：*

f′（k）=（n+g+δ）（1-13）

即产出y的增长率等于人口的增加率n、知识的增长率g与资本的折旧率δ之和。在该点经济具有一个重要性质：在所有平衡增长路径中，该点的消费最高，或者说人民可以获得最大的福利。这时的资本*k也被称为资本存量的黄金法则水平。

从上述理论框架出发，人们关心是否穷国要比富国具有更高的增长率，或者说穷国是否可能追赶、接近富国，从而各国的收入水平逐步接近。因为在穷国，由于缺乏资本，从而资本收益率较高，获得相对高的y，并且，较高的资本收益率将吸引富国的资本流入穷国，提高穷国的资本水平。此外，穷国可以直接引进、使用富国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而不必重走富国为了发明这些知识与技术时所走过的老路，可以大大减少时间与资金。这实际上提出了收敛（Convergence）问题，这也是下一章考察的问题。

Baumol（1986）对16个发达国家从1870年至1979年的数据进行了考察，他采用如下的方程式进行回归：

lny-lny=a+blny（1-14）i，1979i，1870i，1870

其中y为1979年第i国的人均收入，其余类推，此外，各收i，1979入均取对数。如果存在收敛，那么上述回归式中的b应该为负数，也就是说初始收入低的国家，其收入增长率应该较高。

如果b为-1，那么就是完全收敛（Perfect Convergence），这时式（1-14）可简化为：

lny=a（1-15）i，1979

即各国在1979年时的人均收入全都相等，与各国在1870年时的人均收入无关。

如果b为0，那么不存在收敛，这时式（1-14）可简化为：

lny-lny=a（1-16）i，1979i，1870

即各国的增长率全都相同。由于各国的起点收入不同，因此穷国将永远无法追赶上富国，或者说不会出现收敛。

Baumol（1986）的计算结果为b等于-0.995，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几乎完全收敛。对于这个结果，产生了大量的争议，后来也出现了大量的修正。但不管怎样，收敛问题开始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1.1.2　新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般认为劳动效率是外生的。提高劳动效率或者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却取决于模型以外的因素。从198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思路逐渐成为主流，即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从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进入新增长理论阶段。很多学者以Romer（1986）、Lucas（1988）为新增长理论的开端。

如果说对于如何描述新古典理论，学者们的看法还大体接近的话，那么对于如何描述新增长理论，学者们的看法则差别很大，甚至在名称上也有较大分歧。如Peter Howitt（2007）认为应分为第1代新增长理论与第2代新增长理论，前者可称为“新增长理论”（The New Growth Theory），后者则为“新新增长理论”（The New New Growth Theory）。两者的区别在于，第1代增长理论虽然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人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等待技术进步，而是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来提高技术，但是这种处理实际上无非是把技术进步视为另外一种资本积累，是一种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处理下，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是均匀的（Uniformly），对社会各成员都会带来同样的福利，而实际上技术进步的结果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一些国家将因技术进步而落后于其他国家，如英国就在世界飞快的技术进步中于20世纪初逐步失去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所以说，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这里不对新增长理论做全面介绍，仅根据Romer（2001）对新增长理论的部分内容加以概括。首先是基础假定。除了上述的4个基本变量：劳动L、资本K、技术A、产出Y，再将社会分为两个部门：研究与发展（R＆D）部门、物品生产部门。社会的一部分劳动用于研发，其余的用于生产。类似的，社会的一部分资本用于研发，其余的用于生产。两者都是外生的且不变。社会的生产函数为：a1-a

Y（t）=[（1-a）K（t）][A（t）（1-a）L（t）]（1-17）KL

其中0＜a＜1。这时，技术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如下假定：

其中B＞0，β≥0，γ≥0。储蓄率依然假定为外生的且不变，折旧假定为0，从而资本的变化为：

劳动也做简化处理：

其中n≥0。将式（1-17）代入式（1-19），并做其他一些代换与运算后，得到：

这里，定义：

类似的，定义：

在不同的参数假定下，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当β+θ＜1时，有结果：*

式（1-24）、式（1-25）为A和K的增长率，此外，产出按照gK*增长，而人均产出则按照g增长。A

从式（1-24）、式（1-25）里，首先可以看到不论该国的初始条件如何，或者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最后g都将按式（1-24）收敛于A**g，g都将按式（1-25）收敛于g。当按照上述两式收敛后，产出AKN**Y将按照gK增长，人均产出将按照g增长，经济进入均衡增长路A径。

在这里，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再是由外部决定，而是由模型内部的参数决定，因而，不再属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而是属于新增长理论。

该模型有令人意外的结果：社会资源在研发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影响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就是，劳动在研发部门分配的比例a、资本在研发部门分配的比例a没有出现在上述式（1-24）、式LK**（1-25）中，或者说它们的比例大小对g、g没有影响。对此的解AA释为上述研发部门资源比例的变化会产生水平（Level）影响，而不是增长效应（Growth＆nbsp；Effect）。从对相关方程的分析可以得到结论：在上述比例改变的初期，相关变量的水平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无法维持，于是逐渐回归，最终回到当初的增长率。

当β+θ＞1时，g将不会收敛，而是发散到无穷大。这时，知识A将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作用。与此相关，资本K、产出Y的增长率也都不再收敛，而是不断增加。

当β+θ=1时，还需再考察n的取值情况，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上面是一个极其基本、简单的模型，该模型省略了很多重要的变量，如储蓄是如何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该模型没有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各国的收入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应该说这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使对相关理论做一个极其粗疏的概述，也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本书后文将侧重于实证测算考察，而不是建立理论模型与进行数学推导分析。1.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由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后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江浙等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相反，一些重要的国防与经济建设项目被有意地放到中西部地区，甚至是偏僻地区。如著名的“山散洞”，就是响应重要的国防建设、军工建设尽量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而建成的。从1964年到1980年，主要出于战备的需要，我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场大规模的建设主要发生在所谓的“三线”地区（又有“大三线”与“小三线”之分）。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由于历史基础较好，尤其是由于拥有先进的人力资源，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发展缓慢。其中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孔雀东南飞”，说的就是我国的各类人才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汇集、廉价劳动力也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涌入这一现象。这时我们面临着宏观经济上的重大战略抉择：是优先发展经济效益最高的东部地区，还是抽出一部分资金扶持中西部地区。

对于几十年前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宏观决策，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评价，但如果不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仅从纯经济角度来说，这个决策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对于如何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也存在很多争议，本书重点不在于讨论分析这些宏观政策的利弊得失，而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努力做一些客观的统计计算与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当时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学者已经看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张，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成套的战略实施方案，但是并没有较为成熟完整的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文件。至少有两点可以作为证明：一是今天我们回首当年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关于当年的战略的具体名称，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梯次推进战略，有人说是梯度发展战略，有人说是沿海优先发展战略，还有人说是东部优先发展战略，如此等等。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当时根本就不曾出现过一个较为成熟完整的正式文件或文字决议。二是没人能说出当时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的时间和战略的主要内容。原因还是如上，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成型的、文字性的战略。

很多学者认为当时我国是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并且这个战略是梯度发展战略（或类似的名称）。如果说当时我国有区域发展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二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三是进行特区开发。这里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中央政府来说，是摸石头过河，即一边干，一边制定、修正、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其二是对各地方来说，也是摸石头过河，因为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完整明确的文字性指示，所以各地方政府仅能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来猜测判断中央政府的意图，以此制定本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如此，对于遇到的很多问题，如果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或是地方政府认为不符合本地情况的，地方政府可能还要进行自己的解释、修正。

那么，当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当时我国对于个人实施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央政府对于各地区实施的实际上也是类似的政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拥有很大的经济发展优势。首先，东部地区是我国较先接触外国经济、文化且受影响较大的地区，文化方面容易与海外接轨。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技术先进，有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例如，那时“上海制造”在中国就是品质优良的代名词。由于长期处于经济发达地位，东部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具有强大的人才优势。其次，由于与海外交往密切，包括有大量的侨属，因而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帮助。我国东部地区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具有先发展起来的各种优势，并且东部地区也充分利用了这些优势，率先在全国各地区中发展起来。

国家也看到了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各种优势，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开始以设立经济特区等方式给予东部地区特殊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深圳特区。

对于当时东部地区的发展，今天的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认为东部地区是靠着中央的经济支援才得以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可以这样说，当时是中央给地方政策，东部地区向中央交钱。以上海为例，在1980年代中期，仅上海一市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而很多西部地区，不仅不向中央上缴一分钱，反而要让中央财政掏钱补贴。这种现象在当时被形容为“鞭打快牛”。

当时的这种区域发展战略（如果曾经存在的话）与后来中央政府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区别也在这里：以后为了保证发展战略的实施，一般都要由中央政府掏钱加以扶持，而当时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却没有给多少资金支持和物质支援。虽然后来有统计显示当时东部地区获得了全国最大比例的投资，但这些投资主要是来自海外投资与国内资金的自主流动，而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主动支持。

我国政府的如上战略实际是一种效率优先的战略。当时我国资金严重匮乏，人才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将资金、人才等各种资源集中于东部地区，无疑会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反过来，将当时匮乏的资金、人才资源由政府强行调往中西部地区，这些资源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肯定会大大降低。应该说，我国中央政府当时的决策是英明的，这对于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上述战略实施十几年后，一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凸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中部与西部许多地方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一些老工业地区发展乏力，在一些贫穷落后地区已经很难看到青壮年男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些发展特定区域经济的战略，其中最有名的应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外还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等。

1986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并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区。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重庆市为直辖市。由于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正好相当于上述西部10省（市、区）的平均水平，因此2000年国家确定的在西部大开发中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又增加了内蒙古和广西。

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1年3月通过的国家“十五”规划的第8章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指出西部地区应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提高城镇化水平。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7年8月颁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涉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该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10月颁布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而成。覆盖范围包括：东北三省（辽、吉、黑）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市、盟[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蒙东地区）]。规划以“十一五”时期为重点，重大问题展望到2020年。该规划的主要举措是：（1）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与产权制度，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积极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发展活力。（2）加快结构调整与升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3）加快区域合作进程。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加速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加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协调发展。（4）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推进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积极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城市功能，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5）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6）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努力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群众在实施振兴战略中得到实惠。《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是促进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2010年1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于2006年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09—2015年，重大问题展望到2020年。根据该规划，到2015年中部地区崛起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1）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取得成效，“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质量和效益有较大提高，整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提高到48%。（2）经济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公有制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地位进一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加速发展，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较大提升。承接产业转移取得积极成效，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有品牌、优势企业、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3）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5%，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减少30%，水资源利用更加集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建设用地消耗量持续下降，耕地保有量保持稳定；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基本形成，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4）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城乡公共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乡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均超过9%。

除了以上战略外，我国各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本地区经济的一些发展战略或计划，这些战略或计划有的主要由地方主导、国家支持，如一些地区实施的通道经济，有的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受益，如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3　研究范围与方法

区域经济（Regional Economy）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但是这个区域可大可小，大的话可包括几个国家，小的话可能仅仅包括几个县市。就我国来说，省际经济的含义比较明确，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进行研究分析，目前我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包括31个省（区、市）。但是区域经济的含义就大为模糊了，在多数情况下，我国学术性论文著作中所说的区域经济是指两种定义中的一种：或者指省际经济，或者指由几个省组成的区域经济。本书中的区域经济的含义为后者，即由几个省（区、市）组成的区域。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省（区、市）（以后常简称为省区）的划分是明确的，可是，区域究竟包括哪些省呢？可以说我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对于各省组成的区域的划分。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划分看，我国的区域有这样几种划分：常规分类（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地区）、八大经济区域（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三大地带（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此外还有热点地区（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泛珠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本书对于区域的划分主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区域而定，具体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由于研究中部崛起战略基本等同于对中部地区的考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涉及东北三省，因此本书主要以东部中部地区为参照对象来考察西部地区。

对于我国的省际经济发展，这里仅进行一种考察，即这几十年里我国经济最发达与最落后的省份发展情况如何。为此进行两个角度的考察：一个是考察GDP总量，一个是考察人均GDP。对于最发达省份与最落后省份各选取5个省份为代表，时间设定为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多次大的修改与无数次小修改，其中1985年开始核算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起取消了基于MPS模式的国民收入核算工作，转向国际通行的SNA体系。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各省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是从1993年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没有以前的数据是从1993年开始。我国也发布1993年以前的国民核算相关数据，其中关于区域经济研究最有影响的数据当属中国统计出版社5年一编的《新中国××年统计资料汇编》，现在的最新版本为2010年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书中关于全国及各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追溯到1952年（海南省从1978年开始，部分省份追溯到1949年），更新至2008年。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数据的可靠性，本书的数据从我国开始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1985年开始，对于GDP有3种指标：名义值（或者说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以前一年为100）、指数（国家统计局以1978年为10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1952年为100）。名义值显然不能用于跨越时间的纵向比较。两种指数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计算误差，两者是不等的。本书选择以前一年为100的折算方法。其中1993年至2013年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指数，1985年至1992采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指数。在进行前后不同时期的纵向对比时，将各时期的GDP（人均GDP）统一按1993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从使用的统计与经济计量学技术进行划分，大致有5种：（1）数据表格与图像。这种方法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很直观，也比较可靠，本书大量使用这种方法。（2）统计指标。本书主要在研究区域经济收敛时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也较为可靠。（3）横截面数据分析。这种方法使用的时间较长，但由于需要满足种种数据假设，因此存在一定的不可靠性。（4）时间序列数据分析。（5）面板数据分析。后两种方法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更是位居经济计量学技术的前沿。在具有大量优良性质的同时，这两种方法也存在种种严重的潜在缺陷。本书只在很少的地方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或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本书主要研究这样几个问题：我国近30年来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因素有怎样的影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效果怎么样；怎样进一步促进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本书其他章节内容如下：第2章考察了我国近30年来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重点是对收敛问题的研究；第3章至第6章从投资、教育与科技、产业结构与工业、劳动力等方面考察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分析它们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可能做出怎样的改进措施；第7章对以后如何协调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第2章我国区域经济收敛分析

本章考察我国的区域经济是否收敛，或者说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在减小还是在扩大。首先是对我国的省际经济进行初步比较，然后是以由多省组成的区域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2.1　收敛分析概述

在研究区域经济时，一个核心问题是不同区域的经济之间是否存在收敛（也称为趋同）。如果存在收敛，那就说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缩小了，而这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意味着在追赶发达地区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这显然对落后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什么样的政策会达到收敛的效果，对于落后地区来说，这相当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追赶上发达地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域经济的收敛问题对于提升落后地域的经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收敛，有多种不同的衡量角度，最有影响的当属Baumol（1986），如式（2-1）所示：

lny-lny=a+blny　（2-1）i，0i，0

该式中的y为i地区在时间t的人均收入。下标0表示初始时间。i，t方程左边是从时间0到时间t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如果它与方程右边的初始收入成反比，那么就说明贫穷地区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可以追赶上发达地区。

在式（2-1）中，方程两边的各变量都是人均收入，这属于绝对收敛（Absolute Convergence）。如果在式（2-1）中的右边加入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入等解释变量，那么就属于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它的含义是在控制科技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后，再考察收入增长率与初始收入是否成反比关系。

应该说，条件收敛可以更好地看出收敛的影响因素，它对经济决策的指导作用显然大于绝对收敛，但是条件收敛在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同时也有缺点。对于条件收敛，一个基本的前提是选择控制变量，对于同一个控制变量，又可以选择不同的指标。这些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些选择完全由研究者主观决定，很难说具有多少客观性。所有不同的选择都可能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影响。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条件收敛的可信性。很多研究者都看到了收敛研究中解释因素选择中的主观性影响，如覃成林（2008，第52页）认为，“由于在具体研究中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结果与原因解释常常分离，以及解释角度选择的较大主观性，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研究工作结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考虑到条件收敛分析中的解释变量选择的主观性，本章仅对绝对收敛进行计算，不进行条件收敛的计算。在研究是否收敛的问题后，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收敛，这是本书其后几章的内容。

从另一个区分角度看，式（2-1）属于β收敛，它采用方程回归的方法来计算收入增长率是否与初始收入成反比，这实际上是计算初始收入的系数。由于式（2-1）中初始收入的系数经常用β表示，因此这种收敛被称为β收敛。与此相对应的方法为计算一些统计指标，比如标准差、基尼系数、Theil系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计算标准差。如果不同地区收入的标准差减小了，那么说明这些地区收入的差距缩小了，因此可认为发生了收敛。由于在英文里标准差可用σ表示，因此这种收敛也被称为σ收敛。本书将采用该种方法进行衡量。

在收敛研究中，还经常用到俱乐部收敛这个概念。所谓俱乐部收敛是指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可能没有发生收敛，但是在贫穷地区内部（或者富裕地区内部）却发生了收敛。本书也对该种收敛进行了检验。

国外对于收敛问题有大量的研究，这里仅考察我国学者对我国经济收敛问题的研究。总体说来，由于不同学者选择的方法不同，同一种方法选择的变量不同，同一个变量选择的指标不同，选择的时间区间不同，选择的地区不同，因此不同学者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蔡日方、都阳（2000）采用Theil指数、β回归等方法研究了1978年至199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收敛问题，该文认为三大地区之间存在俱乐部趋同，即三大地区内部各自趋同，而三大地区之间不存在绝对趋同。在加入人力资本等变量后，我国存在条件趋同。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1998）主要采用基尼系数方法考察了我国1978年至1995年的地区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分别采用了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两种指标进行考察。总体来说，该文认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而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却有扩大的趋势。从人均收入看，发达地区的领先程度越来越高，落后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刘金全、隋建利、闫超（2009）使用了门限自回归模型、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自举模拟计算临界值三种方法，运用非线性两区制TAR模型，检验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收敛性。该文的考察区间为1952年至2006年，该文认为在这期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具有较为显著的收敛性特征，并认为这是因为各区域内的省份间具有相近的地理条件及经济环境。该文还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分别考察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收敛。该文认为东部地区省份与中部地区省份在1952年至1977年完全收敛，在1978年至2006年只是部分年份收敛。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1952年至1977年在部分年份收敛，到了1978年至2006年则完全发散。因此，认为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自改革开放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扩大了。

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2009）采用差分内差分方法，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考察时期为1987年至2007年，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区域经济由趋异转向收敛。但该文同时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实物资本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的，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科技、教育、制度建设等软环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沈坤荣、马俊（2002）对1978年至199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经济进行考察，认为三大地区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下降，三大地区的差距没有缩小，但是三大地区内部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敛现象。我国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相对差异在经历了几次波动后又趋于扩大。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不具有明显的绝对收敛性，但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我国省际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显现十分显著。

王志刚（2004）采用横截面模型与面板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了考察，考察期间为1979年至1999年，该文认为尽管在三大地区内部存在条件收敛，但从中国经济总体来说，不存在条件收敛，该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许召元、李善同（2006）重点考察了1990年至2004年我国的地区经济收敛，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特意舍弃了1990年以前的数据，认为自199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通常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不同，李昌明（2010）根据我国的经济战略，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到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到中部崛起，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部分。他认为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在缩小，绝对差在扩大，东部与西部不断扩大的差距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书主要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但为了考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效果，也有对东北等地区的考察。2.2　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初步比较

本节从GDP总量和人均GDP两个角度考察我国1985年至今省（市区）之间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2.2.1　GDP总量

在1985年，我国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从高至低依次是山东、江苏、广东、辽宁、上海。我国GDP最低的5个省（市区）从高至低依次是新疆、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其中海南于1988年建省）。数据见表2-1：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85年我国GDP为9040.7亿元（本节均以当年价格计算GDP），5个最高省（市区）合计为2895.01亿元，占全国的比例为32%。5个最低省（市区）合计为236.54亿元，占全国的比例为2.62%。GDP最低的5个省（市区）的GDP总值只有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的GDP总值的8.17%。从图2-1可以更形象直观地看到这个结果。图2-1　我国1985年GDP 5个最高与5个最低省（市区）

综上可见，我国GDP高的省区，全部在东部地区，而GDP最低的地区，除海南外，都在西部地区。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过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的又一轮改革之后，新的经济格局是怎样的呢？这里选择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前的1999年进行对比考察，相关数据见表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其中，GDP最高的5省区与最低的5省区，如图2-2所示。图2-2　我国1999年GDP 5个最高与5个最低省（市区）

首先从图2-2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在1999年GDP最高省（市区）与最低省（市区）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了，根据数据计算可以更准确地验证这一点。1999年全国GDP总值为89677.05亿元。最高5省（市区）的GDP总值为34404.2亿元，占全国比例为38.35%，而在1985年该比例为32%。也就是说经过十几年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5省（市区）占全国GDP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并且，前5名的位次有了很大改变。1985年前5名依次为山东、江苏、广东、辽宁、上海，而到了1999年，前5名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1985年时的前5名上海和辽宁都在1999年跌出前5名，而浙江和河南则进入前5名。其中，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辽宁所在的东北地区更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而浙江、广东则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对外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上述位次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历程。

再看GDP最低的5省（市区），其GDP合计为2024.11亿元，占全国比例为2.26%，与1985年的2.62%相比，略微下降。最低5省（市区）GDP占最高5省（市区）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8.17%下降为5.89%。此外，位次也有所变化。1985年GDP最低的5省（市区）依次下降，分别为新疆、海南、青海、宁夏、西藏，而在1999年则变为贵州、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其中，新疆从后5名中脱离出来，而贵州则跌入后5名。如果说这20年有什么不变的，就是GDP最低的几个省（市区）依然主要位于西部地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明显扩大，我国才开始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那么，经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后的最新数据又是怎样呢？表2-3是2013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对该年GDP最高的5省（市区）与最低的5省（市区）作图，如图2-3所示：图2-3　我国2013年GDP 5个最高与5个最低省（市区）

首先可以看到一个结果：2013年与1999年相比，GDP最高的5省（市区）不仅名单一样，就连位次也一模一样。GDP最低的5省（市区），则由甘肃代替贵州跌入GDP最低5省（市区）。从数量上看，2013年GDP最高的5省（市区）的GDP合计为245734.4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值568845.21亿元的比例为43.2%，与1999年的38.35%相比，进一步上升。而GDP最低的5省（市区）的GDP合计为14888.25亿元，占全国的比例为2.62%，与1999年的2.26%相比，略微上升。而GDP最低5省（市区）的GDP合计占GDP最高5省（市区）的比例为6.06%，与1999年的5.89%相比，略有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遏制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进一步落后。2.2.2　人均GDP

上一小节是对省际经济的GDP总量的比较，但是总量分析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没有考虑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以位列前5名的河南为例，由于河南的人口远大于上海，因此虽然河南的GDP高于上海，但是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上海。本小节进行人均GDP的分析。

采用与上一小节同样的时间点：1985年、1999年、2013年。首先考察1985年我国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如表2-4所示（本节均以当年价格计算人均GDP）。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看得更直观，这里对我国1985年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作图（如图2-4）。图2-4　1985年我国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

与前面的各省（市区）GDP总量位次相比，我国各省（市区）的人均GDP的位次大不相同。首先，GDP大省河南在GDP总量的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位，而在人均GDP排名中远远地落到了后面，位于第26位，如果再后退一步，就要跌入全国最后5位。这是因为河南的人口非常多。而在GDP总量排名中一直处于全国最后一位的西藏，在人均GDP排名中却排到了较为靠前的位置，进入前10名。从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工业等各项产业都较为落后，之所以能进入人均GDP排名前10位，主要是因为西藏的人口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也可以初步看出，采用人均GDP这个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过，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数据还是符合我们预期的。这3个城市是当时我国仅有的3个直辖市，也是当时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当时我国有“天南海北”的说法，即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是我国经济发达、生活水平较高的4个城市。当时的广州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至于深圳，更是远远落后于“天南海北”这样的城市。

从地域分布看，人均GDP前10名的省（市区）除西藏外，全部位于东部地区，而后5名的省（市区）则全部位于西部地区。此外可以注意到，在后10名的省（市区）中，还有湖南、江西、河南这样的西部地区以外的省（市区）。

现在，对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之前的1999年各省（市区）人均GDP做对比分析。见表2-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对全国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作图（如图2-5）。图2-5　1999年我国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

从图2-5可以看出我国人均GDP最高省（市区）与最低省（市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这可从几个指标初步看出。首先，在1985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区）为上海，人均GDP为3811元，人均GDP最低的省（市区）为贵州，人均GDP为420元，后者是前者的11%。而到了1999年，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省（市区）还是上海与贵州，但二者的人均GDP分别为27071元与2545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从1985年的11%降低到了1999年的9.4%，也就是说在1999年贵州的人均GDP还不到上海的1/10。

1985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5省（市区）的人均GDP的算术平均值为2221元，人均GDP最低的5省（市区）的人均GDP的算术平均值为505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22.74%。到了1999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5省区与最低的5省区的人均GDP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7502元与3864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22.08%，与1985年的22.74%相比，略有下降。

从地域分布看，1999年前10名全部是东部地区的省（市区），而曾经在1985年位列前10名的西藏，则跌入了后10名。此外，1985年的后10名中，有湖南、江西、河南这样3个中部地区的省份，而到了1999年则只有安徽、江西2个中部地区的省份，其余8个省（市区）全部来自西部地区。

通过对1985年和1999年各省（市区）人均GDP的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印象里比较落后的新疆、内蒙古、海南、宁夏、青海这几个省（市区）的人均GDP排名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全国十几名左右。

经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战略的实施后，2013年的情况见表2-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对2013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作图（如图2-6所示）：图2-6　2013年我国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5个省（市区）

从图2-6可以看到，与1999年相比，2013年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区）与最低的省（市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首先，从2013年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区）与最低的省（市区）对比看，前者是天津的99607元，后者是贵州的22922元，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23%，这一比例远高于1985年的11%、1999年的9.4%。其次，从人均GDP最高与最低5个省（市区）来看，2013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市区）的算术平均值为85196元，人均GDP最低的5个省（市区）的算术平均值为25791元，后者为前者的30.27%，该数值远高于1985年的22.74%、1999年的22.08%。

从地域看，2013年我国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中，不再是以西部省（市区）占据绝对多数，西部省（市区）仅有6个，此外还有山西、河南、江西、安徽4个中部省份，而在1999年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省区中，有8个省（市区）来自西部地区，仅有安徽、江西两个省份来自中部地区。

从2013年与1999年我国各省（市区）人均GDP的对比看，我国西部省区在全国各省区的相对排名与相对富裕程度均有明显提高。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我国的省际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考虑到我国的富裕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贫穷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因此上述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结果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西部大开发战略。2.3　σ收敛分析

本节对我国区域经济计算人均GDP标准差，以此判断是否存在σ收敛，时间为1985年至2013年。本节及下一节1985年至1992年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3年至2013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了提高准确性，本节进行逐年考察。考察对象选择为全国、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东部、中部、西部。本节使用的人均GDP已经全部调整为按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所有人均GDP均取自然对数。2.3.1　对全国的考察

首先对全国进行考察。逐年对31个省区的人均GDP求其标准差，计算结果如表2-7所示。

对表2-7的数据作图，可以更直观地看清标准差（std）的变动情况（如图2-7）：图2-7　全国人均GDP的标准差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市区）人均GDP（对数）的标准差从1985年的0.465起在几年里略有上升，达到1988年的0.473。然后略有下降，降到1990年的0.463。从此，开始进入长达近20年的上升阶段，在2007年达到峰值0.571。然后又是几年的微降。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85年至2007年，我国没有发生σ收敛，尤其是从1990年至2007年，人均GDP的标准差不仅没有任何下降，相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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