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话说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邓忠先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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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话说中国试读：

前言

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

就是这个额头高高的年轻人，在几十年后震动了世界。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小他就不是爱好武枪弄棒的人，他最喜欢的，是在夜晚的油灯下读书，然后，出去走路。

这当然丝毫不会减弱他的伟大经历带给我们的震撼，而是更有助于我们对他的理解。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大量接触当时译介的德国哲学读本，吸收并融入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感。从此，他用这种西方的浪漫与激情，探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道路。

在1928年那些命运激荡与历史蛰伏的夜晚，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读一部秘笈：一部线装本的《三国演义》。在辗转反侧的黑暗中，苦苦思索道路和方向未果之际，他在货柜顶上发现这迭书落满灰尘的书。“顿时，睡意全无，当晚在油灯下读了个通宵。”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之人，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道。

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他读过的书，上至古史，下至传说。他将学习和读书经历，融汇到日后波澜壮阔的工作战斗经历中，以文史借鉴研究中国问题，思考民生，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他拥有卓越胆识和对生命本质的敏锐直觉。毛泽东是这样站在中国千年历史和万里土地上，成为一个缔造历史高峰的巨人。

作为文人的毛泽东，拥有一种宝贵的个人品质，这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超越表象、追寻真相以及深度思考自身独特道路的能力。

生长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深深了解中国与中国人。在诸多著述和笔记中，谈话与闲聊中，他评说中国的古今和土地。

他评述女性：“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

他评述诗人：“白居易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他评述名著：“读《西游记》可以看到坚强的信仰。”

他评述传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对于中国，毛泽东拥有完整立体的看法。在那些艰难日子里，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正确地预料时局的走向和发展。他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他的思索，为中国的走势提供了独到的目光。

很多年以后，当提起自己的少年与家乡，毛泽东的话语里，平静而充满感情：“我开始渴望到长沙去……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于是我就步行到长沙去。”当一切伟大过后，他轻描淡写道出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伟人的柔情。《毛泽东话说中国》这本书，大多数语录来自毛泽东的著述和读书笔记。在今天华丽纷扰的世界背景下，我们从他的片语中，领会重写民族和延续历史的深刻思考。

第一章　毛泽东话说中国历代帝王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一说为姬姓），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一位首领。他的父亲是少典氏部落的国君。传说在一个明媚的春天，少典氏国君的妻子附窦郊游到祁，刹那间阴云密布，雷雨大作。其中一道闪电如蛟龙状划破云雾，围绕北斗星左右旋转，上下翻飞。附窦十分惊奇，不顾大雨倾盆而驻足凝视。这时电光照亮了整个原野，附窦不觉心中一动，竟然由此而怀身孕。24个月后，即第三年春暖花开时节，孕育成熟的婴儿在寿丘降生。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统治中原的黄帝。寿丘，在今山东省曲阜古城东北3公里处。

黄帝“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且有圣德。但由于他是少典氏国君次子，不能承继王位，受封于涿鹿，过着往来不定、游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黄帝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为安抚南方苗民，就把都城迁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因国为号，故称有熊氏。又因黄帝长期活动于轩辕一带，一说因黄帝造轩车作轩冕之服，所以又称轩辕氏。另有一说认为轩辕是“天鼋”的转音，天鼋是黄帝部落的图腾。至于黄帝这个称号，则是因黄帝以土德王，尚黄色而名。黄帝在位的时候，正处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各部落互相联合结盟侵伐征战的“英雄时代”，黄帝本人也亲身经历过一系列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激烈征战。

黄帝一生所经历的征战中最为著名的是与炎帝、蚩尤和刑天的战争。这些战争经过多少代人口耳相传，已经给染上了许多神话色彩。

经过三场惊心动魄的激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将都城迁至有熊，天下诸侯无不听从，由此恢复确立了大一统的和平年代。

由于黄帝的文治武功对中国文化与统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所以至今华夏各族包括海外侨胞无不以自己是轩辕子孙而感到自豪。也正由于此，人们对黄帝的祭祀几千年间一直绵延不绝。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黄帝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到桥山祭奠黄帝，宣读他亲自起草的《祭黄陵》。《祭黄陵》云：“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1955年，爱国华侨陈嘉庚上书毛泽东：“陕西轩辕黄帝陵庙，山陵荒芜，庙宇残破，无人看管，有损祖恩……”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责成有关部门将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成立了陵园管理所。

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纣王名受，称帝辛，是商朝最后一个王。后人根据他的行为给他上恶谥为“纣”，据《谥法》解释，这个字的意思是“残义损善”。

据中国古代史籍记载，纣王天生灵敏迅捷，力大过人，能赤手空拳和猛兽搏斗；并且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无论怎样没有道理的事情，到了他口里却被说得头头是道，让人听起来觉得非常正确。也正因为如此，纣王总是刚愎自用，自己上封号为“天王”，以为历代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有苏氏奉献美女妲己，深得纣王宠爱。为了取悦妲己，纣王下令增加全国赋税，花费七年时间筑造一座方圆数里、高达千尺的鹿台，台上宫殿巍峨，四周是花园猎场。又在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为长夜之乐。为了镇压反对自己的人，纣王按照妲己的主意，制造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可以用来将人活活烫死。

对纣王的种种行为，大臣们纷纷进谏，而纣王却总是不以为意，任意胡作非为，国家政事不闻不问。最后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在各种矛盾达到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凑集70万军队在牧野应战。不想两军刚一交锋，东夷战俘奴隶即阵前倒戈，纣王因此败下阵来，逃到鹿台上自焚，殷朝随即灭亡。

历史上对纣王的恶行一直是骂不绝口，但也有一些反对声音。如孟子说：“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荀子称赞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近世学者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对纣王的文治武功给予肯定，特别是对西北、东南用武，不仅击退了周边部落对殷的入侵，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殷商同周边部落经济文化的交流。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接受了郭沫若、翦伯赞的见解，肯定了殷纣王在历史上的贡献。1959年2月，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在与公社书记郑松谈话时，对这个公社的大辛庄遗址发表议论说：“大辛庄可有名气，那里是著名的商朝文化的遗址，与河南安阳的殷城出土文物面貌一致，看来可能是殷商时期商人在山东的邑落。”毛泽东由商朝文化遗址谈起了殷纣王，说：“殷纣王能文能武，而写史书的人却把他写得很坏。当然他也有不对的地方，抓了俘虏就杀，这个政策不好，我们不能学他，我们是优待俘虏……”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吴芝圃等人谈话时，分析了纣王失败的原因：“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在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史论文章。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毛泽东话说中国】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摘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6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解析】

秦始皇，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59年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初取名赵正，后随父亲异人回国，改名为嬴政，13岁时登上秦国王位。公元前238年4月，嬴政21岁，在秦故都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此后经过十几年的武力征战，嬴政先后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六国，至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战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

嬴政平定六国，志满意得，自称“始皇帝”，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8郡），各级官吏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从而确定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针对当时度量衡、货币、文字十分混乱的情况，秦始皇下令统一货币、度量衡，命令丞相李斯等人整理文字，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为巩固和扩大帝国疆域，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征匈奴，派郡尉屠睢率50万大军进攻南越和西瓯，征发民夫连结原来秦、赵、燕三国长城，修筑了一条从临洮到辽东碣石的万里长城，又修建四通八达的驰道，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6尺。这样，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秦始皇的改革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在一次宴会上又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认为只有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才能维持秦王朝长治之安。丞相李斯认为时代不同，治理方法必然不同。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必须加以禁止。为此他建议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各种书籍一律焚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各地搜罗书籍，集中到咸阳烧毁。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卢生、侯生逃跑，一些儒生也对秦始皇进行诽谤，于是秦始皇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追查，逮捕并活埋460名儒生。这就是“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加强思想统治的一条重要措施，但也成为千百年来一些人攻击秦始皇残暴统治的罪证。

毛泽东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过这个观点。不久，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号召史学工作者“写出几部质量比较好的通史来”。毛泽东在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对范文澜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毛泽东还针对党内外有人一些议论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起秦始皇，称赞他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

毛泽东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功绩，是完全正确的。他对秦始皇“耽于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是，毛泽东讲赞成“焚书坑儒”，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讲“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时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理解毛泽东讲秦始皇时应当注意的。

刘邦是个“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字季，公元前256年出生于沛郡丰邑（今江苏沛丰县）中阳里一个小康之家。史书称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30岁左右，经过考试，当上泗上（一作泗水）亭长。陈胜起义时，各处郡县响应者众多，刘邦杀掉县令，自称“沛公”，以赤帝之子身份相号召，很快集结两三千人，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生力军。公元前208年6月，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刘邦带兵西征，采纳郦食其、张良等人建议，历时两年征战，至公元前206年10月，军至灞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捧玺向刘邦投降。这时刘邦又听从樊哙、张良劝说，召集关中诸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宣布废除秦法，原任官吏皆保留职位。这样一来，关中地区政治稳定，“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不久，项羽率40万大军入关，欲进击刘邦。刘邦与谋士张良商议，决定亲赴项羽驻地鸿门请罪。项羽见刘邦彬彬有礼，遂设宴相待。席间，项羽谋士范增几次使眼色要项羽下手杀掉刘邦，但终因项羽决心未定而未实现。待刘邦走后，范增气愤地说：“竖子不足与谋！夺相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鸿门宴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辖巴、蜀、汉中41县，都南郑。刘邦接受张良建议，烧掉通往汉中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

刘邦在汉中，接受萧何建议，拜名不见经传的韩信为大将。待山东田荣之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灭掉关中三王，历时5年的楚汉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之初，刘邦进军顺利，于公元前205年4月攻下项羽都城彭城，不料被项羽一个反攻，刘邦大败，仅带数十骑逃至荥阳，萧何、韩信兵至，汉军士气复振。之后，又经过两年时间相持，项羽见不能胜，与汉定约，双方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中牟、开封一带）为界，中分天下，西边归汉，东边归楚。

定约之后，项羽率兵东归，刘邦也欲引兵西还。这时，张良、陈平劝说：“汉王据有天下大半，诸侯归附；现在楚已兵疲粮尽，正是天赐亡楚之机！”刘邦遂发兵东进。至公元前203年12月，包围项羽于垓下。是夜，汉军四面楚歌，项羽大惊，饮酒悲歌，其爱姬虞姬与之和歌一首，拔剑自刎。次日项羽转战至乌江渡口，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遂将战马送与乌江亭长，还身再战，力尽自刎。

刘邦灭项羽，于公元前202年正月登基称帝，定都洛阳，国号为汉。不久迁都长安，史称西汉。

毛泽东很喜欢读刘邦传记，认为“读起来较有兴味”。他在1962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存在的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的情况，要求第一书记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说到这里，毛泽东借历史家之口，称赞刘邦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曾对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刘邦“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两者相比较，“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刘邦在做皇帝后曾回到故里沛县，与故乡父老乡亲饮酒时信口唱出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毛泽东对这首诗特别赞赏，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刘邦是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大老粗”，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公元155年出生于一个宦官大官僚家庭。

公元177年，曹操出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令。不久，又被朝廷征入中央为议郎。

黄巾起义时，曹操因战功被破格提拔为济南相。188年，汉灵帝筹建西园新军，征召曹操为典军校尉。

至汉献帝刘协即位，曹操被任命为骁骑校尉。他不愿与董卓合作，改名换姓，逃至陈留，在太守张邈支持下，招募一支5千人的队伍。190年，参与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任奋武将军，192年春，曹操被济北相鲍信等迎为究州牧，他设伏兵打败黄巾军，收降兵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曹操从中选精拔锐，组成一支强悍部队，号称“青州兵”，为他逐鹿中原奠定了基础。他采纳陈留人建议，于196年迎献帝于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200年，曹操与雄据河北的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曹操采纳了阵前投降过来的袁绍谋士许攸的建议，亲率5千骑兵夜袭乌巢，斩袁军守将淳于琼，烧尽袁军全部粮草。袁绍部队因此军心大乱，曹操乘胜猛攻，击毙袁军7万多人，袁绍父子仅率800骑兵逃回河北。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在白狼山（今白鹿山）大败乌桓骑兵，乘胜一举攻下柳城。依附于乌桓的袁绍之子袁尚逃往辽东，被平州牧公孙康袭杀。于是，袁绍势力全部被铲除。得胜班师回朝后，曹操废三公制，恢复丞相、卿士大夫制度，他自己被封为丞相。

208年7月，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意在平定东吴及刘备等割据势力。不料于赤壁失利，败回北方。至此，三分天下局面基本形成。

211年，曹操击败凉州军阀马超、韩遂，占有关中地区。215年，曹操又率军击败并收降张鲁，占领南郑及巴、汉地区。216年，曹操被加封为魏王。220年，曹操在南征关羽回师途中一病不起，卒于洛阳，时年65岁。

毛泽东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特别对他抑制豪强、推行法制、发展经济、设官屯田、提倡节俭、不杀俘虏等政策给予充分的肯定。在陈寿撰写、裴松之作注、庐弼集解的《三国志》一书中，毛泽东就有关曹操的内容作了许多圈画和批注。当他看到庐弼对曹操的指责时，在天头上作批注说：“此篇注文，贴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李白指出曹操既有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有轻视祢衡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李白对曹操的评价比较合乎实际。

毛泽东对于曹操在世时没有称帝这一事实也很感兴趣。他在读《魏书·刘表传》关于刘表以“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而“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记载时，作批注说：“做土皇帝，孟德不为。”1957年11月，毛泽东与胡乔木、郭沫若等人一道用餐，席间谈起三国历史，毛泽东突然发问：“曹操和诸葛亮两个人谁更厉害些？”见众人愕然，他自己回答说：“诸葛亮用兵固然是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不仅经常吟咏，而且曾亲笔书写过《龟虽寿》、《观沧海》两首诗。他在和儿子毛岸青、邵华夫妇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曾对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命老人了。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这是唯物的。”

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劝其安心养病时就引用了《龟虽寿》中的这两句诗，并推荐说：“此诗宜读。”

1954年夏天，毛泽东到北戴河，专门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的史实。不久，北戴河大雨，毛泽东触景生情，吟出《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其中“萧瑟秋风”即由《观沧海》中“秋风萧瑟”转化而来，由此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对曹操诗词的由衷喜爱之情。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史称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598年出生于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李世民自幼习读兵书，演练弓马，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始毕可汗骑兵围困于雁门。16岁的李世民带兵赴援，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

617年，各地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杨广困居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王朝政权岌岌可危。李世民审时度势，劝说李渊起兵。李渊遂以讨伐马邑人刘武周为名在晋阳起兵。

617年6月，李渊建置大将军府，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7月，誓师太原，发兵3万，向关中进发。

618年5月，隋朝灭亡，李渊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都长安。11月，李世民率军大败薛仁果军于浅水原，平定陇右地区。

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文武俱备的政治集团。太子李建成对此深感不安，与四弟李元吉共同合谋对付李世民。626年6月4日，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心腹将佐支持下，于玄武门伏兵袭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6月6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8月，李渊退位做太上皇，李世民称帝，时年仅27岁。627年，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他在位23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达到天下大治、空前昌盛的局面。

李世民在灭隋建唐平定割据势力过程中，屡建奇功。毛泽东深为赞赏，他曾说过：“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

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孙膑篇》中，引用了李世民一段言论：“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毛泽东对这种取之于孙膑的“驷马之法”特别欣赏，在批注中对以弱当强、以强当弱战术进行了发挥，并称赞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

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624年正月出生于长安城一个官宦之家。637年，唐太宗因武则天“美容止，召入官，立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媚娘。相传唐太宗有一匹名叫“狮子骢”的骏马，性烈难驯，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妾有三物：一铁鞭，二铁链，三匕首。先用铁鞭抽，不服，再用铁链击，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或许这样一位性情刚烈的女子，难以得到唐太宗的青睐。武则天入宫12年，一直是正五品才人身份，并且没有生育。太宗晚年多病，太子李治入侍，“见才人武氏而悦之”。649年，太宗去世，武则天按照礼制，与后宫未曾生育的侍妾一起被送进感业寺当尼姑。

650年，高宗李治诣寺进香，见到武则天，旧情复萌，不能自拔。这时王皇后正因无子失宠。为“间（萧）淑妃之宠”，极力纵容李治接武则天进宫。“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不久，武则天被封为正二品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654年，武则天扼死出生不久的亲生女儿以陷害王皇后，使李治决心废掉没有子嗣的王皇后。655年10月13日，李治宣布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19日，诏立武则天为皇后。

武则天当上皇后，很快便显示出她的政治才干。她利用李治与大贵族之间的矛盾，在短短两年内先后罢斥了20多位反对她的大臣。其中反对她当皇后的长孙无忌被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不久被迫自杀。高宗李治在密议废武则天皇后失败后心灰意冷，风眩、目疾加重，由武则天垂帘听政。“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666年，李治封禅泰山，武则天率内外命妇参加封禅大礼并主持亚献，标志着武则天已经登上权力的顶峰。

毛泽东曾和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讲过这样一则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毛泽东感叹说：看来，只要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11月2日，武则天病逝于上阳宫仙居殿。临终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与李治合墓；赦免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大臣亲属。

706年，武则天灵柩由中宗李显护送，葬于长安。遵其遗嘱，立一无字碑。毛泽东就此发表议论说：“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李存勖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李存勖，沙陀族人，885年10月出生于晋阳。9岁时随父亲李克用南征北讨，长于戎马之间。895年，李克用大败邠宁节度使王行瑜，派存勖向朝廷报捷。唐昭宗看到这位英姿勃发、全身戎装的小武将，脱口赞道：“此子可亚其父。”人们因此称存勖为李亚子。

908年，李克用病亡，李存勖继位晋王。当时九分天下，朱温所建梁朝已居其七。李存勖先平定内乱，然后出奇兵解潞州之围。梁帝朱温闻报叹息说：“生子当如李亚子，真是不亚其父。我的这些儿子简直如同猪狗。”“生子当如……”这个句式发明者是三国时的曹操。一次，他与吴主孙权对垒作战，见吴军阵容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于是赞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为孙权字）。”

毛泽东曾读过《旧五代史》关于李存勖解潞州之围的记载。潞州被围于907年，李克用派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率重兵救援，梁帝朱温也增派兵员，亲自到潭州督战，志在必得。李存勖即位晋王，对周德威有所猜忌，即遣人命其引兵北还。朱温也因此松一口气，认为潞州指日即克，竟于第二天也南还大梁（开封）。李存勖见周德威十分尊重自己，便抓住时机召集诸将商议说：“朱温以为我们正举办丧事，短期内不会兴师出兵，又认为我少年嗣位，不熟悉征战方略，必然会产生骄怠轻敌念头。如果我们挑选精锐，倍道兼程，一定能出其不意，大获全胜。”于是李克用率周德威、李嗣源等由晋阳出发，仅7天即击败梁兵解潞州之围。毛泽东于此写下“先退后进”的批注，对李存勖作战方略表示赞许。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关于后唐灭后梁战役筹划过程的叙述，讲了前述的话。李存勖兵马尚未成行，王彦章率兵渡过汶河，攻略郓州地界。李嗣源派李从珂率骑兵迎战，败王彦章于递坊镇。李存勖闻报，对郭崇韬说：“郓州告捷，足以壮我军士气。”即命将士把随军家属送回魏州，自己也派人护送刘夫人和儿子李继岌归魏州，临行诀别道：“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万一失利，你们就在魏州宫殿聚火自焚，免得落入梁人之手。”毛泽东读史至此，引用朱温“生子当如李亚子”作批注，对李存勖破釜沉舟的气概大加赞赏。

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

朱元璋，一名兴宗，幼名重八，字国瑞，祖籍江苏沛县，1328年9月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太平乡孤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朱世珍，人称朱五四，靠租佃土地生活。朱元璋从小就替田主放牛牧羊，日子过得很苦。

1351年4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白鹿庄聚集3000教徒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推戴韩山童为明王，打出“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旗帜，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带儿子韩林儿逃进武安山中。随之，刘福通攻取颍州，“贫者从乱如归”，聚众十余万，中原为之震动。定远土豪郭子兴也打出红巾军旗号，于1352年2月智取濠州。郭军中小头目汤和与朱元璋自幼是好伙伴，这时写信邀朱元璋参加起义军。朱元璋尚在犹疑，但此事却被人知晓，欲向官府告发，又加上皇觉寺被火焚毁，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去濠州投奔郭子兴的队伍。郭子兴对朱元璋格外赏识，让他做亲兵九夫长，并把义女马氏嫁他为妻。朱元璋积极发展武装力量，1355年被郭子兴任命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不久，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建立的宋政权以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后来，郭天叙战死沙场，朱元璋被提升为大元帅，掌握了郭子兴这支红巾军的最高领导权。

1356年3月，朱元璋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官职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枢密院同佥。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专门设立民兵万户府，负责屯田事务；并设立营田司，由康茂才负责兴修水利。他占领婺州，开设浙江行省，在衙门口树起“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旗帜，表示对宋政权的尊重与服从。

当时应天府北有义军韩林儿、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这三面屏障使朱元璋避免了元军的威胁。他利用这一形势，作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相继攻克镇江、常州、扬州等地，并礼请刘基、宋濂等浙东名儒加盟自己的阵营。这样，朱元璋的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

1360年5月，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自立为帝，约张士诚夹攻应天府。朱元璋随之改取固守东南、向东西两线出击的方针。刘基建议先取名号不正的陈友谅，朱元璋依计在江东桥大败陈军，陈友谅落荒而逃。1363年，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统兵60万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率20万大军回救，双方激战于鄱阳湖。战斗持续36个昼夜，火烧敌船数百艘，陈友谅中流矢身亡，朱元璋亦损失骁将36员，但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最后胜利。

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此后相继击败陈友谅次子陈理、东吴王张士诚及割据东南的方国珍，南方形势基本稳定。1366年底，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并将其溺毙。1367年，朱元璋改年号为吴元年。10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兵25万北伐。在讨元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指出蒙古、色目等民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北伐军按照朱元璋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的方略，于1368年8月2日攻入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1369年8月，北伐军攻占上都，统治中原90年的元朝政权至此灭亡。

1368年正月，朱元璋登基称帝，年号洪武，以应天为京师，正式建立大明政权。

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于南京，享年70岁。临终遗诏诸王群臣，要节俭爱民。葬于南京钟山孝陵，谥高皇帝，庙号太祖。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陈毅等人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下山时正好经过位于紫金山麓的朱元璋的墓。他们从东门走进围墙，见墓宫北墙上有朱元璋全身画像。脸瘦长，下巴很大，肥厚嘴唇，鼻孔向前张着，倒像一张猪脸。而这幅滑稽画像却是工笔重彩，更让人忍俊不禁。陈毅先讲起故事：“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画成这个样子，其实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南京的4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道哪个棺木里装的是朱洪武，他怕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陈毅话音刚落，毛泽东接上说：“这些都是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历史学家吴晗在建国前就写出《朱元璋传》，1948年11月他到石家庄解放区将书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约请吴晗谈了一个晚上，在许多事件和对人物的评价上讲了自己的看法。几天后，毛泽东又致函吴晗，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吴晗因此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于1955年春将修改后的《朱元璋传》油印稿再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多处画上各种记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并多方征集意见，对《朱元璋传》精心修改，于1965年正式出版。

康熙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

康熙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玄烨，满族，1654年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父亲为清顺治皇帝福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遗诏玄烨继承皇位，并命鳌拜等四大臣辅政。

后来，鳌拜弄权，年仅16岁的康熙智擒鳌拜后，终于掌握了朝政大权，并颁布“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加强中央集权，并公开宣布：今天下大小政务，皆朕一人处理。

在康熙主持下，清朝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说振兴社会经济是康熙勤于政事的一个方面，那么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抵御沙俄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则是康熙执政期间更为重要的方面。

为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大业，康熙同割据西北的蒙古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正当康熙为全国统一四处征战之时，沙俄乘机对我国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活动。康熙于1685年、1686年两次派兵在雅克萨进行自卫反击战，大败沙俄侵略军。沙俄被迫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1689年8月22日，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朝代表团与以果罗文为首的沙俄代表团在尼布楚正式开始谈判。康熙指示索额图：“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经过反复折冲，中俄双方于9月6日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噶尔丹内乱，清朝作出重大让步，把本属于中国的尼布楚划归俄国。

康熙一生南征北战，东巡西狩，基本上没有离开骑射生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以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皇帝。

1722年，68岁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庙号圣祖。

毛泽东对康熙皇帝的事迹十分熟悉，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等几位中央领导在休息室与满族人老舍聊了起来。

毛泽东兴致极高，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了贡献。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是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即使皇子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队伍，所向披靡。”

毛泽东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说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毛泽东评价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说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仅在闲谈式的聊天中就能这么系统这么有条理地说出康熙一生功绩，不仅使老舍“大为惊讶”，连我们读者也要大为惊讶了。一向以自己是满族人而觉得“丢人”的老舍，听了这一席话后“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从此以后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满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

第二章　毛泽东话说中国历代将相

商鞅是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

商鞅，原名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又称卫鞅。而商鞅之名，则是他有功于秦，被封到商地以后才有的。商鞅生年不详，“少好刑名之学”曾以尸佼为师，对改革家李悝、军事家吴起等人的学说颇有研究。

公元前365年前后，商鞅在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继任相国，魏惠王不听。不久，商鞅听说秦国征求贤才，于是西行至秦，通过孝公宠臣景监见到孝公。孝公头两次接见商鞅都不满意，第三次才认为“可以与他谈论国家大事了”。第四次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孝公的身子不自觉地前移，而且一连谈了好几天也不觉得疲倦。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来猜度国君的心思并迎合他的呢！我看国君真是高兴极了。”商鞅回答说：“我先是以帝王之道说服国君治理秦国，国君认为太久远了。花费几百年时间成就帝王之业，实在是不能等待。我后来改用强国之术来说服国君，他当然就乐于听从了。”

秦孝公听从商鞅主张，决定在国内推行变法，采取新法令。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一次为公元前356年，一次为公元前350年。两次变法主要内容为：1.建立什伍连坐制，一家犯法，各家连坐，并且有互相告发奸恶的责任。2.重农抑商，鼓励耕织，多交纳谷粟、布帛可以免除徭役。3.奖励军功，依军功大小规定“尊卑爵秩等级”。4.推行县制，把若干小乡、市镇、村落合并为一县，设置县丞、县令。5.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奖励开垦荒田。6.统一度量衡。

法令制定，尚未公布。商鞅怕百姓不信任自己，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于是派人在国都市井南门竖一丈长的木杆，宣布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者，赏十金。人们都觉得奇怪，但他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没有人动手。商鞅于是又把赏赐提高到50金。结果有一人走上前去，把那根木杆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就派人赏给他50金，并当场宣布有令必行，不欺民众。百姓由此相信新法。

然而，新法施行一年之后，百姓还是没有多少人支持，而且太子也明知故犯，触犯法令。商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落实，是因为上边的人违犯而不遵守它。”于是商鞅决心依法惩治太子。但最终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继承者，因此变通一下，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施以刑罚。这样一来，秦国上上下下都不敢不遵守新法。

十年之后，秦国风俗大变，真个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山中无盗贼，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百姓勇于替国家作战，不再因为私人恩怨而打架斗殴，城乡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重，打算把君位让位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王。由于之前商鞅在变法中曾经得罪过秦惠王，所以秦惠王即位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商鞅报仇雪恨。商鞅闻讯，立即出逃，但当他逃到函谷关下住宿时，店主却拒绝说：“商君法令规定，旅客没有证件，不准投宿，否则我们会被治罪。”

商鞅被捕后，秦惠王下令处以车裂极刑，商鞅家族也全部被杀。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变法却使秦国富强起来，并且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因此肯定“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毛泽东这段议论出自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更名为省立第一中学）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19岁的毛泽东在作文中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呜呼！吾欲无言。”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600字。国文老师给了满分，还写了有150字的批语，批语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人，笔力挺拔”；“具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而历史也证实了这位国文老师的预见。

赵充国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字翁孙，公元前137年出生于陇西（今甘肃天水），后徙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

汉武帝时，赵充国曾以假司马身份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不料却被匈奴骑兵包围。汉军缺粮数日，死伤者越来越多。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冲破敌阵，贰师将军率大队人马紧随其后，方才得以解围。此役赵充国负伤20余处，李广利将其事迹奏报朝廷，汉武帝亲自召见赵充国，看视其创伤，十分感叹，拜赵充国为中郎，升任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氐人造反。赵充国被任命为大将军护军都尉，率兵平定叛乱，因功升中郎将，先命屯驻上谷，旋即改任水衡都尉。后来又出师击败匈奴，俘获西祁王，破格升任后将军，仍兼水衡都尉。公元前73年，昭帝病故，大将军霍光先立昌邑王刘贺，见其不肖又废除刘贺，立刘询为帝，即汉宣帝。赵充国因参与废立有功，封营平侯。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犯边且威逼乌孙，朝廷派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3万兵马出酒泉，与诸将军分路合击，大败匈奴，班师后为后将军、少府。第二年，赵充国再从酒泉出塞，追击匈奴900公里至候山，斩首、俘获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300余人。

汉武帝时，为防止羌人与匈奴合势，禁止诸羌居住湟水以北。到汉宣帝时，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诸羌，先零羌首领要求渡过湟水到不适于种田的地方畜牧。

其后，先零羌与诸羌首领两百余人解仇交质结盟。汉宣帝闻报不解，向赵充国提出咨询，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互相攻击就不能形成势力，现在他们解仇结盟，就和30年前西羌反叛一样，陛下应早做准备，防御羌人的进攻。”其后一个多月，羌侯狼何果然遣使向匈奴借兵，计划攻打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赵充国审时度势，认为狼何是羌族一小支系，不可能单独作出这样的作战计划，一定是匈奴和诸羌共谋，待秋凉马肥，必大举进攻，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巡视诸羌，分别善恶，观察动静，一面调兵遣将，加强边防。

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赵充国所料，羌人很快就开始大举进犯汉朝。汉宣帝闻报，第一个反应就是迎敌，并派宰相丙吉去询问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赵充国谁可为将，赵充国豪迈地说：“没有超过我的人！”宣帝又问需多少兵马，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计划不可远距离谋划，我愿意马上赶赴金城。”汉宣帝批准了赵充国的计划。

当赵充国带着一万名骑兵刚渡过河时，就发现了敌人近百名骑兵，但赵充国却下令不要打他们，说：“我们兵士和马匹都已经很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怕是诱兵，不能迎战。和敌人作战应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小利不足贪。”接下来，赵充国每到一地，都远远地派出哨兵，修筑坚固的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才出击。军抵西部都尉府，每日犒赏将士，坚守不战。西羌首领相互埋怨说：“我说不要造反，现在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赵充国分析形势，认为造反的羌人主要是先零部落，因此采取分化解决的办法：一面警告羌人，汉朝大军只杀谋反有罪的人，凡斩杀谋反者赏；一面晓谕其他部落，汉军主要打击对象是先零部落首领，其他部落胁从者一律免罪。这样一来，羌族各小部落纷纷派人前来讲和，赵充国均给以安抚，由此瓦解了敌人的势力。一个月后，赵充国见时机已成熟，便领兵进攻先零部落，先零羌望风而逃。赵充国令军队慢慢追赶，手下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赵充国终于大胜敌军，“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掳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其他诸羌部落“不烦兵而下”。

朝廷闻得捷报，诏令“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进兵先零羌。这时，赵充国已计划罢兵屯田，奏折尚未送出，部下劝阻说：“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回答说：“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折，建议“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缮乡亭，浚沟渠，治湟峡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益积蓄，省大费”。“唯陛下裁许”。

汉宣帝提出质疑：“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赵充国复上奏折，“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宣帝接报，又提出质疑：“今兵不出，得无变生，与先零为一？”赵充国再次上奏陈述形势，表示“愚臣伏计熟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幸喜汉宣帝还算开明，每次接到赵充国的奏折，就发给大臣们讨论一次。“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划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于是批准赵充国屯田计划。毛泽东对《汉书·赵充国传》这段记载特别重视，不仅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连画3个大圈，而且批注6个大字：“说服力强之效。”对于赵充国“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就有10条，可见他对赵充国罢兵屯田政策的赞同与重视。

毛泽东对赵充国坚持真理的评价，是和周谷城谈话时说的。周谷城当时是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史学和哲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毛泽东经常邀请周谷城做客，并鼓励他参加“百家争鸣”，活跃学术气氛。周谷城因此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逻辑方面的文章，结果真的引起不同观点的争论。周谷城感到气馁，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两人上岸休息时，坐在遮阳伞下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周谷城说到文章引起争论时，毛泽东打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说明“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周谷城后来提及此事，说：“毛泽东同志是在鼓励我坚持真理，坚持争鸣。几十年来他是一直这样在鼓励我的。”

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过了一段时间，私下对袁绍谋臣辛评、郭图议论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开袁绍，投奔许昌的曹操，成为曹操身边的谋士。

郭嘉将袁绍和曹操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后，认为袁绍有“十败”，而曹操有“十胜”：道胜一，义胜二，治胜三，度胜四，谋胜五，德胜六，仁胜七，明胜八，文胜九，武胜十。其中很关键的一条，郭嘉解释说：“袁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曹操）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毛泽东非常熟悉郭嘉生平，在1959年3月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然后说：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4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大家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7月，毛泽东在庐山两次提到郭嘉：一次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吃了败仗之后，就非常想念郭嘉。”

还有一次，毛泽东又提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为”，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于1981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这一时期多次提到郭嘉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多谋善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我们应该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

我们的高级军官都应该学学吕蒙

吕蒙（178-219），字方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幼时随母渡江依姐夫邓当过活。邓当为孙策部将，奉命讨伐山越。年龄才十五六岁的吕蒙悄悄跟在队伍里，邓当发现吕蒙随军大惊，“呵不能禁止”。回来后向吕蒙的母亲告状，吕母十分生气，要对吕蒙施以刑罚。吕蒙却说：“家里贫困低贱难以生活，一旦立有战功便可享受富贵，况且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吕母见儿子说得有理，便没有惩罚他。

这时邓当部下有一官吏，讥笑吕蒙说：“你小孩子能干什么？这不过是想用身子喂老虎罢了。”又一日见到吕蒙，再一次嘲笑他。吕蒙大怒，拔刀杀死官吏，然后逃到本邑一个叫郑长的家里。后来，吕蒙到校尉袁雄处自首。袁雄将此事告诉孙策，孙策召见吕蒙，认为他是个人才，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事。后因功拜偏将军，领寻阳令。

但是，吕蒙当上将军后，就不再读书了，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孙权曾对吕蒙说，你现在已经掌握很大兵权，应当好好学习以开阔眼界。吕蒙说，军中事务太忙，恐怕顾不上读书。孙权说，难道说你比我还忙吗？我少年时读过《诗》、《尚书》、《札记》、《左传》、《国语》，统领全军以后又读《史记》、《汉书》及诸家兵书，大有收益。孔子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以此自勉呢？再说，我让你读书不是要你做治经博士，而是让你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以广韬略，增加历史知识。吕蒙接受孙权的劝告，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周瑜病故，鲁肃接其职务守陆口。鲁肃一向对吕蒙很轻视，有人劝他说：“吕将军功名日显，您应当对他礼貌一些。”于是鲁肃主动拜访吕蒙。酒过三巡，吕蒙向鲁肃问如何对付关羽，鲁肃不在意地回答：“临时施宜。”吕蒙说：“现在东吴西蜀，虽然连为一家，但关羽乃虎熊之辈，不可不早为防备。”于是向鲁肃筹划五策，鲁肃越席就近吕蒙，抚其背说：方明啊，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习英博”，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

孙权以吕蒙之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这时吕蒙旧疾复发，百般医治无效，卒于内殿。毛泽东很欣赏吕蒙“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的精神。1958年9月，他到安徽视察工作，在火车上与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谈起《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毛泽东还特别叮嘱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到北京后，即让人把《吕蒙传》找来细细阅读，又请人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系统，以此激发各级公安干部的学习热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442-520），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仕齐至上庸太守。时政治动荡，韦睿认为雍州刺史萧衍有雄才大略，于是派两个儿子与之结交。后萧衍起兵，传檄上庸，韦睿即率郡人伐竹为筏，兼程赶来，有众二千，马二百匹。萧衍见到韦睿很高兴，手抚小桌子说：“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成矣。”萧衍军克郢、鲁二城，平加湖，韦睿多次建策，都被萧衍采纳。

萧衍大军将从郢城进发建康，谋选留守郢城之将，颇费踌躇，人选难定。过了好长时间，萧衍回头看见韦睿，说：“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先前，郢州拒守萧衍，闭城200余天，疾疫流行，城中士民男女近十万人，死者十之七八，皆积于床下，生者就在上面睡觉。每个屋子都有死人。韦睿“料简隐恤，成为营理，百姓赖之”。

萧衍进位相国，为梁公，置梁国百司，征韦睿至建康为大理。未几萧衍称帝，韦睿升为廷尉，封梁都子。503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北魏派兵来伐，韦睿率州兵击退了敌人的进攻。505年，梁朝伐魏，武帝诏韦睿都督众军。韦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等攻小岘城，历时几月尚未攻克。韦睿乃亲征督战，正遇魏营派几百人于城门外列阵，韦睿即令出击，诸将反对说：“我们刚来，战备还不完善，不可轻易用兵。”韦睿说：“魏军城中只有二千余人，固守城池还够使用。今天无故出城列阵，一定是其骁勇者所为。如果能挫败此敌，其城自会唾手可得了。”诸将听了还存犹疑，韦睿据节对大家说：“朝廷授我此节，不是徒饰外观。诸军难道不知韦睿军法不可犯吗？”诸将见韦睿动怒，遂死力攻战，魏兵败入城内，韦睿率兵乘势急攻，至夜半即拔此城，梁军遂乘胜进薄合肥。

毛泽东对此战十分重视，史书短短160字记载，毛泽东有三处批注，一曰“躬自调查研究”，一曰“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一曰“决心”。

再说合肥已由梁右军司马胡景略等围住，但也是久攻未下。韦睿详察地形，于夜间率众设堰引淝水于城旁，舟舰直达城下。此时魏将杨灵胤率众5万来援，梁将恐怕众寡不敌，请韦睿奏请添兵，韦睿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敌人已至城下，再求增兵，如何来得及？况且我军增兵，敌亦增兵，何时得了？兵贵用奇，难道在于兵力多少吗？”说毕即令列阵，出击魏军，结果获得大胜。韦睿遣军将王怀静筑垒守堰，杨灵胤夜半来袭，将怀静营垒尽皆攻破，兵将都被杀死。魏军乘胜杀至堤下，兵势非常锐猛。梁将怯敌，或请退还巢湖，或请还保三义，韦睿大怒说：“哪有临阵退却之理！”令左右取帅旗矗立堤上，对旗宣誓：“堤存与存，堤亡与亡，怯阵者斩！”随后，韦睿亲自督战，击退魏兵。韦睿又令于堤上筑垒，架起斗舰，然后鸣鼓攻城。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恰被流矢击中身亡。这天夜里，韦睿破合肥城，俘获万余人，获牛马羊财物军资无数。

毛泽东于此役批注有6处：“躬自调查研究”；“以少击众”；“以少击众”；“将在前线”：“将在前线”；“不贪财”。其中两处为重复词语，可见毛泽东对这场战役的关注程度。《南史·韦睿传》在叙述合肥之役后，写了两个小插曲。其一，是说战前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怒时常自啮其齿，齿皆流血。韦睿以为将帅不和，将致患祸，亲酌酒劝说景略：“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毛泽东对此批注：“干部需和”，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其二，说韦睿每日“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毛泽东于此批注赞扬韦睿为“劳谦君子”。508年，韦睿任南郡太守。这年秋天，魏中山王元英引兵赴义阳，攻打武阳三关。梁三关守将马仙俾等相继战败遁去，梁武帝急派韦睿率兵增援。韦睿途中闻三关失守，即以安陆为营，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韦睿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中山王元英正乘胜追击，闻韦睿已至安陆，随即收兵退去。

毛泽东于此有两处批注。一处辨明南朝的安陆即“今湖北安陆县”；一处为赞同韦睿“为将当有怯时”，指出“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至军败身歼”。当时形势的确如此，已知前方战败，与其迎锋而上，不如开堑增城，以逸待劳。韦睿可谓知兵。

515年，韦睿73岁，任雍州刺史。“睿于故旧无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516年，韦睿“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征拜护军，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毛泽东于此注5个大字：“仁者必有勇”。“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韦睿独能不顺潮流，“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520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

史书称韦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于此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不仅要学韦睿“爱惠为本”、“将兵仁爱”的作风，还要学韦睿“躬自调查研究”、“不贪财”、“干部需和”、“劳谦君子”的作风。毛泽东的批注，短小精悍，大有深意在焉，值得人们认真学习，细心领会，身体力行。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马周自幼失去父母，家境贫寒。史书称其“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唐初，马周被州府补为助教，但他却不管理事务。刺史达悉恕几次批评，马周弃职而去，客居密州。在这里马周遇到一个叫赵仁本的人，很欣赏马周才华，给他整装备资，让他入关寻求发展。马周“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马周命取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毛泽东于此批注：“饮酒过量，使不永年。”并在天头上用粗笔写下“马周，年四十八”六字。

马周到长安，在中郎将常何家做了一名家客。631年，唐太宗诏令百官议论时政得失。常何上书陈事二十多条，都是当世切要之务。太宗因常何是个武将，“不涉学”，所以非常奇怪，就问常何这是怎么一回事，常何倒也实话实说：“这不是臣所能想到的，而是臣的门客马周教臣这么说的，这个门客是忠孝之人啊！”太宗即命召马周，“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促”。待马周来谒见，太宗和他谈论时政，非常高兴，下诏在门下省任职。第二年，任命为监察御史，办事称职，太宗认为常何推荐得人，“赐帛三百段”。马周于此时上疏言事。

唐太宗善其言，任命马周为侍御史。马周又上疏。

马周两篇上疏，从维护唐朝社稷出发，向太宗提出如何对待宗室功臣子孙，如何对待黎庶百姓，如何对待地方官员人选等重大问题，词语激烈尖锐，足以振聋发聩。毛泽东对马周这两篇上疏十分欣赏，认为是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批评“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谈兵耳”。《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论马周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主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对欧阳修所说马周之才不如商朝傅说、周朝吕望，深不以为然，挥笔赞曰：“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这句赞语反映出毛泽东对忠谏之士的由衷赞叹。

王安石无通识，不周知社会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1042年，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被考官列为第一名。宋仁宗亲自阅卷，发现文中“孺子其朋”四字，认为“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遂降为第四名。初入仕途，王安石任扬州签判，为刺史韩琦幕僚。五年后任鄞州（今浙江宁波）知县。1057年，王安石出知常州。不久，调为提点江东刑狱。

1067年正月，年轻的宋神宗皇帝赵顼上台，不久即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几个月后，王安石应召入朝，官拜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时，他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财赋、官制、学校、军政等方面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变法蓝图。1069年2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熙宁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所以整个改革主要是从理财和整军这两个方面展开的。财政经济方面实行的新法有：1.农田水利法；2.方田均税法；3.青苗法，政府向农民放贷，旨在抑制兼并与高利贷盘剥；4.免役法（募役法），农民可以纳钱代役；5.均输法；6.市易法，防止奸商在商品流通中进行违法活动。在军政方面的改革有保甲法、将兵法。在学校和科举方面，立“太学三舍法”，对太学进行整顿，并设立武学、律学和医学以培养罗织有用人才。颁布“贡举新制”，取消诗赋、明经，只考经义、策论，应试者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并设立“经义局”，对《诗》、《书》、《周礼》三部儒家经典重新注释，通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宫，作为当时士子必修课程，为新法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即毛泽东所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初步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王安石变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司马光曾亲自写信给王安石，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相责，劝他改弦更张，放弃新法。王安石写了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表现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斗争精神。

最后，在反对派的围攻喧嚣声中，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开始动摇，导致了变法最终失败。

毛泽东分析王安石变法“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说王安石“无通识”，是说他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全面调查，低估了反对变法的力量，也未能采取恰当的政策，以调节、缓和各种矛盾。特别是王安石第二次为相期间，对曾支持变法的吕惠卿等人采取过激措施，变法派自身四分五裂，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毛泽东这番论述告诉我们，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考虑，统筹安排，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措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岳飞是伟大的爱国英雄

岳飞，字鹏举，1103年出生于河南汤阴永和乡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童年时代就随父亲岳和打柴割草，参加田间劳动。少年时沉默寡言，每天于辛苦劳作之后发愤苦读，特别是《左传》、《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他都百读不厌。

1126年12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树起抗金旗帜，招募义勇民兵。岳飞在国家危难之际，决心从军。深明大义的岳母姚氏为了鼓励儿子英勇杀敌，报效国家，亲手在岳飞背上用针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在母亲的激励下，岳飞投身行伍，驰骋疆场，一直战斗在抗金斗争最前线，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在参军后几个月里，岳飞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立下不少战功。

1127年，北宋灭亡，赵构称帝，表面言战，暗中求和。岳飞慨然上书，请赵构亲率六军北渡黄河，收复中原。岳飞上书触怒权奸，结果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夺官归田”。岳飞渡河北归，碰到河北招抚使张所招募兵士，遂应其招。不久升为统制，位在都统制王彦之下。

时隔不久，张所受主和派排挤，被贬到岭南。王彦与岳飞带领部队转战黄河以北，在一次战斗中于新乡陷入金军重围。突围后因意见不合，岳飞与王彦分道扬镳。这年冬天，岳飞带部队转战到汴京，投奔宗泽，被任命为“踏白使”，奉命率500骑兵抵抗进犯汜水关的金军。岳飞至汜水关，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采取疑兵之计，打败金军。宗泽论功行赏，提升岳飞为统领，继而又提为统制。

1128年8月，宗泽病逝，杜充继任开封留守。杜充惧怕金兵，以“勤王”为名，放弃汴京，率部退至建康。1129年2月，金军攻陷扬州，岳飞泣谏，要求出战，杜充不听。11月，金军统帅兀术占领建康，杜充逃至真州（今江苏仪征），投降金兵。退居钟山的岳飞召集部下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而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矣？今日之事，有死无二！”部下无不感奋，表示誓死与金军作战到底。他们在岳飞的带领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成为抗敌御侮的中流砥柱。

当时，宋高宗赵构已逃至海上，金军兵至杭州，岳飞在广德袭击金殿后部队，六战六捷。

1133年9月，岳飞受高宗召见，被赐给一面绣有高宗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的军旗，官拜镇南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这时的岳飞，已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老将齐名，成为南宋抗金名将。1136年，高宗任命主战派张俊为宰相兼都督诸路兵马事，决计北伐。岳飞出师神速，不到一个月时间，便从汉水一直打到黄河南岸。这时高宗却改变主意，以“孤军深入，难以持久”为借口，下令岳飞撤军。岳飞壮志难酬，填《满江红》一首，抒发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

1137年11月高宗起用秦桧为右相，准备与金议和。

议和不足一年，金兀术即撕毁和约，发兵南下。赵构不得已派岳家军御敌，并表示“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岳飞按照以襄阳为基地、联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既定战略，作出主力迎敌、奇兵迂回、南北夹攻的部署。根据这一计划，岳飞率主力北上，攻信阳，取郾城，兵锋直逼开封，杀得金兵尸横遍野。

岳飞乘胜前进，在临颍、颍昌、朱仙镇连克金军。金兵困守汴京，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面对大好形势，岳飞高兴地对部下说：有朝一日，“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

然而，前线的胜利却引起高宗疑虑，一怕岳飞功高“尾大不掉”；二怕迎回钦宗，难保帝位。于是赵构一日之内连发12道金牌，催岳飞班师。岳飞泪流满面，悲愤交集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班师不久，赵构即解除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兵权。接着，秦桧采取利诱、胁迫等卑劣手法，收买岳飞部将王俊等人诬告岳飞谋反，将岳飞投入监狱。韩世忠为此当面质问秦桧，秦桧以“莫须有”三字作答。1142年12月29日，岳飞被害于临安大理寺风波亭，年仅39岁。长子岳云一同遇害，时年23岁。临终前，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8个大字，以表明自己宁死不屈，光明磊落的一生。

毛泽东少年时代就读过《说岳》、《岳飞传》，对民族英雄岳飞极为敬仰。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从新乡到安阳，途经汤阴，提出要下车去看岳飞庙。在车站东南，有一片碑林，中间有一亭，亭中立“岳忠武王故里”碑。毛泽东走进小亭，看见碑上镌刻的“岳忠武王故里”六个大字，微微点头称赞；又转向碑的左侧，默读《七言律》；再向碑右侧，看“镌碑经过”。然后转到碑阴，低声念诵碑文：“宋岳飞，字鹏举……”念完碑文，毛泽东盯住署名处的二十四个小坑，问汤阴县公安局长：“这八个立碑人的名字为什么都给打掉了？”公安局长答：“他们都是汉奸，群众恨他们，才给打掉的。”毛泽东说：“汉奸想借岳飞给他自己扬名于世嘛，这是历史，不必打掉，留下来让他们做反面教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还是遗臭万年。”

这时，汤阴县县长王庭文闻讯赶来，向毛泽东介绍情况。毛泽东问：“岳庙里都有些啥子建筑？”王庭文介绍岳庙建筑后说：“岳庙的碑碣石刻，现有近百块。”毛泽东问：“有《满江红》吗？”王庭文答：“有。”并按毛泽东要求背了一遍。毛泽东又问：“诸葛亮的《出师表》你也会背吗？”王庭文又背诵了《出师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县长的脑子不错呀。现在岳庙还好吗？”王庭文汇报了维修情况，毛泽东肯定说：“你们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稍后，他又问：“岳飞有后代没有？表现怎样？”王庭文答：“据我们所查，岳家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毛泽东称许说：“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岳飞去世后22年被平反昭雪，遗骨迁葬西湖栖霞岭下。毛泽东有一天在西湖刘庄散步，对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西湖边上到处是坟墓，我们这是与鬼为邻，成天与死人打交道，这怎么能行！”王芳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说：“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它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西湖风景区应该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和游览的地方，不能让人们看到这里到处是坟堆、墓碑，这些真是大煞风景啊！”

195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召见王芳问：“你知道‘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是谁的话吗？”王芳答：“这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毛泽东赞扬“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又讲了岳飞的生平事迹。

王芳听完毛泽东的讲述，说：“主席，人们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的跪像至今仍在岳飞坟前。”毛泽东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对联写得真是入木三分。”然后，毛泽东又让王芳背诵《满江红》。王芳用山东腔的普通话背诵：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毛泽东也一起与王芳低吟。背完《满江红》，毛泽东说：“这几天我工作安排满满的，快到清明节了，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日子，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王芳遵嘱置办了一个精美的花圈敬献在岳王墓前。

毛泽东晚年尤爱听上海曲剧院演员、岳飞27代孙岳美缇演唱的《满江红》。1975年8月，毛泽东要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他让工作人员播放这首曲子，然后迈着蹒跚的步子带着坚毅的表情走进了手术室。

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海瑞，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1515年出生于广东海南岛琼山（今海南省琼山）一个官僚家庭。

1549年，海瑞以一篇《治黎策》考中举人。1553年，海瑞第二次赴京会试，“赴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这一次他虽未能考中进士，仍由吏部授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

在教谕任上，海瑞改革县学，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反对照抄书本，死记硬背。

155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当时社会上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之风愈演愈烈，而海瑞却出污泥而不染，崇尚节俭、朴素，处处以廉洁自律，对那些借权弄势者，则针锋相对，敢于斗争。

1564年，海瑞调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在此任上，他留心政治，思虑国家大事，于1566年2月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史称《治安疏》。疏中尖锐指出，由于皇帝专意斋醮，不理国政，贤愚不分，奖罚不明，造成“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海瑞希望皇帝“能翻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

嘉靖皇帝览疏大怒，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进言：“这个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已经买了一口棺材，与妻子儿女诀别，甚至连僮仆都遣散了。现在正待罪于朝，他是不会逃跑的。”皇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曾对人说：“这个人可以比得上比干，但我却不是纣王呀！”后来皇帝有疾，烦闷不乐，下诏逮捕海瑞，判处死罪。但因“帝无杀瑞意”，终未执行。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这期间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有海瑞出现。毛泽东专门找《明史·海瑞传》仔细阅读，并在会上宣传海瑞。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

上海会议后，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

后来在8月召开的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于16日发表讲话，又提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是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曾在195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要胡乔木找历史学家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吴晗接受任务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由姚文元执笔，毛泽东多次审阅、九易其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竟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导火线、突破口。这恐怕是毛泽东1959年提倡党内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时所始料不及的。

第三章　毛泽东话说中国历代文化名人

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

孔子，名孔丘，字仲尼，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公元前551年出生于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市息陬乡）。孔丘自幼好学，从外祖父颜襄那里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由于家境贫寒，孔子做过吹鼓手。20多岁才当上乘田、委吏之类的小官，负责看管仓库、牛羊。他曾千里迢迢到晋国向乐官师襄子学琴，到洛邑（今洛阳）向老子问礼。老子很器重他，命人打扫道路，套上车马，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

从洛阳回来，孔子开始授徒讲学，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变官学为私学的人。

公元前497年，齐景公为从内部削弱鲁国，挑选80名美女、120匹良马，遣使臣送往鲁国。鲁定公和季桓子不听孔子劝谏，收下美女良马，并大聚群臣观赏，废弛朝礼达3日之久。孔子感到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于是率领弟子们离开鲁国，开始了历时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生涯。

孔子先后到过卫、郑、宋、陈、楚、蔡、吴等国，其间三次被围，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但孔子始终不改其初衷。

由于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各国诸侯都拒绝采用。到公元前485年，66岁的孔子怀着满腔忧忿和凄楚回到鲁国。鲁哀公对孔子十分敬重，向他询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首先在于选择大臣。”鲁国权臣季康子也来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鲁国终于不能重用孔子，孔子这时对从政为官已经失去兴趣，于是专心从事古籍整理工作。

孔子一生共整理六部典籍：《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乐》。此外，还有一部《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论的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把“仁”界定为“仁者爱人”，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从“仁”的原则出发，孔子提出“德政”思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慎刑罚，重教化，薄赋敛，举贤才。以为能否用贤，是实行德政的关键。在哲学思想上，孔子提出“中庸”这一命题，主张凡事要“无过无不及”才合乎常态。孔子相信天命，认为天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但他对鬼神却半信半疑，表示要“敬鬼神而远之”，并且不愿意谈论“怪、力、乱、神”。

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孔子广泛授徒，相传他弟子3000，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贤者有72人。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出诲人不倦、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观点；在教学内容上，他的弟子归纳为“文、行、忠、信”，并且认为以德为先，其次才是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在学习态度上，孔子主张学而不厌，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要求学生要在学习时断绝杂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还提出“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观点。

公元前479年4月，孔子逝世，享年73岁。

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其学说后经孟轲、荀况等发扬光大，但却仍不为当权者所容。至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才成为显学。孔子本人也先后被历代封建帝王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先师尼父”、“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也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求仕干禄的敲门砖。毛泽东8岁时进私塾读书，除去辍学两年务农时间，整整读了“六年孔夫子”。他进私塾首先要拜孔子，但他却从这时起就不喜欢儒学，厌烦读经书。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受现代崇儒派杨昌济影响，写文章多次称引孔孟。1964年他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毛泽东对孔子有了一个科学的态度。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发挥了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学说：“智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采取的一二种态度。”4月29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讲话，指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做义。对农民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

毛泽东认为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其片面的真理性”，“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并进而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

毛泽东曾赞扬孔子的“每事问”的好学精神，指出老百姓送学生进学校，还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教学态度“诲人不倦”，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都很有可取之处。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起教育制度改革，说：“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也教出了颜、曾、荀、孟四大贤人。现在我们把孔夫子的传统都丢掉了，只是死读书。这个办法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对孔子在肯定的时候也给予批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1943年，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的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1955年，毛泽东在一篇批注中说：“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

进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是从批评角度讲孔子。1953年，毛泽东批评梁漱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毛泽东在另一次会议上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这里，毛泽东把孔子和蒋介石并列，把孔子的书当成了“反面教材”。“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贬孔倾向更加明显。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1973年，毛泽东听取汇报，得知林彪有“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等言论，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对秦始皇的。”并指示谢静宜、迟群搞一个材料。后来，毛泽东同意作为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毛泽东觉察到江青一伙的阴谋，并给予严厉批评。到1975年春季，“批林批孔运动”逐渐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

屈原高居上游

屈原，名平，字原，在《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公元前353年出生于一个楚国王室贵族家庭。幼年的屈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于天文、地理、历法、历史、文学、艺术都有广泛涉猎，尤其擅长写文章和作诗。他在继承《诗经》创作经验和学习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楚辞”这一崭新的诗体。其特点是：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的代表作为《离骚》。《离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首抒情长诗，全诗计2400多字，共计373句。司马迁很推崇《离骚》，称赞屈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喜欢屈原的作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在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离骚》、《九歌》全诗。1915年秋，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与罗章龙初次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屈原和《离骚》，毛泽东还提出要“对《离骚》提出新评价”。1957年，毛泽东请人收集《楚辞》各种版本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达50多种。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9月，张治中随毛泽东去安徽，毛泽东特地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发感慨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是十分敬佩的。

毛泽东还向外国客人讲起屈原。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用以表达对客人的心情。并对尼赫鲁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5月5日端午节。人们吃棕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言词之中，反映了一代伟人对屈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表现出由衷的敬佩和无限的同情。

贾谊是秦汉历史专家

贾谊（公元前201-前168年），西汉汉阳人，自幼好学，18岁以“能诵诗属书”，“颇通诸子百家之书”闻名于世，并成为河南郡守吴公的门客。不久，经吴公举荐，被文帝刘恒召为博士。贾谊通晓古今，每当文帝询问，许多老年博士语焉不详，而他却能对答如流，很得文帝赏识。所以不足一年，便升任太中大夫。

这时的贾谊，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并写下了两篇著名政论文章：一曰《过秦论》，一曰《论积贮疏》。《过秦论》文章总结秦朝覆亡教训，强调了秦始皇“不施仁义”和二世“重以无道”所酿成的恶果。

除写文章、上奏疏之外，贾谊还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实践。他认为，汉王朝已立国20多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应当改变“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改历法、变易服色、建立法制、订定官名、振兴礼乐，“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贾谊草拟各种仪法，提出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当权统治阶层保守派的极大反感。这时，文帝拟升贾谊为公卿，周勃、灌婴等一批开国元勋及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出面反对，说：“这个洛阳来的年轻人，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不能重用。”这样一来，贾谊不仅没有做成公卿，反而被贬任长沙王太傅。

长沙王吴差是当时唯一异姓王，其处境可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形容。贾谊作为长沙王的师傅，其地位亦可想而知。去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渡过湘水。贾谊身临其境，感触颇深，写下一篇被刘勰称为“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的《吊屈原赋》。这篇用“骚体”写成的抒情赋名为凭吊屈原，实际上是抒发自己遭贬后的纡郁愤闷心情。

公元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当时汉文帝刚刚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正坐在未央宫前殿品尝祭肉，因对鬼神事有所感触，于是就向贾谊问起鬼神的本质。贾谊便详细论述了鬼神的原由和情状。

不久，文帝复封淮南厉王的4个儿子皆为列侯。贾谊进谏，认为患之兴自此始矣。后“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在这几次上疏中，最有名的是《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满腹经纶的贾谊一直未能得到汉文帝的重用，仅仅让他担任梁怀王的师傅。公元前169年6月，梁怀王骑马去见父皇汉文帝，竟不慎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毛泽东为贾谊的早逝感到惋惜，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中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批注说：“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人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鸱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很好的气氛，值得一看。”短短一段评析，反映出毛泽东对贾谊之传、贾谊之文的熟悉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时弊、追求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是肯定和赞赏的。

谢灵运一辈子生活在矛盾之中

谢灵运，385年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一个豪门世家。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405年，20岁的谢灵运被任命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这是谢灵运出仕之始。第二年，谢灵运转为抚军将军刘毅记室参军。

刘毅和谢安的孙子谢混为一方，与北府兵将领刘裕在政治上严重对立。刘裕因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成为东晋政权的实际掌握者。411年，刘毅移镇江陵，任荆州刺史，不久败于卢循，实力受挫。刘裕借此机会杀掉谢混和刘毅的弟弟刘潘，接着进攻江陵，刘毅兵败自杀。刘裕为安慰谢家，对跟随刘毅7年的谢灵运不仅没有株连，反而任命其为自己的参军。412年，刘裕从江陵回建康，改任谢灵运为秘书丞，但时间不长就免了他的职。

415年，刘裕准备北伐长安，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建康，召谢灵运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书咨议、黄门侍郎。9月，奉使至彭城（今江苏徐州）慰劳刘裕，作《撰征赋》为刘裕歌功颂德。417年，谢灵运再去彭城，适逢刘裕在项羽戏马台宴送辞官东归的孔靖，谢灵运逢场作戏，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其中“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一句为群诗之冠。不久，为相国宋公刘裕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就在这时，谢灵运门客桂兴与其小妾通奸，谢灵运一怒之下杀死桂兴，把尸体投入水里。结果被王弘参奏，要求把他免官、削爵、治罪。刘裕为表宽大，只给免官处分。至刘裕称帝，晋代封爵一律作废，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后代给予优厚，仅降爵一级，谢灵运由公为侯，食邑二百户，复职太子左卫率。

史书称谢灵运“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惋”。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少好文籍”，与谢灵运情趣相投，曾说得志之日，以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及刘裕长子义符即位，掌握朝政大权的徐羡之，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为名，把谢灵运赶出建康，为永嘉太守。

抵达永嘉，谢灵运因患病卧床不起，至第二年春天才痊愈。当他乘兴登上城楼时，吟出著名的诗章《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

毛泽东读此诗，认为“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又说：“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谢灵运为排解矛盾，不得不寄情于湖光山色之中。谢灵运父祖均葬会稽始宁，那里有谢家“故宅及墅”。谢灵运辞官后即“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荡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

宋文帝时，谢灵运上表称病，文帝批准给假回会稽休养。时为428年。

回到始宁，谢灵运与族弟惠连（史称小谢），东海何长瑜、颍川苟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后与孟因水田事，矛盾激化。孟颉上书告谢灵运图谋造反，谢灵运“驰诣阙上表，自陈本末。文帝知见其诬，不罪也。不欲复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在建康逗留期间，谢灵运编定64583卷“四部书”目录，并与名僧慧严、慧观对《大般涅盘经》作了文字上的润饰。

到临川任上，谢灵运“肆意游遨”，“不异永嘉”，所作诗歌亦多表露出心情的颓废和情调的凄厉。432年，又有人弹劾，司徒派随州从事郑望生到临川逮捕谢灵运。谢灵运自知不可再免，干脆把郑望生扣留，举兵抗命，并吟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身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很快被擒，解押至建康。“廷尉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诏以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降死徙广州”。

毛泽东认为谢灵运“晚节造反”是矛盾达于极点的总爆发，并指出“韩亡子房奋”4句是造反的檄文。毛泽东在政治上并不赞成谢灵运，但对他的山水诗却很欣赏。《古诗源》收谢灵运诗24首，毛泽东作了圈画的就有22首，并在《登池上楼》这首诗的天头、行间批注100多字，深刻剖析了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实质，读来令人多有启迪。

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奉旨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666年，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写作《平台秘略》一书。“书成，王爱重之”。当时诸王之间喜好斗鸡的游戏，王勃带开玩笑性质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不想这篇“戏文”被高宗李治看到，被逐出王府，削去官职。

王勃离开长安，客居剑南。“尝登葛愦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王勃平时喜好医学，“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他听说虢州多产药草，“求补参军”。在任上“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不久有一名叫曹达的官奴，犯罪后跑到王勃家藏匿。王勃害怕传扬出去，就私下把曹达给杀了。事情泄露后按唐律应当斩首，正遇大赦只免其官职。王勃的父亲也因王勃这次犯法的缘故，由雍州司功参军贬为交趾令。

675年，王勃赴交趾看望父亲，途经淮南，写作《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这首序是王勃去南方作的第一首赋，毛泽东考证认为“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但他倾向于在淮南，所以在后面批注中说：“《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

王勃在南昌所作，即流传甚广的《滕王阁序》，全名为《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滕王阁在江西南昌，滕王李元婴任都督时所建。阎伯屿接任都督，于重阳节在滕王阁大宴宾客，预先嘱女婿撰写序文，以便当场夸耀。届时却拿出文房四宝，请大家著文助兴。人们了解都督意图而加以推让，只有刚到南昌的王勃不解其中蹊跷，援笔成文。“公（阎伯屿）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毛泽东考证王勃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但同时又说“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毛泽东这段批注说明他对王勃十三四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是相信的。

毛泽东虽然未给《滕王阁序》专门作过批注，但他很欣赏《滕王阁序》中“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佳句。在一次与子女谈话时，曾亲笔书写“落霞、秋水”一句，可见毛泽东的喜爱之情。另外，毛泽东还对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批注一个字“好”！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年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一个商人家庭。

李白生逢唐代开元盛世，其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希望一朝蒙朝廷赏识而被重用。为达这一目的，李白选择“终南捷径”的方式，曾与东严子同隐于岷山之阳，绵州太守举二人赴有道举，均不赴。这种隐逸生活，加上当时尊崇道教的社会风气，李白也喜欢访道求仙，曾于744年在济南老子庙入道。出世入世，就成为李白一生最为矛盾的两个重要方面。

725年秋天，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742年秋天，李白接到征召入京的诏命。被任命为翰林供奉，没有授予正式官职。这一时期，他写过一些歌功颂德和描写宫廷生活的诗文。然而，他最多的还是感受到苦闷，“彷徨廷阙下，叹惜光阴逝”，终于在744年上疏请去，结果被玄宗“赐金放还”。于是，李白离京东去，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漫游。

十年中，李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代表作《将进酒》，毛泽东以“好诗”二字赞之。

1975年，毛泽东与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起《蜀道难》。关于此诗，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或言为某人某事而作，或言讽刺时政，种种不一。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称赞“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去庐山隐居。756年7月，玄宗命永王李璘出师东巡。李璘于12月过庐山，慕李白之名，再三邀请入幕。“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李白认为当此天下扰攘之际，正是壮士立功之秋，于是接受永王之聘。此间所作诗歌，反映出他欲扫清胡虏、恢复两京，然后功成身退的思想。

永王的东巡，违背了在灵武即位的肃宗李亨的意愿，兄弟交恶，李璘兵败于丹阳。李白仓促奔逃，至彭泽自首，被捕系于浔阳狱中。后经宗氏夫人为之奔走营救，江淮宣慰大使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将其释放出狱。宋若思引李白入幕为参谋，但上表推荐未获准。李白于辗转途中，曾投故人张镐，表示愿为平叛效力。这年岁暮，李白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759年春天，李白行至奉节，遇赦东还，写下被后人广为传诵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经江夏、岳阳回到浔阳，稍事休整，便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三次漫游。这次漫游主要在宣城、历阳、金陵之间。761年秋，他在当涂“闻李太尉（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这是他始终怀报国之志、至死不渝的有力证明。回到当涂，病势日重，李白将诗稿交与族叔当涂令李阳冰，请代为编集作序。762年，代宗即位，诏命李白为左拾遗。就在这年冬天，李白病逝于当涂。葬于龙山东麓，817年，移葬于青山（谢公山）之旁。

毛泽东特别喜欢李白诗篇，除前所述《蜀道难》、《将进酒》之外，如《梁甫吟》，毛泽东曾在5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全诗。1959年8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病中的儿媳刘思齐说：“你身体是不是好了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李白这四句诗见《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它描绘了大自然的雄奇壮丽、气象万千，确能开阔人的心胸视野。毛泽东以此宽慰视若女儿的儿媳，可见他对李白诗歌的评价之高。

贺知章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

贺知章（659年-744年），字季真，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贺知章于武则天澄圣元年（695年）进士及制科登第，留居长安近50年，累官博士、礼部工部侍郎、太子宾客兼秘书监，地位清显。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腊月，上表请求还乡为道士。次年正月初五，玄宗为贺知章饯行，写《送贺知章归四明》诗，并命太子、百官送行。

时李白在长安，因贺知章有知遇之恩，除写《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外，还写了《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青波，任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贺知章回到家乡，已经86岁。由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到鬓眉皆白、鬓发稀疏、拄杖回乡的老人，贺知章对于50年的变迁自然大有感慨。但他仅用四句小诗就抒发了回乡之感，读来令人感到特别亲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对于后两句的理解，学者有不同看法。1958年初，刘少奇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时，提起贺知章诗，认为“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应当是贺知章的儿女，并由此推断古代官吏为官上任禁带家属。毛泽东认为不妥，但没有当面反驳，而是回去查找资料，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于2月10日给刘少奇写信，谈了自己对贺知章诗的理解：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这封信，结构严谨，说理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信中评价贺知章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是有根据的。《旧唐书》本传说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成有可观”。杜甫在《遣兴五首》中特别提到贺知章雅善吴语，在《饮中八仙歌》里写其无拘无束更为传神：“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都说明贺知章是个生性恬淡的人，无论官做得大小，都喜欢过寻常百姓的生活，而且至老不失诗人的天真。

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杜甫，字子美，71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官宦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有“杜武库”之美称。因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所以杜甫常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这是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曾任魏兴太守，南迁襄阳，故有人说杜甫的祖籍是襄阳。731年，杜甫开始游历，到过吴越、齐赵等地。此期间，他曾回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但却铩羽而归。

741年，杜甫与司农少卿杨怡之女结婚，定居于洛阳城外首阳山下。746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济世宏愿来到长安。第二年参加朝廷制举，宰相李林甫妒贤嫉能，容不得一人仕进，却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此时政治上失意，生活上亦陷入窘困之地，不得不“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

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祭太清官、太庙和祀南郊大典，杜甫三上礼赋，受到玄宗青睐，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再无下文。755年，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一个负责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小官。十年困守，落了这么个结局，这对“窃比稷与契”的杜甫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他自己也为此写过一首《官定戏后赠》作自我解嘲。

然而，正是在“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的潦倒生活中，杜甫开始正视现实，亲眼目睹统治者骄奢淫逸、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强烈反差，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呐喊。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西逃，杜甫携家小由奉先流亡。756年7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杜甫闻讯只身投奔，中途被叛军所俘，押解到长安。因官职低下，未被囚禁。这时他写出了忧时伤世、怀国思家之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757年4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被任命为左拾遗，负责讽谏帝王过失。杜甫忠于职守，结果不足一月便触怒肃宗，被迫回羌村探亲。著名的《北征》、《羌村三首》即此时所作。收复长安后，杜甫官复原职，但不足一年又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祭祀、学校、选举等文教工作。从这以后，他便永远离开了长安。

政治上的失落，给杜甫带来了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他在去华州的路上，把所看、所听、所经历的苦难人生，以深沉、悲壮的感情、沉郁顿挫的风格，熔铸成一组辉煌的诗篇。这就是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而《三吏》、《三别》则是杜甫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

759年夏天，杜甫来到华州，由于无法实现政治抱负，他于当年秋天便毅然弃官，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这年冬天，他进入四川，次年入成都尹兼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幕中任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成都西南郊浣花溪畔建一所茅屋，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杜甫草堂”。在这一时期，杜甫写出不少反映农村自然风光的诗篇。著名的《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即作于此时。

765年，严武去世，杜甫携家东归，曾滞留夔州（今重庆奉节）两年，写出名篇《秋兴八首》，开组律创作之先河。768年，全家乘舟出三峡，往来于当阳、江陵、公安之间，时时求人周济，处处遭人白眼。这年冬天，他到岳阳，既老且病，有家难归，怆然泣下，写出《登岳阳楼》这首名作：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769年，杜甫全家一舟萍寄，飘泊于岳阳、潭州、衡州间，却又逢潭州兵乱，耒阳水灾。770年冬天，杜甫病逝于茫茫湘水中的一条破船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是诗人力疾写成的一篇绝笔，“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杜甫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杜甫死后，因家贫无力归葬，寄棺于岳阳。43年后，其孙杜嗣业扶柩回巩县，葬于今康店附近的邙山岭上。

杜甫一生大约写诗3000首，现存1400余首。诗人在长期颠沛流离中，接触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呻吟和愿望，并把它们融铸于忧国伤时的诗篇中。这些诗篇从各个角度，艺术地再现了唐帝国从繁荣走向衰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其所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位诗人所无法比拟的。因而，晚唐以来人们称杜诗为“诗史”，尊杜甫为“诗圣”，这应不是过誉。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杜甫的艺术成就，他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写信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其次，毛泽东读过不少杜甫的诗。从其故居藏书看，仅留有圈画印记的就有67首。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从杜甫草堂处借阅过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计12部108本，有不少诗都是浓圈密点，阅读过三四遍以上。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手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表达关心群众疾苦的心情。1964年，他坐专列路经岳阳地段，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反映出他对杜诗的喜爱、熟悉程度。

最后，毛泽东对杜甫诗评价有：“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哭哭啼啼，不甚喜爱”，“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这些评价与毛泽东的豪放、浪漫，不喜拘束、压抑的张扬的个性有关，纵观毛泽东的诗，几乎没有一篇是低调的，包括怀念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反映战争激烈场面的《西江月·娄山关》等。另外，毛泽东出于逆反思维，对文学史上的“扬杜抑李”的现象表示不满，如此一来，他对杜甫的评价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人的措词

韩愈，字退之，768年出生于河阳（今河南孟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韩愈自幼志向远大，“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然而，韩愈从786年至791年连续三次赴试不第，至792年才终于考中进士。此后三次参加吏部考试，依然名落孙山。这使得韩愈经济上穷困潦倒，“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韩愈求仕心切，曾三次上宰相书，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795年，韩愈离开长安，入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下，做些迎往送来、侍宴助兴之事。两年后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汴宋亳颍等州推官。799年，董晋病逝，韩愈去徐州，在宁武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为节度推官。801年，至京师听取调选，次年春天授国子监四门博士，两年后升为监察御史，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交谊深厚，闲暇时切磋诗文，相处甚欢。

804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弹劾京兆尹李实，结果自己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韩愈在此“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805年正月，顺宗即位，韩愈遇赦至郴州待命，因反对“永贞革新”，不为当局者用。当年秋天，革新失败，宪宗即位，韩愈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半年后拜国子博士。以后数年间，韩愈官职屡经调迁，上上下下，沉浮不定，甚至险遭杀身之祸。816年正月，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有很大权力。

不久，韩愈因主张对藩镇用兵，受主和派排挤，迁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官阶不低却是一个闲官。817年7月，裴度用韩愈为行军司马，在淮西之役立有功勋，升刑部侍郎。宪宗因平藩中兴而飘飘然，醉心于炼丹求不老之药，并派宦官从凤翔县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毅然上《论佛骨表》，指责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并“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表上，宪宗大怒，意欲处死韩愈，幸有崔群、裴度极力劝谏，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至潮州上表，有认罪意向，宪宗令改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820年，穆宗即位，韩愈回京任朝散大夫国子监祭酒。822年奉旨宣慰成德节度使王廷凑，使其甘心归服中央，充分显示出韩愈能言善辩之才。功成还朝，韩愈转任吏部侍郎。其后为京兆尹御史大夫、兵部、吏部侍郎等职。824年因病归居长安城南乡村。至冬天病情恶化，于腊月初二卒于长安靖安里府第。遗嘱用儒家礼法安葬，不得用佛道二教仪式。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史称韩文公。

韩愈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但其最大功绩当推文学方面。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文以载道”是他的理论基石。他以传道者自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种危言耸听大声疾呼营造出一种积极向道的士风，对宋代道统说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这种影响奠定了韩愈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毛泽东重视韩愈，始自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师“袁大胡子”袁仲谦的指点。他从旧书店里购置一套《韩昌黎文集》，借来善本加以校正修补，认真研读。他在师范学校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涉及韩愈作品有十几种之多。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还引以自豪地说：“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韩愈的文章，认为“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1965年8月10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帮他找来《韩昌黎文集》。《新唐书·李汉传》记载，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于此批注：“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1973年，国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韩愈作为儒家学派受到强烈抨击。1975年8月，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刘大杰写信给毛泽东，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表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毛泽东对韩愈也一直采取这种态度，他在自己的讲话和报告中多次引用韩愈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白居易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772年出生于新郑（今属河南）东郭宅一个“世敦儒业”的官僚家庭。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自幼聪慧，出生六七个月时，就能默识“之”、“无”二字。五六岁开始学习写诗，16岁到长安，携诗文拜访名士顾况。顾况见诗卷封面有“居易”二字，便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是当他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叹，改容相谢：“有才如此，居亦不难！”从此，白居易誉满长安，诗文不胫而走，为名家所收藏。

在长安旅居三年，白居易未能入仕，于790年回到符离（父亲白季庚任彭城县令时迁家于此），发愤读书，“苦力学文”，“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800年，白居易一举考中进士，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802年冬，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806年4月，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因语言切直，入第四等，补周至县尉，负责“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在此任上，白居易进一步了解到下层人民的贫困疾苦，写出反映麦收季节农家辛苦、悲惨生活的名篇《观刈麦》。全诗不假藻饰，不用典故，浅显通俗，体现出白居易诗体风格，反映出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进步文学主张。在这里，白居易还创作了不朽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在对唐玄宗的荒淫和杨贵妃的恃宠骄纵进行讽刺和谴责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男女爱情流露出哀怜与同情。其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名句。

807年11月，白居易调回长安，授翰林学士；次年5月，拜左拾遗。他在三年谏官任内，“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抱定“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宗旨，屡次上疏请除弊政。“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这就是他创作讽喻诗的动机，主要作品有《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锋芒尖锐，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任职期满，白居易因情势所迫，违心上《陈情状》，辞谏官职务，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次年4月回乡守制“丁忧”。814年入朝授左赞善大夫，职责陪太子读书。815年6月因“僭越言事”，贬官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秋夜送客至浔阳江，遇到善弹琵琶的长安歌妓。他有感而发，写出千古传诵的名作《琵琶行》。

毛泽东很喜欢白居易的《琵琶行》，在读《注释唐诗三百首》《琵琶行并序》时写下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一语，可谓知白居易之心。“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则反映出毛泽东对白居易诗作的确理解透彻。白居易是唐代诗歌领域中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他坚持走平易通俗的创作道路，其诗作文字浅显易懂，语言优美流畅，“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深受人民的欢迎。

846年8月，白居易病逝，时年74岁。葬洛阳龙门山，著名诗人李商隐为其作墓碑。

白居易一生写诗，今存《白氏长庆集》71卷，有诗近3000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其诗有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中思想性最强的是讽喻诗。毛泽东曾引用“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明识人之难。

范仲淹的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

范仲淹，字希文，989年出生于徐州。两年后父亲病故，母亲谢氏带他改嫁到淄川长山朱文翰家，范仲淹改名为朱说。朱文翰是淄川长史，对范仲淹视如己出，供其上学读书。

在真宗出巡应天府的第二年春天，范仲淹考取进士，在崇政殿接受真宗皇帝御试，并赴御赐宴席，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此时他恢复范姓，改名仲淹，迎母归养，此后不久，范仲淹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其后10年间，他曾做过文林郎、集庆军节度使推官、秘书省校书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楚州粮料院、兴化县令等职。在兴化任上，范仲淹主持治堰工程，亲自下海和兵民一起施工。人们感激其功绩，把海堰称做“范公堤”。不少受灾流亡农民回到兴化，竟跟着他姓了范。

1038年，西北党项族西夏国侵边，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的进攻。他到任后，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有力地遏制了西夏的攻势。在以防守为主的前提下，范仲淹也寻机进攻。

由于范仲淹守边有功，宋仁宗于1043年召他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以“天下国事为己任”，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战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这些建议大部分被仁宗以诏书形式颁发全国施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不仅为北宋名臣，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1046年，范仲淹应友人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父母坟墓旁伫立良久，不无感慨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所作诗文，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在陕西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另外还有一首抒发“乡魂旅思”之情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毛泽东于1957年8月1日“睡不着，哼范词”，在范仲淹《苏幕遮》、《渔家傲》二词天头上写了近300字的批注：“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第四章　毛泽东话说中国历代先哲思想

实事求是

一分为二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一分为二即“事物的可分性”，是指事物“差别的内在发生”，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必然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属性和趋势。

我国最早明确提出“一分为二”这个哲学命题的是宋代哲学家邵雍。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谥康节，祖先是范阳人，后迁居洛阳。邵雍出生时家居共城（今河南宓县东北）。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熙宁新法，以“隐逸”相标榜，长期居住在权贵聚集的洛阳盛地，与司马光及程颢、程颐兄弟往来十分密切。

邵雍在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流派，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作先天象数学。邵雍以道教的“先天象数”为基础，对《周易》的“太极”、“动静”、“阴阳”之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和佛教的“止观”之说，加以“探颐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从而建立起一套“包括宇宙，始终今古”的庞大的象数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邵雍把宇宙发生的过程归结为“象”和“数”的演变过程，认为万物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出来。太极演为两仪，两仪演为四象，四演为八，八演为十六，十六演为三十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这种演化过程，好像“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具体地说，“太极”“一分为二”，产生天地两仪。天有日、月、星、辰“四象”，地有水、火、木、石“四象”。由日月星辰而有寒暑昼夜之“变”，由水火木石而有雨风露雪之“化”，再由寒暑昼夜、水火木石这八种基本现象错综复杂的变化而产生万事万物。

晚于邵雍100多年的南宋哲学家朱熹承袭并发展了邵雍“一分为二”的思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别号考亭、紫阳，晚年自称晦庵，南宋徽州婺源（原属安徽，1952年划归江西）人，出身于“以儒名家”的“著姓”。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继承了二程的“伊洛之学”，并对北宋以来理学家各派学说融汇贯通，成为理学集大成者，确立了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在解释《周易》卦象的形成问题时，提出了“理生万物”的辩证发展观。他说：“始匦卦时，只是个阴阳奇耦，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为太极，未有两仪也，由太极而后生两仪。方其为两仪，未有四象也，由两仪而后生四象。方其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后生八卦。此之谓生。若以为包，则是未有太极，已先有两仪；未有两仪，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朱熹关于“理生万物”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但他认为“两仪”、“四象”、“八卦”不是一次产生，而是先后产生，这就通过他的概念辩证法曲折地反映了事物的产生有其发展过程的客观辩证法的某些因素。

朱熹通过“一生两”的矛盾观来论证“理生万物”的发展观，认为事物变化有“交易”、“变易”两种形式，阴阳变化的原因应当从统一体内部的矛盾消长中去寻找，而不应从统一体的外部去寻找。根据这一观点，朱熹认为事物有两种矛盾依存关系：一种是把阴与阳分做“两个看”的外部感应关系，叫做“外意”；一种是把阴与阳统做“一个看”的内部感应关系，即从“一个阳”中看出一阳一阴的消长，从“一个阴”中看出一阴一阳的消长，这叫“内意”。如此“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这实际是把客观事物复杂的矛盾运动简单化、凝固化，用先天定位的形而上学框框，扼杀了活生生的、多方面展开的客观辩证法。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邵雍、朱熹提出的事物可分性的思想，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在哲学史上有积极意义。1947年，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汉译文，就把列宁对辩证法的实质规定译做“一分为二以及吾人对其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

毛泽东吸取了“一分为二”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分析事物矛盾运动时，用“一分为二”这个哲学命题说明事物的矛盾性和认识中的分析方法。他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一分为二作为事物的可分性的通俗表达，易于为人们所掌握，有利于对事物采取科学的态度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毛泽东话说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解析】“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马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唐代学者秘书少监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把“实事求是”注解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应当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事实出发求索事物的真相。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对“实事求是”特别感兴趣，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岳麓山上岳麓书院的门额上就镌刻着“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科学的态度就应该是实事求是。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是对实事求是的哲学论证。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实事求是”，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此，实事求是就从原来的治学态度提升到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运动。这一时期毛泽东给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他又为中共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毛泽东话说中国】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引自《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解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出于《老子·五十八章》。《老子》，又名《道德经》，传为老聃所作。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聃为外字，一说谥号，以老子之名行于世。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周王室图书，知识渊博，对周朝礼仪颇有研究，在当时颇有声名。孔子年轻时曾专门到洛阳，拜见老子并向他请教周礼。

老子在洛阳日久，见周王室日益衰微，知事不可为，于是离开洛阳西去。途经函谷关，关令尹喜对老子很尊崇，热情挽留说：“您就要隐居起来了，请花费一下您的精力，为我写一部书吧！”于是老子著述《道德经》上下两篇，81章，计5000多字。然后骑青牛出关，时人不知所终。《老子》第58章题名为“顺化”，原文不长，全引如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意思是：统治者为政宽厚，人民就淳朴；统治者为政严苛，人民就狡诘。灾祸啊，幸福紧傍在它的旁边；幸福啊，灾祸潜伏在它的里面。谁能知道究竟是灾祸还是幸福呢？实在没有一个定准。正可以转变为邪，善可以转变为恶。人们为此而产生的迷惑，由来已经很久了。因此，圣人应当为人方正而不生硬，有棱有角而不伤人，直率而不放肆，光明而不炫耀。

老子认为，政治上的宽与严，关系到为政者的存与亡。如同福与祸、正与邪、善与恶一样，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政治宽松，可以使民风敦厚，百姓朴实；而政治苛酷，则会给百姓带来灾难，必然遭到百姓反抗。

老子说这段话的主旨是想说明政治与人民的关系，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的对立面会向它相反的方向转化，表现出极其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基于对古代辩证思维成果的总结和对现实社会、自然矛盾变化的概括，不仅看到了万事万物自身存在着矛盾，也看到了任何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其相反方面转化，并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事例，深刻地表达了“反者道之动”这一矛盾运动的普遍法则。

毛泽东汲取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精华，剔除了老子道而无为的消极思想的糟粕，指出坏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创造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毛泽东于1937年读李达翻译，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的批注里，就引用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他说：“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在这里，老子的祸福相倚论，与其他对立统一的事物是并提的，这是毛泽东对老子哲学的辩证法的肯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语出《礼记·杂记下》：“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这段话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年年底去观看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他看到老百姓在节日里狂欢的情景，联想到他们平日里辛勤劳作悲苦不堪的生活，感到很不理解，于是回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老百姓一年到头勤苦劳累，才获得这一天国君赐予的饮酒作乐的恩泽，这里面的道理不是你能知道的。这里面有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如果让老百姓只是紧张地劳作而不能放松休息，即使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也是做不到的；如果让老百姓只是轻松休闲而不进行任何劳作，这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也不会这样做的。让老百姓有劳有逸，既有紧张又有松弛，这才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国安民的最好的办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求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要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做到劳逸结合，有张有弛，松紧有度。毛泽东曾对那些患有急躁病的同志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不能够一口吃个胖子，也不能设想一个早上就把革命做成功。我们赞扬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精神，常用“废寝忘食”这个词。废寝忘食，一天可以，两天可以，时间长了不行。经常不按时吃饭就要得胃病，经常睡眠不足就会疲乏无力，甚至患上神经衰弱。结果身体垮了，工作、学习就不能继续进行了。我们完全不可想象，可以让一个人一天24小时地不睡觉、不吃饭、不休息地一直干下去。不要说是人，即使机器无休止地工作也会因疲劳过度而缩短它的使用寿命。

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居住13年的陕北黄土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工委会合。在河北省兴县蔡家崖，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工作人员，作了重要讲话，谈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问题。《晋绥日报》从1947年6月开始，参加了反对右倾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反右倾过程中又出现了“左”的偏向，过火斗争，伤害了自己队伍中的同志。毛泽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了运动中的错误，说：“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过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毛泽东进一步谈到反右与纠“左”的关系：“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这样，毛泽东巧妙地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讲清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隐蔽着的另一种倾向。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庄子所列惠施的辩题有：鸡蛋必生毛；鸡有三只爪子；郢都据有天下；狗可以叫做羊；马有卵；虾蟆有尾巴；火不热；山有口；车轮不沾地；眼睛看不见；物性很难弄清，即使层层弄清也无穷尽；龟比蛇的身体长；矩不是方形的；规难以画圆；卯眼难以围住榫头；飞鸟的影子不动；射出的箭有不动和不止的时候；狗不是犬；黄马、黑牛合起来是三；白狗是黑狗；孤驹从来就没有母亲；一尺长的棍子，每天取一半，万世取不尽。

上述命题中有许多看起来有悖常理，不好理解，惠施与人辩论时也往往使自己或诱使别人进入诡辩论的陷阱。但其中一些命题确实有辩证法的因素。例如“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就是说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唐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氏的解释说：“鸟之蔽光，犹鱼之蔽水，鱼动蔽水而水不动；鸟动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来，墨子曰，影不徙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肯定了这一命题，他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毛泽东十分关注微观物理基础理论研究动态，1964年8月他读到日本哲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非常感兴趣，立即邀请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于光远到家里座谈，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从坂田昌一的著作讲起，深有感触地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是完全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起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起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有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事物的可分性，对周培源、于光远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1973年7月，毛泽东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又专门问到物质的可分性：“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杨振宁博士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泽东神情坚毅地肯定说：“物质是完全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物质的可分性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可以不断地认识新的真理，但却不能穷尽真理，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知与行的关系

知与行的关系，也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孔子，他一方面承认上智“生知”的先验论，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就是说社会中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的知识是生而具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这就是上等人。同时，孔子也重视学知，提倡“下学上达”的认识方法，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稍后于孔子的墨子否定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认为圣人的认识能力的确高于一般人，但原因不在于圣人的“生知”，而在于他们“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法”。所谓“三表法”，据墨子解释，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说要重视借鉴古代圣王的经验教训；要懂得劳动群众通过身体力行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衡量任何思想、方法，都要通过实际应用，看它对国家、对人民是否有利。这种认识论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但三表法片面强调了感觉的作用，没有划清感觉经验和客观真理的界限，这就使他不去分辨古书记载和众人见闻的真伪，同时，也不能区别不同阶级对事物的不同态度和反应，结果，在实际运用中就不能不陷入经验论的错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况，在知行关系上，认为“行”比“知”更为重要。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知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在荀况看来，无论是间接知识（“闻”），还是直接的感性知识（“见”）和理性知识（“知”），都不如“行”重要。行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主要方法。

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认识论上主张“知先行后”，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他又说“有是理后有是气”，把“理”作为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性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东西，是彻底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反对朱熹“知先行后”、“格物致知”的学说，提出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说。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行统于知，知、行都是心所生，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第二，在知行关系中，认为知决定行，知是行的来源，行是知的作用；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第三，“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标准，知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知如果不以“良知”为准则是“悬空思索”；行不以“良知”为准则是“冥行妄作”。人只要切实地去掉“人欲”，保存“天理”，就自然能达到“知行合一”。毛泽东曾经概括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特点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也具有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共同错误。

孙中山也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命题。他认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他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不知亦能行”，“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他认为行是知的基础，进而提出“行先知后”的主张。他说：“宇宙间的真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孙中山还进一步阐述说：“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更进于行”。这些论述具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倾向，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

毛泽东全面梳理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深刻论述和丰富了科学的认识论。他认为：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再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物质到精神，即由实践到认识；第二次飞跃是从精神到物质，即由认识再回到实践。这后一次飞跃比前一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完成就万事大吉，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第五章　毛泽东话说中国古代著名战争

齐鲁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的缘由要追溯到公元前685年。当时齐国内乱，齐襄公被杀。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和避难于莒国的公子小白回齐国争夺国君之位，结果公子小白捷足先登，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用武力逼迫鲁庄公杀公子纠，第二年春天又派兵攻打鲁国。鲁庄公不甘示弱，准备迎击齐军。这时国内有个叫曹刿的人挺身而出，请求庄公接见他。他的乡亲们劝阻说：“战争是那些有权位的官员们谋划的，你掺和进去干什么？”曹刿说：“那些做官的人目光短浅，鄙陋猥琐，不能够对战争做出深远谋划。”于是入宫见到庄公，开门见山地问庄公凭借什么与齐军作战。庄公说：“生活中用于安身立命的衣服食品，我不敢独自享有，一定拿来分给下臣。”曹刿说：“这是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老百姓不会听从您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猪玉石丝织品，我不敢虚报数目，祝史的祷辞一定反映实情。”曹刿说：“微不足道的虔诚不能得到信任，神是不会降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全部详察，但是必依据实情做出处理。”曹刿说：“这可以算作忠于民信于神的一种表现，可以凭借这个同齐国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随同前去。”

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曲阜东北）相遇，鲁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指挥作战。当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时，曹刿说：“不可以。”待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结果齐军大败。庄公准备乘胜追击，曹刿说：“不可以。”他先下车察看了齐军败退的车辙，又登上车横板远望齐军的情形，然后说：“可以追击了。”结果，鲁军一下子将齐军逐出国境。战争结束后，庄公向曹刿请教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时敌人士气正盛，第二次击鼓时士气减退，第三次击鼓时士气就没有了。他们的士气已经耗尽，而我们的士气却很旺盛，所以战胜了敌人。齐国是大国，难以推测是不是真的失败，恐怕有伏兵。我看到他们车辙混乱，并且他们的旗帜东倒西歪，所以决定追击他们。”毛泽东对齐鲁长勺之战十分重视，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战略防御》第三节《战略退却》中，全文引用了历史学家左丘明对曹刿论战的叙述。毛泽东分析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战略防御不排斥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当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面前，因为客观情形限制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兵力，待机破敌，有必要进行战略退却，先让一步，后发制人。从井冈山斗争到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形成了关于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宋楚泓水之战

宋襄公名兹甫，公元前651年以太子身份即位国君。他奉行亲齐政策，齐桓公曾以公子昭相托。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卒，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发生内乱，宋襄公联合几国诸侯，用武力扶持公子昭为齐国国君。宋襄公因此觉得自己很有手腕，于是做起霸主的美梦。他到处邀请各国诸侯会盟，不料在与楚会盟时被楚成王囚禁成为人质，半年后才被放回。第二年（公元前638年）郑国国君要去朝见楚成王，宋襄公以此为借口带兵包围郑国。楚成王派兵攻宋救郑，著名的泓水之战由此拉开了战幕。

宋楚两军相遇于泓水（今河南柘乡城北），其时宋军已在北岸摆好阵势，楚国将领下令部队强渡泓水。宋军司马（即公子目夷，字子鱼）看到楚军渡河时乱哄哄的场面，对宋襄公说：“敌军多，我军少，咱们趁这时迎头痛击一下吧！”宋襄公指着宋军大旗上的“仁义”二字说：“仁义之师怎么能攻打没有准备好的军队呢？”楚军渡过泓水，还没有列好阵势，公子目夷建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楚军进攻，结果又被拒绝。不一会，楚军摆好了阵势，擂响了战鼓，宋襄公这才下令出击，结果大败而还。护卫国君的警卫全部阵亡，宋襄公腿部还中了很深的一箭，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逃脱性命。

宋襄公回到国都后，文武群臣乃至国都中的人纷纷抱怨襄公不该这么迂腐。宋襄公却仍自作聪明地说：“正人君子打仗时不能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能俘获头发花白的人。古时仁义之师就从来不在地势险要的地方阻击敌人取得胜利。我们虽然是亡国之君商纣王的后人，但也不能进攻没有布好阵势的队伍啊！”公子目夷听了这番话，不由感慨地说：“主公真是不懂得作战的道理。”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讲到宋楚泓水之战战例，批评宋襄公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所谓“仁义”不过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战场上，敌对的双方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多消灭一个敌人，就增加了一份胜利的保险系数。红军在战争结束后“优待俘虏，不搜腰包”，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从而更有利于打击敌人。

晋楚城濮之战

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攻占了宋国的缗邑（今山东金乡），又联合鲁僖公攻打齐国，占领了毂地。第二年冬天，楚令尹子玉率楚军及郑、蔡、陈、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宋成公派大夫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与大将先轸、大臣狐偃等人商议，决定攻打楚之盟国曹、卫小国，吸引楚军北上解宋国之围。晋军接连攻下曹国、卫国，楚军却不为所动，宋国再次向晋文公告急。晋文公采纳中军主帅先轸计策，指使宋国以财宝贿赂齐、秦两国出面劝楚国撤兵。楚国拒绝齐、秦调停，齐、秦也因此出兵救宋，形成了晋、齐、秦三国联合抗楚的局面。楚成王见形势不利，决定全面撤军。令尹子玉派使臣宛春向晋国提出条件：晋使曹、卫复国、楚解商丘之围。晋文公扣留宛春，又私下答应曹、卫复国。子玉大怒，率军北上与晋国决战。

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楚两国军队相遇于曹、卫之地。晋文公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以退为进，下令退避三舍，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晋国军吏不明白晋文公为什么要退避三舍，埋怨说：“以国君身份而躲避臣下，这是耻辱。何况楚军已经很疲困了，为什么要撤退呢？”大臣狐偃代晋文公解释说：“战争胜败，在于是非曲直，理直的一方就强壮，理曲的一方气势必然衰微，哪里在于出征时间的长短呢？假如没有楚成王施予的恩惠，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主公下令退却90里，就是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恪守当年的诺言。如果背弃恩惠，忘记诺言，还去庇护他们的敌人，这样就是我们理曲而楚国理直了。况且楚军士气一向旺盛，不能认为他们已经疲劳不堪。现在我们撤退后楚军也收兵，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撤兵，国君撤退，臣下进犯，理亏就在楚国方面了。”当晋军撤退后，楚军将士主张收兵，子玉却不同意，指挥军队继续前进，于公元前632年4月，在城濮与晋军摆开决战架势。

两军交战开始，楚令尹子玉统率中军，子西统率左军，子上统率右军。子玉狂妄地说：“今天一定没有晋国了。”晋下军副将胥臣用虎皮蒙在马身上，向楚军薄弱的右翼——楚附庸国陈、蔡军队展开猛烈冲击，楚右翼军队迅即崩溃。这时，晋上军主将狐毛，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后退诱敌。下军主将栾枝在阵后命令士兵把树枝拖在车后，扬起满天尘土，制造晋军溃退的假象。子玉果然中计，命令军队全面追击。楚左军将领子西更是求胜心切，孤军深入，被晋军将领原轸、溱率领的中军亲兵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领上军从侧面配合夹攻子西，楚军左翼军队大败崩溃。子玉见势不妙，急令收兵，得以保全中军。退回楚国途中，楚成王派人责备子玉，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在城濮取得胜利，把楚军俘虏作为战利品献给周王。周天子派王子虎册命晋文公诸侯霸主，赏赐大车、弓箭、香酒、玉勺等物品，以示晋文公有征伐大权。晋文公在践土筑周王宫室，与王子虎召集诸侯会盟。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中原霸主。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著名战例。毛泽东认为晋文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退避三舍”。主动退却，第一答谢楚国帮助之恩，从道义上占了上风；第二示弱于敌，使楚军更加骄横而急于取胜，产生急躁冒进心理；第三寻找有利战机和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以逸待劳，从而为晋军胜利创造了条件。交战中，晋军先打弱敌，击溃了陈、蔡附庸国组成的右军；再集中兵力攻打楚军左翼，避开了子玉指挥的最精锐部队，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结论时，针对胡宗南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讲到晋楚城濮之战这个著名战例，强调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条原则：第一，我们不打第一枪，占到了理；第二，退避三舍，占到了利；第三，礼尚往来。顽固派硬要搞武装磨擦，我们也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武装奉陪到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1939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

齐围魏救赵之战

孙膑，是春秋末兵家孙武后裔。曾与庞涓同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忌孙才高骗他到魏国，施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孙膑装疯，得以保全性命，后被齐国使者救走。齐国将军田忌很赏识孙膑，待之以礼，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励精图治的齐威王拜孙膑为军师，经常与他在一起讨论兵法。

公元前353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领兵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派使臣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以孙膑为主帅，孙膑以受过膑刑为由而谢辞。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帅，拜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用布幔围着的车子里筹划计谋。

主帅田忌计划率兵直趋赵国。孙膑对他说：“凡是要解开纠缠着的乱丝只能用手慢慢地理出头绪，不能急躁用力去扯或用拳头去打；劝解斗殴者只能好言细语地劝说，不能动手去帮着打。打击敌人要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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