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灵犀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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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风流：生活在魏晋南北朝试读：
序言
月上梢头，繁星当空。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喜欢泡一杯清茶，伫立在清风袭来的窗口，抬头仰望那一颗颗遥不可及的星辰。今晚迷离的月华，忽然让我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邂逅。我与灵犀相识在一个作者群中，初次聊天，便被她认真、执着的性格所吸引。虽然时光慢慢流逝，但这份友情却如同一朵朵盛开的兰花，弥漫在绿草萋萋的原野上，久久不曾散去。
在我心中，灵犀既像一位朋友，又像一名老师。像朋友，是因为她对人和蔼随性，有求必应；像老师，则是因为她对作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今天为她写这篇序，其实我的内心是无比紧张的，就好像一个练习了很多遍升旗仪式的国旗护卫队新手，终于有机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完成生命中的第一次升旗。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魏晋南北朝是很多朝代的统称，虽然只有寥寥五个字，却涵盖了当时多达几十个朝代或国家。“魏”是三国时期的曹魏。三国之后，司马氏创建的西晋王朝与其后割据在南方的东晋王朝合称为“晋”。实际上，东晋时的北方属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指的是东晋之后，南北对峙时出现的几个朝代。南方是宋、齐、梁、陈，北方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一统南北，才终于结束了三国以来三百多年的纷乱。
在灵犀的这本书中，你将会看到不一样的魏晋南北朝。大家对魏晋南北朝的了解程度可能并不如对秦、汉、唐、宋、元、明、清。其实，魏晋南北朝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那时的朝代和国家特别多，留下的风俗和人文也多姿多样。如果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超强的文字驾驭能力，想要整理这样的一个长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灵犀做到了。
书中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岁时节令常识，百姓、名士、高官等的服饰装扮，饮食文化，城市建筑和家居生活，丰富多彩的游艺种类，婚丧嫁娶，婴幼儿保健等知识。书中灵犀引用了大量的史料甚至冷料，而且语言凝练轻松，能吸引人一读到底，会心一笑。虽然我是历史学硕士在读，之前读过不少历史文献、文章，但在灵犀面前，我感觉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除此之外，灵犀对文字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就好像是一堆正在燃烧的篝火，借着清冷的月华，慢慢照亮这片漆黑漫长的夜。祝愿灵犀的书能大卖，希望她能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晓松溪月写于山东潍坊2017.5.13第一辑岁时节令，载欢载笑 第一章 天南海北，都是年味儿
过年，得讲究个年味儿。
魏晋南北朝时，正月间有元日、人日、上元这三个重要节令。这里所说的年味儿，首先反映在元日那天隆重的朝会仪式上。
关于朝会仪式，西晋的《咸宁注》讲得很详细，但这礼节太烦琐，只怕大家会看出瞌睡来，不如先来首打油诗。
王公卿校等君来，宫殿前头乐队齐。火盆大燃入东阁，鼓乐声中拜皇帝。献礼贺拜看位阶，外国客人不要急。头等王公献寿酒，应由侍中来传递。御膳好吃不能贪，乐舞罢了再离席。
这烦琐的朝会仪式，拙笔也只能描述个大概，要说此中细节啊，还得由堪称古代的女权主义者傅玄所写的《元日朝会赋》来描述。
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西晋）傅玄《元日朝会赋》
可以想象，彻夜欢歌也是朝会的重头戏。
其实，不只是西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民族成分如何，当权者都会举行这样的元日朝会。当然，例外的情况不是没有。如果太史预言那日将有日食发生，很可能，朝中上下都有些恐慌，索性待在家里不出门了。比如，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和四年，竟然连续两年都为此罢了朝会。
顺便提一句，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都出生于咸宁二年。这二人，一个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一个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权臣王导。前者被王导的堂兄王敦欺负得死去活来，最终一命呜呼；后者则扶持晋室南渡建国，居功至伟，死后极尽哀荣。
所以说嘛，因日食而罢朝会，没啥意义。反观曹操，他当年听从荀彧的意见，在预言天象有变的情况下，仍不废行朝礼，免得人心惶惶，这才是明智之举。
元日的别称很不少，“元正”“正旦”都是。而且，它既是岁之元，又是月之元、日之元，故此还有“三元”这个美称。这称呼真是妙，想想看，到了这天，一年四时重新循环，新的希望也在孕育，是件多美好的事！
对于这种喜庆的日子，百姓对它的关注程度比官方多得多。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算有什么“日蚀将出”的预言，百姓们也不怎么计较，依然会从牙缝中挤出钱来，欢欢喜喜地庆贺新年。
到了这天，无论黄发老人，还是垂髫小儿，赶早便穿戴整齐，“以次拜贺”。拜贺的习俗，早在汉代时便有了，分为向长辈叩岁的拜年，和平辈相互道贺的贺年。
拜贺之后，一定要饮椒柏酒和桃汤。花椒叶和柏叶，一个被认为是玉衡星的精华，一个被当作是预防百病的仙药，因此，把它们凑在一块儿泡酒，也就寄托了人们对彼此最美好的祝愿——年轻康健。
值得一提的是，饮酒的顺序，是“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这规矩在汉时崔寔的《四民月令·正月》里有所记载。很显然，这个时代依然保留了旧俗。这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年幼的人每长一岁，便又成熟了一些，应该先祝他们事业有成，再贺老人增岁添福。
苏轼说，“椒柏称觞，燔烈以兴嗣岁”；《明宫史·史集》中也称，元日里，宫人们要“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可见，元日饮椒柏酒，已成了世代相续的老规矩。
桃，在人们看来，可以驱邪避凶。因此，由桃枝、桃叶、桃茎熬煮的桃汤，味道虽不太好，却是必备之品，不可不饮。
饮罢椒柏酒和桃汤，接下来便要“进屠苏酒、胶牙饧”了。
屠苏酒，据说是来自东晋的道士葛洪。这“健康”也喝下了，“邪鬼”也压住了，也得想个什么招儿来对付瘟气。根据医学验证，以细辛和干姜为主料浸泡的屠苏酒，就有这功效。
所谓“饧”，就是糖，其成分主要是麦芽或谷芽。看看“胶牙”二字，便不难想象，这是一种黏牙的软糖，嚼着格外有劲，理论上能起到健齿固齿的作用。“立春咸作春盘尝，芦菔芹芽伴韭黄。互赠友僚同此味，果腹勿须待膏粱。”这个春盘是什么？能比肉好吃吗？晋诗《馈春盘》中所说的春盘，也叫“五辛盘”。在嚼完胶牙饧后，人们便要吃一种凉菜——将葱、蒜、韭菜、芸薹、胡荽拼成一盘。
芸薹、胡荽，即油菜、香菜。
这个“辛”，取的是“新”字的谐音。新年新口味，当然要在一年的开头尝上一尝。更重要的是，这五样菜，具有辛、甘、酸、苦、咸五味，正好合了《周礼·天官》中“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的养生理论。
当然，过元日也不仅仅是吃吃喝喝的事。
为了驱鬼辟邪，祈祝一年平安顺遂，人们在这日一早，便要一边宰鸡挂上门户，一边在庭前爆竹——此爆竹，非彼爆竹，是说用火烧烤竹节，跟火药没啥关系。
至于从汉代开始，便要在门上贴神荼、郁垒的画像，并为他们准备束缚鬼芦索的老传统，这时依然保留了下来。
除了健康平安、邪鬼勿近的心声，那时人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祈求丰年了。在北方，“鸡鸣时，转往捶粪”，是极富特色的祈求方式。一边口呼“如愿”，一边捶打粪堆的画面，看似愚昧好笑，却也质拙可爱。
物转星移，人日很快就到了，而正月里的年味儿还在发酵。
人日就是夏历正月初七。魏晋的董勋在《问礼俗》中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到了人过年这天，按规矩一定要吃“七菜羹”，这七样都是新菜，但具体是什么，已经不得而知。
女子们手巧，便会剪出彩人，用于贴屏风或是饰头鬓——当然，互赠亲制的华胜给闺中密友，就更有一番真切情意了。此外，呼牛马招杂畜，登高赋诗，也是南北两地都十分流行的习俗。
如果说，在正月里有什么节令是极具个性的，那一定非上元节（元宵节）莫属。在中国古俗中，它与中元节（盂兰盆节）﹑下元节（水官节），被合称为“三元”。这个“三元”不是前面所说元日的美称，应该有所区分。
说到上元节，人们的印象多半停留在“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的美味，和“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的浪漫上。但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日，人们是不吃元宵、不放花灯的。
这不是说，他们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实际上，人们要做的事挺多，那气氛的热闹程度，也完全不输给唐宋。
对于荆楚一带的人来说，祠门祭户是顶重要的事。到了这天，先把杨树枝挂插在左右门上，再开始祭祀——酒、肉、豆粥等物，都要提前备好。
江南人的习俗，则是要用白膏粥祭蚕神。
白膏粥，也可简称为“膏粥”，顾名思义，就是说浮着油脂的那种白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讲过，以前有个叫张成的男子，夜半遇见蚕神，对方说，明年起正月十五日，用这种粥来做祭品，她就可以保佑他蚕业兴旺。
这人照做了，之后果然赚得盆满钵满。如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白膏粥》的记录一般，“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江南一带的孕妇，还有佩戴宜男草的习俗。“都人上元夜作宜男蝉，似蛾而大”，萱草，便是“宜男”。做成蝉形的萱草，有乞生贵子的内涵在里头，平时要戴，但在上元日，则多了一层避瘟驱邪的意思。
更为普遍的习俗，是百姓们礼节隆重地去迎接紫姑。晚唐李商隐说，“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北宋苏轼也写过《仙姑问答》，说他还和紫姑见过面、谈过心，对方“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简直就是惊才绝艳！说得玄乎乎的，也不知真的假的！
再往后，清人黄斐默在《集说诠真》中，讲述了人们迎请厕神的规矩。从中可见，上溯魏晋南北朝，下至唐宋明清，迎紫姑的习俗一直都存在。
和蚕神一样，紫姑也是一位神，但她成为神的经历，太过坎坷心酸。有传，姑娘本叫何媚，于正月十五日，被夫君李景的正妻残杀于厕所之中。还是天帝生了悯心，才给这苦命女升了职，做了厕神。
咦，怎么有点儿不对劲？好吧！紫姑好歹是个姑娘，天帝他老人家居然给起了个“厕神”的名儿，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呀！还好，兴许是天帝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紫姑虽背着“臭烘烘”的名头，却并不主厕事，而是被赋予了先知的本事。
这一来，什么箕帚啊，草木啊，筷子啊，都成了请紫姑降附的神木。妇女们更乐于向她说心事、做祈祷，这也是一种寄托。
南方人的上元节过得很热闹，而北方人在这天，习俗也是颇具特色的。
由于史料的缺漏，我们已不清楚打簇、相偷戏这种竞技性的活动到底是怎么个玩法，好在，我们能找到北魏之后，北方人在上元节当夜全城狂欢跳舞的记载。
是的，跳舞，还是戴着面具跳舞的那种！“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看看，那时的人们，在百戏喧闹“充街塞陌”的气氛中，都那么不甘寂寞，有戴着兽面“企图”吓唬人的人；有扮成女子秒变“李玉刚”的——不知道声音能不能变——男子；也有心情大好瞅啥啥顺眼、统统抱回家的购物狂……
真是挺会玩的！
所以啊，虽然元宵很好吃，花灯也很美，但在这个没有元宵、没有花灯的年代里，从上至下，不一样是热热闹闹、年味儿十足的吗？小 贴 士
【吃元宵】根据《平园续稿》《岁时广记》《大明一统赋》等史料，将元宵作为应时食品的习俗，最早见载于宋朝。时人称之为“汤团”“浮圆子”“圆子”“乳糖元子”和“糖元”等。另有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东方朔救助名为“元宵”的姑娘、白蛇吃汤圆成仙等起源说，都不足为信。
【赏花灯】上元节放灯的习俗，是在南北朝末期舞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唐一代，灯市盛况空前，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宋朝的灯会。这主要是因为浪漫多情的宋词，扩大了它的影响力。最有名的当属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和朱淑真（一说，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和“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其中的名句。 第二章 曲水流觞，是文人的娱乐吗？
只要提起三月三，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兰亭集序》里的描述。
在东晋的永和九年，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兼文人雅士，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出游，并写下众多歌咏自然、一抒怀抱的诗作。其间，提到了修禊事和曲水流觞这两种活动。“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在山阴云门寺，模仿兰亭曲水流觞的格局，主持过一次禊事，还写了一篇《修禊序》，文辞大有可观之处。“他乡易感，增栖怆于兹辰羁客，何情更欢娱于此日，加以今之视昔，已非昔日之欢。后之视今，亦是今时之会？”这样的句子，和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等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北宋黄庭坚也十分欣慕古人雅聚，曾在万州和戎州（今四川宜宾），模仿《兰亭集序》中所绘的意境，凿石引水为池，皆取名为“流杯池”。有趣的是，两者之间相隔长达三十余年，可见黄庭坚对这种风雅的活动，实在有很深的执念。
然而，将目光回溯至魏晋南北朝，我们会发现，那时三月三的面貌与我们的想象颇有不同。应该说，三月三的准确称法，是“上巳节”，意思是说三月中第一个上巳的日子。因此，很明显，上巳节的日期肯定不是固定的。
翻阅一下《宋书》，大概可以看出，在曹魏之后，人们就已经将此上巳节定为每年的三月三。同时，也有人认为，人们依然把巳日当作上巳节，不固定为三月三。如果按这种说法来看，就是上巳节与三月三这两者已经分家了。
如果后一说法更为确凿，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三月三这天，活动的主题是宴饮游玩，而传统的上巳节则不然，它们各有其存在的意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虽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却独独对曾点的志趣表示赞同。春日郊游，没有战乱和饥荒，只有阳光的照拂和春风的滋养，沐浴和歌唱，都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沐浴，并不仅仅只是沐浴而已。根据《周礼·春官·女巫》的记载，由女巫职掌每年的祓除仪式，同时为人们衅浴除灾。祓除，是一种除灾去邪的祭礼；衅浴，是说用香薰草药涂身（或熏身）并沐浴洁身。
早在春秋时，便已流传至民间的风俗，到了东汉时仍然保留了下来，《后汉书》中说：“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
到了王羲之所在的东晋，三月三日几乎不再进行祭祀活动，想来《兰亭集序》中所说“修禊事”的重点并不在祭祀，而是在洁身沐浴和水边嬉游这上头。节日意义的变化，是移风易俗的必然，实在不必大惊小怪，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三月三日“丢”去的东西，不仅是修禊事里的祭祀内涵，还有曲水流觞里的迷信说法。
其实，曲水流觞并不是王羲之等人的首创，只是因为《兰亭集序》太有名气，后人的追慕太过痴狂，我们才容易误以为，这活动其实就只是这群文人雅士们，一边喝酒一边吟诗的事儿。
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曾写到晋武帝对三月三日来历的困惑。他的询问对象是挚虞。挚虞这人挺实诚，也没多想，就照着他听来的掌故，缓缓道来。晋武帝听了以后，有些不高兴。他本以为曲水流觞挺风雅的，不料却是晦气得紧。
这是因为，挚虞说，在东汉章帝时，有个叫徐肇的人，在三月初生了仨女儿，结果很悲剧地只活了三天就夭折了。村民们觉得这事儿实在太邪门了，便赶紧去河边盥洗除灾，还把酒杯漂在水上，大概也是为了送走晦气。
大臣束皙见挚虞捅出了篓子，赶紧上来讲了个好听的故事。故事挺久远的，还得套到周公的头上。据他所说，周公当年营建洛邑，便借流水来泛酒，故此逸诗（先秦古籍中引用的“诗”，但又不在今本《诗经》中）中有“羽觞随波”的句子。
在此，我不得不插入一句，羽觞那个“羽”字，和羽毛没有关系。之所以有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形状如爵，两侧的抓耳又类似于鸟的双翼，才得了这么个名字。当然，您要说这形状也挺像小耳朵的，也无不可，因为它还有个别名，叫“耳杯”。
束皙接着说，后来秦昭王曾在三月三当天，效仿周公在河边泛舟酒。这仿佛是个吉兆，因为有个金人“嗖”的一声从水里冒出来，呈给他一柄水心剑，并且告诉他，如果持有此剑，可据有西夏之地。后来，秦昭王为了感谢这个金人，便在那里建了一座曲水祠，泛酒也就是流觞的习俗，便被当作吉俗一并传承了下来。
因为束皙的故事讲得太好了，当即得到了奖赏，而挚虞那个倒霉蛋，则因为讲了个晦气的传说而被贬为阳城县令，真是祸从天降。
相比而言，如将上巳日祓除衅浴的意义再琢磨一下，很有可能挚虞那个“除灾化厄”的传说更为贴近历史，何况，“羽觞”“耳杯”的称法，是在汉朝才定下来的，这可不是逸诗所能载录的了。但这没关系，只要晋武帝爱听就行，传说的特异之处便在于越古老越美好。
当然啦，在草长莺飞的时候，呼朋引伴地去宴饮游玩，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古人们自己都愿意丢弃那些迷信色彩，我们也不必给它再涂抹上去了。想想看，到了三月三那天，艳服靓妆出门，听由酒杯随波而下，将春意与情意送至杯歇处，该是多有情趣的一件事。“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记载如是。看到了吧？虽说，一般百姓在这天未必都会吟诗拽文，但还是会一起曲水流觞，享受生活的乐趣。所以说，此种娱乐活动还真不是只属于文人雅士们的。
对于文人来说，出口成章不是难事，但您听说过有饱学之士吟不出诗的事吗？那位晒肚皮炫学问的郝隆便是一例。当时，东晋权臣桓温曾担任过南蛮校尉，驻守于南方民族地区，郝隆在他府中任参军。
到了三月三这天，桓温要求属下们都来作诗，不能为者便要罚喝三升酒。郝隆受罚喝酒后，总算写了一句：“娵隅跃清池。”娵隅，就是鱼的意思，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称鱼为“娵隅”。桓温纳闷了，问：“作诗还用蛮语？”郝隆便说，他自己从千里之外赶来投奔对方，有幸得到了南蛮校尉府的参军一职，不说蛮语怎么成呢？
郝隆无非是在埋怨对方对他不予重用，措辞却极幽默，这话里的话，桓温岂会听不出来，不过他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也就一笑置之。
刚刚说的是南方这头，那么到了这天，北方那边又如何呢？答案是，他们同样也热衷于过三月三这个节日。
在《邺中记》中便有一段记载，说后赵武帝石虎，曾在这天亲临水会，而公主和后宫佳丽以及命妇都争先而出，一伙子贵人们“临水施帐幔，车服灿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这回头率别提有多高了，只怕跟杜甫所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场景比起来，只会更为醒目耀眼。
显而易见，对于三月三，北方人的重点是在“走马步射”上头，这活动与清明节射柳倒有一些相近之处。中原古来便有射礼，古时匈奴和鲜卑都有秋祭时绕林木（或柳枝）的习俗，这习俗慢慢发展成“以柳为的，驰马射之”的仪式。风俗几经融合，时间移到了春日，祭祀的意思也随之慢慢淡去了。
除了曲水流觞以外，在三月三日，人们还有别的娱乐活动。“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波归”，从西晋潘尼（美男潘安的族侄）所写的诗不难看懂——除了觞可以用来漂流，鸡蛋也是可以的。只是呢，那时的酒精度数毕竟不高，多喝点儿酒是没关系，不知多吃鸡蛋会不会不太好。
南朝梁庾肩吾曾作过《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其中除了提到人们也在水上漂流枣子（参差绛枣浮）以外，还不无激情地吟咏道：“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
您瞅见了吗？君臣们玩得何其尽兴，连综艺节目都搬出来了。他们都巴不得，在这天“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将快乐盛放到极致。小 贴 士
【羽觞】“觞”是酒杯的通称，因此行酒便是“行觞”，酒政便是“觞政”。另外，“觞”也是“羽觞”的省称。因为唐朝时人们仍在使用羽觞，所以李白“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里的“羽觞”应为实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羽觞的消失，宋词中所提的这个物件，只是代指而已。而明清时再次出现的羽觞，已非古制，且只做礼器、摆件。
【寒食节和清明节】寒食节在农历三月，清明之前一两天。前者又称“禁烟节”“冷节”。据《辞源》《辞海》的释义，此节是晋文公重耳为悼念被烧死的介子推而设的，因此要求民间禁绝烟火，只吃冷食。魏晋南北朝时，改汉朝的一月时限为三日，这与曹操、石勒等人的禁令有一定关系。不过，寒食节在2000多年历史里，一直被作为祭扫的重要节日看待，直到唐朝，寒食节为清明节所替代。今天人们喜欢食用的馓子，即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名字叫“寒具”。 第三章 说不完的端午节
记得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对瞎老头柯镇恶印象尤为深刻。后来闲看史书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个人叫“王镇恶”，顿时倍觉亲切，也颇为好奇，赶紧去查了查此君大名的由来。
原来，这人本为前秦丞相王猛之孙，正好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元年（373年）五月初五。按当时的习俗来说，这个日子大为不利，因此家人便想把他送给别家，以免祸害本族。不过，祖父王猛非但不这么看，反而还说这个孩子非同一般，将会光耀门楣。他还举出孟尝君生于恶月，后来却做了齐国宰相的例子来劝服家人。
然而，家人还是为此担心不已，于是乎，“镇恶”二字便成了王猛孙儿的大名。
后来，王镇恶随叔父归晋，成为东晋一代名将。尤为难得的是，唐宋武庙名将中唯一的祖孙档便是王猛和王镇恶。不过，很遗憾的是，战功赫赫的王镇恶，为中兵参军沈田子诬陷后擅杀，卒年不过四十多岁。
这里必须得说说，五月初五为何会这般为人所忌。
约莫从战国开始，人们就对五月产生了畏惧情绪。这是因为五月正处在春夏之交，天气炎蒸，很多百姓适应不了气候，所以生病甚至病亡的人不在少数，五月就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视为恶月。这恶月之中也有一个恶日，便是五日。人们本来就有“不举五月子”的习俗，要是再碰上五日生子，更会被认为是男害父、女害母。
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中还提过一个异闻，说新野有个叫庾实的人，在五月间曝晒竹席，晒着晒着，恍惚间看见一个小孩儿死在那上面。他以为是自己眼花，本来也没在意，不料回头不久，自己的亲儿子竟然夭折了。这事传了出去，时人大为震恐，谁也不敢在这月晒席子或是别的东西了。
除了生子不吉之外，“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这样的说法，也是盛行一时。这就难怪百姓们会因畏惧五月，而将除瘟、驱邪、求吉祥作为端午节的旨归。
不过，到了魏晋以后，人们对端午节的恐惧之情淡去不少，娱乐之心大有增加。根据《年华记丽》里“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缠五丝”的记载，可以看到一个名为“斗草”的游戏。
提起斗草，当是苏轼“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这两句最为有名。此外，《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在写到贾宝玉写四首即事诗前，也有他“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的描述。
关于“斗草”的记载，《荆楚岁时记》里“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的记载相对较早。所谓“阳春二三月，相将蹋百草”（《乐府诗集》），前者是一种踩踏草上露水，用以去热祛毒的禳灾习俗；后者则是以采集花草的数量、品种评判输赢的游戏。
相对来说，儿童斗草的斗法更为活泼，他们往往会用叶柄两两相勾，捏住自家的草叶往反方向扯拽，谁的草叶断了，谁便是输了——输了也无所谓，换了草叶再斗便是。“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与人斗、与自然斗，也是其乐无穷啊！
当然，踏百草和斗草未必非得在端午节那天，这是肯定的。斗草的游戏，在魏晋南北朝之前鲜有记载，起源也说法不一，有说是《诗经·周南·苤莒》里就已经提到了，有说是源于吴王和西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中医药学的产生有关，且在这个时期才开始流行起来。
我们今天时常说要“亲近自然”，古人也知这个理，因此到了端午节这天，人们每每走出家门，在葳蕤草木间采集花草，既利于身心健康，又助于丰富见闻，真是一举两得。
这样好的游戏，自然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了，只看看南朝梁文学家王筠的《五日望采拾诗》就知道了。您看，“裁缝逗早夏，点画守初晨”，贵妇们很早便起身了，一番打扮之后，真是“绡纨既妍媚，脂粉亦香新”，美得很哪！
一轮轮采撷竞赛之后，贵妇们突然觉得只斗草还不够尽兴，索性“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了。如果读读这样的诗，回头再去看《红楼梦》中“斗草簪花”的记载，想必就更能明白“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的情境了。
所谓簪花，也就是“斗花”，是“斗草”的另一种形式。不过，“簪”也有插戴的意思，只是作为游戏而言，应理解为“斗”。
同样是在《五日望采拾诗》中，还有这样一句不可被忽视，“长丝表良节，命缕应嘉辰”。里面透露出的信息，一是端午节已经被人们视作“良节”“嘉辰”，二是人们在当日还要系长命缕。
说起长命缕，大家都不会感觉陌生，时至今日我国部分地区都有这习俗。有关于此，最早的记录，来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这便是人们在其中寄寓的深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五色，因为分别象征着五方五行，而成为公认的吉色。端午节一大早，长辈们便要在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系上长命缕，并且禁止他们在此时说话，告诫他们不可随意丢弃它——要抛也只能在之后第一场大雨或洗澡时，抛往河中，这才可确保疫疾统统被河水冲走。
与长命缕的端午风俗一样，插艾草悬在门户上、饮菖蒲酒解毒驱疫、观龙舟竞渡、吃粽子以纪念古贤等习俗，自从诞生之后，便相沿成习，至今不衰。那么，还有没有什么习俗算是魏晋南北朝时特有的呢？这还真有一个。
唐人李亢在《独异志》中记载了一件驯养鸲鹆的趣事。“鸲鹆”这名儿，今人听着也许会觉得陌生，但要是说起它“八哥”这个别名来，应该是家喻户晓。我们都知道鹦鹉学舌，而过去一直也有“鸲鹆学舌”（八哥学舌）的说法。
说起鸲鹆学舌，一定得顺便提到明人庄元臣在《叔苴子》里讲的那个寓言故事。故事里说，“出于南方”的鸲鹆在经过南人的调教后，能模仿人说话。鸲鹆以此为傲，嘲笑树上的鸣蝉声音难听，可对方却说它所说的没一句是自己的心意，“偈若我自鸣其意哉”。
鸲鹆闻言极为惭愧，再也不学人说话了。庄元臣最后说，“今文章家窃摹成风”，比懂得惭愧的鸲鹆差远了。这个毕竟是寓言，寓意才是重头戏，而搁在大自然中，鸲鹆学人说话，乃是天性。
要想激发这种天性，魏晋南北朝的人就有好办法。《荆楚岁时记》中道：“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也。”《独异志》里的小趣事，说的便是东晋桓豁（桓温的三弟）在出镇荆州之时，幕僚中有人得到了一只鸲鹆，当即剪去舌尖训练它说话。这是头一年端午节的事。到了第二年，那位幕僚命鹦鹉在宴席上，现场表演舌尖上的技艺，模仿得惟妙惟肖。最有趣的莫过于，它为了模仿一位鼻炎客人的腔调，居然扎进瓮中去学。这也真是成精了！
众人一再为之绝倒，笑得前仰后合，哪里还记得起以前端午节的那股子“邪气”呢？可见，这“恶”真是不一定要去“镇”，只要是会自己找乐子，娱人娱己之外，自然也就忘了去防这个防那个的，这不也挺好的吗？小 贴 士
【端午节纪念谁】楚怀王的大臣屈原具有美政思想，力主联齐抗秦，招致贵族子兰等人的反对。遭谗去职之后，屈原被流放至沅、湘流域，创作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在楚都被攻破后，屈原于五月五日写下绝笔《怀沙》，抱石投江殉国。同时，在江浙一带，人们认为端午节是为纪念春秋时期助吴伐楚、最后冤死的伍子胥。最后，东汉时救父投江的孝女曹娥，也是为人所纪念的对象。不过渐渐地，纪念屈原的文化内涵影响更为深远。元人贝琼在《己酉端午》中写道：“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海榴花发应相笑，无酒渊明亦独醒。”从中不难看出，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屈原已是端午节的主要纪念对象。
【浴佛节】浴佛节又名佛诞节，即释迦牟尼佛祖诞生之日，具有求福灭罪的意义。在东汉时期，浴佛节只在寺院举行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浴佛节起初定为农历四月初八，后来北方改至腊日，南方则因袭不改。 第四章 七夕乞巧，重阳登高
刘敬叔在《异苑》里说，端午节不可晒物，而时序流转，到了七月七日时，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拿出杂物来晒了。这风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就有，到了此时，白天曝晒衣物、书籍已成为常态，不晒东西反而会被视为异类。
这不，阮咸就曾为晒东西发过愁。《晋书》中提到，阮籍的侄儿阮咸在贫穷之时，见着住在道北的宗人，在七月七日当天晒出华衣靓服，实在窘迫，索性把一条寒酸的布犊鼻裈用竹竿挂起，勉强充数。有人看着好笑，就问他这是何故，阮咸回答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其知名度不如其他几位，不过，学音乐的人大抵都该知道，我们今日有一种乐器叫阮咸（简称阮），便是因为精于音律的阮咸改造了从龟兹传入的琵琶。
从私生活上来看，阮咸也是极为放诞的一个人，甚至还跟一群猪一起喝过瓮里的酒，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七月七日当天也不能免俗，连寒酸的布犊鼻裈都要晒，可见时风如此，谁也没法不照做。
不过，细细研究其生平，阮咸之所以这么做，应该也有看不惯别人炫富，故意搅局的可能性。话说回来，大千世界里有炫富的，也有炫穷的，自然也就有炫个性的，东晋的郝隆便是这样一个人。
经过盛暑，家中的书籍都须得好好晒晒，后来，晚唐杜牧也说了，“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读书人爱书、晒书，都是常事。可是嘛，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展开一年一度的晒书大赛时，却发现郝隆竟四仰八叉地，把自己晒在日光下——圆圆的肚皮尤为突出。
何故？答曰：“晒书。”
很显然，这是在夸耀自己满腹诗书，“晒肚皮”“仰卧曝日”这样的典故便是来源于此。姑且不论这郝隆是否真有这么高的才学，这自信洒脱的性子，倒为后世留下了文人品趣的一大谈资。
当然，您说这位最后辞官隐居的郝隆，到底是否有真才实学，个人觉得他肯定是有的。话说，当年谢安一再坚称他不愿做官，隐于东山——越隐名声越大。后来，因家族的变故，谢安不得不出来，成了郝隆的同僚。
某次，桓温得了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有“远志”和“小草”两个名字。桓温本来想问谢安，这意思迥异的药名由来，郝隆马上抢话道：“这草药，在山里时就叫远志，出了山就是小草。”他这是在讥讽谢安，隐居隐得世所崇仰，出来做官混得也不咋样。谢安对此颇觉尴尬，但也不好动怒。
曾听说，“毒舌的人，往往都挺有才”，这话搁郝隆身上，倒真是的。只不过，谢安后来却不是默默无闻的小草，而是东晋的一代名相。其力挽狂澜的本事，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郝隆。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除了七月七以外，自宋朝而始的天贶节，也有晒物的习俗，这天恰在农历六月初六，正好和流传已久的“姑姑节”相重叠。
说起七月七日，自然得提起牛郎织女，但是，这个民间传说还在发展阶段，后世真正意义上的“七夕节”其实还没有形成。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从此处的诗句里，可以看出牛郎织女的传说，至少在汉代时已有了雏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许一年一度相会”的情节，便在南朝梁殷芸《小说》等书中定型下来。
然而，这时七月七日并不具有情人节的意义。只是，织女因着那双巧手，已成为下界的女子们所仰慕的对象，于是，在这一晚，女子们会在天上喜会之时，纷纷向织女乞巧。
乞巧的方式有二，一是结缕穿针，二是守夜祈福。
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到了晚上，女子们都会用彩线穿过金、银制成的七孔针，再将瓜果呈于庭中。北周庾信《七夕赋》中，描述此种情形，是“缕条紧而贯矩，针鼻细而穿空”，真可谓形象生动。
做好准备以后，女子们会满怀期待地观察喜子（蜘蛛）是否会在瓜果上结网，如果结了网，她们会异常兴奋，因为这代表着她们乞到了巧。
至于说，守夜祈福这种活动，参与者肯定不仅仅是女子们了。一家老小，不论男女，在这天都聚在一起一同守夜。到了这一晚，庭院中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天陈设的小案上，酒水、果脯，以及时令水果，全都陈列在上面。
应该说，守夜是方式，祈福才是目的。古往今来，人们所愿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一般都是福寿永昌，家业有传，所以求富贵的、求子嗣的做法，都是使得的。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祈福者不可贪婪，这个愿必须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过了七月七日，八天后便是中元节。再过接近两个月，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节日——重阳节——便接踵而至了。
晋朝以来，重阳节便受到了时人的格外看待。这是因为，古人将“九”定为阳数的最大，到了九月九日，重九自然是阳数之极，他们确信此日天地之气会交汇在一起，邪气也达到极盛。为了禳除邪气、躲避重九之厄，人们需要站在高处。因此，登高便成了重阳节最突出的礼俗。“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为了登高，南朝宋诗人谢灵运特制了一种木屐，因其前后齿都可装卸，上山可去前齿，下山可去其后齿。谢灵运是一个身体和心灵都一直在路上的人，这木屐自然也不只是为了重阳登高而制的，但对于寻常人来说，这种新品可是重阳节的爆款。
因为参与者众，无论天潢贵胄还是寻常百姓，都乐于参加，故此不少登高野宴的佳话，也被载入了正史野史之中。
有一次，桓温在龙山举办重阳饮宴。时为桓温幕府参军的孟嘉，在聚会时不慎被山风吹落了官帽。这种场合之中，丢了官帽的失礼程度可想而知，但孟嘉完全投入到应酬中去，竟然不曾发现。
还好，桓温命人趁他如厕时为他捡回了官帽，还让孙盛作文记述这事儿。孟嘉是出了名的笔杆子，这下还不赶紧作文应答为自己加分吗？好了！一席之上，又是满座欢声了。“孟嘉落帽”这个典故，便用来形容才子名士的才思敏捷、风雅倜傥。
要说起登高的礼俗，除了可达到驱邪的效果之外，也颇有寄托情思的目的。“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不妨借用唐人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一诗来回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登高礼俗的深刻意义。当时，安史之乱未平，岑参于战乱中，登高遥望长安，既为大唐国祚而忧，又为百姓疾苦而虑，不禁忧心忡忡，黯然神伤。
这诗里还提到了酒和菊花，是引的陶渊明的掌故。话说，某次陶渊明在过重阳节时，没有酒喝，孑然闷坐于宅边的菊花丛中，直到江州刺史王弘一袭白衣送酒而至，才醉饮大笑。不过，岑参此时是没有心情的，这是反用典故了，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饮酒、赏菊和登高一样，都是重阳节的习俗。
不独陶渊明，魏晋文人墨客大多喜欢霜质高洁，又具有药用价值的菊花，因此，赏菊、赠菊、饮菊花酒，都是彼此表情达意的方式。比如，曹丕就曾赠菊于书法家钟繇，祝愿他身康体健，对方也以诗来回应，说“菊有五美”，是“神仙食也”。
盛唐王维吟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中所说的佩茱萸的习惯，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的一大时俗。要佩戴茱萸，除了插戴这种新方式之外，还有沿袭汉代，将茱萸切碎盛装香囊的做法。
作用何在呢？茱萸是可以除邪气的，还有一定的御寒的功效。
发展到后来，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到了重阳节都会由政府组织戏射活动，而皇帝也会十分赏光地前来“领衔主演”。相对来说，北人勇武豪放，这戏射的规模也就更大，精彩程度也非南朝可比。由南入北的大诗人王褒，便曾在北周时参与过戏射，并写过《九日从驾诗》。“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想想当年的秋日风光，想想遒健的北朝儿郎，顿时觉得重阳节的温度都是滚烫的。小 贴 士
【七夕的演变】唐朝时，“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宋朝时，人们从七月初一开始置办乞巧用品，时间越近，乞巧市上越是热闹。魏晋南北朝时期穿针乞巧、喜蛛应巧的习俗，一直保留了下来，但细节有所改变。明清两代时，“投针验巧”的时俗开始流行，“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锥，因以卜女之巧。”月下拜织女，是年轻人的节日礼俗，具有祈祷爱情婚姻幸福的意义。不过，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几乎没有明确地将七夕视为情人节。
【中元节】相传，七月十五日，全部鬼魂将被释放出地府，因此祭祀鬼魂的活动，一向为民间所重。俗称为“鬼节”“七月半”的中元节，又被佛教称作“盂兰盆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放河灯、焚纸锭的习俗，后世仍沿用下去。 第五章 一年到头，又除夕“岁暮已云殚，春心不自安”，一年到头了，除旧布新的除夕又将来临，在此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十月朔、冬至、腊日这样的节日要过。
朔、望、晦，分别是说每月初一、十五、月末，这是根据月相来命名的。到了十月一日，民间有一风俗，是用黍米和肉末做羹，称之为“黍臛”。
曾击鼓骂过曹操的祢衡，便曾在这日拜会过黄祖，当时黄祖正在船上，用黍臛款待宾客，哪知对方此时出言不逊，让他下不了台。要说这祢衡也是个没眼色的，明明看见黄祖已被气得七窍生烟了，还骂了人家一声“死老头”，最终惹来了杀身大祸。
在这时期，北方这边，却不吃黍臛，而是吃麻羹、豆饭，有尝新之意。可见，南北方在十月朔这日的时俗上各具特色。
不久后，便要过冬至了。冬至又名“一阳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一个，这得远溯至周公“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的事。
总之，从冬至起，白昼日长，阳气回升，意味着新的循环开始了。因此，从周朝到秦代，冬至日都被视作每年的岁首。在汉武帝采用夏历之前，冬至都是元旦。所以，周代的正月拜岁就跟后世的十一月贺冬差不多。
这样的吉日，历来受到人们的格外看重，后来祭祖、聚餐等春节的习俗，早期是出现在冬至。直到今日，我们有时还称之为“小年”。不过，冬至作为节日而言，是随着正月概念的确立而盛于唐宋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并不对此格外重视。
到了冬至这天，有个习俗是吃赤豆粥，这是因为，传说共工氏有一个逆子死于当日，死后其魂魄便会在这天骚扰百姓。不过，他也有个死穴，就是害怕红小豆。
相比冬至而言，人们更为看重的冬季节日，一是腊日，二是岁除。
因为传统的五德说，秉持着王朝各有一德，代代不同的观点，所以，由来已久的腊日，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而，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很显然，这时腊日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要说腊日的主题，还是祭祀和团聚。
这祭祀，除了要祭祖先，还要祭祀百神，特别是灶神。在明清时，人们认为灶神爷爷是喜欢吃甜食的，所以要用果子、豆腐、糖饼等物来孝敬他，顺便黏住他的嘴，不让他去天上讲人间短长是非。
这说道确实挺有意思，不过此时人们没这么狡黠，“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看吧，好酒好肉好新意，灶神吃人的嘴短，也不好意思回去“嚼舌根”了。
必须注意的是，灶神原本也不是在腊日才祭祀的，《礼记》中提过，夏日主火，所以人们一直以来是在夏天祭祀灶神。自从东汉时，这情形就有了变化。
听说啊，有人在腊日当天，突然看见灶神出来溜达，心里一琢磨，赶紧把家中黄犬杀了孝敬过去。嘿！果然得到了福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传说一经渲染，时俗自然也就有了改变，以荤腥为贡品的祭祀方式，也为人们所吸纳。
既然要祭祀祖宗、百神，人们当然应该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团聚的主题也很突出，而回不了家的人，在此时心里也是断难平静。
他们可能是一群身不由己的宦游之人，因此会写“腊节之会，廓焉独处。晨风朝兴，思我慈父”（三国江伟《答贺腊诗》）这样的句子。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失去自由的囚犯，被温柔敦厚的长官临时赦免，终于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举家团圆。这故事的主角不止一人，西晋的王长文（时为江源县令）、南朝梁的何胤（时为建安太守）都有过这样的善举。最后的结果也是极为正能量的，囚犯们都如期而归，并下定决心痛改前非。
在腊日里，除了祭祀和团聚这两大主题，还有一个小的主题，是逐除。《荆楚岁时记》中十分明确地记载道，“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这个腊鼓，是因腊月祭傩驱疫时，必备的敲奏乐器而得名，此时的形制主要是细腰型。东汉高诱曾为《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一句注解，说“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所以啊，魏晋南北朝时期逐除的风俗，还是承前而来。
让人愕然的是，这种腊鼓由于声音够响动静够大，到了宋朝，也时常为叫花子所用，更甚者还拿它来作恶。《东京梦华录》中就说过，“自入此月（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腊月击鼓催春的风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后世流行下去。那么，有没有一个节日，将逐除这类事儿列为重点，并传承下去呢？有的，这便是除夕。
与逐除作用相类的风俗，民间与官方有所区别。
南朝那头，人们会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把四块石头分别埋在屋宅的四角，这叫作镇宅。不仅如此，他们在家里，还会焚烧辟瘟丹，或者是苍术、皂角、枫、芸等香料，以达到增益阳德、驱赶湿邪之气的作用。
刚刚说的，不过是民间的逐除方式。南朝朝廷一般在腊日头一天，要举行大傩（逐疫）的仪式来祛邪避疠。北魏朝廷也搞这一套，并且那阵仗闹得更大，还将这时间移到了除夕之前。做这件事的人，是文成帝拓跋濬，“和平”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魏书》中有明载，说北魏在和平三年（462年）十二月，举行过大规模的大傩之礼。
有多大规模呢？步兵、骑兵各自列阵于南北两边，按照一定方式互相斗法竞技，最后南败而北胜。其实，步兵并不一定逊于骑兵，这样的结果本来就是按照“剧本”去演的。在那个南北朝彼此对峙的时代，大家都跟饿狼猛虎似的，一心想吞掉对方。所以，象征南朝的步兵怎么能不“输”呢？
东西两魏以及后来的替代者北齐、北周，都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这种做法，并各具特色。要说啊，大傩早在秦汉时便已产生了，在民间击鼓驱疫时，也就是逐除时，宫廷中会纠集百余童子充任伥子，并让中黄门化装成方相和十二兽，声势浩大地去逐疫。“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后汉书·礼仪志》对此记载得十分详尽。总的说来，南朝对秦汉大傩形式的继承，更忠实一些，北朝则显然在此间融入了鲜卑族的特色。
今人除夕聚餐之时，餐桌上都喜欢摆上鲜香可口的鱼，这意味着“年年有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想法差不多，做法却不一样。他们除了会洒扫门庭除旧清秽，还特意要将餐桌上的饭菜留下一部分，这叫作“宿岁饭”。
不过，这剩饭他们是不吃的，要等到新年过完之后，撒到外边来再次表达除旧迎新的愿望。既然说到迎新，不可不提的自然是前文说过的一应仪式了。在新旧交加之时，除夕夜必须得为次日做足准备，不然到时岂不会手忙脚乱？南朝梁庾肩吾在《岁尽应令诗》中说“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便是对这种做法的形象记述。
同为南朝梁诗人的徐君倩，也在《共内人坐夜守岁》一诗中，说及他与夫人过除夕守岁的情形。这首诗读来特别温馨，一句“欢多情未及，赏至杯莫停”，已让后人感受到过年的火热气氛，再看看“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不难想见夫妇俩所饮之酒，有哪些配料。
这一夜，一定得守下去，守到“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方可罢休。时间也得掐算好，晓光不翩翩而至，他们是不能睡的。等到晓光来掀眼皮的时候，新的一年终于来了，新的希望也跟着来了。小 贴 士
【社日】所谓“春祈秋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年中至少有春秋两个社日，但《隋书·礼仪志》中记载道：“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可见，这时的社日有三次之多。在社日，统治阶层要封土筑坛，坛上还要植种社树，但在民间人们则不然，人们对社树的重视程度非比寻常，甚至将之直接称为“社”。当日，人们会彼此相邀，预先带好酒肉，再在大树底下搭建棚屋，先祭社再享用祭品。
【冬至】在唐宋时期，已经将冬至作为祭天祀祖的重要日子。如无特殊原因，皇帝要到郊外参加祭天大典，百姓则要祭拜祖先。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冬至郊天”是头等大事。不仅皇帝要亲临，百官方面还要上呈贺表，互相投刺相庆。在《金瓶梅词话》中有这样的一段，“西门庆道：‘请问亲家，你晓的我还等冬至郊天毕回来，见朝如何？’翟谦道：‘亲家，你等不的冬至圣上郊天回来。那日天下官员上表朝贺毕，还要排庆成宴，你每原等的？……’”第二辑鲜衣美服，丽色艳妆 第一章 侧帽也是一种时尚
一直以来，就有“歪戴帽子斜穿衣，长大不是个好东西”这句俗语，要说这话啊，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仪容仪表端正的人，总能给人稳重可靠的印象。不过，您可曾想象，在一千五百年前，西魏曾一度流行过一种戴帽的时尚——侧帽。
要是那时有类似于《时尚先生》的报刊，我们有理由相信，北魏末期一个叫作独孤信的美男子，其见报率会高得让粉丝发狂。作为一个武将，长得美已经很难得了，打扮又新潮又酷炫，想不红都难。《周书》和《北史》中都有明载：“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不过，这不是独孤郎本人最为传奇的一幕。最传奇的那幕，还在于后来北魏两分后，独孤信在西魏秦州留下的风流韵事。“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这是说，在大统年间时，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独孤信，曾在日暮时分匆忙入城，蓦然间风吹帽侧，引得满城百姓心底怒赞一声帅呆酷毙，第二天就开始纷纷效仿。
有意地“好自修饰”，被美称为“独孤郎”；无意间“其帽微侧”，引得众人“咸慕信而侧帽焉”，都是一个人魅力指数的绝佳体现。也许，换一个人，侧帽的时尚潮流就未必能被带起来，而据我所知的是，这种魅力已经被凝固于时人的打扮上、后世的诗文中，这都不算传奇，什么才算是呢？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成是“侧帽风流独孤信”的翻版，这人叫郭泰，时代比独孤信还早很多，是在东汉桓帝时。郭泰身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名士，其一举一动也时常为人所效仿。某次，他的头巾被突来的阵雨打湿了，一只角竟折了下来，造成了脑袋上头巾高低不一的模样。郭泰本人对此是无知无觉的，但他这样的造型看在别人眼中可是气度非凡的。于是，很多人便依样画葫芦，刻意为之。这个故事，一时间也传为美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们，家居时一般不戴冠帽，一般戴巾和帢。如我们在影视剧中所见，百姓们也是可以戴巾的，只不过其质地和款式有所区别而已。所谓的“林宗折巾”指的便是士大夫和读书人所戴的巾。这个“林宗”，正是郭泰的表字。您看，郭泰无意之间，一举手一投足都影响着后世，甚至带动了时尚风潮，这种偶像效应可比今日来得更烈——如果从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
刚刚也提到一种家居时所戴的帢，之前提过的女权主义者傅玄著有《傅子》一书，其中提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了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
根据这个描述，这个帢无疑来自于曹操的发明。既然帢产生的原因，是“天下凶荒，资财乏匮”，那么其所用缣帛也是能省则省。帢的原型是皮弁，这是一种用白鹿皮制成、形似合手的冠。在皮制的冠衣上，缝隙之间会被缀上珠玉宝石，《诗经·卫风·淇奥》中，说“会弁如星”，指的是卫武公（有争议）皮弁上的宝石灿如星闪的情形。
与皮弁有别的是，帢是由帛缝制的，初期本用于军队中，渐渐流行于世。当然啦，这种简便版本的皮弁上面，肯定是不会镶宝缀玉的。为了区分帢的前后，他们在脑门前那块加了一条线缝。这么一来，帢也叫作“颜帢”。
发展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草草”的主人公）的时代，时人将颜帢上的缝给拆了去，便称之为“无颜帢”了。再往后，帢没有很好地传承下去，逐渐演变成了丧服冠，用于葬礼之上。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帢是介于帽和巾之间的一种首服。所谓“首服”，是人们对一切裹首之物的泛称，也可称作“头衣”“元服”。巾、帽、冠都囊括在其间。
相对来说，巾是为了便于劳作而产生的，毕竟披头散发是失礼的事，他们很需要将其包裹起来；帽（包括羃离）是为了御寒或遮蔽的，是出自实用的目的。
简单地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都有戴纱帽的习惯，这种趋势是从南方发展到北方的。纱帽的形制较为随意，“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
为区别身份，帝王戴的是白纱帽，大概是为了衬托帝仪，纱帽上部做得较高，所以其别称为“高顶帽”；而南方的士庶和北方的官员戴的是乌纱帽。
不过，虽说白纱帽是帝王的专属物，但在史书中，我们却能找到一个反例。南朝齐著名将领垣崇祖，当年与北魏军激战，“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手自转式”，但这种疑似僭越的行为极为少见，其因也无法明察。只是，联系事前齐高帝萧道成对他自比为韩信、白起说法的高度信任，个人倒觉得垣崇祖能戴白纱帽，很可能是出于帝王的特许和激励。
总之，垣崇祖此时不负君望，事后进号为“平西将军”，增封为一千五百户，自己又去御前求了一部鼓吹（乐队）——也是有些倚功而贪啊！
与纱帽由南传北，影响了北方高层的情况相似，北方的鲜卑帽也渐渐为南方人民所接受。鲜卑帽的别称为突骑帽、长帽、大头垂裙帽等，从大头垂裙帽这个别称上不难想见，这种帽子有着下挂垂裙（披幅）的形制。参照封氏墓群出土的北魏武士陶俑，我们可以看见那是圆顶、脑后和两侧悬裙的模样。
本是起着遮挡风沙作用的鲜卑帽，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步伐下，终于还是逐渐被汉族冠冕所取代，只有在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那边，因执政者有意掀起反汉化浪潮，鲜卑帽才重新流行起来。西魏后期，鲜卑帽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这和实权统治者宇文泰的“身体力行”（据说是用垂裙来遮挡脖子上的瘤子）有关。
当然，这种情况维持得并不长。因为，北周终于灭掉了北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北周的执政者也是鲜卑人，但发展到后来，包括编发在内的一些鲜卑习俗都已改变，帽上的垂裙自然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故而，垂裙渐渐地被人们用带子勒了起来。
大多数人都认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从这个做法上获得了灵感，于是用三尺皂绢或罗，从前往后裹发。为方便起见，这个巾角要一分为四，“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故事一》中所说的幞头，是唐时才有的名称，在北周时它被称作“帕头”。
暂时撇去宇文邕的历史功绩不谈，仅仅是作为流行千余年的幞头雏形的发明者，他的名字都值得被后世铭记。
刚刚说的鲜卑帽，是不能遮蔽主人面容的，那时非常流行的一种羃离，在这方面则严实得多。《新唐书·车服志》中说：“妇人初施羃离以蔽身……”羃离类似现今的方巾，材料为缯帛，用以遮蔽全身，原为胡服，隋唐之世妇女作为蔽体。
直到唐高宗永徽年开始，“薄纱掩至颈”的帷帽才代替了羃离。回顾历史，正是在羃离的掩饰下，隋末李密才能“著妇人衣，戴羃离，藏刀裙下”，搞成偷袭；汉王杨谅才能“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离”，酿出兵乱。
不过呀，羃离自从男人们骑马时遮挡风沙的功用中退化下来，主要还是作为北朝贵妇们外出遮蔽形体的服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帽的概念。
当年，秦王杨俊特地给王妃郑氏做了一顶七宝羃离，以大秀恩爱。想象一下或红或紫的绢罗面纱，再想象一下珠翠琳琅的耀目光泽，这自然比李密、杨谅所带来的杀戮之气，来得赏心悦目多了。小 贴 士
【乌纱帽的发明者】据说，乌纱帽的形制，来源于南朝宋建安王刘休仁。当时，他将黑纱四边抽扎起来，做成一顶小帽，戴在头上出门溜达。很快，乌纱帽便掀起了时尚浪潮。不过，自从马王堆汉墓被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状如泳帽的乌纱帽后，这个说法几乎可以推翻了。
【乌纱帽的意味】乌纱帽发展到隋朝，具有比较明确的官服的意味，但是民间仍可穿戴，隋文帝杨坚也很喜欢。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明文规定，文武官员必须在公开场合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乌纱帽才真正成为官员的独有标志。因此，用“乌纱帽”来代指官位，也就成了习惯。“丢掉乌纱帽”自然也具有“削职为民”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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