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海烈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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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层累说”与20世纪中国古史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前言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杰出史学家。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20世纪前半期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前期主题是“古史的层累地造成”即“层累说”；后期的主题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的主要核心与灵魂，是其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层累说”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顾颉刚在具体古史研究中所运用的史学方法，多是从“层累说”演化而来，服务其“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史学观。顾颉刚“层累说”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在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毅然举起古史研究领域内史学革命的大旗。“层累说”重新估定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渐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古史学者号召“走出疑古时代”、“中国古典学重建”，而有些学者则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时代”是走不出去的。于是，学者们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派”、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术价值等问题，由于学术出发点或现实关怀的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成为当前史学界重要的学术热点问题。所以，对“层累说”的基本理论和具体观点，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意义与局限，还有利于认清分歧、平息争论。这就要求我们在20世纪初中国古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的“层累说”，全面具体地揭示其基本面貌，客观评价其意义、作用及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史学研究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此来充分展现中国古史学先破后立的演进过程。如此才能找寻到顾颉刚古史学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准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国古史学学科。
20世纪20年代，自顾颉刚“层累说”提出之初，学术界已对顾颉刚古史学说展开了讨论，虽历经近百年岁月冲刷，依然热情不减。当年有关顾颉刚古史学的研究成果，多属于辩论性和评价性文章，主要收入七册《古史辨》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知识文化界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热潮，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古史辨派”与顾颉刚古史学说。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古史辨派”，而且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其中杨向奎、童书业、李锦全、吴泽和袁英光等学者纷纷著文批判“古史辨派”，这些论著对顾颉刚“层累说”虽有所涉及，但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影响，显然是以批判和否定为主论调的。
研究高潮的再次到来，则是在顾颉刚去世之后。不仅顾颉刚晚年的古史研究论文陆续刊载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而且其遗著经过后人的搜集与整理，已基本全部面世。海内外学者对“古史辨派”和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研究也予以重点关注。大量回忆性、纪念性和编年性论著随之刊出，并出现全面总结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专门性著述，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先生学述》、刘俐娜的《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等。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专著也都在有关章节对“古史辨派”和顾颉刚古史学说加以专门论述，对“层累说”也有所涉及。但可以说，对顾颉刚“层累说”及其古史学说的研究仍有待深化，未来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趋势：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往研究过于侧重“古史辨派”，对顾颉刚本人的古史学说并不十分关注。即便有将顾颉刚古史学说做系统描述和梳理者，也鲜有将“层累说”作为个案单独拿出来进行深入学理的剖析与实证研究，多是将其作为“宣言”式学说或是顾颉刚疑古的标志。述及“层累说”的研究也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顾颉刚的具体古史学研究方法，或是古史观。实际上，“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体系。所以，加深以往在顾颉刚“层累说”研究中过于表面化的认识，为全面深入了解其古史学说的得失利弊和意义作用，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多注重从宏观上采用学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评价顾颉刚古史学说，往往忽视了从微观上对其学说体系中具体的古史学观点进行实证性研究。而近期，裘锡圭运用实证的方法，结合新出土文献对顾颉刚的古史学具体观点进行了一次深入客观的检讨，这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在方法上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结合新材料，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具体针对顾颉刚“层累说”中的理论方法和史学观点，既肯定这些方法和观点中的合理内容和重要价值，又指出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客观地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总结“层累说”，这无疑会对此项研究的深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有利于纠正以往研究中两种极端的态度：即或一味贬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价值，否认其对中国古史学的进步作用；或只关注其学说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味肯定赞扬，少谈甚至不谈局限与不足。
第三，从研究角度来看，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思想来源、学术环境、发展演变等纵横结合的系统研究方面，特别应着重考察“层累说”在20世纪中国古史学大发展脉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既有纵向的学术传承，又与当时各种古史学流派、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横向联系，可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这也是解读“层累说”的重要研究理念。纵向研究方面，可上溯“层累说”的渊源，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全面总结阐释。从横向研究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经学边缘化，出现学术真空，而历史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其取得学术话语权，由边缘走向中心。民国初年的古史学者们都面临着如何完成这种内容角色转换的问题，于是纷纷依据个人的学术素养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各自采取不同的治学路向，从而出现了学说并起、学术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不免会发生中国古史学研究取向间的紧张和竞争，这就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注重以顾颉刚“层累说”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必将推动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理解，从而为深入观察20世纪中国古史学领域内的史学革命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动态视角。
第四，从研究史料来看，顾颉刚的标志性论著，如《古史辨》中的几篇重要文章，成为研究者反复征引的对象，而对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日记、信件、演讲稿等边缘性史料的运用与研究，还有待深入。如《顾颉刚读书笔记》这种内容时间跨度五六十年，共四五百万字的大部头著作，蕴含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点滴，抄录有大量学术交往的信件，是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其学术价值并不在《古史辨》之下。这些史料为“层累说”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对这些文献史料的详细梳理与分析，可以清晰地考察到“层累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有利于重新检视“层累说”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并对顾颉刚学术地位作出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
基于上述研究趋势，书中的写作思路主要是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勾勒出一个宏观的学术背景，在此背景下采用古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依据新出土文献材料和最新古史学研究成果，具体研究顾颉刚“层累说”中重要的理论方法与史学观点，对其作一次全局式系统的检视与考察。从学理上寻得“层累说”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理路，以及在理论方法和具体观点上的得失利弊。力求全面深入地揭示顾颉刚“层累说”的基本面貌，客观公正地评价“层累说”的意义、作用和局限性，给顾颉刚古史学说在中国近现代古史学发展史上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并以此为基础，结合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历程，深度解析顾颉刚与其他学者、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古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过程，展望未来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取向和研究范式。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顾颉刚“层累说”的学术思想渊源。顾颉刚古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近代中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怀的主题。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顺应时势，同时也体现和反映了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要求。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顾颉刚“层累说”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宋代以来疑古思想、清末今古文经学、现代考古学等诸多影响，这其中中国传统学术的积淀，特别是崔述和康有为的疑古学说对其“层累说”的形成，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第二章力求深入揭示顾颉刚古史学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概括“层累说”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构架，在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的同时，对其学说意义与影响给以客观评价。“层累说”从开始提出到初具规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归结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史观”与“三点要义”。第二阶段，可将《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归结为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是第一阶段的外延性研究。第三阶段，可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归结为“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只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假设的实证性回应，而且顾颉刚以后的许多工作也都是这种实证性回应的延续，如《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顾颉刚使“层累说”成为既有具体史观，又有系统理论内核及拓展性研究，更有针对理论假设加以实证性回应的方法论体系。基于此，“层累说”在古史研究领域内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破除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改造了道德观和历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第三章主要从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层累说”进行深入检讨，揭示其学说的时代局限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顾颉刚受康有为等清末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急于在中国古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不免忽略了对史书史事的精研细判，造成“层累说”中存在着局限性，有待补充和修正。“层累说”在理论方法上的局限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史料和古史认识的层累演化，却忽略了某些史料和古史认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日趋递减以至于消亡的现象；将史实视为传说和故事，认为战国秦汉间人有意无意地伪造古史相当普遍，使造伪扩大化，忽视其中有可能存在的史实素地；对“历史认识”的演进过程较为关注，而对“客观历史事实”本体的追寻和探求则相对薄弱，这就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
第四章在实证研究方面，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及其他新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来重新审视“层累说”中的重要史学观点。通过对“层累说”初创期的两个主要观点“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以及成熟期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的实证性考察，并将此前后两个阶段具体古史学观点的论述方式与研究手段进行对比，表明在“层累说”的初创期，顾颉刚在治史过程中，能够遵守现代史学的基本规范，严格审查史料，忠实按照史料中所含的史实信息进行研究，但当“层累说”发展成熟后，顾颉刚为维护“古史的层累地造成”的基本史观，一些古史观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矫枉过正”。
第五章主要考察20世纪前半期围绕顾颉刚古史学说所展开的学术论争，以及各种古史学流派学说之间的异同，来说明当时中国古史学研究范式的分化与统一，揭示顾颉刚“层累说”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民国初年的学者们共同面临着传统学术转型的问题，于是纷纷依据各自的学术取向和偏好提出应对办法，新旧学者在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往往是参差重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有“新证”倾向的学者们、以傅斯年和李济为代表的考古学派形成了中国古史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将顾颉刚与王国维、傅斯年等诸多古史学者的古史学说进行比较，可以窥见在当时史学观点与学术思想纷繁复杂的局面下，他们各自所采取的不同治学路向。这些不同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基于各自的立场相互论争、相互影响，更多地呈现出“异中有同”的复杂面相，最终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现代化转型。
第六章着重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加以详细梳理和重点分析，全面揭示考古学在中国上古史重建中的学术功绩与重要作用，以此来展现20世纪中国古史学先破后立的演进过程。中国现代考古学借西方科学的东风而骤兴，在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客观帮助下，成为民国史学的一支潜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与任务，这些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建立，对中国古史研究亦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成熟的中国考古学，在中国上古史重建的工作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层累说”的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评价顾颉刚的学术功绩，更可探寻到其学说在20世纪中国古史学发展脉络中的准确定位。而未来的古史研究只有在充分批判继承诸如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古史学说的基础上，积极扩充史料范围，严格审查史料的可信性，尝试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模式，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古史学的健康发展。第一章顾颉刚“层累说”的学术思想渊源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指出，他从事疑古工作的几个重要支柱，不仅有当时反传统的思想氛围，还有诸如崔述疑伪工作的影响、胡适的科学方法之启迪、观赏民俗戏曲的心得、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影响等。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文中回首“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学术背景时，他说：“海通以来，西洋的新科学和新史学输入到中国，使国人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现过去历史观念的错误，于是对古史传说，便渐渐开始怀疑了。远在清代中叶，大胆的崔述已经本其宋学的‘卫道’精神和汉学的考据方法，把一部分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一笔削去，他所著的《考信录》，真是清代史学研究上的一部奇书，其目光的敏锐和史学方法的谨严，在近代的史学界上可说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因为限于时代，一切的研求还是不够彻底。到了清代后期，经今文学派兴起，疑古的精神大炽，刘逢禄怀疑《左传》，魏源怀疑《毛诗》和汉《古文尚书》，邵懿辰怀疑《逸礼》，都是怀疑古文经的先声，等到廖平、康有为、崔适等继起，更大举对古文经攻击，而且又联带地怀疑到古史传说上，认为古史传说多出于诸子的创造，用来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的，这样一来，‘疑古’的学风便一发而不可遏了。民国以来，西洋的治学方法和新史观不断的输入，更予人们以莫大的启示。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常根据他从西洋得来的治史方法，考证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于是古代史的威信更为动摇。颉刚等身逢其会，便开始提出古史上诸问题加以讨论，‘古史辨’便在这种情态之下出现了。”通过顾颉刚的各种自述，可以窥见其“层累说”形成的学术思想渊源大致分为四种：一为历史进化论等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二为前人辨伪学、疑古学和今古文经学的批判继承；三为戏曲、歌谣和民俗研究的启发；四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刺激与支持。以上各种因素在顾颉刚的古史学思想中汇合交融，最终形成“层累说”。第一节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局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自汉至清，经学及其变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清中晚期，时势所需，经学内部演化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随着西学东渐，今文经学派更是接受西学影响，积极向致用一途转化。清末民初，经学逐渐淡出，其功用与价值赋予史学，经史易位。康有为之今文经学一化为梁启超之新史学，再化为顾颉刚之疑古学，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东西洋学术思想之影响。顾颉刚“层累说”形成过程中，所受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来自历史进化论，还来自“实验主义”、“历史实证主义”等等。但在各种西方科学思想中，影响其“层累说”最为深刻的无过于历史进化论思想。顾颉刚了解与接受历史进化论等近代西方科学思想，懂得用进化演变的科学理念来治学，使其学说具有现代史学的眼光与观念。一、历史进化论的影响
1906年，顾颉刚入高等小学，告别私塾讲授，接受新式教育，于是开始触及所谓的“科学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顾颉刚已经深受来自胡适、章士钊等人所宣扬的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如顾颉刚在其1919年1月12日至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新青年》……论世界语一篇，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1919年1月12日）“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1919年1月17日）“见章行严先生在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融化，以为除旧开新之地；此共同之域，即世俗所谓调和。不有此共同之域，世界决无由运行，人类决无有进化。”（1919年1月13日）在顾颉刚此时的读书笔记《寄居录》中，也可以看到他运用进化论来阐述问题，如他说：“凡是分类，都是看着两端。……若从学问上看来，便不当有概念，不当有分类。……故分类者，事之所不得已也。他日之学问虽不可知，以臆见推之，则宜为无类之学矣。至于无类之学，则宇宙运行人物进化之大原理，可以见矣。”此间，顾颉刚还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文中大谈进化论，并尝试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走向。
顾颉刚不仅受到历史进化论的影响，而且已掌握其中的要旨，为其后来提出“层累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治学应该运用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前代学者们所缺乏的，正惑于此，才造成学术发展的迟滞。在《景西杂记》中他写道：“以前学者无发展观点，遂不能有推陈出新之思想，必遵于唯圣是从之地步，是以两千年来无进步。”随着顾颉刚辨伪疑古工作的深入，他将历史进化论思想运用于“层累说”。胡适当时就已观察到顾颉刚这一学说中所运用的进化论，他说：“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表明，在胡适看来，“历史演进法”是顾颉刚在“层累说”中所运用的根本方法。二、胡适与顾颉刚
在顾颉刚的学术创立阶段的思想融会过程中，胡适贯穿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胡适是顾颉刚的学术引路人和精神导师。胡适“怀疑”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都对顾颉刚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掀起“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3月，朱希祖就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旧籍，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1919年12月，胡适更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与宗旨，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方针。“研究问题”是手段，“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是方法，“再造文明”是目标。就此，胡适在“国故”研究的取向上进一步强调西方学理的输入。
这种“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风潮，无疑也影响到身处其中的顾颉刚。1921年12月，顾颉刚正在进行辨伪《诗经》的工作，他认为“整理国故”的利器在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国故”，分清“保存”和“整理”两种手段，在“整理”方面，应分清材料先后次序，使其各归其位。他说：“如何理得了国故！譬如一间屋的乱纸，我若要去整理，必定审择一下，某纸可留，某纸可弃，再将要留的纸分类归好。若应弃者不许弃，应留者不许别择，只许仍照了原来的次序排编，这是很好的保存工夫，不是整理的事业了！所以我们要分清两个观念。一是保存，无论什么东西都应放好。一是整理，我们应放出眼光，谨慎的理出一个头绪来。即如《诗序》、《传》、《笺》这几种书，无论如何的说谎胡闹，在保存上我们还应与别的好东西同等看待。若是讲到《诗经》，我们要整理出一个《诗经》的原来的地位，我们便不能不极端攻击，使他退出《诗经》范围之外。等到要整理汉儒的《诗》学了，我们又须招他进来，把他好好的整理。”1926年初，顾颉刚针对社会上有关北大国学门研究国学的诸多误解，分别在研究态度、对象、目标、方法、主旨等方面加以解释和阐发，他说：“我们要屏弃势力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对于政治、道德以及一切的人事不作一些主张，但我们却要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由此表明，顾颉刚对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与手段已经充分掌握，对其“输入学理”的主导思想更是心领神会。
胡适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形成给予直接影响。胡适不仅直接参与“层累说”的酝酿，赞成顾颉刚古史学基本观点，以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参与古书古史的考辨工作，还发表了许多关于治史态度与方法的意见。胡适的《实验主义》、《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新思潮的意义》等一系列文章，打出“存疑主义”旗号，鼓吹“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真理”，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要人们“不信任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等，这都给顾颉刚以很大的舆论支持和方法启示。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曾回忆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
胡适认为研究国故要具有疑古的态度和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对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很是可信的中国历史，胡适认为也需要采用“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怀疑，特别是“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可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胡适这种疑古的态度无疑在心理上支持了顾颉刚，使得其“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的一温”，在舆论环境上也为其提出“层累说”创造了一个适合的“语境”。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又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顾颉刚正是用这种“历史的态度”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传说，得出“历史演进的方法”。
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将杜威的哲学方法“实验主义”中“历史的方法”归结为“祖孙的方法”，他认为杜威“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又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井田制”和“水浒传考证”的研究上，使顾颉刚深受启发，他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顾颉刚表示：“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又说：“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可见，胡适所运用的“历史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之深刻。
胡适在饯别杜威会上的“演说辞”中，还谈到“实验的方法”，阐述有“三个要点”：“第一点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第二是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给我们参考用的，却不是天经地义；第三是一切学说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经过试验。”顾颉刚对这种实验主义的观点深表赞同，他说：“此篇演说深契于余心。我以为欲救今日中国华而不实的毛病，只有杜威一派学说是对病药。”
综上所述，以历史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对顾颉刚“层累说”的形成，乃至整个古史学说思想体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是顾颉刚古史学说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思想来源和资源库。而这其间，胡适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成为顾颉刚学术起步的科学引导者和支持者。对顾颉刚来说，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促成了其学术自觉和思想解放，并为之提供与以往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同时，更多还是依靠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层累说”，成为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性学说。如西方学者所说：“传统经史之学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经史学著作都是中国式的，故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第二节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批判继承
1955年，尹达陪同郭沫若访日，归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之一面。汝之《古史辨》，出于半殖民地之社会，理亦尔也。”顾颉刚当时闻此颇为不服，自念其疑古思想，“首先植根于姚际恒、康有为、夏曾佑之书；其后又受崔述、崔适、朱熹、阎若璩诸人之启发。康、夏、崔适之时代固较后，而朱、阎、姚、崔述则生于纯封建之时代，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不久尹达又重申此说，顾颉刚当即反驳说：“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顾颉刚此种“夫子自道”之语，明明白白说出了其对宋、清辨伪疑古思想的承继。早在他酝酿提出“层累说”之时，便已十分注意对传统学术资源的吸取和利用，在充分秉承前代学者们辨伪疑古精神的同时，还对宋、清诸儒辨伪疑古学说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加以批判性继承。顾颉刚运用“疑古”的眼光全面审视宋儒、清儒的辨伪疑古成果，从而找寻到崔述和康有为两大思想资源库，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两者的疑古成就和手段融为一体，推陈出新，成就其古史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方法，即“层累说”。一、宋儒与清儒的辨伪学说
顾颉刚辨伪工作开始于搜集和整理清儒姚际恒的辨伪论著。最初，胡适要求顾颉刚对姚际恒《九经通论》有所留意，但顾颉刚经胡适点拨之后，则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产生浓厚兴趣。顾颉刚在标点注解《古今伪书考》的过程中，以姚著为起点，着力搜集了前代辨伪学的著作，由姚际恒到胡应麟到宋濂，后来又扩展到马端临和郑樵。这不仅使其弄清楚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还“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这使顾颉刚坚定辨伪的信心，明确了工作方向，他说：“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
1921年7月至1922年初，顾颉刚根据胡适对《辨伪丛刊》编撰体例的调整，决定编辑《伪书辨证集说》，所以加大力度搜集和整理宋儒、清儒的辨伪议论，使得这一期间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充斥着大量研读前代辨伪学的心得。此前所获得的历史眼光，使得顾颉刚开始以是否“疑古”，作为衡量前代辨伪学成绩的决定性标准，这在其《读书笔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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