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兰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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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 中国实践试读：
前言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出生、成长在一个很有意义、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亲历、见证并参与了这个国家最为精彩的变革，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变迁。尽管身微力薄，但能融入其中并亲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大国复兴梦得以实现，常常让我对周围的人与事充满感恩之情。
医疗服务这一最能保障人民福祉、紧密关联百姓获得感的民生事业，时时叩问着各级政府决策者、医院管理者、临床精英和医疗技术界的领军人士。当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医疗行业的新坐标，当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真切地走进了百姓生活，我们深知，中国医疗新时代已经来临。医疗不仅需要技术的创新与突破，更需要重塑医疗系统、规范诊疗流程、深耕医院治理。
唐太宗讲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中国历来就有“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传统。近年来，中国医疗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标准，如中国电子病历评审标准、互联互通标准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标准体系是由卫计委颁布的等级医院评审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为中国医疗行业的快速蓬勃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医院的很多先行先试者们也把目光投向国际标准，其中极具代表性和全球影响力的便是JCI认证标准体系和HIMSS评级体系。
作为全球最早开展医院评审的机构，JCI及其所属的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TJC）在评审标准研发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投入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亦是首屈一指。JCI除直接从事医疗机构认证外，还通过与很多国家和区域政府机构以及全球性国际机构（如WHO）的合作，推动以患者为中心、以安全质量和服务为导向的医疗体系的构建，建立并落实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因而，JCI标准对国际医疗界的影响，远不止于其所评审的医院。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美国医院都接受了TJC认证；除美国以外，目前全世界共有来自67个国家的近千家医院通过了JCI认证，其中，中国目前共有90多家医院获得了JCI认证。
JCI标准提供了以患者为中心、以安全为底线、以持续质量改进为导向的医院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基础框架，以及广泛深入执行的措施要求。JCI标准从国际视野出发，在理念上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很多要求并非所谓“高大上”或难以实现，而是对所有开门执业的医院日常工作提出最基本的要求。JCI不仅鼓励对医疗能力的打造，更关注整体基础水平的提升。恰恰是这些看似十分基本的要求，往往实现和维持起来并不简单，其背后通常需要有系统工程的支撑：从硬件基础设施的早期设计规划，到相应制度规则的制定，再到具体的工作流程设计，一直延伸到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对实际执行效果的监测、评价、反馈和干预。这其中不管缺失了哪一项，都可能让看似简单的要求变成徒有“美好愿望”的“空中楼阁”！
HIMSS的全称是“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医疗信息与管理系统学会）”，最初是由一群系统管理和流程再造工程师自发组织起来，旨在推动技术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的学术团体。除了每年举办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信息技术年会以外，HIMSS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评价和咨询机构——HIMSS Analytics。HIMSS Analytics研发了多套与医疗信息技术相关的评价模型，其中大家最为熟悉、国内评审最多的是住院和门诊EMRAM（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Adoption Model，电子病历应用模型）。由于门诊（诊所）和住院医疗所执行的社会功能和机构设置常常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EMRAM模型也分为门诊和住院两套。两套模型总的技术架构有类似之处，同时各自又有明显侧重，分别针对这两类医疗服务各自所需发挥的功能所设计。
EMRAM模型把医院临床信息系统的发展分为“0～7”8个阶段。第一个阶段0级代表整个医院几乎没有临床信息系统，几乎完全是手工操作，1级开始要求医院具备最常用的3个临床业务系统，接下来的每一级会增加不同的临床系统和功能要求，譬如护理系统、医生文书系统、电子医嘱等，6级要求医院具备所有必要的临床系统并实现所有系统间数据层面的高度整合，从而能够支持闭环管理和流程决策支持。
7级是这套模型标准的最高级别，是数字化医院和智慧化医院的结合。HIMSS EMRAM 7级医院是互联的医院，不仅仅建立了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医院内各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与院外机构的临床数据交换，还通过大量的流程再造，建立了各部门、人员之间相互协作的单点登录和广泛的业务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这不仅能极大地提升临床业务的标准化、可靠性，以保障安全，还能显著减少手工操作、减少重复劳动，提升效率和效益，既方便医务人员，也方便患者。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医院个性化诊疗、精准医疗的能力，同时提升了临床科研能力，促进学科发展。医院向HIMSS EMRAM 7级努力的过程，不仅是基础能力和信心建设的过程，也是让技术爆发生产力和提升医患获得感的过程，这样的信息化建设过程极具生命力。
在中国及全世界多数国家，这个理想的发展路径在很多医院以往的信息化建设背景下是很难实现的。由于过去缺少顶层设计，绝大多数医院的信息系统大都是先后从不同的厂商购买或自行开发的，各系统之间数据不通，整个信息系统呈现严重的“孤岛”状态。但是，医院的各种工作流程闭环几乎都要涉及多个科室或者多套系统。系统没有实现高度整合，自然也就实现不了数据共享与闭环。系统只有真正在数据层面完成高水平的整合与共享，不同的部门、工作和流程才能实现贯穿，医院由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闭环管理。临床决策支持和循证管理也是如此，它们不仅需要数据的高度整合，还需要完善的知识库、规则引擎和数据分析工具，包括机器学习。以我们与医院工作的经验来讲，这其中真正的难点并不在技术开发，而在于对规则的梳理和流程的再造。这些工作不是某个“杰出厂商”或“优秀信息科”能够单独实现的，需要懂得和使用这些规则流程的临床和管理部门深度参与，集全院之力，方能有所建树！
JCI和HIMSS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组织机构，两套标准体系和评审过程也完全独立，但在标准的内涵上和推动的方向上存在一定联系。具体地说，JCI和HIMSS标准体系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围绕患者安全、医疗质量。JCI标准相对全面地梳理出医疗流程和医院管理的框架，告诉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为患者、家属和员工“应该做什么”，而HIMSS在“安全、质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对医疗营运和医院管理中“效率”（Efficiency）的支持和提升，以及如何有效实施、持续运营和不断改善安全、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技术路线图，帮助医院“不那么辛苦”地做好“该做的事”，并且做得标准，做得稳定，做得长久，做到医院、患者和主管部门均受益！换句话说，HIMSS标准所代表的信息化为医院卓越医疗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实际落地和持续运行的工具和抓手，有效地推动和引领医疗机构在安全、质量、效率和医患获得感方面的提升和发展。
医院参与国际评审和认证的初衷很多。其中不少医院是希望看看自己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跟其他国家地区的医院相比，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不足以及如何提升。
除此之外，医院参与JCI或HIMSS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是“对卓越管理和服务的追求”。在追求卓越管理的历程中，大家都希望得到先进理念的引领。而且，大家即便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如果缺少一个“抓手”来驱动变革，其结果就是“明知当为却难为”！JCI或HIMSS作为第三方评价，恰好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外来的驱动力和指导——既给医院一个“抓手”，作为改变的契机，同时也提供系统的框架，并在准备过程中加以现场的言传身教，引导医院改变的方向，通过“驱动+导向”带来“行动+变化”，从而实现“卓越”！
要充分理解JCI和HIMSS这两个国际标准组织和标准体系，一定要回到孕育它们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背景中，看看它们背后的故事，以及它们是如何与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结下不解之缘的！
很多中国医院在参与JCI或HIMSS认证后，出版了相关书籍。我和我的团队为其中绝大多数医院提供了咨询服务，因此，不少朋友和同仁建议我写一本中国医院JCI和HIMSS咨询经历的实践案例集。思来想去，不如抛砖引玉，搭建一个平台，提供给在引入和实施JCI和HIMSS两大国际标准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医院，让大家来讲故事、分享感悟、共享经验，讲述他们如何将JCI和HIMSS这两项“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而迸发出各具特色的“中国亮点”。刘继兰2017年11月序篇从JCI到HIMSS：我的心路历程文／刘继兰“洋标准”能否在中国扎根、结果？国际标准能否符合中国的医疗实际？从最初的质疑到结出硕果，JCI和HIMSS在中国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世界的开放共享，也讲述着中国医疗界的伟大变革。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其中的见证者，这段心路历程是以我个人的视角对这个时代的记录和诠释，是一种笃实的抒写，也是一份使命感，更是对中国梦的追求。回眸我与JCI的缘份
JCI标准的国际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当时有好几个国家的医院有意愿参评JCAHO（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但JCAHO的评审标准并不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以此为契机，JCAHO成立了国际部，开始了评审标准国际化的工作。
JCI正式与中国结缘是在2001年前后。当时香港祈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先生在广东番禺地区建造祈福医院。彭先生希望按照国际标准建造和营运这家医院，所以在祈福医院设计、建造之初，彭先生就找到JCI咨询部，请咨询部派专家给予设计上的指导。在医院落成后，JCI咨询部又帮助医院进行了认证准备的咨询工作，并于2003年帮助医院通过了首轮评审。这算是中国与JCI之间的初次“交集”！这个项目我早期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它与我后来的发展却有着“机缘巧合”的关联。
1992年—1994年，我在美国攻读医院管理硕士，毕业后在几家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有关医院、医保、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1)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以及医生集团方面的工作，包括管理、分析、咨询等。我在美国工作时间最长的机构是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of Puget Sound，该机构在我加入之后并入了凯撒医疗集(2)团（Kaiser Permanente）的美国西北大区。这家HMO后来在美国极具影响力，最近几年因分级诊疗开始为中国医疗界所关注。该组织集医疗保险、医生集团、医院及其他医疗服务于一体，通过会员制收取保费，提供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是美国最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和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业务模式。
2000年，我（时任医生绩效考核及改进部经理）离开了工作多年的Group Health（当时已并入凯撒医疗集团），希望有机会回中国发展。那时中国医疗行业的国际化刚刚兴起，我在美国的很多中国朋友纷纷寻找机会，回到祖国开创一番事业。不过那时候回来的很多朋友从事的领域基本上都是药品、器械和科研，从事医疗服务相关工作的机会很少。当时中美两国在医疗服务领域的交流虽不算少，但整体服务机制和理念的差异比较大。在美国，集团化的医疗服务虽然也有成功者，譬如我服务过的凯撒医疗集团，但相对较少。医疗服务产业很难做到横向扩展，这是由医疗服务本身相对本土化的特点决定的。
因为跨国医疗服务管理工作的机会较少，我一时找不到明确的方向，便跟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合伙人中有一位同事跟我提及他正在给祈福医院做JCI咨询，这件事令我颇为动心——同样是在美国从事医疗管理咨询，我为什么不能尝试以管理咨询的方式回中国呢？我在美国机构工作这么多年，有丰富的医疗管理经历，而且我比他更了解中国啊！这便是我从事JCI咨询工作最初的萌芽。
在西雅图的一次工作聚会上，我认识了时任美国商务部驻中国商务总代表的Craig Allen先生。他了解了我的经历后问我：“既然你来自中国，又对美国的医疗管理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参加JCI在中国的相关工作呢？”Craig告诉我，中国有很多医疗组织对JCI很感兴趣，他当时受中国政府委托，正在帮助中国的医疗机构了解JCI。在他的帮助下，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先生带领了一个由卫生部有关官员和中国医疗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去JCI总部访问。同时，Craig也准备在回到北京之后，尝试了解JCI认证和评审对中国医院的价值。正是他的这些想法和举措加深了我的兴趣！
后来Craig再次回中国时，我便随同参加了他在北京的一些活动。在其中一个论坛上，他把我介绍给了大家。这个契机让我直接听到了许多中国医院对JCI的兴趣，重新认真审视了JCI对中国医疗界的潜在影响力。
恰好也是在这段时间（2002年左右），我首次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回国，参加组织了世界健康基金会（Project HOPE）在上海举办的院长管理培训班。当时培训班里的很多讲师和学员今天仍活跃在中国医疗界，为大家所熟知。这个项目是国外基金会支持的在国内最早开展的医院院长管理培训项目之一，对我个人也很有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回到中国，从事医疗管理方面的工作——虽然当时我的中文已经有些生疏，讲课也有些尴尬，尤其是当我与当时的新华医院院长沈晓明教授同台做案例分享时，我更多的是仰慕他语言的流畅、生动，对问题把握的精确和剖析的深入。
紧接着，在当时咨询公司合伙人的介绍下，我与时任JCI咨询副总裁的Ann Rooney女士取得了联系。在我们的第一次通话中，她问我想加入JCI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希望能借助JCI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当时虽然有祈福医院的先例，但可能只是个特例，中国医疗机构对JCI的兴趣虽然很大，但未必有愿望进行实质性的认证工作。我当时对她说，即使想参与JCI评审的机构数量比较少，但“以评促建”的思想对中国医疗界的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如果JCI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引领和推动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就不应该不去影响中国。后来她转告我，当时的JCI总裁Karen Timmons女士对我的说法颇为认同。2003年，刘继兰女士陪同当时的JCI总裁Karen Timmons一行来到中国，与中国医院协会曹荣桂会长签署合作备忘录
就这样，在2003年SARS暴发前夕，我陪同Karen Timmons和Ann Rooney一起来到中国——这是JCI官方第一次访华。我们见到了当时卫生部和中国医院协会的领导以及北京大学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的周子君教授等专家，大家都对JCI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国家卫生部带队刚刚结束了对JCI总部的访问，大家对JCI的来访也感到非常亲切，并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访问中，JCI总裁Karen Timmons与中国医院协会曹荣桂会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那次访问结束之后，中国医院协会开始组织翻译JCI评审标准，我也正式应邀加入JCI，成为一名JCI顾问。
不过，在我加入JCI的最初几年，JCI在中国的业务还很少，事实上就只有祈福医院一家。因此，我在加入JCI咨询部之后的很多年，一直代表JCI在给其他国家的医院做咨询。我最初的培训和实习在印度、新加坡和美国，实习结束后的第一家咨询医院在约旦，第二家在韩国，第三至第十家在以色列、丹麦，后来越来越多的医院都是中国以外的一些亚洲国家、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国家，偶尔也有中美洲和非洲的国家，前后大约有近30个国家的上百家医院。这段“国外的国外”的经历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最大程度地开拓了视野。我真正从全球的角度审视医疗，更进一步对美国与中国医疗机构进行合作的机会和挑战进行反思。当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做医院管理咨询的中国人还很少，我作为中国人所受到的欢迎也让我很有信心。比如在以色列，医生都很权威，想要推动医生考核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和他们探讨、争论，终于得以实现。好几家我指导过的以色列医院后来告诉我他们把我当自己人。在爱尔兰，我也指导过好几家医院，其中一家医院经历了4轮JCI评审，每一轮启动之前，都会邀请我再回去为他们指导。在哈萨克斯坦，有个医生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因为我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不像他，去美国进修时，经常有人不知道他的国家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国家。2007年9月，哥本哈根的JCI咨询团队在Rigshospitalet医院前合影2008年12月，JCI团队在为沙特阿拉伯的King Abudulaziz医疗城咨询时的合影2013年6月，刘继兰女士在肯尼亚的一家儿童医院进行JCI咨询活动
加入JCI的最初几年，忙于在别的国家做JCI咨询，我跟中国医疗界的接触很有限。当时和睦家医院有意做JCI认证，在首次与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创始人李碧菁（Roberta Lipson）女士接触后，我带着另一位咨询顾问Scott Altman于2003年到和睦家，与他们讨论JCI参评的准备工作。这一次，和睦家医院决定正式启动JCI咨询并最终通过了评审，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家通过JCI认证的医院。
同一时期跟我们接触的是杭州的邵逸夫医院。2003年秋，邵逸夫医院时任院长何超教授邀请我和Scott一同到邵逸夫医院，介绍JCI的情况。此后，邵逸夫医院决定引进JCI认证，并为之准备了很长时间。JCI咨询部帮邵逸夫医院进行了模拟评审，邵逸夫医院最终在2006年一举通过第一轮JCI评审。2015年，刘继兰女士在东京的JCI培训项目中与JCI的同事们聚餐2014年，刘继兰女士带领团队在首尔圣玛丽医院展示追踪方法学
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通过JCI评审。华山医院最早启动JCI认证是在2007年左右。当时医院启动这个项目有几个原因：第一，时任华山医院院长的徐建光教授和后来接任院长的丁强教授本身对国际标准和国际实践都颇有见解，有意带领华山医院参与国际认证，此举不仅能够满足医院持续增长的业务量和服务质量的需求，也能为华山医院在百年院庆后找到新的突破；第二，华山医院是上海外籍人士就医最集中的医院，据称50%左右的在沪外国人都是在华山医院看病，因此一些保险公司在与医院签约的过程中提出，希望医院通过JCI认证。保险公司的外力推动加上医院业务量的内部需求，再加上医院现有空间无法进一步扩增，于是华山医院顺势选择了利用JCI认证推动业务流程再造，增强内涵建设。
华山医院的第一次咨询是为期8天的基线调查，当时的JCI顾问团队包括我和Yvonne Burdick及后来转为评审员的Shirley Noah。经过第一天的调查，大家感到很震撼——医院非常认真！而且他们发现医院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以往从来没想到过的！
华山医院进行基线调查时，前任院长徐建光教授已调任到上海市卫生局任局长，他便以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兼华山医院院长的身份接待了我们，参与反馈，了解情况。基线调查结束后不久，华山医院院长由丁强教授接任，而JCI认证工作则在他和当时的医务部主任兼JCI办公室主任马昕教授的领导下，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我则跟华山医院团队一道，支持着他们紧张的准备工作。
事实上，从华山医院接受基线调查、技术支持、模拟评审，一直到正式通过第一轮评审，JCI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当时JCI咨询专家团队和院方发现医院有很多情况是难以直接满足标准要求的。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门诊病历的留存。当时JCI标准要求每个患者都要由医院建立和保存病历，但当时中国医院的普遍做法是住院病历由医院保存，而门诊病历则在患者结束诊疗后交给患者，所以大量的门诊纸质病历在医院并没有保留。
这个问题让我纠结了很久！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病历有没有保留，但其本质涉及的是医疗连续性，甚至还会影响到评审中对整个门诊评估内容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站在中国医院的角度跟JCI总部做了大量的沟通。反复强调在没有家庭医生的情况下，中国医院这种做法是在尊重患者选择的同时，最有利于医疗连续性的。最后，JCI当时负责评审的副总裁就这个问题发了一封Clarification（澄清声明），说明JCI评审将如何对待中国医院没有保留门诊病历的问题。有了这样一份明确的书面文件，我们最终才确定了“虽然在医疗连续性上可以扣分，但不应该因此导致所有中国医院通不过JCI评审”的原则。可以说，当时的这份声明文件对后来中国医院能够大量参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华山医院通过评审的这一事件，也为中国医院参与评审开创了一条具有国际标准灵活性和中国特色的道路！
最后，当华山医院通过评审时，大家都很激动，也很兴奋！在当天的庆祝会上，到场祝贺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国家卫计委和上海市的领导以及众多兄弟医院的领导。后来华山医院多次召开了关于JCI认证的学术研讨会，很多上海和其他地区医院的领导都参加了。
华山医院的参评，在我个人看来，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其他医院的参评铺平了道路。因为之前通过评审的，无论是祈福医院、邵逸夫医院还是和睦家医院，都有显著的外资或外管背景。譬如邵逸夫医院的捐赠创始人是香港人，创立之初是由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直接管理。因此大家形成了一些错误的印象，比如认为只有能说会写英语才能过得了JCI评审。而华山医院作为纯正“中国血统”的医院，在患者量如此巨大、空间如此有限且多为老旧建筑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努力整改达到JCI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医院树立了信心。大家明确看到，JCI虽然是国际标准，但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华山医院的经历也有力地向中国医疗界传达了JCI的一个重要理念：追求质量之路，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在此之后，不断有中国医院开始向JCI表达认证的兴趣，并在我和我的团队的帮助下通过了评审，比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儿科医院、洛阳正骨医院、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昆明市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深圳市蛇口人民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辽宁省人民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树兰医院、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等。我不断接到其他医院的邀请，希望我能带领JCI咨询专家团队参加更多的JCI指导工作。此后，我所带领的JCI专家团队参与了国内绝大多数（近百家）医院的JCI咨询工作，从标准培训、基线调查到技术支持、模拟评审，直至最终顺利通过评审。2007年11月，JCI专家一行对华山医院进行基线调查。华山医院通过JCI评审是JCI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图1 2009年9月，在华山医院进行药物系统追踪图2 2015年2月，在浙医二院进行患者追踪图3 2017年1月，在浙医一院巡查急诊科图4 2017年6月，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巡查肿瘤病区
每一家与我们一起经历JCI评审的医院，都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印证了JCI以患者为中心、以员工为根本的导向。藉由JCI科学、实事求是的标准和方法，以及稳定、专业、中立的咨询和评审专家队伍，医院在与JCI合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广泛、深入的影响和变化。最重要的是：医院通过抓安全、重质量，用科学管理的思路和持续改进的方法，激发了凝聚力，打造了团队，提高了能力，增强了信心。
与此同时，中国医院的等级评审也由过去的注重规模向注重医疗安全与质量转变。我有幸与陈晓红将军所带领的国家评审员团队以及一些省市评审员队伍及质控中心相互学习，探讨标准与评审方法。我对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大力改革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效非常赞叹——与过去相比，中国医院的安全和质量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主要应归功于国家层面的有效推动。
后来的故事，国内医疗界很多人都很熟悉了。经过这样一个相互了解、磨合的坎坷过程，JCI与中国医疗界最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与发展、提高患者安全与医疗服务质量这条道路上越来越深入！亲历HIMSS邂逅中国
组建HIMSS大中华区、出任大中华区执行总裁对我和HIMSS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偶然。我最早和HIMSS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缘于我和现任HIMSS全球高级副总裁Jeremy Bonfini的合作。
大约在2004年前后，那时我作为兼职顾问刚刚加入JCI不久，同时作为兼职顾问参与组织“Pacific Health Summit（太平洋健康峰会）”，包括协助邀请中国医疗界高层参加峰会。这个会议可能是全球最早的以政策为导向、关注个性化医疗和精准医疗的高峰论坛。峰会由Bill & Melinda Gates（盖茨基金会）和Russell Family Foundation（罗素家庭基金会）发起，由弗雷德·哈奇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和美国亚洲政策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共同组织。赞助峰会的有通用、英特尔、微软等很多全球著名的技术企业，Jeremy当时作为英特尔的全球医疗部政策主任参与这个会议。他邀请我作为英特尔的顾问，针对英特尔在医疗制度、环境、技术应用等方面的问题提供行业指导。
2007年，Jeremy加入HIMSS，担任HIMSS全球业务高级副总裁。他进入HIMSS之后，又从英特尔招募了我此前也认识的Steven Yeo负责HIMSS亚太区的工作。我在做JCI咨询工作的同时，继续参与组织太平洋健康峰会，邀请中国医疗界的领导参加峰会。当时，虽然JCI在中国推进的进程很缓慢，但我通过太平洋健康峰会跟国内医疗界有很多接触，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Jeremy和Steven加入HIMSS，很自然地把与我的合作带到了HIMSS。我以医疗领域管理顾问和JCI顾问的身份，多次应HIMSS总部和亚太区的邀请，参加HIMSS全球年会和亚太区峰会，从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的角度作报告、主持论坛等。这一阶段，Jeremy和Steven在HIMSS的工作不断推进，而我则是相对间接地接触和了解HIMSS。
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我在JCI的咨询工作越来越多。无论是在中国医院还是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医院，在JCI的前期准备工作或是医院整个质量系统改造、重建的过程中，我都发现很多工作涉及信息化的流程再造，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我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中，尤其是公立医院，医生每天面对的患者实在太多，能够分配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相当有限。
中国人从来都不乏努力，大家都愿意做，也从心底里希望把工作做好。但是，现代医院的庞大复杂程度，靠纯人工操作实现“卓越”是难以实现的。更何况，与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医院相比，中国医院的人力配比本来就是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系统层面建设“卓越”的医院，光靠我们传统的“5+2”“白加黑”的“勤劳”显然并不可行！
如何解决人力不济、工作难以完成、新的改革举措难以推进等横亘在诸多医院面前的难题呢？答案便是信息技术与医疗的高度融合！这也是历史的要求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今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水平和应用成熟度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无论是中国政策还是当今社会文化，对医院利用技术手段提升医疗质量、安全和服务水平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明、智慧和激励。这两点为中国医院引入先进的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用于支持医院系统性的流程再造，全面升级生产力环境、生产能力和业务水平，最终实现患者安全、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的彻底升级换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医院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或怎么做才能建立一家卓越的现代化医院”，而是“哪些事情是必须人工完成的，哪些是可以交给机器的”“什么样的流程能够最有效安全地实现人机交融”“要选择哪些正确的技术、什么样的建设和改造策略”，以及“借助什么样的‘抓手’来驱动改变”。
即使单纯从JCI的角度来看，我也强烈地意识到，没有坚实的信息技术支撑，靠人力和行政愿望建立起来的流程再造是不可持续的，应该从一开始就从系统上、根源上进行整改。想巩固在JCI认证中取得的成就，信息化支撑的流程再造是一条必由之路！后面发生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基于这种认识展开的。
2014年，Steven Yeo决定不再担任HIMSS亚太区执行总监，Jeremy在考虑继任者人选时想到了我。
当时，我认为JCI的推动已经对中国医疗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内涵建设的彻底性和可持续性需要信息化的支持。在为医院进行咨询的过程中，我已经为医院的流程再造提供了很多信息化的改进建议，有些建议甚至成为一些信息化厂商的产品卖点。当时国内国外都有医疗信息化厂商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他们开发符合JCI标准要求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看到自己的想法、愿望变成信息化产品，帮助很多医院保障安全、改进质量、提高效率，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和成就感的事情。回想起来，如果Jeremy当时没有联系我，我很可能会投身到医疗信息化产品开发的工作中去。因此，当Jeremy联系我，希望与我合作推动医疗信息化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非常想在中国做的事！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接手大中华区事务，直接向HIMSS全球总部负责。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并迅速投入到HIMSS的工作中。
2014年2月，Jeremy开始与我沟通，到3月时我已经开始了工作。之所以那么快速地投入，是因为我意识到，HIMSS在中国虽然已有多年积累，却一直没找到能直接与中国医疗界有效对话的平台。我一直深信HIMSS以信息技术变革医疗的宗旨，此时更觉得时不我待，希望尽快开始搭建这一平台。
据我所知，国内医疗信息界多年前就已对HIMSS有所了解。2006年到2008年期间，原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CHIMA）每年都会组织中国政府、医疗信息界和医院对信息化感兴趣的人士到美国参加HIMSS举办的全球年会。2010年，CHIMA还与HIMSS一起在北京合办过一届CHIMA/HIMSS年会。这些年来，无论是卫计委的统计与信息中心、医院管理研究所还是CHIMA，都与HIMSS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HIMSS EMRAM标准自2005年在美国实施，2006年后逐渐成熟。CHIMA曾和HIMSS谈过合作引进这套标准的可能性。不过，大家都有一个明确而强烈的愿望就是“中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对此我个人也很赞同。这一理念促使医院管理研究所牵头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标准，而且中国的电子病历评价标准在我加入HIMSS之前便已成功地大范围使用了。虽然CHIMA并没有帮助引进HIMSS评级，但CHIMA对HIMSS标准在中国的认知和推广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当时Steven Yeo在原卫生部和CHIMA的协助下已经与国内的一些机构建立起联系。
在我加入HIMSS之前，中国已有4家HIMSS EMRAM 6级医院，分别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下称“北大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下称“盛京医院”）、西安长安医院以及山东的毓璜顶医院。我接手以后得到的最早消息之一，就是北大人民医院在使用HIMSS EMRAM这套成熟度模型通过6级之后，对EMRAM标准中的“闭环”和“互联互通”理念非常认同，而且正在努力准备7级。鉴于此，我加入HIMSS开展工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助北大人民医院进行HIMSS EMRAM 7级的认证工作。
2014年3月，我和Steven Yeo一起来到北京，跟北大人民医院讨论他们接下来进行HIMSS EMRAM 7级评审的具体步骤。这次见面之后不久，Steven离开了HIMSS，我和HIMSS总部共同推动北大人民医院的HIMSS EMRAM 7级认证工作。事实上，在推动北大人民医院7级认证的同时，盛京医院也与我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对HIMSS EMRAM 7级的兴趣。在了解了盛京医院当时的准备情况之后，我为盛京医院安排了HIMSS EMRAM 7级的模拟评审，进一步推进他们的准备工作。
2014年5月，HIMSS评审专家团队来到北京，对北大人民医院进行HIMSS EMRAM 7级评审。当时的评审团队包括HIMSS副总裁John Daniels、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疗集团（Ohio Stat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的首席医疗信息官（CMIO）Melisa Rizer和我，一行三人。我们对北大人民医院进行了HIMSSEMRAM 7级评审后，立即赶赴沈阳，为盛京医院进行了HIMSS EMRAM 7级模拟评审。当时人民医院选择这个时间节点进行评审主要是因为5月底便是CHIMA年会，北大人民医院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认证，在CHIMA年会上获得HIMSS EMRAM 7级授牌。HIMSS和EMRAM评级在中国医疗信息化进程中取得的影响和声誉，我认为与当年北大人民医院通过HIMSS EMRAM 7级评审，并在当年那届CHIMA年会上获得授牌对业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动有很大的关系。北大人民医院在2014年5月通过HIMSS EMRAM 7级评审，可谓是HIMSS与中国医疗界直接对话的一个里程碑事件。2014年5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家通过HIMSS EMRAM 7级认证，这是HIMSS与中国医疗界直接对话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如果说北大人民医院作为中国首家通过HIMSS EMRAM 7级的医院，让HIMSS名声鹊起，盛京医院的HIMSS EMRAM 7级认证对我的影响则更为深刻。因为我参与的是盛京医院的咨询而非评审。咨询过程让我对医院的了解更加深入和长久，并对盛京医院一体化系统的优势印象深刻。通过咨询活动和评审，我对HIMSS EMRAM的精髓及其对医院安全、质量、运营效率、医患获得感及学科建设的深切影响有了直观的感受，并从心底坚信，这是一项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事业。
HIMSS EMRAM 7级在北大人民医院和盛京医院成功落地，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大连大学中山医院等医院陆续通过HIMSS EMRAM 6级，2014年成为HIMSS及其电子病历评级被中国医院广泛认识的一年。在此之前，在国内医疗信息界看来，HIMSS EMRAM 7级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陌生的概念，但是突然之间，即便是在国际上也属凤毛麟角的7级医院，我们中国不但有了，而且不止一家。虽然当时对HIMSS EMRAM标准到底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怎么实现这些问题在业内仍然存有争议，但总体而言，2014年先后通过7级评审的北大人民医院和盛京医院以及多家6级医院的出现，给中国医院和医疗信息界打了一剂“强心针”。作为中国医疗信息化领域的标杆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和盛京医院成功晋级国际医疗信息化最高水平的行列，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医院的信心，为中国医院树立了榜样！在这两家医院的信息化都是“一把手”工程，当时的北大人民医院的王杉院长和盛京医院的郭启勇院长都是中国医院信息化的领军人物。从他们身上，中国医院的院长们也认识到，医院领导的直接投入和支持对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同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方向对了，信息化投入可以得到很好的产出。宣武医院HIMSS评审现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HIMSS评审现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HIMSS EMRAM 7级咨询
2015年，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简称“泰心医院”）副院长董军到韩国首尔参加我们举办的JCI培训实操课。培训期间，作为追踪法展示，我带着董军院长和其他学员参访了我之前指导过的两家韩国医院，她对其中一家的信息化应用印象深刻。随后，董军与刘晓程院长邀请我去他们医院访问。之后在我们的帮助下，泰心医院在同一年内连续通过了HIMSS EMRAM 6级和7级评审。之所以能在一年内连续通过6级和7级，一方面得益于医院本身的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HIMSS专家团队为他们提供的指导。在我们的影响和推动下，泰心医院的改进速度、改进广度和深度让医院自己都感到震撼！这一年，又有多家医院通过了HIMSS EMRAM 6级认证，如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洛阳正骨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刘继兰女士带队在龙华医院进行HIMSS EMRAM 6级评审邵逸夫医院HIMSS评审现场
2016年，国家大力推动医疗信息化，互联网医疗不断升温，尤其是大健康战略深入人心，医院对HIMSS EMRAM评级的兴趣愈发浓厚，特别是儿童医院。虽然当时只有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一家医院通过HIMSS EMRAM 7级评审，但6级医院的数量快速增加，其中上海的三家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和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几乎在同一时段通过了HIMSS EMRAM 6级评审。除此之外，2016年通过HIMSS EMRAM 6级评审的还有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台湾林口长庚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此外，在这一年的6级医院行列中还有一家让人印象颇为深刻——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下称“鄞州二院”）。在这之前，参与HIMSS EMRAM评级的基本上都是大型教学医院，鄞州二院是第一家达到这一水平的区级医院。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在准备HIMSS EMRAM 7级的过程中，医院不仅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力，也实现了一些技术上和管理上的创举，如整个机房由运营商提供混合云服务，实现先诊疗、后付费、门诊全面预约，尤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彻底的系统（包括HIS系统）更换。能够见证这些医院从上至下、深入人心的系统改变，让我颇感欣慰！
2017年开始，参评医院的数量再次增加，且类别更为广泛，除大型教学医院外，地市级、区县级医院数量开始增加。在前几年6级医院的基础上，7级医院数量也有明显增加，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在同一天通过了HIMSS EMRAM 7级评审。随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和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也通过了住院7级评审。他们各自的故事在本书中都有展示。
信息化领域的进展突飞猛进，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HIMSS EMRAM 7级作为HIMSS认同的医疗信息化最高水平，其要求历年来也是水涨船高。2017年，作为中国第一家成功通过三年复评的医院，盛京医院通过7级复评后表示，HIMSS与盛京医院的合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
正如很多与HIMSS合作过的医院管理者所言，HIMSS不仅为医院提供了一个数字化、智慧化医院的目标，也帮助医院设立了有效的实现路径，并组织中外专家资源，在医院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手把手地传帮带，撸起袖子与临床一线一起讨论业务流程与信息技术的具体、个性化的结合方式及途径，最后通过同行验收，肯定医院所付出的努力和收获。这让管理者对信息化的投入更有信心，也让员工对信息化的应用更有兴趣，有利于我们不断完善和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促进医院的发展。2017年，更多的医院先后通过HIMSS EMRAM 6级评审，包括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河南省（郑州）儿童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同仁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包头市中心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
除了住院电子病历评审，大家对门诊电子病历评审的关注也逐渐增多。门诊电子病历7级意味着医院不仅具有门诊医疗、护理、医技、药事电子化运作的能力和水平，也能够通过APP与患者沟通互动，实现患者参与医疗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就医、提高患者获得感，还为健康教育、疗效随访、慢病管理以及临床科研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是人群健康管理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信息化基础。
大家经常问一个问题：HIMSS与国内电子病历评级或互联互通评级有什么异同，该如何选择？我个人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主导的互联互通测评与卫计委医管所主导的电子病历评级是为中国医院量身定做的，更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所有中国医院都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HIMSS则是置身于全球背景下对医疗信息化进行评价。对于中国医院而言，应先考虑国家的评审，至于是否参与HIMSS测评，则取决于测评的价值是否适合相关医院。这个价值体现在HIMSS能否帮助医院在追求卓越的路上不走或少走弯路，帮助医院管理者在信息化的投入和实践上树立信心，帮助医院信息部门获得对医疗信息工作的理解，帮助临床一线人员得到所需要的信息化支持。此外，国际化的评级也给高水平的中国医院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能力水平的机会。
自HIMSS大中华区建立以来，中国在HIMSS EMRAM评级方面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在美国，目前7级医院只有不到300家，占全美医院总数的5%左右，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7级医院总共不到20家，其中欧洲有2～3家，中东地区有3～5家，加拿大、南美洲各有1～2家，在亚太地区，新加坡、韩国各有1家，其余的8家全部在中国。HIMSS评级让我们知道，中国的医院和医疗信息化企业已有能力立于国际先进行列，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信心，并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1)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健康维护组织通常是保险组织集团，通过向会员收取固定的年费，为会员提供或安排网络内医疗服务的机构。(2) 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美国知名HMO。上篇国际标准JCI：聚焦质量改进与安全文／许美芳 任安杰 刘继兰
今天，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开放共享的时代聆听国内外的声音。也许，JCI的故事正是在提醒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缘起与传承
JCI的故事要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说起。[1]
从1776年英国人瓦特发明实际可用的蒸汽机开始，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提升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改变生产方式。但是，当时的“科学”与成熟的方法学仍有很大[2]差距，还谈不上系统普遍的实践以驱动生产力层面的创新和进步。
时间很快进入到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其间发生了3件事，让形势峰回路转。一是现代科学方法学体系的建立并实际用于研发生产技术，二是大规模的工业化进一步驱动了标准化发展，三是科学方法学、技术设备进步加上标准化，开始重塑生产流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