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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迪萨沃（著）,王岑卉（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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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套路试读：

献给詹妮弗、戴文、科林和凯拉序言 | 为什么人心难以捉摸？《今日心理学》总编辑、心理作家雷·赫伯特

在这本书的开头，大卫·迪萨沃讲了一个杂货店遭贼的故事。情况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糕的——迪萨沃的两名同事不顾危险，阻止小贼偷烟，结果身受重伤，好在没人丢掉性命。两名杂货店员都不是鲁莽之辈，掌握的信息也足以做出更明智（不那么危险）的选择，但他们却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理智地评估风险，而是轻率地做出了决定。为什么会这样？

迪萨沃解读了这两名倒霉店员不理智的思维方式，认为是常见的认知偏差扰乱了他们的判断。其中一个年轻人受到传统“男强女弱”的观念蒙蔽——这种认知偏差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另一名店员则是因为想逞英雄而变得盲目，忽视了局势发展的诸多可能性——有些情况下完全不适合逞英雄。他们两人都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做出了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脚本（scripts）是两种非常有用的认知工具，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行事法则。没有类似的认知工具，我们就会变得犹豫不决，无法正常行动。但如果运用不当，或在不恰当的情境下使用——就像迪萨沃的两名同事试图阻止小贼——这些工具也会变成陷阱。我们随时都会用到“刻板印象”和“脚本”，将它们视为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捷径。但就像上述例子展现的那样，它们也会扰乱我们的判断。用俗话来说就是，我们会陷入一些“套路”。

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作者在书里讲述的一些故事，因为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坏人并不总是狡诈无情，好心的员工有时也会犯傻。我们在做决定、做选择时都会犯傻。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对他们的误判和做法感同身受。

我喜欢这个故事，还因为它说明了两点。第一点跟人类行为有关，第二点跟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有关。

故事说明的第一点是，人类的心理错综复杂。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因为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而易见。写一本行为科学读物面临的挑战（跟写天文学或粒子物理学读物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就是读者已经具备最基本的心理学知识。每个人都感受过从恐惧到愉悦的种种情绪，每个人都有过积极和消极的时候，每个人都尝试过自控，但是收效甚微。所以说，读者大概知道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要向人们展示心理学中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心理学作家面临的挑战则是，要让读者相信，这些事实新鲜有趣，值得一读。在这方面，迪萨沃享有绝佳的声誉。他擅长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让读者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相信，心理学读物是各种科普读物中最难写的。如果这听起来与直觉相悖，只是因为所谓的“硬科学”（即理论或事实可以精确测量、测试或证明的科学）看似更抽象，与数学紧密相关。其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解释心理学很难，需要深厚的科学和文学素养。人类行为极其微妙，难以捉摸，大多处于灰色地带。与此相比，写作（包括写科普读物）通常太有条理性，容易忽视其微妙之处。用写作这种迟钝的工具来阐释人类思维、情感、行为的微妙之处，对作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故事说明的第二点是，生活中的“下意识决策”远比我们想象的（或愿意承认的）多得多，而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是认知心理学在过去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关注的核心话题，也是迪萨沃在本书中选择深入探讨的。我们的思维不是受少数非理性认知偏差影响（或误导），而是受到成百上千种认知偏差的影响。这些认知偏差彼此影响，有时相互促进，有时彼此削弱。

大量研究表明，尽管人类的心智拥有独特的分析天赋，但同时也深受认知偏差影响，导致缺陷百出。就像我们过于依赖“刻板印象”和“脚本”做判断一样，对结果和确定性的需求、对社交联系的渴望，以及迪萨沃在书中清晰展示的其他认知动力，都对我们影响深远。

这些关于“下意识决策”的洞察相当新颖，似乎能以此推论出人类心智是某种“双处理器”，总在缓慢的理性思考与迅速的直觉判断之间摇摆不定。不同个体也许会倾向于其中一种思维方式，但我们每个人都是“深思熟虑”与“依靠直觉”的混合体。我们都具备深思熟虑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下不一定会选择慢慢考虑。有时候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完全依靠直觉，有时候则需要多花点时间，审慎做出判断。这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但不是每个人都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换句话来说，思考其实是件混乱不堪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被“套路”。

描写这种混乱状况并不容易，因为稍不留神就会给出错误的解释。当我们描述复杂而混乱的事物时，会急于做出简单的划分。这就是所谓的“化约论”（reductionism）。我们更喜欢把黑锅推给某种性格缺陷，而不是直接承认自己马虎大意。迪萨沃坚持从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出发，避开了“化约论”的陷阱。

心理学作家还面临一项特殊的挑战，那就是抵制大脑的诱惑。本书的许多洞察都源于认知心理学领域的范式转变。这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包括脑神经化学物质的新发现和观测大脑活动新方式的出现。这门新兴学科让我们得以从全新角度阐释人类行为，也促使脑科学相关书籍和文章不断涌现。尽管这些洞察都非常出色，但还不足以解释人类的思维与情感。

人们普遍存在误解，认为探讨大脑的读物要比探讨人类思维和行为的读物更深刻，也更有科学性。许多作家也陷入了同样的误区。事实恰恰相反。脑解剖和脑化学都以生物学为基础，所以相关作品被纳入了“科普读物”，但它们对人类天性的解释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大脑并不等于行为，大脑活动报告不一定能解释重要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要想弄清这些既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埋头苦读实验心理学著作。

由于神经科学过于化繁为简、夸大其词，因此当下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不少脑科学家自己也指出了该领域的局限性。这不是说探测和扫描大脑不重要（通过这种手段，我们总有一天会得出重要答案），但就目前而言，大脑还无法解释人类心理的微妙之处。所以，我们还需要研究心理学。迪萨沃非常明智，没有选择相对简单（但缺乏洞见）的探索方式。

严肃心理学作家还面临一项特别的挑战——怎么才能从市面上粗制滥造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大多数书店的心理学区（通常叫作“励志区”）往往充斥着自命不凡的作品，对人类的境况发表高见，夸夸其谈。有些作者具备相应资历，有些则不然——但这似乎一点也不重要。每本书都在大开药方，教人怎么过更好的生活，但没有几本有科学依据，更别提缜密的知性探究了。《反套路》并不是励志书。作者只想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的帮助”。这就意味着，迪萨沃踏踏实实走访了许多实验室，阅读了大量科学研究文献，然后将关于人类思维的前沿洞察汇成一本书，呈献给各位读者。书中开的“药方”比较低调，因为将认知心理学用于现实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作为一名称职的科普作家，他能做的就是让读者意识到人类心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跟自己作对。摆脱不理智的判断和危险的决策，做出审慎而理智的决定，少被“套路”，这仍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过，迪萨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实用工具。引言大脑的认知特点和基本逻辑“能拥有称为‘思想’的脑内小小波动，乃是我们的荣幸。”——大卫·休谟，英国哲学家“人类所有问题都有简易解决之道——像模像样，貌似有理，但可惜谬误不堪。”——H·L·门肯，美国作家、编辑

我们的大脑是一台能做出预测、检测规律的机器，渴望 稳定、明确、持续的东西——这听起来挺不错，但它有时会出问题。

上班的第一天，你踏进了新办公室。你浑身紧绷，像在有鳄鱼出没的池塘边喝水的小鹿一样警惕。这不是你第一次踏上工作岗位，你以前也做过其他工作，所以这种感觉并不陌生。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你跟多年前开始头一份工作时同样焦虑不安。不过，两者还是存在差异的，只是你第一次走过办公室走廊时还没意识到。你一步一步朝前走去，打量两旁的办公室，感受着工作氛围。突然，你有了一种感觉——我会没事的。

为什么这个念头能冲破压力和紧张的束缚，突然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在你一步步走过走廊，慢慢熟悉新环境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并不显而易见，但这其实是大脑运作的结果。你看到、闻到、摸到、听到的一切都会经过大脑的处理、分析和解码。你的大脑在运用进化得来的能力，而且运用得极为出色。事实上，它用情绪反应战胜了神经反应，让你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这不是说你以前真的来过这里。大脑会分析你当前所处的环境，在新环境中寻找熟悉的模式，也就是过去类似的经验。它得出结论：既然有这些熟悉的模式，你就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随着你慢慢结识新同事，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经大脑处理，越来越多的模式被检测出来。随着时间流逝，你对新环境中的事物越来越了解，原本让你提高警惕的东西将不再被视为危险，也不再需要密切关注。短短一天时间，大脑就勾勒出了一幅微型地图，告诉你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这幅地图会增减、变动、调整、扭曲，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变化都源于你大脑识别、编码、归类出来的种种模式。

经过多年的神经科学研究，如今大脑被视为一台预测机器，一个极为复杂的器官。它通过处理信息，能判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大脑尤其擅长检测模式、发现规律、预测威胁和讲述故事。它喜欢稳定、明确和持续的东西，会将不可预测、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也就是对我们的威胁。

问题在于，为了规避和对抗这些威胁，大脑进化出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促进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与我们的日常思维和行为息息相关。本书会探讨其中的一些副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在害我们摔跟头、掉进陷阱的同时，却会让能预测威胁的大脑非常“快乐”。也就是说，大脑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乐于陷入“套路”。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以下内容：·为什么我们渴望确定性，希望觉得自己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会靠记忆支撑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喜欢给巧合赋予意义，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为什么我们喜欢“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努力规避失败？·为什么我们会调节道德行为，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为什么我们会陷入后悔的怪圈？·为什么该用特殊性策略的时候，我们却爱用一般性策略？

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误解和妄想地生活，世界将是多么美好。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是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一头雾水，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为什么会那么想。这不是因为我们蠢。恰恰相反，只有具备复杂思考和反省能力的大脑才会受蒙蔽，搞不清自己的心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后退几步，从认知角度看一看我们是从何而来，又要往何方去。大脑的运作方式，其实很复杂

为了让心智分析发挥作用，就必须弄清目前人类对大脑功能的了解。必须承认，相关知识还很有限。不过，过去几十年中相关研究的迅猛发展，让我们对人类心智的理解有了长足进步，这在一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例如，如果你告诉一名20世纪初的神经学家，100年后科技会发展到截瘫患者能靠意念操作机械手臂，他肯定不是哈哈大笑，就是嗤之以鼻。尽管科幻小说和漫画书里出现过类似的技术，但严肃的科学家绝不会指望“这些玩意有朝一日能变成真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设想不但可能实现，而且很多已经实现了。此外，我们对大脑有了足够多的了解，知道“身心二元论”的解释早已过时。如今，仍有不少人觉得应该把大脑和心智分开讨论。因为他们觉得，思维如此复杂，竟然发生在大脑里，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我母校的一位生物学教授所说：“几十亿个‘开关’怎么可能搞出像心智那么复杂的玩意？”

认知科学还没能彻底解决这类问题，但在研究大脑之谜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些问题根本没有切中要害。例如，“开关”的比喻就是归类错误所致。他们认为，大脑不过是由血肉组成的、小巧（尽管很复杂）的电子元件，从这个前提出发，绝不可能解释心智运作的原理，最多只能博人一笑。

认知科学剖析了存储心智的容器——大脑，对我们认知事物的归类方法发起了冲击。设想一下，如果能弄清某种想法、某种情绪位于大脑的哪个部位，那将多么诱人啊！以愤怒为例，我们宁愿相信怒气是从脑门上“冒出来”的，也不愿接受它并非“住在”大脑里的某个地方，而是脑中多个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

说到记忆，人们就更难接受事实了。你10岁时在游乐园玩过山车的记忆到底存放在哪里？由于回忆看起来或多或少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相信，它就搁在我们的脑袋里，就像书搁在书架上一样。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从架子上取下书，翻到恰当的一页就行了。但现在我们知道，记忆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你关于急转弯和大回环的记忆并不存在于大脑中任何一处，而且也不是完整的。

这些关于大脑的发现让人一头雾水，背后的科学研究也无法为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我们用简单的归类法填补空白，仅仅是因为得不到确切答案会令人不安。由于唯一能提供解释的器官（大脑）是为了解读周边环境而进化来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研究大脑自身运作的脑科学会让我们倍感挫折。然而，你我现在能讨论这个话题，正是拜头颅里这个神奇器官产生的“心智”所赐。或者更确切地说，心智不是大脑的产物，而是大脑活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大脑的活动，也就是我们整个神经系统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心智。用神经科学家西蒙·莱维的话说：“心智不过是大脑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逐渐抛弃了“身体（包括大脑在内）与心智相互独立”的观点，也就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的“身心二元论”。用当代哲学家约翰·塞尔的话来说，身心二元论错在“从一开始就将两者一分为二”。但将大脑和心智“一分为二”的理由显而易见：人类从有能力思考这种问题开始，就不喜欢将两者视为一体。如果说心智是大脑活动的结果，那它就仅仅是个生物进程。无论这种进程多么复杂，也不过是血肉、细胞和筋腱的运作。我们作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至少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怎么可能这么可怜兮兮，仅仅是某些神经科学家所谓的“湿件”（一种生物构件，与电脑硬件相对）？这就是认知科学研究对人类自我理解发起的冲击。随着我们对大脑运作原理的了解不断加深，认知科学带给我们的思想冲击也会越来越大。打鸡血其实作用不大

既然身心二元论已遭到摒弃，那么未来的解释该是什么？将心智与大脑一分为二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应该用什么取而代之？这正是本书讨论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迈进了“自我了解”（self-understanding）的时代，而在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为我们推开这扇大门之前，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仅仅站在这个时代的开端，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能根据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研究成果贸然得出结论。但我们确实已经踏上了自我了解的新征程，不可能再回归“身心二元论”那陈腐的避难所。在这个新时代，提到“心智”的时候，说的就是大脑做的事。提到“思想”的时候，说的就是心智的运作，也就是大脑永不停歇的活动。将两者一分为二的观点已经轰然倒地，随之倒下的还有无数关于心智的错误认识。

也许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可以借此弄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那样做，以及如何扭转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想法和行为。如果这让你联想到了“励志读物”，请允许我提前声明：我认为，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浪潮其实削弱了绝大部分励志建议，接下来还会证明其他建议是多么空洞无物、毫无根据、欺世盗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大脑和心智的误解使得励志读物趁虚而入，从迫切寻找答案的读者手中赚走了数十亿美元。认知科学不能像励志读物那样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心理学这门学科也不会去做那样的尝试。不过，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能探讨某些棘手问题，让我们评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根据切实的研究成果反思自身行为，要比读励志书更靠谱。我们需要的不是励志，而是科学的帮助。我们有时候只能靠直觉行事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怎么喜欢“依靠直觉”。不过，我能理解也能接受，人有时候只能靠直觉行事。虽然直觉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却能将我们引向答案。况且，做研究也离不开直觉。我认识许多优秀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擅长依靠直觉。有时候，他们会在吃早餐时突发灵感，想出极具创意的研究方法。有时候，他们仅仅从直觉出发，就能发现前人作品中的错漏。我就做过不少类似研究，进而写出了这本书。这段经历证明，有时候应该相信直觉。

不过，在相信直觉的同时，我们也得当心过于轻信。励志读物通常会给神经科学研究草率下结论，试图给出解决问题的万灵药。我们渴望得到答案，愿意听那些声称能给出答案的人侃侃而谈。我们想迅速解决问题，好让自己尽快安心。但真相是残酷的：我们往往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至少跟原先设想的不一样。对于别人给出的“答案”，我们本该持怀疑态度，但轻信的力量极其强大，会战胜这种怀疑。如果我们不当心，刨根问底的渴望就会变成对虚妄废话的盲从。

例如，我们必须特别当心，避免从脑成像研究中得出定论。对于大脑不同区域被激活意味着什么，神经科学研究领域至今尚无定论。在脑成像研究能给出确切答案之前，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探讨。例如，为什么在两项不同的研究中，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不同？大脑在重复实验中表现不同，这对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个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供可靠的解决办法。有人甚至提出，应该在法庭上运用脑成像技术，给嫌疑人定罪或证明清白——如此信任一种远不够完善的技术实在是太可怕了！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科学研究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确切的答案，让我们每天都能睡个安稳觉。事实上，在任何值得探讨的领域，我们都应该期待发现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更多的答案。

但话又说回来，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研究基础上的科学调查本身就能激起人们的希望。正是它将科学论断与伪科学论断和毫无依据的励志口号区分开来。科学调查对研究人员提出了高要求，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有自毁倾向。它不会带来令人艳羡的完美成果，只会动摇人们原以为无懈可击的观念，进而踏上全新的征程。

简而言之，这就是本书的出发点。科学只是一种工具，但它是我们用来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工具。我相信，要想理解人类思维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它也是最有效的工具。要想弄清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做，就必须深入挖掘问题的核心，同时承认探索过程的内在局限性。关于本书的事先声明

我要对本书的一些内容做些事先声明。首先，我在书中故意用了一个过于简化的比喻——“快乐的大脑”。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大脑不能用“快乐”“悲伤”“愤怒”来形容，它也不会“渴望”“要求”“声明”或“承诺”。用纽约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陶德·埃希格的话来说，就是：大脑不会“渴望”，就像肺叶不会唱歌，膝盖不会打破跳远纪录。大脑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使我们渴望某些东西。在大脑与“渴望”之间，总有一个身处某种情境、某种文化的人。

我用“快乐的大脑”这个比喻想表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大脑会将规避失败、降低风险、防止受伤视为重中之重。这是大脑进化而来的功能，大多数情况下都对我们有好处。然而，这些自保倾向（我称之为“快乐大脑”倾向）有时会做得太过火，反而对我们造成阻碍。我们要弄清的是，什么时候应该违背大脑的直觉去思考问题、采取行动，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为。

其次，这不是一本探讨精神病理学的作品。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精神科医生，不打算通过书籍或其他媒介扮演心理治疗师。我也不是神经科学家，不会宣称自己拥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神经动力学知识。我只是一名对大脑工作原理感兴趣的科普作家，一心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与广大读者分享。我还是一名公共教育专家，用多年时间制定和推行策略，使特定的目标受众提高意识、改变行为。我非常了解“知行合一”有多难。我们大多数人能意识到问题，甚至能找到解决方法，但通常仍会失败。我正是有感于“知”与“行”之间的鸿沟，才决定写这本书。我想知道，为什么人类总会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具体来说，我想知道，在每个人都为之感到折磨的自毁想法和自毁行为背后，大脑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三年前，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打算主要探讨认知偏差——经常导致我们犯错的心理误区。但在阅读大量研究报告，并跟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专家深入讨论后，我发现了认知拼图中更关键的一块。它能解释是什么让我们的大脑如此“快乐”。

我的研究还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仅仅知道大脑存在缺陷，其实并没有多大用处。大多数讨论大脑缺陷的作品都是点到即止。但如果不能为此做些什么，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也许知道该采取行动规避诱惑，但实际做起来又是另一码事了——这就是“知”与“行”之间的鸿沟。事实上，弄清这一点跟弄清是什么让大脑如此“快乐”同样重要。

最后，你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五花八门的话题。我有意不去纠结技术细节，而是关注我认为跟本书讨论有关的内容。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还能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希望随着讨论的展开，你既能获取信息，也能得到帮助。第一部分轻易察觉不到的偏见第一章我们大部分的偏见，来自于确定性“心存质疑确实令人不快，但确定无疑则是荒谬不堪。”——摘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致腓特烈二世的信人类其实比虎鲸还固执

1997年10月9日，雷耶角鸟类观测站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距旧金山海岸26英里远的法拉隆岛附近海域，一条虎鲸和一条大白鲨纠缠在了一起。这惊人的一幕登上了新闻报道。人们一直很好奇，如果这两种顶级捕食者正面交锋，到底谁会占上风？但在此之前，没有人能确定。有人在船上录下了这一搏斗过程。后来，这段视频传到网上，立刻引起了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热切关注。

事实证明，虎鲸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它迅速肢解了大白鲨，吞下了它的肝脏，把残骸留给海鸥享用。很多人期待这两大“海上霸主”能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对决，结果却大跌眼镜。不过，科学家倒是兴致勃勃。

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两大海上霸主会打起来，虎鲸又是怎么击败鲨鱼的。通常来说，顶级捕食者会相互避让，因为跟同等重量级的对手搏斗很可能伤及自身。受伤就意味着丧失狩猎能力，也就意味着末日将近。

所以，科学家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两大顶级猎手甘冒风险，在开阔海域捉对厮杀？答案让所有人大为震惊——这不是遭遇战，而是虎鲸在捕鲨。

要想弄清为什么，就得回过头来看看虎鲸是怎么学习狩猎的。跟人类一样，虎鲸也有自己的文化。但跟大多数人类文化不同，虎鲸文化只围绕一点展开——狩猎。有些虎鲸偏爱鲱鱼，有些猎杀海豹，有些拿黄貂鱼当主食，还有一些专门捕鲨。研究人员看见的那只虎鲸，就是以鲨鱼为食的虎鲸文化的产物。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虎鲸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鲨鱼？无论在哪种虎鲸文化中，狩猎技巧都是通过示范和模仿学来的。虎鲸会相互学习经过实践检验的、切实可行的狩猎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成为优秀的猎手。当一条虎鲸用某种方法成功狩猎，其他虎鲸就会积极学习和模仿。

科学家推测，某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条虎鲸发现，如果从侧面发起猛烈冲撞，就能把鲨鱼撞翻，让它动弹不得，无法自卫，身受重伤。事实上，这会导致对手进入“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状态——许多鲨鱼在肚皮朝天时都会暂时陷入麻痹状态。连人类都是直到近些年才发现鲨鱼会这样的。这也就让虎鲸的做法显得格外令人震惊。

这种能让大白鲨毫无还手之力的致命猎鲨技巧，在虎鲸文化中相当于人类文化中的“谜米”（meme）—— 一套口耳相传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方法。苏珊·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一书中给“谜米”下了个简单精准的定义——“模仿得来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谜米就像一组遗传基因，能将有机组织的特征传给后代。虎鲸能够成为超级猎手，遗传因素自然不能忽略。但现在我们知道，文化对虎鲸发挥天性也起着重要作用。拥有捕猎鲱鱼文化的虎鲸不会向大白鲨出手，正如拥有捕鲸文化的虎鲸不会追击黄貂鱼。

关键在于，传递“谜米”的虎鲸文化让成员学到了赖以为生的狩猎技巧，使每条虎鲸都能从中受益。虎鲸的大脑相当发达，能让“谜米”不断传承下去。这一点远远超越了海洋中的其他生物。换句话说，那些生物迟早会成为虎鲸的盘中餐。

相比之下，地球上最擅长学习的无疑是人类的大脑。人类文化当然比虎鲸文化复杂得多，因为我们交换的“谜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虎鲸的高出几个数量级。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发达，才会出现种种复杂的缺陷，而且很容易传染给别人。

其中最危险的一种基因（也就是“谜米”）是渴望确定性。人类的天性和后天形成的认知偏差让我们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就相当于虎鲸学到了错误的捕鲨技巧——当然，聪明的虎鲸可不会去模仿。如果虎鲸文化传递的“谜米”会危害自己的成员，那么虎鲸恐怕很快就会灭绝了。而人类文化每天都在传递有问题的“谜米”，例如对确定性的渴求。最终结果可能很糟糕，但我们就是死不悔改。

人类之所以如此固执，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大脑会极度不适——越是不确定，不适感越强。心理学家徐明及其团队在2005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不确定因素也能刺激杏仁核。杏仁核共有两个，都位于大脑皮层深处，在应对威胁时扮演重要角色。每个杏仁核都是神经细胞的集合体，分别位于大脑左右半球的颞叶下方。方方面面的信息汇入杏仁核，杏仁核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划分威胁等级，然后做出反应。与此同时，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减弱。腹侧纹状体是大脑中对奖励做出反应的区域。（可以想见，当我们期待加薪、度假或亲吻的时候，腹侧纹状体的活性会增强。）随着不确定因素增大，杏仁核的活性会增强，腹侧纹状体的活性则会减弱。

这告诉我们，大脑不仅仅是偏爱确定性、讨厌不确定性，而且是渴求确定性。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对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感觉”自己是对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以“确定性偏差”（certainty bias）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是如何扭曲我们的思维的。

当我们觉得某个决策、某种信念是正确的时候，无论它是大是小，大脑都会感到快乐。由于大脑喜欢处在快乐状态，所以我们喜欢感觉自己是对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我是对的”往往会被当作“我就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只是“觉得对”，那就意味着有可能不对。从大脑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意。）

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并不渴求确定性，也就不用背负随之而来的重担。它们的需求直截了当得多。在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大脑也形成了适应自身需求的功能。正如那条不幸的大白鲨发现的，虎鲸的大脑非常擅长完成任务。

我们的大脑同样擅长完成任务。但由于人类大脑过于复杂，我们的生存发展之路没有虎鲸那么清晰。渴求“永远正确”只是其中一例，这也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在眼前“消失”的大猩猩

菲尔是一所盲聋学校的年轻教员，负责照顾和指导住校学生。他是个聪明人，智商高得足够进入门萨俱乐部。他提到了自己刚来这里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在盲人学生的宿舍楼里巡视，确保每个学生都待在房间里。以他过去在其他学校的经验，检查宿舍和“熄灯”是同步的。但来这所学校后，别人告诉他，盲人学生通常开着灯睡觉（因为亮不亮灯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出于安全考虑，学校管理层也希望宿舍亮灯。

菲尔逐层检查，发现每间宿舍里都亮着灯，学生也都老老实实待在里面。当他发现一间宿舍没亮灯（跟前面的情况相比，这是个例外），就摸黑走了进去，大喊住这间宿舍的学生姓名。没有人回答。他又喊了一声，提高了嗓门，但还是没有动静。喊第三声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慌了，但还是没得到回应。他急急忙忙检查了其他宿舍、卫生间和走廊，那个学生还是踪迹全无。他马上冲进领导办公室，报告有学生失踪。领导问他，他是否确定那个学生真的失踪了。他相当肯定地回答说，楼里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非常确定”那个学生不在屋里，也不在附近任何地方。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全校大搜索，搜索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全城，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在搜索过程中，菲尔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让他浑身一震。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回宿舍楼，跑进那个仍然一团漆黑的房间，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那个学生正戴着耳机，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呢。

为什么菲尔会忽视如此明显的线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菲尔接受了一条新法则：灯亮着，就意味着没问题。而在他原先待的学校，情况恰好相反。因此，他的大脑正在做调整，努力适应新法则。接着，他看到了许多亮灯的宿舍—— 一层楼接一层楼，一间屋接一间屋。这些体验加速了大脑的调整过程，让大脑坚定地接受了新法则。

换句话说，菲尔的注意力变得非常有选择性。当法则突然发生改变时，他脑子里的警钟就敲响了。警钟是如此急促，导致他无暇考虑别的可能性。他完全忽略了最关键的细节——具体来说，就是开灯。这是“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绝佳案例，也被称为“选择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处理信息时完全忽略其他要素，无论那些要素多么显眼。

心理学家通过“侧抑制任务”（Eriksen Flankers Task）解释了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屏幕上会闪现三个并列的符号。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中间（相吸组），有时两侧的符号都指向外侧（相斥组），有时两侧的符号指向同一方向（一致组）——比如→—←，←—→，→—→，←—←。每组符号闪现过后，实验参与者要告诉研究人员，看到的是相吸组、相斥组还是一致组，以及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有多少信心。

结果惊人的一致：参与者都说对自己的回答很有信心，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答错了。原因在于，要让大脑忽略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容易了。一组接一组的符号快速闪现，不断变换，大脑选择性地关注某一变量，忽视其他变量——这么一来，它就会变得“盲目”。时间在“侧抑制任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验人员故意把符号变换的速度设得很快，迫使参与者在下一组符号出现前迅速做出选择。当符号变换的速度放慢时，选择正确率会显著提升。

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中最有趣的要数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进行的“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选择效应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参与者要看一群人抛接篮球的视频，并计算传球次数。他们忙着计算的时候，一个打扮成大猩猩的女人会慢慢走进画面，停在中间捶打胸口，然后慢慢走出画面。她总共会在屏幕上出现9秒钟。看完视频后，参与者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比如，“你有没有在视频里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除了玩篮球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人或东西？”最后，他们会被问到：“你看见大猩猩了吗？”一半以上的参与者都表示没看见不寻常的东西，当然也没看见大猩猩。

西蒙斯和查布里斯通过让参与者关注篮球和计算传球数，成功诱导出了“选择性注意”。大多数参与者根本没看见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怪事。

参加上述实验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犯的错深感震惊。参加“侧抑制任务”实验的人通常都对自己的答案确信无疑。参加“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的人则对自己忽视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东西大为惊讶。

再回过头来说说菲尔吧。由于检查的每间宿舍情况都一模一样，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没问题”“有问题”的判断。事实上，这份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他也许根本没用心看——所以速度越来越快。走进不符合原有模式的房间时，他并没有放慢做判断的速度。结果就是，他没看见近在眼前（尽管是在黑暗之中）的事实。

菲尔该怎么做才对呢？现在看来，答案显而易见——他应该放慢速度。只要多花点时间思考，他就能重新睁开智慧的双眼，看到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么做势必会对“我是对的”的想法发起冲击。不难推测，正如“侧抑制任务”的参与者对自己犯错感到震惊一样，菲尔也会对自己忽略了这么明显的细节深感惊讶。幸亏菲尔的故事结局还不错，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相关例证。奇妙的思想框架

我十来岁的时候，可不觉得问家里要零花钱是理所应当的。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了赚点钱顺便打发时间，我到一家杂货店打工。有一天，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店里突然走进一个面部微微抽搐的男人。他说不知道自己新买的35毫米摄像机配哪种胶片，叫我把身后架子上的几种胶片都拿下来看看。

我转身去取几大盒胶片，准备给他介绍200转和400转的胶片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个穿宽松外套的女人在放香烟的货架边鬼鬼祟祟地晃悠（当时有些杂货店还把烟摆在货架上卖）。我继续和男人说话，但暗中留意那个女人。男人发现我有点心不在焉，就加快了语速，希望吸引我的注意。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女人偷偷把几盒烟塞进大衣里。我马上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一伙的——男的负责打掩护，女的负责偷东西。

我抓起电话，通知坐在后面办公室里的店经理艾德。那对男女意识到自己露了马脚，迅速冲向店门，大有狗急跳墙之势。艾德蹦到门口，阻止他俩离开。他需要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要么拦住男人，要么拦住女人，但不可能把两个人都拦下，肯定会有一个逃掉。他觉得女人更容易拦下，就伸出手去，抓住了她的肩膀。可惜他判断失误了。女人抓住他的手，转身一扭。艾德一脸惊恐，眼睁睁地看着女人拽住他的食指，把它硬生生掰断了。他疼得跪倒在地，痛苦呻吟，那对男女则夺门而出。

艾德做决定的理由很简单：男强女弱。他恰巧又是个老古板，相信女人属于弱者。事实证明，根据这种禁不起推敲的逻辑做出的决定，导致他身陷险境。

不过，故事还没讲完呢。艾德痛苦地倒下后，另一名店员（我们就叫他奈德吧）追了出去。奈德的个头比艾德大，经常炫耀自己的一身武艺。他一路追到停车场，让那两个贼停下，结果他们真停下了。男人转身面对奈德，奈德马上摆出说不清是空手道还是柔道的架势，仿佛在警告对手——老子武艺高强，你小子不信试试！可怜的奈德，人家才不管他那套呢，冲他右脸就是结结实实一拳。奈德应声倒地，两个贼继续逃跑，钻进车里开走了。

艾德和奈德的通病是，思维框架过于狭窄，只关注有限的信息，没有考虑到可能改变后果的因素。想要理解大脑的思维框架，不妨想象一个相框。不过，跟相框不同的是，它把框外的东西全遮住了，把你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框里的东西上。如果你想看框外的东西，大脑就会发出让人不舒服的警报，希望你尽快把注意力放回框里。

不难发现大脑的这种倾向是怎么影响艾德和奈德的。例如，为什么艾德要跟贼动手呢？因为他的思维框架让他确信，自己肯定比其中一个贼厉害——也就是他觉得柔弱的女贼。事实上，这种思维框架实在太强大，让他完全没意识到跟陌生人动手的危险性。

奈德的思维框架则是这样的：“我武艺高强，能制服小偷。”他没有考虑框架外的可能性——例如，他也许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小偷的功夫可能比他还厉害，甚至可能随身携带武器。他也没有考虑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艾德的手指刚刚像饼干一样被掰断了。

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率先将这种倾向定义为认知偏差。他们简单称之为“框架偏差”（framing bias），也就是决策者对跟某个决定有关的行为、后果和意外情况的看法。决策者采用的思维框架部分取决于问题本身，部分取决于个人的行为规范、习惯和性格。

艾德和奈德“当下”就做出了决定，固有思维框架使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放他们一马吧）。如果能深入观察他们的意识，就会发现更深层的内在思维框架，也就是所谓的“预设框架”（preframing）。

哲学家兼心理学作家山姆·基恩讲过一个故事，说父母是怎么给他和哥哥“贴标签”的。他哥哥从小就是个机械天才，不到六岁就能把割草机拆开后重新组装起来。父母逢人就说他天生是做工程师的料，是机械界的奇迹。相比之下，山姆则“敏感又多虑”，没有出众的机械天赋。父母常常谨慎地指出——对山姆或者对其他人说——他跟哥哥截然不同。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山姆不确定是该上大学还是上职业学校，就去做了个职业测验，想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事后，他去找辅导员讨论测试结果。辅导员告诉他，他各方面成绩都不错，机械方面尤其突出。山姆惊讶不已，回答说：“您肯定是搞错了，那应该是我哥哥。”

基恩的故事展示了思维框架与“确定感”之间的潜在联系：它在头脑中运作，就像别人给我们写好的剧本，会对我们的思维框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当然，思维框架也会受到外在影响。目前有大量研究探讨媒介对思维框架的影响，尤其是处理敏感问题的时候。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展示了思维框架是怎么运作的。下文会重现这个实验。想想以下每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你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有个600人的小镇爆发了名为“亚洲流感”的致命疾病。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镇上的600人都会丧命。有人提出了两套不同的方案：方案一，200人能得救。方案二，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得救，2/3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得救。你会选择哪种方案？接着，另一位专家提供了两套新方案：方案三，400人会丧命。方案四，1/3的可能性没有人会丧命，2/3的可能性600人都会丧命。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前两套方案中，72%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一。后两套方案中，78%的参与者选择了方案四。我相信你肯定发现，其实方案一和方案三一模一样，方案二和方案四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达方式。第一种表述得到了72%的支持，意思完全相同的第二种表述只得到了22%的支持。当思维框架影响我们做判断时，具体内容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我们能否意识到这一点。

艾德和奈德故事的结局很有讽刺意味：最好的选择是让小偷逃跑，然后打电话报警——顺便一说，这正是我当时的做法。正如前面提到的，艾德和奈德的做法情有可原，毕竟他们是在高压之下做出选择的。但我们接下来会提到，就算并不是紧急情况，思维框架也能让人把事情搞砸。依赖直觉，容易陷入套路

几年前，我到中国出差，有一天可以外出游览。我最想去的是长城。跟我同行的是在北京居住多年的美国人马克。幸运的是，他不但熟知当地习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旅途中，他一直在教我该怎么跟中国人交流，哪些事千万不能做，哪些事不能凭我在美国的经验胡乱推测。

他千叮咛万嘱咐的一点是，经过街边小摊的时候，千万不要碰我不打算买的东西。摸摸货摊上的东西在美国很正常，但在中国的小贩看来，你有兴趣“翻看”他们卖的东西，就意味着你会买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规矩很荒唐：如果我不先拿起来看看，怎么知道自己想不想买？马克的回答是：“相信我，别碰就是了。”

通往长城的一路上都有小贩在兜售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被一样东西吸引了——带毛皮护耳的老式棉军帽。我朝卖军帽的小摊走了过去，理所当然地想，帽子嘛，肯定要先戴上看看合不合适，再说买不买。于是，我把同伴的劝告置之脑后，拿起一顶帽子戴上试了试。结果大小不合适，我就摘下帽子，放回了摊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个小贩就绕过摊子站到了我身后。其中一个人把我刚才试戴的帽子塞回我手里，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中文。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他是要我买下这顶帽子。我微笑着摇摇头，摆出一副“我是老外我听不懂”的天真表情，把帽子放回了摊上。接着，另一个小贩抓起帽子，不客气地往我头上扣。我赶紧摘下，放了回去，但它马上又被扣了回来。最后，马克发现了我的窘境，赶紧跑过来解释，但两个小贩还是不依不饶。直到我们跑到长城景区的入口附近，他们才作罢。

这种思维框架缺陷跟艾德和奈德的不一样。我事先得到了明确可信的警告，知道某种做法肯定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该怎么做。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根据自己狭窄的思维框架做出了判断。

心理学家凯斯·E·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F·韦斯特的研究显示，我犯的错误正是所谓的“直觉性无视”（heuristic override）。在心理学领域，直觉是指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法则（无论是生来就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当我们遇到问题但缺少信息时，直觉就会发挥作用。人类总是依赖直觉。它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但也可能把我们领进死胡同。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吸纳外界知识，以此补充或压倒内在直觉。

当直觉占上风的时候，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等心理学家就会说，我们成了“直觉性偏差”（heuristic bias）的俘虏。要想理解“直觉性偏差”，不妨设想一本规章手册，里面写满了原本就有和后来添加的规章制度。你总是随身携带，时不时参考。但这本手册存在重大缺陷：许多规章制度看起来似乎准确无疑，适用于所有情况，但其实并非如此。不幸的是，很难分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所以，你有时候会不知所措。你越是思前想后，就越是不确定，大脑也就越容易陷入恐慌。于是，你会更倾向于按书里来。这会让大脑感到快乐，尽管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再回到我的故事。我完全无视同伴的建议，以固有的狭隘思维面对小贩，严格遵照自己手册里的一条法则：不要相信跟经验不符的建议。我觉得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结果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本章的末尾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思维框架和直觉，回到古代去看一看。只要有利，对错并不重要

我是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铁杆粉丝，那部影片生动再现了著名的温泉关战役。战役中，三百名优秀的斯巴达勇士抵挡了数不胜数的波斯士兵。更准确地说，电影是根据弗兰克·米勒的漫画小说改编的，小说描写了斯巴达人“为自由而战”，抗击残忍的波斯大军。

我喜欢这部电影，并不是因为它还原了那段历史。毕竟，它跟史实相差甚远。我喜欢的是片中精心设计的打斗场面，还有它证明了如何选择信息证明自己的立场。

电影上映后不久，不少自说自话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把“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主题融入了自己的节目。这部电影成了民粹主义的赞歌，而浑身油亮、古铜肤色的主人公，也就是斯巴达人，则成了民粹主义的英雄。

那些媒体滔滔不绝的独白中没有提到，斯巴达人同样是残酷的奴隶主。斯巴达人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训练，正是因为有无数奴隶替他们做繁琐的杂活。斯巴达人关注的不是“自由”本身——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自由。

斯巴达人也不是宣扬“家庭价值”的人该崇拜的英雄。斯巴达的习俗是把没有展现出战斗天赋的婴儿丢进深谷。男孩很小就要学会自力更生，否则就会饿死，要不就在如今看来极其野蛮的训练中丧命。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不了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一部根据历史幻想小说改编的电影，怎么会被关注家庭的民粹主义者视若圭臬？答案是，只要是支持“自由”的东西，都会被宣扬民粹主义的人纳入现有的认知体系。不符合这一主题的史实则被他们统统忽略了。寻找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跟性爱、睡觉和烤肉一样，是人类的天性。

以一群粗鲁暴力的男人为例，就能证明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设想你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铁杆粉丝。有一天，你打算逛逛职业橄榄球论坛，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闻。结果，你发现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突击者队这么烂》的帖子。你点进去看内容，发现作者竟然明目张胆地侮辱你心爱的球队。你气坏了！但这还不是你最关注的。真正引起你注意的是，文中质疑了一些你作为铁杆粉丝深信不疑的事实。况且，他不是信口开河，而是逻辑严密、有据可依。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肯定不仅仅是气愤，因为气愤是漫无目的的。你的情绪更复杂，也更有针对性。你为别人批评自己心爱的球队而火冒三丈，同时也担心其中某些说法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那些说法是真的，就意味着你始终坚持的某些信念是错误的。你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不能假装没看见我读到的东西。”于是，你决定做点研究，自己也写篇帖子。你很清楚该从哪里入手——奥克兰突击者队的球迷网站。除了在那里，你还能去哪里寻找需要的信息呢？

不用再想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的目的不是理性评估新发现的信息，说服自己改变立场，而是寻找能证明现有立场的信息，因为你压根就不可能改变立场。

无论抱何种信念，持何种立场，我们总是这么做。当我们寻找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反驳让自己不舒服的观点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想要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去都灵转一圈，聊聊你家的狗，再回过头来聊这个话题。都灵裹尸布和给狗狗洗澡

都灵裹尸布，这块让宗教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的圣物，关于它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然而，所有可靠的科学评估都证明它是中世纪的人伪造的。科学家多次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证明它是公元13—14世纪之间的产物，而非公元1世纪的奇迹之物。然而，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2009年，在坚持“裹尸布为真”的派别中，一位梵蒂冈研究人员声称在裹尸布上发现了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写成的隐形文字。她宣称，里面有用希腊文写的“拿撒勒人耶稣”字样。如果正如某些人所说，裹尸布是中世纪伪造的，当时的人绝不会对耶稣用如此不敬的称谓。梵蒂冈研究人员指出，再拙劣的伪造者也不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所以说裹尸布肯定是公元1世纪的。首席研究者是梵蒂冈聘用的一位历史学家，以研究圣殿骑士团著称。在研究中，她宣称圣殿骑士一度保管过这块裹尸布。对此，大多数研究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都不以为然，因为圣殿骑士团在14世纪初就解散了，而关于裹尸布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360年的法国。这位研究人员近期提出的关于裹尸布的说法也饱受争议。多年来，研究过这块裹尸布的人都知道上面有字——这一点并不新奇——但她是第一个宣称从中发现可靠证据，证明“裹尸布为真”的人。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有不少致命缺陷。例如，她宣称部分文字是拉丁文，但公元1世纪的犹太葬礼中从未使用过拉丁文。真煞风景，是吧？但争论还在继续。

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会孜孜不倦地为已被证明是假的东西辩护？首先，我们必须认可与这一信念紧密相连的深厚感情。不管看起来怎么样，这番争论不仅仅关乎证据。对许多人来说，认定“裹尸布为真”与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如果宗教信仰与客观的科学判断发生冲突，结果总是这样。承认事实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无论证据多么确凿，都会遭人质疑。斯波克说得对，人类毫无逻辑斯波克先生是科幻剧集《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外星逻辑学家，这个角色在剧集试播时差点被砍掉。《星际迷航》在1966年首映，伦纳德·尼莫伊扮演的斯波克先生的造型在当时绝对是个突破。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家伙——尖尖的耳朵，凌厉的眼神，轮廓分明的山羊胡。不少观众都吓懵了，连NBC电视台的高管都说他“像魔鬼”。剧组担心这个造型会冒犯观众，特别是对长得像魔鬼撒旦的外星人毫无好感的基督徒，于是决定砍掉这个角色。不过，斯波克（和演员尼莫伊）也有不少支持者。在对造型进行了若干修改（比如去掉山羊胡）后，斯波克这一角色终于得以保留，并成为了电视史上极为经典的形象。

再举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吧。假设你和另一半为这次轮到谁给狗狗洗澡发生了争执。你们都说上次是自己洗的，这次该轮到对方洗了。事实上，你们俩都很忙，过着黑白颠倒、昼夜不分的生活，根本不记得上次是谁给那可怜的小家伙洗的澡。

但你毫不退缩，像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在这时，你的另一半突然摆出证据，给了你致命一击。她说，你不可能在你说的那天给狗狗洗澡，因为那天你要开会，很早就去上班了。尽管你仍然坚持自己特意早起，给狗狗洗了澡，但其实这两件事都不可能是真的。她的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你还是确信自己是对的。你心想：没准我记错日子了，毕竟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这个错谁都可能犯。

不过，你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冲破了。你开始想，自己编的故事是不是真说得通。如果你想不起来是哪天早上开的会，自然想不起上一次你（或另一半）是哪天给狗狗洗的澡。有没有可能是你为了说服对方，故意从记忆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是你故意歪曲记忆来满足预期——本来就不该是你给那只可爱但脏兮兮的狗狗洗澡？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越来越不确定，要不要就此投降？

都灵裹尸布的“证实性偏差”与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相关。就像在讨论进化论时，有些人认为，认可进化论相当于背弃自己的信仰。这个立场压倒了一切。给狗狗洗澡的“证实性偏差”与信仰无关，但与个人信誉有关。所谓个人信誉，就是关于自己是对是错的“纪录”。对大多数人来说，维护个人信誉的意愿虽然没有维护宗教信仰那么强，但也够强了。

不难推测，最后总会有人放弃争论，去给狗狗洗澡（毕竟它又不会自己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有人承认自己记错了。就算是这么琐碎的小事，人们也难以逾越“证实性偏差”。双方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想让大脑感到快乐。类似该谁给狗狗洗澡的争论是所谓“能轻易摘到的果实”。解决类似的琐碎小事，就像从树上摘下最容易摘到的果子。大脑喜欢这么做，因为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能获得小小的奖励—— 一点点的确定性。如果能在都灵裹尸布真伪的争论中“取胜”（其实并不可能），大脑将获得如滔滔江水般延绵不绝的欢愉。用另外一件古代圣物来打比方的话，解决这种重大问题带来的奖励，就像大脑找到了确定性的“圣杯”。可惜，在裹尸布真伪这件事上，确定性就像圣杯一样，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但如果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观念被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错的，那又会怎么样？“证实性偏差”的支柱是否会在如山铁证面前轰然坍塌？让我们拭目以待。隔空打牛，是绝技还是忽悠？

在世界各地的武术流派中，有一些宣称拥有“隔空打牛”的秘传绝学。这门绝学的特点是，无需肢体接触就能击倒对手。有一位深谙此道的武术大师人称“人体眩晕枪”，另一些则自称“合气道大师”。（“气”是指一个人生来就拥有的内力，据说必须通过特定招式才能施展出来。）

用不着怀疑，确实有人相信这门绝技的存在。网上可以找出一大堆视频，显示合气道大师在自己的武馆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弟子击飞。大师只是隔空比划了几个动作，弟子就被甩了出去，或倒地不起。面对虎虎生威的大师，弟子毫无还手之力。

在外行人（也就是除了弟子以外的人）看来，这门功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有人直说是“扯淡”。许多人要求合气道大师对普通人而不是弟子施展绝招，但大师往往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或者粗暴拒绝。他们常常表示，不需要证明给外行人看。“证据”已经摆在视频里了，爱信就信，不信拉倒。

不过，有一位合气道大师表示，他不仅能向弟子以外的人发功，还愿意挂出高额悬赏，奖金高达5000美元。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在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面前，承受住大师施展的绝招，就能领走奖金。为了让这个赌局更有趣，他直接向综合格斗师下了战书。（综合格斗师在空手道、柔道、跆拳道等领域都颇有造诣。）不出所料，有人接受了挑战。

这位合气道大师名叫龙家林（音译），声称自己有200胜0负的完美纪录。他要在自己的武馆里接受挑战，届时会有大批观众亲临现场，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将现场直播。他的对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综合格斗师。此人在比赛前公开签署协议，表示如果无法战胜龙家林，自己绝不会领走奖金。一切准备就绪后，比赛开始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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