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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6 04: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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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以军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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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的担忧

纯真的担忧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纯真的担忧作者:骆以军排版:昷一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4-01ISBN:9787555906506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辑一静静的生活泰顺街

我在傍晚走进我们家附近那条泰顺街,那黑灯瞎火中顺展而去的小摊灯泡,像是深海里一群头顶有光晕的鱼,这条像巷子般窄小蜿蜒的街,白日是小摊连着小摊的传统市集:鸡鸭鱼肉、水果蔬菜、老外省的包子或杠子头、阿婆的凉面米粉汤,或动辄四五十年历史的红豆芋圆汤小摊,或再往里些走,有骑楼上方架着彩色竹竿,门口堆放着整捆铁网、铁皮的五金行。

泰顺街隔壁是温州街,斜岔过和平东路那一端是青田街,远一点类似的有丽水街,说来都是浙江的小地名,加上金华、永康啦,我家这一区的街名,感觉是当年老蒋的梦中故乡地图啊。

这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从前都是小水圳,后来沿着这些水道在上面加盖了水泥板,所以现在这所谓路啊,还有水渠在人家房舍间穿绕之感。儿子们小时候,我会牵着他们,走进这条泰顺街,带他们或是吃“糊涂面”,或是吃“阿月子油饭”,还有家香港人开的烧腊店。有时我们穿过那蜘蛛网状的巷弄,像走迷宫一样,走到尽头就是师大夜市。

当然夜市的食物种类多啦,蚵仔煎、水煎包、可丽饼、润饼卷、牛肉面、各种卤味……那又是另一个小孩眼中的游乐场,有一些巷里的小店,卖着极便宜的垃圾玩具,假蟑螂、弹力球、整人的水枪手表、水枪照相机、羽毛笛,那是我小儿子的最爱。那些窄小的店家,总有一些很具有故事迷雾的人物,譬如有一间彩券行,五彩缤纷的彩券柜后,坐着两个美丽、空灵的双胞胎女孩,客人一走进去,无不被那两个少女空谷幽兰般的美震撼。但后来你才知道,她俩是聋哑者——卖彩券的营业证只有残疾人士可以申请。约走二十米的小巷口,那卖红豆汤、绿豆汤、薏仁汤、花生汤、爱玉仙草凉茶、芋圆豆花的小摊老板,是个疯疯癫癫,爱调戏年轻女孩,或逗人家情侣的无聊阿公。有一家西药房,那老板看上去是个老派绅士,知道我在写作,总说要改天请我吃饭,讲一些他人生境遇奇幻的故事给我听。我当然很期待,但实在因为养家一些杂活儿总忙不过来。那药局站柜台的很爱跟顾客搭讪,总爱炫耀自己手机上的照片,比如上周他去爬雪霸,或是别家要来挖走他。我想他是个寂寞的人。我注意到几乎所有顾客等拿了药,就敷衍打断他的话,走了。或是再往另一边走,有一对母子开了一间素菜面摊,素牛肉面啊,素肉臊饭,素羊肉汤,其实蛮好吃的,我不时会去吃碗素卤面,切些小菜。那母亲就像一般吃苦不幸的老妇,但掌锅的那儿子,长的就是从前混过黑道的一脸凶恶,感觉太阳穴边还有刀疤,真的很像那个电影演员大傻成奎安啊。他很努力慈祥地对走进店(那店又小又烂)点餐的客人笑着,但他的笑让人心里更发怵啊。

儿子小时候我特喜欢带他们走进这条杂沓老旧之街。我希望他们学习观察那流动的驳杂的色彩,老妇身前那水盆里浸着的各种喘气之鱼,那些鸡笼里挨挤着将被宰杀的黑金羽毛或雪白羽毛的大鸡。像那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最后,所有人都死了,连汤姆·汉克斯演的班长也中弹了,他对瑞恩说:“好好打开你的眼睛,替我们去看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总希望孩子们可以日后或许回想起来,他们有父亲在一旁陪着,“看啊,看看那些阿婆的脸,看看那偷叼了鸡头窜跑的黑猫”。你们跟土地已截断了,可以看看那绿光盈满的瓠瓜、丝瓜、大萝卜、南瓜、青葱和紫亮的茄子。静巷

这条巷子的尽头有一间妈祖宫,其实就是一般公寓一楼打掉一些梁柱,布置了神龛、彩绣幛屏、供桌、香炉,屋檐处嵌了金漆描绘凤銮或五彩云霞的棂板,主要还是那尊金光闪闪、凤冠霞帔的女神,和她的手下——造型狰狞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位居左右。从前我小孩还念小学时,我每天接他们放学,总会经过妈祖宫,我会要他们跟我一样,恭敬合掌,对着神坛上的妈祖拜拜。虽然有点像窦迦的画,散坐着一些穿深蓝夹克、背后写了某某某市议员名字的老人,他们正抽烟泡茶,给人一种黑道人物的气氛。我们那样朝里头膜拜,一是假装他们是透明的,我们的姿势和眼神必须视他们为无物,穿透过去,是在和他们身后的泥身塑像问安或祈愿。二是他们和小区这些春笋般冒出的小学生,或小学生的父母,也大多是年轻一辈的中产阶级,或陪在小学生旁的外佣,似乎都不是同一个时空里的人。他们或驼着背,头上戴着廉价的棒球帽,说他们是妈祖宫围事的神棍或乩童,也不像。脸孔都带着一种过去年代的凶恶,但如今色调暗淡了。曾有一次,他们在庙前搬桌,封了小巷搭了雨棚,其中两三个穿了雨靴,在邻居家的几盆木瓜啦九重葛啦变叶木啦的盆栽旁,宰杀一头猪。那猪比我童年记忆的类似场景曾看过的猪要小些,感觉像一只臀背宽些的狗。那时我带着俩儿子经过,盛装却显得老土的围桌而坐的阿婆们,感觉她们是从我儿时的年代,不知从什么地方被这些庙里的窦迦老人召唤而来。有次我在我家公寓楼下,遇见那群老人中的一个,他踩着一辆破三轮车,满脸酒鬼那样的通红,在收破烂(现在的说法叫“资源回收”)。他戴了一副玻璃镜片非常厚的眼镜,很像那部麦当娜男友导演的黑帮kuso(恶搞)片《偷拐抢骗》里,那个总把叛徒切碎喂猪吃的凶残老大“红发阿托”。我没想到他认得我,像对旧识一般抓着我的袖子,要我把家里不要的旧书、旧纸箱、旧家具给他。

那一带的巷弄绿树成荫,有些台大老教授的宿舍还是鱼鳞黑瓦的日式老屋,庭院里动辄是四五十年的参天菩提树、面包树、栎树。旧砖墙上也光影摇曳,爬着梦幻般的紫藤或爬墙虎。

隔一个街区,就是后来被炒作起来房价贵不可言的青田街。这一带的巷弄像迷宫,藏着许多家安静、美丽的小咖啡馆。在妈祖宫斜对面——其实是和这巷子垂直的小巷的门牌了——其中一户公寓一楼住着一位中医,据说扎一手好针,绝活儿全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没有任何招牌,但他父亲是三四十年前台大老教授们口耳相传的神医。老先生不在了,儿子接下那些苦苦哀求的老病人的续命场景,但他真正想当的是画家。

我原先根本不会走进这间虽只有两百米距离的邻居的神秘客厅。因为我的研究所老师中风了,每个礼拜四晚上,远从淡水,由不同学弟学妹们偕同来找神医扎针。所以我隔个两三周,总得绕过去,看望一下受难而努力在复健,和自己歪斜身体对抗的老师。不夸张,那个夜晚的寻常公寓客厅,真的像一个秘密的修复中心。我的老师,头顶插着一排针,太阳穴、眉间、脸颊、后颈,一路到手臂、手腕、指尖,到小腿、足胫,银光闪闪,像科幻片里机器人被接上复杂的回路天线。大沙发的对面,是另一个歪瘫的老人,号称台湾电影评论教父,由孙女陪着,也是满头满脸银针之阵。坐我身旁的胖老太太,闭着眼任那针如刺猬(好像不是被扎,而是她正运劲练一种神功,从整张脸的皮肤下,冒蹿出上百根水银液态的刺须)。她是曲剧界的老前辈,连我的老师都喊她老师。你感觉被峡谷样的药柜包围,药柜上搁着一幅幅那个志不在医术的神医的小张油画(看来颇平庸的一些风景画:台湾各地的庙埕、小火车站、老街、稻田、停泊着渔船的海港……),这些说不上哀愁,只有一种停顿在自己无法做主之坏毁的平静老人,非常像刚经历了某一场惨烈的大型神魔战役,中了敌方的烈焰或黑魔法,翅膀烧折,胄盔扭凹,肢体也被截断……各自歪靠着接受医疗忍术的修复。永和

我小时候家住永和竹林路,那像迷宫蜿蜒缠绕的巷弄里,一栋栋黑鱼鳞瓦的日式小屋,墙犹是橘色小砖累叠,墙头扎着破啤酒瓶,那玻璃裂齿用于防贼。小院里通常会种上杧果树、桂圆树、桂花树、梅树、木瓜树、棕榈,屋瓦爬着紫花翻飞的九重葛,倚墙则多有昙花、鸡蛋花、茉莉,所以我小时候在那巷弄里穿绕,记忆底层空气中是那层次繁复的幽香。这些如掌纹错乱的巷弄,往往连自小在其中长大的我也常迷路,弯着绕着,便走到一大片苍莽竹林,或是路尽头的一道矮河堤,堤外便是汹涌水流的,好像永远都是深灰色的新店溪。台美于一九七八年断交,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都有个印象:上学途中穿梭的迷宫巷弄,不断有这种日式平房被推倒拆掉,像拔牙后的一个方窟窿,挖土机朝下刨一个坑,然后盖起四层楼的公寓。那真是如雨后春笋,在经过的眼前密集发生。后来才知道,那是个逃亡者恐惧的故事,因为永和多外省人,我小时候不懂,那灰扑扑的安静祥和,各家小院传出收音机或后来电视机的棒球转播、平剧或广播剧,其实后头都藏着逃难者扑扑的心跳,台湾退出联合国,乃至台美断交,许多外省人恐惧之余卖了房子,所以有地产商那么大批地挖地盖公寓。

那些挖开的——不,推倒成一片的废墟瓦砾,或仍可见颓垣断壁的无人之屋,便成为我和玩伴放学时光探险的秘境。那些屋子似乎仍带着原来主人的气息,一种薄雾状的时光残留。那些被遗弃的沙发、书柜,砸坏的神龛,扔满地的黑胶唱片,摔倒破裂的石膏像,一地的信件甚至衣物,确实很像突然有人来查抄,翻箱倒柜,匆匆忙忙把人带走的景象。为什么人去楼空,却都会留下这般一屋凌乱,如今对我还是个谜。这种闯入他人曾经生活其中,如今一片荒芜破碎的空间,或成为我日后小说的某种潜意识,但其实对那个年代住在永和巷弄里的少年而言,这是多么寻常的经历。这是后来读琼瑶的《庭院深深》,或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或木心的《温莎墓园日记》,皆那么容易链接代入的时间之屋啊。

作家舒国治在《无中生有之镇》中写道:

而这小镇,若以永和路为树干,以忠孝街、文化路、仁爱路、信义路为西枝,以博爱街、竹林路、中兴街、豫溪街为东枝,如此像叶脉一般张开来看,它有一种新市镇的简略与单色,而没有古旧行业如棺材店、收惊神坛等的诡秘烟香及浓黑暗红之色。何也?乃永和不是年深月久自然蕴积成形的镇市,而是人为快速的移住之地。

真是如此。我小时候,每逢农历年过后,初五初六吧,母亲就带着我们三个小孩,一路搭公交车,从万华的龙山寺、大龙峒的保安宫、民权东路的恩主公庙,一间间拜,那似乎是,我们住的永和,虽然家里餐桌上的神龛,还是供着祖先牌位和一尊观音菩萨,但永和这片流亡者暂居,浮水搭桥,紊乱如微血管的巷弄,似乎连神鬼都找不到梦中的路径啊,我们必须过了那川端桥,进台北城,到神明的座下祈求平安啊。我小时候在竹林路晃走,真的有那老山东开的破烂面店,一碗打卤面,切一盘卤味(豆干、海带、卤蛋),十五元吃得意兴酣畅,打的嗝真的有北方面条香和卤味的锅气。或真的有那看去是一班军中老弟兄,烂棚子下一只倒盖汽油桶,里头烧着柴火,铁壁内面贴着烧饼烙,上头则架着一口黑得掉渣的油锅,拉开一条条细白面团,就炸成胖滚滚金黄的油条;或街上真有像张果老那样的老神仙模样的疯汉,银白头发和胡须,追着我们兄妹仨喊我们名字。或我们永和初中的万年训育组长,大家喊他“老高!老高!”整天拿着木头武士刀追太保,传说老高的一只眼从前当兵打仗时被打瞎了,装了一只狗眼。

我也是到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所在的永和,蜉蝣聚落,都说是逃难者搭屋而聚,其实我父亲作为南京人,来台湾找了教员的工作,境遇还是比某些山东人、河南人、陕西人,甚至传说中在靠河那边小巷里吃狗肉的老广,都要好多了。狗日子

大学时住阳明山宿舍,有一学弟偶尔会来找我“哈啦”,他是把妹高手,在一种炫耀与感伤的忏情中描述他生命不同时期不同性情和特质的女友,很像米兰·昆德拉《不朽》中的《钟面》,每个女孩刻度他不同时期的生命史。我当然听了又羡又妒,我那时的感情经验是零,但要和他PK(挑战),突然想起,啊!我生命的不同阶段,刻记着不同时光截面的,是一只一只的狗啊。

从我是个小男孩时,永和那间老屋就养了不同的狗了,一直到我青春期变小混混,到后来住上阳明山烂出租屋,到后来结婚、生子,父亲病倒、过世,每个阶段都有一批不同的小狗。它们性格迥异,各有传奇身世,有刚烈如汉子的大狐狸狗(我父亲的最爱),有一只美人心计娇宠的杰克罗素梗犬,有我在阳明山陆续拾捡的一只只狗。我若和哥们儿聊起这些生命不同时期流逝而过的狗,其实和那学弟怀念他那一个个不同星座的女朋友,有类似的追忆似水年华之意义,只是我的故事,真的是“狗脸的岁月”,真的是“狗日子”。我年轻时写过一本小说,叫《妻梦狗》。有一次遇见一位朋友,他对我说:“你真的超爱写妻,超爱写梦,也超爱写狗!”

如果到今天,若我和那学弟重逢了,距我们那时在阳明山宿舍“哈啦”的二十出头,又过去了三十年,我猜他跟我描述的,一定是那后来更像繁花簇放,不同女子的幽秘的美,那些销魂、负弃,像《海上花》那些不同女孩的婉转心思的艳史;而我也可以继续展开,那之后我收养的不同的狗的故事啊。事实上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我的前世在天庭说不定也是有来头下凡的,孙悟空那时在天庭当了个弼马温,我肯定在天庭干过“弼狗温”,我实在从小对狗就特有办法。而且就像某些人(譬如曹雪芹这种人吧)天生具有品鉴女子如钻石切面之美的能力,我也有好像可以让一只小狗对我绽放最珍贵特质的天赋。

我在阳明山住的最后两年,收养了一只叫小花的流浪狗。原本是在我们住处再往上一点,一帮文大学生在喂它,但因小花太爱把那些男孩女孩的鞋叼走找不见,他们就驱逐它,这狗不知怎么嗅出我的狗灵魂,跑来赖上我。小花虽是吃我的,天冷时也进我屋里睡,但终究是流浪魂;它常一出门就是一两个礼拜才回来,到后来甚至一个月都不见踪影。我那时二十多岁,第一次体会这种爱的悬念和不确定性。我常想若是在它头上装一台小型摄影机,跟随它的冒险和流浪,一路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观呢?有次我带它和另一只小狗在后山阳投公路散步,它突然箭射出去,钻进窄小公路旁的树丛,和什么东西发生着激烈的搏斗,过一会儿它叼着一只体积跟它差不多大,羽翼斑斓,垂着长尾翼的美丽雉鸟钻出来。我快昏倒了,“小花!你杀了一只凤凰?”有一天夜里,我和当时的女友开车去文大附近的7-11超市买消夜,经过中国大饭店附近的大弯道时,路边街灯暗影下,有一列大狗排队走着:拉布拉多,德国牧羊犬,挪威娜,大麦町——阳明山有许多血统非常好的弃犬——也就是我们撞见了深夜山里的某个狗帮派的队伍,但看到队伍最后一只,我们俩不禁惊呼:“那不是我们家小花吗?!”没想到它参加了犬类的黑帮,而且整列中只有它腿短且身形粗胖,很明显是这狗帮派里的最小咖。

还有一次,我朋友上山,我开车载他们到惇叙高中附近吃凤梨苦瓜鸡,那里距我的住处开车都要十来分钟,算颇有段距离。那里是随意搭的篷子下放了十几张圆桌,上铺薄塑料纸,用粉红塑料免洗碗,除了一锅小罐瓦斯烧的鸡汤,主要还有水莲、山茼蒿这些炒野菜。地上跑着一些野狗,向不同桌乞食,我顺手也就将一些鸡肉丢给它们。突然我发现脚边的一只野狗,“他妈的你不是小花吗?竟然给我跑来当丐帮?!”这混蛋也是直到我吼出声,才认出正丢鸡肉给它吃的,是它的主人。

有一次我听见附近前山公园那儿,狗叫声凄厉交错,想是捕狗队来抓狗了,心里很替小花担心,等了两天,它还没回来,我已做好准备去常兴街关押流浪犬的集中营找我的狗了。突然“扑啦”小花回来了,两眼发亮,脖子上有一条长长的豁口,想是被捕狗队用那种铁丝圈套箍住了脖子,这个自由魂,脱逃大师胡迪尼,竟还是挣脱了。啊!我实在是太爱这只狗了,它如果是人,或我如果是狗,我俩一定结拜啊,气味实在太相投了。对了,有一次我去租屋的纱帽山后面,一片种满茶花的无人山坡找小花,发现一个大坑,里头堆着上百只五颜六色的球鞋,还有女生的鞋子,想象当时它叼了各处的鞋,就来此埋在“千鞋冢”吗?

当然自由的代价,就是我心目中这只“为犬当如是”的流浪之王,看遍公路电影的家伙,只活了五岁多,主要还是中间一次心丝虫病,几乎要了它的命,那之后就元气大伤了。

啊!我真的可以像《一千零一夜》,讲述它们每一只狗的故事,说个天荒地老啊。

后来搬到深坑,住了七年,最后一年,已决定要搬进城里住,因为是租的公寓,房东不让养狗,但有一位超爱动物的大姊(她自己照顾超多流浪猫),当时说有一只跑去他们社区的黑狗,若没人收养就会被捕狗队抓走,我就收下了这只帅气的黑狗,我的孩子给它取名叫阿墨。阿墨是一只血统非常好的台湾土狗,像黑豹一样的脑袋,狗公腰,细长的四肢。后来我搬进城,无法将它这样的大狗带去,有段时光将它孤独留在深坑那间小屋,托隔壁的越南阿姨每天喂它。我每周会开车回去看它,但它的眼神充满疑惑和哀伤。阿姨说阿墨每天独自爬墙而出,像孤独的武者练武,在马路边追那些疾驶而过的车子。有时阿姨去小街的市场买菜,阿墨会神头鬼脸跟着,回程时发现它不知何时从鱼贩那儿唰地叼了一条大鱼在嘴里。后来我的朋友戴立忍导演去住那屋子,重义气的他便收养了阿墨。有段时光他拍片忙,便开车将阿墨送到台东鹿野乡,在他玩飞行翼时的哥们儿那里寄养。有一次我问戴导,阿墨现在好吗?他说:“你不知道吗,阿墨成了鹿野乡第一名犬。它到鹿野乡,三天内咬了十四个人,把人家那里的狗全打败了。还有阿公骑摩托车载孙子,到我朋友家外面,远远指给小孩看,它就是那只阿墨喔。”最后这只狗的余生,是在三芝海边,戴导的老父弄了一片空地开垦,种了数十种果树,整片菜畦。我带孩子去那海边看过阿墨,它就像长手长脚的武术搏击家,灵动的黑色身躯,在一片空荒的海边奔跑,好像每天要跑几公里到海浪冲拍的礁岩岸边,练习孤独的武术。

现在我家公寓里养着三只狗,一开始是从脸书(Facebook,美国的一个网络社交网站)看到一些动保年轻人贴的照片,收容所里原本要处死的一窝小犬。我领养了四只,妻儿们分别帮它们取名宙斯、端砚、雷震子、牡丹,都很美的名字吧,后来我托高雄的好友炮辉收养宙斯,我每次到高雄都会去看看那只美丽的黑狗。它们都是米克斯犬,刚带回来时那么小那么可爱,现在手长脚长其实都算中大型犬。我也常在脸书贴一些狗和孩子们生活的趣事。但我心里认定这三只狗是我的孩子他们的狗,每个男孩都有他们自己的小狗。每次我们一家从外面开门回来,狗狗们的如泣如诉,跳跃或翻滚,简直不知如何表达它们对你的爱和思念,“噢——主人,噢——超想念你的!”

我想它们真是神用爱创造的一种动物,我真的可以无止境地说下去,关于我的“狗日子”,关于我养过的那些狗,它们各自的故事。姊姊的水饺

我小的时候,母亲会拿我哥、我姊和我三人的生辰八字,去给一位算命先生批命盘。据说我哥和我的盘,算命先生都只是简约带过,就是我姊的命盘,他赞不绝口,说是“全科甲”,嘱咐我妈,这孩子将来能念多高学历就让她念。确实那时看来(我哥初中吧,我姊小五小六吧,我可能才小三),我和我哥成绩都是乱七八糟,就我姊在班上功课不赖。我母亲难免也叹气:“结果竟然是女儿会念书。”

其实后来我姊的升学之路并不顺,初中时(那年代还有所谓“升学班”)遇上一个心理变态的女导师,习惯在课堂上用小孩们羞愧欲死、惊惧毁灭的恶毒话语,当众羞辱某一个人(看运气了)。我姊整个内在发生变化,成绩一落千丈,后来我爸妈怕她出事,把她从第一好班转到较差的普通班。

姊姊升高中联考没考好,进了重考班(其实这是我家三个小孩的共同升学经历,但感觉原本是“好学生”的姊姊也如此,那种落难、跌入尘埃之感就特别强烈)。第二年高中还是没考好,报名念了一所当时第三或第四志愿的商专,似乎她便进入一个快乐、不是高中升学装配线的五专生活。但我母亲坚持让她假日仍上英文补习班,总之后来她的英文非常好。

五专毕业,我姊插班考上辅大英文系夜间部,第二年再转插班考上同校日间部,似乎绕了一个循环,她又回到那个年代,我父亲眼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途。之后她申请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念语言学硕士。

我姊在美国念书那段时光,我正在阳明山进入我爬虫类梦境般的小说学徒时光,一个礼拜回永和老家一次,听母亲转述姊姊寄回来的航空信中,说了哪些在那里发生的种种。模糊而遥远。譬如有一次冬天,她在校园疾走赶上课,却在那雪融又结一层薄冰的路面滑了一跤,把一颗门牙磕断了,我爸妈都非常担心。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网络,更没有网络免费电话,所谓“留学生”就真的是负笈离乡等拿到学位再回来。有一次听说有个母亲的昔日同学,移民美国了,要介绍一个家世非常好,且念医学博士的男孩给姊姊(我姊年轻时是个美女喔)。姊姊在老一辈人眼中是所谓“单纯的乖女孩”,也应男方邀请到另一州的他们家拜访。据她后来说那真是豪宅,庭园大到后面有座小山,她跟着那男孩在林中小径散步,竟然还看到小鹿(以我当时贫乏的想象,竟想到迈克尔·杰克逊那养了猩猩、长颈鹿、斑马和装置旋转木马、摩天轮这些游乐园大型机器的豪宅)。其实我姊外柔内刚,对方是非常传统的本省医生世家。他们似乎对我姊颇中意,但包括男孩、男孩的母亲,竟才见过一次面,便好像她已是他们家的准媳妇,摆出家规或男尊女卑的暗示、规矩。我姊独自在异乡,那时又年轻,我们家对婚姻这事又松散(我爸是一九四九年独自跑来台湾的外省人,我妈是养女出身,对婚姻在本省世家的协商、谈判,根本是状况外),无法成为后援。我姊使用一种对方可能觉得“叛逆”的方式:她对那男孩和他母亲强势且紧迫盯人打到宿舍的电话,采取“消失”战术,完全不再让他们找到她。

对这件事我缺乏现实性的理解和想象,我以为这不是件事嘛,但我姊(还是老话,那时她太年轻了)好像身心俱创(可能男孩母亲某次在电话中逮到她,说了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且傲慢的话)。总之,她拿到硕士后,便匆匆回台湾了。我父亲原指望她拿个博士,不过当时的家境要支撑一个孩子在美国念五年书,算非常勉强。且对我父亲那辈人来说,有个女儿留洋,威斯康星大学硕士,这也够虚荣了。

姊姊回台湾后,在找工作方面,比起她的废材兄弟一路顺利(可能她的英文真的非常好)。先是到花旗银行,后又跳到HP(惠普公司),后又转至罗氏大药厂,职位都是总经理秘书,且都是外商驻台公司(在罗氏大药厂,她的顶头上司就是个法国人)。说起来很多年前算命先生说她“全科甲”,在和我哥及我比较后,你不得不佩服那预言的精准。

不过这几年,台湾经济剧烈振荡,许多外商以全球战略布局思考,皆撤离台湾,转往上海或深圳。

去年姊姊被裁员了,这对她无异是超现实梦境。怎么可能?她以秘书的专业,在公司皆有极佳口碑,为什么不是那些整天混日子的家伙,而是她?

那期间她找了两个工作(但不再是外商公司了),皆更超现实地遇上可能是虐待狂的老板。但或许这种老板像川剧变脸之前歇斯底里狂飙骂你祖宗八代,一转身又慈眉善目,是本土家族企业大多数人讨饭碗必须面对的常态文化。但我姊似乎在那短短一年,把之前十几年工作累积的自我感全部崩塌。那一段时间我每回永和,她都拿出龙山寺啦,保安宫啦,新竹城隍庙啦……各寺庙抽来的神签,请我帮她解释,或甚至常跑一位据说极灵验的卜卦老师。我感觉那个初中时期的她,在一暴力化的羞辱伤害笼罩下会如电脑自动死机,脑中一片空白的那个姊姊又回来了。

有天晚上回永和老家,姊姊下了一锅她自己包的素水饺,好吃到爆!她用西洋菜配小碎豆干丁,加面粉;另做了玉米口味,同样配那些拌料,一咬开,那个馅翠绿新鲜,清爽芳香,我开玩笑说:“不如你在网络上卖宅配素饺子吧。”没想到姊姊真的动了念头,她先极便宜试卖给母亲的那些老姊妹,据说赞不绝口,但老人订量有限,每一位姊姊还都亲自搭捷运送到她们府上(即使就是订四十个)。老家里只有一台老旧小冰箱,冷冻库一次只能放一百个饺子,而那些老人订了一次,之后也没下文了。

某个夜里我吃了安眠药使蒂诺斯,一个冲动、梦游状态,上脸书推销了姊姊的素水饺,并留下她的E-mail(电子邮件)账号。据说第二天姊姊还去了中正桥头光华寺,拜那尊巨大的观音,并抽了个签,失魂落魄回到家,一开电脑,惊呼出声,页面涌进上百个订单。姊姊喃喃说:“这后半生要包水饺包到死喽……”

她先过滤那些高雄、台南和上海甚至加拿大的订户,因为她根本还不知做宅配食品要找哪些渠道。先消化永和一带,或大台北区可以搭捷运约在出口处面交的订户,并一封封回信解释她无法量产及满足远距订户的原因。两天后我去中正桥下自强市场,买了一台据说“只用了一个月”的二手雪糕柜,请他们送去永和老家,姊姊将它摆在客厅,然后建立“骆姊姊蔬食水饺”的脸书粉丝页。这样算初步布置完成,以后这老房子的客厅,就成为她的“一人包水饺工作房”。她在长条几上摆开切好的蔬菜、菇,碎末豆干,最重要的饺子皮,她一个一个匀实地包好它们,好像一尾一尾有生命的小胖金鱼。她开心地去挑拣最好、最新鲜的蔬菜,连这去传统市场或超市购买那些蔬菜食材,都像蚬贝吐沙,把过去二十年在职场受到的伤害、凹陷、扭曲……全在这童年老屋(窗外院落里绿光盈满,有父亲当年种下的桂花、木莲、枇杷、芒果、桂圆、木瓜,一排棕榈,一个藤架爬满金银花)修补、疗愈。巷子

她住在巷子中段一栋公寓的三楼,天没那么冷时,她会沏壶茶,坐在阳台上晒薄薄的冬阳。她的注意力变得无比敏锐,偶尔闯进她那一方小阳台的娇客,譬如像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礼服、长裙摆缀着小鸭黄和酡红的凤蝶;或在那无天际线的电线间翻飞剪尾的燕子,一个翻浪摔在她脚边,上一秒小小胸脯还起伏着,下一秒那像玻璃珠的眼睛就那么睁着,死了。

她坐在阳台的竹圈椅里,看着脚下巷子里进出的人们,像是剧院尊贵包厢里的夫人。从没有人抬头发现她。实则他们的演出,也仅是面带愁容,或没有表情,匆匆地走过。男子的皮鞋流星大步趿踩声,女子的高跟鞋橐橐声(有个作家形容,高跟鞋踩在小石子上的当当声,像吃完冰淇淋的小勺,敲打玻璃杯的声音)。即使是非上班时间,推着婴儿车出门的少妇,脸上也似乎浸在一种湿湿的梦境中,没有一丝笑意。

如果有人抬头,也仅会看到一张躲在瓜叶菊或丽格海棠盆栽影绰后面,一个白发的退休老妇的小小的脸。她更多时间,是空望着无人的巷子,回想自己一生的某些时光。她死去的前夫,甚至在她还是小女孩时,就是个老人形象的父亲。

有一个男人,每天,简直像日系百货公司大楼墙龛上的九点报时卡通机械傀儡,在金属簧片演奏的音乐下,从暗盒中钻出,女王的高帽卫兵、小熊、小刺猬、小猴子、小狐狸……哦不,他只是每天固定在下午三四点出门(住在巷底的那幢一楼),那是巷子里完全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其他人的真空时光(她观察的心得)。这个男人,身高一米七七以上,骨架似虎背熊腰,四十岁上下,剃平头,比较怪的是即使寒流来袭,十摄氏度以下的冷天,他还是穿一件短袖汗衫,那种许多大小口袋的卡其布及膝短裤,球鞋,白袜或黑袜,总是拿把伞,姿势如剑客提剑——脸上总挂着一种对这个人世真心喜欢、礼赞的笑。他绝对不知道就在他头上,有个老妇简直着迷地观察着他(她有次意识到:自己这样托腮看着他,心中浮现幸福之感,不是和那些大叔爱坐麦当劳临街橱窗位,看那些短裙的高中小女生一样行径?便突然脸红了)。他真是好看啊,像是那些青少年组的排球队员,手长脚长,颈子连着肩胛的弧形特别好看。

她怀疑他是练武的。

但某个和其他下午没有差异的午后,她坐在她的“歌剧包厢”里,听到巷底那扇铁门关上的声音,她知道他出门了,这段五十米的巷道,他也许是像黄昏清兵卫那样的人物吧?提着雨伞,一脸纯净的笑,优哉地从她下方走过。突然,像那些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的选手,他突然站定,跳跃起身,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空中转体,落地。自得其乐地又走两步,又跳跃起来。啊,她心里想,简直像在溪流上振翅点水的蜻蜓,某种美丽的光雾缭乱。那张脸,灿烂得像细田守导演的动画电影《穿越时空的少女》里那个拥有穿梭时光能力的元气少女。他因为自己发明了这个奇妙的游戏(跳跃,离地旋转一圈,落地),而孩子气地重复玩耍。

那天之后呢,接连着好几天,她都没再看见这个独自跳跃转圈的男人。那几天实在是太冷了,她就躲在屋内不敢再去她的“歌剧包厢”阳台。新闻上看到一幅奇幻美丽的画面,在北欧(冰岛还是挪威?)一个小港边,一群上百只的鱼,或许是为了逃避追猎者,整群凑聚靠近,却一起被凝冻冰封在水面下,看似伸手可触的透明冰态。它们全部死去,却都保持被冻结之瞬栩栩如生仿佛仍在拍鳍扭尾奋游的姿形。简直像一件大型的亚克力填塞凝固的装置艺术。新闻画面上是一只长毛狗,站在那镜面般的海水冰面上,因吃不到鱼,一脸的困惑无奈。隔着一层厚冰,下方清晰可见那一尾一尾鲜活的鱼。

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啊。

天变稍暖那几天,她又坐回她的小巷半空中观景阳台上,几乎是劫后余生的心情晒着那仿佛掺了冰屑的薄薄阳光。那一天,一辆小货卡倒着开进这条狭巷,停在巷底那扇铁门前,一个黑壮的男人开始从屋内搬出电视、书柜、餐桌、样式老旧的沙发、椅子、小冰箱……

她忍不住下楼,踱至那敞开的铁门前。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胖男人在指挥那个搬家工,她嗫嚅地问,那男的怀着敌意(她想起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一个好奇的邻居老妇),原来他是房屋中介公司的,受屋主委托,要尽快将这房子清空整理,然后出售。“那原本住这儿的那位先生呢?”“不知道。他们不住这儿了。总之房子要卖。”

后来,那栋楼上二楼的一位太太告诉她:那个男人(她看见的自由快乐跳圈的好看男人)是个傻子。这房子是他哥的,或许是那家伙太傻了,前几天天太冷了,他竟不知加衣服添厚棉被,晚上睡觉时被活活冻死了。人一死,他哥就急着把他送殡仪馆处理了,家中那些家具也急着清空,房子也托中介卖了,或许是怕传出去这是凶宅,影响价格,所以中介公司的人也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听说他哥也没住台湾吧。

啊?那隐隐有一丝同病相怜的情感,但她不让自己踩进那陷阱。可是怎么好像才在她眼皮下,那么充满“活着真好”的那样离地,像蜻蜓要飞起的,虽然孤独快乐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却突然消失了,连一丝他曾在这条小巷里活过几年的时光证据,也全部被像用橡皮擦那样,干净不留痕迹地,完全擦去了。失恋的哥们儿

我二十六岁时陷入一段苦恋,那个女孩有个交往七年的男友,我是第三者,其实有半年的时光像三个人在过旋转门。主要是那时我和那女孩都住阳明山,山中的林木、雨雾、虫鸟、火山温泉的硫黄味,都增加了一种琼瑶电影的疯狂和苦闷。有一次我和女孩大吵了一架,好像是之后各回自己租屋,女的会吞药,男的会骑机车狂飙,从山崖冲下去——如果年轻时知道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是这么回事,就不会那么犯傻了。事实上,这女孩两年后就跟我走进礼堂,日后成了我俩孩子的妈。但年轻时就恨不得拿刀片在自己手腕放血,好像那激狂的年轻情爱才稍微流失些,浓度才不那么醉人。我当时坐了班夜车下台南,找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

这哥们儿是我高中同学,非常重义气,当时在台南念成大材料工程研究所。他念淡江大学时,追了他们班第一美女,问题是女孩家里超有钱,我这哥们儿每天骑着伟士牌机车从淡水送女友回台北,后来这女孩变心,被个学长追走了。年轻时我们想不通啊,我这哥们儿那么帅,又聪明,又专情还会说笑话,他就像金庸笔下萧峰那样的人物啊,怎么可能这样的男子,会把不住他爱的女人呢?当然年纪渐大,便明白了确实有贫富阶级的问题,我哥们儿和我这种人家,真的在女孩们择偶的墙背后,完全像烂连续剧的情节,真的有个衔接不上的难度啊,包括女孩的家族聚会,她的姊妹或表姊妹的丈夫,那些上市公司家族经营的关系……我们这种废材,真的想象都想象不出那些场面。我哥们儿被甩了后,跑到我阳明山宿舍赖了两个月。

说来我念大学时,出租宿舍常提供这些失恋哥们儿来访,他们通常自顾坐在我床上喝高粱酒或米酒,喝醉了倒头就睡,睡醒了则重复着回溯那些伤害史,如雾中风景,女孩是在哪些关键点不爱了的推理,总之我是个最好的听众,最好的正能量鼓舞者。但凡这种失恋时光,不论男孩女孩,你最要紧的是告诉他:“你是最棒的人,你是这世上最值得珍惜的人。”总之,男人的一生之交,就是在这哥们儿年轻时被不同名字的女孩伤害了,你一边陪他喝酒,在他像吸毒犯夹缠不清、哭哭啼啼时,不让他觉得羞辱,一边陪他聊着女人的不可解,好像两人在调焦巨大天文望远镜对着浩瀚星空,这样的哥们儿就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总之,我那回下台南投奔我哥们儿,有点像在收之前的放债,轮到我当失恋者啦。我哥们儿的宿舍不比我阳明山的宿舍,我那租住的小屋总是在凄风苦雨的山里,我哥们儿的宿舍则在闹市区一夜市旁的旧公寓里。他骑机车载我去买了一大堆咸酥鸡,一打啤酒,回到那一层楼分隔成许多间的杂沓宿舍。回忆起来那可真是旷男们的蜂巢啊,成大是理工大学,阳盛阴衰,我感觉整个宿舍各房间全在喝酒唱卡拉OK,而且全是黯然销魂的失恋情歌啊。我哥们儿的房间铺着榻榻米,我们在里头喝酒,不断有穿着及膝篮球裤和背心球衣的颓废学长跑进来一起喝,每人都和我一见如故,乱喝几杯后就拉我们去凑桌打麻将。我发现我哥们儿在这整栋楼里超吃得开,这些旷男不分年级全喊他“大师”,原来他用那失恋两个月,在我山中宿舍与我切磋的各星座女孩之分析,回到台南“吃”遍大家。说来他那段苦恋,那个富家女又是那么难搞的,比起南部这些工科男生的爱情疑难,简直太小儿科了。

我受到了“国王的兄弟”那样的热情招待,在狭窄走廊和楼梯间穿绕,到不同宿舍吃火锅喝酒,每一框格里不同的哥们儿都有不同的故事,大家PK一下彼此说黄色笑话的功夫,甚至有个家伙在大家起哄下,从衣柜里拿出他的充气娃娃,大家喊那娃娃“嫂子”。我根本忘了当初搭火车南下的哀伤,感觉被一种不断吐出的啤酒泡泡包围着,所有人拿免洗筷戳着塑料袋里汤汤水水的卤味豆干、海带、猪耳朵、鸡胗、卤蛋、大肠头、甜不辣。那个年代,还有人抱着吉他在一旁弹着小李飞刀。说实话,我觉得我如果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一同住在公寓里,我才不会去读劳什子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吧?我记得最后,不知哪个大哥提议,所有人十几台机车出动,我晕乎乎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常去的KTV唱歌。我发现我哥们儿不知何时,变成了唱张学友歌无敌,就像张学友的歌神。我不知道他离开那个失恋的痛苦哀哭,走进了怎样的一堆哥们儿的迷宫,走到了多远的所在。

我记得我唱了一首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就跑去厕所吐酒,醒来时在我哥们儿房里榻榻米上,已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完全不记得我哥们儿是怎么把我载回,扛上楼的。

我大约在台南待了一礼拜,回到台北,那女孩扑进我怀里,眼睛都哭肿了,说永远不让我离开了。我内心暗暗惭愧,我下去过了好几天废材兄弟的欢乐时光啊!

我那哥们儿毕业后到东莞当高级工程师,待了十年,后来和一位很甜美的江西姑娘交往。我们各自是对方婚礼的伴郎。吃东西的房子

有一次去北京开会,主办方安排我住在近郊一处温泉度假村。非常怪,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地,荒僻而无太多住客,一栋一栋仿欧式小屋,房间非常大,太大了,里头还有一个几乎就像人家正常旅馆一整间房那么大的温泉池。我躺在空荡荡屋里的大床上,拿遥控器打开对面墙上的电视,感觉像在走廊这端看尽头的屏幕。这么大的房间,却没有书桌,没有阅读灯。屋里的装潢也颇粗陋,感觉应是一家五六口人住的这房间,大人打牌小孩玩水的平价度假村。一个人住里头,真的有点像鬼屋。

因为第二天评审,要看大批的稿件,那屋里的灯全是青惨的弱光,我躺在床上(上头有盏灯)凑合看那些稿子,愈看感觉字愈小,且眼花形成重叠翳影。后来便昏昏然睡去,醒来后,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我的眼镜。我在床边小几找,床上找,地上找,后来想是否之前洗脸或上厕所,遗放在盥洗台上,于是,睁大近视眼,半用手摸,把浴厕翻找一遍;也想是否刚乱坐在沙发区,忘在客厅……屋子太大,光线又灰蒙蒙的,眼镜突然不见了那个恐惧,真的是记忆像冰糖那样脆裂了,屋内若有监视器,会拍下我滑稽地趴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爬着……我真是怎样也想不到,会在逆旅中,把眼镜这小小的贴身之物弄丢,而且是在这屋子里。

每个角落几乎都摸过、找过三四遍,当时我心中恐惧地想:“妈的,这屋子是活的,它会吃东西,把我的眼镜给吃了!”

当然也会想,是否眼镜就戴在脸上?一摸,当然没有!否则会一直在那雾蒙蒙的恐惧中吗?我甚至还进到那超大温泉池里,摸索池沿周边,这显然已对自己记忆失去信心了,明明我之前没走进这温泉池。那个感觉真是恐惧,近似我年轻时,有次在山里飙车,要去找一个朋友,那段路算是颇熟的了,却在一片密竹林和荒废矮墙间的小路上打迷宫,转来转去十几趟了,最后总回到原点,一间土地公庙。我当时心里想:“遇上鬼打墙了。”传说中登山者若在山路上遇见没有身体的长满毛的脚,从眼前蹦跳而过,那就必然迷失方位,发生山难,就因为遇上了魈,也就是山鬼,必然在山林中“鬼打墙”。

不得不放弃之后,又回头浅眠。醒来,手往床头柜一摸,眼镜就在那儿!

其实这不稀奇。另一次,同样在北京,我已在机场要飞回台湾了,登机前发现我那个胖胖的苹果iPhone3G手机不见了,整个人立时没了安全感,因为我连手表也没有,平时看时间都是直接在手机上看。过安检后在一咖啡屋读本书,读一小段就要请问服务员现在几点了。时间感完全漂浮,又怕错过登机时间。回台湾后,写信请出版社编辑帮我问住宿饭店,有没有在房间捡到一个手机,回信是没有。总之,我去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诺基亚按键手机,重新申请一张SIM卡。其实我平日也不用手机上网,比较麻烦的是所有朋友的电话资料全没了。那期间我有一个活动,在华山艺文特区,到了场地发现空无一人,我在那一栋栋老建筑间跑来跑去,找不到会场。拿出新手机也无法打电话问相关人等,后来是打给我老婆,请她打给出版社的大姊,再辗转请她问到主办方,原来弄错时间,活动是一周后。

最扯的是,几天后,那时是冬天,某天我把手伸进外套胸前一斜口袋,摸到了那消失快两周的、我那个胖墩墩的iPhone3G手机。我发誓我当时在北京机场发现它不见,整件外套里外翻了个遍,而且过安检时会做金属检测,回到台北家中我又仔细翻找了五六遍吧,而且我每天穿着这件外套,我的香烟也是放在这个斜口袋里,每天手伸进伸出不下十遍吧,可从没有摸到它的触感,口袋也没破,在那段时间,它绝对是不见了。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儿子说,我的外套口袋是虫洞,这段时间,胖手机漂流到另一个次元的宇宙,现在它又从半人马星座漂回来啦。谢小姐

我念大学时,住在阳明山上,搬过几次住处,都是藏在山中各偏僻处的违建小屋。最后那三年,我租住在中山楼(就是当年老“国代”们选出老蒋“总统”、小蒋“总统”的那栋中国古代建筑)旁,一个叫“纱帽山”的小圆山丘的山腰,要爬近百级台阶,才到宿舍。据说那里原先是日本人的“毒蛇实验所”,日本战败撤走时把实验室的毒蛇全部放进山里,所以即使距我们那时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走在浓荫密覆的步道,还是常一瞥眼,会看见树梢上、路旁水管或直接就在石阶上,一条青竹丝或龟壳花,吐芯对峙,然后像水流蜿蜒游走。女生住处那里,也常听见她们的尖叫声,碗口粗的蛇盘在瓦斯桶旋钮上,或屋檐下垂着,她们通常会去找消防队帮忙抓蛇,而消防队也超乐意的,我见过他们把捕来的蛇,用高粱酒泡成一玻璃缸一玻璃缸的“大补酒”。另有一处日本人留下的足迹,就是某次我找我养的狗,发现住处后面整片山坡,种着一排排茶花,有白茶花、粉红带血色的茶花。树丛之下,覆着不知多久无人烟的枯叶堆。那些茶花,不可思议的硕大、明艳,想是之前这山坡的主人(是否就是那毒蛇实验所的长官呢),好此风雅,在此栽种,人走后而茶花成了野株,被我意外闯入,整片山坡像仙境。

那时我们这边的宿舍,是房东阿婆搭在他们顶楼的违建,分成四间,全租给男生,我和另两个废材哥们儿租了其中三间,另一间则是个怪怪的,长得(衣着谈吐也是)极像个户政事务所科长的家伙,也是个大学生。我们隔壁栋,是另一个房东阿婆,在楼上搭了一间违建,租给一个叫谢小姐的女人;楼下则分租给一群女生。那个谢小姐,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曾经在酒店上班,年纪大我们一轮,身材窈窕,且常穿着短裙、背心在阳台上做瑜伽,那可是让我们这些二十出头又没男女经验的大男生,看得直流鼻血。一个念日文系叫小贤的学弟,他的房间就贴着隔壁阳台,每次谢小姐开始做瑜伽了,他就把我和另一哥们儿叫去他房间,我们隔窗观赏着那抬腿、弯腰、左摇右晃的美丽身体。对我那个年纪的人来说,谢小姐代表了和周围那些大学女生完全不同的所谓“粉味”,有点像太浓的茉莉香膏,其实就像小说里说的“妖精一样的女人”,却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

那时我后来的女友,正和一群女孩分租在谢小姐家楼下的一栋老屋,她们是同一个房东,那屋子很妙,没有浴室,但房东太太在屋前挖了个地窖,里头砌了一个极大的温泉池,她们每天泡澡,泡的都是冒着白烟的温泉,但必须跑出户外,钻进那间地下温泉室。(可能是温泉的硫黄会腐蚀电器和管线,所以山中老人们都知道挖温泉池要离开屋子。)这时我常听那些女孩发牢骚,说谢小姐常带一些看去不是善类的男子,招待他们泡温泉,有时甚至男女共浴。女孩们觉得居住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浴池本来大家共用,谢小姐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进去,万一传染什么脏病给这些清白女孩怎么办?她们大约去跟房东太太告了状,房东太太也警告她了。说来这颇尴尬,但谢小姐不知是乐观呢,傻呢,或是在社会打滚多年的世故,她碰到我们,仍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那时我正辛苦追求女友,可以说那真是苦恋。她当时还和交往四年的学长在一起,无法切断,所以我模糊记忆里,那段时光我们总像在拍琼瑶电影:争吵,她哭泣,而同住的那些女孩不祝福我们,反而孤立她。有一次我们在路边大吵,我愤而骑机车飙走,竟撞上一堵墙,整个人摔翻在地。她是个很安静的女孩,有次被我说了重话,回去后竟把屋内所有感冒药啊止痛药啊几十粒全吞下去了,然后我吓得半死载她下山挂急诊。

后来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奇怪那些室友女孩全搬走了,变成我俩租下整个一楼。有次谢小姐邀我俩上楼,在她家泡茶。原来她是个奇石收藏家,整个客厅摆满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奇石。她拿出各种石头给我们观赏,我们确实看得目瞪口呆。这时的谢小姐,带有一种台湾很多小镇都有这种玩石头,或鲤鱼,或是玩壶泡茶,或是收集达摩雕像的生活艺术家气质,他们其实学历不高,眼界有限,但抓着他们玩出小规模的某个品项,说话便带着些仙气禅境。我看她桌脚有些大块的或玫瑰石或黑曜石,那价格怎样都非一般人能收藏,心想她的某任男友也许是黑道老大,这些石头是人家留下的吧。

后来我和女友结婚了,再一年我们就搬离阳明山。下山之后,好像暂停的钟面上指针重新开始移动,我们进入城市里所有人一样的哗哗快转的时间:

妻子怀孕,小孩出生,为生活奔波,被长辈叫出去喝酒,出书、座谈,父亲过世,小孩上小学……离开阳明山的时间,先是十年,然后二十年了。记忆仿佛变成一本《去年在马伦巴》,一个绿光盈满的梦境。

有一次我和友人相约,上阳明山,在公交车总站旁的一家意大利式西餐厅谈事,突然,一个穿着女仆装的服务生,非常热情地喊我。我几乎过了十多秒才认出她。是谢小姐。不可思议的是她变成一个老妇了。当然我不会让她看出我内心的震撼。怎么回事?山下的钟和山上的钟,不同转速吗?或是那时我们二十多岁,其实她已四十岁了?只是保养得宜又baby(婴儿)脸,当我们跨过三十、四十,她恰跨过那原本穿好的珠链,但终于断线散掉的年纪,直接成为和我印象中那些房东太太一样的,住在山里面的老太太了?你是不是忘了我啊

有一天,在路边的烘焙小铺等咖啡,一个老者叫我的名字。我转头露出迷糊的微笑,可能是读者,可能是网友,但在这个老者脸上,依稀有某种似曾相识的轮廓,可就像水面上微弱的波纹,一下就散了。我们站在骑楼和外头秋阳明显落差的光影里,互看了许久。他笑着说:“你是不是忘了我啊!”挥挥手,走了。

我拿了咖啡,脑中还在疑惑地搜寻记忆档里的人脸,是什么时期、什么情境下的旧识?像潜水员在沉船锈烂的隔舱里,踢着蛙蹼,再往更深处找去,是藏在哪个记忆区块呢?

啊,想起来了。

我十六岁时,高中没考上,念了重考班,结交了一群牛鬼蛇神的朋友,时常混在台大公馆那一带的咖啡屋里,抽烟打牌鬼混。这里头有个痞子,家里颇有钱,玩得一手好电吉他,据说还组了乐队,当然跟我们吹嘘了诸多把妹的艳史。有一天,我跟着他走进台电大楼对面一家卖吉他的小店,这家伙拿着墙上挂着的各式吉他,唰唰唰炫技。我记得他弹了《DustintheWind》(《风中之尘》)的前奏,这可是在那个年纪酷毙了的神技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坐在柜台后面一位脸色白净的男子,抱着吉他,弹奏起《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来我才知道他用的是古典吉他的轮指法,那个琴声,像浓稠的金黄蜜蜡,将整个空间层层覆盖,手指在琴弦上像蜂鸟拍翅,激流湍飞,繁错轮动着,那超出我那年纪对美感经验之外的盛大繁复、缠绵愁郁,听得我神魂颠倒。后来他又弹奏了《望春风》《Asturias》(《阿斯图里亚斯》),我和那痞子同伴只能在每首曲子演奏完之后,傻呆地鼓掌。我们撞进了这间不起眼的小吉他店,里头坐着这么一位不修边幅的落魄家伙,竟是一位不世出的高手。这位吉他高人,在我们两个小流氓鼓掌叫好后,露出赧然神情,但这没有其他客人的店面里,他确实是一首一首地演奏给我们听啊。

我如今也很难回想起,当时那吉他演奏给我造成怎样的“美的冲击”。一座远超乎我理解的虚拟大教堂,让我孺慕、崇拜。我每日还是和那群小流氓鬼混,抽烟,说一些懵懂的浑话,或甚哥们儿的哥们儿相招,去和不认识的少年在巷弄里群殴。有一天,我自己推开那扇吉他店的玻璃门,别扭地问那位吉他之神,我如果想跟他学吉他,费用要怎么算。没想到他想了一下,说:“不用钱。”

于是,我买了一把初阶者的古典吉他,每周上他那儿练两小时琴。他告诉我,我那朋友根本不行,太浮了,一点皮毛便自以为是。虽然我不知他从哪儿看出我和其他人不同,有沉静的气质,我不也一样是在街上混的小流氓吗?总之最初几堂课,他完全不教我左手任何压音阶格的指法,只教我重复的,重复的,右手三指叮咚叮咚弹一根琴弦,要我感受那弦的“灵魂”,他要我每天一定反复练三个小时,练到指甲弹弦发出那种稠润之音。我当时究竟还是年轻气躁,没有曲子只是单调弹着弦,实在太无聊了,所以可能练了两天就丢开了。但下周再去,他听我弹出的音色,勃然大怒:“你根本没有练!”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听出来的,总之,以后每次要去上课前,我都焦虑不已,但心思又不在这绝对枯燥、要反复苦练的基本动作上。其间他带我去听了一次古典吉他演奏会,他穿着拖鞋进去,台上在演奏,他在台下当着我的面把演奏者批得一文不值。我想他是个非常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人吧。我想我在那个年纪,奇妙地遇到这位天才,他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无比华美的世界,而且他教会了我慷慨无私,真挚地把琴艺传给不认识的小屁孩,另外他让我在很早便体会:让人目眩神迷,神一般的灿烂技艺,那是要从无数极无聊的时光中,慢慢苦练累积而成。

我大约去了两个月后,他也在教琴过程中发现我确实不是这块料,常常在我照着他要求的来一遍后,唉声叹气。后来我就没再去了。戒

我喊她为“我的药头”。她总是隔了三四个月——恰好就是我的安眠药眼看将要用罄,只剩下两三颗细长洁白像指甲屑的神奇力量小东西,就要没了之际——扔一个黄信封在我公寓的信箱,里头胖鼓鼓塞了七八排那种“舒梦眠”——使蒂诺斯的替代品,然后发一个短信给我:“别忘了去你的信箱,药已送到。”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安眠药,是她一次一次去挂精神科门诊,骗医师说她严重失眠,请医师开给她的。并不是有什么熟人或渠道,私下一次拿到这么多分量的管制药。有一年她父亲病危,她下高雄独自照顾陪伴独居的老人好几个月,最后那段时日,她推着轮椅上消瘦颓靡的老人,像打仗一般,和各医院急诊的卡夫卡机关奋战。那几个月,她是委托她丈夫,替我去同一家医院挂精神科门诊,不中断地替我收集安眠药。

我吃“小使”至少已八年了。最后这两年,不同朋友人云亦云警告的“副作用”确实开始出现:记性急遽变差(好几次在演讲中途,想说起某几个于我熟如亲人的小说家,但他们的名字,像被用雕刻刀硬生生从大脑记忆文件的内存电路板上挖掉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整天昏昏沉沉(像宿醉者);甚至清楚感到自己变傻了(我入中学时智商测验有143,算是那届全校学生中智商数一数二高。但后来跟着孩子在网络上做一种测智商试卷,发现智力掉到120。我跟儿子哀号:“啊,爸爸的脑浆,擤鼻涕时擤掉了,流失不少啊!”)。但有严重失眠经验的朋友,应知道那种感受,凌晨四五点还是完全没睡意,躺着数羊一两个小时过去,还是完全“关不了机”。睡不着觉的痛苦,漫漫长夜,像被关在水浸泡至鼻孔下的水牢,就只等着塞下一颗“小使”,像关不了机的计算机,硬拔去电源强迫关机。只有那种时刻,你才能体会,睡眠,年轻时,一躺,头一歪,就自如睡着,那是作为人类最幸福的一件事。“不要再吃‘小使’了,它是这些五花八门安眠药里,直接对大脑神经中枢进行麻痹功能的。美国做过医学实验,那些长期服用‘小使’的人,观测他们的大脑表层,某一区的皱褶真的比服用前摊平了许多……”

失忆。智力降低。早发性痴呆。……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警告和恐吓。但我总回嘴:我是个武士啊,引刀成一快,我必须像职业运动员(而他们高强度剧烈使用的是他们的手臂、手腕、膝关节或脚踝;我是必须剧烈使用我的大脑)那样,需要规律的睡眠,让锅炉般运转的头壳里的神秘引擎停机、冷却、休息。两害相权取其较不迫近者。所以我还是理性、精准地用安眠药,强制性执行我非自然的睡眠。

过去那一年,闭关写长篇,学习同辈香港小说家董启章写长篇的模式,不接电话,不回电邮,尽可能不答应外头的演讲、评审等活动。每天下午一定进咖啡屋(或七八月太炎热,或像这阵实在太冷顶不住,坐在户外吸烟,到就近小旅馆“钟点休息”两三个小时,在里面埋头写稿),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像是屏幕坏了的计算机,整个人亮度变暗,画面变模糊,像爬虫类失去时间意义的梦境,每天只有那两三小时强用意志力,在一个较清晰灵光的状态。其余的时间,不论是和小孩混在一起,或做其他任何事,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像梦游者双脚陷在沼泽泥滩里,缓慢、艰难地前进。

没有意识到是安眠药的作用。不止一次跟妻或朋友哀叹:“我变傻了。”以为是提前降临的衰老(我父亲在六十五岁退休后,不,应当是七十岁前后,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痴呆症状。但我还不到五十岁,无奈却又惘惘觉得这是遗传的宿命,只是来早了)。比较麻烦的是吃了“小使”后,每个夜晚无意识爬起,将家中客厅、餐桌、冰箱所有食物扫光的“夜晚暴食症”(我之前曾在此专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这使本来就已是个胖子的我,一年内又暴肥了十公斤。

一直到两周前,我到香港参加一个文学奖活动,第一晚在酒店里才发现“完了,忘了带安眠药”。因为第二天的活动“很硬”,有一场是和王安忆、陈冠中两位前辈对谈,没有安眠药,没有关机片,等于职业运动员第二天有一场重要比赛,却发现自己习惯穿的球鞋没装进行李箱。那夜果然整晚没睡,第二天在会场昏昏沉沉,不礼貌地轰一下就失去知觉睡着。如此折腾了三晚,终于回到台湾的家,睡前正要拿起我心爱的“小使”和水杯时,突然想:“咦,我不是正好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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