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秀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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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试读：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底的创新。创新而无根底，易成泡沫；讲根底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底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杨义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摘要

王秀臣博士的新作《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即将出版，嘱予作序，对我来说，是一件乐事。一是先睹为快，可以提前通读全书，成为这部著作的首批读者；二是可以借此机会略陈己见，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成果，学术亮点颇多，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所陈述的一得之见，不敢有他山之石的期待，但不乏切磋琢磨的学术乐趣。一

书名定为《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从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切入加以探讨，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下的国学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高等院校陆续建立国学研究院、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弘扬国学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重要走势，并且至今方兴未艾，呈现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景观。毋庸讳言，这场国学热对于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否定传统文化做法的反拨。可是，国学热能否持久？它是否会像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些运动那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确实是发人深思，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要使国学真正得到复兴，首先是要对它做出科学的界定，其次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运作方式。

何谓国学？学界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与前些年对于文化所下定义名目繁多的情况有些类似。经过近些年的思索和实践，人们逐渐达成比较普遍的共识，认为国学应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国学的基础。而在传世的经学著作中，十三经最具权威性。离开十三经而谈国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十三经中，礼经占了三部，即《周礼》《仪礼》《礼记》。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真正以“三礼”为切入点去研究国学者，尚是学术的薄弱环节。追究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这三部礼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以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礼记》而言，虽然西晋陈劭已经指出这部书是戴圣删古礼而成，但是，许多学人仍然不承认它保存的是先秦文献。《礼记》有《乐记》，古注已指明是先秦公孙尼子所作，然而，不少人却认为这部论著是对《荀子·乐论》的抄录。《礼记》有《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多有相同之处，由此而来，有些人又认为《荀子·礼论》在前，而《礼记·三年问》出自汉儒之手，是对《荀子·礼论》的传抄。类似说法，直到当下仍然不时可以见到。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礼经是先秦文献的看法得到了众多证据的支撑，因此，对礼经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走出疑古的时代，以客观的态度审视这类文献的价值。对于《礼记》中的众多专论，陈桐生教授认为出自七十子后学之手，是先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持论公允，颇有启示意义。秀臣博士对于礼经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受到疑古思潮的干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三礼用诗考论》，明确地把三部礼经作为先秦文献加以处理，并且取得众多学术成果。这部新作则是把《礼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保持了连续性。二者相衔接，构成他从礼经切入研究国学的格局和体系，并且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可供继续拓展。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对于当下的国学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学如果抛开礼经，要么成为纯思想方面的传承，要么沦为形而下层面的技艺的演示。而从礼经切入弘扬国学，则必然涉及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礼仪伦理等诸多领域，有利于展示国学的精英文化属性和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就此而言，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虽然没有以弘扬国学的名义进行标榜，却代表了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二

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原型是在先秦时期生成的，这些原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基因，在后代文学中不断地复现。因此，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必须重视原型的发掘，否则，就会流于普泛化的描述，而忽略了应该关注的重点对象。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定名为《礼仪与兴象——〈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所谓的“元”指的就是原始的开端、本原，是把探讨古代文学理论原型的生成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可谓切中要害，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本。本书在对文学理论原型进行发掘、认定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有可取之处。

按照传统文学理论的说法，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文学理论是文学活动的产物，用这种思维模式去审视先秦文学及早期文学理论，会出现众多的扞格不入之处，无法圆通。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没有采用惯见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先秦时期的礼仪切入，追寻各种文学观念的最初生成。礼仪尚敬，由此生成“修辞立其诚”的命题。礼辞尚文，由此衍生出所谓“文言”。这类案例的系统梳理向人们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许多命题、主张，并不是从纯粹的文学活动中生成的，而是以多种礼仪为母体，是由政治命题、宗教命题、道德命题演变成文学命题。该书导论援引《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先生的论述，指出“文”这个概念原始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它与礼仪的关联，是颇为可取的。其实，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范畴和主张，都与礼仪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审美范畴是文、美、丽。“文”这个范畴生成于礼仪，“美”和“丽”同样如此。“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周易·系辞下》对于“文”所作的概括，是以物相错杂为美。这种表述在《礼记·礼器》中也可以见到：“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这里列举的是四个等级的服装，均是不同的色彩相错杂，而不是单一的色彩，从以文为贵到以文为美，就是由礼仪命题演变为文学、美学命题。再如美学，或释为羊大为美，或释为人大为美，而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割断它与礼仪的关联。祭祀强调“牲牷肥腯”，要把最肥美的牛、羊、豚用作祭品，羊大为美观念体现于祭祀。认为人大为美，把美字的构形说成是在人的头部增羽饰之形，显然，这是礼仪的需要。古代所说的“丽”，是“人多为美”，到了《文心雕龙·丽辞》篇，明确提出“奇偶适变”“迭用奇偶”的主张。这种文论主张的原型，在先秦礼经中也可以见到。《礼记·郊特牲》称：“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祭祀器具数量的奇偶相对，已经是后代文论丽辞主张的胚胎。总之，把中国古代元文学理论形态置于礼仪网络中加以考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可以取得一系列理论上的突破。

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是梳理古代文学思想，惯见的做法是从内容切入，由内容而论及形式，重思想内容而轻表现形式的倾向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人已经是轻车熟路。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不是驾轻就熟，而是另辟蹊径；不是由内容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入手加以剖析。《礼记·礼器》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的仪式繁复至极，为这种考察方式提供了便利。第一章仪礼与兴象关系的论述，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文中列举《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等多种礼仪中“兴”的动作，指出《仪礼》中三百余次的“兴”，表示的都是起的动作。古文字研究表明，“兴”字的构形是众人抬鼎，是抬起之义，与秀臣博士对《仪礼》“兴”字所作的辨析结论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如果对《仪礼》的上述材料进一步加以梳理，还会发现“兴”的动作在礼仪中绝大多数不是靠前，而是居后，在它之前还有其他动作。这样一来，“兴”的动作在礼仪中的作用就显而易见，文学作品中“兴”与“比”的差异也就容易辨析清楚。“兴”是表示礼仪的渐进性、间隔性，而不是一次完成。这种渐进性是礼仪的基本规则。《礼记·礼器》写道：“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这里体现的正是礼仪的渐进性、间隔性。从这个视角去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比”和“兴”，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借助外物加以表现，而是在于如何表现。“兴”的表现方式是渐进的，前后是有间隔的；“比”的表现方式则是直接的，即成的。

这部书第五章第一节对《大武》歌舞的考察，也是从歌舞的程序、形态入手，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阐释。如果进一步加以辨析就会涉及结构形态的规则。《大武》歌舞共六成，其中第一成是表演者在舞台上的等待期，第六成是表演者集合，返回原位。《大武》歌舞的主体部分是四成，第一和第六成分别是序幕和尾声。把握住《大武》歌舞的这种形态特征，可以发现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型，即以四为基本单位的规则。《诗经》的四句成章，辞赋叙事的四段铺陈模式，以及后来近体诗、八股文的起承转合，都可以从《大武》歌舞的结构形态中找到原型。总之，从礼仪中追寻文学的原型，这部著作所做的开拓是多方面的，所采用的方法也颇为独特。三

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把艺术风格划分为三种：严峻的、理想的、愉快的。其中严峻风格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把人类早期艺术归入这个类别。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先秦文学确实属于严峻型，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神话的暗示，《周易》卦、爻辞的隐语，《诗经》的比、兴，史传文学的春秋笔法，诸子寓言的借外论之，楚辞的连类譬喻，都属于象征性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先秦文学的研究，如果未能进入它的象征世界，那么，所做的只能是现象的描述，而无法揭示出它的本质。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对于礼仪的象征性予以高度关注，用很大的篇幅予以专门论述。第一章礼仪与兴象，提到礼仪的行为象征、语体象征、器物象征。第二章的祭祀与象征，涉及祭祀礼仪的象征系统，其中包括祭器、祭品、服饰、时空、仪节等诸多因素，并且指出象征性表现方式具有沟通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功能。第三章的称谓与修辞，则是从称谓切入，指出各种名称所具有的象征性，以及这种象征性表述方式的生成机制。对于礼仪的象征性做如此深入系统的梳理，在此前同类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该著作的一大亮点。

秀臣博士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归纳论述，遵循着这部著作本身内在的逻辑。如前所述，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往往从对形式的观照入手，关于“兴”的生成就是以梳理礼仪形式发端。从形式切入又不停留于表面形态，进一步探讨形式所蕴含的意味，由此便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礼仪象征性的论述。称谓的象征属于修辞学，称谓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又以名实之辩为依托。这样一来，就把称谓象征与名实之辩整合在一起，体现出逻辑上的严密和清晰。《礼记》一书主要是对各种礼仪进行解说，它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阐释是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元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权威性。抛开《礼记》的这些论述，无法找到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全部源头，也不可能把它的生成机制还原出来。以称谓象征为例，这些称谓均取自指称对象本身，或是象声，或是拟态，或是取自角色担当，或是取自它所具有的功能，均具有现实依据，而不是出自想象。至于器物象征，同样是以多种方式生成的，并且有客观背景。《礼记》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因此，它对礼仪各种因素象征意义所做的提示，在古代具有权威性，许多事物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保持稳定型，甚至一以贯之。《礼记·郊特牲》写道：“龟为前列，先知也。以钟次之，以和居参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龟象征智慧，钟象征和谐，虎豹象征勇猛，玉象征德，礼仪所用之物的这些象征意义已经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成为表达固定意义的符号。

先秦文学的象征性表现在一系列作品中是成系列的，探讨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生成，古人主要关注的是《周易》及相关文学作品，近代学者则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神话的解谜方面。探讨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是一项颇具吸引力的课题，类似于破案解谜。可是，这项工作又存在较大的风险，稍一疏忽就会流于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秀臣博士这部著作对于礼仪象征性所做的梳理深入而充分，同时又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没有出现常见的流弊。就此而论，书的作者以礼仪为研究对象，确实保持着礼经的理性精神。四《礼记》作为解说礼仪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它不但从制度、伦理、宇宙精神层面解说各种礼仪的合理性，而且还把礼仪纳入五行说体系，从哲学角度论述礼仪的生成根据。由此而来，探讨《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如果疏离作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五行说，那么，所做的探讨就无法提到形而上的高度，难以具有鲜明的理论思辨色彩。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第五章最后一节的《“声亦如味”与“诗味论”的形成》，就是从礼仪与五行说关联的角度加以论述，从而使得全书形成合理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

这部著作对于先秦文献与五行说相关的材料做了系统的梳理，把“声亦如味”说的历史生成置于五行说体系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印证了钱钟书先生的通感说。如果进一步深入探索还会发现，“声亦如味”命题不仅是通感的产物，而且与“味”在古人观念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国语·周语下》写道：“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这是从赏乐和养生的角度立论，认为味和气密切关联，味直接影响到气。《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也写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这是从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论述气和味的关联。在古人观念中，气是生命力的载体，味则是气的主要养护者，二者密不可分。对于人的自然生命而言，味是仅次于气的重要因素，反映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朴素理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子产论述礼的起源时说道：“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也称：“天有六色，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气是生成事物的本原，味则是派生具体事物的亚原。先是由气生出味，又由味生出声音、色彩等具体存在物。这样一来，味就处于宇宙生成链条的前端，仅次于气，因此，人们对于味也就予以格外的关注。在当时人的宇宙观念中，味是由气直接生出，是气生味。音乐是以曲调为媒介，演唱时由人的口中发出，在先民看来，音乐演唱是以气生声，这与宇宙的以气生味构成相互对应的链条，味和声都是生于气。正是由于二者具有可比性，因此，声和味被整理到同一系列之中，产生了“声亦如味”的命题。当然，这个命题的生成，也与祭祀礼仪有关。《礼记·乐记》写道：“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这里也是音、味并列。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关注隆重祭祀的焦点在于音乐的典雅浊重，祭品的新鲜洁净。总之，声亦如味的命题，它的生成有哲学依据，又有祭祀文化的背景。

五行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用多个图表做了说明。其中各种事物的系列搭配，有的看似很牵强，实际上仍然可以找到它的依据，从中可以看出礼书作者的审美体验。按照《礼记·月令》所做的编排，与宫音相对应的五味是甘，五臭是香。甘、香是人的味觉和嗅觉的快感，在五音中宫音最为浊重，这种搭配反映的是以浊重为本的审美理念，与羽音相对应的五臭是朽，这种搭配似乎很费解，但是也可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于朽，郑玄注：“气若有若无为朽。”再看羽音，在五音系列中，羽居最末，最为轻清。清音易于散越，对此，《国语·周语下》有明确论述。声音散越则若有若无，故五行说把羽音与朽气相配。《礼记·月令》所出示的五行说体系，与中国古代元文学理论多有关联，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发掘的宝藏。五

秀臣博士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这部著作论述《礼记》的元文学理论形态，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能够对古今中外诸家之说多有参照和借鉴，从而使这部著作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能够居于学术前沿，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刚问世，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就对其中的相关论述做了征引和借鉴，把海外汉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术触角的敏锐。对于荣格的著作，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他的原型批判理论，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则是征引这位学者有关象征的精辟论述，作为祭祀礼仪象征系统一节的理论支撑。在借鉴古今中外学者相关论述的过程中，这部著作的具体操作方式多有可取之处。作者不是生搬硬套采用贴标签的方式，而是根据所论问题需要，斟酌取舍，选择的对象均精当恰切。导论的开头一段援引美国汉学家柯马丁有关中国古代“文”的论述，最后落实到“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转移”，而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礼的仪式性的表达。理论的援引借鉴与该书的探讨对象实现了无缝对接。

这部著作有的章节旁征博引，引文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权威论断的罗列，而是有鉴别和辨析。第一章第三节提到“兴”与西方象征理论，相继援引周作人、闻一多、梁宗岱、梁启超诸家的大概论述，然后写道：“以上诸论揭示了‘隐’‘兴’和‘象征’的关联，却没有指出‘兴’和‘象’的实质，忽略了孔颖达‘兴必取于象’的理论提示。”“‘象征’的概念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只是中国的‘象征’多用于哲学的理性阐释，而文学中类似表述是‘隐’和‘兴’”。既肯定诸家对西方象征理论加以借鉴所具有的合理因素，又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为本位加以审视，指出诸家之说的不足，立论坚牢，给予的判断也很精辟。

如果对于书中所引以上诸家之说进一步加以审视，还会发现需要修正之处。《文心雕龙·比兴》篇写道：“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对于其中的“微”字，周作人、闻一多、梁启超诸先生均未涉及，唯有梁宗岱先生做了解释和发挥：

所谓“微”者，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的微妙，“依微拟议”这几个字颇能道出。

梁先生对于象征所做的解释大体不错，但是，把“微”释为微妙，却与刘勰的论述出现隔膜。“微”指微妙，这是它在后代的常用义，今人往往做这种理解。可是，“微”字在先秦时期的主要用法不是表示微妙，而是指隐蔽、掩藏，这类案例甚多。可是，由于后人对于它的这种古义已经疏远，所以对先秦典籍往往出现误读。《九章·悲回风》写道：“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王逸注：“言芳草为物，其性微眇，易以陨落。”王逸把“微”释为微眇，是用这个字在汉代的常见义加以解释，实属误读，却被后代所因袭。诗中是“微”和“隐”对举，“微”指的就是隐蔽。《文心雕龙·比兴》篇出现的“微”，用的是它的本义，指的是隐蔽。这个案例表明，对于所援引的权威论断，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而必须首先审视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再做出准确的判断。

人在学术研究的开始阶段，犹如儿童学步，必须有所依托，而不能完全独立前行。援引权威论断，就是初学者的拐杖，绝大多数学人都要经历这个学步阶段。但是，学术研究必须进入独立前行阶段，到了这个时期，权威论断的援引就不应该局限于证成己说，而是要有所超越，要有词语诠释上的突破，要有理论上的创新，视野上的拓展和方法上的变更。如果不能走到这一步，就无法真正进入学术的殿堂，研究工作也不可能进入自由境界。《诗经·小雅·楚茨》是一首祭祀诗，最能体现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和秀臣博士这部著作都对它给予高度关注，做出专门的论述。《剑桥文学史》写道：

诗歌按祭祀次第展开，描写了担任不同角色的仪式参与者，并借助韵律变化以及其他形式手段，标示出了参与者各自的语言。结果是一个多声部的仪式戏剧剧本，以供在宗庙中上演。这样，《楚茨》文本不仅与祭祀活动相始终，又以颂美的语言永久保存了祭祀礼仪本身。

和国内多部影响很大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相比，上面的论述确实很精彩，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可是，《楚茨》所体现的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并非只限于上述所论，而是还有许多重要的因素需要发掘。如果简单加以概括，起码还可做如下补充：祭祀尚敬的传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祭神如神在的心理感受使作品带有神秘的色彩和人神之间的亲近感；祭祀的程序内化为文本的叙事结构；工祝的致告辞的四言句型成为四言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三章出现的三句为一节的结构模式，保留了原始古歌的传统，对于神灵的称谓，体现出先民的依赖心理。总之，这篇作品所体现的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对于研究其他祭祀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桩案例表明，对于权威论断的审视判评，必须以文本的深入解读为依据，对原典的准确把握、全面理解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六

秀臣同学在硕士、博士期间师从傅道彬教授，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从文献功底、思维方式、学术规范乃至行文表述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的学术理路，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道彬先生熏陶濡染的印迹。秀臣的博士论文《三礼用诗考论》，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成为他首部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这部书稿于2012年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结项，但是，秀臣博士没有急于出版，而是继续加以修订完善。导言是最近才完成的，这篇高屋建瓴的导言明显反映出作者在最近几年的学术进展。

对于经受过博士研究生训练的学人来说，博士毕业后能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行已是难能可贵；后续著作能够不断超越博士论文的水平，更是弥足珍贵。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学人并不是很多。对于许多人而言，博士论文是他的学术开端，也是他的学术终点，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秀臣博士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前行的驿站。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可以说是第二个学术驿站的产物。没有《三礼用诗考论》首部著作为基础，第二部著作就很难顺利完成。同时又必须承认，这部即将出版的新著，较之首部著作确实又多有超越。学术上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是秀臣博士多年来牢固设定的人生目标，并且通过切实的努力，的确在不断超越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又称：“不失其所者久。”学术上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就是能够自胜的强者；能把学术作为精神家园加以固守，就是不失其所而久远存留者。秀臣博士作为年轻的学者，正在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践履着古代先贤的人生信条。

秀臣博士首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三礼用诗，这部著作则是把目标锁定在《礼记》，可以说是由博返约。不过，《礼记》作为阐述儒家礼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并非普通的简约之作，对它的研究存在较大的难度。《礼记》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礼学的百科全书，对它的研究应该采取的方式是梯级开发，深度加工，充分利用。在由博返约的过程中，必须以精细的方式进行实际操作，而将博大精深作为最终目标。《礼记》作为研究对象是博大精深之作，面对这类经典，研究者本身也须实现与研究对象的品格同构，具有博大精深的属性。秀臣博士的此部著作，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可喜的一步，但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伸延。或是由约入博，或是由博返约，这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有的时候还不是一次性往复，而是要经历多个回合。出入于博约之间，同时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互补，是把学问做大做强的关键。既然秀臣博士已经完成了首轮的由博返约，如何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应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秀臣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期间，我有幸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两年的合作是愉快的，给我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珍贵回忆。同时，在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作的表述往往言不及义，未能触及问题的要害，留下不少遗憾。以上拉拉杂杂所写的感言一方面是对自身以往合作不力的弥补，同时也是为这段难忘的历史留作纪念。2013年12月26日于北京颐和山庄寓所导论仪礼时代与中国早期文学思想夏商时期甚至更久远的年代，以祭祀、庆典为主要形式的原始礼仪虽然早已流行，但各种典礼和仪式的大规模盛行却自周代开始。在两周礼乐文化的演进历程中，西周穆王时期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性意义。就礼仪制度而言，周初[1]制礼作乐的礼制大多沿袭殷礼，“周礼多数是在穆王前后方始完备”，经过周初120年的礼乐文化建设，穆王时期国力强盛，四海承平，迎来了礼乐文明的鼎盛。以周穆王满元年，即公元前976年为起点，至鲁僖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637年，《左传》记载第一次赋诗事件为止，其间共339年，约称300年，是礼乐制度繁荣昌盛的300年。现存《仪礼》文本便是这300年各种礼仪[2]盛行的见证。此一时期正好处于礼乐制度从兴起到崩溃的中间阶段，是各种礼仪节目最多，典礼活动最频繁，礼乐精神影响最为深远、广泛和普及的[3]巅峰时代。笔者称这极不平凡的300年为“仪礼时代”。“仪礼时代”确立的礼仪制度、盛行的礼乐仪式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制度模式的结构原型，开启了中国上古社会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构旅程。这一特殊而漫长的旅程包括中国早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一典礼仪式与礼仪文本：中国早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形态

人类早期的文学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形态并不完全相同，它存在于质朴、纯真的原始艺术中，蕴含于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广义的文化现象中，原始文学具有广泛的文化指称意义。美国著名汉学家柯马丁先生指出：“‘文’在早期中国意为‘作为文化的书写’，最初指自然界、人类活动各种形式的‘纹’。帝国时期之前，‘文’不仅用来指‘文章’，还广泛用于指称‘文化成就’，特别是用来指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只是到了西汉后期，即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左右，‘文’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词义的变化：它象征了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4]迁移。”“礼”是中国上古先民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从隆重、庄严的“奉神人之事”，到各种纪念、象征性的节日庆典；从普通人际交往的行为、举止，到人在旅途的仪态、礼文，“礼经三百，曲礼三千”，人们的行为充满了礼仪，生活充满了仪式。“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成为礼乐文化凸显的重要标志。这种独特的礼仪文明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理论雏形。

柯马丁先生的论述表明，对早期中国文化的表达存在“仪式性”和“文本性”两种方式，那么蕴藏于这种早期原始文化之中的文学同样也可以用“仪式”和“文本”两种方式表述。事实上，就早期文学形态而言，上古典礼仪式已经涵盖了后世文学的诸多因素，是一种早期的文学活动。“典礼演习”以一种群体性参与的方式，“使用象征性[5]的动作，说着隐喻性的语言，演出戏剧性的场面”，表达着人类共通的情感，行使着早期文学的多种功能。在这种综合性原始艺术中，文学雏形以仪式的方式出场呈现，并表现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形态。许多中外学者在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时，均认识到仪式与艺术的关联，哈里森认为艺术与仪式源于人类相同的情感体验和人性冲动：“古代艺术和仪式不仅是关系密切，不仅可以相互阐发和说明，两者其实就是一母所生，源于同一种人性冲动”；“艺术源于一种为艺术和仪式所共有的冲动，即通过表演、造型、行为、装饰等手段，展现那些真切的激情和渴望。表现俄西里斯的艺术和仪式，植根于同一种人所共有的强烈愿望，即大自然的生命力必将死而复生。正是这种共[6]同的情感因素导致艺术和仪式在一开始的时候浑融不分。”他进而推定艺术源于仪式：“除了可能存在的极少数天才的特例之外，艺术并非直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7]体诉求活动，即所谓仪式。”最后确认仪式是艺术的原型：“对于艺术而言，其早期阶段，其相对简单的形式，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艺术[8]的胚胎和初始形态。”蕴含于原始艺术中的文学同样存在于各种古老的仪式中，仪式是艺术的原点，也是文学的起点。由此表明，在古老的中国文学史上，不仅存在一个以汉字演变为线索，以书面表达为表现形式的“文本形态”的文学样式，而且还存在一个以“诗、乐、舞”为线索，以视听表演为表现形式的“仪式形态”的文学样式。前者是礼乐偕配的礼仪文本，后者是古乐演奏、古礼演习的现场呈现；前者以甲骨、金、石、简、帛为媒介储存传播，后者以言语叙述和空间表演为形式口耳相传。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起构成早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一般而言，文本形态的文学样式易于被人所接受。现在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大都是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依据，对“文本形态”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描述。早期中国文学现象更是典型地以书写媒介的产生、发展变化为阶段性标志进入文学史书写，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现存各类先秦文学史著作几乎可以认为是以甲骨文、金文、竹简等书写媒介变更所带来的书写形式、规模变化而引起文本变化的媒介传播史。这些经久流传、保存至今的文本文学具有明显的书写系统演变的痕迹。但书写系统的变化更多的只是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规模和传播速度，而不会对其内容产生根本性影响。从内容而言，两种形式的文学形态具有一致性。从早期文学的文本形态里，我们同样能了解到典礼的程序与规模，看到仪式的繁复与盛况，感知参与者的狂热与虔诚。《诗经》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文学，其典礼性和仪式性也最为明显，被认为是从周初到春秋用于各种政治仪式与宗庙祭祀的仪式乐歌总集。比如《诗经·小雅·楚茨》几乎是整个盛大祭祀礼仪场景的重现：“诗歌按祭祀次第展开，描写了担任不同角色的仪式参与者，并借助韵律变化以及其他的形式手段，标示出了参与者各自的语言。结果是一个多声部的仪式戏剧剧本，以供在宗庙中上演。这样，《楚茨》文本不仅与祭祀活动相始终，又以颂美的语言永久保存了祭祀礼仪本[9]身。”祭祀仪式一方面以典礼的形式生动展现了某种文学活动的盛况，另一方面又成为文学文本描写的对象，“文本”与“礼仪”两种形态的文学融合在了一起。祭祀作为上古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程序的完整性、有序性，过程的丰富性、逻辑性，内容的神秘性、广泛性，均为祭祀文学文本的产生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创作素材。以仪式乐歌为主体的祭祀歌辞，虽然不是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学面目出现，不是以审美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但它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文学的多种功能，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和无可替代的形式进入到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渗透到每一个细节，成为祭祀典礼人神沟通的途径，仪式的表演性、修辞性转化成文学性，由此形成祭祀诗歌的早期形态。无论从“典礼演习”还是“礼仪文本”的角度而言，上古祭坛都算是活跃程度最高的早期文坛。

由于典礼仪式主要呈现的是仪式参与者的仪态、仪容和音乐的节奏、韵律等，它诉诸人的视、听感官而无法保存，今天已无法还原当初的原貌。但现存相关文献，特别是文本形态的文学文本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众多还原的线索和无限想象的空间。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还原，也能为我们考察和研究文学的起源提供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解读文本形态的文学提供佐证。就二者关系而言，典礼仪式是礼仪文本的动态展示，礼仪文本是典礼仪式的静态储存。这种二元并存、相互依存的两种形态关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形成。二礼仪的应用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理论雏形

李炳海先生指出：“周代的文艺思想和封建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周代礼法的考察是研究周代文艺思想的必要前提”；“在基本原则、理论主张方面，周代的文艺思想明显受到礼的制约和影响，[10]在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形成的历程上，它也是和礼同步发展的。”周人尚礼，礼是周代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系统，滥觞于周代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这一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原则、形态、结构、功能等整体特征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形态；礼的表演性、模仿性、仪式性、象征性等特性决定了早期文学思想的民族特点；礼的文、质、中、和、象等相关理论表述转化成了早期文学思想的理论范畴；礼的场域、时空以及仪式上的仪态、仪容、礼辞、器物等元素以象征、象喻、类比、联想等方式诠释着典礼的价值和意义，演变成为文学理论思维的范式。可以说，“周代的文艺思想是以理论的形式把礼的精神具体化。在理论上，作为广义文艺概念的‘文’和作为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乐’，始终是和礼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对文艺起源、本质、功用[11]的认识，还是对文艺特征的解说，都离不开礼的原则、精神”。受礼乐熏陶的周人将相同的情感冲动倾注于仪式，也倾注于早期形态的艺术；以相同的思维方式感知着典礼艺术，也感知着萌芽状态的早期文学。礼的精神是中国文学思想的精神原型。

名目繁多、不同种类的礼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这些形式统称“礼仪”。“礼仪”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应用与文学作品的结构、功能及其审美原则有相通之处，“礼义”通过“礼仪”表现，“礼仪”是解读“礼义”的通道，同样也是阐明早期文学思想的途径。《礼记》就是这样一部阐明“礼义”、解读“礼仪”的礼学著作。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先秦文献，像其他先秦典籍一样，《礼记》中的文学思想并不明确，且尚未理论化和系统化，它分散于对各种“礼仪”的政治、道德、伦理和宗教论述之中，甚至被礼仪的某种神秘性和繁琐的规定性所遮蔽，但它对“礼义”的揭示实际上已涵盖了先秦儒家几乎全部的文学见解，对研究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礼仪”与“兴象”的关系。在古礼活动中，礼仪是“兴”的艺术演示，“仪”通过“兴”表达，“兴”通过“象”实现，“兴”与“象”均具有仪式特征和礼仪性质，孔子说“诗可以兴”也是以礼仪为背景之“兴”，因此，礼仪中的“兴象”才是诗歌“兴象”的实践来源和理论来源，仪式性象征是“兴象”的象征本质。后来汉儒又有进一步的经学诠释，刘勰对此作“显”与“隐”的区别，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派更有细致的义理阐释，“兴象”成为一个和经学史贯通、结合的重要的诗学范畴。这一理论的发展直接源于《礼记》对“礼仪”的阐释。《礼记》在阐明“礼义”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国文学思想早期形态的基本特征。《礼记》认为，礼乐的产生源于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地有序，礼乐有别，礼的运行需要有乐的配合。《乐记》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根据“天人合一”的原理，礼乐之于天地的运行原理同样也适应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置。“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地有“形”、有“纹”、有山川湖泊，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遇见，无形之“礼”具有可视性，所以，“礼”之于人表现为人的形体、动作和一切外在行为。“圣人作乐以应天”，因为天具有全知全能的天性和神性，“率神而从天”之乐因此也具有“敦和”的灵性，对人而言，乐表现为人的心灵活动和情感活动。礼、乐偕配既是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也是人的身体动作及全部外在行为与心灵活动的统一，它们规律相同、原理相同、结构相同。这一认识运用于同样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便转化成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与文学本质特征相关的认识，“礼仪”和“礼义”由礼学命题转化成文学思想的理论命题，成为早期文学思想启蒙的理论来源和理论架构的支点，礼仪的应用和阐释因此而具有早期文学思想的理论建构意义。

礼是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的反映，一切礼仪都是为维护这种制度而设立，由此形成礼的道德行为准则。《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的道德、伦理功能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早期文学功用论。后来孔子提出诗的“兴、观、群、怨”说，倡导诗、乐的教化功能，进而发展为功利性极强的文学功用论思想，就是从礼的功能出发形成的。礼讲求“文”与“质”的统一，“礼仪”要恰当、准确地表达“礼义”。《礼记·乐记》云：“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礼仪”为“文”，表现为形式和现象；“礼义”为“质”，表现为内容和本质，礼的文质观正好构成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此，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可以指礼的现象和本质，又可以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后来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发展为成熟的文质相符的文学思想。礼分吉、凶、军、宾、嘉，种类不同，礼仪有别，或简单、或繁复均以表达“礼义”为第一要义，不能简单地凭形式的繁、简来判断礼仪是否准确、恰当。《礼记·乡饮酒义》云：

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别矣。《礼记·礼器》云：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裳……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孔子曰：“礼，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丰，不杀。”此之谓也。盖言称也。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

礼的“隆、杀”之异，“多、少”之分，“文、素”之别，以“称”为原则，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则形成“唯其称也”的审美理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要求文学创作“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礼从宜”（《礼记·曲礼上》）、“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礼所以制中”（《礼记·仲尼燕居》）、“礼之以和为贵”（《礼记·儒行》）等思想渗透到文学观念中，也形成相应的审美理论。相关观点在《礼记》中均有论述。三“礼”经学：贯穿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体系中，经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明显。边家珍指出：“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看，一方面，经学是一种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由于文学是一种个人化、多样化的世界，对经学召唤的应答必定是多样指向的，正是这种多样指向的应答，使它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12]体性的张力关系。”古人认为，“道在五经”，“通经明道”，“经”是“道”的载体，“道”是“经”的灵魂。《文心雕龙·宗经》全篇详细阐明了“道”“经”“文”三者的关系，认为《五经》“极文章之骨髓”，“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乃“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其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经”承载着永久不变之“道”，体现出圣人的智慧，经书文字各有特色，各具文采，从表到里构成不同体例，从不同侧面全方位表达“道”的精神。《周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经”的关系正是“道”与“器”的关系。章学诚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13]六经皆器也。”“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14]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天下岂有离器[15]言道，离形存影者哉？”“道因器而显”，章学诚“六经皆器”的理论阐明两千多年经学发展存在的重要性与合理性。“道”是权威，是信仰，是精神的本源，“经”是形而下，是“器”，是承载精神的载体。然而，作为“器”之“经”与《周易》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器”相比却具有特殊性，“经”是以“文”的形式存在的，“文”是“经”的文本表现形态。清代文论家袁枚指出：“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16]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袁枚认为，“道”无形而必“形于言”，“形于言谓之文”，且只有“使天下人矜尚悦绎”之文才能“明道”。“文”的重要性于“道”、于“经”都非同小可。从这一层面而言，“经”和“文”的关系同样也可描述为“道”与“器”的关系，“经”为“道”，“文”为“器”，于是，中国传统文论坚持认为：“文以载道”。从此，“文”被赋予了“载道”的经学使命，与“经”形成“共谋”，二者互为表里，构成经学与文学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六经”之中，“礼”为要义。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张尔岐认为“礼”即“理”，而“理”皆出于《六经》，主张以“礼”解《六经》，《六经》是对礼的阐释，理寓于礼，据礼以显，言礼则理已在其中。进而认为，《礼记》中的《中庸》是“礼”经的核心，也是《六经》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总结，他说：“礼者道之所会也，虽有仁圣，不得礼，无以加于人。则礼者，道之所待以征事者也，故其说不可殚。圣人之所是，皆礼同类也。圣人之所非，皆礼反对也。《易》之失得，《书》之治乱，《诗》之贞淫，《春秋》之诛赏，皆是物矣。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17]《中庸》者，礼之统论约说非其详者也”。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18]“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又说：“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同，《诗》与《乐》相通，而[19]《礼》《乐》又相通。”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中则直接提出“六经皆礼”。张舜徽先生根据施礼对象不同将“礼”分为三类，根据“礼”的功能不同将“礼”分为两类：“盖礼之所该甚溥，修之于身则为威仪，施之于众则为律度，行之于[20]国则为典章，大别之则经世之礼与立身之礼耳。”就六经而言，其内容大致也分属于威仪、律度和典章，其功能或“立身”，或“经世”，“礼”的“经世”功能后来发展成为经学史上“经世致用”的经学思潮，“礼”的分类标准和功能差异同样也适合于“六经”。回顾经学历史不难看出，“六经”产生之初，无一经不与“礼”产生联系：《诗》为典礼的仪式乐歌；《书》为记录原始宗教礼制的古文[21]献；“《周易》为周礼之一”，“《易经》一书俱备‘五礼’”；《春秋》记载上古礼典之事，是礼乐文化的蓝本与礼乐制度运行的实证。后世每一阶段的经学无不渗透着“礼义”的阐释，或“经世”，或“立身”，“礼”是贯穿整个经学史的一条主线。

如果说文源于经，文学思想源于经学，那么对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礼经学”。“礼”在经学史上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渗透在文学思想史中，形成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民族特色，礼的仪式象征性、日常实践性、政治教化功能等凝聚成的礼乐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精神的灵魂。傅道彬先生指出：“礼乐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与精神的塑造，强调的行为是实践，是把六经文本的精神追求转变成具体而朴素生活中的行为教养和艺术风度。从文学意义上说，礼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诗[22]学精神。”经学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23]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不同历史时期，经学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学之“变”与文学之“变”交互作用，同步进行。《文心雕龙·通变》云：“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章的体裁可以一定，然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文辞的气势和力量，只有变通才能长久；文章的创作规律不断变化，为文要善于变化才不会贫乏，顺应时代潮流，认准时代趋势，是文学创作应该坚持的法则。“变”是现实的需要，是实践的要求，“六经”之中，“礼”的实践特征最为明显，其变通的特性也最为典型。《礼记·曲礼》云：“礼从宜”，《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均表明“礼”的实践特性和变通特性。“礼”的变通以恰当、准确地表达“礼义”为前提，文章的通变以“宗经”“载道”为前提，即“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24]与言通变矣”。“文”与“经”“文”与“礼”在变通的规律中走向通融。四本书的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

1.立足文学视角的《礼记》研究。本书立足《礼记》文本，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全面审视《礼记》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表现。像其他先秦文献一样，《礼记》中的文学思想及其表现尚未理论化和系统化，它分散于对各种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的论述之中，甚至被强烈的理性思辨和哲学逻辑所遮蔽，而恰恰是因为这种遮蔽，使得《礼记》的文学研究历来不受重视，其文学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礼记》全方位地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是本书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全方位的审视。《礼记》作品虽非一时一人所作，内容也极为繁复，历代学者很少把它作为可靠的文献依据，但随着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证明《礼记》大部分篇章都是成于先秦时期，文献的可靠性基本得到了确认。由于先秦文学观念尚处于萌芽状态，研究早期文学状况和文学思想不得不面对广泛的研究对象。《礼记》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礼与文学复杂、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礼记》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礼记》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描述，对行礼过程中仪节、仪容的展示，对礼义的阐释，均暗含着丰富的早期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通过对《礼记》文本的文学研究，可以达到梳理先秦文学思想，找到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现象的理论来源，厘清中国文学思想发展脉络和内在规律的目的。不管是对先秦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2.还原中国文学的早期存在形态。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使我们无法从那些融会和混合的著作中找到独立的文学形态。这种“泛文学化倾向”，一方面，使得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体现出诸多非文学品格；另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非文学作品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发挥着某些文学功能。早期的文学活动不单单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文学活动凭借着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全面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本书认为，这些与“礼”相关的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早期的文学活动，《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即体现于所有这些并不被人们认为是文学活动的社会实践之中，中国文学思想的早期形态蕴含于对“礼”的理论阐释之中。

3.寻求元文学理论形态的重要实证。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中都可以找到其元理论形态。本书认为，《礼记》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非一时一地形成，但它几乎涵盖了先秦儒家全部的文学见解。中国文学思想渊源于先秦，后世的文学理论、文学主张、文学表现手法都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源头。本书虽然只是选取了《礼记》中的某些重要概念，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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