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星 张海波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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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第5辑)试读：
前言
在今天的全球风险社会和中国高风险社会中，风险、灾害、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如果说风险社会意味着一个时代性的转变，那么人类如何与风险、灾害、危机共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紧迫的研究主题。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风险、灾害、危机的跨学科研究，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中国又相继经历了南方雪灾（2008）、汶川地震（2008）、玉树地震（2010）、舟曲泥石流（2011）、温州动车事故（2011）、芦山地震（2013）、鲁甸地震（2014）等重大突发事件，在灾难中前行。在这十年中，伴随着管理实践的进步，我们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从最初的理论引介到跨学科理论框架的构建，再到规范的实证研究与积极的政策建言，在探索中发展。目前，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已经是江苏省和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设有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承接了一批国家重大、重点研究项目，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推动风险灾害危机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构建的跨学科理论框架中，风险、灾害、危机既代表了不同的学科传统、研究范式，也代表了从风险到危机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因此，我们将刊物取名为“风险灾害危机研究”。这既代表了我们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理想，也表明了我们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办刊理念。因此，只要研究符合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我们欢迎任何学科关于风险、灾害、危机的研究。
2014年，我们有幸获得了美国唐仲英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开始以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为基础建设多学科研究平台，出版《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便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我们希望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办成一份高质量的学术刊物，推动国内的风险、灾害、危机的多学科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实际上并非一份新创的刊物，而是已有将近十年出版历史的刊物。2005年，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6年，我们便推出了《公共管理高层论坛》第1辑，迄今已经出版10辑，“风险灾害危机”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栏目。今天，借美国唐仲英基金会资助建设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多学科研究中心的契机，我们正式将《公共管理高层论坛》更名为《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我们基本保持了与《公共管理高层论坛》一致的风格。
我们希望这份刊物能够为国内的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也希望《风险灾害危机研究》能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支持与帮助。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15年10月
专栏导语：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与现代危机管理体系
[1]王郅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次论述。他强调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要把握好“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未来传统文化努力发展的方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都做出了精辟阐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意见。
危机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对传统文化中诸多方面的高度凝练，传承了我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社会的智力、智慧和智能水平，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面对历史上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对各种风险、危机的认识也不断加深，通过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积累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思想、理论、谋略、方法，形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借鉴、启发。“传统危机文化”恰恰就是孕育在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意识认知之中。它不仅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之中，讲究“求稳图安”“务实自强”，更是对传统禁忌文化的一种能动性超越，在以“底线”为禁的前提下，倡导“忧患意识”，注重评估预防，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提倡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从而掌握主动权。
危机文化是危机管理的应然之义，也是现代危机管理体系构建的思想指引。危机管理的重要性要求我国必须建构一套完备的危机管理体系。而这套体系的建构又必须植根于危机文化之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危机文化是在对传统危机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基础上形成的，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所以，挖掘传统危机文化的现代价值也是为了促进和完善我国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一种启示和借鉴。
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等危机层出不穷，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公共危机的普遍共性决定危机管理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构建一套完备的现代危机文化体系，而这种构建必须扎根在继承传统危机文化中优秀内容和现实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目前我国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往往照抄照搬西方的危机管理体系，而这套危机管理体系在没有中国传统危机文化做支撑时，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现象。因此，对传统危机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利用，在学理方面有利于把握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危机思想和应急智慧，拓宽危机管理研究和发展的新视野，为现代危机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对其发展方向提供指引。在应用价值层面不仅有助于提升对危机管理规律的认识，从现实问题中找到矛盾焦点，重塑危机文化，转化思维方式，增强全社会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从而提升风险认知水平和应急管理能力；而且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体系，避免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危机管理体系，打牢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根基并提高可操作性。
对传统危机文化的价值挖掘可以将现代危机管理坚持的原则进行本土历史文化寻根，将每一个原则的意蕴阐述清楚，重新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话语体系，使这些原则被贯彻得更加彻底，更易理解、接受和践行。比较来看，现代危机管理原则与我国传统危机文化具有很强的相通性。比如：“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等，这些话深刻表达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与现代危机管理所坚持的生命第一原则相契合，将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危机救援的第一位，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是处理危机和开展救援工作的首要任务。再如：传统士大夫阶级历来具有忧患意识和预防思想，“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便是体现。而现代危机管理理论更是强调危机预防的重要性，做好预防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造成的破坏，降低损失。同样的，如责任原则、诚信原则、沟通原则、效率原则等，都可以在传统危机文化中找到依据和支撑。所以，对传统危机文化的梳理可以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强化人们对现代危机管理的价值认同，推动危机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提升危机治理效能。
谈了这么多，落脚点还是要回到本期推出的关于“传统危机文化”主题的组稿上。本期特邀北京语言大学刘宝霞博士对《周易》进行文本分析，对卦爻辞进行分类，初步分析其分布，提出《周易》内在反映出先民治理危机的全流程观点，对当今危机治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从已有文献综述看，从这个视角研究危机管理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当然，这与刘宝霞博士在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做博士后期间打下的基础有关，她具有历史学的博士背景，与应急管理专业知识相结合，立足从历史文化中挖掘中国传统危机治理的思想和智慧。同时，本期推出的另外一篇文章涉及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这个主题是一个危机管理研究的全新领域，作者来自空军航空大学军事教育训练系部队管理教研室。据笔者所知，张扬中校本身就长于对古代兵书、古代军事战略的研究，曾结合危机管理分析架构深入分析了《孙子兵法》中蕴含的危机观思想。本次他和汤中彬上校合作的文章，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古为今用”原则，深入研究我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发展脉络、成因和特点，目的在于汲取前人处理危机的经验教训，总结传统军事文化中体现出的危机智慧，为现代危机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
总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现代危机文化的支撑，而传统危机文化是现代危机文化的坚实根基，是现代危机文化丰富和发展的不竭源泉。现代危机管理应该汲取传统危机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和智慧来涵养自身，提炼传统危机文化的现代价值，推动传统危机文化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与现代危机文化有机融合、自我更新，共同为现代危机管理实践和理论体系构建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
[1] 王郅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地方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1]《周易》全过程危机管理思想初探[2]刘宝霞
摘要：本文对《周易》文本进行分析，将卦爻辞进行分类，并初步分析其分布，认为《周易》反映了先民治理危机的全过程思想，这对于当今危机治理理论和实践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易 阴阳 卦爻辞 全过程思想绪论
继20世纪80年代，学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理解、阐释和发展《周易》后，21世纪初，学界开始着眼于《周易》文本，研究问题逐步具体化、深入化，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曾为群从《周易》文本所体现出的危机管理内涵、特征、成因及治理举措，进一步总结了《周易》的危机控制管理理论，认为《周易》包含“危险”之义，且具有渐变、突变和循环三种特征，并依托卦象和爻辞分析造成危险的［1］各种因素，建立起一套治理危险的体系。李笑野等从现代经济的视角对《周易》的风险意识、规避风险的理念进行了挖掘和总结，可［2］算作学术界对《周易》的风险观的较早的专题讨论。一些学者运用现代危机管理理论对《周易》的危机管理思想进行了归纳和诠释。陈瑞宏（2006）运用现代危机管理理论，从危机预测、危机预警、危机预控、危机处置和危机总结等方面对《周易》进行了新的解读。［3］
此外，王永平对《周易》忧患意识的表现进行了描写，认为《周易》由忧患意识引出“重德”的思想，强调圣人作《易》的目的是教人极深研几，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以趋吉避凶，坚持操守、修德进业以转危为安。最终指出《周易》浓厚的忧患意识［4］及重德思想和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上研究自觉运用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立足危机的生命周期，对《周易》文本中所体现的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阐发，认为这些思想正与现代危机管理中的全过程管理思维一脉相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但由于是片段式、经验式的，未能对其中的全过程危机管理思想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事实上，《周易》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思想与现代危机管理全过程思想确有相通之处，都是用系统的思维看待危机管理，但《周易》的全过程危机管理思想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宏观层面，《周易》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种势力组成的，二者共同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表现为双向互动、生生不已的动态过程。这个系统的理想状态是太和，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是阳与阴合、阴与阳合、阴阳协调平衡，所以阴阳本身便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因素。
中观层面，阴阳的一再二分形成了八卦，继而进一步变化成为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时”，就是六十四种典型的情景。唐代孔颖达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是也。”（《周易正义·豫卦》）这种归纳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掌握治乱兴衰的规律，决定适时之用的对策，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危机管理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周易》看来，无论是“治”“乱”，还是“离散”“改易”，都不是脱离于其余几种状态而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不断循环的整体：和谐时隐藏着危机，动荡时暗含着机遇，最终走向何种情景都取决于人的行为。
微观层面，具体到每一种情景，每一“爻”所代表的每一种具体的行为都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若想达到趋利避害的终极目标，实现最优的危机情景管理，事前、事中、事后的每个决策均需“瞻前顾后”，考虑全局。
下文我们将结合《周易》体例，重点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周易》的危机管理全过程思想进行阐释。一 阴阳流转与全过程危机管理
阴阳是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中古老而又重要的范畴。张立文认为：“阴阳似乎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考的中心，亦是贯穿始终的范畴。”［5］
在甲骨文、金文中，“陰（阴）”“陽（阳）”二字是指山的阳光向背而言的，“阴”意为暗，为山北水南；“阳”为明，指山南水北。[3]阴和阳的原始意义，主要是指日光的有无或日光能否照射的地区，如《尚书·禹贡》：“南至于华阴”，“至于岳阳”，“阴”指山之北，“阳”指山之南。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感受到，日光向背会导致明暗的区分和冷暖的差别，万物都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发育、成长，故阴阳常用以指阴寒与温暖的气候，也是因为如此，“阳”的属性为刚健、积极、进取，“阴”的属性则为柔弱、消极、退守。可见，对于阴、阳两种事物及其不同属性的认识和概括，是先民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而得到的结果。到殷周时期，人们就已总结出了“相其阴阳”等生产经验。西周末年，“阴”“阳”已从阴寒与温暖的气候发展为天地之间的两种气，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发生过一次大地震，伯阳父就已经开始用阴阳两种势力的不和谐解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产生，认为是天地之气失序导致川源堵塞，继而引发国家灭亡：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国语·周语》）《周易》成书以后，人们也认为阴阳之事与自然灾害联系紧密。《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后来跟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从这则对话中可以看出，阴阳思想在当时已经是解释陨石等当时所认为的自然灾害的合理理论。
战国时期，阴阳的解释范围扩大，也可以用于军事。如用阴阳理论阐释战争中的用兵之道：
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国语·越语》）[4]《周易》中虽未出现阴阳的直接论述，但阴阳思想是贯穿始终的。阴与阳（刚与柔）存在统一的一面，也存在着斗争的一面，由于二者一直处于推移运动的状态中，所以经常出现阴阳不和谐等复杂的情况，甚至不可调和，以致安定进一步转化为动乱，和谐转化为冲突。就客观事实而言，动乱冲突的情景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和境界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阴阳两大势力的不和谐就是［6］危机和灾害产生的开始，表现为四种情况。（1）阴阳两方不交造成危机。（2）阳刚势力发展过度造成危机。（3）阴柔过甚而破坏了社会整体的阴阳平衡，导致危机。（4）阴阳两大势力矛盾激化，形成危机。图1 危机形成的四种情况
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阴阳平衡、刚柔并济是阴阳运动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经常发生阴阳失衡的现象，所造成的危机也是互相关联，动态发展的。《周易》认为，应针对具体的情况，按照中和的原则，进行适当的调整。当阳刚势力高居尊位而不与阴柔势力配合交往，阴阳否结不通，造成危机之时，便是破坏了阴阳刚柔相互依存的关系，“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否·彖》），此种危机情景下，正确研判，审时度势，加强阴阳的双向互动，交通往来才能做到否极泰来，实现阴阳和谐。
当阳刚势力发展过度之时，总体形势阳盛而阴衰，危机深重，此时扭转局面、稳定形势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扶阴抑阳，拯弱兴衰，努力使阴阳趋于平衡。《周易》倾向扶阳抑阴，因为阴柔过甚，破坏了社会整体的阴阳平衡，也会导致危机。此时以阳刚中和的美德抑制阴柔，就有可能摆脱困境，使阴阳两大势力复归于和谐。
当阴阳矛盾激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之时，便是最极端的危机情况。《易传》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彻底变革，才能把关系理顺。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从这一角度看，危机情况出现之时，也会存在着有利的条件，蕴含着转化的契机，应力求使其转化为机遇，成为发展的契机，促进事物的发展。
可见，阴阳两大势力是此消彼长、动态变化的过程，四种危机情况若处置得当，都能达到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实现否极泰来；反之，则会泰极而否，和谐不再，这也是危机管理全过程思想的本质体现。二 卦时与全过程危机管理《易传》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是由阴阳的错综交织与流转变化形成，代表阴阳两大势力不同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具体形势，象征自然和社会不同的状况以及势力的消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一方面，《周易》六十四卦卦象是三十二对对立统一体，它以乾、坤为阴阳对立体系的门户，至既济、未济结束，非反即对，是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全过程思维的原则一步步深化；另一方面，《周易》承认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它以阴阳势力的客观存在为起点，以阴阳的交感、运动以至阴阳失衡为内在原因，形成了六十四种具体的形势，用以表示社会政治秩序由冲突到和谐或由和谐到冲突的动态的过程。它总揽全局，从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制约人们的行为，不是人们所能随意左右的，但是其中蕴含着一种必然之理，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所以这种“时”又叫作“时运”“时义”。人们通过认识“时运”“时义”，对客观形势做出尽可能正确的研判，进而使行为主体能够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做到进退有道，因此，“时运”“时义”又叫作“时用”。
此外，卦以六爻为成，一卦六爻，其分别处在初、二、三、四、五、上六位，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占有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作用，应该具体分析。三百八十四爻是人们在特定时运与具体形势中应变的行为或者具体行为的指导。爻是服从于卦的，人们的行为是受总揽全局的卦的形势所支配的，且这种形势是人们不能随意左右的。但是，人们可以根据每卦六爻的排列组合对具体的形势做出全面的估计，采取“适时之变”的对策。如果估计正确，行为得当，尽管形势不利，也可逢凶化吉。反之，如果估计错误，则行为失当，尽管形势有利，也会带来凶的后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具体形势的反应因时因人而异。因此，在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中，往往不把环境或条件看作决定人事吉凶的唯一或主要原因，更多的是注意从主观方面做出说明，认为人为的主观努力对于人事的吉凶祸福、战争的胜败、生产实践的得失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易传》要求危机管理者要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自始至终都要谨慎而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微小苗头，全程控制其发展趋向。三 爻辞分布与全过程危机管理《周易》在三百八十四爻中结合客观环境对人们的各种行为一一做出了评价，同卜辞相比，卦爻辞中关于吉凶祸福的断语，增加了“悔”、“吝”、“咎”、“无咎”、“有悔”、“无悔”和“悔亡”等，表示求得某卦，虽不吉利，但通过占问者的自我反省、悔悟或警惕，可以摆脱困境，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总体而言，爻辞的评价大致可以分［7］为三类：第一类是吉，指行为正确，事情办得成功，其中又有“亨”“吉”“利/无不利”之分；第二类是凶，指行为错误，把事情办失败了，或者指犯了较小的错误而遇到困难，心情忧虑烦闷，按照程度由浅及深分为“吝”、“厉”、“悔”、“不利/无攸利”、“灾眚”、“咎”和“凶”；第三类是无咎，指虽犯了错误，但善于改正，避免了大的损失，卦爻辞有“无咎/匪咎/何其咎”、“无悔/悔亡”和“无眚”。这些评价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就是对矛盾冲突强烈的危机意识以及对太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充满着全过程的思维。表1 《周易》吉类爻辞的分布表2 《周易》凶类爻辞的分布表3 《周易》凶中求吉类爻辞的分布情况
以上三类爻辞的总体分布如图2所示。［8］图2 《周易》爻辞吉凶分布
对多数危机而言，从潜藏到爆发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每一卦的六爻所处的位置就可以代表这一过程。从图2中可以看到，初爻、四爻即事情刚开始或者事情告一段落后重新开始时通常潜藏着危机，如果谨慎处置，就能逢凶化吉，这便是第二爻和第五爻中位的安全状态。而如果安于安乐，完全没有忧患意识，使情势发展至第三爻和第六爻的位置，事态又会由安转危。纵观爻辞的分布情况，也可以看出，《周易》作者们对危机的把握是全过程的，要求由始而终、善始善终。四 小结《周易》危机管理全过程的思想一方面体现在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每卦中爻与爻的关系以及卦爻之间的互动上。王弼的《周易略例》载“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这就给予我们如下启示。
其一，《周易》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思想立足阴阳两大范畴，既注重二者之分，又重视二者之合，将实现阴阳的动态平衡作为危机管理的终极目标，用整体性思维看待阴阳的互变互转，对当今危机管理思想和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其二，应重视作为六十四卦总链条上的每一卦的作用。《周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时运”，是由阴阳刚柔不同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具体形势，这些情势是与具体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好的环境之下，如果行为不当，犯了错误，就会引起危机，使原有的和谐转化为冲突。反之，如果环境不利，主体的行为正确得当，也能化险为夷，复归于和谐。对于危机管理者而言，人们需要审时度势，在不同危机情景下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使行为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认清形势，才能推动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其三，对每卦中六爻的变化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应予以重视。对危机管理者而言，既然行为受到具体形势的制约，就应该不断提高危机处置的应变能力。此外，由于阴阳、卦爻之间也可以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危机管理不应追求绝对的完美，只能要求危机管理者的行为在与客观情势结合时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尽可能地避免更大的危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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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敦康.易学今昔［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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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宗超.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J］.社会治理，2015（3）.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I ChingLiu Baoxia
Abstract：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the I Ching，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hexagrams and lines，explicating the whole process thought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I Ching，which is of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sis management.
Keywords：Yin & Yang；Hexagrams and Iines；the Whole Process Thoughts
[1] 本研究属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应急准备文化的演进及启示”（项目编号：14JDLSB003）、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危机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5AZZ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与应急预案体系研究——应急准备文化”（总课题项目编号：91024031，子课题清华大学项目编号：20101322231）及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6YBB19）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3] 《说文·阜部》：“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陽（阳），高明也。”段玉裁认为侌、昜二字分别为阴、阳两字的本字，日光朗照为昜，日光被阻挡为侌。
[4] 《周易》卦爻辞中，“阳”字未见，“阴”字只用了1次，即《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发展脉络、成因及[1]特点[2]张扬 汤中彬
摘要：传统军事危机文化起源于兵学的萌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两千多年发展而逐渐完善成熟。战争实践是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成长环境，兵书典籍是其思想源头，军令制度是其制度基础，其具有深受战争文化影响、以“道”为核心的战争观、系统的危机应对和“重道轻器”等主要特点。本文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古为今用”原则，深入研究我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发展脉络、成因和特点。目的在于吸取前人处理危机的经验教训，总结传统军事文化中体现的危机观，为现代危机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
关键词：传统危机文化 军事文化 军令制度 危机管理
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遭遇各类危机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积累着预防危机、应对危机和善后危机的经验和方法。这些经验方法以一种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流传下来，形成了传统危机文化。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就是人们在军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应对危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的总和，属于传统危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危机所在，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发生过无数次战争，而在这无数战争实践中，前人积累的许多经验和智慧，能够为现代危机文化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理论依据。研究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既能够吸收前人处理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以指导现代危机管理工作，又能够从中汲取理论营养，为现代危机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一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都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萌芽、形成再到完善的历史过程。对研究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有利于系统了解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内容，把握其发展规律。（一）传统军事危机文化萌芽阶段
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兵学的萌芽。在原始社会，人类发动战争以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扩大生存空间。“兵学是战争的产物，是古人在长期的军事活动和战争实践中，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过程，把感觉到了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把片面零星的认识组织成为连［1］贯系统的产物”。
典籍可考，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兵学萌芽，其思想一部分见于《尚书》、《左传》等文献追述中，另一部分被甲骨文记录，如“取乱侮亡”、“修德抚众”等。西周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兵书《军志》。这部兵书虽已失传，但其中的部分思想却在其他著作中流传下来，其中的危机应对方法，对现代危机管理仍具有指导意义。如《左传》中写道：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3]敌。“允当则归”和“知难而退”就表明，在遇到危机时，要用灵活方法应对，保持面对危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量力而行。“有德不可敌”及夏商时期的“修德抚众”等论述，说明了仁义道德和人心向背在战争危机下的巨大威力，也揭示出政治稳定在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战乱危机出现后，借由“替天行道”名号，通过“占卜”来窥探天意从而获得战争的天然合法性是常见的战前动员方式。《尚书·大诰》中就记载了周公东征事件，在文中，周公用“大诰”这一大告天下之辞，凝聚人心，“以龟卜所呈天意为指导思想，反驳惧怕困难和违背龟卜的观点，劝服邦君和群臣［2］同心同德，平定叛乱”。另外，《周易》一书被称为中国古代危机思想的源泉，其中《师》、《同人》、《离》、《晋》四篇内容就专门讲到战争，其中《师》卦提道：“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就是军队一定要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否则就会打败仗。从《诗经》中“北建[4]韩齐、南筑申谢、西城朔方、东起齐城”记载可以看出，在商周时期，曾大肆召集人力建造城郭，掀起了一定规模的筑城高潮，并以此作为防御工事，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战争危机。
综上所述，夏商周兵学文化萌芽时期就是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起点。它从应对战争危机的角度，提出了“修德”、“占卜”、“筑城”等观点，这些零散危机观的出现，为当时的危机管理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也为后世军事危机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二）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形成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皆言兵的文化大繁荣促进了军事危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兵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思想均为军事危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是动荡社会中时刻远离危机的最佳方法。为保持这一思想，儒家主张谨慎应对，《论语·述而》曰：“子之所慎，齐、战、疾。”其他诸如兵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皆受此影响颇深。儒家保持“和”的方法主要有“义战”、“民本”和“礼治”，认为只要能够以人为本、赢得民心，以礼治军、进行正义战争，就能够做到齐桓公所做的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消弭战乱以减少其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损失。
兵家文化是军事危机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以《孙子兵法》为首的兵家文化认为，战胜危机、远离危机最好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以武力解决，而是不战屈人，把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虽然用兵核心为一个“诈”字，“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强调用多种手段方法综合运用，出其不意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其战争观的立意却是慎之又慎、关口前移。在对危机情境进行审视、分析、比较、评估之后，通过“知”作为危机决策的依据，“庙算多算”进行事前筹划，加强战略规划，对天气、地理等客观环境加以监测，进行风险识别，之后“以虞待不虞”做好危机准备，确立“无恃其不来，恃吾有所待之”的心态，以做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武认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所有危机爆发后的应对手段都存在着破坏性，会造成“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的后果。通过对比“破”与“全”两个后果可以看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处置再好也远没有控制好风险来得完美，因此“必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思想是解决危机最好的方法。吴起所著《吴子兵法》中，将危机的起因总结为五种：“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5]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也就是争夺名位、掠取财富、仇恨积累、内乱和饥荒五种原因，并提出“以治为胜”，强调危机治理的重要性。田穰苴在《司马法》中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与战国黄老学派所提出的“兵者，百岁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也”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主张应把握危机准备的思想源泉，重视事前准备。田穰苴还倡导严明赏罚，强调法制在危机处理中的重要性：“凡人之形，由众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将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6]。”
道家虽反对战争，但《老子》却提出战争来临时的一系列应对方法，如“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诸多解决战乱危机的方法。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其认为兼爱可以去乱止战，是防止战争危机的道德伦理基础。
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时期是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战事众多。从周王分封八百诸侯至战国末期，大的诸侯国仅余七个，其余不是被兼并就是在大国夹缝中求得一隅之地，因此产生了诸多处理战乱危机的经验和智慧。这些经验和智慧为统治阶级所用，来确保本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防止因各类危机而造成政权更迭。继而流传于后世，为军事危机文化的完善创造了良好条件。（三）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完善阶段
秦汉之后，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进入完善时期，“兵学旨趣也［3］由‘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方向转变。”此后，兵法中开始倡导施仁政、少祸乱以保平安，主张休养生息、富民富国，确保国家安宁，开始“兵儒合流”。“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7]祸乱传世”。认为民富才能国富，用贤人才能远离灾祸，通过明确治国的目标而进行危机控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结了很多应对战乱危机的方法，唐太宗与李卫公进行的对话中提及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明清两代人也根据漫长的战争史和众多兵法，采集各家之长，创出堪称中国谋略概要的“三十六计”。能够看出，危机发生时讲求谋略、时刻掌握主动权才能够趋利避害、转危为机，才能够更好地避免危机、处理危机和解决危机，达到全胜的目的。明清两代人根据前人经验而总结的“三十六计”，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对古代的军事谋略思想提纲挈领地进行概括。古书称：用兵如孙子，谋策三十六。“三十六计”深入研究了《易经》中的阴阳变化，推演出相克对立关系的互相转化，通过控制风险，使危机成为由坏变好的转折点，以实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
根据中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中最大的危机从未停止，同时也留存下许多应对危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这就是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在“兵儒合流”之后，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以“预警”和“战备”为主，通过“知”来避免危机，通过“备”来预防危机，通过“变”来应对危机，通过“全”来总结危机，这也是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中的精髓。二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成因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所以能够流传发展至今，成为传统危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情境相适应、与社会共同进步的结果。其产生于战争实践，以兵书典籍为主要载体，并在军令制度为基础的战争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一）战争实践——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成长环境
人类前进的历史是一部灾难史，也是一部战争史。商周之后，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时期争霸兼并战争、农民战争、封建王朝兴衰更替战争、封建割据与封建统一的战争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在给人类留下无数痛苦创伤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范本，成为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成长环境。平息战争，也就是平息人类最大的危机。人类通过一场场战争的实践，总结取胜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不断创新行为方法和理论知识，逐渐总结出一套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方案、预防措施、规避手段和应对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再去指导下一次实践活动，不断地循环往复，这实际就是一个不断“亡羊补牢”的过程。它能够在一代代民众的头脑里慢慢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使得民众在遇到灾难时形成危机意识，并使其在救灾技术与物质缺乏情况下构成安全行为与意识的共同体，去除侥幸心理，积极自救；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能够总结前人经验，形成更好的规避风险、应对危机的方法。（二）兵书典籍——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思想源头
通常情况下，人为致灾因子或由自然致灾因子而导致的人为致灾因子是造成战争的直接原因，也构成了战争风险的存在。为了减少致灾因子的危害，需要识别和评估风险、规避和减缓风险，对战争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以兵学著作、史书记载等形式流传下来。
我国古代，既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也有“一部兵书可为王者师”的典故。如果说古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离不开《论语》等儒家经典，那么预防战争威胁、处理动荡危机时也同样离不开兵书典籍。它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多个角度查找规律，并提出解决方法，是危机规律的科学归纳，也是制定危机响应方法的理论依据。兵书内容丰富，既有计谋韬略，又有平时备战的训练、制度；既是理论武器，又是教科书。掌握兵法韬略，在危机中能够急中生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北宋神宗皇帝就曾下令将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七部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编纂在一起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即为《武经七书》，作为宋朝的军事教科书，并逐渐发展成为后世武科举的必考内容。言兵者不止兵书，记载军事资料和思想的既有兵书经典又有诗词小说，既有历史专著又有散文杂记，甚至连小说演义一类的书中都有专门议论军事的篇章。例如《春秋左传》，就被人称为“相斫书”，也就是记载战争的书籍。日本人在研究中国兵法时，通常把《三国演义》当成兵书来研究。研究兵书典籍可以发现普遍的危机发展规律、制定详尽的危机预案、运用科学的应对方法、采取高效的恢复措施。20世纪30年代，陆达节编著了《历代兵书目录》，其中共录有兵书1304部、6831卷。1990年刘申宁编写的《古代兵书总目》，统计数量更多，书中收录辛亥革命之前的兵书就有4221种，虽然不可能把古代所有兵书著录无遗，但也是目前收录最全的。由此可见古代兵书之多，流传之广。虽然很多兵书典籍已经失传，但依然有很多著名典籍的名字及其内容我们还耳熟能详。例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诸葛亮兵法》、《何博士备论》、《武备志》、《纪效新书》、《三十六计》等等不一而足。它们饱含的危机预防观念、应急意识和应对方式，是古人对战乱危机的理性认识，是我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的思想精华。这些应急价值观从文化角度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左右着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逐渐形成了面对战乱危机时惯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三）军令制度——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形成的制度基础
中国古代军令制度又称“兵制”，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主要内容包括体制编制、军法律令、管理教育、训练动员、军队调动指挥、后勤保障等各项制度。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古代军令制度体系，它强调预防与指挥、控制与保障，渗透了君权至上、重罚立威等思想。这些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应对的组织性和有效性，保证紧急指挥权的行使，形成了在中央高度集权下特有的稳定结构。《辽史·刑法志》中说：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其认为刑法始于战争，战争也是最大的危机。《周易·师》提出：“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尉缭子·制谈》中说：“凡兵，制必先定”，若要用兵，首先必须制定合理的体制编制和规章制度。法家认为：“明主峭其法而严刑、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因此，法律的出现就是为了有效控制和解决危机，目的是“禁暴止乱”，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田穰苴的《司马法》就以追述军法为主，书中有很多以法治军思想和军法律令内容，在其《司马法·定爵篇》中提到建立法制需要考虑的七个要点：“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也就是一要使人能接受，二要法令严明，三要有法必依，四要雷厉风行，五要规定各级服制，六要按等级规定使用颜色，七要使官员不得逾越等级身份着装。这七点主要是为了强调立法需要有科学性、强制性和可行性。孙武提出的“五事七计”中，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就是“赏罚孰明”，他还提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也就是能否做到明令赏罚、令行禁止，也就是要在“道”的基础之上严格管理教育，最大限度地在训练动员中提高管理效益。军令制度作为保持军队稳定的规范，在古代仅用严厉形容还不够，可以说达到苛刻的地步。中国古代军规中早有十七律五十四斩，也就是违犯十七条律令中的五十四项军规都要处以斩首的严酷刑罚。古代军令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轻罪重罚、严罚立威。它通过严罚、重罚来保证军队组织结构的高度严整和军队顺畅调动的指挥体制，以此做到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纪律。通过严厉的律令来规范军队的行为，并结合后勤保障的一系列需求制定专门律令，如实行“兵农合一”及屯田制，平时农耕、危时应急、战时应战，使之满足应对处置大部分突发事件的力量需求，成为消除危机的最直接和有效的力量，保证皇权体系的稳定。通过制度化来加强军事应急力量的控制，以提高其应对战争危机的能力。自古军队的管理一直是最为严厉的，吴起提出“以治为胜”，就是通过加强训练和管理来提高战斗力。通过设置一系列军令制度来保证军队的完全服从，避免“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以用”，达到“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效果，由“以法治军”、“从严治军”而形成的军令制度也是军事危机文化形成的制度基础。三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特点
受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具有浓厚的战争色彩，在强调“以道为先”战争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采用“奇正相生”手段，保持面对危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积极处理发生的各类危机问题。（一）深受战争文化氛围的影响
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仅从“危机”二字的字面意义看，实际上就是有着“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双层含义。荷兰著名管理学家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一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或基本价值和规范所受到的严重威胁”，“由于受到时间压力和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4］这种威胁要求人们做出关键性的决策。”这个定义揭示了危机的基本内涵，即危机是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之下，社会的整体都会受到根本性挑战，而统治阶级也必须在压力下做可能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断。简言之，最大的危机——战争会直接导致王朝的更替。因此，如何看待战争危机，是每一位古代帝王的必修课。王朝的更替不一定由于皇帝的昏庸，有一些是缘于外族的入侵，更多时候是由于洪水、大旱、虫灾等天灾引起的民乱。但不管是外族入侵还是民乱，都可能引发战争。因此，如何避免战争，战争不可避免时如何应对战争，成为每一个朝代的权力核心都会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古代权力中心实行大一统集权政治，在战争阴云笼罩之下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化环境，经过无数次战争实践，形成了如今稳定的传统战争文化观。其中有许多著名的将领和战例，如商周“武王伐纣”、齐鲁“长勺之战”、楚汉“垓下之战”、周亚夫“细柳营”、三国“赤壁之战”、诸葛亮“空城计”、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戚继光“抗倭”等等，被以神话传说、史书传记、兵书典籍、演义小说、诗词歌赋等方式加以记载，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品头论足。（二）“以道为先”的战争观核心思想
战争观实际就是人们如何看待战争、对战争问题的总的根本性看法。在传统军事危机文化中，“道”为战争观的通用核心。一个“道”字，看似简单，却是战争思想之本。儒家的“道”是仁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必须建立在仁本基础之上。只有坚持道德仁义，以民为本，以和为贵，才能够威服天下，远离灾祸。兵家的“道”为道义，既为民心，也可引申为政治。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同欲者胜”、“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即凝聚人心、上下同欲、修明政治、保持法制就能主宰胜败。道家的“道”为规律，就是要掌握战争规律，通过认识战争避免战争、后发制人赢得战争。其不得已而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8]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
同时，古人早就认识到危机的两面性。如果出现危机，那么在认清危险的同时，也需要很好地运用机遇。《孙子兵法》中提出：是故[9]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危机有“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还要在不利的时候把握住可利用的机遇，《三十六计》就提出要乘机“趁火打劫、反客为主”，掌握要害关节，抓住有利时机，乘人之危“乱而取之”，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危变为机，被动变主动。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清利害关系而后进行下一步行动。这样就能够远离祸患，避免灾难。（三）“奇正相生”的具体手段
传统军事危机文化中，论述过程方法及解决手段的内容极为丰富，总体来说，可以表现为“奇正相生”，也就是正规举措与权变措施的综合运用。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经历了无数危机之后，中国人不仅总结了许多预防与应对危机的经验方法，更提出很多创新措施；不仅为古代危机决策和应对提供了依据，更为现代危机管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源泉。
传统军事危机文化认为，处理危机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孙子兵法》中的“五事七计”，就是强调在“道”的基础之上，考查和分析情境，之后对领导者进行匹配，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编制体制，利用预先演习训练等方法，避免和应对危机的发生。对危机情境进行系统分析能够看到，危机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在危机决策的贯穿下，还要使用先练备战、施计用谋、仁本义治等手段。在先练备战方面，孙子认为，预防危机的发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多算胜、少算不胜”、“以虞待不虞者胜”。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也认为战前演练对平复战争危机起到重要作用，他在《纪效新书》中提到：“不练何以议兵！无兵何以议战。”他们认为，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预演就能够战胜危机。同时，以孙子为首的兵家也反对道家出现危机消极应对的理念，并提出许多积极应对的方法。在危机预防阶段，《孙子兵法》中提出：“先为不可胜”，就是要通过检查和完善自身来查找隐患、[10]确保安全、远离危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也就是说，在危机来临时，要以谋为先，通过“施计用谋”的手段方法掌握处理危机主动权，以达到致人而不至于人的目的。为了使危机破坏力减小到最低，需要创新手段积极应对危机乃至操纵危机走向，这样才能更好地平息危机、转嫁危机。法家认为，为减少危机的发生，需要“仁本义治”，为了施仁爱之政，必要时要用基本形式为战争的权谋手段消除隐患。“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句话虽然对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与否没有提及，现在看来有可商榷之处，然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安人、爱民以及止战。杀人安人，也能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效果。因此，这也是古代统治阶级稳定秩序、维护统治、去除社会动荡因素最为常用和有效的一个方法。
在常规手段处理危机基础上，还需要采取多种综合方法的创新运用，才能够做到“出奇制胜”。《孙子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只有创新手段、创新制度，才能够使政府部门更快整合资源、更高效应对各类危机，最终更好地提升危机管理水平。结论
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是危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观点到现在对我们依然有着较大影响，很多富有哲理的话语已经变成民众共同的文化视角和固有思维，成为我们在面对风险时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法。其中值得现代危机管理借鉴和发扬的智慧和做法很多，如“和为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出其不意”、“死而后生”等等。由于其时代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也存在诸多缺点不足。首先是“重道轻器”的观念，前人关于危机准备预警及补充性措施的“道”的论述很多，唯独对资源配置及装备运用的“器”的论述少之又少，古人认为对“器”研究过多就会“玩物丧志”，因此要“君子不器”。其次是“愚民”思想，《道德经》云：“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这类文化禁锢使绝大多数民众在危机来临时并不是积极应对，而抱着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另外还有腐朽迷信的天命观思想“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等等。以上观点并不能真正避免危机，而只会使危机爆发得更为剧烈——灾难变为“巨灾”，使人们在危机面前显得更为被动，并丧失人们直面危机、解决危机的意愿、勇气和能力。因此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军事危机文化问题上，既要取其精华也要去其糟粕；既要继承发扬也要辩证扬弃，做到用辩证法观点看待传统文化。
本文分析总结传统军事危机文化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战争是最大的危机所在，军队就是处置危机最为有效的力量，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严格约束军队、保持常备状态、形成威慑力量成了一贯做法，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军队力量为主体的危机文化；第二，兵书典籍是古人应对战争危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符合危机管理的发展规律，为危机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是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的思想源泉；第三，在危机决策方法上讲究“正合奇胜”，也就是在常规应对手段基础上力求“创新”，这也是“朴素的权变理论”在危机管理上的应用；第四，“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导致对应急技术的使用研究偏少，应急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因此，军事危机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营造军民携手的环境，积极鼓励民众与军队共同参与，加强军民融合，共同面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提高全社会应对安全威胁和有效处置公共危机的能力；第二，秉持“古为今用”原则，加强对兵书典籍中的危机理论提炼，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理论体系；第三，普及专业知识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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