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城市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淑芳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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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城市的故事试读：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

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翻开《大潮》，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前言PREFACE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13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万众一心，锐意进取，艰苦创业，砥砺奋进，铸就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史诗般的辉煌。古老的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综合实力大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根本性转变。

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创造“大包干”的农民，抓住时代机遇、不惧风险、突破固有思维的个体经营者，艰苦创业、矢志不渝、勇于实践的企业家，为民族复兴与腾飞砥砺前行的科学工作者，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大国工匠，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城市发展与崛起身先士卒、殚精竭虑的书记与市长，以及勇敢面对变革、迎接命运挑战的普通百姓……千军万马汇聚成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激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几十年来，人民政协各级机构征集编辑了大量反映改革开放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我们择其精华编辑了《大潮》丛书，通过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记录历史，见证岁月，讴歌时代。韩淑芳2018年6月  第一章 亲历变革，回首峥嵘岁月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蒋大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到底如何具体实施对外开放，从哪里起步？小平同志倡议创办经济特区，从而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又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级的省辖市。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确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特区规划提上日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市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对特区的发展做了诸多探索和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设想，但没有编制总体规划。

到1984年，特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很多外商进来了，国内的机构也纷纷进驻，形成了一股发展的热潮。不过随之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很多单位进来，需要建工厂、建宾馆、建学校……这些项目怎么安排、怎么布局？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制特区总体规划、用总体规划来指导当前和长远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中央当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住建部的前身），部里又把任务交给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在原建工部城市设计院和建筑科学研究院城乡规划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革”期间，两院解散，研究人员被下放。我当时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被下放到湖南长沙。“文革”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恢复建制，部分人员陆续回京。到1984年，虽然很多人已经回来，但技术力量依然不是很强，承担这项任务有困难。院里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再调回一些技术骨干来承担这项工作，中央同意并进行了特批，我就是被调回来的人员之一。

经院里研究决定，由我和宋启林负责深圳规划这个项目。当时考虑到工作的长远性，有很多工作要长期延续下去，就在深圳成立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专门负责与规划相关的各项工作。宋是经理，我是副经理。宋主要搞管理，我主要负责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经济特区”该如何定位

深圳市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其中特区部分327.5平方公里。当时建设了一条全长80多公里的铁丝网（也叫“二线”，即特区管理线）把特区与非特区分隔开来，两侧设有巡逻道，以防特区外的人随意进入。我们负责编制总体规划的范围，就是“二线”以内的这327.5平方公里，而不是整个的深圳市。

编制特区总体规划，首先碰到的是对“特区”的定位问题。什么是“经济特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了不少的“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区、高新技术区……经济特区还是头一次。到底应该怎么搞，大家比较迷茫。深圳市政府专门请来专家研究，有人认为特区就是搞出口加工，有人认为是搞来料加工，有人说就是搞工业，众说纷纭。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大的一块地盘不可能仅仅是建一个工业开发区或者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的、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型经济特区。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观点。

后经综合考虑，这个定位还是被确定下来，并写进了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文件里，即：“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高度文明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定位中写到“以工业为主导”，那么这300多平方公里是搞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搞中小工业还是搞大工业，当时也有各种意见。有人认为应该是钢铁、水泥、石化、汽车这样的大工业（因为当时我国正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制造业）；有人认为受土地和水资源所限，特区不具备搞重工业或大工业的条件（虽然特区有3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但可使用的只有一半左右，并且深圳是个缺水的城市）。

后来有位著名专家提出，深圳的工业应该以“轻、小、精、新”为主——轻就是轻工业，小就是不搞大型工业，精就是精密的工业，新就是高新技术的工业。这个意见比较符合特区未来的发展，我们遂进行采纳并写进了特区总体规划的文件里。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定位是正确的，后来深圳工业的发展也一直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

规划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既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也包括城市用地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是编制总体规划最基础的数据，是用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配置的依据。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市，如何预测规划期末（2000年）人口规模，既有难度，又有风险。所谓难度，是指传统的预测技术方法不太适用；所谓风险，是指根据国家当时的城市发展方针，我们的规划要冒政策的风险，还要顶住舆论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的方针确定为：严格控制大城市（50万—100万人）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20万—50万人），积极发展小城市（20万人以下）。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户籍人口已经有2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20多万，已经超出了小城市范畴，快达到中等城市水平了。我们做了各种预测，到期末都接近大城市规模了。但国家要求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我们怎么办？

最后经我院周干峙院长和咨询中心诸多专家共同研究，本着求实的精神，规划确定：深圳经济特区2000年的人口规模为户籍人口80万人、流动人口30万人。这实际是一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

之所以做这样的预测和规划，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创立经济特区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它将是国家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发展思路上要有所突破，特事特办。

其次，经济特区本身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又紧临香港、广州两大重要城市，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还处在起步阶段，并不是像某些日本传媒所说的“中国要压缩特区投资”“中国已经开始修正经济特区政策”。

再次，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年均人口递增率都在10％以上，即使以后按3％—4％的年均人口递增率计算，到2000年也是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大于100万人）了。十几年后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另外还有用地规模。特区可用地150—160平方公里，编制规划不能把这些地一次性都用光，要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当时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的综合发展状况，发现差别很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及北欧国家的城市居民住宅以低层为主，单位面积大；城市生态环境好，绿地多；出行以小汽车为主，道路密，停车场多，占地大；加上人少地多，人均用地大多在200平方米左右。

而在我国，像香港这样的发达城市则人多地少，高层住宅多或低层住宅高密度，绿地少，公交优先，人均用地在30—40平方米；不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如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的城市人均用地约200平方米，而上海、四川和东北等地的一些城市就比较低。当时上海600多万人口，城市建设用地不到200平方公里，人均用地只有30平方米左右。从全国来讲，当时人均用地大多在80—100平方米。

综合特区用地条件，我们最后确定规划建设用地123平方公里——如果按期末总人口110万计算，人均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超过了当时国内平均水平。除此之外，规划还注重城市各类用地的合理结构，保证居住、绿化、道路交通、工业等主要用地的需求。规划还预留了沿深圳湾及前海湾的发展用地。2000年以后，这些预留用地陆续开发利用，验证了规划的前瞻性。如何合理布局

第三个是布局问题。城市规划，就是把一个城市的主要组成要素包括居住、工业、仓库、道路、绿化、公共设施（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公安、商店）等用地进行合理布局，使彼此之间有一种协调的、科学合理的相对位置。如：工厂不能在上风方向，以免烟囱冒出来的烟吹到下风方向的住宅区里；公园要跟居住区相结合，以便于居民休闲；工厂不能和居住区离得太远，以免带来交通问题……不仅如此，城市规划还要落到1∶10000或者1∶5000的图纸上，这也是城市规划跟其他规划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发改委或土地部门的规划，基本上是战略性、宏观性、指标性的，并不落实到土地空间上，而城市规划是要明确落地的，要定性、定位、定量，有的甚至还要有标高。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很多工程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在编制规划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土地利用上，城市总体规划说到底就是城市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在发展，人口在增加，所以每个规划都是有期限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一个规划通常是管20年。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是从1986年到2000年。1996年的时候，这个规划重新修编了一次，做到了2010年。一般来讲，每个城市规划都需要十年左右修编一次。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跟我们不太一样，规划期通常较长，主要是它们的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规划只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完善就行了。但我们不然，中国的城市在不断发展，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难度也较大。

那么，规划布局中哪些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呢？城市建在公园里

第一是环境优先。深圳经济特区是带状地形，东西长49公里，南北平均宽7公里，东起大鹏湾，西至珠江口，东有梧桐山，北有笔架山，南邻香港，以深圳河为界。不管从周边环境还是自身地形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良好，编制总体规划应该充分利用并保护好它的自然条件。

在这一点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很高瞻远瞩，他们要求“把城市建在公园里，而不是把公园建在城市里”。这种想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参观了国外的很多城市后受到的启发，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整个城市像建在一个大公园里，堪称“花园城市”的典范。

深圳经济特区三面环水，大鹏湾非常漂亮，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没有一点污染；大小梅沙的沙滩也非常好；珠江口的伶仃洋景观特殊；深圳湾虽然是淤积形成的，没有沙滩，但视野开阔，为优化城市景观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另外，在福田区有一大片红树林，具有保护海滩、修复生态的功效；南头有一大片荔枝林，树木大都有百年树龄，树冠盛大，景观奇特。

当时还没有“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海绵城市”这样的概念，但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设一个环境优美城市的设想是明确的。咨询中心几位绿化专家踏遍了特区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林地、草地、滩涂，每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景区景点，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充分尊重生态环境的绿色规划：在保留五处大面积荔枝林及沿海红树林，建设和恢复了20余个风景点的基础上，还规划了一个近郊风景区（5440公顷），22个市、区级公园，以及总长140公里、宽度在15—30米的沿街绿地（后两项总面积达453公顷），构成了城市完整的绿地系统。

这样的规划，使特区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了17.8平方米（当时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足1平方米，北京也不到6平方米）。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个绿地系统规划大部分实现了。今天，深圳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离不开此规划打下的基础。宜居很重要

第二是居住优先。特区要想吸引人才，就要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为了保证居住优先，我们规划了179片大小不等、可以容纳80万以上户籍人口的居住区（流动人口大部分是租住农民的房子或由雇佣单位提供单身宿舍，变动性很大，规划难以做周全的考虑。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似乎都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小区住宅以多层为主，适当配置高层和低层。

1985年，深圳市政府请同济大学建筑系老师设计了内地第一个全高层居住小区——白沙岭居住小区。小区各项技术指标都可以接受，但造价较高，用地并不节省，推广有困难，所以总体规划中高层住宅占比不大。规划中的居住小区容积率大多定在0.8—1.2，为以后人口容量的增加留有了余地。

由于总体规划提供了足够的居住用地，且这些用地有序地在全市合理配置，为特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建设提供了保证。良好的居住条件有利于工作的稳定，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全方位的交通体系

第三是交通优先。我们为特区规划了一个全方位的交通体系。

1984年，特区只有一条广深铁路和一条广深公路与外部相连。广深铁路在罗湖跟香港的铁路连接起来，如果到深圳，就在深圳站下；如果到香港，要在罗湖口岸过关；如果想坐飞机到深圳，不能直达，需要在广州白云机场下机再坐大巴，深圳的对外交通不是很方便。

当时有外商提出要帮助深圳修一条到广州的高速公路（国内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对方愿意提供资金，政府当然欢迎，但在路线设计上双方发生了争议。投资方希望以最短的路线走，以减少拆迁、节省投资，但这样要穿越福田区的红树林。深圳市政府不同意这个技术方案，因为这跟保护生态的原则有矛盾。

后来深圳市副市长周鼎主持会议，把投资商和我院周干峙院长、陈占祥总工程师都请来，还有我和其他一些人员，共同讨论研究。由于市政府之前已经做过调查研究，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也介绍了福田的规划方案，要求对高速公路的走向做出修改。会上，陈占祥总工程师用标准的伦敦英语进行了一番说理，最终牛气的外商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再说城市的市内交通。道路系统对一个城市来讲非常重要，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道路系统就相当于骨骼。特区的特点是东西长、南北窄，铁路、高速公路自北向南穿越城市，工业区分散布置，所以特区东西向的人流、车流是主要的，南北向是次要的。

根据这种特点，该如何规划城市的道路系统呢？这就要求先预测车流量。当时内地还没有私家车，小汽车大都是单位的，数量很少。咨询中心参照香港的情况做了交通模拟。那时香港大概平均17人拥有一辆小汽车，相当于四个家庭一辆。但香港由于地方小，是限制小汽车发展的，城市交通主要靠地铁、公交巴士，小汽车大都是有钱人节假日出去玩才开。像纽约和东京等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也是这样，华尔街的白领大都是坐地铁上下班的。深圳怎么办？模拟后的结论是：东西向应该有三条主干道，南北向要有十几条或者更多。

最终我们规划了三横十二纵的路网，即三条东西向的主干道，十二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以及多条次干道和支路，形成“两个梳子”叠加的路网模式。相应地，又规划了20多个立交桥，这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那时北京、上海都还没有。这20多个立交桥，几乎每个都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这对以后的城市管理、控制立交桥用地起了较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港口是很缺乏的。相比之下，与深圳毗邻的香港，港口已经快饱和了。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后，东南亚很多货物要进入深圳，所以港口对特区来讲意义重大。

当时我们规划了两个港区：西面是妈湾港、赤湾港，东面是盐田港。妈湾港具有建港的先天优势，它有三公里多的深水岸线和广阔的腹地，道路交通也非常方便，并且还有适合兴建仓储和临港工业的广阔后方陆域，但是开发的工程技术难度较大。盐田港条件也非常好，属深水港，可建几十个万吨级的泊位，缺点是腹地较小，后面就是丘陵。因为盐田港主要是考虑作为集装箱的港口，所以我们规划的重点是研究解决它的疏港条件。

这两个港口都需要很大的投资，当时就有人提出，能不能只建设其中一个。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从长远看还是两个都建设较有利，即“两面开弓”。如今盐田港发展起来了，规模很大，妈湾港发展相对缓慢。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几个跟香港联系的口岸规划，如文锦渡、罗湖、落马洲。这三个口岸对促进香港与深圳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业布局也重要

城市规划布局除了充分考虑了环境、居住、交通外，工业也是重点考虑的问题。由于将特区工业定位为轻、小、精、新，所以我们没有规划大的工业区，而是把无污染的工业区进行分散布置。

这样的好处，一是不占用大片土地，二是可以跟居民区靠近，上下班不需要太多的路程。如果一个城市把工业集中在一头，而居住集中在另一头，每天上下班来回跑，交通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把工业区适当分散布置在铁路、公路线附近，运输货物、原材料也方便。

总的来讲，我们的规划是结合了深圳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结合了深圳的原貌，把城市的主要组成要素合理布局。看起来只是一张规划蓝图，实际上有很多内涵，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规划之前我们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对每块地原来做什么、将来做什么都有明确的了解和设想，因为一旦确定了一块地的用途，以后再更改是非常困难的。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来有些用地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上埗工业区，我们规划时它已经粗具规模，以电子产品加工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子元件组装慢慢被淘汰了，经济效益不那么好了。而这块地处于城市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地价来说，原有的厂房不那么值钱了，所以上埗工业区后来全部拆掉，盖成了高层建筑。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属于良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是用地性质的调整。

除了调查研究，我们还广开言路，听取多方面意见。深圳咨询中心成立后，很多人来了解情况，有的是准备到深圳发展，想了解一下我们大致的规划设想，有的是想了解某一块地的具体用途，有的是希望我们帮助解决一些工程技术问题。我们每天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对于他们的到来是欢迎的，因为我们能借此了解很多信息，对于做规划是有帮助的。

从开始调查研究，到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成果，大概花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可以说，这是我工作生涯中最艰苦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今日之反观

今天，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圳经济特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是我们做规划时未曾预见到的。

首先是经济特区外的深圳其他地区发展不尽如人意。当时政府委托我们做的是“二线”以内的规划，“二线”以外1600多平方公里（原属深圳市宝安县）的土地只做一般的了解，未要求编制规划，所以并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估计到未来的可能变化。这导致部分区域后来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在“二线”内按总体规划有序发展的同时，“二线”外的土地其实也在红红火火地“发展”着，国内外投资商、房地产开发商及各类企业纷纷入驻。他们之所以选择这里，有的是因未获批准进入经济特区暂时来“过渡”一下，更多的是看中这片土地上的种种“优惠”条件，如地域大、权力下放、可获得更多更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并且这里管理随意、无规划约束，搞“开发”、搞“加工生产”可获得更多的利益。

盲目无序的“发展”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后果：土地浪费与荒芜、植被破坏、水系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低水平化且不成体系、社会管理和治安管理松弛。整体面貌既不像城又不像乡，与“二线”以内城市现代化风貌差距甚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二线”以外地区引进了不少低效益的项目，导致低效益发展。有人在新千年初做过统计，特区外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只有特区的1/7左右，也就是说，如果特区内每平方公里能产出7万块钱，特区外每平方公里只能产出1万块钱。这种缺乏规划的发展以及低水平的管理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仅在深圳，附近的不少城市也存在这种问题。本来国家设立经济特区是试图通过这个窗口来带动周边高水平地发展，但规划与管理跟不上，就会导致发展失控，以后需做长期调整才能改善。

让人欣慰的是，特区内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有序进行的。当年规划的特区人口是110万（2000年），但到2014年，同范围人口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万，谁都没想到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尽管如此，特区发展还是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

其次是高强度开发带来的弊端。我们规划的特区，开发强度为中等密度，但后来由于房地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深圳建了很多高层建筑。特别是在一些城中村改造中，建高层更是普遍现象，而且是高层高密度。城中村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拆迁的代价非常高。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开发商往往进行高密度开发，建二三十层的建筑司空见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握手楼”“接吻楼”。由此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治安、消防、交通、基础设施配套、上学问题等。城中村原来住的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租金便宜，为了继续招徕这些租客，农民的房子拆了以后还按低标准建。这样的结果是城中村居住水平很低，人口密度很高。曾经做过调查：深圳某区城中村改造后，在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住了近80万人，听起来骇人听闻。

高密度开发不仅是规划问题，其深层是社会问题和城市管理问题。行业内有句话叫“三分规划、七分管理”，一个城市发展得好坏与否，规划只起三分作用，七分是管理。不只深圳，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城市，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再次是深圳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问题，这是深圳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我们做规划时，预测期末特区户籍人口为80万，外来人口为30万，实际上现在户籍人口只占约40％，外来人口占约60％。这些外来人口中有一部分是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但大部分是打工者，流动性很大。一些外来妹十七八岁就来深圳打工，打到二十七八岁，体力、精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就被雇主淘汰掉，再换一批。如果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太大，这个城市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是房地产问题。我们做规划的时候，住房还是分配的。住房改革以后，房地产问题出来了。深圳的现状是，有人没有房子，有人有一套房子，有人有多套房子，并且很多是投资、投机买多套房子。这就造成一个现象：房子与人口是脱节的，弄不清城市的房子到底是多还是少，政府和市场因此也就难以根据供需进行调控。现在有些城市依赖土地经济，靠土地来养活一个城市（有种说法叫“城市发工资靠财政，搞建设靠土地”），一旦土地经济来源少了，问题就出来了。

城市规划只能按照科学预测的人口规模来安排居住用地，适当留有余地，不能也不应按土地经济及房地产投资投机的需求来安排居住用地。前段时间，一些城市在编制总体规划过程中有追求扩大城市规模、追求更多的城市发展用地、依托房地产来发展经济的状况，由此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房地产泡沫。现在看来，房地产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的难题，也是今后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尾声

现在，深圳已成为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各种城市排名中均居前列。社会各界对我们做的这版规划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它为深圳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我觉得，深圳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的重大决策，得益于广东及深圳市多年来推出的各种重大的改革举措，得益于政府对规划的重视、理解、认可、执行和创新。

如今，深圳市人民排除了各种困难，建设了一个生态环境、居住环境、文化环境、工作环境俱佳的城市，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及技术、资金、项目，从而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相信未来的深圳会越来越好！（作者时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杨玉珍/采访整理）上海浦东——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周汉民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并从事相关的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的开放度的探索，不仅留下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中的深切感悟。

198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党中央毅然决然开始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中国提出恢复在世界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其实，1986年这项重要工作就开始了。

在复关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一些学者主动建立了一个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全国唯一的一家，设在上海，跨学科、跨专业、跨校际。

复关入世之路15年零4个月，这个研究中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当时任常务副主任。全国第一本《关贸总协定总论》，是由当时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和我本人在1992年主持撰写的。第一本《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也由我们两人在1994年主持撰写，在国内率先出版。大家的共识是，国家要毅然决然地以更大的开放来促进更大的改革。

上海从1992年就开始提出建设“三个中心”，即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到了1998年加上航运中心，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过去10年要求上海实现“四个率先”，涉及了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等一些总体方略。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更要求上海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科学发展的排头兵。最近，市委书记韩正视察浦东，希望浦东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中的先行者，科学发展排头兵中的排头兵，这是非常重要的定位。浦东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

上海的发展，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的巴黎”。但是，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交通和人们习俗的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非常爱国的美籍华人教授，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请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

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要紧的几个领域的专家。小组由汪道涵任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梁任副组长。

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他对政策的把握非常独到；有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于品浩，他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笔杆子；有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佳能；有土地管理局的一位老处长俞汉卿；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教授陈泽浩；还有我本人，当时我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留校出任老师。

我之所以被选入小组，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第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第三，1985年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律师事务所进修期间，结识到访的汪道涵市长，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机会汇报对国际问题的观感和心得，汪市长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这个小组成员没有报酬，职级悬殊，有正部级领导汪道涵、副部级领导倪天增、正局级张绍梁、副局级俞健、正处级于品浩、副处级俞汉卿，还有陈泽浩研究员、李佳能总工程师，我作为研究法学的年轻学者刚刚获得硕士学位。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国内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照搬照抄的，我们就依靠林同炎教授和他们的几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国际经验。他们是真正的志士仁人，立志推动国内开发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充满感情。

对这个小组来讲，就是平地起高楼。摆在这个小组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到底是用浦东的小小一角作为试验，还是整个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到底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等。研究全部是业余的，我们没有全职工作人员。

当时，办公的条件很差，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搭了一排铁皮房，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因为市政府大楼电话号码都排满了，我们的电话是“0”号分机。由于大家都公务在身、特别繁忙，我也有教学任务，从古北路620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乘71路车坐到底去外滩办公，两头都要走很远的路。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是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

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就是今天造迪士尼乐园那一带。说实在的，我们这批同志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

当时没有世纪大道，浦东最重要的路就是杨高路，我们就规划要沿着杨高路来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必须要立足于土地批租，滚动出租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市长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两个“度”，一个是开放度，一个是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了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

我们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市政府发的文，由于工作很有成效，汪道涵同志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他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了相当的积累。

1988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就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

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就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如何？怎么吸引外资？如此等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基本具备，方向基本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会议的作用是巨大的。浦东开放，立法先行

1990年7月初，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中央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朱镕基市长。

记得当时同行的好几个市长是他的校友，都是清华毕业的，如：重庆市市长孙同川、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合肥市市长钟咏三等。朱镕基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一起随行。由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

这五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所长姚廷纲，还有我，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律系主任。我们五位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在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开了一个座谈会，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如登在报纸上，就巴掌大的篇幅，就凭这个何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外国的企业不敢来，因为没有法制保障。

朱镕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是在中国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来又专门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我们就在沈大成楼上春申江宾馆的客房里埋头苦干，我的主要任务除参与立法起草外，就是对法律英文译稿予以审校。但法律的英文翻译稿与审校太难，我不得不寻找在上海联谊大厦内工作的美国律师葛范德先生帮忙，我们是在律师业务交往当中认识的。

我向他说明自己现在身负重任，因为立法讲究严谨，请他帮我对英文译稿“抛抛光”，我吃不准的地方就和他切磋。立法强调的是如何保护、如何促进。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法律的英文版同样要让人一目了然，这一任务的挑战性很大。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今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工作，首先应当做的同样是立法。先要把线条想清楚，把相关的法立起来，不要在乎有几项优惠政策。尤其对像浦东开发开放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更是这样。浦东开发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浦东的贡献。参加WTO复关谈判

中国是世界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缔约国之一，GATT创始于1948年，当时代表中国的是民国政府。由此，我国与世界关贸总协定没有建立过官方关系。

1978年，我在外贸学院读经济学本科，1985年读法学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法。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美国法与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所以，我较早就接触了关贸总协定。

1986年7月9日，中央政府提出要恢复我国在世界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上海就在9月成立了研究中心。汪道涵市长和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中国当时第一任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一起推动成立了这个中心。

起初，我们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正式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中国当时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和今天要建设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以开放促改革。

我的感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是以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的进程。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之间，设立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1990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直到2013年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我们的改革必须比照国际经验，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这就叫以开放促改革。

我在1995年到2000年担任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期间，主要研究的领域就是为中国复关和入世做理论和政策准备，不仅写了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做了另外两桩事情：一是对外，二是对内。对外是诠释中国复关和入世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进行了上百次的演讲，遍及大江南北；对内就是我们上海研究中心完全跟随前方入世谈判的节奏，不断提供必要的咨询意见，有些咨询意见被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采纳。我本人曾分别给江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写过长信，全面阐述入世的意义、途径和利弊得失分析。

我们当时也研究过复关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内在联系，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不能毫无准备，既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物质准备。浦东开发和开放其实就是中国入世的物质准备，就是实实在在地拿出这样一个区域，做出样板来。

当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研究前期，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余秋里在上海西郊宾馆开会，我在现场听到他说：浦东开发和开放不是江西，江西如果搞开发和开放，几座大山就可以挡住它的影响，而上海的改革开放承担着中国半壁江山的重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自己的责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勇猛，又要坚实，这是整个开发和开放必须做到的。

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因为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感到历史走到这一步应该有这样的转折。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别的机构和部门来实实在在地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浦东新区的领导从沙麟开始，杨昌基、赵启正等同志一路走下来，到了2000年，终于明白，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一个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可以经历一个历史阶段，但也不能长久，所以，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担任浦东副区长期间的实践探索

2000年8月，浦东建政。当时，我在外贸学院任副院长。某一个早晨，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孟建柱找我到康办谈话，他说：你从现在开始要放下外贸学院的工作，到浦东新区任职。为了让你免了后顾之忧，先免了你外贸学院副院长。

这让我感到非常突然和忐忑。我在外贸学院干得很好，学术上也很有自己的感悟，要我到这样大的浦东做一个副区长，谈何容易？当时，区长候选人是胡炜，他对我的任职十分关心。

他告诉我，五位副区长候选人就是你这位是外来的，别人都已在浦东干了多年。所以，你要想办法，跟我一起下基层，让大家更多地熟悉你。

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宽慰。

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我第一个分管就是管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第二分管外高桥保税区，就是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分管社发局，社发局一个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其他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

今天，我特别感悟社发局的模式，这才叫“小政府、大社会”。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

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市长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时，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

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

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

第四，资金，要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我刚任副区长时，从幼儿园开始算起，浦东有508所学校，但大学寥寥无几，只有上海海运学院，现在改名叫上海海事大学，后来搬到了临港，当时就在陆家嘴。那时我的决心很大，并且得到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的坚决支持，一口气把三所大学——杉达学院、国际金融学院、第二工业大学合在金海校区。这三所大学在新校区落成以后，同一天升格为本科院校。在张江引进了华师大二附中，我做新校建设总指挥。

在离开浦东之前，又引进了中医大，建了曙光医院东院。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深知人才要急速引进，构成人才高地才行。当时，我还提出，要办浦东大学，到今天这仍然是我的夙愿。纵观中国所有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都有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比如，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厦门大学、烟台大学、青岛大学，只要有改革开放的地方，大学都极为重要，这是你的金字招牌，上海没有浦东大学还是一个遗憾。

当年全国有14个保税区，我们大都去学习过。我还带领浦东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四个集团的一把手，北上去中关村学习。当时全国已有15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经济成就等于另外14个总和。陆家嘴最强的是它的金融高端机构迅速集聚的功能，我分管这一区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是2001年年底离开浦东的，当年11月底受命去巴黎申博了。今天看来，时间虽短，但印象深刻。

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

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以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首先要有激情，不能因为开发开放20多年了，我们就激情衰退。其次，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直抓下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最后，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把世博带回家，就是把世界带回家！”

2001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派我去巴黎申博。就如同2000年8月让我去浦东，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我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顾虑。我是一个非中共干部，能否承担起申博这样的重任？我还有繁重的家庭责任等，但我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重托，上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的代表，一做就是10余年。

世博会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办世博？我们当年办世博会的口号就说明了问题——“把世博带回家，就是把世界带回家！”世博会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契机。世博会不仅仅是上海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更是整个世界的。这句话长期指导我在世博第一线奋斗。

我负责招展工作和法律事务，2006年3月，我们从零开始，最后有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18个企业馆、5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展，全国包括港澳台都积极参展，办成真正意义的世界盛会。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化程度。

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程度其实就是三个度：第一，知晓度，当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齐聚上海，世博会迎来101个国家的元首和首脑，那才叫世界舞台。第二，喜爱度，世界公认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整个世博会从筹办到举办完成历时10年，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负面评论，这很了不起。世博结束后，我写了《世博十年路》，出版了中英文版，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第三，参与度，就是人们愿意和你在一起努力，我们叫同舟共济、共襄盛举，这是世博会成功的又一个标志。

从2000年到现在13年，浦东从我们这届班子以后调整六届了。浦东的作用，不仅仅是1200平方公里土地，不是五六百万人的作为，它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样板。

我用几句话来总结：第一，改革要凸显。中国的古语讲得很好，叫“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第二，政策要突破，改革不仅仅是数百个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总之，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激情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作者时任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崔桂林严亚南/整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实录林沙初创及“五八八”

从厦门经济特区创办之时，我就参与特区建设的报道，并参与《厦门日报》（特区版）和《厦门特区报》的策划和筹办。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开工典礼；第二件事，《厦门日报》（特区版）第一期的头条新闻。

1982年1月10日，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破土动工兴建。进行如此工程浩大的建设，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机场建设（指地面土建部分），令厦门人兴奋不已。30多年来由于受到“海防前线，不宜建设”的影响，厦门市容改变太少。

改革开放后，厦门由“海防前线”变成“开放前哨”的经济特区，建设气魄非同凡响，机场开工典礼那一天，天阴带有腊月的寒意，工地的气氛却热气腾腾。典礼台设在一块新平整的土地上，由5部8吨载重车拼搭而成，两台长臂的起重机各托起4面红旗，以表示我国“四化”建设。起重机拉挂开工典礼的横标和对联，形成一个富有创意的机场开工典礼台。

1982年2月25日，《厦门日报》（特区版）第一期出版，头条新闻《厦门特区加紧基础建设海陆空工程已全面铺开》：中外人士瞩目的厦门经济特区，经一年多来的积极筹建，各项基础设施陆续动工，海、陆、空配套工程已全面铺开。

这一批由国家投资几亿元的宏大工程计有：湖里出口加工区的“六通一平”；东渡新港前期工程建设；厦门机场修建工程；自来水扩建工程；架设11万伏过海高压线路；增建微波通信、程控自动电话等电信设施；建造旅游专用码头；修建新的城市干道等。

特区版第一期还刊登了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谈《厦门特区发展方向》，要建设5个基地是：轻工基地、外贸基地、经济作物基地、科教基地和祖国统一基地。同时，刊发了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示意图。视察厦门

1984年2月7日上午，欢度春节后，邓小平同志来到厦门，视察特区各项基础设施。当专列驶进厦门火车站时，项南等省、市领导人迎上前去：“欢迎您：小平同志！”在从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同志边浏览沿途的新貌，边听项南等同志的介绍，心情兴奋不已。

游览鼓浪屿时，在“鹭江”号上，邓小平同志和省、市领导同志就如何对外开放等问题交谈起来。

项南同志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你们的意思是——”邓小平注视着项南和省、市负责人。“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语气坚定地回答，“使整个厦门岛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着，一边察看地图，然后平静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人来大陆，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王震插话说。“可以考虑。”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问：“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呢？”

在场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议论了一下，项南作了回答：“人员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货物自由出入。”

2月9日，邓小平视察了厦门湖里工业区，在新盖的综合楼里，欣然挥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又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对厦门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邓小平同志回北京50天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京宣布：国务院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整个厦门岛131平方公里（含鼓浪屿）。

5个月后，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批复指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重大部署。”

厦门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力争上游，厦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年均增长20％以上，“八五”期间增长速度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1992年，厦门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综合实力十强。利用外资从无到有，日益增大。外贸出口连续多年居全国第4位。城市建成面积扩大了4倍。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硕果累累。先后获得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国家环保模范城”等称号。

如今的厦门，已由昔日一个封闭落后的海防城市，成为今天一个全面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社会精神面貌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空中桥梁引来航空城

厦门架起一座“空中友谊桥梁”。

厦门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厦门。

第一，高崎国际机场从1982年伊始兴建，至1983年10月22日正式通航，只用了22个月，被誉称为“厦门速度”。这个速度，在我国机场兴建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第二，它是我国由地方筹资兴建的第一个机场，也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外资（科威特贷款）兴建的机场。第三，它是个“花园机场”，绿化程度高，栽植了100万平方米草皮。第四，1985年1月5日经国家民航局批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正式营业，这是国内首家区域性航空企业。

1986年7月18日，厦门机场被列为中国国际航班机场之一。

1989年11月16日，民航厦门飞行管制区成立并对外开放。

1990年4月1日，厦门机场成为世界民航图上的一员。

1992年7月20日，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开工；跑道进行柔性加盖工程；新的候机楼由华东设计院和加拿大B+H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外形呈线形布局，采用中国闽南传统坡顶屋脊和现代大跨度钢筋混凝土空腹桁架结构相结合，气势恢宏，轻巧通透，既融合了地方建筑特色，又展现了现代风格。楼内洁白亮丽、视野开阔。同时，进口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配备了15座登机桥，地下汽车库等，候机楼内服务设施相当完善。候机楼前方建有一个面积5.5万平方米的园林广场，为“花园机场”增姿添色。

扩建后的机场飞行区达到4E级标准，可满足波音747、空客A340等大型飞机的起降。机场吞吐能力为1000万人次/年。

目前，已有国内外27家航空公司在厦门国际机场营运，开辟了50条国内航线和7条国际、地区航线，每周进出港航班达700多次。1997年机场旅客吞吐量为349万人次，在全国民用机场中列第6位，其中出入境旅客人数已连续7年居全国第4位。

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表明，特区离不开机场，机场的发展又依附于特区经济的繁荣，世界航空企业纷纷落户厦门。

1988年，厦门丰盛贸易集团和香港华榕财务有限公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创办了厦门艾迪轻型制造公司，生产AD-100型超轻型飞机。1993年12月31日，艾迪飞机首次飞出国门，应邀去关岛进行飞行表演，得到海外航空界的高度评价。

1996年1月18日，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隆重开业。它是由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厦门航空工业公司、国泰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北京凯兰技术发展及咨询公司合资兴办的。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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