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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6 19: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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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太宰治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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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试读:

人间失格

作者:(日)太宰治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7-01ISBN:9787540480936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人间失格序

那个男人的照片,我,看过三张。

第一张应当算是他童年时代的照片。他看上去十岁左右,被众多的女性簇拥着(她们看上去是他的姐妹或表姐妹)。他穿着粗条纹的和服裤子站在庭院的池塘边,脖子歪向左边大约三十度,丑陋地笑着。丑陋?尽管这么说,如果那些迟钝的人(也就是对于美丑什么的漠不关心的人们)毫不在意地随便夸奖一句:“好可爱的小孩子啊。”

这倒也不至于听起来是空穴来风的奉承,因为他笑起来也似乎有那么点所谓的一般化的可爱。可是,若是对于那些眼光犀利的人,看一眼这照片也许就会觉得十分不自在,他们会一边嘟囔着“这个讨厌的孩子”,一边像拂去虫虱一般把这张照片扔掉。

这个孩子的笑容越看越让人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淡淡的嫌恶。事实上,那根本不是笑容。这个孩子一点也没有在笑。他站在那里,双手紧紧地握着拳。没有人会这样一边紧握双拳一边笑的。那是猴子,猴子的笑脸,只是单纯地在脸上堆积着丑陋的皱纹。他的表情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猥琐,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郁闷,不禁想甩上一句“扭曲的孩子”。有着这样不可思议表情的孩子,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见过。

第二张照片里的他有了让人吃惊的变化。是学生的打扮,尽管分辨不出那具体是高中时候的照片还是大学时候的照片,总之照片里的他是个神采奕奕的英俊学生。然而,无独有偶,这张照片里的他让人感觉不到是个活人。他穿着学生服跷着脚坐在长椅上,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色的手绢,一如既往地,他笑着。一切让人感到彻头彻尾的造作。用“装腔作势”不足以形容,用“婉转谄媚”不足以形容,用“搔首弄姿”不足以形容,当然用“潇洒伶俐”也不足以形容。而且,仔细端详,这个英俊的学生身上,总是让人感到有种离奇的不和谐。这样不可思议的英俊青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见过。

剩下的那张照片是最离奇的一张。简直已经无法分辨照片里人物的年龄。他看上去白发斑斑。那是在一个极其肮脏的房间一隅(从照片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出,房间三处左右的墙面都已剥落),他在火盆上烤着双手,这次他没有笑。他面无表情,好像是坐着暖手并且就这么死了一样。那真是一张让人悚然的、透着晦气的照片。奇怪的地方并不仅如此。这张照片把他的脸照得相对较大,使我能细细观察他的脸庞。然而他的额头平庸,额头上的皱纹也平庸,眉毛平庸,眼睛平庸,鼻子、嘴、下巴都是那么平庸。唉,他的脸不仅没有表情,而且真的是毫无特点,给人留不下半点印象。就算我只是看着这张照片把眼睛闭上,都会把他的脸忘掉。我能想起房间的墙、小火盆什么的,可是这个房间的主人的脸却悄然消逝在我脑中,怎么也找寻不见。我无法把他的脸画成画,即使是漫画也不能,直到睁开眼睛再看这张照片,我也没有“原来他长这个样子啊”的欣喜。夸张点说,就算睁着眼睛看那照片,我都想不起他的样子,只是单纯地觉得烦躁和不快,下意识地不想让视线停留。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有些这样那样的表情,给人留下些这样那样的印象,但这样的脸就像把杂种马的头安在了人身上,总之,不明缘由地让看到的人战栗作呕,这样不可思议的男人的脸,到现在为止,我同样从未见过。

手记一

我的人生充满羞耻。

对我而言,人们的生活是无法琢磨的。我在东北部的农村长大,很大了才第一次见到火车。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跑上跑下,从未意识到天桥是为了方便行人跨过铁路而设置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在天桥上跑上跑下简直就是最酷的游戏,设置天桥是铁路交通服务中最贴心的一项。然而,后来,当我发现天桥原来只不过是为了方便旅客跨过铁路而修建的实用性建筑时,顿时感到非常扫兴。

除此之外,我小时候在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从未觉得它是因为实际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和天桥一样,我也单纯地觉得地铁是由于在地下行车比在地上行车更与众不同、更有趣而出现的东西。

我从小体弱多病,常常卧病在床。我总是觉得床单、枕套、被套真是毫无创意的装饰,直到快二十岁时,我才得知这些竟然是实用品,我为人们这种毫无情趣的做法黯然神伤。

另外,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饿。不,那不是指我是在所谓的衣食无忧的家庭里长大,不是那么白痴的意思,是我完全不知道“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听起来很奇怪,可是我即使在饿肚子,自己也从来没有觉察到过。小学到初中,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周围的人总是围着问:“是不是肚子饿了?”我记得上学时放学回家也会特别饿,“来点蜜豆吃吧?有蛋糕和面包……”我也就本能地做老好人,嘟囔一句“我好饿”,然后往嘴里扔上十来颗蜜豆。但是,所谓饿的感觉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一点也不曾体会过。

当然,我其实吃得很多。可是因为肚子饿去吃东西,想来却几乎一次也没有过。我吃大家觉得稀罕的食物,我吃大家觉得豪华的食物,去别人家里吃饭,端上来的食物我都是尽量吃到再也吃不下去为止。正是这样,对于小时候的我,最痛苦的实际上却是在自己家里吃饭。在乡下的家里,十来个人把各自的饭菜面对面地摆成两排,作为最小的儿子,我理所当然地坐在最末位。吃午饭的时候,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十几口家人一言不发地吃饭,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折磨。而且,作为乡下的传统家族,配菜大都是一成不变的那几样,因为不能奢望有什么稀罕的东西或者豪华的东西,我越来越害怕吃饭这件事了。在那昏暗房间最末的位上,我冷得瑟瑟发抖,一边小口小口地吃着饭,一边想,为什么人们一日三餐顿顿都要吃饭呢?事实上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仿佛是在进行某种仪式。一家人一日三次,按照既定的时间聚集在这个昏暗的房间,按照正确的顺序摆好各自的饭菜,即使没有胃口也默默地低头咀嚼。我有时真的觉得吃饭本身或许是一种面向这个家中寄居神灵的祈祷。

不吃饭就会死,这样的话在我听来不过是让人生厌的危言耸听。然而,这样的迷信(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由自主地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无时无刻不让我惶恐和不安。人因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必须得赚钱吃饭,对我而言,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艰深晦涩,听起来让人觉得受到威胁的话了。

总而言之,我似乎一点也未曾理解过人们为了生活而奔波这件事。自己的幸福观念似乎和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念都格格不入,这种不安令我夜夜辗转,呻吟,甚至近乎发狂。我,到底是否幸福呢?事实上,我从小到大一直被人说是幸福的孩子,可是我却一直觉得我生在地狱。而且,在我看来,那些说我是幸福孩子的人们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远远,远远比我快乐。

我甚至想过,如果说我身上背负着十种孽缘,其中的任意一个,换作他人,仅此一个也足以取其性命了。

总而言之,我不理解。对于他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我完全没有头绪。那或许是因现实而生的苦恼,或许是能吃饱饭就能解决的苦恼,也或许是连自己的那十种孽缘都无法企及的凄惨的人间地狱,这些,我都看不透。然而,他们即使是背负着这样那样的苦恼,也没有人去自杀,也没有人发疯,他们一如既往地谈论着政党,不绝望,不气馁,顽强地活着。他们不会感到痛苦吗?他们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却自以为理所当然。他们有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吗?那样活着是轻松,但是,难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样子,而且都这样很满意地活着吗?我不知道。他们能安稳恬逸地从晚上一觉睡到早上吗?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梦吗?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想着什么吗?钱?不,应该不仅仅是这个吧。我只听说过人们为了吃饱饭而活着的说法,人们为了钱而活着这样的话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可是,这样想来……嗯,我不知道……越想我越觉得糊涂,越想我越深感恐惧,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异类。我几乎无法和一般人沟通,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说些什么。

正是这样,我选择了逗笑。

这是我想要融入人群的最后的方式了。尽管对人极度恐惧,可是毕竟,我还是割舍不下对人的牵绊,逗笑成了联接我和外界的唯一线索。在外一直拼命演绎的笑容下,是大汗淋漓地使出浑身解数拼死一搏的我自己。

从小时候开始,即使是家里的人,我也丝毫不理解他们有多苦恼,或者是在想什么。我只是害怕,无法承受和他们相处的尴尬时光。我的逗笑能力也一天天变得高明,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变成了不说一句真心话的孩子了。

翻开那个时候和家人一起照的照片,别人都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唯独我自己一定是不自然地咧嘴笑着。这也就是我幼小而悲伤的一种逗笑。

而且,不论家人说我些什么,我也是从来没有顶过嘴的。再小的批评,对于我而言简直都是霹雳一般震耳欲聋,让人抓狂,让我根本顾不上顶嘴。那些小小的训斥,在我看来正是无可争辩的所谓世间一脉相承的真理。我甚至还常常自责,觉得自己连这些真理都不能遵守,简直没有办法和别人一起生活。就这样,我也失去了与别人争执和为自己申辩的能力。有时候别人说我坏话,我也会觉得是我自己会错了意,别人并没有坏的意思,于是我就在极其惶恐中把那些话默默承受下来。

当然,不论是谁,被人批评或者被人发火以后大概都是不会开心的。我更是从那些发火的人的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或者恶龙更凶残的动物的本性。这种本性,尽管人们平时大都有所保留,可是一旦到了特定的时候就会原形毕露地通过发火显现出来。这就好像牛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睡着,突然啪地一尾巴打死落在肚子上的牛虻一样。这种情形总会让我吓得毛发倒竖。当我意识到这样的本性或许也是人活着必不可少的一种资质时,我对自己感到深深的绝望。

面对他人,我总是害怕得浑身发抖,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作为人的言行,我又完全没有一点自信。就这样,我把自己的懊恼深埋在心中的角落里,把那些忧郁和紧张藏了又藏,一味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天真无邪的乐天派,逐步变成了只会逗笑的怪人。

不论怎样,只要能让别人开心就好,那样,即使我活在所谓的“生活”之外,人们也不会太怎么在意了吧。总之,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沙子,自己必须是无形的,像风,像天空。我就这样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通过逗笑让家人开心,不仅仅是家人,即使面对那些更加不能理解的可怕的男女下人,我也是竭尽全力地逗笑他们。

夏天,有一次我在浴衣下穿着红色的毛衣在走廊里走,把全家都逗笑了,连不苟言笑的长兄看了我的样子都笑出了声。“我说小叶,这么穿不太合适啊。”

他说着,语气中充满怜爱。等等,我也不是到了冷暖不知的地步才在盛夏穿毛衣的,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手臂上,让它从袖口露出一截,让人以为我里面穿了毛衣。

我的父亲因为在东京多有公干,一个月的大半时间都在他上野的别墅里住。每回回来都会给家里人,甚至是亲戚朋友带来各种各样的丰厚礼物。说起来,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爱好。

有一次父亲在进京前夜把所有的孩子都召集到客厅,一个一个问大家在他回来时想要他带点什么礼物,然后把孩子们的回答一一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父亲像这样和孩子们亲近,还真是不多见。“叶藏,你呢?”

父亲问。我一下子就结巴了。

每逢被别人问到想要什么的一瞬间,我就什么也不想要。我心里会闪过这样的念头:无所谓,反正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的东西。可是同时,别人给我的东西,就算再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从来不懂得拒绝。面对厌恶的事物不敢明说,面对喜欢的事物,却又像是蹑手蹑脚去偷窃一样深感苦涩,因那些不可言喻的恐惧而感到烦闷。总之,自己连选择好恶的能力也没有,想来这个性格缺陷也最终成了导致我以后所谓“充满羞耻的人生”的重大原因之一。

见到我磨磨唧唧地不说话,父亲脸上变得稍有不快。“到底还是想要书吗?浅草寺外的店里在卖给小孩玩的大小刚好的舞狮子,不想来一个吗?”“不想来一个吗?”在父亲这样咄咄逼人的问话下,我彻底败下阵来了,连随声附和的话都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了,再高明的演技都毫无用武之地。“就给他买书吧。”

长兄一本正经地说道。“哦,那好吧。”

父亲一副扫兴的表情,没有记录就啪的一声把记事本合上了。

多么失败啊!我惹怒了父亲,父亲毋庸置疑会狠狠报复我的。我必须趁现在,在事情不能挽回之前做点什么。那天夜里,我在被窝里一边想一边浑身发抖。我偷偷起床走到客厅,凭着回忆,打开父亲之前放记事本的柜子的抽屉,拿出了那本记事本。我飞快地翻页浏览,找到记录大家想要的礼物的地方,用记事本里夹的铅笔奋笔疾书了三个字,舞狮子,然后赶紧回去睡下了。实际上,书倒是还好,我对舞狮子是一点也没有兴趣。然而,当我意识到父亲想给我买狮子头的时候,我一心为了迎合父亲,让父亲能够重拾笑容,我鼓起勇气在那一夜来了一回潜入客厅的大冒险。

就这样,最终,自己凭借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术如愿以偿地大获成功。过了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孩子们睡觉的房间里听见父亲大声地跟母亲这样说。“在浅草寺外的玩具店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你看,这里,写着舞狮子几个字。哎?我一看这不是我的字啊。我转念一想明白了,这准是叶藏又淘气了。这孩子,我问他的时候,扭扭捏捏地不出声,后来,肯定是觉得说什么也想要这个狮子了。真是的,怎么生了这么个奇怪的小孩。表面装得跟没事人似的,心里想什么倒是要一五一十写得清楚。这么想要,说出来不就好了吗?害得我在玩具店里一个人笑起来了。快把叶藏叫来。”

除此之外,我还跳过舞。我把男女下人召集到家里的洋式房间,让一个男的胡乱地弹钢琴(尽管我家是在乡下,可是这些玩意家里基本都有),自己则随着不着调的音乐给大家跳印第安舞,这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二哥打着闪光灯,给我的印第安舞照相,印出来的照片里,自己的围腰(一块印花的棉浴巾)缝隙里,小鸡鸡露了出来,这又引得大家一阵爆笑。对我自己而言,这应该说又是一次意外的成功经历。

我每个月订着超过十种的少年杂志,另外还让人从东京寄各种各样的书来看。疯狂博士啊,巨树博士什么的漫画我无所不知,传说啊,评书啊,相声啊,江户轶事啊我也都相当精通。我常常用一本正经的表情讲搞笑的事,由此也没少把大家逗笑过。

可是,啊,学校!

我在学校里是颇受人尊敬的人物。然而被别人尊敬这样的观念却又让自己相当恐惧。我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但是却被唯一一个全知全能的人识破,落井下石,让我深陷生不如死的尴尬。这就是我所定义的“被人尊敬”的真实状态。即使能凭借骗人“被人尊敬”,总有一个人看得到真相,很快地,这一个人就会告诉所有那些被骗的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以后,该是多么咬牙切齿地痛恨我呢?光是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比起我出生在有钱人家的这个事实,被人俗称为“天才”更让我在学校中受人尊敬。我从小体弱多病,常常一两个月,甚至几乎一学年卧病在家,不去上学。可是,每次我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坐着人力车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我却都能展示出比班上所有人都强的所谓“天才”。即使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上学也是完全不学习的,上课的时间,我画画漫画,休息的时间,我就把画好的漫画解释给班上的同学听,逗他们开心。作文课上,我净写一些荒诞滑稽的故事,被老师警告,自己也不改,因为我知道老师们其实暗地里都是盼着读我的那些滑稽故事的。有一次,我按照惯例写了作文,我用失落的笔调写了母亲带我去东京的路上我把尿尿在列车过道的痰缸里的窘事(实际上,去东京的那会儿,我早就知道痰缸是用来方便人们吐痰用的,我只是故意这样写,卖弄孩子的天真)。我把作文交上去,自信地觉得一定能把老师逗笑。为了验证结果,我就下课以后偷偷跟着老师。果然,老师一出教室就把我的作文从班里同学的作文里挑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开始读,一边读一边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就这样跟着老师走到了教研室,老师大概是读完了我的作文,开始放声大笑起来。我看着他迫不及待地把我的作文拿给其他老师看,心里无限满足。

调皮。

我成功地让别人觉得我调皮,以此摆脱了受人尊敬的束缚。我的成绩单上每门学科都是十分,可是唯独操行一栏时而七分,时而六分,这也是家中的爆笑笑料之一。

然而我真正的性格却和调皮什么的正相反。那时候的我,甚至被男女下人们调侃和欺负。我到现在也一直觉得,对年幼的孩子做出那样的事情,简直是为人最丑恶最卑劣最残忍的犯罪。然而当时的我选择了忍让,只当是学到了又一种人性,无力地笑笑,不了了之。如果自己懂得凡事说真话,或许能够无所畏惧地把他们的恶行告诉父母。可是那时我连面对自己的父母也无法敞开心扉,我觉得即使告诉父亲,告诉母亲,告诉警察,或者告诉政府,到头来都是一样。世上的真相大致都是被那些老油条们按照所谓的理所当然编造出来的。

我的经验证明,凡事总是要有一方忍让。希望别人来主持正义终究都是无益的尝试。我到底还是选择不说真话,凡事忍让,然后继续逗笑别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或许有人会笑我,呦,你是在宣传人不可相信的理论吗?嘿,你什么时候入了基督教了吗?可是我觉得对人的不信任,并不一定是要通向宗教的。现在的人,包括那些在笑我的人,心里没有耶和华也没有任何别的,不都是在相互的不信任中,漫不经心地活着吗?在我幼年的时候,父亲所属政党里的知名人物来我们这演说,我被家中的下人们带着去剧场看。剧场座无虚席,城里凡是和父亲有交情的人都来了,大家拼命地拍手喝彩。可是当演讲散场以后,听众三五成群地走在夜晚下雪的街上,大家又都把刚才的演讲贬得一文不值。那些声音里不乏和父亲有交情的那些人。那些所谓的父亲的“同志们”用听起来愤愤不平的口气说着父亲的开场致辞有多么多么拙劣,说着那个知名人物的演说有多么多么不知所云。然而当那些人特地转到我家,进到客厅见到父亲,又一改口风,一脸诚心诚意地开始说今晚的演讲有多么成功。就连家里的下人——尽管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都纷纷感叹世上没有比演讲更无聊的事了——当母亲问起演说的情况,他们都会面无表情地说:真是很有意思。

然而,这不过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人们彼此互相欺骗,然而各自又不可思议地完好无伤,彼此甚至仿佛连欺骗这种事都不曾察觉。在我看来,像这样的大家相安无事、和气融融地彼此不信任在人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并不是特别在意欺骗这种行为,毕竟我自己都是每天靠逗笑别人活着,从早到晚都在欺骗别人。我并不追求圣贤的经典著作里面的仁义道德。我只是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能够一边互相欺骗,一边相安无事、和气融融地活着,或者为什么能够有自信这样活着。没有人告诉过我其中的奥妙。如果我能明白这一点,也许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害怕别人,像现在这样拼命地迎合别人了吧。如果我能明白这一点,也许我就不用生活在完全和尘世对立的一面,每夜像身临地狱一般辗转反侧了吧。总之,我没有把下人的那些可憎的犯罪告诉任何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自己对人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因为人们把叫作叶藏的我堵在了信任的外壳之外,就连父母也常展现出令我不解的一面。

我的这种由生而来的忍辱负重的孤独气质,本能地吸引了很多女性。现在看来,这也正是我之后那些纷至沓来的不幸的诱因之一。

因为我在女性眼中,是一个能够保守感情秘密的男人。

手记二

在海边,波浪几乎能够打得到的地方,二十几棵树皮黝黑的山樱枝繁叶茂地排列着。新学年伊始,山樱褐色的新芽稚嫩伏帖,在海的背景下,绚烂的樱花随之绽放。又到了樱花如雪的季节,微风拂过,无数花瓣被吹散在海里,随着水波飘荡,渐渐地又被推回岸边。这样遍地樱花的沙滩,被划到东北的一所初中作为校园的一部分。我在没作什么考前准备的境况下,竟然顺利地考进了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制服的纽扣上,帽子的徽章上,樱花的纹样也如这春天的樱花一般绽放着。

有一个算是远房亲戚的,就住在学校的旁边。父亲帮我选了这个海边的樱花初中,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父亲让我寄宿在这个远房亲戚的家里,因为他家就在学校旁边,我甚至听到早操的铃声才跑着出门上学。尽管我是这样一个不思进取的初中生,可是凭借着我逗笑的功夫,我也一天天地成了班上的红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所谓远走他乡。在我看来,他乡可是比自己的故乡好玩多了。想来,这或许也是因为自己逗笑的伎俩日益精进,骗人也不像以前需要煞费苦心的缘故吧。然而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就算再有演艺天分的人,即使是神的儿子耶稣,在面对亲人和外人,在故乡和他乡,表演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演员,在自己家乡的剧场是最难发挥出水平的,更何况是换成上上下下聚集一堂的家里,再好的演技也是空谈了吧。然而我就是在这样最困难的环境中练出来的,而且还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像我这么专业的演员,又到了他乡,就算再疏忽大意也是不可能出多大纰漏的。

尽管在我内心深处,对人的强烈恐惧比起在家的时候丝毫未减,可是因为演技的精进,我总是成为班上的开心果。这个班如果没有大庭,该是多好的一个班啊。老师嘴上这么念叨着,却又用手捂着嘴笑个不停。连那些天天用雷声一般的大嗓门嚷嚷的分配到学校里的军人,我都能易如反掌地让他们笑喷出来。

正当我心满意足地觉得已经把真实的自我完美地包装起来的时候,自己却着实意外地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那个捅我刀子的人却出人意料的平庸。他在班上身体最瘦弱,面孔肿胀发青,成天穿着家里别人留下来的、圣德太子的水袖一般的、袖子长半截的旧衣服。他学习一塌糊涂,军训课和体育课都是在一边观战,像白痴一样。正因如此,即使是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由得对他疏于了防备。

那天,体育课上,那个叫竹一的学生(姓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名字大概是叫竹一),按往常一样站在一旁看我们练习单杠。我故意摆出一副体操选手的严肃表情,注视着单杠,嘿的喊了一声跳起来,然后三不粘地像跳远一样飞了出去,在沙地上着实地摔了个大屁蹾。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的出洋相。当然,大家都被逗笑了,在笑声里,我一脸苦笑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可就在这时候,竹一竟不知不觉地站在我身后,他戳了戳我的后背,低声细语地说:“故意的,故意的。”

我被彻底震慑了。我从未料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局竟会被人看破,更不用说是被竹一。那一瞬间,我仿佛坠入了地狱,被炙热的烈焰所包围。我几近崩溃的边缘,想声嘶力竭地呐喊。我咬牙切齿地强忍住内心的抓狂,才算没有爆发出来。

充满不安和恐惧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表面上,我一如既往地演戏逗大家开心,背地里,我却常常在不觉间苦闷地叹气。不论再怎么样的表演,在竹一面前都只是一戳即破的闹剧。这样一来,早晚有一天,我的这些秘密一定会不胫而走,被传得人尽皆知。我只要这么一想,就会出一头冷汗,我会像疯了一样地瞄着四周,察看哪怕蛛丝马迹的可疑动向。如果可能,我真想二十四小时守在竹一身边防止他把秘密走漏出去。我要一边天天缠着他,一边想尽办法让他觉得我所有的逗笑都不是所谓演戏,而是真的。只要能成功阻止他,我甘愿把他拉成我最好的死党。但是,如果这些都失败了,我甚至一味地想过只有期盼他能早死。然而,即使如此,我却从未动过要杀他的念头。对我而言,从小到大,尽管我几度希望死在别人手里,但是杀人这样的想法却一次都没有过。面对那些让我害怕的人们,相反地,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为了拉拢竹一,首先,我在脸上堆满了虚伪的、虔诚信徒一般“温柔的”媚笑,一边用右手轻轻地揽着他瘦小的肩膀,一边朝右三十度左右向他歪着头,用撒娇的猫咪一般甜腻的声音,几次三番地请他到我寄居的家里来玩。可是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我不理不睬。终于,大概是初夏的一天放学时,我找到了机会。那天,傍晚的阵雨哗哗地下着,学生们正愁着如何回家,因为自己住的地方就在学校旁边,所以我就像没事人一样向外跑。正要出门,我一眼看见竹一孤零零地倚着鞋柜站着。“跟我走,我借你伞。”我跟他说着,还没等他犹豫,我一把抓起他的手跑向了雨中。到了家,我拜托阿姨把我俩淋湿的上衣拿去晾着,就这样,我成功地把竹一骗到了我在二楼的房间里。

我住的家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一个三十左右戴眼镜的貌似抱病在家的高个子姐姐(这个女孩,曾经嫁出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这个家里。我学着家里别人的叫法,管她叫大姐),和一个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跟姐姐不同、矮个圆脸的叫小节的妹妹。一家三口人,在楼下的店面里卖些文具、运动用品什么的,但是主要的收入似乎是已过世的老爷建成留下的五六间房的房租。“耳朵好疼。”

竹一还没坐下就说。“灌了雨水,当然会疼了。”

我看了看他的耳朵。他的双耳里充满污秽,脓血简直快要流到耳朵外面来。“这可真够呛。肯定很疼吧。”

我夸张地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下着雨就把你拉出来,是我不好。”

我用女生一样的口吻温柔地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了棉花和酒精。我让竹一侧躺在我的大腿上,专心致志地开始给他掏耳朵。被我这样一搞,即使是竹一,也丝毫没有觉得这是我伪善的伎俩。“你这家伙,一定会有女人迷上的。”

他躺在我的腿上,漫不经心地奉承了我一句。

多年之后我返回头去看,竹一的这句无心之辞竟出人意料地成了恐怖的恶魔的预言。迷上别人,或者被人迷上,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异常低俗,不正经,充满了卖弄。如果在所谓的“严肃”场合无心地这样说,眼见着就会破坏郑重的气氛,让人严肃不起来。可是如果把“桃花劫”这样的俗话换成“被爱的不安”这样的文学用词,却一下子又与严肃那么贴切。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帮竹一掏着耳朵,听他说着“你这家伙会有女人迷上”这种不着边际的奉承话。当时的我,尽管只是羞赧地笑笑,什么也没有说,但在我心里却隐隐觉得有点道理。一听到别人说“会有人迷上”这种粗俗的话语就变得沾沾自喜,还“隐隐觉得有点道理”,听起来似乎是在发出愚蠢的感怀,连相声里惹人发笑的少爷都不会说。但我的隐隐觉得有点道理,当然并不是怀着那种玩世不恭的沾沾自喜。

在我看来,人类中女性要远比男性更加难以捉摸。自己家里,女性的数量比男性多,而且亲戚里也有好多是女孩子,再加上之前说过的那些对我犯下“恶行”的女性下人,说我从小就是跟女的一起玩大的一点也不算过分。但事实上,我和那些女人们相处时如履薄冰,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做。我糊里糊涂地时常踩到老虎尾巴,然后落得遍体鳞伤,那些伤口和从男性那里得到的鞭笞不同,都是些让人痛不欲生的难以治愈的内伤。

女人时而拉近我,时而推开我。她们人前藐视我,冷淡我,而当人都走了,她们又与我紧紧相拥。我时常觉得女人是否是为睡眠而生,因为女人总像死人一般睡去。这些都是我在幼年时代观察到的很多女性的特质,此外还有很多。总之,我觉得女人和同为人类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陪伴着我,让我难以捉摸又无法掉以轻心。“被她们迷上”或者“被她们喜欢”这些表述对我一点都不合适,倒真不如“被她们陪伴”这种说法更加贴合我的真实情况。

比起男人,女人更喜欢被人逗笑。我再怎么演戏,男人也不至于每天都看着我笑个不停,我自己也深知太得意忘形演过头了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总是注意在演得差不多的时候赶紧收尾。然而女人在这方面根本没有节制,她们一分一秒,每时每刻都希望我逗笑她们。为了应付女人无穷无尽的返场要求,我真是累得精疲力竭。女人可真是爱笑。不知为什么,女人总是比男人能够收集更多的快乐。上初中的时候照顾我的这家的姐姐也好,妹妹也好,只要一有空就会到我二楼的房间来。我每次都会被她们的突然造访吓一大跳,然后战战兢兢地问:“做功课?”“不是。”

我微微抿嘴一笑合上书。“今天呢,学校里,有一个叫棒槌的地理老师……”

然后开始打开话匣子说起一些言不由衷的好笑的事。“小叶,戴上眼镜看看。”

一天晚上,妹妹小节和大姐一起到我的房间里来玩,让我几次三番表演逗笑之后,他们又想起了这么一出戏。“为啥?”“好啦,试试嘛,快去跟大姐拿眼镜。”

她们从来都是这样野蛮的命令口气。于是,影帝就这样乖乖地戴上了大姐的眼镜。一瞬间,两个女孩就笑翻了。“太像了,简直和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在日本,外国喜剧明星哈罗德·劳埃德深受大家的欢迎。

我举起一只手:“各位!”

我说,“这次,为了各位日本的忠实粉丝……”

一句开场白又是把两个女孩逗得大笑不止。就这样,以后凡是城里有劳埃德的电影上演,我每次都会去看,边看边偷偷研究他的表情举止。

还有一次,一个秋天的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大姐像小鸟一样飞快地跑到我房间里来,二话不说就倒在我的被窝上哭了起来。“小叶啊,你一定会救我的,是不是?这家真是待不下去了,陪我一起走吧。救我,小叶救我。”

就这样,她说着胡话,又开始哭。不过还好,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女人这样发疯。我对于大姐的一些夸张言辞并不感到吃惊,反倒是觉得有点空洞老套让人听得不耐烦。我爬出被窝,剥开桌上的柿子,递给了大姐一片。大姐哽咽着把它吃了。“有好看的书吗?借我。”

她说。

我从书柜上拿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了她。“谢谢你的柿子。”

说完,大姐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走了。包括大姐在内的所有女人,到底是以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在活着啊?思考这个问题,简直就像揣摩蚯蚓在想什么一样,复杂而麻烦,我真有些吃不消。然而,凭着从小到大的经验,每逢女人那样突然哭起来的时候,只要给她们来点甜的东西,她们吃了大概就都没事了。

妹妹小节也是一样,甚至连她的朋友都会领到我的房间里来,让我像往常一样逗她们开心。可是当她的朋友走了,小节却无一例外地开始说她朋友的坏话,大概就是说那个孩子是不良少女,一定要多加注意之类的东西。既然这样,不带回家来不就好了嘛。拜这两个姐妹所赐,我的房间里来的几乎都是女性客人。

然而,这和竹一奉承我的“会有女人迷上”还相去甚远。那时候的我,说到底,不过是日本东北的哈罗德·劳埃德。竹一那漫不经心的奉承,变作阴暗的预言,以活生生的灾难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在那之后好几年的事情。

除了那个预言,竹一还留给我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礼物。“这是妖魔的画。”

曾几何时,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里玩,得意地让我看一幅他带来的彩色印刷的卷头插画。

我看了心中一惊。现在看来,那一瞬间早已注定了自己今后的沉沦。我看过那幅画,那不过是人尽皆知的凡·高的自画像。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法国所谓的印象派在日本特别流行的时候。欣赏外国绘画,大概都是从这些人的作品开始,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这些人的画的印刷版本,即使是乡下的初中生也大概都见过。像我,更是看过好多凡·高作品的彩色印刷版。尽管我对他巧妙的用笔和鲜明的色彩充满兴趣,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这是什么妖魔的画之类的事情。“那这个怎么样。难不成也是妖魔的画?”

我从书架里拿出莫蒂里安尼的画集,给竹一看那幅著名的有着古铜色肌肤的裸妇像。“太厉害了!”

竹一目瞪口呆地感叹。“就像地狱里的马一样。”“果不其然,还是妖魔的画哈。”“我也想,画这种妖魔的画。”

对人本身充满无限恐惧的那些人们,反而越想亲眼看到那些真正可怕的妖魔。越是神经敏感、唯唯诺诺的人们,越是祈求暴风骤雨的降临。啊,这些画家在世间被人这种妖魔所伤害,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开始相信幻觉。光天化日下,他们眼前都是活生生的妖魔,然而,他们对此毫不掩饰,他们竭尽所能画出自己的所见,正如竹一所说的,勇敢地画出了这些妖魔的画。他们真是我的榜样,我想着,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我也会去画,画这些妖魔,画地狱的马。”

我不知缘由地用最小的声音跟竹一说。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绘画,喜欢看也喜欢画。然而,我画的画并没有像我写的作文一样得到大家的好评。但是,我从来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对我而言,作文什么的只不过是讨好别人的工具,就算从小学到高中都以此博得了老师的欢心,我本身对作文却一点也没有兴趣。比起写作,倒是画画(漫画什么的不说),我一直坚持自己初出茅庐的风格,在练习上花了相当多功夫。学校里的绘画模板实属无聊,老师的画又没什么水平,无奈之下,我就自己胡乱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画法。可是进入初中,即使我已经有了全套的油画用具,即使我在技法上尽力模仿印象派的画风,我画的画还是像遍地都是的招贴画一样平淡无奇,难登大雅之堂。竹一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让我觉得至今为止我对绘画的认识仿佛都是错误的。我在愚昧而天真地竭力还原那些我感到美的事物的时候,大师们却在凭借主观意识创造美,在令人作呕的丑恶事物面前丝毫不隐藏自己的兴趣,一心沉浸在表现的快乐之中。由此,我按照从竹一那里学到的朴素的绘画的真谛,完全不再在意世人评价。我背着那些常来找我的女人,开始一点点地创作我的自画像。

让自己也不寒而栗的阴暗画像出炉了。然而,这正是深藏心底的真实自我。我也不得不偷偷承认,外表阳光的乐天派,大家的开心果的我,实际上却有着一颗如此阴郁的内心。可是,这画像,我确实不敢给除了竹一以外的任何人看,一方面,我怕别人看穿我在逗笑下掩藏着这样阴暗的内心而对我产生戒备,另一方面,我也担心他们看不出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反倒认为这是我开发出来的新鲜的逗笑,成为大家的笑谈,那可真是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完成以后,我把这画赶紧藏到了柜橱的最里面。

另外,在学校的图画课上,我也是把这种“妖魔画法”封印起来,一如既往地用着还原美好事物的平庸技法画画。

我安心地给竹一看了我的自画像。因为只有在他面前,我才能毫无保留地展示我那容易受伤的神经。得到了竹一的大加赞赏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地画了好几幅妖魔的画。“你这家伙,一定能成为伟大的画家。”

这是我从竹一那得到的又一个预言。

加上我会被女人迷恋的那个预言,竹一的这两个预言深深印在了我心里,跟随我来到了东京。

我原本打算上美术学校,可是父亲却一直希望我上高中,最终能够上大学成为一个政府官僚。父亲这么吩咐了,我不敢说一个不字,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答应了。父亲让我四年级开始就试考高中,正好我在海边的樱花初中四年也差不多玩腻了,当我考取了东京的高中,就没上五年级,四年级一结束就毕了业。我很快住进了学校的宿舍,但是却受不了那里的肮脏和野蛮,根本就没办法去逗笑别人,于是让医生开了一张肺浸润的诊断书。就这样,我搬出了宿舍,住进了父亲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里。我,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集体生活。青春的赞美、年轻人的骄傲这样的话更是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和所谓的高中生精神格格不入,在教室里、宿舍里的那种让人感觉透着色欲的、垃圾堆一般的氛围里,连我近乎完美的逗笑,也毫无用武之地。

议会休息的时候,父亲每个月有一两个星期在这座别墅里度过。父亲不在的日子里,偌大的别墅里就剩下我和看门的老夫妇三个人。我有事没事就翘课,可就是这样,我也提不起兴趣去逛逛东京什么的(眼见高中就要毕业,可是我连明治神宫、楠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武士墓都没去看过)。我成天泡在家里,要么读书,要么画画。父亲一进京办事,我就每天慌慌张张地装出一副去上学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去本乡千驮町的油画家的画塾,或者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里,三四个小时地练习素描。自打从学校的宿舍搬出来以后,去学校上课,我也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旁听生一样成了班上的外人。尽管那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可是我却渐渐越来越抵触,最终变得害怕去上学了。终于,小学、初中、高中就这么一晃就过去了。自己落得连爱校心是什么都不明白,校歌什么的更是一句也没背得。

不知什么时候,我通过画塾的学生接触到了烟、酒、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听起来奇怪,可是事实却恰恰就是这样。

有个画塾的学生叫堀木正雄,在东京的市井出生,比我大六岁。听说他从私立的美术学校毕业,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就到画塾里继续学习油画。“能借我五块钱吗?”

我只是见过这个人,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讲过。我一时间慌了神,不知所措地给了他五块钱。“好,喝酒去。今天我请你,可以吧?”

我半推半就,最终被他拖到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小酒吧。我和他的来往从此开始了。“好久以前我就开始注意你了。对,对,就是这种腼腆的微笑,前途无量的艺术家才有的表情啊。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兄弟了。干!绢小姐,这家伙帅吧?小心被迷住哟。因为这家伙来了画塾,很遗憾,我只能沦为二号帅哥了。”

堀木长着一张端正的小麦色的脸。他穿着画塾学生里不多见的正式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打着发蜡的头发齐齐地从中间分成两半。

或许是由于在我不熟悉的地方,我紧张得一会交叉着双臂,一会又松开。我只是一味腼腆地笑着。可是奇怪的是,当两三杯啤酒喝下肚,我竟然觉得自己渐渐放开了,变得轻松了很多。“我,本来是想着进美术学校的……”“别价,太没劲。那种地方,没意思。学校什么的,都没意思。我们的老师啊,尽在大自然中!对大自然的激情!”

然而,他说的这些,我从来就没认真地听进去过。我觉得他就是白痴一个,画的画也一定好不到哪去,可是作为玩乐的狐朋狗友,可能还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对当时的我而言,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上的小混混。他和我不是一路人,但是我俩都是在迷茫中生存,完全游离在现实生活之外,从这点来说,我们又确实得归为同类。只是他毫无意识地逗笑别人,完全感受不到逗笑的苦痛,这点和我有着本质的不同。

只是玩乐而已,我跟他只是酒肉之交。我心里一直看不起他,我甚至为自己和他交往感到丢人。可是,就这么和他混着混着,终于,连他都把我打败了。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这个男的不错,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在东京他是个不错的向导,连我这种害怕与人交往的人都能完全放下防备,放心跟他去玩。实际上,如果我是一个人,乘电车我会害怕列车员,去歌舞伎剧院我会害怕正门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侧站成排的迎宾小姐,去餐厅我会害怕默默站在我背后准备撤盘子的服务生,特别是在结账的时候,啊,简直不敢想自己那种生疏的动作。买东西交钱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舍不得花钱,是因为特别紧张,特别不好意思,特别不安而害怕,我常常会感到头脑发晕,眼前发黑,几乎要疯掉。哪里顾得上砍价,找的钱不说,甚至是买的东西我都常常忘了拿。其实也因为我一个人真的是在东京寸步难行,我才不得已整天泡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然而,只要把钱包交给堀木,和他一起出去,一切就截然不同。他很会砍价,而且会玩。他知道如何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比如他带着我不坐出租车,改乘电车、公共汽车、渡轮等各种别的交通工具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比如一早从妓院回来,他亲身教我中途停经某某饭馆,泡个晨浴,喝个酒吃个汤豆腐,不但没花多少钱,而且很享受。还有别的,他告诉我路边摊的牛肉饭和烤鸡串又便宜又有营养,向我保证没有比电子白兰地让人醉得更快的酒等等。总之,有了堀木,对于结账这件事,我是再也不用感到恐怖和不安了。

除此之外,和堀木交往受益匪浅的是,堀木根本不管对方的感受,二十四小时激情四射(那些激情本身或许就是不顾别人感受的表现)地满嘴跑火车。两个人走得累了,也根本不用担心落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中。面对别人时,本身就不善言辞的我,因为担心冷场,总是拼命地演戏逗笑别人。现在堀木这个白痴,无意识地就自己把我逗笑的角色担了过去,我都不用怎么仔细回话,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只要时不时地笑着说上一句“不会吧”就够了。

渐渐地我明白了,烟、酒、妓女,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时,都是能分散我对人的恐惧的相当好的方法。我甚至开始觉得,为了这些,即使花光一切我也心甘情愿。

在我看来,妓女这种人就像弱智或者疯子,既非常人,也非女性。和她们同床共枕反而让我觉得安心,能够安稳睡去。她们没有半点贪念,这一点甚至让我觉得她们可怜。不知她们是否也对我抱有同类的亲切感,总是毫不吝啬地自然地对我好,那是没有半点所求的好意,没有半点强买强卖的好意,面向或许再也不会重逢的人的好意。有些夜晚,我真的在这些弱智或者疯了的妓女身上感受到了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光芒。

就这样,我为了逃避对人的恐惧,为了求这仅此一夜的安生,去妓院里,找这些恰和自己“同类”的妓女。然而,玩得多了,不知不觉之中,我身上开始下意识地散发出一种让人不自在的气质。这真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所谓“后遗症”。这种“病症”渐渐鲜明地在外表上浮现出来,被堀木调侃过以后,我不由地愕然,觉得恶心。别人看来,通俗来讲,就是自己通过找妓女玩了不少女人,最近猎艳的水平明显上升了。据说找妓女来练习情场功夫,是最难也最有成效的方法。我身上沾染的这种“花花公子”的气息,让无数女性(不单是妓女)本能地被我吸引,闻风而来。作为“后遗症”的这种猥亵的、不知廉耻的气质,已经远远地埋没了我那求一夜安生的初衷了。

堀木跟我说的话也许是半带奉承,但是,我自己也亲身遇到很多让我喘不过气来的事情。比如,我记得酒吧的女招待曾经给我写过幼稚的情书;樱木町的别墅邻居将军家二十岁左右的女儿,每天早上都会画化着淡妆,在我上学的时间,有事没事地在我家门口转悠;“去吃牛肉吧”,即使自己一言不发,那个女店员都会……再有,经常去买烟的店老板的女儿会在递给我的烟盒里……再有,去看歌舞伎吧,邻座的女孩……再有,自己醉倒在深夜的市内电车上……再有,意外收到家乡亲戚的女儿寄来的写满思念的信……再有,不知是哪个女孩趁我不在的时候送给我亲手制作的偶人……以上这些,因为我的置之不理,都一一无疾而终,没有一点后话。不是我信口胡诌地吹牛,这种附着在我身上的,让我身边的女人心驰神往的气质令我无法否认。自从被堀木这种人指出这一点,我就感受到一种近乎屈辱的痛苦,自此,也就对去妓院找妓女很快失去了兴趣。

此外,一天,堀木为了爱慕虚荣赶时髦(到现在我也从堀木身上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还带我去了一个自称什么共产主义读书会(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叫R·S什么的)的地下研究会。对堀木而言,可能带我去这个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也不过就是一直以来“东京向导”的一部分罢了。他把我介绍给所谓的“同志”,让我买了一本宣传手册,然后我们就听一个长相奇丑的领头的青年人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我感觉那些东西我似乎早已看穿,比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内心深处无疑还藏着更加艰深、更加恐怖的东西。这些东西用欲望无法充分形容,用虚荣无法充分形容,色和欲两个加在一起,也无法充分形容,具体是什么尽管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人世的最深处,让我感觉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什么更加光怪陆离的东西。对于被那种光怪陆离的东西完全吓倒的我,尽管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然地承认所谓唯物论,可是通过唯物论我并没有摆脱对人的恐惧,像眼见春天的新芽带来希望一样感到欣喜。但是即便如此,我却一次也没有缺席过R·S(我记得是这个名字,但也有可能不是)的各种会议。我看着“同志”们像处理一等一的大事一样,摆出郑重其事的表情,潜心研究那些不比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等算术复杂多少的理论,觉得搞笑得不行。我用自己最擅长的逗笑本领努力让大家开心,由此打破研究会的沉闷气氛。就这样,渐渐地,我也毫无争议地成了这个地下组织不可或缺的开心果。那些单纯的青年人或许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和他们一样单纯、搞笑的乐天派的“同志”,如果真的是那样,我简直是从头到尾都在哄骗这些人。我不是他们的什么“同志”。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不缺席,一如既往地逗笑这里的人们。

我是因为喜欢才这样做的。我挺欣赏这里的人们,当然,这种欣赏并不是因为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而生的情愫。

不合法,这才是让我偷偷乐在其中的原因,这里简直让我乐不思蜀。世间那些所谓合法的东西,反而让我觉得恐怖(他们让我感到深不可测的强大),我摸不透其中的奥妙,在所谓合法的没有窗户、阴冷刺骨的房间里,我如坐针毡。即使外面是不合法的汪洋,我也会奋不顾身地跳出去游泳,直到最后一口气,这样让我觉得快活得多。

有一个词叫“渣滓”,被用来瞧不起那些在人世中失败、破落、道德丧失的人。然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天生的渣滓,当我见到那些被世人戳着脊梁骨说是渣滓的人时,心里总会不由地心生同情,那样的同情甚至会让我陶醉。

还有一个词叫“犯人意识”。这个尘世中,一方面我的一生被这种意识折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却或许早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像我的糟糠之妻一般在孤独中与我为伴,陪我嬉戏人生。我还听说过一句俗话,叫“腿上有伤怕人知”。那样来看,我的伤,早在我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自然地长在我的一条腿上,长期以来,不要说治愈,那伤却是越发加深,几乎发展到了骨头。尽管疼痛让我夜夜如临十八层地狱(这么说或许听上去很奇怪),可是这伤却渐渐地变成了比自己的血肉还让我亲近的存在。与其说那伤带来了疼痛,不如说那伤带来了温情,只让我觉得像是爱的缠绵耳语。对于这样的我,那个从事地下运动组织的氛围,只会让我觉得安心而自在。总之,比起运动本身的目的,我感觉运动的性质更合我的心意。至于堀木,他不过是个一无所知的看客,自从把我介绍进组织的那一次开始,就冠冕堂皇地借口说马克思主义在关注生产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消费方面的视察,从此再也不跟组织接触,有事没事只想着拉我出去一起进行所谓消费方面的视察。想来,当时真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像堀木这种为了虚荣的时髦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这种只是因为中意这种不合法的氛围,赖在组织里的人。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被真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揪出来,他们肯定会对我们大发雷霆,把我们作为卑鄙的叛徒即刻扫地出门吧?然而,我,甚至连堀木都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尤其是我,比起在合法的绅士们的世界里,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反而更是如鱼得水,大显才能。我被看成是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以各种被他们过度渲染的秘密重任。而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的各种任务,每次都是欣然接受,也从来没有因为办事不利索而失误,被狗(同志给警察的称呼)怀疑,抓去审问。我一边自己笑着,一边也逗别人开心,就这样算是顺利无误地干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危险的事(这些搞地下运动的家伙,会像有多大事一样地紧张,仿佛在演绎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以极高的警惕性,对交给我的傻子都会办的芝麻大点的小事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自己成了党员被抓起来,以后终生都要在监狱度过也无所谓。在我看来,比起我现在每天都害怕世间人们的“真实生活”,每夜在无眠的地狱中呻吟,监狱对我而言,也许更能让我过得开心。

父亲住在樱木町的别墅时,不是会客,就是外出,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三四天我们都见不上一面。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害怕父亲,对父亲敬而远之。我甚至想过干脆从这个家里搬出去,找个寄宿家庭什么的,但是我说不出口。就这样,终于,我从别墅看门的老大爷那里听说父亲打算把这个别墅给卖掉了。

父亲作为议员的任期行将期满,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父亲也没有打算再继续参选。父亲已经在故乡建了一栋隐居的住所,而且对东京似乎也没有什么留恋。他估计是觉得留着宅子和佣人只给我一个高中生用实属浪费(和世间别人一样,父亲怎么想的我也搞不太明白),总之,这栋别墅很快就易主他人,我呢,则被迫搬到本乡森川町一个叫仙游馆的老旧寄宿家庭的昏暗房间里,生活上也一下变得拮据起来了。

在那之前,尽管父亲每个月给的定额的零用钱到我手里两三天就会用光,可是因为家里总是备着烟、酒、奶酪、水果,日常生活一点也没有问题。书啊,文具啊,还有和穿相关的各种东西,都可以到附近的店里用所谓“记账”的方法赊来,即使是我请堀木吃个荞麦面或者炸虾饭,只要在父亲经常光顾的店里,不掏腰包就走也不会怎样。

然而一下子到了寄宿家庭开始自己生活,当所有的费用都要从那每月定额的零花钱里挤的时候,我慌了。寄来的钱依旧是两三天就不见了,我慌得手足无措,几近抓狂。我给父亲、哥哥、姐姐轮番地发电报要钱,然后再写信细说自己的窘境(信里哭诉的情况净是些为逗笑他们而胡编乱造的剧本。求人之前,必须先博人欢心,我是这么想的)。另外,我还被堀木怂恿,走投无路地开始去当铺换钱。但即使如此,钱还总是不够花。

说到底,自己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寄宿家庭里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待在寄宿家庭的那间房间里,我觉得随时会有人窜进来,把我一击毙命。就这样,我尽量出去,要么帮助那个地下组织的人做事,要么和堀木一起出去转悠,喝点便宜酒。与此同时,我的学业和画业双双荒废。直到我高中入学以来的第二年十一月,闹出和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殉情的事件,我的生活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直以来,尽管我常常翘课,一点也不学习,可是我偏偏总能像事先知道考试答案一样拿个不错的成绩,在故乡的家人那里蒙混过关。然而,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终于,因为出席日数不足等原因,学校给故乡的父亲秘密地打了报告。我从作为父亲的代理的长兄那,收到了长篇大论的警告信。尽管如此,比起这个,没有钱,以及那个组织的任务已经到了由不得我三心二意地繁忙剧烈的境地,这两件事更让我直接地痛苦。说是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总而言之,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学校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行动队队长这个职位落在了我身上。说要搞武装起义,我就买了小刀(现在想起来,那刀脆得连削铅笔都不够),放在雨衣的口袋里,然后满世界跑,进行所谓的“联络”。我真想好好喝一顿酒,睡个好觉,但是,没有钱。可是P(我记得我们用这样的隐语代替党,但是也可能不对)那边却一件接一件让我喘不过气来地给我下任务。我一直孱弱的身体真的是已经吃不消了。我本来就只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帮这个组织做事,现在闹到假戏真做,让我忙到要死,我是真的做不下去了。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找你们直系的人干这些事,我忍不住对P的那些人产生了这种厌恶的情绪,就这么逃走了。然而逃走以后,我的心里却着实不好过,我选择了去死。

那时候,对我暗送秋波的女人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寄住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这个女孩,每次在我帮那个组织做完事,累得半死地回来,晚饭也没吃就睡下以后,就会拿着信纸和钢笔到我的房间里来。“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和妹妹太吵了,没办法好好写信。”她说。然后就这么在我的桌子上一趴一个多小时写信。

我原本可以不理不睬地就这么睡过去,可是因为看得出她特别希望我和她讲话,尽管我是没有半点想聊天的心情,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逆来顺受、为人服务的精神,不顾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一鼓作气翻过身来趴在地上,点上烟:“听说有个男的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呢。”“呦,真是的。是你吧?”“我的只够煮牛奶而已。”“好样的,那你就喝吧。”

这个女的能不能快点走啊,我想,说写信什么的,根本都是些幌子嘛,这么半天,她肯定一直都是在用假名画脸谱。“给我看看。”

我心里想着我死也不看那信,嘴上这么一说。“不行,你讨厌,不行,你讨厌!”看着她那自作多情的高兴样,真是丢人,我越发忍不下去了。我想着,我得给她找点事把她打发走。“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去铁路旁边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实在太累了,脸上像发烧似的,让我反而睡不着。不好意思。钱,我……”“不用啦,钱不钱的。”

她高兴地起身走了。吩咐女人办事,她们不但不会嫌烦,反而会因为男的愿意托她们办事而开心。这一点,我早就心里有数。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生,是我所谓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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