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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德君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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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形象的政治艺术试读：

第1章　导言：关于本书的研究

一、本书研究之前提

本书全部的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重要前提和假设之上，即研究涉及的领导者群体之德行品性都处于社会“正常”状态和“善”的

[1]范畴。也就是说，本书的全部研究，是建立在对于领导者德行品性的“基本信任”这一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对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进行深入研究才有意义，对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的把握和运用才有价值。否则，所谓领导者形象艺术，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欺世盗名的形象作秀和伪装术。这绝非本书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书全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认为领导者良好的公共形象是从事领导业务的必要条件，是实现领导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其自身领导生涯获得成功的必然要求。本书强调，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中的行政包装，是通过整理事象，扬长避短，凸现和展现“真善美”的一面，以适应“形象主导”的传媒政治时代的社会环境，扩展领导效能和社会影响，以更好地达到特定的行政目标。无论技术产品，还是社会产品，适度的、一定程度上的包装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种“文明”之特质。但是，“包装”不是伪装，包装必须与伪装之类，做出道德上的区分，划清必要的界线。领导者公共形象的理论和实践有其伦理要求，以正义原则为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本书研究的主旨有两点：一是通过研究公共形象艺术问题，为提升领导力、实现领导生涯的成功提供资政借鉴。二是在作者一系列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学术范畴，完善学术框架。因此，本书其实是一部通过优化公共形象艺术来提升领导力、实现领导生涯成功的公共形象领导学。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在传统的领导理论中，领导艺术缺乏公共形象艺术的思维和视角，这显然是个重大缺陷。本书的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研究而提出一种领导形象理论。古今中外，凡是人民拥戴率高的领导者一般都有着比较好的公共形象。在今天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者公共形象关乎领导的质量和绩效。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已超越了领导者个体范畴而成为关系到行政效率、公权形象，同时还关涉到一个组织结构、一个政权拥戴率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领导生涯的失败归咎于其人格和形象的失败。由此，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已成为一个需要专门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前述的几种大背景中，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无疑有助于提升领导效能，有助于提升领导生涯的成功系数。

2005年，作者完成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公共形象管理”（中博基[2002]11号，项目号2002031183，这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首个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市场反应”，也由于作者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研究。本书正是作者在《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和《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领导力与领导生涯成功策略》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

马克思指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本书不敢有此之宏大意向，但为一定层级的领导者群体提供公共形象运筹的理论参考和技术原理，为一定层级的领导者群体提供经验性的公共形象资政借鉴；同时，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引起社会有更多的参与，则为本书全部研究的基本预期和出发点之所在。[1]而非“大奸大恶之人”或社会上所谓“杂皮当领导”。

二、本书研究之背景

本书的研究，有这样几种重要的背景需要交代：[1]

第一，传媒政治时代的到来。现代传媒网络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强大的传媒系统（包括话语、意识、方式等），一方面主导着公共生活的政治与行政过程；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影响甚至干预现代领袖群体的行为方式。今天，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体逻辑”无所不在。领袖和政治家们对于媒体影响的认同、适应以至于自觉运用，是传媒政治时代的一大特征。

2008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参选人麦凯恩而成为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开创了非洲裔黑人总统的历史。有人说：这一刻，1861年7月21日打响的美国南北战争，才真正结束。奥巴马胜选，网络担当了重要角色。奥巴马的胜利是善用网络的胜利。奥巴马通过网络，将更多年轻选民动员进来。凡是有网络的地方，就有奥巴马，号称“Obama Eve-rywhere”。形成了所谓“Youthquake”（年轻人地震）。在另一方面，这种善用网络的手段，也使奥巴马获得了经济支撑力。他的竞选阵营总筹款规模达到6亿多美元，助选资金来自总计310万名捐款人。在广告和活动支出方面，完全压倒了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

在美国，人们称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为“伟大的传播者”（Great Com-municator），因为他经常自觉而有效地运用媒体来形塑自己的政治家形象。在全球范围内，传媒力量正使政党和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政党领袖的媒体表现，对政党的社会影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各层级领导者的媒体表现对于领导力影响甚大。事实上，我们已进入了真正意义上传媒政治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中，领导者的公共形象有了更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本书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

第二，领导者平民时代的到来。今天的领导者，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新型权力者”或“公共责任者”，而不是旧时代的帝王将相或王公贵族。领袖和政治家个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而对社会构成的居高临下的传统态势、传统公共权力构成的神秘威严，正愈益受到大众媒体的消解、受到民主精神的荡涤。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性”（Modernity），给予领导者形象设定的一个维度。

由此引发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领导者群体越来越多地具有平民特质和平民取向。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草根形象，并将这种草根奋斗形象进行到底，他身上闪烁的平民精神、隐约的美国梦，为他最终胜出奠定了重要基础。“平民”泛指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的普通人。平实、平易、平和，但平常不平淡、平凡不平庸的“平民”型领导人格，今天已有了更为普及化态势。它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民众和社会公共精神日益多地参与着对于领导者群体的评价、形塑和形象引导。

今天，我们所说的领导者公共形象，本质上是指领导者群体的伦理形象，它包含着诸如社会评价、社会认同、社会信任的伦理性因素。如果一名领导者的民众认同不好、社会评价不合格，那么其领导行为进而其领导生涯一定会受到很大制约，其领导效能一定会大打折扣。这当中，有很多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新的技术、新的艺术需要深入探寻。这是本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行政包装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已与人类以往的各个时代有了极大的不同。这集中表现在两大特征上：一是简单化、脸谱化的大众认知方式；二是生活化、全覆盖的传媒介入方式。这两大特征约定了今天这个社会政治-行政过程的全部风貌。世界越来越复杂，但人们的认识方式却越来越简单。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图像和符号，种种图像和符号是人们理解生活、解读人物和事物的主要凭借。人们希冀以最为直接简单的方式，来认识包括领导者群体在内的这个世界。

于是，视觉艺术的普遍化，约定了政治和行政过程的包装性特征。装饰（Decoration）作为基于一种形式冲动的根本艺术活动，其特征在于根据对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赋予作品以抽象化、规则化的形式美。对装饰形式具有美的效果的强调，在原始社会诸艺术现象中即为发生论观点所确认。因此一般认为，作为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装饰性（Ornamental），是所有艺术部类共同的基本特征。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政府形象包括领导者形象在客观上也有了具有装饰价值的“包装”特征。这种技术正如其他种种技术一样，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一个人的角色确定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完成的，人们时常按地位要求和社会的约定俗成来扮演自我。社会舞台上的角色表演，需要进行有效的公众印象管理。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妻子、法国第一夫人布鲁尼，在嫁给萨科齐的第一个年头里，小心翼翼地打造出一个谨慎而又摩登的“第一夫人”角色，被认为成功地完成了“形象转型”。她的为人变得低调了，并减少了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次数，在很短的时间内淡化了她以往的模特形象。她在当模特时曾肆无忌惮地宣称：“一夫一妻制令我生厌。”布鲁尼录制唱片的销售收入，都捐给了慈善事业。[2]她仍是一名歌手，但她成了防治艾滋病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所谓“公众印象管理”，就是如何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一个“应该的”（应然Ought to）所期望的公共形象的策略。可以说，印象管理是欧文·戈夫曼全部“拟剧论”的实质所在。毫无疑问，领导者的“公众印象管理”、领导者的公共形象，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统计分析等手段进入设计系统加以构造的。这当中，无疑有着相当多的技术参数，有很丰富的形象构造谋略、策略和战略。它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公共生活的截面，成为一个必须分离出来从而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这是本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背景。[1]“传媒政治时代”是作者《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核心概念。关于“传媒政治时代”释义，请参见此书“绪论”部分。[2]法新社巴黎电：《“入宫”一年，布鲁尼成功转型》，《参考消息》2009年2月2日。

三、公共形象艺术在政治艺术中的位置

艺术的本质规定以美和技术为前提。一般来说，技术和艺术是为了有效地完成一定生活目的，加工制作某种材料，生产出客观成果或产品的能力。即使今天，“艺术”也仍在这种意义上广泛使用。一切技术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被认为是通过思维考虑择取最适合各种目的的手段因而能够制造一定产品的技能。所以“技术”、“艺术”既是具有“制作”意义的相关概念，同时也是指广义“认识”上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领导科学中，我们一般把那些找到了规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了的、在逻辑上已成为严密理论体系的那部分称为科学方法；把那些尚未找到规律，或者找到了某些规律，但还没有程序化或规范化、在逻辑上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仅仅在实际应用中显著见效并且[1]允许领导者个人“灵活处置”的那部分，称为领导艺术。因此，所谓领导艺术，更多地表现为非定量、非程序、非公理化性质的东西，它反映在领导人员个性、特性并在经验积累和创造性思维基础上运用自如获得成效的某些技巧方面。科学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不同特征，可做如下概括和比较。

在领导行为领域，有一部分领导内容只能是艺术而不是科学。这是因为本质上，领导行为中大量内容具有非刚性的、非逻辑性的特征。就行为对象看，领导行为主要涉及的对象是人，人是千差万别、十分复杂的。领导工作中有着大量的事务是不能通过刚性、逻辑的方法加以处理的，只能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处理。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表明，领导领域是一种特殊的人文领域，它不像纯粹的科学领域体现的是那种刚性的或规律性的东西，或者体现的是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线性关系等。

当然，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993年，李政道先生在北京“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中说：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关于这一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利坦曾很早论述过：所有伟大的数学家的著作中都蕴含着诗。在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最初的哲学见解中，都有神奇的诗性直觉在起作用。没有诗的帮助，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凭经验完成他的关于菱形基本定义的推断；在霍布斯整个思想的狂热背景中，有些东西是诗教给的。诗甚至帮助了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帮助了哥伦布、[2]拿破仑和18世纪意大利著名冒险家克格莱斯特罗。今天，我们对科学方法和领导艺术所包含的内容的划分，不是决然不变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原来属于领导艺术的部分，可以转化为科学方法。

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在其“感性”屋面，从属于政治艺术范畴；在其理性层面，从属于政治设计范畴。前面我们已指出，在传统的领导理论中，缺乏公共形象艺术的思维和视角，这显然是个重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全部领导艺术归结为领导过程的公共形象艺术，因为公共形象艺术决定了领导艺术的生命和质量。无论是一名领导者，还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形象就是人心向背，形象就是凝聚力，形象就是生命、力量和民心。正是在此意义上，决定了领导者公共形象是领导过程的灵魂，是强健领导效能的关键。

在公共形象艺术与政治艺术的关系上，首先，公共形象艺术是一门“艺术”。艺术都具有柔性的、非线性的特征。都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装饰特征。任何艺术都需要天赋、才情和想象力。其二，公共形象艺术是一种“造型艺术”。我们可以把“造型艺术”分为具象造型艺术和抽象造型艺术。公共形象艺术是一种具有具象与抽象造型艺术共同特征的艺术，虽然它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性的抽象造型艺术。其三，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是一种政治艺术。政治艺术一般用来指政治领域体现智慧、想象力、工作方式、技艺等层次较高，体现出一定艺术特征的东西。毫无疑问，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逻辑，公共形象艺术是领导艺术和现代政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现代政治艺术的范畴。从本质方面言，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影响到领导者的领导生涯的质量和领导绩效的高低优劣。因此，在现代政治艺术中，公共形象艺术将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没有独特的分析概念，就谈不上研究独特的问题。作为种类物象[3]的抽象元素，概念是一项研究得以开展的特定工具。本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公共形象分析类别、领导者角色表演模式、形象基调与形象主线、形象关键词与形象符号、形象坐标与形象方位、领导人格公约数、图像与符号、视觉说服、心理说服、公共形象领导学。[1]当然，这种区分只是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它是出于分析上的分类需要。[2]〔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5页。[3]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第2章　人类权力现象和对领导者的普遍预设

一、人类权力现象：领导者的产生

人类的权力现象非常久远。根据我们知识范围的可能，现在知道最早出现原始人群的年代大约在1400万年前。在那苍茫久远的岁月里，每一原始人群人数不多，他们基本上是彼此隔离的。原始人群逐水草、森林边沿而居，视食物来源多寡而流徙。由于劳动和群居，原始人逐渐产生了原始语言，并开始制造工具。在人类最初的原始蒙昧时期，人类的原始人群中就出现了比氏族首领和酋长这种比较正式的权力形式更早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现象。

人类集群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共同的迁徙、打猎、安全等很多生活行为都需要协调，需要人们公认的简单行为规则并建立一定的权力关系。因此，原始人群或原始群体中已形成了群体“指挥-服从”关系或“命令-服从”关系，这种出于维持原始群体生存需要的最简单秩序和行为协调者，成为人类最早的领导行为。

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说：上帝既把人造成这样一种动物，根据上帝的判断他不宜于单独生活，就使他处于必要、方便和爱好的强烈要求下，迫使他加入社会，并使他具有理智和语言以便[1]继续社会生活并享受社会生活。灵长类几乎全是群居动物。这乃是支配与服从的天性使然。无论是人类或黑猩猩，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领导指引方向才能生存。英语中“政府”一词，源于拉丁文“gubemare”和希腊文的“ky-bermaien”。这两个字原本都是（行船）掌舵的意思。领导者和政府和功能就在此：制定并维持国家既定的航[2]向。

当然，这种原始人群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形式可能还是不稳定的，具有临时性质的。随着原始蒙昧时期的发展，人类出现了比较“正式”的权力现象。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是社会组织，其基础是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是政治组织，其基础是地域和财产。按照第一种方式建立的氏族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氏族、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按照第二种方式组成的政治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地域的关系[3]来体现的，即乡、县和国。

氏族首领和酋长是人类较早出现的比较正式的权力群体。“氏族[4]既是一个有组织的血亲团体，理当需要一个代表它的领袖”。凡在氏族制度流行而政治社会尚未建立的地主，一切民族均处于氏族社会中，无一超越此范围。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政府基本上是民主的，[5][6]因为氏族、胞族和部落都是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

首领（Sachem）是氏族的正式领袖，酋帅（Chief）的关系属于[7]部落，他与首领一起都是部落会议的领导成员。氏族是人类最古老、流行最广泛的制度之一，这种制度同人类的进步过程密切相应，对后者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无论亚洲、欧洲、非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都采取了这种政治方式，各大陆上那些处于蒙昧社会状态，处于低、中、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都有氏族组织。人类的各支，除了波利尼西亚人以外，似乎都已经历了氏族组织的阶段，并且都已借助于氏族[8]组织而维持生存和取得进步。因此，氏族领袖是人类较早的权力现象。根据摩尔根的考证，美洲所有的印第安部落几乎都有两种不同级别的酋长：首领（Sachem）和酋帅（Chief），其他种种级别都是这两种的异称。他们是每一个氏族从本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的。根据摩尔根的考证，每一氏族的酋长人数通常与一个氏族成员的人数成一定[9]比例。在易洛魁人塞内卡部中，大致是每五十人有一名酋长。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方式，从氏族到胞族，从胞族到部落，从部落到部落联[10]盟，人类氏族社会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而领导者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与之相适应。

人类之所以有产生体现“委托-代议”关系的权力现象和“命令-服从”领导行为的需求，它首先是因为集体生活秩序的需要。恩格斯在谈到人类权威现象时说：“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11]的生产和流通赖于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12]权威。”恩格斯认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总体上更需要各种权威。恩格斯并论证了权威和权力的关系。二是由于人类的权威心理和恐惧心理的需求。在人类的蒙昧期，由于对各种自然现象不了解导致的恐惧和对自身生活的把握不定，使原始人[13]觉得，“每一个陌生的东西都充满了危险”。原始人普遍依赖自然界，依赖季节的依次更替、及时的雨水、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原始时代的人不仅害怕疾病和死亡，而且畏惧饥馑、旱灾、风暴、死者的灵魂和他打死的野兽。美国学者伯恩斯、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14]中认为：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恐惧也是一种有力的动机”，它导致原始人需推出公共权威以增加集体生活的“安全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类权力现象的产生，不仅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也是出于一种群体心理的需要。

关于这一点，如果以更简洁、确切的话语来归纳和表达，我们可以用“自然逻辑”和“社会逻辑”来解释人类产生权力关系和领导现象的起因。在“自然逻辑”方面，人类权力现象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在“社会逻辑”方面，人类权力现象是出于集体心理需要，它是增加生活安全、减少不确定因素和危险的心理需要。政治生物学家们认为，人类天性中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自然倾向。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生存的手段。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o Michels）甚至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他认为人类“天生倾向于”接受少数人的统治。最后都是寡头统治。也是人类进化和文明的体现。当然，“权力在很多时候倾向于少数人，权威在一般情况下都由少数人掌握，这些事实本身并[15]不构成对民主制可能的否定。”

根据摩尔根的描述，当人类用整齐叠砌的石块筑起来的城郭，并在城郭上造有谯楼、女墙、城门的这种城市，表明已有了稳定、发达的田野农业，已经有了成群的家畜，有了大量的商品贸易，有了房产和地产。随着城市发展，社会状况发生改变，从而对政治艺术产生了新的要求。这样，进一步产生了公共权威、领导机构的需求。“人们逐渐感到需要行政长官和法官，需要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吏，还要有一[16]套措施来征募军队和维持兵役……”。也就是说，当社会的需要更臻于复杂的时候，氏族制度已不能再适应了，从而产生一种运动来取消氏族、包族和部落原有的一切行政权力，把这些权力交给新的选民团体。

这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的：“随着城市的出现也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需要有公共[17]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于是，人类就产生了“从人类[18]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国家。而“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19]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权力形象和领导者群体形成了日益复杂化、科层化、系统化的特点。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只是零。他们只有添在领袖人数后面才具有意义。这一说法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它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只有真正才智出色、行为正义、对历史留下印痕的领袖，才是这样的“自然数”。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每个领袖都能这样，历史中相反的例子太多了。但不管如何，人类权力现象和领导者的产生，是人类公共生活不可避免的一种重大现象。这种现象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2]〔美〕戴维·弗罗姆金：《世界大历史》，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3]〔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1页。[4]同上书，第70页。[5]根据摩尔根的观点，“胞族”是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级的集团。[6]根据摩尔根的观点，“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通常分组为一些胞族，全体部落成员操同一种方言。[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0页。[8]〔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3页。[9]同上书，第71页。[10]根据摩尔根的观点，“部落联盟”是由部落结成的联盟，联盟的成员各自操同一语系的各种方言。[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12]同上。[1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页。[14]〔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15]〔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16]〔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7页。[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二、领导者的社会角色构成

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职业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它是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人们行为的期待，也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角色”原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将它引入社会学，进而发展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一般认为，美国芝加哥学派最早系统地运用这一概念。其中以G.H.米德的研究影响最大。米德使用此概念旨在说明，在人们的交往中存在可以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便于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米德认为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角色表演并没有一个先定的剧本，文化只能为角色表演规定大致的范围。

角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R.林顿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他区分了角色与地位，认为当地位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效果时即为“角色扮演”。林顿将社会结构置于个人行为之上，视社会结构为一个行为规范体系，个人接受和遵循这些规范。因而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

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E.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拟剧论理论，把角色与表演联结起来。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角色。角色和角色扮演的概念有助于将人际关系的个人系统置于有意识状态。戈夫曼运用了“脚本”、“观众”、“表演者”、“角色”、“前台”、“后台”、“面具”、“道具”等戏剧用语，说明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如何集体表演或单独表演，如何用道具、参照脚本、登上舞台并以不同角色活动于前台和后台之间。通过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揭示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如何证实自我概念，人们如何界定不同的社会情境并与之相适应。

所谓表演，就是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人们为了给他人留下某种印象而做出的所有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扮演着角色，都是表现剧情的人，即剧情表演者。表演的目的是要表达某种意义。必须深刻理解剧情。在当前，一名领导者理解剧情，不仅仅首先要读懂社会和组织规范给自己的具体剧情，还得读懂时代特征、体悟时代精神、时代潮流。

探讨领导者的职业特点，首先要从人类早期产生领导者这一“角色”的历史事实说起。在人类远古时期，公共权威产生大体来自于一些人的“表率业绩”或“英雄业绩”。这一现象，对后来人类领导者职业的形象认识和社会对于领导者群体的普遍性的公共预期，产生了持久而极为重大的影响。我国战国晚期思想家韩非（约前280—前233）曾这样描述古代领导人产生的过程：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众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天下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1]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韩非认为，上古时代人少禽兽多，人类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扰，有个圣人出来，用木头筑巢居住以避免种种灾祸，得到大家爱戴，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做有巢氏。那时人们吃的是各种果实和蚌肉、蛤蜊，腥臭难闻，也伤害肠胃，生病的人很多，有个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来煮熟食物、消除腥臭，受到大家爱戴，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做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洪水，鲧和夏禹就疏导河流治水。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暴虐对待百姓，商汤、周武王就讨伐他们。可以清楚看到，当时的领导者的产生，是以业绩或政绩为前提的。正是因为他们为集体生活做出了贡献，才被人们推举为领导人。

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先驱露西·梅尔（Lucy Mair）考察过现存的原始部落的领袖角色。她如此描述苏丹南部原始部落努埃尔人（Nuer）松散的政府架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领袖，因为他们颇受[2]尊重。众人以他们马首是瞻，然后起而效尤。”肯尼亚北部的原始部落图尔卡纳人（Tur-kana）也是如此。甚至在人类出现之前的黑猩[3]猩社会中也是如此，“带头老大总是身先士卒”。

关于这一点，深为马克思赞誉的摩尔根也进行过相关的描述。他在《古代社会》中，谈到氏族组织时指出：氏族中的首领和酋帅，是从本氏族成员中民主选举出来的。首领的职位是在氏族内“传袭”，即一遇出缺即补选；酋帅的职位却是用以“酬劳个人功勋”的，本人一死，职位亦随之而废。酋帅之所以被选任，“是由于个人的勇敢、处理事务的机智，或在会议上的雄辩口才，所以酋帅们虽然没有凌驾[4]于氏族之上的权威，却总是才能出众的人物。”

可以看到，人类早期公共权威开始都出于为公共服务而产生，在很多时候，他们的业绩、出众的行为是他们被任职的理由。正是由于人类早期领导者群体产生于这样一种公共逻辑，出于这样一种事实，因此，尽管领导群体在本质上与芸芸众生没有任何区别——众多的研究表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所谓“领导者特质”——但古往今来，人们对领导者群体有了一种品质和才质方面的假定或预设，这就是他们总是和应该行高于人、品高于人的。韩非描述远古领导者们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魔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絃以为民先，[5]股无紺，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韩非的这段描述是说，尧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草屋顶上茅草都不修剪，粗木做的椽子也不刨光，吃的是粗粮饼，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着件麻衣，今天就是看门人生活也不会比他更差了。禹治天下的时候，他拿了锄头铲子干活，干在百姓前头，累得大腿上长不了肉，小腿上长不了毛，今天就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他更苦了。[6]

远古时期领导者这一“角色”确是身先士卒、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这样一种吃苦耐劳，这样的身先士卒，这样的勤政为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公众形象。这就使人们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定势”：领导者们都应是品行优良而才能出众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首领和酋帅作为领袖，“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其权力”，他们的“行为如不称职，人们就会对他丧失信任，这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了”。无论是首领还是酋帅，当他们在任时，都不是“普通人”，他们应该有较出众行为，只有当他们“被本氏族[7]的会议按正当手续罢免”，他们就“成为一个普通人了”。《论语》中记载，子路问孔子怎样为政，孔子回答说：“先之劳之。”就是说，领导者先要带好头，带动老百姓都勤勉地工作。孔子非常重视领导者自身的品行，在孔子看来，全部政治的精义，无非在于领导者们自己如何身先士卒、为民表率罢了。孔子说：“苟正其身[8]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在孔子看来，假若端正了自己，治国理政有什么困难呢？如自己不能端正，又怎么去端正别人呢？孔子进一步认为，如果想使政治迅速地走上正轨，没有比统治者以自身作先导更好了；如果想使老百姓迅速地归服，没有比统治者用道德来治理百姓更好了。（“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9]。）

人类早期这种“实绩型”领导者行为模式，对人类对于领导群体的形象认识产生了十分重大影响。它决定了人类对于领导群体的形象预设。从屈原离骚中的“耿介”、“昭质”、“篳节”的品格期待，到今天美国总统大选中对于总统候选人品行的求证和“挖粪”心理，都说明了人类对于领导者群体品高于人和行高于人的前在预设。在各民族中，对于领导者都有着几乎相同的品德要求，一名领导者如果不能品优于众，没有良好的品行形象，那么这名领导者是不够格的。社会大众总是以品高于众的假设，来检视和要求各个层级的领导者的。于是，关于领导者的形象问题就产生了。

总的来说，历史地看，领导者的角色特点或职业特点形成了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公益性。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领导者产生于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当人们结成一定社会从而产生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处于一种公共生活中时，就需要产生一定的领导者或领导者群体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公益性、服务性是领导者产生的基本理由。人类如果没有集体行动和公共生活，就没有超越个体的公益性需求，就不可能产生领导者的必然需求。因此，领导者职业的第一特点，是领导者行为能否给集体性的公共生活带来实际公益。公益性是领导者职业特点的第一品性。（2）表率性。表率性是领导者职业特点的第二品性。人类公共生活的成长史表明，没有表率就没有领导。产生于集体行动的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为人们作出表率。人类最早期的群居生活的首领是选举产生的。在原始人群和后来的氏族社会中，还没有议会形式或民众大会形式，原始人群或氏族成员拥有直接罢免首领的权力。从一开始，首领们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形象才能孚人所望，保持人们的信任而不[10]被罢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文化的先师孔子的这一名言，可能是领导者表率性的最直白的诠释了。在词语学上，所谓“领”，所谓“导”，已表明了领导职业方面的表率特征。（3）形象性。形象性是领导者职业特点的第三品性。领导者的任何行为，都具有形象性特征。这种形象性反映了领导者群体的职业形象（Professional Image）。尤其是在今天传媒政治时代，领导者的形象问题就更为突出和显性。一名领导者，是一定团体、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的形象代表。就代表性来说，领导者形象是政府形象的灵魂和代表，在政府形象体系中，领导者公共形象具有标识（Sign）、标签（Label）、符号（Symbol）的作用。一个领导结构中出现的“信任危机”，首先必然是“形象危机”。政党领袖是政党形象的核心，政府首脑是政府形象的核心。无论是何种层级的领导者，在一定情况下都是这种层级、一定领导部门天然的“形象大使”。一个独裁者，往往是一个独裁政府的最好注释；一个民主型领袖，则往往是一个开[11]明政府的标识。[1]《韩非子·五蠹》。[2]〔美〕戴维·弗罗姆金：《世界大历史》，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3]同上书，第25页。[4]〔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0页。[5]《韩非子·五蠹》。[6]正因为如上，韩非进一步指出：古代把天子让给别人，是抛弃看门人那样的生活，摆脱奴隶那样的劳苦。所以把天子让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身死，他的子孙好几代可以驾马坐车，所以人们都看重官位。[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2页。[8]《论语·子路》。[9]《孔子家语·入官》。[10]《论语·子路》。[11]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三、对领导者的普遍预设

尽管领导者群体是我们社会中众多群体中的一种，与其他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人们对于领导者群体存在这种普遍的假设，那就是他们品质、行为、思想、见识都高于“普通人”。尽管这种假设是多少理想主义的，但它是一种希冀的阳光，是人们对领导者应有品行的一种美好愿望。

伦敦商学院著名行为心理学家尼克森教授说：“社会上的人在自己的大脑意识层已为成功者设立了模式”。如人们期望“领袖有着杰出的优势，他高大、有魅力、有漂亮迷人的音质、有自信的手势、能充分利用身体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等。在心理学家对成功的领导者的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成功的领导者“看起来就像领导人”。尼克森认为，现在的管理界有意回避对领导的外形研究，是不符合现代管理思想的。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从古至今，为患于人类，给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灭绝以及世界和平被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有没有权力的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来自什么地方，而在于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1]。在洛克看来，什么样的人掌握权力对于人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甚至高于国家的“和平福利”，是政治学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

如前述，人类群居性的特性和后来的集体生活方式，决定了权力关系和领导者的产生。而人类早期“实绩型”领导者的行为模式，对人类对于领导群体的形象的确定、认识和评价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决定了人类对于领导群体品行的预设，导生了世界不同地域政治中几乎相同的“公共预期”。因此，洛克提出的“谁应当拥有权力”的问题如果今天从伦理的角度回答，那么它的答案就是品行佳、形象好的人才应当拥有权力，因为只有在品行佳、形象好的人那里，权力才能保证伦理正义，才是可靠的。

所谓“公共期待”，亦可称角色预期，是指社会不确定的大众群体以其伦理经验，对公共人物、公共权威先前存在的一种人格预期。这种人格预期，起着评价、臧否、接纳或排斥公共人物和对公共权威“情感介入”的作用。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担当着一定的角色。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蒂博特和凯利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社会角色（Social Role）具有以下这些性质：（1）社会对一定的角色总有一定的要求与限制，也就是说角色享有一定的权利并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一整套权利和义务就构成某种特定的角色；（2）社会通过角色对人的行为加以控制，因为角色就是社会规范，是约束个人行为的标准；（3）角色是自我表现的途径和方式，因为个体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角色来实现；（4）角色是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角色能够得以在社会中有效实现，说明角色体现的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是同社会的规范相适应的。

在社会中，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就是所谓角色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总是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所承担的多种角色又总是与更多的社会角色相联系，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角色集。领导者也是一种社会角色。人们对领导者的社会角色有一种先在的预期的公共期待。我们也可以从角色认同的视角上理解对于领导者的公共期待。所谓角色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中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领导者角色在内的各种角色都有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标准。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社会对某个角色的行为标准，并自觉按这个行为标准行事，就是角色个体对社会角色的角色认同。而当一个人行为符合社会设定的行为标准时，就是社会对角色个体的角色认同。

因此，领导者要进行自我角色定位。角色定位需要认清自己职责，认清自己位置的权利与义务，正视自己、正视社会，要以强烈的职业意识给自己的角色确定行为位置。避免产生角色冲突。按照社会学理论，角色冲突产生于角色担当者不能胜任。角色冲突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角色间冲突；二是角色内冲突。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上产生的角色冲突，主要是一种角色内冲突，即角色本身与这种社会给这一角色设定的社会内容、社会标准之间产生的落差。角色内冲突往往是由角色自身所包含的矛盾造成的。

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即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政治认同的作用较多。

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对领导者的公共期待或者说角色期待有着不同特点，但是其中亦存在着超地域政治、超时代年轮[2]特征的“共相”（Universal）亦即基质。早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对领导者的能力（才资）和善德（品质）就予以了高度关注。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3]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各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三个条件，一是关于“忠诚”的要求，二是关于“才资”的要求，三中关于“品质”（善德）的要求，而“忠诚”其实也是一种品质。古往今来，关于领导者资质的预期，大体都不外体现在“才资”、“品质”两大方面。

今天，社会公共对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公共期待”，就最为主要的来说，大体可以概括为崇高预期、才资预期和平民预期。（1）崇高预期。尽管公共政治领域的道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甚至“政治人格”与“人格政治”本身存在着二律背反；也尽管人类经验一再表明，在任何历史时期，政治领域中“权力品格”似乎并未超出平民社会的一般水准——就公共权威的品质本身而言，“没有一种是难能可贵、稀世罕见的。事实上，人们都具有某些这种品质”[4]，由此任何表现形式的“公共期待”，都不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在公德方面，还是在私德方面，社会大众对领导者群体总是存在着某种“崇高”要求和预期；对良好政治人格的追求和期待，永远是人类灿烂的理性阳光。

中国古代有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政治家良好的人格形象，一直是中国政治伦理追求的目标。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思想家、辞赋家屈原较早地涉及了政治家和公共人物的品质审度问题。他提出的标准有“昭质”、“耿介”、“篳节”等，即光明磊落、正道直行、坚持操守。在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深刻地探讨过政治家的“善德”问题。认为“美德败坏之时，便是[5]政治衰亡之时”。

人们总是把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与其公共责任联系起来。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品质的政治家，被认为是没有正义感、安全感和责任心的政治家，有可能对社会和公共利益造成某种公害。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以来，人们对公共权威有了更高的理想。人们期待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们具有纯正的品质，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执掌公权，他的品行、性格等与公共利益没有什么关联，但一个政治家如果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时，那么他的品行、性格方面的优劣，就与公共利益有了利害关系。正如霍布斯指出的：“最有资格当将帅、当法官、担任任何其他职务的[6]人”，应该“是具有能良好地执行这些职务所需的品质的人”。

有些领袖不是因他的才干而是因他品格的优秀在留名青史的。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林肯：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当总统，他的伟大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追寻良好、健全的人格品质，是不同地域政治中所共有的伦理特点，但是权力“职位”获得本身，却也许是对优秀人格品质的一种“挑战”。

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的高级顾问海德利·多诺万在谈到美国总统人选的品格时说：“一种时髦的刻薄说法是，任何一个野心勃勃到能使自己被提名并获得当选的人，在道德上都不够资格成为一位总统。”“总统的基本品质应是正直、明察秋毫和讲求实际。这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又难免要同政治上需要纵横捭阖、顾左右而言他和有[7]意模棱两可的言行发生冲突。”由此在一些政治家看来，即便是“正直的”政治操守，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因为“在所具备的几乎每种品质中”稍微太过一点就会成为一种缺点，甚至是一种“危险”。

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们，都会随着其职务的擢升而相应地进行自我品质的升华。因“政治丑闻”而导致政治家们走下政治舞台是常见的场景。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成为世界最大的“政治丑闻”。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因政治丑闻匆匆走下政治舞台。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也在政治丑闻中匆匆下台。这都是些著名的事例。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政坛此起彼伏，来去匆匆，不少人是因丑闻而下台的。事实上“崇高”品质的养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民众“崇高期待”的客观依据，常常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崇高危机”的逼迫。

除了纯正、诚实、务实、廉洁、献身精神等公职方面应具有的崇高品质外，人们对政治家们和各种公共人物有着“私德”上的理想化要求。比如，人们可以笑谈乃至“欣赏”普通人的风流倜傥，却难以容忍政治家们的各种绯闻。因与克林顿性丑闻而受过伤的莱温斯基认为：“我真的希望人们最终能看开这种事情。开始从学识和政绩方面来判断候选人，而不是他的私生活。我觉得有必要重复一句话：我们[8]选的是总统，不是牧师。”应该说，莱温斯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学识、政绩这些东西，确实要更本位一些，更关乎公众利益；“选”领导者与“选”牧师确实不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在任何现代国家，社会公众都不会认同一个在私德上有着重大缺陷的领导人——尽管这种“民间伦理机制”虽合情却未必合理。“崇高期待”作为一种民意、一种公共舆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民间伦理机制”，形塑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官员的个人行为。无数政治家或行政官员，都尽力向他的民众和选民表达自己正面的形象信息，这当中，当然不乏形象表演和形象造假。尽管如此，“崇高期待”的理想主义本身，永远有着崇高的价值。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崇高”两字，将永远是公共人物特别是领导者群体人格形象不变的定义。（2）才资预期。前已述及，早期的“领导者特质理论”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寻找杰出领导者所具备的某些共同的特性或品质上。人们倾向于相信领导者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如智慧、领袖魅力、决策力、突出的才干、热情、勇气、正直、自信等等。为寻求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特质或特性，“特质论”的研究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希望能从个性、社会、生理或智力等方面，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差异。但众多“分离特质”的研究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们没有找到能将领导者与下属，以及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进行区分的一些“特质”因素。对于那些被公认为领导者的个体，如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纳尔逊·曼德拉、金日成等，他们显然符合“领导者”的定义，但他们各自表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人们很难从他们身上分离出一个或若干个非领导者完全不具备的特质。“随便给我个人，只要没有精神分裂症，我就能把他培养成领导者。”这是西点军校战略计划设计者拉里·R.杜尼嵩在他《西点领导课》一书中说的。在西点人看来，除了疯子，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的确，被誉为“美国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自1802年创办以来，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军事、企业等领导者。其中两人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3700多人成为将军（包括巴顿、麦克阿瑟、布莱德利等）。在世界500强企业中，西点培养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经理、董事一级的有5000多名。西点成功地证明了领导者的后天培养性，这也从另一面为“领导者特质理论”遭遇的困境提供了佐证。

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外交新闻界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娅娜·法拉奇在对世界风云人物的采访中，曾以“独特的眼光甄别伟人、独裁者、暴君们的人格脉搏”而闻名。她的采访，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世界各种风云人物的感受，勾画出各种领袖人物的轮廓。耐人寻味的是，法拉奇曾明确表示：“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地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9]人。……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法拉奇的话不禁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左思“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著名诗句。

法拉奇的话，还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时的一段重要论述：“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10]法拉奇的话、恩格斯的论断以及领袖理论的著名研究者伯恩斯指出的领导群体中才智方面的“根本危机”，都表达了同一种观点，即我们时代面临着一种境遇：平庸的普遍与才资的短缺。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这样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一些平庸者甚至是十分平庸者，占据着权力舞台中心，而一些才资高、品行好的人，不过是给他们跑“龙套”而已。

古代雅典，由于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各常设机关的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且有一定任期，因而懦弱昏庸之辈极难成为首脑。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元首的职位通过某种继承程序来确定，元首终身任职，其行为又不受监督，由此罗马帝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懦弱昏庸的首脑，如尼禄、康莫都斯等。由此，昏庸懦弱常常是某种体制的产物，是某种组织结构的产物。制度安排对遴选领导者有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容易将一些昏庸之辈推上领导者位置。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为“才资期待”的实现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但是必须正视的是，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由于体制、制度等仍存在的结构性复杂原因，平庸、能力递减、逆向淘汰，从而一定程度构成领导者群体的“低能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在一个才能出众和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之间作出选择，老实厚道的人更被看好”。尼克松本来想让约翰·康纳利做他的副总统，却选择了福特，这不是因为福特具有比康纳利更为出众的才资，而是他“忠[11]诚厚道”。同时，在任何行政系统中，嫉才、贬才、防才，对人才的排挤、打击，以致“高能低用”、“低能高用”的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在一个社会中，要使一个人的能力才资对社会事变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不会做到皇帝。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12]力。”相较起来，今天前者的短缺可能更为突出。社会的演进不断演绎这样的逻辑：人的能力、才资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如果没有进入公共事务领域，那无碍大局，只是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客观差别而已，但是如果这种差别体现在治理公共事务上，就会造成极为不相同的局面。

这必然引发出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即一定的主体，是否适宜担任公职？是否适宜于行使公共权力？中国古籍《易经》说：“德薄而[13]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事实表明，今天社会公众的“才资期待”不能奢望太高。一个领导者如果能比较廉洁、比较敬业、又能不太平庸地搞好本职工作，那就不容易了，公众还能更多地苛求什么呢？尽管在中国“轴心时代”的春秋时期，孔子就提[14]出过“君子不器”的著名论断（孔子认为，有才资的人应该见多识广，博学多才，不能像各适其用的器皿，仅限于一技之长），但是在今天的公共舞台上，“多才多艺”式领导者越来越少了。如果一个领袖或政治家兴趣广泛，在不同领域有建树或卓有成效，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质疑，至少会产生这样一种担心：他适合做领导吗？在许多人看来，一个领导者如果具备过多的才资“扇面”，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不是应该去搞“专业”而不应该承担领导工作？

可能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较太缺乏多才多艺、大师级人物、“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以至于有时平庸被视为了正常，才资出众却可能反被看作反常。人们没有将领导职位看作是应该具有丰沛才资的岗位，也没有将一个人丰沛才资，看成是与领导特定业务相向、相得益彰从而相互促进的“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很多领导者，在天长日久的话语权、支配权的强势中，也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天低吴楚，很容易“看低”其他事情和其他领域。领导权的支配，替代了知识的支配和才资的支配。在今天的公共政治舞台上，那种被马克思、恩格斯盛赞过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已是十分匮乏了。对于那些文艺复兴时期和其他历史时期众多闪烁耀眼、才资光芒的出众人物，我们只有远远地寄托我们的敬仰。

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各个地域政治中，领导者的“才资”被愈益多地被作为领导素质和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基本要素予以解读，才资期待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公众对公共舞台上公共权威的普遍要求。这正如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指出的：21世纪公共管理领域“新模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晋升方面较大的灵活性和绩效测量方法的改进，“将使有能力的人员提升得[15]更快”。专栏1　“要么学习，要么走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应大力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所有政府官员都应掌握最基本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操作知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官员就可能失业。梅德韦杰夫说：“在现代社会，那些不懂得计算机和互联网操作知识的人，其实就是文盲。不掌握电脑技能，就不可能有效地工作。我们不会录用那些不会读写的官员，应该将这条标准纳入官员周期考核中。”“要么学习，要么走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这句话，一段时间成[16]为俄罗斯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新闻。

在美国，从第一任总统起，人们对总统们平庸的种种批评就不绝于耳。我们来看一下历任总统遭受的才资方面的批评。1796年，美国费城《曙光报》刊文批评华盛顿：“让他的言行作为对后世的一处儆诫；让他的行为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偶像。”178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谈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认为：亚当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有时“他完全失去了理性”。1815年，艾伦·伯尔批评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说：门罗是最不适合和最无能力当选总统的人之一。他天生愚笨迟钝，知识十分浅陋，优柔寡断的程度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律师，门罗的水准远在平庸之下。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批评为无知、急躁、伪善、腐败，很容易受他周围人们的操纵。杰克逊本人1821年说过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我知道我适于干什么。我能以粗鲁的方式指挥一队士兵，但我不适于当总统。”1841年，美国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批评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说：他说像一个小孩子，对他自己的困难和他的国家的困难一无所知。1841年，约翰·亚当斯评说第十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说：泰勒才能平庸，他的影响无法遍及由上帝之手将他抛上去的职位（指总统职位）的范围。同一年，《辉格党人报》报人约翰·普莱曾茨说，我无法相信，一个如此平庸的人，一个无疑比在弗吉尼亚每一个县法庭上都能遇到的许多只收15先令酬金的律师更差劲的人，竟会一本正经地渴望获得“人类的第一职位”。当时，还有人指称他是“低能儿”。1834年，约翰·亚当斯评说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说：他没有智慧，没有学识，没有论点，没有适度的口才，没有优美的语言，没有哲理，没有同情心……1850年，人们批评第十二任总统扎卡里·泰勒“他的政治家风度是末流的”，说他“在谈论国事时像孩子一般天真”，他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但惊人的是，这么个人竟会成为合众国总统”。1850年，美国威廉·西沃德参议员谈到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时说：上帝终于把这个做事犹豫不决和见解模棱两可的家伙带到了当机立断和单一见解不可或缺的地方。1852年，杜鲁门总统批评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说：皮尔斯是入主白宫最漂亮的总[17]统，但他作为总统的地位与布坎南和卡尔文·柯立芝相等。而人们对于第十五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批评意见有：“没有人像詹姆斯·布坎南那样管理政府。他咬紧牙齿，一言不发。除了一个政策宣言和一大堆政治腐败物，什么也没有留下。”

1883年，拉瑟福德·B.海斯评论第二十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的能力说：加菲尔德没有行政管理的才能——他没有独创性，意志不坚定，缺乏道德力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批评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塔夫脱证明自己是一个极平庸的领导人，即性格温和宽厚，心地善良软弱，但小算盘打得很多，而且根本不会抓住或实施任何重大的政策。1920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谈论第二十九任总统沃伦·G.哈丁时说：“我喜欢哈丁，但我无法想象他成为美国总统。他没有做什么配得上这个职位的事。”赫伯特·胡佛说：哈丁不是一个具有这个职位（总统）所需要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智能的人。1924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评论第三十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说，柯立芝总统信奉机械政治……他不具备有杰出的才能。1960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批评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B.约翰逊总统说，约翰逊总统不具备承担重大使命的思想深度和视野广度。……约翰逊是浅薄的和机会主义的。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评论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说：卡特总统根本不能领导美国朝它应该前进的方向前进，结果，美国陷入了可怕的危险境地。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混乱不堪的。今天，人们对于卸任不久的小布什能力方面的批评更是相当多，这不用赘述了。尽管人们对总统们的各种批评中不乏有偏见，但是这些批评言论表明，公众对于领导者才资是否与其职位相符、是否胜任，是极为关注的。（3）平民预期。所谓平民期待，是希冀领导者保持普通人本色、不要变成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的愿望。平民期待的本质，是对千百年来统治舞台上统治者普遍“神性”化的反拨。今天，充满活力的、情趣的、睿智的、活生生的感性形象——而不只是政治面具或只有坚硬的理性外壳——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称得上成功的领袖、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一个现代的公共权威的必备素质。

2008年7月21日，尼泊尔制宪会议投票选举共和国首任总统，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二大党尼泊尔大会党总统候选人亚达夫当选总统。《新华每日电讯》以“平民之子，当选尼泊尔首任总统”为题作了报道。亚达夫是击败了第一大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总统候选人辛格后当选的。尼泊尔大会党高级官员尼迪说：“我们很高兴，一个平民的儿子终于成为尼泊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亚达夫不仅仅是大会[18]党成员，他更是尼泊尔人民的一员。”如果说，以往威严神秘的“卡里斯玛”（Charisma）人物具有更多政治审美意蕴的话，那么今天，“亲民”、“平和”、“普通人”型的领导者无疑更具人格魅力。“平民总统”、“平民首相”、“平民总理”，成为传媒政治时代政治家们、国务活动家们共同的形象目标，也成为人们选择领导人的基本出发点。

当今世界，尽管各国领导人的性格、风格等迥然不同，但“平民化”的人格取向，却是普遍的追寻目标。领袖人物与公共权威的“平民化”认同，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蔚然成风，包括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威，都在努力表现自己是充满亲和力的“普通人”。“普通人”是今天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威产生好感的来源之一。如1976年美国大选中，卡特之所以最终胜出，与他成功地顺应了选民的“平民期待”和“水门事件”后美国民众对“诚实”品质的心理需求有很大的内在关系。同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和他形象设计师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竞选中贯彻“平民化路线”；而在后来在实战中的确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效果。

2008年6月6日，到绵阳考察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情况的温家宝总理，专门到安置点看望了绵阳市的转移群众。在路上，温家宝遇到了一位还差8天就年满百岁的老人陈佳珍。温家宝双手合十，向老人提前祝寿，并俯下身子坐在床边贴着老人的脸大声说，祝您健康长寿。“你要努力工作啊。”老人握住温总理的手说。“听你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的。”温家宝认真地对老人说。在一座帐篷前，一名10岁的六年级学生王师晨问温总理：“我们要多久才能回家？”得到肯定回答后，这孩子大大方方地说：“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拥抱一下我。”温家宝立即伸出双臂，将他抱在怀里。这孩子是把两鬓染霜的总理当作他亲爱的姥爷了！

这一老一少与总理亲如家人的互动，是现代官民关系的一个写照。温家宝为什么能得到群众这样的信赖？仅仅用“亲民”作风来解释是显然不够的。古今中外乐于表现“亲民”的官员多的是。最根本的，在于内心世界的平民化，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的位置并躬行实践。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强调：“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又说：“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19]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盛刮“平民风”。迎合“平民期待”的政治家“平民行动”，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一大特征。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形象特征几乎没有脱离这种“平民风”的框架。他们以各种方式，演绎着自己的平民情怀，表现着自己的平民形象。这也充分显现了“平民期待”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一种政治偏好，对政坛产生的巨大牵引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气场”下，在另一方面，政治家、领导者群体适当展现与“普通人”一样的情绪、爱好、兴趣，是他们与民众缩短心理距离、增加人们认同度的一种通道；它是政治家、领导者群体获得社会公众“印象分”的重要方面。如世界上很多政治家因为是狂热的“球迷”，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当年在竞选总统时，因他是“铁杆球迷”而受到法国足球队的拥戴。法国足球队长呼吁，要求全国人民“像热爱足球一样热爱希拉克”，投希拉克一票。领袖与政治家们有着与平民百姓一样的情绪爱好，特别容易形成民众与他们的心理链接，增强民众对他们的心理接纳。今天，“平民期待”不仅影响着对政坛风格的塑造，影响着领导者的公共形象的特质，也同时影响着对领袖和政治家政治审美和传播风格的塑造，反映出领导者群体公共形象传播上的“平民”审美趣味。

总之，当今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各类公共权威或领袖集体，是那种睿智的、机敏的、外向的、亲民的，充满亲和力的，而不只是充满威严感、神秘感的传统“魄力型”人物。由此，领导者的“私人空间”，不妨在社会公众中适度公开。领导者的业余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兴趣爱好，会让人增加亲近感。尤其是领导者夫妇间的和睦与亲[20]密，会大大增强社会公众的情感依赖度，有助于提高个人魅力指数。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点。[1]〔英〕洛克：《政府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2]诸如“亲民”、“正直”、“诚信”、“务实”、“廉洁”、“效率”等，是各地域政治、各民族国家对作为公共人物的领导者所共同要求的。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正义”的定义中，一般也包含了这些内容。[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1页。[4]〔美〕海德利·多诺万：《美国总统人选应具有的素质》，《时代》周刊1982年12月13日。[5]〔英〕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8页。[6]〔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页。[7]〔美〕海德利·多诺万：《美国总统人选应具有的素质》，《时代》周刊1982年12月13日。[8]《我们选的是总统不是牧师：莱温斯基专场声援克里》，《新闻晨报》2004年2月24日。[9]柏桦编著：《奥里娅娜·法拉奇风云采访录——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1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2—413页。[11]〔美〕大卫·葛根：《见证权力：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领导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1页。[12]〔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13]《周易·系辞下》。[14]《论语·为政》。[15]〔澳〕欧文·E.休斯：《21世纪公共行政新模式》，《现代领导》2004年第1期，第6页。[16]《俄官员不懂电脑就下岗》，《环球时报》2008年7月28日。[17]卡尔文·柯立芝是美国第三十任总统。他喜欢体育，也是一个好开玩笑者，喜欢作弄自己的工作人员。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按响总统办公室中的蜂鸣器，提醒仆人总统准备前往生活区，然后外出散步。1928年，一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评论柯立芝说：“柯立芝先生属于因品格而著称的那一类总统，不是属于因伟大成就而著称的那一类总统。”1924年，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则批评柯立芝说：“他信奉机械政治……他不具备杰出的才能。”[18]新华社加德满都电：《平民之子，当选尼泊尔首任总统》，《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7月22日。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宣布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从而结束了近240年历史的沙阿王朝。根据尼泊尔各主要政党就尼泊尔未来政治安排达成的框架协议，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则拥有行政权。[19]新华社：《温家宝看望绵阳转移群众纪实》，《人民日报》2008年6月13日。[20]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建构中的公共期待》，《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8期。

第3章　公共形象艺术与领导生涯成功

一、为什么要研究公共形象艺术法则

所谓公共形象艺术，简单地说，就是领导者形塑自身公共形象的一整套公共理性、方法和技巧。具体地说，所谓公共形象艺术，是指领导者按照真实性的原则，通过对新时代领导者形象要求的总体把握，特别是在体悟时代精神、把握职业特征、遵从公共逻辑、尊重个性特点、确立形象坐标的基础上，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塑造出富有个性魅力良好领导形象的综合方法和技术过程。深入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有助于提升领导效能，有助于提升领导生涯的成功系数。而研究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提升领导力，实现领导生涯的成功。

为什么要进一步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

进一步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所决定的：首先，今天公共形象艺术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1]知道，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任何科学研究是对“问题”的研究。既然某一“问题”是客观的，那么研究这一问题的需求也是客观的。研究（Study）要满足三个基本目的，即探索、描述和解释。当某个“问题”成为社会领域中需要探寻或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有了系统研究或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原创性是学术应有的品质。一项研究，如果不是对“问题”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一项研究，[2]如果陈陈相因，没有实质的创新，同样是无价值可言的。

其次，对人物图像化的解读方式使形象艺术成为公共生活的必要。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已与人类以往的各个时代有了极大的不同。这集中表现在两大特征上：一是简单化、脸谱化的大众认识方式；二是生活化、全覆盖的传媒介入方式。这两大特征约定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政治-行政过程的基本风貌。世界越来越复杂，但人们的认识方式越来越简单。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图像和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是人们理解生活、解读人物和事物的主要凭籍。

一方面，今天的世界正日益在变得繁杂不已，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符号化、脸谱化。我们是如此的沉溺于符号的象征意义之[3]中，以至于没有了它们，我们就面临着遗忘的危险。由于传媒对于社会生活无所不及的介入，由于传媒政治时代符号化的特征和人们“快餐文化”的精神特征，无论五彩缤纷的世界如何演绎它复杂的定律和规则，人们解读世界的方法是简单的，那就是通过一定的“画面”、“符号”、“行为艺术”来领悟它、认识它、打量它、定格它。今天，当现代传媒无孔不入地浸润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当我们在每天的一定时候，必须坐在电视机面前看新闻或看各种节目——而这已成为我们生活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时候，表明我们已真正进入传媒主导公共生活的时代。进而，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成为一个“问题”。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一种结果，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本质、一种内涵。今天，无论一名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多么繁杂，也无论他勤政如何、廉政与否，人们常常通过精神的和具体的“形象画面”，就作出了自己的认同性判断——尽管这当中存在大量的“魅力假相”（古往今来的官场上都有这种“魅力假相”），但形象主导社会评价，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共形象艺术在资政领域有着广泛而运用需求。今天领导场上，形象艺术的缺失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媒政治时代的一大特征，是政府和领导者的行为正是愈益地被透明化。在社会舞台上，角色的表演有水平高低优劣之分。各层次领导者的媒体表现乃至所有的“公共表现”，对于领导力的影响甚大。这使领导者公共形象有了更为不同的意义。如果一名领导者的民众认同不好、社会评价不合格，那么其领导行为进而其领导生涯一定会受到极大制约。而视觉艺术的普遍化，约定俗成了政治和行政过程的包装性特征。适应社会大众对认识方式简单化的偏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领导者要善于营造自身感性的图像和符号，但这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专门的经验性的技术支撑。每一名领导者都应该成为自身形象的管理者和设计师，每一名领导者都应注重学习公共形象方面的知识和基本技术；但与此同时，由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有一系列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要形成高水准的个人形象管理系统，还必须获得专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第三，公共形象艺术的艺术特性、艺术规律等有待归纳和提炼。《现代汉语词典》对“艺术”有三项释义：（1）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2）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领导艺术。（3）形状独特而美观的东西。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是“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作为一门政治艺术正如其他某种技术一样，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公共形象艺术的规则、规律、方法、手段等有待通过探寻觅径上升到理论高度，这虽然是困难的，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属性上，公共形象艺术属于政治艺术的范畴，而在一般特征上，它又具有所有艺术门类的特性：（1）公共形象艺术是一门技术和艺术。一般来说，所谓技术和艺术，是为了有效地完成一定生活目的，加工制作某种材料，生产出客观成果或产品的能力或作为活动的总称。一切技术在希腊人那里，被认为是通过思维考虑择取最适合各种目的的手段因而能够制造一定产品的技能。所以“技术”既是具有“制作”意义的相关概念，同时也是指广义“认识”的一种特殊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是按顺序经过知觉—记忆—经验—技术—学问诸阶段不断提高的，而技术就是处在经验和学问中间并与两者有关的东西。此外，技术本身也有层次性。低层次的技术（例如烹调术）只是基于各种现象知识的经验的熟练，它没有理论，因此不是真正的理念。而高层次的技术（例如医术）作为基于洞察事物本质的普遍性认识或作为原因、根据的把握，具有近似于学问的性质。今天，当现代传媒无孔不入地浸润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领导者如何“适者生存”，如何适应这个形象主导社会，就成了一门技术和艺术。（2）公共形象艺术具有技巧的特性。技巧（Technique）是在艺术上为了处理种种素材而选用适当手段以克服困难、有效地达到表现目的的构成活动或能力。因此技巧既是合理的、有目的的，又是要求意识熟练的特殊能力。也可以认为，技巧是艺术过程的本质因素，而且是使艺术美与一般美相区别的基本条件。合理的、意识的技巧，一般被认为主要是作用于艺术创作外在表现的因素。从技巧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来看，技巧一直被当作单纯艺术形式的、外在的因素。从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的技法论诗学或艺术学，都是如此。而对于处理素材困难最大的造型艺术来说，技巧问题在今天也仍是被特别考察的对象。总之，技巧本来就是难以与艺术创作非理性、无意识的性质截然分开的，正如狄尔泰所说，真正意义的技巧有两种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一是“不随意的不断的构成”，二是“对表现印象的手段的估定”。（3）公共形象艺术具有装饰和形式美特征。装饰（Decoration）作为基于一种形式冲动的根本艺术活动，其特征在于根据对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赋予作品以抽象化、规则化的形式美。对装饰形式具有美的效果的强调，在原始社会诸艺术现象中即为发生论观点所确认。装饰活动因为没有自己的目的、要受材料制约等原因，所以是次要的性质。此外，虽然装饰性在造型艺术特别是建筑和工艺方面很显著，但也不过是次要的现象。装饰活动一般是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特点之一与模仿和表现对立的，它形成构成活动的一个方面。

在形式法则方面，“多样统一”原理要求美的对象在其构成要素上，尽可能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统一为整体。在这一点上，它成为所有其他形式法则的根本。根据美的对象的空间或时间的形式，有多种特殊的形式美法则。如对称（Symmetry），狭义上，如果左右两半部的构成要素在数量、大小、形状、色彩上完全一样，并分别朝相反方向展开，那么这就是对称。广义上，如果左右两半部或多数部分大体上具有相等的分量、形状、印象效果等等，那么这种对称就含有均衡的意义。匀称（Proportion）是整体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全体之间或两个不同整体之间可以引起直观快感的比例构成关系。对称或匀称本来都是支配视觉空间关系的原理，主要适用于造型艺术，但在类比的意义上，它也适用于公共形象艺术。调和（Harmony）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相互不同甚或对立而又给人以统一印象的状况。角色的调和、形象的调和即是这种例子。节奏（Rhyth-mus）是指有规则反复的一定单位的音或形体运动的分节。节奏是美的基本形式，而对称和匀称只是它的不同形态。广义上，节奏可以转用于空间的连续上，因此它成为所有艺术的形式原则。此外，形式美法则还有诸如对照、反复、累积等。（4）公共形象艺术受制于环境的约定。从历史、时间方面制约艺术行为艺术过程的超个人的精神动因称为传统；而与之相对应，主要从地理、空间的外部位置规定艺术行为、艺术现象、艺术过程的因素称为环境。泰纳是“环境说”的主要倡导者，他从实证主义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环境”与“时代”、“人种”是构成人类基本精神状态——即决定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艺术）的精神基础——的三大源泉。环境包含“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精神的环境”两种含义。前者被理解为与风土（Climate）有关的狭义环境，后者则可以说是“精神的气候”（Temperature Morale），指包括制度、集团、阶级等政治社会因素和宗教，哲学、科学等精神文化因素在内的“精神和习俗的一般状态”。不用说，前者对于公共形象艺术过程的影响制约是大的，但后者更为重要，制约性更大。以生物学术语来说，它是决定作品“种属”因素。由于艺术行为和艺术过程是受到作为其母胎的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一般“客观精神”）制约的，所以公共形象艺术也间接地以这些超越性的艺术精神特征的内在统一为规定依据。在此意义上，环境必然要被考虑为规定艺术样式的一种因素，成为公共形象艺术所必须研究的既定条件和既定因素。[1]〔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2]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3]〔英〕本·麦金太尔：《“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世界为何充满符号与象征》，《参考消息》2005年3月30日。

二、领导人格与领导生涯

领导人格是领导生涯的核心。领导人格决定了一名领导者领导生涯的品质。形成稳定的、健康的领导人格，是领导生涯获得成功的关键。公共形象艺术着眼于领导人格的完善，或者说是以完善领导人格为核心展开运筹的。“人格”（Personality）是个体行为的全部本质，即一个人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在心理学上，人格是在人类心理活动中，按照一定的方式、顺序运行的，心理结构的总称。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又称个性。人格是个体内在的在行为上的倾向性，它表现一个人在不断变化中的全体和综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自我，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

人格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当时用来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相类似。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据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1937年统计，关于“人格”的定义已有50多种。人格的现代定义也相当多。尽管至今没有一个是人们公认的，但它大致的含义是清楚的。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说：人格乃是个人适应环境的独特的身心体系；艾森克说：人格乃是决定个人适应环境的个人性格、气质、能力和生理特征；卡特尔说：人格乃是可以用来预测个人在一定情况下所作行为反应的特质。人们一般把“人格”区分为“生理类型”和“心理类型”。生理类型方面的分类，有古希腊体液的气质分类、中国古代阴阳类型的分类、E.克雷奇默的体型分类等。心理类型的分类，如荣格把人分为外倾和内倾两类；E.施普兰格尔把人格分为理论、经济、艺术、社会、政治、宗教类型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1]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说，个性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人若脱离了社会，不与人们交往，也就谈不到个性，初生婴儿只是生命体，还没有个性；个性乃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人际关系的结晶。所以，人的个性乃是具有不同素质基础的人，在不尽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意识倾向性和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是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只是从意识倾向和个性心理特殊方面去研究它。

本书领导人格（Leaders Personality）是指领导者领导行为的全部本质。领导人格是社会人格的一种。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ality）是同一种群体中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法兰克福学派的E.弗洛姆把“社会人格”定义为一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核心，是这个集团的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发展的结果。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基本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人格”这一概念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独特的心理和人格。社会人格一方面建筑在个体人格基础上，同时又是多数人共同具有的人格特点。它作为一种共性的特质隐藏在个体的人格深蕴处，成为对个体人格起作用的深层力量。

领导人格作为一种社会人格，它是在领导群体中形成并在多数领导成员身上有所体现的一种内质特点。正是由于特质性人格力量，我们才能把领导者从众多的“社会人格”中分辨出领导人格。

领导（Leadership）是社会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行为。领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领导是世界上观察得最多而理解得最少的概念”，并且是“从未有过的投入精力如此之多，投入时间如此之长而[2]所言如此之少的概念”。领导行为是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总的来说，领导是权力或人格影响群体的过程，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个人作用和与特定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领导绩效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三种因素的函数。本书领导生涯是指领导者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从事一定领导业务的过程；也是以权力、人格影响群体的过程。

领导人格与领导生涯关联十分紧密。领导人格的质量决定着领导生涯的质量。美国西点军校特别重视这几种领导人格的在领导生涯中的作用：一是勇气（Courage）：勇气是有感染力的，领导者的勇气能够激励士气，使其他人的腰骨都能挺直起来。二是决策能力（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决策是领导的基本行为，特别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评估各种选择以获取最为有利的局势，作出迅速判断，是领导者的重要品格。三是诚信/可靠度（Integrity/Reliability）：领导者的最高人格是拥有无可置疑的诚实和正直品格。无论你是身处党派、橄榄球界、军队还是职场，如果人们发现领导者缺乏坦率、诚实、正直的品格，只会产生信任危机而面对失败结局。四是坚忍不拔的意志（Persistence/Tenaci-ty）：古希腊军事家色诺芬说：“一个领导者必须以行动证明，在夏天能够忍受炎热，在冬天能够忍受寒冷；同时他还必须表明，他在困难的时候，至少能和下属们一样也能忍受痛苦。”五是理解士兵，换位思维（Empathy for the Soldier）：情感换位能力（Empathy）是领导力核心中的重点。领导者真正起作用的程度，大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对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真正理解、关心。六是专家知识（Expertise/Knowledge）：丰富的专家知识是一名领导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格。渊博的知识是赢得众人敬仰的内因之一。七是适应性（Adaptability）：对变化的形势作出迅速的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战略上、战术上、心理上的调整。八是恢复力（Resilience）：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精力是领导者的一种特殊领导人格。最有成效的生活特点是有能力在迎接挑战的时候全方位投入，而且还要定期让自己退[3]出以补充精力。健康、健全的领导人格，能营建成功、稳健的领导生涯。而诸如领导人格中的忌人人格、寡人人格、小人人格、庸人人格以及领导场上平庸形象、骄妄形象、阿谀形象、搞笑形象等不当形象，严重危害领导力的实现过程和自身的领导生涯。

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社会心理学对领导行为提出了许多理论，如特质理论、情境理论、作风理论、行为理论和应变理论等。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E.S.保加尔杜斯提出了领导特质理论，认为只有具备一定的个人品质、一定的心理特征的人才能当领导。后来，有的研究者试图划分出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关于领导者的“特质”是难以求证的。美国学者R.F.贝尔斯等人做了大量研究以后提出了领导情境理论，认为“领导”基本上是“情境”的产物。在群体生活的各种具体情境中，有的成员突出出来，或者他的某一种品质超过了其他成员，而这个品质在该情境中非常必要，于是，具有这一品质的人就成为领导。这一理论强调领导的特征或品质是相对的。

20世纪3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K.莱温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导作风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分析不同类型的领导作风对被领导者心理的影响和工作绩效的差别。K.莱温以“权力”为基础，把领导作风分为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等不同类型。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些研究者通过观察领导行为和测量领导绩效，提出了领导行为理论。这种理论试图通过对领导行为的归类和分析，找出理想的领导行为模式。他们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领导行为分为“员工取向”和“业务取向”两个维度。认为领导者如果倾向于员工取向，就会特别重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从而表现出关心人、体贴人和满足人们需要的领导行为；领导者如果倾向于业务取向，就会特别重视工作中的工艺技术和管理，表现出大量的组织、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等领导行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把领导行为分成两个维度，即“抓组织”和“关心人”。“抓组织”包括组织设计、明确职责和关系、确定工作目标等等；“关心人”则包括建立相互信任的气氛、尊重下级意见、注意下级的感情和问题等等。他们认为任何领导者的行为，都是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

本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领导形象理论。它通过对领导者形象问题的系统研究，揭示领导人格与领导形象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领导人格、公共形象与领导力、领导生涯的内在关系，来说明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认识和掌握公共形象艺术的技巧、方法和规律等，来形塑自身在公共生活中良好的公共形象。迄今为止，人类无论哪种领导理论，有一点价值认同是一致的，那就是领导行为尤其是成功的领导行为，是建立在良好领导人格基础之上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正是在此基础上，今天我们可以说，良好的领导人格和良好的公共形象，是实现良好的领导生涯的灵魂。[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2]〔澳〕林恩·贝宁顿：《中国公共部门领导的新定义：可能是什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3]杨壮：《领袖的品格魅力——西点军校领导力培训的启示》，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Html/Column/0633017344458712.html。

三、公共形象艺术目标：领导生涯的成功

我们已指出，本书的研究重在提出一种领导形象理论。这项研究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假设是，以良好领导人格为核心的领导者公共形象，是从事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是实现领导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自身领导生涯成功的必然要求。公共形象艺术是政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的研究，是领导力研究、领导生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一切美的、崇高的事物，都是理智和深思熟虑的产物。”毫无疑问，任何一名领导者，都应有强健的领导力、都应有成功的领导生涯。一名领导者最终领导生涯的成功，有着众多因素。但在传媒政治时代，由于人们日益借助于直观、图式化的认识方式，领导者公共形象越来越成为领导过程中的某种决定因素。公共形象艺术重在提升和完善领导人格，通过领导人格的完善来实现领导生涯的成功。

对于每一名领导者来说，首先你得“看起来像个领袖”。在心理学家对成功的领导者的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成功的领导者“看起来就像领导人”。这一点，对于民众有着深刻的心理暗示和影响。“看起来不像个领袖”，使许多政治家和从政者失去了执掌权力的机会；而正是“看起来像个领袖”，使得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肯尼迪、希拉克、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等在选举中成功胜出。今天，杰出的政治家们都深刻地认识到“看起来像个领袖”的重要性，都雇有专门的形象顾问、形象设计师以及沟通交流专家、社会心理学家等，[2]为自己提供形象形塑方面的指导。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电视屏[3]幕上进行了开创性的辩论。由于肯尼迪在电视上表现出的公共形象，比尼克松胜出一筹而最终当选总统，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深切地认识到，政治家的公共形象和“媒体表现”的至关重要性。今天，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为了获得好的公共形象，他们在外相上做足工夫，整容成为许多首脑用来美化自身形象常用的手段。

2007年1月15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以总理埃胡德·[4]奥尔默特接受了眼睑整容手术。虽然官员称奥尔默特接受手术的原因是因为“视力问题”，但舆论普遍认为奥尔默特做了整容，是为了改善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眼睑整容手术是一种去除上下眼皮部位多余脂肪、皮肤和肌肉的整容手术，目的是去除眼袋和鱼尾纹，使人看起来更年轻。此外，头顶稀疏的奥尔默特还在发型上作了改进，过[5]去为遮掩中部缺陷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型被改正了。奥尔默特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他喜欢昂贵的西服和漂亮领带，特别注重保持体形，有慢跑锻炼的习惯。大约10年前，他就曾接受过眼视力激光矫正手术，摘去了早年佩戴的眼镜。

2003年圣诞节期间，为了做消除眼袋的面部整容，时任意大利总理的贝鲁斯科尼从公众面前消失了一个月。贝鲁斯科尼在整形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治家有责任让自己在电视画面上显得更英[6]俊，更具有活力”。2004年夏天他又做了植发术。2004年8月16日，布莱尔夫妇到意大利撒丁岛度假。迎接他们的贝鲁斯科尼戴着引人注目的印花头巾。被舆论批评“样子真是又愚昧又可笑，简直像70岁的老婆婆穿迷你裙”。但贝鲁斯科尼戴花头巾不是为赶时髦，而是因刚刚进行了植发手术，头顶上还留有疤痕，只好用丝巾包住头部[7]。有报道称，其实贝氏早在1996年就做过整容手术。那时，他只遮遮掩掩地说自己“被毒蜘蛛咬了一口”。而2002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年轻，卢武铉也做了眼睑整容术，重点清除了额头皱纹，修复了眼袋和脸部皮肤等。2005年又为了去除日渐下垂的眼袋而割了眼皮。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一贯注重个人形象。自从1997年担任首相以来，他的美容费用累计高达近2000英镑，几乎是英国妇女平均水平的2倍。2005年大选期间，英国民众猜测布莱尔可能做了整容手术或者用美容机器喷出“健康肤色”，因为他本来苍白的脸部肤色突然变得红润。英国媒体还曾热炒过布莱尔的头发，因为他的头发突然出现了异常亮丽的金黄色，媒体认为这是他为了增加个人魅力而将头发染成了金黄色。一些媒体对此报道说，“布莱尔首相容光焕发的秘[8]密”，原来就在于花费大量的英镑来美容。

2006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做了面部祛斑整容。当时小布什的面部红斑引起了许多媒体和美国公众的极大关注。后来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证实布什总统为了“防止癌变”而去除了面部的4处斑点，[9]这些斑点都是因为皮肤被阳光照射时间过长而引起的。而2004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为改变原本牙齿的“日落黄”，“悄悄”去牙科诊所“美牙”。当他从诊所出来的时候，露出了“珍珠般晶亮雪白的”门牙。尽管克里的助手称，克里“没有美白牙齿”不过是“洗牙”，但舆论指出克里为了以更好的形象赢得选票，显然动用了最先进的漂白技术对牙齿进行了美白。

英国媒体报道，2007年，法国审计人员对于尼古拉·萨科齐在形象问题上的投资成本进行审计时十分吃惊。在整个竞选期间，萨科齐每小时花在“形象包装”上的费用为450欧元。不过他当时的竞选对手罗雅尔开销更大，罗雅尔花在化妆和头发造型上的金额为5.2万欧元。由于认为萨科齐和罗雅尔的美容费用“极大地超出了正常水平”，审计机构最后决定，只付给萨科齐1.2万欧元，罗雅尔则得到1.7万欧元。统计数字显示，萨科齐2006年约花费2100万欧元的竞选费，最终国家财政向他偿还了一半。拉脱维亚前总统瓦伊拉·维基耶·弗赖贝加曾坦言：“我几乎将所有收入都花在打扮自己了。这样站在日本皇后、英国女王、荷兰女王和其他第一夫人面前，我才不会黯然失色。在公共场合显得大方迷人，代表拉脱维亚的形象，这是我的责任。”

本质上说，“美容”是一种外相艺术装饰（Art Decoration）行为。从艺术的视角看，“装饰”作为基于一种形式冲动的根本艺术活动，其特征在于根据对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赋予一定对象以抽象化、规则化的形式美。美容也是一种物理性“造型艺术”。公共形象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除了要合乎形式美的一般要求诸如对称、匀称、调和、节奏、对照、反复、累积等形式法则外，更重要的本质，是必须合乎“实质美”亦即伦理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尽管政治家的整容是必要的，外相美化装饰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形象工程”的全部，“形象工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内质上塑造出自身良好的形象。从外在的物理形象上说，领袖最好有着杰出的优势，比如高大、有魅力、有漂亮迷人的音质、有自信的手势、能充分利用身体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还有诸如“聪明、口才流畅、志向远大、勤奋、言行一致、果断的优势”等。这也是人们普遍意识中“看起来就像个领袖”的一种预期。但是，这只是领导者形象问题的表面。

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不仅要研究领导者的外形包装，外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更要进一步把领导者形象问题提升到人格层面、提升到伦理的高度，而不能仅仅拘囿于外在形象的包装方面。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研究和倡导伦理形象与物理形象、心理形象与生理形象、内在形象与外表形象、人性形象和人情形象、职业形象和职余形象的统一和完美。

准确地说，领导者传媒形象这一问题滥觞于电视普及最早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这一新型大众传媒刚在美国普及，就被运用到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总统竞选。1952年是美国电视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开始，被认为是领导者媒介形象问题自觉地运[10]用于政治生活的发端。今天，技术统治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技术将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和齐一化，抽象了事物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人计算的影子和格式，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深思的容器。技术制造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技术，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物事作出强迫性命令和统治。重要的是，技术统治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合理化”官僚社会。在这种技术统治和技术理性中，现代传媒技术无疑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它标志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技术对社会干预力的高度。无疑，今天我们可以将传媒技术看作是现代技术理性的表达者和阐释者。

今天，当现代资讯无孔不入地浸润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表明我们已真正进入传媒主导公共生活的时代。传媒在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力上有着某种决定性。媒体决定了一个公共人物的社会宽度。简单化、脸谱化的大众认识方式和生活化、全覆盖的传媒介入方式，使领导者如何“适者生存”，如何适应这个“形象主导”的社会，如何适当进行形象艺术的包装，就成了一个问题。而领导者形象艺术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以领导力的提升、领导生涯的成功为其基本目标的。

总之，领导力的提升，领导生涯的成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每一名领导者都应该成为自身形象的设计师，学习和掌握公共形象的基本知识与技术；另一方面，须对公共形象艺术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对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的系统研究，从建立基本范畴、概念、体系、价值、分析模式到形成理论体系，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规范，积累研究成果，拓展理论空间。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的目标，就是通过对形象艺术的系统研究和不断践行，为人们提升领导力、最终实现领导生涯的成功，提供翔实资政。由此，一言以蔽之，公共形象艺术的核心目标，是实现领导生涯的成功。[1]〔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3页。[2]关于这方面内容，请参见本书第11章《形象顾问：领导生涯的一个支点》。[3]1960年，美国家庭中大约有4000万台电视机。[4]2008年9月21日，埃胡德·奥尔默特辞去以色列总理职务。[5]《以色列总理拉皮美眼换新容》，《青年报》2007年1月17日。[6]《“失踪”一月去整容，“改头换面”谋连任——意总理术后自认很帅》，《新闻晨报》2004年1月19日。[7]《他不是海盗，是鲜艳的贝鲁斯科尼》，《东方早报》2004年8月19日。[8]《爱美首相》，《参考消息》2005年7月25日。[9]《除了奥尔默特，其他政要也为美整容》，《青年报》2007年1月17日。[10]当时，决意竞选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要想先后战胜共和党内大权在握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塔夫脱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除了借助于新闻宣传特别是电视这一新型武器外，别无选择。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后，他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都经过其媒介形象顾问精心设计。为了体现艾森豪威尔平民出生、热爱故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等特征，他的媒介形象顾问们挑选其故乡小镇作为其正式宣布参加竞选的场所，确定其语言朴实、笑容憨厚等个人风格等。这一切，在屏幕上形成了一种胜利、英雄、权威、平易的鲜明形象，与塔夫脱那种富有、固执、保守、不苟言笑的标准“共和党先生”形象；与史蒂文森传统、古板政客形象构成强烈对照。媒介形象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中起了重大作用，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此后，美国历届总统的竞选成败、兴衰荣辱，都与个人媒介形象有密切关系。

第4章　关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的进一步释义

一、关于“形象”

在这世界上，我们对人对事，最终总是定格成一种有特定识别信息的形象。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形象”不可能是观念，但是它可以起记号的作用。或者更精确些说，它可以与观念同存于记号之中；而且，如果观念还没有出现的话，形象可以为观念保留着未来的位置，并以否定的方式显示出其轮廓。形象是固定的，以独特的方式伴随着它的意识行为相联系；即便记号与变成了能指者的形象都还没有内涵[1]。形象是我们记忆世界上人、事的一种凭籍、一种工具、一种图像。古今中外，无论英雄、豪杰、王公、贵族、领袖、侠客、隐者，他们在我们记忆中总是归结、定格成一种特定形象，而当我们记忆他们时，归根结蒂也总是基于或还原成一种形象。

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构成要求。文学中的形象用语言来表达，音乐中的形象用声响来表达。它们的特点是都具有间接性。戏剧中的形象除语言外，还借动作来表现；绘画中的形象通过色彩、线条来表现。比起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戏剧形象和绘画的形象具有直观性。社会生活中的领导者形象，则通过行为、思想、素质，同时也通过形体等来表现。

就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说，无论何种形象在其一般意义上，它们都具有直观性、信息性、包装性、独特性的特质：第一，任何形象都具有直观性特征。它们都是具体的，有“形”有“象”的。凡是形象的东西，都具有未被抽象的本原特质在内，具有未被加工过的物质原态特点。无机物的形象就是物的直观形态，是其几何的立体的直观形象。有机物的形象，则也有一个“内质”的问题，但有机物体毕竟可以通过“外相”来判断内质。人的形象也有直观性，但人在这个问题上则复杂多了，尽管其“外相”是直观的，但其内质则可能是相对模糊而非直观的。

第二，任何形象都具有信息性特征。在物质世界，任何形象都附丽着大量的特定信息。蓝天上云彩的图像有气象的信息，“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月润而风、础润而雨”，都反映了物事图像的因果信息。特定的物事形象给予人们特定的识别信息。2007年9月7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6周年前夕，“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通过录像发表了“告美国人民书”。在这段长约30分钟的录像中，拉丹既未对美国人发出直接威胁，也没有呼吁极端分子再度袭击美国。拉丹称，如果美国人希望结束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就要早点“皈依伊斯兰教”。他还嘲笑美国总统布什，称伊拉克的局势已经“失去控制”，还说布什“就像一个在大海上耕作和播种的人：除了失败将一无所获”。美国反恐官员情报部门反复研[2]究这份录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有关拉丹各种信息线索。

然而让情报人员最为感兴趣的，不是本·拉丹的讲话，而是他形象中传递出的特定信息，如本·拉丹全黑的胡子。一些情报人员分析说，本·拉丹可能在镜头中使用了假胡子。而这一形象暗示出一种可能性，即本·拉丹已经不在此前被认为藏身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而是可能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在这盘的新录像中，本·拉丹坐在桌子后面，身着白色长袍并罩着浅褐色外套，戴着圆形白色帽子；面部更加瘦削，黑眼袋也比以前明显，但看上去仍算健康。其中差异最大的，就是本·拉丹往日的灰白胡子一下子全黑了。与三年前的照片相比，已到知天命年龄的本·拉丹胡子显得更加浓密，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情报专家们认为，本·拉丹或者是将胡子染黑，或者是本·拉丹戴的是假胡子。而如果胡子有假，那就说明本·拉丹可能刮光了真胡子，以便在逃避美军搜捕过程中伪装身份。

分析人员这一假设如果成立，那就给本·拉丹的藏身地之谜带来了某些线索。因为在巴阿边境的边远部落等地区，人们有反对剃须的传统，本·拉丹的这种伪装手段势必引起“基地”追随者的不满。因此，如果本·拉丹果真剃光了胡子，那么他就不大可能藏身在原先地区，而是转移到了并不严格要求保留胡须的部分东南亚国家。此外，拉丹的图像信息还传递出，他颇为关注国际热点。他讲话中不仅涉及几个月前刚刚执政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以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而且还谈到全球变暖话题。甚至包括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抵[3]押贷款问题。本·拉丹还批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半小时的录像中透出那么丰富信息，说明形象作为特定信息的载体，具有丰富的信息价值和信息识别功能。

第三，任何形象都具有独特性特征。本质上，任何形象都是独特的物理个体或价值个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种完全雷同的形象。玫瑰形象决不同于月季，虽然它们都是花卉；虎不同于猫，虽然它们都是猫科动物；白猫不同于黑猫，虽然它们都是猫，并且也许都能抓老鼠；两只黑猫之间也不等同，虽然它们外表相似或接近，但其生命特质、习性、行为都有不同。拿人来说，李逵决不同于张飞，虽然他们都是莽汉；西奥多·罗斯福决不同于富兰克[4]林·罗斯福，虽然他们都姓“罗斯福”，都担任过美国总统。侯耀文也决不同于侯耀华，虽然他们名字只是一字之差，并且是血缘兄弟，并且同样有表演天才。正因为如此，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形象，才有分析、研究、认识的价值和必要。[1]〔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页。[2]《拉丹新讲话“攻心”为主》，《解放日报》2007年9月9日。[3]《拉丹可能转移到东南亚》，《文汇报》2007年9月9日。[4]西奥多·罗斯福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二、关于“公共形象”

三、关于“领导者公共形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1]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这里说得是唐太宗处理公务时的形象。唐太宗“神采英毅”，他这种表情和形象，群臣们在进见的时候不免心中畏惧，经常举止失措。唐太宗知道后，就在自己的外在形象和情色上作了改进。每每见人奏事，必定对别人和颜悦色，想通过这种和善形象，来更多地听到大臣们真实的想法和规谏。

司马光这里记载的是唐太宗处理公务时的“直观”形象。本书所研究的领导者公共形象或领袖公共形象（Leaders Public Images），主要是指领导者群体或个体通过行政输出方式传递给社会公众的社会形象。在现代资讯社会，领导者公共形象主要借助于现代传媒得以进行，由此它更多是社会公众通过行政输出和行政包装而感知的形象。这种形象，在属性上主要是伦理性的政治人格形象。

大体上，领导者公共形象可以区分为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生理形象与心理形象、人性形象与人情形象、职业形象与职余形象这五个方面的十个类别。这十个类别，也是对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我们认知、考察和分析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分析工具。

领导者（Leaders）是“领导”（Leadership）的人格化，是领导活动和一定权力的物理载体。本书中，领导者个体，即普遍意义上的领导人；领导者群体，即由一定数量组成的领袖团体或领导人阵营。领导者公共形象的本质，是指领导者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体现了公共性；另一方面领导者形象作为某公共部门输出的“公共产品”，也体现了公共性。也就是说，领导者形象的社会化（社会影响力）和非私人化。它是一种附着了公共性要素的社会性形象。

在现代政治-行政流程中，领导者公共形象、政府形象、国家形象是相互紧密关联的。领导者公共形象是政府形象的一种标识、一种代表，是领导力的组成部分；政府形象则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有时则代表了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是一种软实力（Soft Power），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今天，国家形象—政府形象—领导者形象，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统一体。

就领导者“公共”形象而言，它所具有的公共要素是：领导权力的公共性、领导行为的公共性、领导影响的公共性和领导人格的公共[2]性。由于领导过程是一种公共活动，领导作业过程的目的在于实现一定的公共目标，履行公共职责，提供公共服务或一定的公共产品，因此而具有公共性。由此，“公共性”是领导者形象中极为主要的一种特质、一种重要的规定性。[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记》。[2]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四、公共形象：一种人格图像

尽管世界越来越多地充满了抽象符号，但世界本质上是具象的。不仅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本身是具象的，而且人类认知事物大多需要靠具象的图像化方式进行。图像是人们认知事物、评判事物最直观而简单的媒介。领导者公共形象是一种领导行为的人格图像，是由多种综合元素构成的人格感性画面。

人类领导实践的历史过程表明，领导者的公共形象是人们打量领导者的窗口。尽管领导行为日益纷繁，但最终人们还是通过简约化的图像方式作为认知媒介，以这种方式产生对于领导者行为的审度和评价。领导者的公共形象就是其领导行为、领导生涯的图像。一名领导者的领导能力、领导作风、领导人格、领导业绩，常常通过其公共形象表达出来、展现出来。领导人格是抽象的，领导者公共形象则是具象的。

领导是社会群体中体现控制与服从关系的行为。综观人类古往今来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过程，使人“服从”的因素，大致有这样三种力量在起作用：（1）权力力量。权力是一种迫使他人作出某种行为的力量。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影响的一种特殊形态，能给拒绝[1]服从的人带来严重损失”。另一名重要的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权力是一种合法的影响（或影响力），其他形式的影响则不[2]具有这种性质。”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中，权力一般被认为是人际关系中的特定的影响力，凡是依靠一定力量使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目的的现象，都是权力现象。罗马参议院和皇帝；英国议会和内阁；美国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日本幕府将军；纳粹元首；意大利总裁；苏共总书记——这些都是社会产生的权力得以在其中传导和[3]实施的制度。领导权力也就是职位所拥有的支配和强迫他人的力量。这是一种刚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浅显的力量。因为权力可以使人“服从”，但不一定能使人“认同”。权力的强制性可能会使人顺从，但[4]却得不到人们的忠诚。（2）真理力量。通俗地说，所谓真理，是真正的“道理”，亦即人们经反复验证而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或客观定律。真理所包含的内容来自客观世界和实践中的反复验证，它是客观的。真理的力量，是指真理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和使人膺从的力量。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是一门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H.孔茨语），领导行为的影响力，归根结底要靠手上有真理。没有真理而光靠“权势”是不行的。如果说权力是一种刚性的强制力量，那么真理是一种中性的说服力量，处于刚性与柔性之间。它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人们可以服从它，当然也可以违背它。（3）人格力量。所谓人格力量就是人格魅力产生的使人“景从”的折服力。这种力量是产生于人们内心的。人类大量领导事务的经历表明，领导作为一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过程，不仅要有权力力量、真理力量，更得有人格力量。而人格力量常常是真理力量的折射、体现和演绎。人格力量是领导行为过程中的内质力量，人格力量犹如一坛好酒，日之愈久，其味弥醇，沁人心脾，沛然自醉。这种力量如春风化雨，细雨润物，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5]服人者，心悦诚服也”。《孟子》中说的“仁者无敌”，《三国志》[6]中说的“惟德惟贤，能服于人”，即此谓也。对于领导行为和领导过程来说，人格力量的感化性十分重要，它具有真正的穿透性。领导行为处理的是群体关系，是为确定和实现目标而影响群体活动的过程。控制力、影响力的基础是人格力（R.M.斯托格迪尔语）。人格魅力来自于不戴面具的人格内涵。人格力量虽没有强制力，但它却是一种长久而使人内心折服的力量。

如果说权力是一种刚性的力量、真理是一种中性的力量，那么，人格就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刚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柔性的力量具有感化性，中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和感化性的双重特性。领导行为和领导过程中，这三种力量如图示：图2　领导行为中的“力量”分类

人格缺陷一般是指人格中某些特征相对于正常而言的一种边缘状态或亚健康状态，也就是人格特征中存在着“问题倾向”。良好的公共形象首先要靠内在人格和内质的修养和完善。一名缺乏人格魅力甚至有人格缺陷的领导者，本质上是没有领导力的，是不适合从事领导工作的。因为领导过程不是线性的、刚性的权力过程，而是充满人文不确定因素的“艺术”过程。没有良好的人格因素，是很难真正使人服从的。

不光人是这样，甚至在人类的物质、精神、技术等方面，也都有人格的评价因素参与其中、浸润其中。如中国书法名家百出，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书法大家。但有些人书法尽管好，但因其人格的矮小而其书艺亦为世人之唾弃。有的书法很好看，但其中有媚态甚至媚骨，这就是书法家人格因素的显现。

拿精神产品来说，人类历史上，凡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且还在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东西，一定不是干枯的说教或理义，而有其活的灵魂，有其背后的人格力量。如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里产生重要影响，源于其精深的精神和思想，但是其中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这种伟大的影响力与孔子本人的人格力量有关。读《论语》可以体会到，孔子是一位具有多彩多姿并具有健康人格的学者。他的弟子们亲身体验了孔子的人格魅力，并深为其膺服和吸引。《论语·述而》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的学生颜渊对孔子赞佩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7]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就是一种人格的形象和人格的力量。

前已论及，领导人格是领导者领导行为的全部本质，即领导者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良好的领导者公共形象不是“秀”出来的，而靠其内在东西也就是内在人格来演绎和折射的。任何一名领导者要实施有效领导，在实现良好的领导生涯的最终目标，都必须注重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人格魅力，大力提升自身的人格质量。[1]〔美〕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2]同上书，第109页。[3]〔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4]同上书，第57页。[5]《孟子·梁惠王上》。[6]《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7]《论语·子罕》。

五、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基本特性

1.内质性

内质决定形象。形象的决定因素在于一个人的内质而不在于外在的东西。这正如《颜氏家训》在分析“名实”关系时说的：“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1]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颜氏家训》的这段话认为，“名声”与“实际”的关系，就像形体与影子的关系一样。品德和才能深厚全面的人，名声一定美好；容貌美丽的人，影子也一定好看。现在某些人不注重修养身心，却希求有个好名声传扬于世，就好比是相貌丑陋却希望漂亮的影像出现在镜子里。上等品德的人忘却好名声，中等品德的人树立好名声，下等品德的人竭力窃取好名声。忘却好名声的人，能够体察事物的规律，言行符合道德的规范，因而享受了鬼神的福佑，所以他们不用去求取好名声；树立好名声的人，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谨慎行事，时时担心自己的美誉不能显扬，所以对于好名声他们是不会谦让的；窃取好名声的人，貌似忠厚实则大奸，求取浮华的虚名，所以他们得不到好名声。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个人的内质决定了他事业的宽度；一名领导者的内质决定了他领导效能、领导业绩的状况乃至整个领导生涯的面貌。领导者的形象本质上是由其内质决定的。西方古典共和主义先哲们把人在内质方面的美德放在重要位置。他们指出美德决定命运，也可以战胜命运；当美德败坏之时，也就是政治衰亡之时。有的人不重心性修养，虽靠外在的“做功”或一时的侥幸取得了某种地位、成就，但其内质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真正地位和真正的价值位置。

2.伦理性[2]

伦理是一个哲学、价值和道德准则的世界。伦理形象的实质内容，是一种被社会评价、认同的正义性、价值性的东西。价值是公共[3]行政的灵魂，也是公共行政过程中领导者公共形象的灵魂。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在最一般意义上，伦理上的所谓正义，即公平、公正。正义是人类法源之一，是法的追求与归宿，是社会价值所在，也是今天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的内在法则。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国家统治并不是物理学、化学甚至（就某些方面而言）医学意义上的科学，原因在于，首先，事实上一切重大的政策决定，无论涉及个人或政府，都需要道德判断。我们在对政府政策意图达到的目的（比如，正义、公平、幸福、健康、生存、安全、福利、平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进行决定的时候，是在作伦理的[4]判断，而伦理判断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判断。这就是公共事务的伦理性特征，当然也是公共形象问题的伦理性特征。

领导公共形象所输出的形象信息，不是T型台上那种直观、鲜亮的物理（形体）信息，而是评价性的伦理信息，即主要是能否具备[5]“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领导者形象伦理性所包括的评价性来自社会和公众。中国论人有“盖棺定论”之说，即要到一个人身后才能对一个人作出比较全面和公正的评价。这也较为深刻地表达了人的形象伦理性的特点。历史上，很多人在当朝是英雄、是伟人，可身后却骂声不断，甚至遗垢千年。有的人在世时蒙垢其身，身后却光芒万丈，甚至光照千古。

由于真实环境的复杂化态势，且变化之快凭直接经验知识已难予应对，所以今天“形象”具有简化、概括与情感性的特质，成为一种“人格特征属性的概判”和“一种印象概念”，由此今天“形象”成为[6]一种符号、一种脸谱、一种人格。在领导力培育和提升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和强调领导者的“品格”（Leader of Character）的提升。人的个性特征（Personality）受到天性的影响，但是人的品格（Character）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和训练得到提升的。品格不仅涉及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同时包含坚定、决断、自我约束和判断力。

3.多维性

形象有不同的维度。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形象构成的多维性。根据我们的理解，领导者公共形象具有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生理形象与心理形象、人性形象与人情形象、职业形[7]象与职余形象等不同的类别和构成。二是指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只是一种形象。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会展现其不同的侧面和不同形象的特质。

茅盾在他的作品中说过：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8]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这就是人的形象多维性特点。同样，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也指出：英雄在一种空间系统中可能是个凡人，而在另一种系统中则可能是一个豪杰。作为一个豪杰，可能在科学的系统中是个巨人，而在政治系统中则可能是个呆子。他可能在艺术系统中是个骑士，而在家庭系统中则是个懦夫；也可能在战争环境中是个无所畏惧的战士，而在爱情领域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稚子；也可能在平常的空间环境中十分凶猛，而在非常的空间环境中则[9]变得胆怯。

另外，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形象也许是平庸的，另一面却可能是光彩夺目的。这也反映出人的形象信息方面的某种多维性特点。比如，59岁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任时，他的政治家形象由于其过多的技术官僚的“木头人”形象而广受舆论讥评。但戈尔作为社会活动家在世界环保方面获得的形象，是令人大加赞赏的。2007年10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以表彰他们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贡献。自从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给小布什后，戈尔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环境保护，被认为是一名“环保先锋”。2007年，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根据戈尔事迹改编并由其本人主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真相》，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戈尔将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给非盈利的、致力于改变公众对气候危机认识的“气候保护联盟”。这或许正如一句俗语说的：“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开启了一扇窗”。由于形象的多维性，一个人某种形象的“干枯”，也许并不影响他另一面形象是丰满的、出众的、优胜的。

4.包装性

形象的包装性，亦可称为形象的艺术性。无论是物质产品的形象还是人的形象，在今天现代社会，几乎任何一种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具有包装的可能性特征。装饰（Decoration）作为基于一种形式冲动的根本艺术活动，其特征在于根据对称、均衡、节奏等形式原理赋予作品以抽象化、规则化的形式美。作为领导者公共形象，毫无疑问，它亦具有可以包装的特性。这种包装，属于形式主义美学（Formalist Esthetics）和结构主义美学（Struturist esthetics）的范畴。

比较能说明外相形象包装的，也许是林肯听从一名小姑娘的建议而蓄胡子的事例。在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故居里，挂着他的两张画像，一张有胡子，一张没有胡子。在画像旁边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亲爱的先生：我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非常希望您能当选美国总统，因此请您不要见怪我给您这样一位伟人写这封信。如果您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女儿，就请您代我向她们问好。要是您不能给我回信，就请她们给我写吧。我有四个哥哥，他们中有两人已决定投您的票。如果您能把胡子留起来，我就能让另外两个哥哥也选您。您的脸太瘦了，如果留起胡子就会更好看。所有女人都喜欢胡子，那时她们也会让她们的丈夫投您的票。这样，您一定会当选总统。格雷西1860年10月15日

林肯在收到小格雷西的信后，立即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亲爱的小妹妹：收到你15日的来信，非常高兴。我很难过，因为我没有女儿。我有三个儿子，一个17岁，一个9岁，一个7岁。我的家庭就是由他们和他们的妈妈组成的。关于胡子，我从来没有留过，如果我从现在起留胡子，你认为人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可笑？忠实地祝愿你，亚·林肯”。

1861年2月，当选了总统的林肯在前往白宫就职途中，特地在小女孩的小城韦斯特菲尔德车站停了下来。他对欢迎的人群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小朋友。我的胡子就是为她留的。如果她在这儿，我要和她谈谈。她叫格雷西。”这时，小格雷西跑到林肯面前，林肯把她抱了起来，亲吻她的面颊。小格雷西高兴地抚摸他的又浓又密的胡子。林肯对她笑着说：“你看，我让它为你长出来了。”

当然，本书中所说的“包装”，不仅仅限于人的物理层面的形象包装，就如林肯蓄胡子那种，或者衣着方面如何得体、外形面貌如何好看等，更包括了人物定位、行政概念、价值理念、行政模式、领导风格等等更为内质的东西。如果前者是“表”，那么后者是“里”。这里所说的行政包装，主要指这种“里”。“领导”与其说是一项常规工作，莫如说某种程度上它是与音乐、美术、诗歌相类似的创造性艺术。列宁说：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艺术”意味着它有着可调适、可操作、可设计的要求和空间。于是，作为重视和强调在线条、形体、色彩、声音、文字等组合关系中体现美或在艺术作用结构中体现美的形式主义美学，以及体现这种美学观念的行政包装，就有了运用价值。在传媒政治时代，人物的“形象”（Image）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认同宽度。人们识别公共人物的主要是依据“形象行为”和“形象信息”展开的。

从定义上说，所谓形象包装，亦可称行政包装，就是通过整理事象，扬长避短，凸现和展现“真、善、美”的一面，以适应“形象主导”的传媒社会环境，扩展其社会影响力或达到特定的行政目标。其实，早在人类产生国家与政府的时候之前，就开始了某种探索，只是今天这种行政技术更有了需求前景，更加专业化和更具业态特征了。今天我们正已进入一个更注重行政技术的时代。无论在国际政治中，还是在国家政治中，行政包装技术事实上已被运用得越来越普遍。

形象包装是领导舞台上的化妆术。事实表明，领导者的日常行为举止，是需要通过行政包装技术的指导进行优化的。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过程中，行政包装有其客观场景需求而有其客观价值。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担任英国首相之初，说话语调尖利、举止咄咄逼人，形象过于刻板严峻。按照形象顾问的建议，撒切尔后来对自身行为作出了调适。如在接受媒介访问时，注意语音语调的“适中”并保持多样化，而坐着谈话的姿势，也由过去她比较习惯的“后靠姿势”改为“前倾姿势”。这样就使形象细节得到了改进，表现出了既刚毅、果敢，又亲切自然、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当然，我们已一再强调，公共形象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除了要合乎形式美的一般要求诸如对称、匀称、调和、节奏、对照、反复、累积等形式法则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合乎“实质美”亦即伦理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也是领袖形象的政治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它的特殊规定性之所在。因此，整体性的公共形象的包装才是领导者公共形象包装的真谛所在。

我们在书中也已经反复强调，包装基于正义伦理的要求，“包装”不是伪装。它是真实性基础上的行政艺术。脱离了真实性，包装就失去了依据，就超出了“正义”的限度，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欺世盗名的“伪装”。因此，“包装”与“伪装”必须划清必要的界线。包装如果与“伪装”之类作出道德上的区分、划清必要的界线，那么在[10]领导舞台上，它是有广阔运用前景和运用价值的。[1]《颜氏家训·名实第十》。[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3]〔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4]〔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5]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6]同上书，第49页。[7]参见本书第五章中有关的分类与分析。[8]《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10]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第135页。

第5章　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分析类别

鉴于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研究的初始建构性质，现有的领导科学中这方面内容阙如，为深入分析、全面认识领导者公共形象，需要对这一问题开展多角度的透析。本书将领导者公共形象分为五个方面十大类别。通过这五个方面十大类别对应性的分析，可以全面透析领导者公共形象的特性和特质。

本书作这五个方面的形象特定分析，是为了能更为深入地考察、分析领导者的形象信息，更真实地显现各种形象之间的比较意义和不同形象之间的“不对称”情况。这十个类别也是对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我们认知、考察和分析领导者的形象的分析工具。

一、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

物理形象是指一个人的形体形象；伦理形象则指一个人的精神形象。我们认知、考察和分析领导者的形象，必须作出物理上和伦理上的区分。物理形象即形体形象，指一个人包括形体、服饰、外貌在内的形象，它是人格形象的物理基础，故称物理形象；伦理形象即人格形象或精神形象，指一个人多元素构成的精神品质。因为具有伦理性，故称伦理形象。物理形象诉诸视觉说服，伦理形象则诉诸心理说服。

一个人的公共形象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形体”形象与“人格”形象的统一；“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的统一。但是，“世事不完美定理”在人的这两种形象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大多情况下，人的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存在不对应情况乃至较大落差情况是常见的。苏轼在《留侯论》中感慨说：“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果戈理曾说过：“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的确，外形是解读人的重要数码。坊间有俚语说：看一个人的气血，要看他的头发；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的字写得怎样；看一个人是否快乐，不要看笑容，要看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可是问题的另一面是，人的形象与物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无机物的形象就是物的直观形态，是其几何的立体的直观形象。有机物的形象，则也有一个“内质”的问题，如一只苹果，尽管从它的外表可以基本判断出它的质地或品种，但是，它的外表也内质也不完全是统一的。也许内在已溃烂的苹果外表还很鲜亮。然而无论如何，有机物体毕竟多少可以通过“外相”来判断内质。人在这个问题上则复杂多了，外相内质之间不对称的情况太多了。生活中，外相内质之间不对称最为常见的事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的作假作秀表演和掩藏功夫。他们外在形象很是鲜亮、很伟岸，但其灵魂、其人格却十分丑恶。

形体形象与人格形象的关联性表现在，形体形象包含的视觉信息是人格形象的物理基础。良好的形体形象，是人格形象的物理元素。正因为如此，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把“仪容”视[1]为一种“权势”：因为“它征兆着善，使妇人与陌生人见爱”。从形象心理学看，外形和容颜由于其诉诸视觉说服，容易先入为主地给人以某种印象暗示。公众比较容易“直观”地以外形来初识其人甚至情感介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领导场上，许许多多的人首先是因为外相的优美或迎合了某种“公共口味”而获得人气的。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之所以能获得较高的人气，很难说是他有特定的政治见解，有突出的价值理念获得了美国民众的青睐。对于务实而喜欢直观感觉的美国民众来说，奥巴马那种来自社会草根却有着某种“明星式”的形象气质，首先获得了他们的好感，获得了某种先机，为赢得选票奠定了基础。《纽约时报》的赫德里克·史密斯曾撰文认为，当年里根“富于表情的举止和令人喜欢的漂亮容貌，能消除那些从远处认为他是一个极右狂热分子[2]的人的敌意。”对于当年的克林顿总统，曾有美国舆论指出：克林顿充满朝气的“帅哥”形象，曾使他在1992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不少选票。叶利钦在谈到克林顿竞选总统胜出时也曾指出：“克林顿太不[3]寻常了。他年轻、漂亮，与他的年龄相比，看起来简直太美了。”

再比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4年被冠以“最具性魅力的人物”。北爱尔兰前事务大臣莫·麦拉姆退出政坛后，便在一家少年杂志社任性顾问专家。这位女性性顾问专家指出，英国首相布莱尔“最具[4]性魅力，可以拿到满分10分”。而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曾称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2004年克里竞选总统的搭档约翰·爱德华兹为[5]“美国最性感的政治家”，美国民众对爱德华兹绅士般的“招牌微[6]笑”和“阳光形象”有高度认可。这都充分说明，在今天传媒政治时代，领导者直观的物理形象有时决定了民众和群体的“第一印象”或“首印效应”。物理形象具有的不可忽视的“视觉说服”力量，包括了服饰穿戴得体、行为举止得体大方等外在因素。在形象心理学上，物理形象对于民众的“视觉说服”是重要的，领导者必须在这方面谨慎对待。一个完全忽视“外在”因素的领导者，是不值得推崇的。

在这个充满着符号象征意义的世界当中，直观的东西、物理性的外相是十分重要的。如多年来，深黄色短发和深色裤装一直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招牌形象，她那头直发历经20年不变。这种装扮常常被认为“发型古板”，使默克尔屡陷困境，成为政敌的攻击目标。他们指责她“发型古板、举止不够优雅”，“像足不出户的农妇，跟不上时代”，甚至有人建议她“去美容院接受美容”。尽管默克尔对此只是淡淡一笑：“政治归政治，我不会为了政治改变自己原本的容貌”，但由此可以看到，一名政治家和领袖打理物理形象、增强“视觉说服”力的重要性。

然而，当我们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的时候，这种形象本质上是指领导者的伦理形象。公共形象的抽象意义、人格意义、伦理意义，表现为形象所包蕴的伦理性和评价性。西方古典共和主义先哲把美德放在重要位置，认为“美德可以战胜命运”，认为美德败坏之时，便是[7]政治衰亡之时。领导者公共形象如果被视为非正义的话，那么必然危及政治合法性，撼动领导者的政治基础。因此，伦理形象是整个领导者形象问题的核心。[1]〔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2]〔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页。[3]〔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4]《新闻周刊》2004年第29期，第80页。[5]《爱德华兹：美国最性感政治家》，《青年报》2004年7月8日。[6]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7]〔英〕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8页。

二、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

所谓领导者外在形象，简单说，就是指领导者的社会外相；所谓领导者的内在形象，是指领导者的内在的实际状况，它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内养、内质、内在素质等东西。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人，都有着“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之间的某种错位，只是这种“错位”的幅度有所不同而已。人们在谈到一个人时常会说：某某人外表很好，可为人不怎么样。有的说：某某领导外表很严厉，而其实人挺好的……这都反映出一个人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是负有盛名的一位将军。就外在形象来说，格兰特有极高知名度，他在战场上赢得名声，被认为“是南北战争中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作为一名军人，格兰特非常认真、非常守纪律，是一种刚毅的、武威的形象。可是在内质形象上，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比如，格兰特特别容易受惊、见不得动物的血。这似乎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烹调得嫩的牛排会使他恶心。他坚[1]决要求，给他吃的肉食要精心烹调。格兰特还很怕羞。传记作家伍德沃德甚至认为，格兰特有女人气，“有明显的女性倾向”。伍德沃德了解到，年轻的格兰特具有姑娘才有的古板举止和端庄行为。正因为这样，格兰特多少有些过于拘谨。如在战场上，格兰特总是独自在封闭的帐篷内洗澡，决不让人可能瞥见他的身体。

曾在1965—1972年任美国《新闻周刊》驻东欧和莫斯科办事处主任的约翰·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在公众场合，勃列日涅夫是一个道学家，用令人生厌的单调语句和正统的教条勉励老百姓不断争取更大的成就。在私下里，勃列日涅夫爱好高级生活：贵重的衣服；小玩意儿；速度快、外观华美的汽车；纯种马；烈性酒；风味菜；漂亮姑娘；在莫斯科的狄纳莫或列宁运动场的包厢里看他心爱的足球队表演；猎熊；打野鸭和驾游艇——换句话说，即属于苏联社会上层阶级的那些额外享受。多恩伯格说：他在莫斯科时，看到其他政治局成员乘坐的是苏制吉尔牌汽车和海鸥牌汽车，而勃列日涅夫却坐在他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里疾驰而过。后来，看到他坐着尼克松送给他的卡迪莱克牌汽车、林肯康梯能特尔牌汽车或维利·勃兰特送给他的钢青色本茨牌450-SCL[2]型汽车到处逛荡了。

从理论上说，“理想的”领导者形象应该实现内外高度统一，既有良好的外相，又有优秀的内质；有一种确定的、统一的内外相，但事实上，领导者的外相、内质时常有不统一的一面。除了上述的格兰特那种外在将军的“刚武”、内在“女人气”这种内外不统一的类型外，还有一种是品性类型的。如意大利《共和国报》披露，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白天忙公务，可晚上有时是另一种形象。贝鲁斯科尼在电话中肆无忌惮地大谈意大利著名的33岁性感模特、美女主播玛拉·卡尔法尼亚，其间夹杂着大量让人不堪入耳、露骨的“色情想象”。贝鲁斯科尼还以“不恰当的”下流方式，大开35岁女教育部长玛丽亚·斯特拉·格尔米妮、39岁女企业家兼旅游副部长米切拉·布莱姆比拉等美女政客的“黄色玩笑”。老贝还不顾身份，低声下气地在电话中四处托人为他相中的年轻女演员找工作，一段录音显示，贝鲁斯科尼请求国有RAI广播公司的电视剧部门主管为几名他看中的美女演员安排角色。贝鲁斯科尼还将他所欣赏的女演员统统称为“我的小蝴蝶”。据悉，贝鲁斯科尼一直有在午夜和密友打电话聊天的习惯，但神通广[3]大的意大利司法部门，一直在设法对他电话进行窃听。

英国德文郡比德福德市议会新当选的自由民主党议员、34岁的默娜·布谢尔，白天从事着严肃的市议员工作，可一到晚上，她摇身一变当起脱衣舞女。默娜开设有个人网站“杰西卡——脱衣舞娘和色情电话提供者”。在夜晚，她不仅从事着脱衣舞女的工作，还在性爱聊天热线上专门与人聊肮脏的色情话题，赚取每分钟1.5英镑的报酬，每周就可以赚取至少100英镑的报酬。此外，默娜还充当“吻你信使”和“脱衣信使”，时常受雇出现在他人的生日派对或单身汉派对上，根据雇主要求，以接吻或脱衣等出其不意的方式向某个特定人物送出生日礼物或其他礼品。默娜称自己是个“一头褐发、非常性感的德文郡女士”，可以“在新奇的成人娱乐派对上迎合特殊的市场需要”。当默娜的行径被曝光后，在市议会和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三[4]名该党议员愤而退党以示抗议。

外表形象和内质形象是人们对人作出某种评价的又一种认知维度。外表形象、内质形象的概念虽然与物理形象、伦理形象有一定交叉，但其外延要比“物理形象”、“伦理形象”概念大得多。这里说的外表形象，主要不是那种物理性形象，而是一个人社会性的外在形象。它不仅包括了一个人的外相，更是指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行为举止、人际交往、神态形色特别是社会性内容。内质形象则不仅指一个人的伦理品质，还指更广泛的内在综合素质。我们常说一个人“气质好”，是说一个人内在形象好。一个人的内质形象是一个人经由教养、学识、家庭教育等形成的东西。人们常说某某人“内秀”，就是指一个人透过外表给人的内在的感受。《沙家浜》中，“胡司令”是一个内外高度统一的“草包”。但其“草包”形象主要由其内养所决定的。

人的外表形象和内质形象上的某些不对应，是客观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而有些则是刻意为之或者说是“自觉”为之的。最能说明人这种内外相不统一的，也许是有中国历史上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即位伊始，便受到内外瞩目，因为他的祖父、父亲两代国王都很有作为。楚国上下希望他能继承父、祖遗志，开疆拓土，使楚国更加强盛；而邻近的小国则是战战兢兢，危不自安。甚至连中原的大国秦、晋也都密切注意楚国的动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庄王即位后，根本不理国政，每天不是在宫中听音乐，饮美酒，与妃妾们寻欢作乐，便是率领卫士于深山大泽打猎，一副标准的荒淫无度的国王形象。

楚国有责任的大臣们不甘心楚国前两代国王奋斗的成果就此毁灭，纷纷入宫劝谏，楚庄王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后来听得烦了，干脆在王宫外立一道牌子，上写：“敢入谏者死”。楚国的大臣们保命要紧，没人敢再劝谏了。楚庄王日以继夜，荒淫不已。国王不理朝政，下面自然乱作一团。权臣们借机树党争权，谄谀小人们则逢迎拍马，捞取官职。贪官们浑水摸鱼，中饱私囊。楚国的政治陷入了混乱无序状态，忠臣贤良只有扼腕叹息的份儿了。这样一连持续了三年。楚国的大夫伍举实在忍不住，决定入宫进谏。他入宫见到楚王时，楚庄王正左搂郑姬，右拥越女，一边喝着美酒，一边听乐师们奏乐。见到伍举，楚庄王问道：“大夫是想喝美酒，还是要听音乐？”伍举说：“臣既不想喝酒也不想听音乐，而是听人们说大王智慧过人，想请大王猜个谜语。”

伍举说：“在楚国的一座高山上，停落一只大鸟，它羽毛五彩缤纷，异常华丽，可是三年来它既不鸣叫，也不飞走，臣实在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楚庄王知道伍举是要借机进谏，但不便点破。他沉思片刻说：“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它三年不鸣，是在积蓄自己的力量；三年不飞，是等待看清方向。这只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去吧。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伍举得到楚庄王的这一解释异常兴奋。出宫后，他告诉他的好友、同是楚国大夫的苏从，国王是很有头脑的人，他是在等待时机，而绝不是一个沉溺酒色的荒淫君主，看来楚国还是大有希望。接下来的几个月，楚庄王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荒淫无度。苏从感到受了骗，直闯王宫直言进谏：“您身为国王，不理国政，只知道享受声色犬马之乐，却不知道乐在眼前，忧在不远，不久就会民众叛于内，敌国攻于外，楚国离灭亡不远了。”楚庄王勃然大怒，拔出利剑，指着苏从的鼻尖厉声叱道：“大夫不知道寡人的禁令吗？难道你不怕死吗？”苏从凛然正色道：“假如我的死能让君王悔悟，能让楚国富强，我的死就是值得的。”

楚庄王看了苏从半晌，忽然扔下利剑，双手抱住苏从，感慨道：“我等的就是大夫这样忠于国家，不怕死的栋梁。”他当即挥手斥退歌男舞女，与苏从谈论楚国的政务。苏从惊异地发现，楚庄王对国家上下的了解比自己还要多。

随后，楚庄王发布一系列政令，把那些权臣政客、谄谀小人、贪官和不称职的官员该杀的杀，该罢的罢，而把那些包括伍举、苏从在内的忠于国家、有才能、刚直不阿的人提拔上来。一番洗涤振兴，楚国的政治从贪浊混乱一下子变得清新而富有活力。楚庄王在国内基础巩固后，不仅继续开疆拓土，平定了周围附属小国的背叛，而且挺进中原，夺得了霸主地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则成语典故人所皆知，然而其深刻内涵——特别是楚庄王外相内质之间的落差，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看清的。楚庄王即位时，楚国的情况表面上看不错，但隐忧重重。权臣夺利，小人充斥，群臣良莠不清，忠奸难辨。楚庄王为消除心腹隐患，最终走上中原霸主的地位，采用了异乎寻常的“外相”包装手段，把自己扮成一个荒淫君主的形象，不仅解除了周围国家对自己戒心，更消除了群臣的顾忌，让他们尽情表露自己，以看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在历经三年、摸清所有情况后，猝然施展霹雳手段，将楚国政治振刷一新，达到“大乱后大治”的目标。楚国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摆脱受人鄙夷的“蛮夷小国”的政治地位，而且能雄霸中原，根基正源于此。这也充分说明，对于人不能简单地以外相论。一个人的外相、内质，有时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1]格兰特从来不碰家禽肉。“我从来不吃两条腿走路的东西”，格兰特解释说。与美国大多数总统喜欢打猎不同，格兰特从不打猎，即使少年时代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乡下时也是如此。而在那里，打猎是年轻人最喜爱的娱乐。[2]〔美〕约翰·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9—10页。[3]贝鲁斯科尼妻子韦罗妮卡为此在意大利《共和国报》上刊登公开信，怒斥丈夫行为不当，并要求他公开道歉。贝鲁斯科尼被迫通过安莎通讯社，向妻子公开道歉。[4]《英国市议员在家开色情聊天热线》，http://news.eastday.com/w/20070728/u1a3002360.ht-ml。

三、生理形象与心理形象

所谓领导者生理形象，简单说，是指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给予人们的形象认知；所谓领导者心理形象，简单说，是指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给予人们的形象认知。生理形象和心理形象是我们认知、考察和分析领导者形象的另一种维度。

人的生理形象给予人的印象是直观的。美国科学家通过对全球女性的调查，就女性“性感”定义得出研究结论。他们发现无论哪个民族和国家，对“性感”女性的定义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性感必须具备“三大黄金定律”，即臀部丰满之美、身体匀称之美、面部和体味之美。美国专家发现，具有0.7腰围与臀围比例的女性最令人着迷。身体匀称度高的女性会获得男性垂青，这种女性拥有不可言喻的吸引力，也就是一般所称的“性感”。

当然，人的生理形象我们主要是指生理健康形象。在世界任何地方，人们对领袖的身体健康情况是高度关注的。领袖的生理也是一种形象、一种政治。领导者良好的健康形象，不仅让人产生安全感，产生稳定感，还容易让人产生“健康政治”、“健康治理”的心理依赖。因此，领袖生理形象应该是健朗的、朝气蓬勃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以强壮的体格和饱满的精力闻名。尽管他的烟瘾很大，但他的身体状况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非常良好，甚至成为国家政治形象的一部分。法国《星期天日报》曾称：“人们很难想象希拉克会躺在病床上，他是法国活力的象征，他看上去是铁打的。”《纽约时报》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的当天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一天是1999年8月9日。八年后，仍然是盛夏8月，普京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边裸露[1]上身、持竿钓鱼的画面“惊艳全球，引来无数女性竞相尖叫”。媒体对这位54岁“猛男”总统的描述是：“这是难得一见的瞬间。普京的身材练得很好，没有啤酒肚，没有明显的赘肉，肤色呈现健康光泽，手臂隐约可见肌肉……普京的衣着和装备也很有水准。走的是军装路线，一条合身的军裤尽显一个‘酷’字。”可以想象，从《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流传开来起，女性都会开始对深色西装或在迷彩服包裹下的那副健硕身材产生遐想。

但是领袖也是人，领袖不可能是铁打的，不可能不患一点儿病。问题在于，在国家层面上，领袖的任何病痛，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领袖的身体状况，已与国家政治融为一体。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指出：患病会破坏我们的判断力和辨别力，所以人们应该关心，应该探索那个主宰国家命运的人究竟患有何病。美国法官西蒙娜·罗泽斯夫人曾说：政治家的职业约束要求他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当这位政治家年事已高，他的选民合法地询问他的前景及他能否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完成任期，此种要求就更为必要。正因为如此，2005年9月，当72岁的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因患血管疾病住院时——尽管法国官方称，希拉克治疗状况“非常令人满意”——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猜测。他的健康状况，使人们猜测法国政坛可能出现的变化。

这使我们想起2003年秋天，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紧急住院的情形。当时，布莱尔因心脏问题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时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了整个英伦。事隔不到一年，布莱尔的健康问题再度引起人们关注。那是因为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2004年6月15日），布莱尔在众目睽暌下讲话时因身体出现状况而突然“卡壳”，当时不得不提前结束那场新闻发布会。

在2005年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曾因遭遇“健康危机”，引发国内轩然大波。2003年11月，他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突然中断讲话。在埃及电视台直播的画面中，穆巴拉克不时地咳嗽，并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和鼻尖，嗓音减弱。在穆巴拉克完成第一部分关于埃及内政的讲话后，直播画面突然中断。当时电视播音员解说道：“总统遭受了一次健康危机。”45分钟后，面色苍白的穆巴拉克重新回到讲台，完成了讲话。法新社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埃及方面的消息称，“穆巴拉克最近只因关节疼痛，在接受药物治疗”。

当然，正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的：“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而不只是“身体无病”。关于“健康”的十条标准是：（1）精力充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的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紧张，你可以从事你渴望做的一切工作；（2）处事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3）应变能力强，能够较好地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4）对于一般感冒和传染病有抵抗能力；（5）体重标准，身体均称，站立时身体各部位协；（6）眼睛明亮，反应敏捷无炎症；（7）头发有光泽，无头屑或较少；（8）牙齿清洁，无龉齿、无疼痛，牙龈色正常无出血现象；（9）肌肉、皮肤有弹性，走路感觉轻松；（10）善于休息，睡眠好。

有严格的统计表明，人群中真正健康（第一状态）和患病者（第二状态）不足2/3，有1/3以上的人群处在健康和患病之间的过渡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第三状态”，国内常常称为“亚健康”状态。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领导群体特别是公务员群体中，亚健康状态相当普遍。

正因为领袖的生理形象十分重要，很多领袖往往在生病后隐瞒病情，迟迟不公布病况。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首脑人物为了保持良好的舞台效果，让公众对自己保持信心，也竭力进行“身体政治”表演，甚至掩饰自己的病体形象。安德烈·海纳尔说：“我们的时代不幸为许多病夫、许多病入膏肓的病夫所统治，奇怪的是，群众对他们还随声附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领袖采取了“身体政治”艺术。尽管一些领袖身体已严重患病，但其公众场合的形象总是明朗的、健康的，而他的国民对其实际情况决然无所知。如法国前总统蓬皮杜，一直向他的国民掩饰自己的严重病情。1969年6月，蓬皮杜当选法国总统。据法国最负盛名的金融寡头、蓬皮杜的密友居伊·罗特希尔德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蓬皮杜已染重病。1970年2月，蓬皮杜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央情报局窃取了他的尿样，获知了他的病情。1972年7月，蓬皮杜被确诊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正当各界纷纷揣测蓬皮杜病情时，1973年9月，蓬皮杜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让人们都以为他的病情并不像传闻说的那样严重。当时，中方隆重接待了蓬皮杜。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周总理抱病陪他去大同、杭州等地参观访问，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那张广为流传的他与毛泽东的合影里，蓬皮杜看起来是那样的神采奕奕。

直到1974年3月27日，蓬皮杜才不得不谈及他的病情。那天，蓬皮杜去参加内阁会议，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与部长们握手并开开玩笑，而是马上瘫坐在椅子里。他颇为激动地说：“人们对我的健康讲了许多蠢话，我今天就告诉你们真实情况。使我疲劳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施行的治疗。此外，感冒又引起了并发症。”几天后，也就是1974年3月31日，蓬皮杜在奥维利耶度周末时病情恶化；同年4月2日，[2]蓬皮杜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没能干满7年任期，壮志未酬身先死。[3]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亦如是。他身患绝症，一直隐瞒了11年。密特朗的私人医生克洛德·居布莱透露：早在1981年11月，他就告知总统，他患有前列腺癌，而且已经扩散到骨头里。但总统对他说，这属于“国家机密”，不可外泄。后来，克洛德·居布莱写了《重大秘密》[4]一书，详细披露了密特朗的病情。密特朗辞世后，法国民众对于总统居然撒了如此“弥天大谎”非常愤怒。当然，也有人认为，最高领[5]导人的病情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密特朗弄虚作假实是无奈之举。

身体健康状况对于领导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必细说，人们也大都能充分认识到。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正视领导者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一个人如果不仅生理形象好，心理形象也好，才是高度和谐统一的。但是，这两种形象同样存在巨大落差。它们表现在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不对应。

领袖的心理也是一种形象、一种政治。一名领袖的心理状况，绝非是个人的私事，他影响到政事，影响到行政过程。在很多发达国家，“看心理医生”是许多政治家的一种生活习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向妻子希拉里坦白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情事后，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情就是携全家去看心理医生。美国很多总统都十分注重看心理医生，以保持自身的心理健康。

真正的心理健康、良好的心理形象，能赢得较高的公众声誉。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福特尽管是一个经历了30年政治斗争的老手，但他历来所树的政敌少得惊人。美国记者、福特的长期注视者巴德·维[6]斯塔尔说：福特“在自己的一生中从不企图哄骗任何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认为：“杰里·福特身上最吸引人的东西是，他根本没有敌人”。作为一个总统，福特不像尼克松那样嫉妒亨利·基辛格的声望，相反，他支持亨利以至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财政部长比尔·西蒙是一个办事有效，且有领导才能的内阁成员，他的观点曾遭到尼克松属下切齿痛恨，但福特却默默地接纳了。福特的宽容使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历史学家迈克尔·P.里卡兹说：“在福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开诚布公和坦诚相见，而这正是尼克松的继任者所应[7]具备的品质”。

今天，注重心理健康已成为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我国，心理健康还是一个普遍为人所忽视的领域。人们关注自身生理的健康，而相当忽视心理的健康。在中国，“看医生”、“寻医问药”大体只是指生理疾病方面。甚至认为看心理医生是件不光彩的事。由于对于心理健康的普遍忽视、轻视和对于心理卫生知识的缺乏，人们对于自身心理的非健康现象长期无所察觉和疏漏。而事实上，心理疾病、心理缺陷在今天社会中各种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由于社会竞争的激烈，人们的心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被社会异化，人群中充满了焦虑、烦躁、愤怒、失落、紧张、恐惧、郁闷。人类似乎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中国在史无前例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心理疾病。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在册的精神科医师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1.26名精神科医师，大约每千名重精神病人仅拥有1名精神科医师，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国际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每1000人就拥有一个心理保健师。由于专业人员匮乏，病人的心理疾病经常由全科医生诊治，而他们往往只会给患者开一些抗抑郁的药物。

就以领导者的心理情况来说，一方面，大量心理缺陷、心理痼疾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忽略心理健康又是领导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心理缺乏调适、心理知识缺乏，心理疾病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人们拥有一定的心理知识，那么就会发现，对于有些领导者，你能强烈地感受到他性格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问题。比如，偏执、刚愎自用、暴君式的做派、情绪化的作风，对下属才干的敏感、警惕和提防，好出风头等。还有诸如随心所欲、气使颐指等，归根结底都是心理阳光度不高、不够健康。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可以发现，今天领导群体中一些人存在着大量的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有的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快的节奏等现实压力造成的，有的则可能与其自身的经历、家庭背景、童年记忆等有关。如过于强烈的自尊大体与其童年受到压制、缺少关爱有关，而一个人的孤僻，大体与一个人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被认为“是一个标准的所获成就超过预期的人，非常雄心勃勃”。美国传记作家查尔斯·塞勒斯把他的从政“狂热的动力”，归因于“早年身体体质差”、“少年时代的抱负遭受挫折”和“他的母亲对责任的严格信奉”。而童年时期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心理缺陷或心理某种印痕，而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不注重心理调适，任其心理毛病发展，最后势必造成很大的心理症候。

从1992年到2006年，声名狼藉的俄罗斯莫斯科“比茨维斯基公园杀人狂”亚历山大·皮丘什金被指控谋杀了49人，另谋杀未遂3人。但皮丘什金坚称自己实际杀害了63人。皮丘什金向警方供称，自己是一名国际象棋迷，是想让受害者的尸体数目添满国际象棋棋盘的64个棋格。再多杀1人他就将实现自己的“目标”。皮丘什金希望自己的杀人数目，能超过俄罗斯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安德烈·奇卡季洛，奇卡季洛在1992年被控谋杀了52人（受害者大多是妓女和儿童。其中有些受害者被他肢解烹食）。皮丘什金的杀人的心理病态与他童年、青年时代有关。他出生后不久，他家成了单亲家庭。他母亲先将他送进收容所，后又让他和祖母一起生活。皮丘什金17岁时爱上了一个名叫奥尔加·马克希娃的同龄女孩，但女孩不久就对皮丘什金失去了兴趣，和另一个男孩谢尔盖·科兹里夫交往。第二年春天，谢尔盖死在了其公寓中。然而，男友死后的奥尔加，并没有重新投入皮丘什金的怀抱，而是又找了一个新的男友。5年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公园的池塘内被发现。她也是皮丘什金杀害的。

很多看似其他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心理问题。甚至大量的腐败案也是由心理问题引发的。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项羽败于垓下，犹如拿破仑败于滑铁卢。但项羽之败，主要也是一种心理（包括性格）的失败。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无疑是个猛夫，《孟子·梁惠王下》说：“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作为一名军事和政治领袖，项羽有着致命的弱点。他部下有人生病，他会亲自喂汤喂药，甚至会流泪，显得关怀备至。但这只是一种“妇人之仁”。当他要任命一名部属时，就很不容易了。他把符牌捏在手中，踟蹰再三，棱角都磨掉了，还舍不得给。所以当后来项羽派人来劝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时，韩信拒绝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8]倍楚而归汉。”项羽甚至嫉妒部属的才能。跟项羽做过的陈平说：[9]“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他手下许多出色的大将，一个个都去投奔了刘邦，在那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连他的亚父范增，项羽都不能信任，疑他“与汉有私，稍夺其权”。项羽的这种“妇人之啬”，正如他的“妇人之仁”，实在是一种小器。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缺陷。其实，今天也一样，能不能任人，能不能不任人唯亲、唯庸、唯平，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性格，[10]一种心理健康状况。

又如中国历史上，汉代刘邦的皇后吕雉对刘邦的宠姬戚夫人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残忍、那样一种歇斯底里，充分表明吕雉的心理病态甚至是世所罕见的极端心理变态。吕雉在刘邦死后，不仅杀害了刘邦与戚夫人生的赵王如意，还想尽点子残害戚夫人。她将戚夫人砍去手足，挖去眼珠，剁下耳朵，剃光头发，还把戚夫人弄哑，关在厕所中，称为“人彘”。这样一种恶毒的阴暗心理，在古今中外权力者队伍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根据《史记》的记载，妲己是有苏氏诸侯之女，是一个美若天仙、能歌善舞的美人，在商纣王征伐苏部落时被好酒贪色的纣王掳入宫中，尊为贵妃。这样一个良好外在形象的人，却同样有着极端卑劣的心理形象。

中国民间有很多关于妲己的传说，表现了此人心理的极端病态。如妲己喜观“炮烙之刑”，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行其上，跌落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会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兴奋而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有一年严冬，妲己看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和常人不同，叫纣王命人将那人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有一回，妲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出于好奇，命人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惨送母子两条性命。妲己怂恿纣王杀死一个叫比干的忠臣，还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中的“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心理变态，是一种明显的心理疾病。

由于人性的弱点，堂堂君主，照样也会嫉妒有才能的自己的臣属，更不要说利益关系没有那么紧密的现代“上下级”关系了。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处理“君臣”关系的五条原则。第一条就是“不嫉妒有才能的人”。其他各条依次是：（2）对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3）敬重贤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4）褒奖正直的人，不黜责他们；（5）同等对待各民族。这里有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李世民为什么把“不嫉妒有才能的人”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第一条？按理说，臣为君之臣，臣之才能，为君所用，对君是有利的。难道君主还会“嫉妒”有才能的臣属吗？

遗憾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否则李世民也不会将此条列为首要了。如前述，由于人性的弱点，即使是堂堂君主，照样也会嫉妒有才能的自己的臣属（只有那些真正雄才大略的领袖才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至于那些心怀鬼胎、心术不正的权力者，更是容不得臣属有杰出才能的。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有一则《奸雄疾胜己者》说：“自古奸雄得志，包藏祸心，窥伺神器，其势必嫉士大夫之胜己者，故常持‘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说。若蔡伯邕（蔡邕）之值董卓，孔文举（孔融）、祢正平（祢衡）、杨德祖（杨修）之值曹操，谢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谓不幸矣……”

今天在一些地方，“逆淘汰”现象相当普遍。越是平庸的领导者越容易嫉妒部下的才干；越是出挑的领导者越容易被淘汰。大体平庸型的领导者，喜欢用“听话”而不具多少才能的人，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少才能的人“安全”，好调遣，不至于构成什么“威胁”，甚至这种人，还多少能衬托出领导者的“水平”和“形象”。

过去君主嫉妒有才能的人，多少有损他的家业，因此他多少会理智一些、克制一些，或出于利益关系，会容忍一些。而如今一些平庸的领导者，如果嫉妒一个人，就没有了这种“利害”关系，他们会以种种貌似合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手上“合法”的权力打压那些被视为“异己”的才能出众者。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贬损，用无能之人，用阿谀奉承之人，损在公家，“利”在自身，何乐不为？由此，更可以看到，领导者的心理健康是如何重要，对于公共利益是如何利害攸关了。[1]《普京的idea》，《东方早报》2007年8月17日。[2]蓬皮杜过世后，关于他的死因的猜测很多。1982年7月2日，蓬皮杜夫人在与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谈话中，郑重否认了蓬皮杜患癌症之说。她强调，蓬皮杜患的是沃尔丹特伦血症，直接死因则是痔疮大发作引起的败血症。[3]1981年5月，密特朗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恰在此时，有关新总统身患不治之症的传闻广泛流散，密特朗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他打破常规，公布了他的最新体检结果，以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另外，他还允诺每半年将他的体检结果公之于众，“以增加透明度”。这样一来，谣言渐渐销声匿迹了。特别是1988年密特朗获得连任后，人们心头的疑问更少了。然而，1992年9月，密特朗突然住院，做了第一次前列腺癌手术，他的病情于是大白于天下。密特朗抱病坚持到第二任期届满，但终因前列腺癌扩散，于1996年1月8日逝世。[4]在这本书中居布莱披露，在密特朗的指示下，居布莱对于密特朗的健康状况向民众弄虚作假，每半年照例发布总统健康状况“良好”的公报。这种满纸谎言的公报竟发布达22次之多。除了向国内公众保密外，密特朗还严防外国情报机构刺探自己的病情。在他外出访问时，他使用过的一切医疗用品统统要收拾起来，放进密码箱里，带回国内销毁。此外，居布莱还将密特朗用过的梳子、牙刷等进行特殊处理，不留痕迹。他总是紧紧跟随总统，甚至跟着他上厕所，将尿迹冲刷干净。[5]张锡昌：《密特朗身患绝症，隐瞒11年》，《世界新闻报》2005年10月12日。[6]〔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7]〔美〕大卫·葛根：《见证权力：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领导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9页。[8]（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9]（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家》。[10]秦德君：《公共生活的地平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四、人性形象与人情形象

人性形象是指领导者人性质量方面反映出来的总体状况；人情形[1]象是指领导者人情质量方面反映出来的总体状况。人性形象、人情形象都是人的内质形象，有时又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外相”。作为狭义的“人格”含义，人性形象和人性形象是用来研究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又一组分析单位，也是认知和考察领导者公共形象问题的另一种维度。“人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有二：一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二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人性是人独特的生命内质之一。人作为社会动物，人性是有弱点的，但是人性亦有灿烂的光芒。人性力量对于领导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性形象是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内核之一。一个人的人性内质不能完全依赖于“制作”。人性的弱点或人格的缺陷并不是全部能掩饰的。根本的是如何朝着人性完美的方向，进行自我努力和修炼。基于领导业务的特定要求，领导者尤应修炼“大胸襟”、“大器局”，尤应注重良好品性的修养。政治舞台风云际会，诡谲难料，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得以丧失良好人性、丧失质朴率真、丧失真善美这些东西作为生存条件的前提。

1973年10月10日，时任尼克松副手的美国副总统斯皮罗·西·阿格纽被指控犯有搞阴谋、受贿赂、逃避所得税等40多条罪状，阿格纽无奈之下被迫辞职。两天后，尼克松总统提名福特为副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先后派出400多名特工人员，对福特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做了周密的调查，调查报告达有1400多页。却找不到福特在政治及人性方面任何一点污迹。华滋华士（Willian Wordsworth）说：人性中最完善的部分是谦卑、恬淡，为善不为人知，这些，福特都做到了。后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就福特被提名任职副总统进行广泛的听证，都证明福特是一名“真正廉洁的先生”，在人性形象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而福特“忠诚”的人品，更显示其人性方面的某种优点。1973年12月6日，福特正式就任美国第四十任副总统。上任伊始，他就面临严峻考验。当时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不断高涨。福特还应忠于他吗？他宣誓时许诺的“总统先生，您将得到我的支持和我的效忠”的话，只是一种政治仪式的需要，还是能身体力行地真正践行呢？[2]

中国古籍《礼记》上说：“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福特以其表现，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人性品格。如他不顾各种压力和各种可能遭到的指责，弃个人名利于度外，坚决为尼克松辩护（当然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到各个州去发表讲话，呼吁人民不要抛弃尼克松，批评那些批评者图谋不轨。福特的忠诚，使尼克松大为感动。即使那些尼克松的反对者，也对福特的“高尚品质”倍加赞扬。

乘人之危、尔虞我诈是政坛上惯常现象。人们由此认为政治的黑暗和政治家人性的卑劣。但福特没有这样做，显示了一名政治家应有的职业忠诚的品格。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宣布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但是当1974年9月8日，一个“意外的星期天”，福特上任第30天，当他突然向全国宣布“现在，我，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二节授予我的豁免权，同意并无条件地彻底地豁免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至1974年8月9日对合众国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了的一切罪行。”招来了全美暴风雨式的批评。“福特就此落入了‘水门事件’的泥沼，而[3]且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也未能逃出”。

美国著名记者、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大卫·葛根[4]认为：“从艾森豪威尔到杜鲁门，福特是心灵最健康的一个。”他还这样评论福特：“福特很淡泊名利，我认为这是他作为总统最大的优点，具有这一优点的福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里根都成了杰出的[5]领导者。”这名著名记者认为，作为一位总统，“心存抱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这种“抱负”转化成只有争权夺利才能满足野心时，那将是毁灭性的。约翰逊、尼克松和克林顿总是想得到更多，正是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走向极端，甚至剥夺了他们作为总统的尊严。福特为人谦虚平和，也比较宽容大度。财政部长比尔·西蒙是一名办事有效、且有领导才能的内阁成员，但他遭到尼克松属下的痛恨，却在福特那里得到了宽容。作为一名总统，福特不像尼克松那样嫉妒亨利·基辛格的声望，相反，他支持亨利以至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这些都是他获得良好人性评价的地方。历史学家迈克尔·P·里卡兹说：“在福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开诚布公和坦诚相见，而这正是尼克松的[6]继任者所应具备的品质。”

相对于人性形象，提出“人情形象”在学理上似乎更具有生疏感和挑战性。但事实上，人情是人作为生命特质的另一种规定性。关于“人情”，《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是：“人之常情；恩惠；情谊；指礼节应酬等习俗；礼物。”《礼记》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7]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人性形象也是领导者公共形象的一部分，也更是社会公众评价领导者最为直接易行的手段之一。

人之温情、人之常情是朴素的，却是伟大的。友情、爱情、亲情，是人生中极为宝贵的东西。人情之美，常常表现在友情、爱情、亲情之花盛开不败。本书之所以要把“人情形象”作为考察分析领导者形象的一种视角，这是因为，我们时常见到的那种人情度低下、人性障暗的“光辉形象”，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干枯的政治面具罢了，这种形象的负面性很突出。今天，无论哪一层级的领导者都应该成为具有充沛感情、感性，具有生活灵性的人，而不应成为那种干枯的政治面具。

在另一方面，本书之所以要把“人情形象”作为考察分析领导者形象的一种视角，是因为作为提升领导力、完善领导生涯的公共形象艺术，它不是要晦暗人性人情，而是要彰显人性人情。高超的领导者公共形象的设计、形塑和传播，不是要把人弄成没有七情六欲的神，而是要点亮和凸现人情的光彩。

人们时常不是因为领袖和政治家的“伟大业绩”而感动，却因他们那些朴实细小的行为所感怀。人的有些细小行为并无太多的特殊意义，有时却其情融融，有着温润的人情味。2005年10月，郎朗到白宫举行个人独奏会。老布什一时心血来潮，走上台去与郎朗联奏，小布什也听得摇头晃脑，最后他还希望郎朗常来。这次演出，让老布什彻底迷上了这个东方小子。此后，只要郎朗在美国有音乐会，老布什都会赶到现场来欣赏。郎朗说：“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布什经常给我[8]邮寄报纸，当然上面全是海外有关报道我的文章。”再比如，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功过是非自有后论，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人情形象”非常好。他与赖莎的爱情堪称是20世纪伟大的爱情之一。直至今天，俄罗斯人每每谈及，仍然会感叹不已。在46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坚贞不渝，相濡以沫，始终深爱着对方。戈尔巴乔夫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或出国访问，无论走到哪里，赖莎的爱便相伴到哪里。戈尔巴乔夫出差期间写给赖莎的信中总是那份浓浓的爱意：“亲爱的赖秋莎（赖莎的爱称），您好！……快给我回信。我从来都是这样焦急地盼望你的来信。读着你的来信，就像看到你站在身旁。我非常需要你……永远爱你的米哈依尔。”赖莎把戈尔巴乔夫写给自己的信一直作为最珍贵的纪念，即使在回忆录中，她也很少公开信的内容，她说：“有一些东西只属于我，并将和我一起离开人世……”

紫罗兰是赖莎最喜爱的花，也是她与戈尔巴乔夫一生的爱情信物。每逢戈尔巴乔夫过生日，赖莎都要送上一束清幽淡雅、散发着春天气息的紫罗兰。作为前苏联第一夫人，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高贵的仪态，典雅的谈吐，温柔的品性，深厚的学识，曾令无数人为之倾倒，也曾使同时代的美国第一夫人南希的种种努力与精心包装黯然失色。

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把“国家分裂”的责任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后上任的总统叶利钦不同，叶利钦卸任后可以享受每年200万美元的各种优厚待遇，而戈尔巴乔夫则要靠自己想方设法挣钱养家糊口。他著书立说，录制音乐专题片，在美国大学兼职讲课。在戈尔巴乔夫遭受厄运的同时，妻子赖莎也被指责生活奢侈、穿戴打扮过于豪华，承受很大压力。正是赖莎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戈尔巴乔夫度过重重难关。1999年夏天，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季节，他妻子赖莎查出患了白血病。为治疗赖莎的病，戈尔巴乔夫经济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发誓，砸锅卖铁也要挽救妻子的生命。他不分昼夜守护在妻子身旁。白天，他坐在病床前为她读报纸，讲故事，鼓励妻子与病魔抗争；晚上，他把病房里的灯关上，然后点燃一支蜡烛，默默守候在妻子身边，直到她慢慢入睡……

在赖莎的葬礼上，戈尔巴乔夫长久地、深情地吻着躺在木棺中妻子的脸颊，一遍遍呼唤着她的名字，泪流满面：“我无法想象，她不在了，我将如何生活。”绝望的目光，嘶哑的语调……而俄罗斯人在赖莎去世后才知道，她所有的衣饰，都是用自己的钱添置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在莫斯科柯西金大街有一套房子，那是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常去那儿。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在黄昏夕阳的余晖中，他回忆与赖莎共同走过的日子……在莫斯科，戈尔[9]巴乔夫和赖莎相依相偎的照片，会使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流下眼泪。

我们再来看看领导者的“人情形象”在公务中和在领导力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的苏联，在坚持苏共一党专政、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政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是不爱学习、懒于思考、基本上不动笔、缺乏领袖魅力的“平庸”之辈。尤其是1974年岁末几度中风之后，他几乎丧失了坚持正常工作的身体条件，在一些正式场合时常发生颠三倒四的表现。但是他平稳当政整整18年之久，直至1982年11月逝世。在苏联的74年历史中，除斯大林当政29年之外，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间最长。在苏联史研究中，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稳当政18年，愈来愈成为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研究专家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除去勃列日涅夫能审时度势、现实地使苏联权力结构调整趋向常态化、均衡化，并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外，他在冷冰冰的政治中推行“人情化”，营造情感氛围，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公众形象，从而使他赢得相对稳定的信任度、提升了领导力，不能不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距十月革命已半个世纪了。当年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而连续在一起的革命情谊，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用什么来充填新权力架构中这一情感空位？这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又一难题。勃列日涅夫根据自身条件，通过营造“人情化”氛围，在权力架构中为自己积累了当政18年的政治资源。勃列日涅夫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勃列日涅夫承认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太熟悉”，对外交事务“不太了解”，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内行”。而在其“人情化”方面，颇有“润物细无声”之妙。比如对帮助自己的人，勃列日涅夫从不忘说声“谢谢！”。在出行、会见下属时，勃列日涅夫总要带上一些馈赠的小礼品。至于见面时的拥抱、吻面，更成为勃列日涅夫的常规礼节，以致后来有了“勃列日涅夫式吻”的说法。

授勋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情感纽带，他把亲自给同僚和下属授勋视为乐事。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不顾重病缠身坚持来到塔什干，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3月23日，计划安排勃列日涅夫参观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陪同人员担心他过于疲劳，于是建议取消参观访问。勃列日涅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答应了参观工厂。那里已经准备迎接我们，人都集合好了，在等我们。不太好……会问……会议论，还是去一趟吧。”勃列日涅夫进入飞机装配车间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将装配飞机的木台压塌。勃列日涅夫被压倒在地，耳朵撕裂，右锁骨骨折。但他坚持在次日亲自为乌兹别克共和[10]国颁发列宁勋章并讲话后，再住进医院。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成功地通过“人情化”模式有效充填了新权力架构中的“情谊空缺”，从而为领导力的有效施展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则是以其较好人情形象，获得了普通民众这方面的赞誉。仅举一例，可见一斑。2005年4月，普京应邀对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他在耶路撒冷“大卫城堡”饭店会见一些来自苏联移居以色列的二战老兵。令人诧异的是，老兵当中有一位年近古稀、举止优雅的老妇人。普京看到她，眼神大变，疾步上前，紧紧握住老妇人的手，亲吻她的额头，热情地说：“您怎么在这里？”之后，两人并肩穿过长长的走廊。普京摸摸有些秃顶的头，轻松地说：“您瞧，岁月无情，我都谢顶了。”老人笑笑：“可你还是一眼认出了我，沃洛佳！”普京后来向媒体和朋友介绍：“这是我在281中学念书时的德语老师——米娜·莫伊谢耶夫娜！”

莫伊谢耶夫娜1973年离开俄罗斯来到以色列工作生活，早已退休。从报纸上她得知普京将访问以色列，于是致信俄驻以色列使馆，期望也能和老兵一样被邀请，见见已经分别35年的学生。普京说：“在老师面前，我不是总统，永远只是沃洛佳”。此后不久，普京派人找到莫伊谢耶夫娜，送给她一套新房的钥匙。原来，普京悄悄派人打听了老人的生活情况，得知老人蜗居在老旧危房，楼层高，也没有电梯，每次回家都累得气喘吁吁。普京知道老师不喜欢受人恩惠，嘱咐下属从侧面打听老人需要什么样的房子。邻居说老人经常生病，最重要的是附近一要有医院，二要有药店。于是，普京拿出自己的积蓄，[11]为老人挑了一套合意的房子。

人情有时也被用来作为政治调味品，被运用到政治事务中，成为“政治艺术”的一部分。2007年7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访问美国，当时两国关系正处于令人瞩目的“敏感”阶段。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将开始新的美苏“冷战”。普京应邀前往布什之父、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庄园作客，并一起去海边钓鱼。这使当时已相当冰冷的两国关系，披上了一层温暖的人情外衣。不久，2007年9月，普京在澳大利亚悉尼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对美国总统布什发出了到俄罗斯“钓鱼”的邀请。“布什喜欢钓鱼，我想他会发现这（去俄罗斯钓鱼）将是多么令人愉快”，普京说。“俄罗斯有许多适合垂钓的地点，不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具体去哪里由布什决定”。此后不久，普京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访问时，再次发出这一邀请，说自己“正等着布什挑选具体时间和地点”。普京说：“美国总统和我有非常好的、友好的关系。我喜欢业余时间和他泡在一起，而且从公事的观点看，这种会面如果没有什么成果的话，[12]当然不算合格。”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开始注重在刚性的，甚至是冷冰冰的公务中，掺入一些人情因素。今天各种国际活动中，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了。

社会公共权威和各种类型的领导者，如果注重养成和适当显现温润如玉、充沛的“人情味”和“性情中人”的一面，如果适当流露自身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那么被公众接受的情感度就高。而社会公众的“情感接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受。在世界各国的政坛上，不少领袖、政治家正是以他们的良好的“情感形象”赢得人们喜爱的。

在一向严肃乏味的公务之外，领导者如果适当展示一下自己鲜活的性情和普通人的那一面，就能更好地得到公众的认同，就能获得更好的公众沟通绩效。2006年6月20日，《德国金融时报》曾以“女总理当球迷：默克尔的奇妙转变”为题作报道，描述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看足球赛时的“人情”表现。报道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世界杯的氛围里。女总理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当德国队攻破波兰队大门时，看台上的默克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愣在原地，接着放声大叫——尽管那粒入球因越位被判无效。当德国队第三次将球踢进厄瓜多尔队的大门时，她情不自禁地鼓掌，那架势远比身边的德国足协主席还狂热。这可不符合女总理平时给人的印象。总的来说，默克尔和蔼可亲，但却不像她的前任施罗德那样有“人情味”。她希望自己看上去像一本正经的头号公务员——女性版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理性的施密特从不把足球当回事，担任总理时很少出现在球场看台上。冷静的默克尔似乎也长期与足球保持着距离。当她在世界杯开幕时表示将关注德国队时，人们认为这种表态是出于责任感而非热情。默克尔后来的“出格”变化，就连法国国家队队长巴拉克也感到惊讶。他说：“看到默克尔总理和我们一样高兴，这真好。我不记得她上次在公共场合欢呼雀跃是什么时候了。”

今天，“人情形象”已成为公众对于领导者评价的一种方式。人情形象好，社会评价就高；人情形象差，社会评价就低。事情好像就这么简单。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人情形象一直不佳，这方面社会认同度很低。2004年底，在为向在伊战的阵亡的美军士兵的家人表示慰问这一事情上，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个做法，更使他人情淡漠形象得到彰显。当时，出于对伊拉克战争中阵亡士兵的哀悼、平息阵亡士兵家属的愤怒，拉姆斯菲尔德给每位军属写了一封悼念及慰问信。可这位国防部长并没有在这些数量并不过于庞大的信件上亲手签名——那些发出的吊唁信上，全是用机器复制的签名。收到这样的复印信，很多军人家属都抱怨了，说这是对他们的“轻视”，甚至是一种“污辱”。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的伊万·梅迪纳有个弟弟在伊战中阵亡，他说：“无论是作为一位失去所爱之人的家属，还是作为同样曾在伊拉克服役的退伍士兵，它（指拉氏的吊唁信）对我而言是一种[13]侮辱。”

美国国会议员们指责拉姆斯菲尔德这一“偷懒”行为的背后，是“冷漠无情”和“缺乏领导能力”。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关于国防部长竟然没有在阵亡士兵吊唁信上亲笔签名一事，我感到非常吃惊。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国防部长是多么不重视、多么轻视这些信件。因此我对拉姆斯菲尔德没有任何信心可言。”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批评说：那些阵亡士兵家人的要求其实真的不多，只希望能从吊唁信上“看到国防部长还能抽出时间想到死去的这些年轻人，哪怕这种关心只是很短的一会儿”，但拉姆斯菲尔德连家属们这小小的希望都不愿意满足。“此事再一次证明，军方缺乏合适的领导风格……这影响到[14]他（拉氏）继续工作的能力。”在舆论压力下，拉姆斯菲尔德不得不在美军报纸《星条旗报》发表声明，承认自己错误，表示“以后再[15]也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份声明中说：“我草拟并审核了寄给每位在战斗中阵亡士兵亲人和家属的1000多封吊唁信。为了保证能迅速地与悲伤的家属们取得联系，我没有逐在这[16]些信件上亲笔签名，今后我将在每一封信上亲笔签名。”

这一事件，给了我们许多警策。它从反面说明，领导者的人情形象也涉及领导力。在“人”的世界中，领导力不可能与“人情”无涉。由于“忘记”在悼念信上亲笔签名，拉姆斯菲尔德不仅受到人们情感方面的质疑，更受到了“缺乏领导才能”方面的种种指责。在今天全球化的资讯时代，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人情形象是具有某种公共性评价标准的，不可不谨慎。[1]作者在《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曾提出过“人格形象”、“人情形象”、“人性形象”的概念和相关分析（参见第6章之第4节）。[2]《礼记·大学》。[3]〔美〕大卫·葛根：《见证权力：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领导艺术》，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53页。当时，有舆论指责福特与尼克松事先达成了某种秘密交易，但其中真实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4]同上书，第133页。[5]同上书，第176页。[6]同上书，第179页。[7]《礼记·礼运》。[8]《郎朗的“粉丝”》，《报刊文摘》2007年12月26日。[9]梁青平：《永远的紫罗兰》，http://www.lsyswy.com/wxbh.asp？detailsid=1939。[10]参阅叶书宗：《“庸才”治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7期。[11]彭龙富：《我永远是您的沃洛佳》，《报刊文摘》2008年4月9日。[12]新华社电：《普京再邀布什赴俄罗斯钓鱼》，《青年报》2007年9月12日。[13]《美防长”造假遭国会围攻》，《青年报》2004年12月21日。[14]同上。[15]《拉氏“假签事件”引发去留争议》，《新闻晨报》2004年12月21日。[16]《美防长“造假”遭国会围攻》，《青年报》2004年12月21日。

五、职业形象与职余形象

所谓领导者职业形象，是指领导者在职业过程中形成并输出的形象。这种职业形象，主要反映行政过程中所形成并反映出来的领导个性特征、行政风格、领导方法，还大体包括工作作风形象、工作能力形象、工作业绩形象、职场话语形象等内容。所谓领导者的职余形象，是指领导者在日常生活（主要是职余生活）中形成的形象。包括生活情趣形象、生活作风形象、家庭和睦形象等，它包括领导者职场以外的形象。

人们感受和认知一定层级的领导者形象，除了前面的几种类别外，一般还会凝结成这样两种形象视角。我们把这两者作为一对分析单位，是因为职业与生活是人们人生的两极，是人生两个最为重要生命场所。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在谈到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职业形象和职余形象时说：他作为志愿军人忠诚无畏，作为联邦军队总司令勇猛无敌，作为一个重新统一和巩固了国家的总统充满自信，而且，他的天才在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和巩固中起了作用。他受到我们的尊敬，也受到世界的尊敬；但是，尽管他的公共身份是光彩夺目的，可我们却更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美德而热[1]爱他。

毫无疑问，职业形象对于一名领导者十分重要。没有良好的职业形象，那就意味着领导生涯的失败。无论哪个领域，举凡成功的领导者，一般都有较好的职业形象。职业形象的成功，是他们作为“成功者”的重要基础。这已毋庸赘述。

领导者职余形象是领导者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领导者的这方面形象是十分关注的。2007年10月，法国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要求身为党主席的萨科齐，就他的婚姻状况公开做出解释，因为当时身为总统的萨科齐和妻子萨西莉亚的离婚传闻已经沸沸扬扬，让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无法坐视不理。人民运动联盟巴黎总部的高层人士表示：“萨科齐是国家元首，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与夫人的关系状态……他们的关系没有秘密可言，我们要立即了[2]解事态的原因。”法国媒体报道，在“第一夫人”缺席的日子里，萨科齐身边不乏女伴，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与其中任何一个有暧昧关系。2005年他妻子萨西莉亚“出走”后，萨科齐曾被曝与《费加罗报》女记者安妮·富尔达有“罗曼蒂克式的关系”。法国舆论指出：如果萨科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位在任内离婚的总统，他必须要想办[3]法将由此带来的政治破坏力降到最低。

我们已经指出，“职业”与“职余”是人们人生的两极；同时，我们把这两者作为一对分析单位，也是为了更能显现两者时常有的不对称的情况。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1844年当选）从刚成年时起，就一心一意从事政治，“排除了”政治以外的一切爱好。美国传记作家查尔斯·塞拉斯曾评论波尔克说：“政治成了他的全部生命，除了政治，他没有愿望，没有智力上的爱好，没有娱乐，甚至没有友谊。”波尔克生来是一位性格内向的人，但出于政治需要，他迫使自己与人交往。但他真正的亲密的朋友很少。在公众视野中，波尔克的职余形象十分的苍白和乏味。

职余形象与职业形象相得益彰，才是完美的、协调的。但是今天在领导者群体中，职业形象与职余形象高度统一的固然有，但这种比例是相当小的。领导者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这两者是不和谐、不统一的。有的领导者职业形象颇佳，但其职余形象不好。而最为一般的职余形象不好表现为枯燥、乏味，缺乏生活情趣和生活艺术修养，缺乏对于生活有独特理解的特征，也就是其“生活情商”低下。今天，“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领导者已不多见，但是寡情少趣、缺乏才艺文情、缺乏艺术造诣和良好的艺术修养，或者缺乏鲜活个性的领导者形象，还是相当常见的。

生活情趣反映了职余形象。生活情趣是领导干部公共形象的一部分，是领导者作风的外在表现。领导者公共形象中，包含着情趣形象、情感形象等内容。“情趣”简单地说，就是性情志趣，它是一个人的意趣、兴趣所在，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的素养、爱好乃至品行、作风。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很多是从低俗的生活情趣开始的。玩乐逍遥、奢靡成风销蚀着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和进取心，使他们变得精神空虚、意志消沉、思想颓废、行为猥琐，进而进一步引发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失职渎职、欺压群众等违法乱纪行为。他们不仅损害了干部队伍的公共形象，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今天老百姓对领导干部预设的“情趣”标准，其实是不高的，这多少反映出人们对权力现象的一种无奈和让步。目前干部队伍中一部分人一是情趣低俗。很多腐败官员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靡乱不堪，做人的底线丧失殆尽。他们什么朋友都敢交、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钱都敢花、什么东西都敢要，迷恋于打牌赌博，甚至出境狂赌。他们热衷于吃喝玩乐，推杯换盏；沉湎于灯红酒绿；出入于娱乐色情场所、包养“二奶”；沉醉于封建迷信，求神拜佛、卜卦算命。人们称他们“政治上软、经济上贪、工作上浮、生活上奢、纪律上散、信仰上瘫”。二是情趣干枯。健康、高雅的“情趣”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已到了非常“枯竭”的地步。

列宁说过：“政治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但在有些官员那儿，“为官”只是表现为刚性的做派和枯燥的脸谱。过去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略通文墨是最起码要求，至于饱学之士，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范仲淹做地方官时，应邀为新落成的岳阳楼写点文字，他没机会到实地看，只凭图纸慨然落墨，却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欧阳修做滁州太守时，不仅政绩卓著，并且写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斐然文坛。这是情趣，也是素质。决策的基础是什么？是良好的知识、素质、修养。然而现在一些人做了官，全部精力都放在“经营”官场关系上。与他“升迁”、“政绩”无关的东西，弃如敝帚。他们对所谓“品性”、“雅趣”乃至“泱泱文明”之[4]类，根本没兴趣。

生活是人生的重要部分。不会生活绝不意味着会工作。相反，不会生活、生活情商低下的领导者，常常会影响到职业形象。甚至可以说，生活形象也是职业形象的补充。良好的职场形象的形成、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事业的成功，绝不意味着要以损害家庭为前提——恰恰相反，工作、生活；事业、家庭两者完全是可以统一好、协调好、处理好的。美国总统在形象构建方面不仅注意职业方面给予公众的感受，也十分注重展现自身业余的生活形象，很注重给予公众一个健康、明朗、进取的精神面貌。

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总统”，有比较好的职业形象；而其实，卡特生活形象也很不错。比如，他是一个捕鱼迷，是个快速阅读的好手。他每分钟能阅读2000个单词，并能理解95%的内容。除了与工作有关的材料，通常他每周要贪婪地读三四本书。他特别喜欢莱因霍德·尼布尔的作品和迪伦·托马斯的诗歌。卡特总是在他椭圆形办公室放送巴赫、维瓦尔弟等古典音乐，也很喜欢欣赏诸如鲍勃·迪伦、保罗·西蒙和奥尔曼兄弟演唱组等现代音乐。他每周要与夫人看两部电影。

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精力充沛的生活”的倡导者。他从各种运动和智力活动中寻找娱乐，在他担任纽约州长时，每周要有好几次与一位中量级摔跤冠军格斗。作为总统，他经常与练拳对手拳击，直到严重受伤。罗斯福还学柔道。其他喜爱的运动包括骑马、打网球、在不毛之地作长途徒步旅行以及冬天在波托马克河冰冷的河水中衳泳。罗斯福还喜欢打猎、马球和划船。罗斯福较为静止的业余爱好之一是研究动物，尤其是研究鸟类，还有阅读历史著作、传记、诗歌和小说。他尤其喜欢司各特、萨克雷、狄更斯的小说以及美国诗人坡和朗费罗的诗歌。罗斯福还写了20多本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总统的述作情况：

1882年：《1812海战》、1885年：《一个牧场主的射猎旅行》、1887年：《托马斯·哈特·本顿传》、1888年：《古弗尼尔·莫里斯》、1888年：《牧场生活与搜索兽迹》、1889—1896年：四卷本《占领西部：1769—1807》、1891年：《纽约》、1895年：《美国历史上的英雄故事》、1899年：《莽骑兵》、1910年：《非洲猎踪》、1910年：《新国家主义》、1913年：《作为文学的历史以及其他论文集》、1913年：《西奥多·罗斯福自传》、1914年：《非洲狩猎动物生活史》、1915年：《美国与世界大战》、1916年：《敬畏上帝与发愤图强》、1917年：《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仇敌》、1917年：《国家实力与国际责任》。专栏2　“专栏作家”卡斯特罗退休后的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并没有闲着，他坚持每周都给《格拉玛报》写两三篇文章。他常自诩为“专栏作家”：“我说过退而不休，要把笔变成武器，我当然得说话算话。”但卡斯特罗不再以“总司令的思考”为栏目名称来写文章，而是改成了“菲德尔同志的思考”。在文章中，卡斯特罗把当时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和时任总统的小布什骂了个遍。2008年2月，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并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5]从那时起，卡斯特罗真正过起了退休生活。[1]〔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2]《中国日报》特稿：《执政党要求萨科齐澄清离婚传闻》，《青年报》2007年月10月15日。[3]这个经过离婚、再婚的“第一家庭”，已经被法国人视为“黄金组合”。充满活力的萨科齐总统和时尚前卫的第一夫人萨西莉亚在他们的支持者眼中，就如同法国的肯尼迪夫妇，更何况他们还有5个可爱的子女。法国媒体报道，萨科齐的助手正在研究领导人在任期内离婚的手续和步骤。然而最近的三任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密特朗和德斯坦都无法为萨科齐提供参考，因为他们虽然都有辉煌的“浪漫史”，但至少在当总统期间保持着看似和睦的婚姻。[4]秦德君：《说情趣与追求》，《上海支部生活》2007年第3期。[5]徐世澄、王树军：《卡斯特罗在家写专栏》，《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上）。

第6章　领导者社会角色与角色表演

一、社会角色与个人表演

尼采说过，伟大的人是自己理性形象的扮演者。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中人都是这一舞台上的角色。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中担当一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得进行其自身的表演。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社会角色也是人们对社会中具有不同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政治学家哥西奥多·哥伦比斯和杰姆斯·沃尔夫在分析国家政策时，曾把“个人特质变量”（主要涉及领导者的洞察力、想象力、个性等，包括冷静与鲁莽、暴躁与谨慎、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优越感与自卑感、创造心理与破坏心理，过度猜疑与过于自信等）和“角色变量”（涉及如总统、内阁官员、高级文官、众议员和参议员、记者、教育家、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首脑等精英人物们的工作状态或行为规[1]则）等，作为考察和理解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研究和考察政治—行政过程中的领导者公共形象，必须考察领导者在社会中的“角色表演”。

我们知道，“角色”（Role）本是戏剧中的名词，用来指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物。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将它引入社会学，进而角色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R.林顿还区分了“角色”与“地位”的不同，认为当地位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效果时，即为角色扮演。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者、“拟剧论”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2]则把角色定义确定为“个体在一个特定地位中作出的典型反应”。他指出：角色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个体都将卷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或模式中去，并因此而扮演几个角色。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有[3]几个自我。在角色与社会的关系上，R.林顿将社会结构置于个人行为之上，视社会结构为一个行为规范体系，个人接受和遵循这些规范。因而，社会中的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

人类对于角色的认识形成很早。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世界是一个舞台，人们一生都在扮演着多种角色。16世纪中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世间大部分职业都称得上是“演戏”，“全世界都在演戏。”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像模像样地扮演我们的角色，但应是模仿剧中人物的角色。不必将面具和外表当成实质，也不必将外来的[4]当作自己的”。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他的剧作中，把社会比作一个大舞台。指出在“这个广大的宇宙的舞台上”，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演出。他在《皆大欢喜》中说：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5]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曹雪芹同样用了社会拟剧思想。书中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曹雪芹眼中，社会成为不同人登场表演的舞台。我国戏剧界、文化界多有诸如“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人生如戏”、“古今来多少角色，天地间大小舞台”等说法。过去戏场舞台两边，都有这样的楹联：尧舜净汤武生桓文丑末古今来几多角色；日月灯云霞彩风雷鼓板宇宙间一大戏场。

在政治领域，政治家对于角色与表演同样有着自己的认识。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直率地认为：政治就是一种游戏，[6]“在政界里，我们不得不做许许多多我们本不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就是演戏”，而且领袖们的某种政治表演，往往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在政治舞台上，当戏剧的最后一幕落幕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活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7]深刻的变更。

政治学者们则指出：“国家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形象，政府的含义就是官僚、税吏兼士兵。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只是有限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老百姓只是消极的观众，他们无法理解政治[8]的表演，只是坐在远处观看。”

1945年，美国文学评论家K.伯克在《动机初阶》中提出拟剧思想，将它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但当时未引起人们关注。随后，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22—1982）提出了“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这是一种用“表演”来比喻和说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符号互动理论。欧文·戈夫曼运用了诸如“脚本”、“观众”、“表演者”、“角色”、“前台”、“后台”、“面具”、“道具”等戏剧用语，来说明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如何集体表演或单独表演，如何用道具、参照脚本、登上舞台并以不同角色活动于前台和后台之间。欧文·戈夫曼通过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揭示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如何证实“自我”概念，人们如何界定不同的社会情境并与之相适应。欧文·戈夫曼的理论，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及其表演有了更为系统而清晰的认识。

其实，就人的某些方面来说，表演是人的“天性”之一。这正如好莱坞巨星马龙·白兰度说过的：表演是所有艺术中最没有神秘感的一种，每当我们想要隐藏或是假装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表演，大多[9]数人平时也生活在演戏当中。

美国政坛上，最为史家所称道的三位总统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都有强烈的“表演本能”。如华盛顿长于舞台夸张的姿态，他在圣诞夜出兵特棱顿（Trenton），被舆论认为“作秀意味大于策略考量”。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这几位总统也不断溢出他们的“表演”爱好。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克库娄在《1776》一书中说：喜欢看戏的华盛顿，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一个在军事和政治舞台上都表现不错的“演员”。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会见大艺术家奥森·韦尔斯时，这位总统充满敬意地告诉那位文艺界的风云人物说，他非常希望能成为像韦尔斯这样的表演艺术家，而奥森·韦尔斯则回答他说：“尊敬的总统先生，您[10]已经是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碍于身体的限制，无法上剧院（甚至也不能上教堂），但这并不妨碍他养成表演才能。如他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出色而成功的政治表演。华盛顿最喜欢英国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剧作《加图》（Cato），林肯则最爱莎剧《麦克白》（Macbeth），甚至逢人就朗诵。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尽管在少量陌生人中间的时候，常常显得畏缩和笨拙，但当他面对大量人群的时候，常常能激发表演才能。他滔滔不绝，极其自信，俨然是极富天才、能打动人的演说家。

人们则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为“最像演员的总统”或“演员型总统”。克林顿爱表现，喜欢吹萨克斯、频频出访确立外交形象，连带他的夫人和女儿也大出其名。当然，克林顿不仅擅长这种外在的表演，还擅长领袖舞台上的治国理政的“政绩表演”。他的内政搞得相当不错，他在任的时间里，美国经济比里根、布什时代都好，失业率降到最低。正因为如此，无论克林顿的风流韵事有多少，讲求实际的美国人仍然拥护他，这或许也是他能逃脱尼克松那种被弹劾命运的一个原因吧！

克林顿式的领导者不仅特别长于表演，富有表演的冲动和激情，并且对民众的反应保持着某种敏感。这正如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说的：最好的演员在演戏时同时也是冷静的观众，观众的反应绝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观众觉得演出太过火，他便会立刻调整收敛。因此演员的知觉同时在许多层次运作，溶入角色的感情时能热情如火，而在控制角色情感以达到预定的效果时，却又能冷静[11]如水。要先有虚假的眼泪，而后才能引出真实的眼泪。

从政治与行政过程来看，领袖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表演有时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尽管公共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大都喜欢否认自己的“表演”特征——如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表示：“我从不演戏，我不会演戏。我总是表里如一，有什么样的情绪，就表现什么样[12]的情绪”，——但是一般来说，公共舞台上比较受欢迎的领导者是很少不擅长“表演”技巧的。我们必须指出：事实上，领袖政治表演是公权领域的属性之一；任何真正的政治家、领袖或国务活动家——无论他们成功抑或失败——都难以脱离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各种“政治表演”。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领袖政治表演，而在于各种“表演”是否适时和切合需要。有时，公共生活中表演性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些。当必要的表演超出了一定的界线时或处于不当场景中时，它就成为大众的一种视觉累赘。诚如鲁迅先生言：“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13]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这时候，领导者许多表演性动作就成了一种政治作秀。[1]在哥伦比斯和沃尔夫的政治分析中，除个人特质变量、角色变量外，还有官僚政治变量（涉及政府的结构和决策过程和它们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国家变量（主要涉及民族国家的规模、地理位置、地势类型、气候和资源等）。[2]〔美〕欧文·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3]同上书，第77页。[4]〔法〕蒙田：《论慎重许愿》，《蒙田随笔全集》下卷，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5]《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6]刘智峰编著：《美国总统的智谋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7]朱勤军、袁峰主编：《智者的政治视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8]〔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9]陆世伦、黄圆圆：《马龙·白兰度：一具人性标本》，《新民周刊》2004年第28期。[10]〔美〕史蒂文·B.桑普尔：《卓越领导的思维方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11]高明编：《伟大的领导者——世界领袖的领导艺术》，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12]柏桦编著：《奥里娅娜·法拉奇风云采访录——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13]鲁迅：《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二、角色框架：空间与时间

列宁说过：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任何现实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内生存和活动。空间（Space）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时间（Time）是物质存在的另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空间规定了人们生命的地点和方位，时间规定了人们的生命的过程和长度。空间与时间，构成了人们生命和活动的坐标和框架。

1.角色确定

任何领导者要担当好特定的领导角色，首先必须做的事是进行角色认知和角色确定。也就是对自身领导角色有一个“应然”（ought to）的和全面清晰的认识和把握，然后才可能按角色本来的要求，“实然”（is）地去表演角色和完成角色。

社会舞台上的角色内涵，常常不是个体自己创造的，而是由角色地位赋予的。当人们扮演某种既定的社会角色时通常会发现，一种特定的“前台”其实已经早就设置好了，你只能按既定的规定去进行表演。因此，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扮演社会角色，而必须在社会角色的框架内，按照角色要求来演绎。美国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认为：人们所承担的每一社会角色都是一种标志，标明他们以某种规定的方式在生活中与他人相处，并且每一角色都对他们的自由和物[1]质报酬加上了限制。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解释，所谓角色“框架”，是指人们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是一系列的惯例和共同理解，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我们认为，进行“角色确定”必须把握两点：（1）认知角色的性质，即角色的社会性。要认知和把握领导角色所具有的一套权利、义务和角色规范。社会角色是人们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从历史、时间方面制约艺术创作的，超个人的精神动因叫做传统；而与之相对应，主要从地理，空间的外部位置[2]规定艺术现象的因素叫环境。环境包括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精神的环境两种意义（前者一般被理解为与“风土”有关的狭义环境，后者则是“精神的气候”，指包括制度、集团、阶级等政治社会因素和宗教、哲学、科学等精神文化因素在内的“精神和习俗的一般状态”）。不用说，既定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是强大的。领导者的角色规范和角色的所有含义，是与环境有关的，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完成的。（2）处理好“角色规范性”与“角色创造性”的关系。角色与角色表演不是一回事，“我们必须把这种规范性意义上的角色同角色[3]表演或角色扮演区别开来”。每一种领导职位和领导岗位都是一种“规范性角色”，有它前在的角色规定性。每一名担任此职的领导者，都必须按这种角色规范行事。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每一种领导职位和领导岗位又都是“创造性角色”，有着一定的个人表演创造空间，这是个人可以发挥聪明才智、可以演绎个人风格和色彩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职位只有一个，每一名任职者却都相互不同、有其极为不同的风格特点的缘故。

2.剧本体认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舞台上的演员。重要的是，社会规范对各种社会角色和“剧情”已经作出了某种限定。个人行动的后面，隐藏着强有力的“剧作家”，这个“剧作家”，就是社会精神和公共价值体系。本书导言中说到，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妻子、法国第一夫人布鲁尼，在嫁给萨科齐的第一个年头里，小心翼翼地成功完成了她从“时尚模特”到法国“第一夫人”的形象转型。她变得低调，减少了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次数。她录制唱片的销售收入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并成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4]会的全球大使。她呼唤人们能够对艾滋病母婴传播问题的关注。这就是对于自身“第一夫人”社会角色内质的认识和自觉适应。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5]时代的产儿。”毫无疑问，人们的角色行动受到社会体系预设好的“剧本”的限定。所谓表演，简单说，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在一定社会情境中人的行为和活动。表演的目的是要表达某种意义。每一种角色都是“剧情”表演者——既表现一定剧情，又受制于一定剧情。领导者必须深刻理解自己参与的“剧情”，不仅仅要读懂社会和组织规范给自己的具体“剧情”，还要进一步读懂时代精神、职业特征、公共逻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剧本期待”方面有着这样三个维度：（1）维度一：公共预期。也是一种社会期待。从公共期待的角度看，领导者的公共职责也是一种认同期待。这种公共期待构成了一种“意识环境”，当你的行为和表演合乎社会的规范特别是合乎人们的公共期待时，你的认同度就高，反之就低。（2）维度二：上级预期。在任命制、选聘制体制下，一名领导者的任用常常是由上级因素确定的。因此，上级的认同和预期就对一定的领导角色产生影响。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上级预期规定了担负领导职位的人必须服从上级的要求，履行上级规定的义务。（3）维度三：角色预期。任何社会角色一旦形成而独立存在，就有它自身的内质要求。这种内质要求和规定性，就是角色本身的期待。比如说，一名环保局局长必须懂得必要的环保知识，一名体育局局长则必须掌握基本的体育类别和重要赛事的情况。从角色期待的角度看，角色规定了一定职位的领导者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基本准则。

3.角色扮演

所谓角色扮演，也是角色表现。领导者形象是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的统一。物理形象即形体形象，指一个人的形体外貌，它是人格形象的物理基础；伦理形象即人格形象，指一个[6]人多元素构成的精神品质。领导者的形象之光，最为根本的，来自于内在的人格之美、人性之美、人情之美。领导者的角色表演和公共形象学，最为根本的，是重在“人格形象”的建造，以其伦理内质诉[7]诸人们的心理说服。故此领导角色的扮演，不仅要“像”，更要“真”。在角色过程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环节：（1）角色的领悟。即角色承担者对角色要有慧心的认识和理解。由于每一名领导者的不同经历和思想差异，由于领导者所处具体环境不同，因而人们对同一角色的理解是有差别的，这是不同的角色承担者最后形成不同风格的初始原因之一。当然，正如没有国王、王后、奥菲莉娅，就无法想象哈姆雷特一样，人们也没法能创造这样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与同一舞台上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的自我并无密切关系。人们制约着别人，又为他人所制约。（2）角色的进入。即领导者在对角色领悟的基础上履行起角色，及时进入角色的社会范和特定要求而避免出现“角色游离”现象。角色的进入，要求社会舞台上的每一人都能自觉按所承担的角色的要求，顺利地进入角色情境之中，扮演起应有的角色。我们时常看到，有一些地方和单位，时常有领导者“进入不了角色”、游离于角色之外的情况。这就是在角色的进入上出现了某种障碍。（3）角色的践行。这是角色承担者对于角色的切实履行，亦即领导者按其公共职责要求，按公共预期、上级预期、角色预期行事的行为过程。它是角色领悟的具体实践，是领导者按照角色要求履行职责的角色行为。根据表演的特定功能，有三种决定性的“角色”，即表演者、观众和既非表演者又非观众的“局外人”。表演者出现在台前和台后区域；观众仅仅出现在台下区域；局外人则既不出现在台前[8]区域，又不出现在台下区域。（4）角色的修正。即领导行为和公共形象的调适与修正。它是通过对已有角色表演存在问题的诊断，对自身的领导行为和公共形象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调整。角色修正过程也是一种公众“印象管理”过程。所谓“印象管理”，就是如何在公众心目中给出一个人们所希望的公共形象的行动策略。2009年2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从东京神山町的私邸搬入首相官邸旁的公邸居住后，“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这个过去夜夜泡吧的“大款首相”回家时间越来越早。以往，麻生太郎每每有到两三家酒吧赶场子、不到凌晨不散场的“泡吧”习[9]惯，而现在每天七点左右就回家并不再外出了。实际上，这不仅是“作息习惯”的变化，更是对“首相”这一角色社会的一种体悟，从而在自身行为上作出的一种修正。

领导者角色扮演和形象输出过程，要注意避免的误区是：（1）角色偏差。即领导者与所承担的领导角色之间实际存在的差距。领导者的“角色偏差”，是指那些品性、能力、行为、智慧达不到角色规范和角色期待的官员，或是由于其自身的素质等因素，出现力不胜任的状况。“临阵脱逃的官员、能力不济的平庸官员、收受贿赂的违纪官员、妒贤嫉能的官员，以及军纪不严的军人、品行不佳的教育者、学术水平不济的教授”都属于此类。2008年初，我国南方发生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冰雪灾害。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循环经济工业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蒲德坤在当地抗雪救灾期间，脱离领导岗位长达18天，被撤销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10]主任职务，由副县级降为副科级。灾害发生时，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做？任何突发事件发生时，身先士卒、吃苦在先、组织抗灾，这就是领导者的第一要职，也是领导者角色的题中应有之义。抗灾中脱岗，犹如战场逃跑，与角色规范产生巨大落差，这就是一种“角色偏差”。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领导者的实际能力远在其担当的角色规范之上，这属于另一种“角色偏差”。（2）角色不清。即领导者对于角色演绎得混沌不清，社会大众或单位群体由于对领导行为“看不清楚”而出现角色误读。它大体是由三种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领导者对自身角色规范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由此不可能扮演出清晰的角色。二由于社会对角色评价出现了新的要求。在社会与文化急剧变迁时期，很多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都超越了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范围。在这种变迁中，当一种新角色初次出现，社会还没来得及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也会造成角色不清。三是我们在后面（第七章）将会分析，在角色表演中存在“清晰表演”与“模糊表演”的区别。清晰表演是角色担当者信息符号十分确定、明朗的表演；模糊表演是角色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人们无法把握其角色核心概念的表演。“模糊表演”的行为方式大体有两种：一是通过减少亮相频率，来营造模糊感；二是通过保持距离，来塑造模糊感。有些政治家喜欢进行模糊性的“远程表演”，总是给人们一个大概的形象轮廓，而缺乏清晰的具体的印象数码。有些政治家则刻意掩藏自己的个性、棱角和自身的本相，使人们无法精确地对其形象和行为取向进行定位。（3）角色失调。即领导者角色内部或角色外部关系上出现不协调。领导者角色失调的两种基本形态是：一是领导者多重角色之间的不协调。“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角色的安排：在一种场合下，个体获许并被要求扮演一种角色；而在另一种场合下，他又被[11]要求扮演另一种角色。”任何人在社会中都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扮演着多重角色，形成所谓“角色集”。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扮演着母亲、医生、主任、工会会员、兼职教授等多种角色。再如在领导业务中，一名领导者可能既是上一级行政副职，又是下一级行政首长；既是政协委员，又是文联主席；既是党委书记，又是人大主任。如果顾此失彼，不能实现各角色之间的平衡、联动和必要的分离，形成各角色之间的区别和相得益彰的角色互补，就会产生“角包紧张”或“角色冲突”。二是单一角色内部的不协调。即领导者角色在时间上，缺少一以贯之稳定性、逻辑性和连贯性；在空间上，角色行为之间没有协调性，甚至出现角色信息矛盾、抵牾的状况。角色失调中，最为严重的现象是角色失败，亦即角色崩溃。角色失败表明领导者已不能继续承担和履行一定角色的权利和义务，不得不中途退出领导舞台。（4）角色不当。即角色错位。由于角色扮演者的机械惯性，把一种场景中的角色扮演到另一种场景中，没有实现不同场景的角色及时转换。比如，当领导者不在领导场情中，如果仍然拿着“架子”、摆着“架势”，这就成了一种角色不当。任何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任何表演，都是特定情境中的生物，在特定情形中才为合理、才有社会价值。也就是说，任何角色表演都有其特定场景需求和其客观限度。这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12]算是发热昏了。”

这里我们要指出，对于社会舞台上人来说，无论他们主持人还是企业家、是相声演员还是政治家，都应懂得自身角色的适时转换。上台做演员，下台做观众，能上能下，人生如此而已。沉湎已往，走不出旧角色，是十分不明智的。2003年10月31日，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卸任，把权力托付给22年来的第一位新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手中。马哈蒂尔告诉马来西亚媒体：“我将成为地地道道的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医生！”在他的新著《马哈蒂尔：22年，22个声音》中，马哈蒂尔说自己退休后最大的渴望就是睡懒觉，自己“决不会效仿李光耀在卸下总理任务后，担任内阁资政的做法”。一段时间里，马哈蒂尔信守自己的诺言，他整理起他个人的图书馆，包括研究起好多卷大开本的欧几里得原理，Marga-ret Thatche的自传和伊斯兰教的指南，他甚至在Langkawi度假岛屿上开了一家面包店。但没过多久，马哈蒂尔不再能抑制自己持续高涨的参政激情，不断指点和批评现任政府。几个星期之后，马哈蒂尔暗示他的接任者巴达维应该下台，宣称巴达维要为新行政首脑任期中腐败和裙带关系负责。后来巴达维会晤了他。一段时间和解后，马哈蒂尔又威胁这位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继任者，不断指责“集权政府”。马哈蒂尔激愤地指责他接班人“在葬送他的遗产和马来西亚的未来”，“我所做的大多数事将在今后100[13]年内继续为人民谋得福利”。马哈蒂尔是对马来西亚有重大贡献的出色政治家。但他从旧角色中拔不出来，形成了一种“角色滞凝”式的角色不当。

生活中一些老同志一旦离任后，人老得特别快。人们看到他们时发现“一下子老了许多”。为什么？主要是心态不好，不能适应从“权力角色”到“非权力角色”的转换。他们对“世态炎凉”很敏感，常叹“人走茶凉”，骂“狗眼看人低”。其实，如果一个人对自身角色变化有良好的意识，能自觉做好角色的转换，无所谓“世态炎凉”。

世界各国领导场上，“角色不当”的例子是不少的。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很多。1994年4月日本联合政府内部发生纷争，任职不到一年的首相细川护熙厌烦了妥协和平衡，更拒绝任人摆布，决然辞去首相职务。1998年，细川护熙彻底告别政坛，“角色转换”义无反顾。他移居神奈川县，开辟了一处菜园，悠然于淳朴的农耕生活。后来细川护熙又醉心于制陶，人们总是看到蓬着一头花白头发的他，戴着大棉手套，在辘轳作坊里汗流浃背。细川护熙每年举办数次作品展，他制作精细的作品受到人们好评。

细川护熙把制陶视作“坐禅”而乐此不疲，而其中的底蕴，其实是对自身角色变化的清醒认识。同样，2000年输掉美国总统选举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角色转换也是比较成功的。戈尔与妻子波蒂搬出了华盛顿，到老家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定居。重要的是，他完全走出了原来的角色，开始全身心并投身于新的事业——阻止全球变暖，为此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获得美国公众的赞誉。当2008年美国大选来临时，美国民众希望戈尔“趁势而上”，角逐新一届美国总统。尽管这一呼声相当高，胜选的几率也不小，但戈尔坚定地向他的民众说“NO！”

4.剧班协同

在社会舞台上，“演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欧文·戈夫曼把在“表演某种剧情时进行合作的一些人”称之为“剧班”。“剧班”这一概念，使我们不仅能探讨由一个表演者作出的表演，而且能探讨[14]由几个表演者共同作出的表演。无疑，在领导行为中，剧班（领导班子和相关工作群体）的整合、协调，是演出成功与否的关键。在领导行为和领导力中，领导班子的凝合力、协同力是实现领导绩效的前提。

同一剧班中的不同成员“彼此处于一种重要的关系中”。当剧班表演正在进行时，该剧班成员必须彼此配合，才能使表演成功。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表现出良好的举止和行为，大家互相依赖，同舟共济。剧班成员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在观众面前维持一种特定的情境定义。剧班成员应根据他们同台演出的频率以及受到其印象保护的事物的数[15]目，用一种“亲近”的纽带彼此联结。按照欧文·戈夫曼的理论，一个剧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戏剧表演的忠诚。“如果一个剧班要维持它的表演方针，剧班同事必须装成好像他们已经接受了某种道德义务的样子”。（2）戏剧表演的纪律。剧班的每个成员都掌握着戏剧表演的纪律，并在表演自己的角色时遵守这种纪律，这对维持剧班的表演，是至关重要的。（3）戏剧中的慎重。戈夫曼认为，忠诚与纪律，从戏剧学意义上说，是剧班成员必须具备的属性。此外，在上演节目时，表演者必须表现得既谨慎又庄重，要预先做好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事故的准[16]备，以及利用眼前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17]“维持表演所促成的情境定义，是每个剧班的总目标。”今天集体的力量更为显性了。成功的出演，有主角，一定也有配角。当剧组正在表演时，剧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采取适宜行为而使演出不中断或不走样的义务，每个成员的演出都依赖于同伴的合适行为。剧组成员都应了解他们正在上演同一幕剧，了解舞台演出技巧中的秘密。他们都是“知情人”，他们应共同保守剧组的秘密。

5.区域互动

按照社会角色理论，表演有“两种有限制的区域”：台前区域和台后区域。“台前区域”是一种特定的表演正在进行或可能在进行的地方；“台后区域”是与表演有关、但又与该表演所促成的外表不一[18]致的行为发生的地方。社会台前可以分为外部装置、外表和举止等[19]传统成分，“台后区域，里面有各种日常用品，可用来对身体装饰[20]打扮；台前区域，使用的是固定的道具”。此外，还可以加上“第三种区域”：一种剩余区域，即是除上述两种区域之外的全部地方。[21]欧文·戈夫曼认为，可以把这一区域称为“局外”区域。

当个体扮演一种确定的社会角色时，他常常发现人们已经对这种角色确定了一种独特的台前。由于台前不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供人们选择的，因此人们在表演某一角色时，就不得不在几个互不相同的情景中，为自己选择一种合适的“台前”。当然，这种选择有时是[22]困难的。台后是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和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被允许看到“台后”正在发生的一切。比如，医生可以在值班室里（即台后）同护士开玩笑，这是病人看不到的。但在病房（台前），医生却不能这样做。表演者在台后区域时，往往以一种随便、亲近、放松的方式行事，而在进行台前表演时，就[23]要备加谨慎。

我们可以把“社会台前”视为职业区，把“社会台后”视为职余区。对于领导者来说，重要的是掌控好台前区域和台后区域之间的互动，最好是实现“职业台前”与“职余台后”两者的协调和统一。不要职业中是一种人，职余中又是另一种人，两副面孔，两种人格。专栏3　职场不易显露的多面性英国著名人才招聘咨询公司巴德诺赫-克拉克公司提醒职场人士：谨慎对待个人生活在因特网上的曝光度。因为不恰当地“在线社交”，不仅不能为职业生涯锦上添花，反而可能断送前程。巴德诺赫-克拉克公司部门负责人安迪·鲍威尔说，人们太容易忘记因特网属于公共场所，很多人在网上，表现出了职场上不易显露的多面性。但鉴于更多雇主开始留意应聘者的“网络名声”，[24]所以职场人士还是谨慎为好。[1]〔美〕悉尼·乔拉德、特德·兰兹曼：《健康人格》，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2]泰纳是社会“环境说”的主要倡导者。他从实证主义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环境”与“时代”、“人种”是构成人类基本精神状态——即决定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艺术）的精神基础——的三大源泉。[3]〔美〕欧文·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4]法新社巴黎电：《“入宫”一年，布鲁尼成功转型》，《参考消息》2009年2月2日。[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页。[6]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7]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8]〔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9]《麻生搬新家后渐别泡吧生活》，《东方早报》2009年2月3日。[10]新华社贵阳电：《救灾期间脱岗18天，贵州一官员被撤》，《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2月25日。[1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12]鲁迅：《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8页。[13]Hannah Beech：《马哈蒂尔：退休后硝烟再起》，《时代》2006年11月6日。[1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15]〔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16]同上书，第188—193页。[17]同上书，第120页。[18]同上书，第114页。[19]同上书，第13页。[20]同上书，第226页。[2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22]同上书，第11页。[23]同上书，第111页。[24]《网络形象影响职场前途》，《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2月25日。

三、领袖政治表演：考察与分析

在2005年出版的《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一书中，作者建构了“领袖政治表演”这一范畴；并把“领袖政治表演”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战略政治表演，第二层级为技术表演，第三层级为身体政治表演。政治表演是领导者“角色表演”的组成部分。

领袖政治表演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艺术”，通常是出于政治和行政过程中某种情势的考虑和战略、谋略、策略方面需要。如1941年斯大林为抵抗希特勒入侵时发表的红场演说；1966年毛泽东在“文革”伊始在天安门广场的数次大检阅；1991年、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父子先后为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作的“电视讲话”，乃至现代各国政要任职时的“就职演说”等，都属于领袖“政治表演”的[1]范畴。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通过某种政治表演发出特定信息，是政治家们习用的常规手段。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外交本身，就是一种“表演”艺术。当然，表演得“得体”与否、“艺术”与否，最终效果如何，就要看不同的政治家们如何发散他们不同的智慧光辉了。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充满了政治表演。无论先是德法俄三国反对美国发起那场伊拉克战争，还是后来在伊拉克爆炸、袭击不断——美国布什政府被认为陷入了“伊拉克政治泥沼”；无论是布什访英，“两布”会见，还是后来布什亲驾直升机降落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在夕阳余晖中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已经结束”；无论是“感恩节”布什突访伊拉克，还是萨达姆被捕后在被安排在电视上亮相……都有刻意通过某种政治“行为艺术”，传递特定政治信息的痕迹。

即便是处于挨打一方、后被美国生擒、最后被处绞刑的萨达姆，也大搞政治表演。先是在开战前，萨达姆就在电视上做足了各种表演，如媒体公开报道“划分四个战区”、任命战区指挥官等。这种表演，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虽然伊拉克不是美国的军事对手，但战事准备已十分充分，萨达姆指挥若定，甚至一度给人以“诱敌深入”的感觉。在2003年4月9日美军占领巴格达后，阿拉伯地区的各电视台先后播出9盘“萨达姆录音带”（大部分为阿拉伯电视台播出，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也多次播放该类录音带）。如2003年11月16日晚，总部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阿拉伯电视台，又播放了一盘据称是萨达姆讲话的录音。该讲话称驻伊美军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号召伊拉克人民加强对占领军的抵抗。美国中情局鉴定，录[2]音带是“萨达姆的声音”。这些录音讲话，确实一度影响了伊拉克美军的士气和人们对伊战时局的军事和政治分析。

萨达姆最为精心构筑的一次表演，是在他被捕前不久、在美国悬赏他的情况下，不见踪影的他突然在2003年10月的某一天，现身于巴格达北部的一个村庄。在这场“现身”政治表演中，充满了戏剧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对这一不寻常的事件作了报道。10月份的一天凌晨，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出现在村庄内一名酋长亲戚家的大门前，车上下来的两个人表示，有一个贵客今天将会访问这里。房子的主人毫不犹豫地表示欢迎。不久后，这名“贵客”就出现在主人的家门前，人们大吃一惊，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伊拉克已不见踪影的总统——萨达姆。“他看起来身体十分健康，依然是以前的样子，没有任何畏惧，不过从他眼里能看到一点悲伤。”这人后来描述说。村民们闻讯后，都赶来一睹萨达姆的真容。萨达姆和一些村民交流，并且询问村民对美军的看法……在谈话中，村内的一个小孩子突然跑到萨达姆面前，希望能够和他“合个影”。萨达姆听后，告诉孩子，他们一定会拍合影照的，但“不是现在”。萨达姆说：“听着，亲爱的孩子，萨达姆也许会战死，但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萨达姆会站出来，他们[3]都痛恨那些狗（美国人）。”萨达姆跟酋长开玩笑说，只要把他交给美军，酋长就能得到2500万美元的奖赏。酋长再次向萨达姆表示了忠心，并且说自己不会做那样的小人。对于酋长的回答，萨达姆十分满意，他接着说：“我需要你以及所有像你这样的人，请做好准备，[4]参加一场大的战斗吧。”然后萨达姆一行就迅速离开了。

这是一次“经典的”政治表演。萨达姆勉为其难的表演是用心良苦的。只是大势已去，这种表演所起的精神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不久，萨达姆就成为他家乡克里斯提美军上演的另一场政治表演中一个十足[5]的悲剧性角色了。

1.战略表演：第一层级

战略表演是政治表演的第一层级。战略表演一般可以用来指出于某种特定情境需要而作的富有特定战略意图的特定政治动作。此类表演，常常具有“宏观”性质，运筹的多为“战略”智慧。一般来说，在特定情况下，这种表演不仅十分需要，而且十分有效。

大战略是政策所遵循的蓝图。通常，只有高瞻远瞩的、英明的领导者，才能制定大战略决策或做出大战略的调整。这种大战略、大决策有时是通过某种特定动作来表达的。同时，由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领导情结和权威意识，在社会变革、重大变故特别是遇到重大灾难或者危机的时候，领袖或政治权威们便成为民众依附的精神力量，他们的“行为艺术”调适着民众的神经，决定着民众的精神状态。这就决定了领袖和权威们要通过某种“仪式化”动作，来向民众传递信息，激荡民众情绪，与民众情绪进行对话和沟通，它决定了“战略”政治表演客观存在的需求价值。例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说，如果没有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场阅兵式和气度恢弘的政治演说，就没有后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红场上那场出色政治表演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我们之所以将此类特定情势下的领袖政治表演，称之为“战略表演”，是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就具有一种“仪式”（Ritual）的意义和“战略”（Strategy）的意义，其政治动员的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极为巨大的。可以设想，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发生后，如果没有“总统讲话”这类面对全体公民的政治表演性的活动，起码是难以安抚和消除广大民众那种普遍的恐慌心理的。

2.技术表演：第二层级

技术表演是政治表演的第二层级。技术表演是指日常政治和行政过程中，那些有特定意图（特别是“说服”社会公众）的技术性举动。此类表演亦可称为“工作表演”，一般具有“中观”性质。此类表演运筹的多为“策略”智慧。

如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向全美6000万听众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以温和安详的语调，阐述政府推行的政策，抚慰了民众的骚动情绪，使银行挤兑风波很快平息下来。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此时美国因经济大萧条的影响，银行挤兑严重。在他就任前的两年内，被提取的存款已达10亿美元。上任的第二天即1933年3月5日，罗斯福采取果断措施，宣布从3月6日至3月9日全国银行放假。1933年3月9日，他又促成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紧急银行救济法》。此时，罗斯福面对的不仅是千疮百孔的经济，更是沮丧绝望的国民心态。他认为，只有把民众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只有让民众树立起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经济才能恢复。当时美国人被巨大的经济灾难冲击得惊惶失措，但罗斯福安祥、亲切、随和的话语和所透出的坚毅信念，扫除了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阳光。

又如，尼克松在1952年美国大选中发表的“切克斯狗电视演说”，也属于政治表演中的技术表演。1952年7月，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邀请尼克松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但是这年9月份，《纽约邮报》以“尼克松的秘密基金”为题，指控尼克松在担任参议员时，鲸吞了百万富翁俱乐部提供的一笔1.8万美金的秘密经费。艾森豪威尔[6]和尼克松受到巨大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要求尼克松必须证明自己“清白”，否则必须主动退出竞选。

1952年9月23日，尼克松在《纽约邮报》报道的五天后，出现在电视全国联播节目中。背景是他的书房，身旁是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只身上有黑白斑点的小狗。尼克松以平静的语调，说明那笔经费完全用到了竞选上。他详细开列了他的资产清单：一辆1950年出厂的旧汽车、加利福尼亚家中的财产净值3000美元、华盛顿家中的财产净利值2万美元以及已缴人寿保险费4000美元。尼克松还列出了一份自己的欠债账单：加利福尼亚住宅抵押欠款1万美元、华盛顿住宅抵押欠款2万美元、银行借据4500美元、欠父母3500美元、欠人寿保险费500美元。这份简单的债务账单，当时感动了无数电视观众特别是那些退役老兵们。

尼克松向观众承认，自己的确曾接受过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条名叫“切克斯”的长耳猎犬。这是一位不知名的人从得克萨斯州寄送来的。自己6岁小女儿特里西娅非常喜欢这只小狗，给它取名叫“切克斯”。尼克松表示，他不能因为自己是个名人，就把这只小狗从女儿[7]怀中夺走。“不管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们将留下这条小狗。”尼克松说：“我不认为我应该退出竞选，因为我不该是个退出者。”他要求观众告诉他该怎么办。在以后的几天里，美国民众的支持信和电话潮水般涌向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约有200万份电报要求尼克松留下来参加竞选。甚至还有支持者发起了“一美元”捐款活动，以帮助尼[8]克松一家偿还债务。尼克松这30分钟“切克斯狗演说”的电视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使尼克松重新赢得了选民们的信任。它也被人们[9]被认为是“战胜诽谤的一次伟大胜利”。

在传媒政治时代，社会大众既难以平心静气地去探究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没有更为可靠的手段去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在素质，只能感性地通过诸如几场电视表演——虽然这相当肤浅甚至十分浅薄——通过“风度仪表”性的感性判断来作出自己的评价和作出情感倾向。这种行政生态，使得政治家们更多地有了外在的表演性，更为注重行政技术和外在包装，甚至以种种假象，去影响、迷惑或欺骗选民。

再如，每个国家都有系统化的政治礼仪，每一套礼仪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含义，都是对政治制度的解说和体现。比利时宗教学家杜普瑞（Louis Dimension）说：仪式行径的目的并非重复它所象征的[10]日常行动，而是将它置于更高的视域，以便赋予意义。由此，另一种“技术表演”——更具仪式化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就职典礼、就职仪式等，某种社会事件的庆典或仪式等，在社会生活中就非常常见了。有些历史事件或政府官员履行公职的“庄严性”，通过一定仪式，可以唤起人们的崇高感、神圣感和使命感。

3.身体政治表演：第三层级

身体政治表演是政治表演的第三层级。领导者的身体政治表演具有微观性质，属于“信心”或“健康”演示。此类表演，运筹的一般为“战术”智慧。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首脑人物为了保持良好的舞台效果，让公众对自己保持信心，竭力进行“形体政治”表演，甚至掩饰自己的病体形象。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任职期间，得了瘫痪性中风。当时美国参议院要在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问题上投票。参议院为了探明他的身体情况，就以“了解总统对当时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纠纷的看法”为由，派参议员艾伯特·福尔和吉尔伯特·希契科克去探访威尔逊。在他们到来前，威尔逊和他夫人商定，让夫人坐在威尔逊卧床一侧作谈话记录，使来访者看到要作谈话记录而局促不安，以此促使他们尽早离开。福尔和希契科克一进入卧室，威尔逊就伸出手全力和他们握手，并故意用右手拿起一份报告并挥动着手同他们谈话。威尔逊的演出，蒙住了来访者的眼睛。事后，福尔在白宫门前对采访的记者说：“总统头脑健康，在谈话时还不时挥动双手。”这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曹爽派人打探司马懿身体虚实、司马懿以出色表演瞒过曹爽的异曲同工的故事。事实上，这时的威尔逊，整个左半侧已经瘫痪。

1980年，年届七十的罗纳德·里根参加总统大选，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年龄”问题。若竞选成功，他将在美国总统史上创下高龄纪录。在各种场合，里根总是表现身体如何健康，头脑如何健全，在涉及“年龄”问题的辩论中，里根表现得异常机敏。在一次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卡特为引起选民对里根“高龄”的关注，故意对里根说：“你骑马时，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里根机智地应答说：“因为我骑的马一天比一天老。”

里根一方面尽力表现自己的“身体状况相当好”，另一方面也不刻意回避“高龄”问题，他甚至常拿自己的“高龄”调侃。如在抨击卡特政府对于工资和物价控制缺乏有效措施时，里根说，卡特政府的这种状况好像处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之下似的，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少数几个还能记得的老人之一”。由于里根善于健康表演，“年龄”问题不仅没有成为他竞选障碍，甚至还成功地转变成了某种优势。

在接下来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抓住里根74高龄的弱点，推出只有56岁的沃尔特·F.蒙代尔与里根竞选。里根一方面历数美国历史上一些“高龄总统”的例子，为自己连任寻求合理性；另一方面，里根在各种场合进行“身体政治”表演，极力表现自己身体好、精力充沛。除了频频出场亮相，以表明自己行动、思维的“敏捷”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大讲自己健身之道。里根指责民主党人“我们对手的思想太陈旧”，在同蒙代尔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表示：“我将不会使年龄成为这次竞选中的问题，不会为政治目的利用对手的年轻、缺乏经验”，这使他获得满堂喝彩。

2004年6月16日，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宗教团体称，时年76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被送入医院。由宗教团体资助的“马雷兹历史研究中心”在以传真方式发给法新社的声明中称，穆巴拉克状况在6月15日出现恶化。但这一消息散布后仅仅几个小时，穆巴拉克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露面，以“身体政治”回击谣言和造谣者。电视画面上，穆巴拉克正在与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会谈。随后，电视台还播出了穆巴拉克和两名守候在会场外的记者谈话的场面。

2003年11月，穆巴拉克也曾遭遇过“健康危机”。他一次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突然身体不适而说不出话。在埃及电视台直播的画面中，穆巴拉克在不时地咳嗽，并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和鼻尖，直播画面不得不中断。电视播音员解说道：“总统遭受了一次健康危机。”约45分钟后，面色苍白的穆巴拉克重新回到讲台，完成了讲话。法新社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埃及方面的消息称，“穆巴拉克最近只因关节疼痛，在[11]接受药物治疗”。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任时，时有关于他健康状况糟糕，甚至在许多外交场合频频失态的报道。为消除民众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心，叶利钦虽然没有像美国总统一样清晨起来到户外长跑，但煞费苦心地让报刊上刊出他身着泳衣和网球服进行体育锻炼的大幅照片；同时，在电视上播出他“热情、潇洒的舞姿”。这种间接“健康政治”表演，收到了预期效果，多少消除了俄罗斯民众对叶利钦健康状况的担忧。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数次搏风击浪、畅游长江。它绝非是单纯的体育锻炼而属“健康政治”之举，表现出高超的政治艺术。当时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印边界狼烟突起；另一方面，国内“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研究重大的、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职。但当时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引起[12]了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这种态势下，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数次畅游长江，《人民日报》刊出他畅游长江的大幅照片，向国内外传递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同时，也成功地消弭了国际社会上的种种猜测。[1]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2]《东方早报》曾就萨达姆录音带问题连线半岛电视台北京站，站长伊扎特称“我们播放过的都是真的”。（《东方早报》2003年11月18日）[3]《萨达姆动员准备打大仗》，《新闻晚报》2003年11月24日。[4]同上。[5]秦德君：《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6]〔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美国总统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7]王寅主编：《问鼎白宫：美国总统大选写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8]同上书，第270页。[9]〔美〕大卫·C.惠特尼：《美国总统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3页。[10]〔比利时〕杜普瑞：《人的宗教向度》，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6年版，第163页。[11]《驳斥“健康状况恶化入院”传闻，穆巴拉克“出镜”辟谣》，《新闻晨报》2004年6月18日。[12]张秀娟主编：《握手风云——毛泽东交往实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5页。

第7章　领导者角色表演的模式分析

引言

有社会就有角色，有角色就有表演，有表演就有形象。正如前已指出的，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每个人都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都在社会互动中出演自己的人生。每一名领导者，都在以不同方式，构建着自身的公共形象。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方面的戏剧表演理论，他用戏剧理论和概念解释日常生活。他的理论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及其表演有了更为系统而清晰的认识。但欧文·戈夫曼理论的不足在于，把复杂的社会生活与戏剧“对应”得过于机械，套用戏剧概念过于僵硬。在用拟剧思想对社会现象的引证和分析上，又过于局部化，缺乏普遍性。比如，他认为，个体的角色扮演主要是通过同“角色他人”，即同相[1]关观众的一连串“面对面交往”的社会情境而发生的。这样，就排除了“非面对面交往”也是社会角色表演的这一客观事实。

这里，本书在对欧文·戈夫曼社会戏剧表演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适合时代背景、适合中国文化情境和中国领导场上文化逻辑的分析范畴和模式，即以本色表演与模仿表演、真实表演与假面表演、清晰表演与模糊表演、规范表演与另类表演共四类八种，作为领导场上角色表演的分析类别。为今天领导者形象的政治艺术，提供一个可供参考比照的行为形塑模式。[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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