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静睿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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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大道试读：
时代的反义词
这本书写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几年间我的生活看来平静，但在隐秘的地方，变化悄然发生，我试图注视这些变化，就像在经久不散的雾霾中试图看清某个怪物的含混轮廓，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这并不意味书中的故事有趋同的主题，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书中既有历史和人心的混杂产物（《北方大道》、《椰树长影》、《永生》），也有完全纯粹的情感故事（《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更有一些无法定义的故事（《盐井风筝》、《柠檬裙子》）。因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从命运到爱情，从世道至内心，当中唯一相通的，大概是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有时是面对权力，有时是面对爱情。
书中的人生活在北京、自贡、纽约和东京，因这是几年间我最熟悉的城市，我虚构人物，却无法虚化背景，而城市本身，似乎也在暗示命运。二〇一五年，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东京严谨、笃定、森然有序，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但起码从表面看起来，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既定的规则，像一个人到了中年，不再想奋力对抗些什么。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想念深夜的地铁，混乱的下城，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地流动，像混沌初开，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像三十岁的我。
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我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今天的自己，这种转变并不快乐，却已不可撤销，如同混沌初开之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知晓明暗，辨析善恶。吃下禁果意味着被乌托邦驱逐，远离无尽无涯的快乐，意味着与身俱来的罪，却也意味着自由。自由让我不想和生活和解，而决心保持愤怒，决心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而怒斥光明的消逝。愤怒并不是一件姿态优美的事情，好像也不大适合中年，但它确认了自我的存在，这几年中我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陀引用了席勒的《愿望》：“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我试图寻找内心的声音，并由此反复询问自己：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
当然是“自由”，即使这意味着重负，意味着一种不可知的动荡前程，就像《自由宪章》中所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我想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想要自由，又难逃悲苦。
有件事非常奇怪，我惯于书写软弱的人性，含糊的情感，却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越发清明的勇气，这种勇气让我决心更加严肃地活着，既拥抱文学，也关心当下，为我相信的价值徒劳地努力。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我却只想待在一旁，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李静睿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北方大道Northern Boulevard1
纽约大概从早上六点开始下雨，明明睡得黑沉，却清晰无误听见水声。
林立成梦见自己要把水龙头拧上，但无论如何拧不紧，梦境有一种切实焦虑，让他渐渐下沉，一路坠至噩梦，又终于挣扎着醒过来。黑暗中他睁开眼，又望向黑暗，他倒是习惯，反正不是这个噩梦，也会是另外一个，相形之下，他愿意去拧一个永远拧不紧的水龙头。
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刚好六点半，林立成发现自己忘记关窗，天光渐亮，书桌上站着一只鸟，淋湿了翅膀，正在一口口啄他最后两片全麦面包。面包本来应该放进冰箱，但前几天冰箱坏了。家里的东西分批分次坏掉，厕所里总是黑着灯，四个灶眼有三个出不了气，沙发的一只腿瘸了。每天晚上林立成读一会儿书会突然歪一下，他又调整回来继续读。
房东是个中年广东男人，舍不得花钱请工人，被林立成逼紧了会自己拎个工具箱过来，敲敲打打一会儿，有时候灯就又能亮几天。林立成站在边上看着，也会微弱地表示一下意见：“你这样不行，美国的房东都是包修理的……你再这样我就去投诉了。”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投诉，他是没有毕业证的北大国际政治系学生，来美国后四处做了一通访问学者：哈佛、耶鲁、哥大，最好的大学，最高的奖学金。最远去到芝加哥，夏日清晨，和当时的女朋友在密歇根湖边上做爱，两只海鸥远远看着他们，叽叽咕咕，表达好奇和疑问，林立成竭力想集中精神，却还是渐渐疲软下来，只能拉上拉链。他忘记那个女朋友的模样，却记得她温柔地握住他的手，说：“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但他们很快分了手。走了大半个美国，最后回到纽约，却也是每天打开中文的《世界日报》。林立成没有住在纽约，他只是住在法拉盛。
房东赶紧递上来两根烟，广东话夹杂着普通话说：“不要这样啦，大家都不容易啦，我还欠着移民律师两万块啦，请个工人，什么都不做，上门就是八十啦，大家都不容易啦……来，抽支烟，我表哥从国内带过来的软中华。”烟还没抽完，林立成又已经软了，他总是太容易软下来，所以去厕所还是得拿上手机，APP里有一款手电筒，白晃晃照出前路，强光灼人，让阴影处更显黑暗。
上完厕所后他彻底醒了，索性抽了支烟，十四块一包的硬中华。那只小鸟还在，面包被啄出一个洞，林立成吐出烟圈，又努力想让烟圈穿过面包上的洞。小鸟停下来，歪头凝神看那烟圈渐渐散开，林立成突然认出，这是一只普通燕鸥。他前一个女朋友——可能只称得上女人——喜欢鸟，上过大概十次床之后，拉着他去过一次中央公园。两个人坐七号线到时代广场，然后一路往北走进公园，坐的是慢车，晃晃荡荡快一个小时才到。走到一半林立成就开始坐立不安，许久没有出过法拉盛，一出地铁，林立成惊恐地只想找地方撒尿，好像他是一只养在皇后区的猫，唯有如此才能划定活动范围。最后是在AMC电影院边上的一家麦当劳完成这件事，撒到一半进来一个黑人，林立成赶紧穿上裤子出门，导致整个下午他都觉得自己处于未完成状态，肚子里哐当作响，进了几次卫生间还是如此。
沿着第五大道走到尽头，中央公园照例是酸酸马粪味，混杂一股法拉盛韩国餐馆里常有的野葱香。马车上是污脏的红色丝绒座椅，林立成担心女人想坐马车，他不想出那五十美元，更不想在曼哈顿上城这样明目张胆地存在——公园附近住着不少他认识的人：哥大的访问学者，对八十年代满怀想象的学生，那些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林立成担心在这里遇到他们，在草地、落叶和有蓬松大尾巴的松鼠前尴尬冷场；中央公园有一种明亮柔情，让人难以启动对往事的回忆，而除了往事，林立成觉得自己和他们无话可说。到了现在，他和谁都是无话可说。
还好女人只是拉着他一路走到湖边，指着地上的一只鸟说：“看到没有，那是普通燕鸥，Common tern，还有一种有黑眼圈，叫加拿大燕鸥，Forster’s tern。”林立成竭力表达兴趣，燕鸥浑身雪白，鲜红色尖嘴和爪子，头顶是一片漆黑羽毛，林立成想，配色倒是不错，像一套性感内衣，也许女人穿上会好看。做爱时林立成喜欢开灯，看她苍白皮肤下的青色血管，和眼窝下面的淡青痕迹，她可能更接近于加拿大燕鸥。过了一会儿那只燕鸥飞走了，又过了几天，那个女人也离开法拉盛。林立成没有留她，他喜欢晚上睡觉前反复抚摸女人的大腿，也舍得周末带她去东王朝吃个海鲜自助餐，但他并不知道如此往下，他们还能走到哪里。两个人在一起刚好三个月，一段既不让人尴尬、也说不上遗憾的关系。
林立成半年没有做爱了。大年三十前后那几天下大雪，他把暖气开到72华氏度，还是每晚三点准时冻醒，下半身尤其冰凉。大年初三他想找个妓女，算是过年，走到缅街上茫然逛了半个小时，平时无处不在的小广告齐整整失踪，好像这个行业也在休春假。街头有喧天锣鼓声，几只短短的龙跳进商铺讨要利是。最后一无所获，林立成只好在新世界商场楼下胡乱吃了碗羊肉烩面，回家继续上网找，他斟酌良久，却不知道用什么搜索关键词。正打算放弃，却在门缝里看见一张彩色小广告，印一个看不清样子的大胸少女，穿玫红色三点式，广告词是“少女上门服务，小身体好酥”，下面是英文和西班牙语。法拉盛有时候会有墨西哥人过来，但据说他们喜欢胖胖黑黑的中国女人，并不是眼前的雪白少女。广告上的电话林立成最后没有打，当天晚上雪就停了，气温慢慢往上走，有时候半夜醒过来，也会思念很酥的小身体，林立成就竭力回想那张广告上的大胸少女：浑身上下P成一片惨白，隐隐约约露出粉红色乳头，然后他自己完成了这件事。那张小广告林立成没有扔掉，一直放在窗台上，他想，还会有下一个冰凉冬天。
今天晚上林立成要去见王凌薇，大四冬天他们在博雅塔下接吻，嘴唇碰及嘴唇，林立成没有伸出舌头，他想，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燕鸥飞走之后不久，雨也渐渐停下来，林立成犹豫了几分钟，坐下来把中间有洞的面包片吃了，略微潮湿，但他并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最后的面包。他看见窗下的荆条开出第一朵黄色小花，春天已经到了，这是另一个春天，原来他总是没有选择，原来他和王凌薇不再有时间。2
林立成一九九〇年六月来到美国，第一站就是纽约。在肯尼迪机场下飞机后，有一群不认识的学生来接他，手捧一大束花，大家轮番拥抱，都落了泪，那束花最后被挤得粉碎，黄色雏菊的汁液沾在白衬衫衣襟上。衬衫他留到现在，那点颜色始终没有洗去。林立成不喜欢菊花，总觉得自己像是一年前已经死于某个夏日夜晚，现在正被轮番拜祭，墓碑上空无一字，坟还修到了美国。纽约满街都是灰黑色鸽子，北京只有傍晚时分漫天飞过黑鸟，叫声嘶哑，仔细一看都是乌鸦，那个傍晚正是如此。
他在里面待了六个月，并没有立案，就是那么语焉不详地关着，里面伙食不好，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林立成总感饥饿，十二点吃一大碗卤肉面条睡下去，五点又得饿醒，床边就是饼干桶，拿本书垫着窸窸窣窣吃两块，才又能睡两个小时，唯有沉甸甸的食物让他安心。刚开始他四处被请，酒桌上听到不知道多少声“英雄”，顺着整只整只的烧鹅吃下去，三个月胖了30磅，藏身于软软肥肉之下，林立成感到高兴。后来宴请慢慢消失，他瘦了下来，现在体重跟二十三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林立成连头发都没有变稀疏，只是略微斑白，书桌上放着一张他刚到美国时在哥大图书馆门口拍的照片，骤眼望去和现在并无区别，要细细察看，才能发现他走失的魂魄。
回纽约后他就一直住在法拉盛，房子在北方大道和150街的交界处，那里其实已经到了韩国人的地方，两个街口外就闻到泡菜味，院子里堆满大白菜，像是中国北方的冬天。有时候他会恍神，觉得自己已经回到北京。他艰难地找到一个中国房东，林立成不想跟中国人住太近，却又不敢住太远，房子是一栋townhouse的三楼，他不想走前门和楼下住户遇上，就总爬防火梯上下，三年里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附近遇到过什么人。林立成希望自己遇到人的时候已经完全准备好，在法拉盛以外的地方，他总是准备好的。
窗外有一棵高大椴树，春末开出满树小白花，花香有点像四川老家的茉莉，林立成一直没有回去过，他其实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回去，但经历类似的人都说不行，他就懒得往返几次中国大使馆。他根本不想去曼哈顿，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那么想回去。大使馆在42街的尽头，正对着那艘航空母舰，林立成去年才知道它叫无畏号，也是前一个女人告诉他的，纽约的中国女人好像知道一切：百老汇的音乐剧，大都会的特展，42街的苏格兰菜。有一次早上做完爱，女人一边穿内衣一边说：“我们今天下午去看无畏号好不好，那边上有家川菜馆很好吃，回锅肉是用蒜苗加青红椒炒的，泡菜里有鲜菜头。”林立成漫不经心抽烟，又漫不经心嗯嗯啊啊了几下，但最后还是在家看盗版电影，留在法拉盛吃了晚饭，法拉盛有朵颐和川霸王，哪里的回锅肉不是蒜苗加青红椒，哪里的泡菜没有鲜菜头。女人没有说什么，闷声吃完饭后就回了家，没有继续住下去，林立成后来才想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渐渐不再说话，好像每个女人到了一定时候，都不再说话。
其实也没有怎么缺过女人。刚开始几年，从中国来的学生广受欢迎，美国太平静，稍微有点起伏的故事都成为春药。在哈佛当一年访问学者，林立成有好几次机会，三十多岁的犹太女人在他房间里谈阿伦特，谈完了一直不走，嘴唇嫣红，谈极权主义也像在号召接吻。林立成反复挣扎，终究是把她送下了楼，楼梯逼仄陡窄，林立成走在后面，高高看见她右边乳房上浮动的红痣，当然也有点后悔。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和别人一样，“别人”到底是谁，他又有点糊涂。后来中国男人的风头过了，从东欧进来的男人们开始讲柏林墙和七七宪章的故事，他们个子更高，有实打实六块腹肌，能用德语读里尔克和保罗·策兰的诗，马上成了一种更为猛烈的民主春药。
二十三年里林立成有一次差点结婚，那时候他在旧金山，有人拿到美国国务院的一笔资金，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这也是林立成在美国唯一真正拥有工作的两年，税后两千五，保险自理。他就一直没有买保险，他有来自法拉盛的板蓝根，一感觉发热就冲两包，肠胃不舒服喝半瓶藿香正气水。
胡敏之是加州伯克利的研究生，专业忘记是经济还是管理，他们好上的时候她快毕业，两腿晒得漆黑，因为老去裸体沙滩，脱下衣服，连比基尼线都没有色差。林立成不大清楚胡敏之为什么看上自己，他没有钱，更谈不上前程，是个在加州几年依然坚持苍白的男人。和她在床上不敢开灯，一切在黑暗中静悄悄进行。
胡敏之毕业后没有找房子，搬进了林立成的公寓，她出钱把家具全部换成实木，又买了整套瓷器，每天早晨上班前煮好咖啡，又煎两个蛋，咖啡杯和瓷盘上都画着一只蓝色的鸟，林立成在这些蓝色里沉溺下来，拿不准还要不要挣扎。有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开车去圣地亚哥的拉荷亚海岸看海豹，天空是一种让人心惊的蓝色，胡敏之穿一条蓝色无袖真丝长裙，没有式样，腰上系一根白色皮带，古铜色平底凉鞋，鞋面上有一块蓝色玻璃，走在木质廊桥上那块玻璃一直反光。蓝色铺天盖地而来，林立成睁不开眼，几乎就要求婚。但天突然阴下来，他一下恢复了视力，说：“走吧，今晚我们去洛杉矶住好不好，看起来要下雨。”
又过了大半年，研究机构的钱终于花完了，林立成回到纽约。胡敏之找了家华人货运公司，把全套家具运过来，现在就放在房间里，林立成每天拉开古铜把手拿衣服，并没有总想到胡敏之。那套瓷器留在了旧金山，她大概还是天天早上煮咖啡煎鸡蛋，还是那只蓝色的鸟。林立成有时候会想，可能两个人都觉得幸亏。3
约会定在六点半，是“小东京”里的一家烤肉店，地点是王凌薇选的，她从宾馆能步行过来。林立成也愿意吃烤肉，实在无话可说，还能低头烤一会儿五花肉鲜牛舌，油滴到炭火上嗞嗞作响，就像有一个努力圆场的人坐在边上。他四点就出了门，还是坐七号线到时代广场，还是半路就开始惊恐不安，还是一出地铁就找麦当劳上了个厕所。本来应该转R或者N线坐到NYU，但林立成决定走过去，也就不到四十个街口，地上微微积水，林立成一路留心自己的皮鞋和西裤是否被溅上泥点。他今天特意打扮过了，灰色西装是成套的Tommy，有一年圣诞节打折的时候买的，不到300美元，偶尔参加会议他就把这套和另外一套藏蓝色CK轮换着穿，但是会议渐渐少了，来来回回都遇到同样那几个人，来来回回说着同样那几句话。发言的时候林立成总觉得尴尬，盼着这一切早点结束，他能回到北方大道的家中，重新穿上Walgreens里买的T恤，十块三件，美国人的中码也大，身体躲藏其中，灵魂就没有那样突兀。
他和王凌薇在微信里重新遇上。有个大学同学建了一个群，把他们都拉进去，几十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在群里说话，不过是一团混乱，林立成很少发言，但他每天睡前会把当天群里的消息全部看一遍，有些人懒得打字，他就一遍遍听那些语音，把手机开到最大声。私聊第一句话是王凌薇主动说的，短短几行字：“你现在是不是在纽约？我下个月要过去开几天会，方便的话出来见见吧。”
林立成当时就看到了，但是过了半天才回复，算准时差，北京正是半夜：“好的，我的电话是（917）-982-5982，你到时候联系我。”
中间的一个月他们没有再发过微信。林立成会随时拿起手机，确认王凌薇有没有在群里说话，然后反复点进她的朋友圈，看到她先去上海，再去杭州，终于来了美国。前天他接到电话，王凌薇的声音跟大学时候一样有点沙哑，语速很快，每一句话好像都在着急着赶紧说出下一句，但约好时间地点后她突然慢下来，说：“我到时候穿蓝色风衣，怕你走进来认不出我。”
王凌薇一走进烤肉店林立成就看见了，蓝色风衣长到脚踝，下面是黑色细高跟鞋，吃烤肉得脱鞋，林立成偶然看见她黑色丝袜里的脚趾，身体却没有意想之中的反应。她还是鹅蛋脸，化极淡的淡妆，却涂大红口红，暖黄灯光下皮肤略微松弛，颜色是一种发青的雪白，她依然是个美人。王凌薇坐下来丝毫不觉生疏，说：“纽约今天刮好大风，你看我头发都吹乱了。”好像他们昨天才去了未名湖，现在正在学五食堂吃鸡腿饭。
菜一样样端上来，王凌薇点了两份牛肝，一股腥味，林立成还是吃五花肉，包在生菜里一口咬下去，他没有加蒜片，虽然两人隔着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烤好的牛肝渐渐凉下去，香菇和红薯片还在烤盘上翻面，他已经知道王凌薇几年前离了婚，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就在老蓝旗营那边，你记得吧，挨着清华南门，北大东门走过去也不远……现在那里有家书店，老板以前也是北大的，和你的经历差不多，进去了一段时间，又出来了”。
她前夫是北大某个理工科教授，离婚后把房子留给她，王凌薇本科毕业后读了一个法学硕士，现在外企做in-house法律顾问，就在五道口上班，“……你知道现在我们怎么说五道口吗？宇宙的中心。”她拿出手机，给他看五道口的照片，上班时间的地铁口，漫长等待的人群，不少人手里拿着煎饼。很多年以前，北四环外就是郊区，两个人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去到双榆树，那里有一条路，白杨长到天上，银杏落下心形黄叶，他们坐在银杏树下吃煎饼，又继续往前，以为这条路通往确凿无疑的未来。
林立成说话不多，他一直等着王凌薇问自己这二十几年怎么过的，他倒也不恐慌，反正每次见国内过来的人都得回答这个问题，林立成疑心自己已经默背出了正确答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过了……没挣到钱，当然……但不知道怎么也没饿死，要是以后真的熬不下去了，我就去给中国超市开卡车运货，在美国也就学了这么一门技术，听说有些超市还有医保。”然后哈哈笑出来，猛灌一杯冰镇啤酒。没人会继续问下去，一股心照不宣的怜悯在饭桌上慢慢散开，林立成觉得恶心，纽约的中餐馆口味太重，回锅肉到最后咸得下不了筷子，连炒个凤尾菜，也汪在油里。
但这次他说了另外一个未经编辑的版本。也许是最后上的抹茶蛋糕味道纯正，也许是吃到后面她的口红渐渐晕开，脸上浮动水气，正是他认识的那个王凌薇，“……开始十年就是在各个大学里转，你知道，那个时候从国内过来的人也好申请资金，有时候同一个项目，学校和外面的机构会给两份钱，我就尽量把其中一份存起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我得有点打算。“后来果然申请不到钱了，我本来想读个博士，但美国的文科博士一读就是七八年，我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就一直犹豫没有申请……后来才知道，其实没有，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再后来心就散了，没法再去读书了……工作？大部分时候我都没有工作，在各种研究机构里挂个名，有时候靠积蓄，有时候靠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钱，帮人做点什么事，反正总在觉得好像熬不下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又熬下去了……存款是几乎没有的，这几年我一直替一个机构编电子杂志，他们给的报酬很少，但是给我买保险，你知道吧，在美国只要有保险，心里就不怎么慌了。“……不用，你不用太担心。我不是太穷，我租的房子在法拉盛，是一个house的一整层，有两个卧室，房子有点旧，但是在纽约能住这么大，也算还可以……我从来没有为吃饭紧张过，每年还能去欧洲逛逛，有时候抓着开会的机会，有时候老早买好特价机票。你去过威尼斯吧，我觉得我想死在那里，那个城市……那个城市跟我差不多，一直都在下沉。有个诺奖诗人，苏联人，流亡后也是住在纽约，好像就在东村，离这里很近。他死后就葬在威尼斯，苏珊·桑塔格就说，这是她的理想归宿，因为威尼斯哪儿都不是。“真的别担心我，我没有过得多差，我只是过的……和之前想象得不一样。但是你说谁过得跟想象一样呢，你也不见得吧？”
账单送上来，两个人加税八十美元，他拿出信用卡，写了20％的小费。王凌薇并没有像大部分人，听完故事后就抢着买单，她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已经补好了口红，大概也补了粉。林立成有点想念她刚才的样子，脸上微微出油，烤肉的时候靠近了，看得到额头眼角都有细细皱纹，他对着现在无懈可击的王凌薇，也就无话可说了。
林立成送王凌薇到SOHO的宾馆，雨已经停了，走了一会儿裤脚上还是糊了不少泥，林立成有点着急，得早点回去把裤子脱下来擦擦，不然拿去干洗又是二十美元。烤肉店里被炭火慢慢烤出来的情绪，十分钟就迅速走散，王凌薇走在边上，也只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漂亮女人走在边上而已，林立成觉得曼哈顿的夜晚灯光太亮，他想回到黑漆漆的北方大道去。
走到宾馆楼下，王凌薇突然说：“要不你上去喝杯茶，我带了一点今年的新茶，是六安瓜片。”4
凌晨两点，王凌薇裹着床单去洗澡，林立成喝了一口冷掉的茶，他这才想起王凌薇是安徽人，这是她的家乡茶。以前每年放假，他送王凌薇去火车站，她总要说：“立成，你什么时候来我家？我们去黄山脚下住两天好不好……最好是春天，我们逃一周课过去，赶上油菜花开的时候，山上还有杜鹃，每顿饭都能吃笋。”
他们接过吻后不久，林立成答应第二年春天就跟她回去，谁知道四月初王凌薇的父亲病重，她匆匆赶回家去照顾，第一封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林立成已经几乎住在学校外面。信是同学带过来的，打开就是两句海子的诗，一句是“你是我的/半截的诗/半截用心爱着/半截用肉体埋着/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另一句是“坐在烛台上/我是一只花圈/想着另一只花圈/不知道何时献上/不知道怎样安放”。她回家前就知道海子死在了山海关，哭了几次，林立成在宿舍楼下抱住她，一字一顿地读诗：“黄昏是我的家乡/你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你是在静静的情义中生长/没有一点声响/你一直走到我心上。”
那是在三月底，两个人都还穿鼓鼓囊囊的棉服，抱得久了林立成的手开始移动，想伸进衣服里，但进入最后一件棉毛衫的时候停住了，他依然想，以后还有时间。林立成记得他几乎隔着棉毛衫握住了王凌薇的乳房，不算大，只是极软。在里面的时候，林立成想到那种感觉，会忍不住向虚空伸出右手。
那封信林立成看到后就觉得不祥，他没有立刻给王凌薇回信，后来也就忘了，一直到进去的时候换狱服，才在夹克的内袋里找到，一张纸叠出了深深折痕。出狱后他把那封信放进一本《首脑论》，从中国带到美国，却再也没有打开过，今天出门前他翻了一会儿，翻出来放进钱包。把这封信递给王凌薇后不久，她慢慢凑过来，酒店里的暖气可能有75华氏度，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色丝质衬衫，下面是烟灰色一步裙，乳房边缘蹭住林立成的手臂，那种极软的触觉又回来了。林立成想解释，自己带这封信出来，并不是为了和王凌薇上床，但他有点担心，也许这是最后的夜晚，也许他们不会再有时间。他最终选择一把拉下那条裙子，裙摆太窄，几乎卡在大腿中间，是王凌薇自己让它掉在蓝色地毯上。
做爱过程并不激烈，却有一种悠长缠绵。结束后他们在床上说了一个小时话，这一个小时就像把当中的二十几年时间剪断，用今天的胶布直接贴上大四的春天，那时候他们正计划着一起留京，然后分一套房子。
王凌薇说，我可以来纽约读一年的LLM，考一个纽约州的Bar，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我有点存款，蓝旗营的房子卖掉还起码值一百万美元，足够我们住在新泽西或者康州。钱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你说对不对？
林立成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过去这么些年，就没有想过要结婚，要是你真想好了，我们明天就去纽约市政大厅登记吧。等会儿天亮了我们去第五大道逛逛，买个小戒指，Tiffany好不好，如果只是一个指环，我还是买得起。
他们又接了一会儿吻，窗外有不知道什么人砸碎酒瓶，王凌薇说：“我们也开瓶酒好不好？我正好买了两瓶好酒想带回国。”
于是开了一瓶Piont Noir，王凌薇又去卫生间洗了一盒草莓，把一个极大极红的喂进他嘴里，说：“你看，要是当年你跟我一起回老家多好，我们就都算躲过去了……你这二十几年有什么意义，全浪费了。”
林立成明明握着红酒杯，不知道怎么慢慢浮起来，他看见自己把杯子扔上墙壁，玻璃千万片碎开，血一样颜色的液体渐渐渗进墙壁。他又看见自己打开房门走出宾馆，一口吐出那半个在嘴里转来转去的草莓，同样是血一样颜色，只是里面混着一点固体，就像打得零零散散的肉。
林立成在凌晨四点回到北方大道。他从窗台上拿起小广告，一个多小时后，就有个安徽姑娘躺在怀里，小身体很酥，他觉得这五十美元实在值得。AI“你要不要再摸一下？”小叶问我。她已经换好手术服，栗色卷发梳成髻，等会儿再塞进帽子里。染发烫发的时候还不知道生病，染完她回到家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很多事。
我摸了一下。右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握住她左边乳房，我刚洗了手，乳头被凉意激得站起来，像以前真正的抚摸之后。我们都有点尴尬，毕竟好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开始是因为不想，后来她体检，又去做了复查，最后切片报告出来，我巧妙地躲进整个确诊流程。“另外一边呢？”小叶看我把手收了回去。“那边就不用了吧……”她点点头，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另一边以后毕竟还在，不用急在这一时。就我们在病房里，她坐床上，我坐床边，沉默像癌细胞一般扩散开来。窗外有株老槐树，十一月底，徒留灰色枝干，在灰色雾霾里显出轮廓，我想到以前跟小叶说过，房子边上不要种槐树，因为槐树里有一个鬼。
医生来看了一眼，神态轻松，手持肯德基法风烧饼。医生一直神态轻松，毕竟我们只是一期患者及其家属，“没问题，割掉就是了，真的没问题”，好像是割一茬韭菜，但小叶的胸长不出第二茬。大学时我们首次突破棉毛衫这一层，我先握住左边，再移到右边，小叶不到十九岁，一切都没有真正定型，在我手中有一种犹豫不决的形状。后来我和它们很熟，右边那只稍大一点，但左边的乳晕边有颗红痣，开始几年我经常含住那颗痣，后来几年频率降了下来，最近几年，小叶总穿着内衣睡觉，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毕竟更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我陪小叶下楼，看她进了手术室。场景配不上应有的心情，她自己走进去，双手插袋，看起来很健康，我一直以为她很健康。手术前不能化妆，我给她带了一瓶面霜，她细细涂上一层，我在边上看她，这么近的距离，我发现她的皮肤有点变化，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时间意味着变化，在所有领域，无一例外。
我本来打算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丈夫好像应该这么做。但两个小时后我就下楼抽烟，只要在结束前回去就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协和医院门口有一种丧气的繁华，号贩子们行为鬼祟，大概以前也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神色阴鸷的男人在狭隘人行道上铺开塑料布，卖“中药抗癌无副作用一周起效”，身体残缺的人缓慢爬行，向每个人伸出污脏的手。在这种背景下，我莫名觉得饿了，走到马路对面的云南米线店，点了最贵的一套过桥米线。
林夏给我打电话：“手术结束没有？”“还没有，得到下午。”“她情绪怎么样？”“还可以，她一直都还可以。”
米线滚烫，我先吃鱼片和鹌鹑蛋。林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我略加迟疑，还是回答了：“后天早上的飞机。”“你知道吧，我有日本的五年签证。”“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再说。”“不等了，我们东京说。”她挂了电话。
小叶生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往外说，解释一切是个麻烦，也会让这件事显得不可回转。我和小叶都相信这件事，坏消息没有被说出口，就没有真正发生，就像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婚姻生活有了问题，我们连对方都没有说过，因为谈论意味着确认。
没有人知道她今天手术，除了林夏，她不认识小叶，她是我的……情人。米线汤渐渐凉下来，肉片的腥味变得明确，我想另外寻找一个词语定义我们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我寻找不到词语否认这件事，林夏是我的情人。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飞机上我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边看机载电视里的《老友记》，一边又浏览了一遍赫赛汀的资料。
赫赛汀（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适应症为转移性乳腺癌：本品适用于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作为单一药物治疗已接受过1个或多个化疗方案的转移性乳腺癌；与紫杉醇或者多西他赛联合，用于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乳腺癌辅助治疗：本品单药适用于接受了手术、含蒽环类抗生素辅助化疗和放疗（如果适用）后的HER2过度表达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个令人费解的词都搜过维基百科，但组合在一起还是令人费解。总之这是小叶需要的药物，一年四十万，不纳入医保，我们拿得出第一年的四十万，但万一还需要一年就得借钱。我们都不想借钱，日本的赫赛汀要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我来了东京。我也可以去香港或者印度，但我想来东京。我还可以找人代购，有点麻烦，但并非不能实现，可我想出来几天。林夏是我的情人，妻子刚做完手术我却想出来几天，我试图一一否认的事情，都一一变得不可辩驳。
我住涩谷东急酒店，林夏坐在大堂沙发上等我，她坐另外一个航班，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航站楼出发。林夏穿姜黄色风衣，深灰丝袜，平跟绑带黑皮鞋，头发乱蓬蓬梳上去，像不知道哪部电影里的汤唯。她化了淡妆，口红很艳，衬得脸色更差。我们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骤然见到，我只觉她比小叶更像病人。林夏只拿了一个黑色手袋，好像她是从通州赶到东二环，我们在日坛公园里那家小王府约会，坐在露台上，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后来天色暗了，露台下有人跳广场舞，在喇叭式音响的掩盖下，她坐到我边上来，我们并不敢公开有什么举动，但她喜欢坐在我边上。
我们断断续续也有好多年。最早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去绵阳，住同一家宾馆，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因为就那家还能上网。晚上十点之后，陆续有交完稿的记者在走廊里招呼饭局，凑够四个人就去楼下吃肥肠锅，我和林夏总是赶上最后一拨。在震区待了十几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林夏晒得漆黑，简直看不出五官，又总穿橘红色T恤，大概是过来的时候皮肤尚白，她垂死挣扎，在楼下杂货店里买了一支三块钱的口红，颜色非常可怕，印在本就不怎么干净的茶杯沿上。
经历了地震初期见到尸体、残破和分离，我们都觉劫后余生，胃口极好，人人吃三碗饭，吃完肥肠锅再去找小龙虾，宵夜摊绵绵排开，有小龙虾、香辣蟹、串串香、冷淡杯和烧烤。这个城市以惊人的冷静在恢复原状，起码它试图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有两天说唐家山堰塞湖有险情，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们都去山上的撤离点采访，很多人带上扑克牌和麻将，没带的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第二天再去，灼灼烈日下斗地主的人增加两倍，因为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一副扑克。
我们回到市区，各自进房间写稿，到了半夜，我听到林夏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有没有人打牌啊！”
于是大家打拖拉机，我和林夏一边，开始很顺，后来一直打不过10，眼睁睁看着对手打到鬼，最后一盘输得惨烈，我们只拿了五分。只是消遣，但我们都介意起来，半个月的挫败和愤怒，突然投射到一场牌局中，林夏扔掉牌，点了一支烟，说：“他妈的，什么屁牌。”女记者都这样，出差时故意显得粗鲁，以防别人觉得她娇气。
我也扔了手里的最后一个梅花8，说：“要抽出去抽，这是我房间，别抽得跟烧纸钱似的。”
没人接话，这段时间大家都闻够了纸钱。林夏摁掉那支娇子，说了声“对不起”。我注意到她声音很轻，和平时不一样。我意外发现，我留意到了她平时是什么样。
我们第二天都睡过头，在门口遇到才意识到大家都走了，我和林夏只好一起去擂鼓镇，三百块包了一辆长安。车和路都极破，一路地震式颠簸，巨石时不时截断小路，看起来不会有终点，气压越走越低，我们都清晰闻到对方的汗味。林夏那天换了一件崭新的蓝白条纹T恤，我看到鸿星尔克的logo，肥肠锅边上有一家鸿星尔克，记者们都去那里买换洗衣服。蓝白色很适合林夏，我装作第一次注意到，除开肤色，她算得上好看，哪怕现在汗水让头发和皮肤都显油腻，她还是好看。
我中间接了小叶的电话，她是另外一家报社的文化版编辑，平日都上白班，这段时间也被调来编地震特刊，凌晨四点才能下班回家，醒过来先给我打电话。我们说了几句话，她照例让我注意安全，我则竭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常，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林夏听到我和小叶之间的亲密。
过了一会儿，我为自己的掩饰越发不安，好像这已经意味着背叛和出轨。我对林夏说：“刚才是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她点点头：“听出来了，家里人很担心是吧？”“嗯，你家里人没有每天给你打？”“我每天晚上给爸妈打。”
这意味着她没有结婚，大概也没有稳定的男友。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希望她结了婚，且和我一般婚姻幸福，这样我才能显得正常和正当：一个人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还是会对另一个人生出想法。我拿不准林夏的想法，但我确定她并没有把我看得和别人一样，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知道很多事情的开始，都源于一点点不一样。
擂鼓镇里搭连绵不断的帐篷，另一边有几架直升机，往返于唐家山和擂鼓镇之间，山上一直说堰塞湖可能溃坝。有人在空地上发盒饭，我们凭记者证一人领了一盒，站在路边吃。菜是莴笋烧肉，混了一点泡酸菜，有一种不合理的香，吃完我们又去领一盒，这场地震好像打开了每个人的每种欲望。
相熟的一个军队宣传干部也站在边上，也正在吃第二个盒饭，来擂鼓镇的记者不多，大概大家都去了江油，那边有个镇长最近出了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他突然问：“你们要不要上山？”
我吃完最后一块莴笋：“上什么山？”
他指指直升机：“唐家山啊，等会儿要送水文局的人上去，装水文自动测报设施，机上还能坐两三个人，你们要不要去？”
为了工作我们当然应该去，但我和林夏都看了看对方。
又过了十秒，他继续说：“……不过今晚回不来，你们看这天气。”
乌云死死压下来，狂风卷起砂石，林夏本来扎一个马尾，现在头发被吹散开来，遮住她略显刚硬的脸。谁都可以清晰看到，马上会有一场暴雨，上山的每个人今晚都回不来。
我订了一个标准间，两张一米二单人床，我们进房间后发现没有沙发，就一人占住一张床。我拉开窗帘，窗外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几百人像军队一样排列整齐，在红灯结束后列队过马路。
我和林夏没有开过房，总是我去她家。她住在通州一个不大好的小区，每天从郎家园坐930路回来，下车后要穿过一条狭小巷道，沿途有兰州拉面和成都小吃，并没有下雨，地上却总有泥泞，走五百米才有一家京客隆，小区只有两栋楼，楼下三个巨大垃圾桶，谈不上任何绿化。她自己在阳台上放了几盆花，每次去花都不一样，她说，死了就换一批，这边离八里桥市场近，一盆茉莉只卖二十。
我问过林夏，为什么要把房子买在这里。她说：“刚来北京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后来房东要卖，我正好够首付，就买了。”
还是不懂她为什么买这套房子。客厅采光不好，卫生间极小，露台几乎比客卧还大，除了上床，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露台上，聊天、喝水和抽烟，看京通快速上的车流。过半个小时，我也打车上了京通快速，一次三个小时，一周后再来一次。我没有跟小叶说这三个小时去了哪里，三个小时并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虽然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但林夏不喜欢变动，她艰难地适应了一切，并不想改变，哪怕这一切很糟。很糟的房子，很糟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一直维持关系，中间有几次，她和前男友和好，我们就断了，她和前男友分手，我们又恢复，目前正处于她和前男友的分手期。事情就是这样慢慢拖到了第七年，拖成一片我们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泥沼。
林夏去洗手间卸了妆，黄着一张脸出来。每次我们断开又续上，中间照例隔大半年，再重见时我都知道她又变了一点，像镜头渐渐虚下去，五官有混沌边界，整个画面一点点变暗，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到了三十五岁。
我和二十八岁的林夏一起去唐家山，货运直升机上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地上，一人靠住一纸箱双汇火腿肠。机噪声让人无法交谈，我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好一阵才降落，反复掠过北川县城，废墟中升腾白烟，那是有人偷偷回去给家人烧纸钱。
降落后我们也没有交谈，轮流采访水文专家、武警领导以及普通战士，采访中开始下雨，我们就排队领雨衣，披上继续采访。
四川省水文局专家林一彬说：“现在蓄水已超过1.6亿立方米，之前每天都在增加一千万立方米，如果来水继续增加，危险程度就会加剧。”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为解决大型物资难以运达的难题，目前指挥部正在试验便于携带的软体油袋和小型油罐，“一方面在天气恶化时可以让官兵人力背负上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低空空投给施工人员。”
武警水电部队政委方跃进介绍，为解决供给问题，大型直升机米-26昨日已用吊装大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了大量食品，“米-26今天（二十九日）一共吊了一个集装箱的食物和三个大型油罐，现在上面的油料可以维持两天，食品也没有问题”。
我把这些一字一句写到笔记本上，她记下的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大概都希望采访能一直持续下去，熬过这个必然带来混乱的夜晚。唐家山上没有一棵树，我们各自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和编辑打电话，试图逃避命运和欲望的召唤。但雨终于大到我们只能躲进帐篷，军队给记者专门留了一个帐篷，今天只有我们两个记者，政委咬着火腿肠说：“将就一下，特殊时期，大家不分男女，都是同志。”
同志们没有在那个晚上做爱，这很难操作，防潮睡袋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如果离开睡袋，外面很冷，何况震动声和其他音效难以控制。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周密思考过一遍，最后选择了通宵聊天，黑暗和雨声盖住了这件事的伦理与道德，只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以及从中生出的、毫无道理的快乐。第二天走出帐篷，天已经放晴，有直升机正在低空空投小型油罐，但我忘记了去查实工作人员的名字，那篇稿子我后来并没有写出来。
回到绵阳，林夏半夜两点偷偷溜进我房间，又在下午两点溜回自己房间，九点前后走廊吵了一阵，后来整个宾馆静下来，林夏进来时随手挂上了“请勿打扰”。
我们郑重其事互相保证，就这么一次。然后轮流去洗澡。
林夏的身体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进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为此已经想象多时。做了一次后，她起身拉开窗帘，月光照进来，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她问：“我们说的就一次，是指就这个晚上吧？不是……不是真的就一次吧？”
我说：“嗯，包夜都不算次数。”
其实也就三次。我有点累，这十几天工作强度很大，但第三次我故意拖得很长，猥琐、伤感以及精液味一起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我略略抬身，看着眼前这个姑娘，我问她：“喂，你今年几岁？”“二十八啊。”“看着不像。”“都说我显小。”
时间过于迅猛地划过七年，林夏现在还是显小，但实打实看得出上了三十。她往脸上拍爽肤水，问我：“你要不要上来睡一会儿？”
我摇摇头。我很困，但上来睡一会儿意味着先要做一次爱。
她躺下去，把被子盖住头：“那你晚饭再叫我。”断续偷情多年，两个人渐渐也像夫妻，性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如果没有性，会比夫妻更显尴尬，所以总要有一个人率先睡着。
生活并不是一步走到今天，但当中的逻辑的确让人费解。包夜过后，我们甚至没有加对方的MSN，穿好衣服，两个人交换了名片，那张名片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撕掉，冲进马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住了林夏的手机号码。
地震第二年，我离开报社，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小中层，收入是涨了一点，但并没有多到让我振奋。我去网站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了，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挪动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败，我才三十一岁，不知道怎么成功，却也没有准备好失败，在任何领域的失败。
每日坐班的工作很枯燥，但在家看久了美剧也一样会觉得枯燥。我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填写爱好的时候，我也会写：“足球，音乐，电影。”我写这三样不过因为这永远不会出错。外部世界剧烈变动，我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停滞下来，如果一路要命地顺遂，我大概能在十年后当上公司高层，年薪百万，分一些期权，偶尔能上别家门户的财经版。我也憧憬那一天，起码我和小叶能换一套房子。现在的房子在四惠，小区在一号线头上，坐地铁要经过一条错综复杂的小路，如果懒得走，可以坐十块钱的黑车或者五块钱的蹦蹦。我们都想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晚上去蓝色港湾散步，坐在湖边喝杯啤酒——那种我们想象中更为正宗的北京中产生活，早餐吃711的包子而非老家肉饼，不需要坐黑车和蹦蹦，出地铁可以沿着一条有树的路，步行回家。
公司每天在国贸有班车开往中关村，我总准时赶上，四环永远堵车，我能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觉。往返班车渐渐成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把我困在当下，耽误上班，延迟回家，手机电池耗尽接不到电话，二十封邮件没有及时回复，一切都不能归咎于我。那辆车缓慢而准确地带领我，往未来去，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并无其他想象。
我只管十个人，却忽然变得重要，总有企业公关请我参加活动，签到之后，能领一个纸袋，里面有现金信封、礼品和材料，有一些人领完纸袋就走，我稍有节操，总是坐到最后。生活有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太容易适应，毕竟实打实多了一些钱，我拿这些钱买了更好的西服、领带和皮鞋，我甚至用上了男士香水和面霜，开始健身，人生是这样顺理成章往前流动，直到有一天，递给我纸袋的人是林夏。
她白了起码三层，化没有眼影的淡妆，穿黑色小礼服裙，细跟鞋，头发似卷非卷，拨在一边肩膀上。当然比在绵阳时美，但我不认识她，我也希望她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从一个人手里接过装着红包的纸袋。然而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得走完这套流程——签到，写上身份证号码（为防冒领），交换名片——这个场景让我比和她做爱时更觉赤裸，我们此时都失去了遮蔽。我想到在唐家山的帐篷里，两个人聊的话题，是彼此最喜欢的导演。林夏喜欢小津安二郎，我没看过，沉默中想寻找一个更拗口的名字，但只能想到李安。李安很好，李安永远是一个得体的答案，就像聊到俄罗斯文学，我们只需要说，我喜欢普希金。
我们又一次交换了名片，这次我没撕掉。过了几天，我给林夏打电话，没有借助名片，我背出了她的号码。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我和小叶的婚姻那时还没有问题，大部分时间我坐班车转地铁，七点半总能到家，下地铁就给小叶打电话，她开始炒绿叶菜。晚餐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小叶的剁椒鱼头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三斤鱼头，可以任性地只吃好的部位，两块腮边肉小叶都夹给我，我则为她从汤中翻出鱼泡。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毫无理由的冲动。就像肝部长了肿瘤，我却一狠心，把好端端的胃切了三分之一。在应该对生活下手的时候，我们总是懦弱地选择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电话那边林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来和我吃饭，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和前男友又分了手。
我们在荷花市场那条美食街来回走了两次，最后选中一家江浙饭馆，露台有一块没有被灯光覆盖，又能看到一角水面，残荷留梗，样子俗艳的舫船慢慢开过，船头亮着红灯笼。秋天快到尽头，长时间坐在户外会冷，但我们宁愿裹紧外套。
一人吃了几个醉血蛤，我终于开口说话：“你怎么也离开报社了？”“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但我还是在做新闻，只是换了个平台。”“你是男人啊……都是这样的，男记者去网站当领导，女记者去企业做公关。”林夏满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欢做记者，地震时一天写三个版，我已经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写了两篇特稿。和林夏上床后，有大半年时间，我每天看她工作的报纸，二〇〇八年年底，她有篇报道得了一个网站评选的小奖，我反复点进那个页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关掉。她穿牛仔裤和蓝白色条纹T恤，手里拿一份盒饭，那是在擂鼓镇我用手机给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见背景是我们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机。“说是都这么说，但是……但是好像有点可惜？你以前做得那么好，你应该去杂志，真正做深度报道。”
林夏低头又喝了一会儿酒，才说：“本来我是要去的，有几家杂志找过我，但是……但是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我都要三十了……他们都说，我换地方也写不了几年……”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完全熟悉这种语调。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男记者一直做记者总不是办法。他们都说，应该转型，应该顺应时代。
时代意味着变动，意味着你有能力变动。
风真的冷起来，林夏又点了热黄酒。话语渐渐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种人，那种看起来一路顺流而上、事实上失却真正勇气的人。我们本来只是在极尽无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谁能猜到呢，性不过是最让人信服的理由，我们最后成了朋友。
林夏睡过去后，我出门见人。赫赛汀是处方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人，允诺能帮我买到药，收五万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但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办法。
我们就约在涩谷车站的忠犬八公像。出酒店我找了一会儿，那只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远是抽烟处，挤不进去的人在门口匆匆抽两口。对面有一个不知所起的绿皮火车厢，敞开车门，我约的那个人——网名叫“林老板”——就坐在车里刷手机，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太，她们看起来也没有等人，就是打扮妥当，化着浓妆，坐在那里。
林老板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染了黄发，戴三个耳钉，却和日本人一样见面就鞠躬，客客气气叫我“方先生”。他已经拿到了处方（我并没有关心用什么办法），带我去池袋一家药房拿药，“涩谷也有，但池袋那边是中国人开的”，他说。
池袋给人一种无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铁口，已经有人大声使用手机，地面明明没有垃圾，却让人觉得脏。我们经过一家极小的中华物产店，门口有一盒盒凉菜，路过时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鸭脖子和猪耳朵。
药房里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板说，“都是中国过来的，和你情况差不多”。有人边上垒着几个纸箱，看起来要赶去机场。电饭煲、马桶盖，大概箱子里还有药妆，林老板又说，“很多人这样，来都来了，顺便买点回去。”
我也开始思考应该买点什么，说得没错，来都来了。也许可以给小叶买几套雪肌精？我只记得这个牌子。大学刚毕业，我们在南四环租了一个小房子，小叶那时候是见习记者，要跑突发，出入各类跳楼、车祸以及火灾场所。有一次有人说要跳北京饭店，她和摄影记者站在长安街上等了两个小时，“中间我想办法去买了一把伞。”小叶说，但那个人后来坐电梯下来了。她晒得很黑，做爱时坚持要关灯，说白回来再给我细看，“等转正了我就去买两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叶还在想这件事。
我忘记她后来有没有用雪肌精，也许她用了更好的牌子。转正后小叶做了文化编辑，一直做到现在，很少去户外，她又变得太白。小叶是我们身边唯一一个十年没有换工作的人，挣得不多，圈内也没什么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从来不给人失败感。每天早上她洗澡吹头发，精神抖擞挤一号线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擞挤一号线回家给我做饭，晚上她读书、看美剧、敷面膜、写博客。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叶说，我们不需要事事告诉对方，我同意，所以我没有告诉她有林夏这回事。这两年我们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处，隔着距离，我对小叶有一种莫名的敬重，因为她对生活从无怨气，而我们，我们都是有的，有时候看起来是积极上进，其实不过是怨气。
林老板替我取了号，前面有二十个人，我们出门去抽烟，马路对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传教，从“神爱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听到她拉住一个男人许久，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那个男人几乎秃了顶。
一支烟可以很长，我和林老板居然聊了起来。“做这个能挣到钱吗？”“还可以吧，国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这两年越来越多。”“所以你没有别的工作？”“没有，我还在读书。”“哪个学校？”“东大。”
我吃了一惊，但直接表达吃惊好像不礼貌，只好问他：“你学什么？”“日本文学。”“研究生？”“博士。”
话题在这里断了，聊天的方向出现混乱，我不知道和一个代购癌症药且网名叫林老板的人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和一个日本文学博士说什么。日本文学，我只读过两本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以前刚和小叶恋爱，我也给她写信，因为并没有什么话想写，只能抄书，“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小叶只说，那本书不怎么吉利。
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后，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好像初来乍到，正在等主人给我倒水，茶几上摆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后来我渐渐发现，林夏的文艺修养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过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么两部，《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不会更多。她跟我一样，认为自己应当对人生有点野心，却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们在一起，上床之余总是聊圈内动态，谁去了哪里拿到什么职务，谁辞职创业，现在已经拿到第几轮风投，我们不停给对方分享资讯，好像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焦虑，其实两个人的焦虑都加倍，我们还是每周见一面，有时候做爱非常慌张，因为大家都着急回邮件。
去年林夏又辞了职，现在在阿里巴巴刚收购的一家小公司做公关总监，我则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名片上印着“联合创始人”，CEO是我在网站的领导。我们公司半年中换了四个项目，分别是上门做美容的APP、上门做饭的APP、上门修煤气灶热水器的APP以及白事一条龙APP，我们都盼着某一个项目会被马云看中。有一次报社的老同事吃饭，发现在场人数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大老板变成了马云，剩下四分之一正在争取把大老板变成马云，比如我。
赫赛汀拿到了，整整齐齐一排白底绿字纸盒，装在一个巨大塑料袋里。我和林老板在地铁口再见，“还得去学校见导师。”他说，把我给的五万日元现金放进钱包里。我又去那家中华物产店看了看，买了一盒卤猪尾巴，附一包辣椒面，林夏应该醒了，我们可以啃着猪尾巴，把那些要说的话说完。“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吗？”林夏问我，挑了一截肥肉较少的猪尾巴，蘸上大量辣椒面。
这句话她问过好几次，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六和第七年。
开始我很确定，“不知道”，后来我也变得疑惑。小叶非常聪明，我们一起做门萨智商测试，她有135，我是121，据说超过140就是天才，“那五分跨不过去的”，小叶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一进入普通人的大分类，这十几分没什么区别，真的，可能就是背单词速度要快一点，哦，也可能是看悬疑片比较早猜出凶手。”我没有见过哪个智商135的人，比小叶更坦然接受普通人这一身份，智商121而不甘于此的人我则认识很多。
不是说我羡慕小叶的人生，前面说了，我只是敬重她，再给我两百次机会，我还是会试试看能不能往上走，我知道成功的几率不高，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人生有第二条路值得一走。我非常焦虑，但小叶，我也不觉得她有多快乐，她只是让平静成为惯性，她的平静渐渐吞掉她，开始她不想选择，后来她失去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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