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江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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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球看地球2：当下的中国经济试读：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政府关于“新常态”的说法已有时日。然而，悲观主义者却认为，这个目标其实比现在的实际增长率还高出2～3个百分点。对他们而言，李克强总理强调的2015年经济面临的困难，加上政府降息比预期来得快，都说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陷入了重重困境。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后，是否会硬着陆？“新常态”下中国的商业环境又将如何？
我们根据对两千多家工业企业的最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我们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各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014年确实是困难的一年：投资非常疲软，工业经济整体收缩。我们的产业景气指数在2014年最后两个季度分别为46和48，均低于50的荣枯线（用于计算指数的问题，以多项选择方式答题，答案有“上升”、“持平”、“下降”或类似答案。扩散指数的计算方式：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好转的企业百分比+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持平的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是扩张和收缩的荣枯线）。该指数反映了企业当前和预期的经营状况以及投资状况。在第四季度，只有8%的企业认为当前是投资的好时机，40%的企业认为时机不好。2014年实际投资持续减少，在最后三个季度进行投资的企业分别只有16%、12%和6%。而在这些企业中，不到一半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3%——这个投资水平仅相当于折旧。
然而，经济不太可能硬着陆。原因有三：第一，企业经营状况在改善，相应的扩散指数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55上升到第四季度的60；第二，作为产业经济最大挑战的产能过剩，情况在2014年年底逐渐稳定：回答供大于求的企业从第三季度的49%下降到第四季度的36%，而且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地区也显著减少；第三，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构成了201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产业经济的第二大挑战，但在第四季度，成本并未进一步上升。
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和改革。这其中有短期政策，如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长期政策，如改善经营环境和消费环境。这些政策和改革的作用会有多大呢？
数据表明，需求不足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58%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2015年生产的重要因素。尽管产能过剩的情况在2014年第四季度逐渐稳定，但是以绝对标准来说，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反映产能过剩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67，远超荣枯线50。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情况比海外市场严重，海外市场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57。
因此，财政支出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直接拉动需求。如果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让边远地区的20万家庭用上电，那么这样的财政支出也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政府支出被用来支持产能过剩的产业，就不明智了。
国家发改委提出将通过改善社会福利以降低储蓄率，从而“改善消费环境”。这确实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家庭对未来医疗、教育支出的担忧是目前消费的主要障碍。要使经济转变为消费带动型的增长，另一个方面是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高薪职位。政府对此也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讨论。显然这将触及开放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从而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私营企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
调查得出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是，融资并不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2014年，与疲软的投资一致，每季度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贷款，并且这些企业的数量也在按季度减少。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分别有24%、10%和4%的企业发生新贷款。在没有新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2%～98%）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另外，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在第四季度，44%的企业回答贷款容易，53%回答“一般”，3%回答借贷困难。这些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振兴实体经济。
李克强总理提交给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一个稳定公平的商业环境。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营商的制度环境似乎比人们想象得要好。我们在调查中请企业回答“在经营纠纷中，法律制度会保护您的合同和财产权的可能性为多少？用0～10来衡量，0代表最不可能”。接近80%（79%）的企业给法制环境的评分在7分以上，平均评分为7.7。
有趣的是，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给出的平均评分与总体企业相似，为7.5分，但高新技术企业较少给满分。相对于总体样本的11%，高新技术企业给满分的比例为1%。这似乎反映了知识产权难以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制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营造了一个对经济发展相当有利的法律、制度环境，功不可没。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缩小与成熟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新常态？我认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速常态化放缓——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二是新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带动转变为消费，特别是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新模式要求我们进行结构改革，制定长远政策——这也是希望之所在。甘洁
中国产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最近中国政府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造成了当前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缺乏新的增长点，呼唤结构性的改革。其次，当今中国需要的供给侧改革，虽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供给学派”政策在名称上有相似之处，但不应混淆，更不可生搬硬套。
首先，政策背景完全不同。里根上台时通胀严重，失业高企，政策难以两全，故提出通过增加供给来走出困境。中国经济当前是通缩状态，产能过剩。而这是由于过去过分强调投资，即增加供给总量，却忽视结构，造成了供给和消费的脱节。其次，供给学派理论上本来包括投资、减税和放开监管。在具体实施时，以减税为核心内容，而且是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这样虽可增加人们的工作热情，但说到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刺激消费而实现的。这和我们投资已经过剩，税收上应减少企业税从而提高新兴行业的投资热情有根本不同。最后，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政策造成了政府赤字扩大、大量负债的后果。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从他上台之前1981年的25.2%上升至1989年的39.3%。因减税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府赤字正是我们在当前的政策安排中应当避免的。
此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引起很多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供给端结构改革，首先应当深入理解当前经济的现状和困难。这也是我们自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季度调查的初衷。我们的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调查样本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8年经营普查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按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
根据201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产业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开工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为历史最高水平。企业投资仍然极为疲软。2015年12月1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11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增长为6.2%，大幅好于预期。但是，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面临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体而言，2015年第三季度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回升的动力仍有待加强，对最新工业增长数据的解读应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产业经济总体持续探底
产业景气指数在2015年第三季度为47，呈轻度收缩。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均。和现有的景气指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
构成产业景气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当前经营状况，19%的企业回答“良好”，76%回答“中等”，5%为“困难”，扩散指数为57（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下降”的三个选项。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好”企业百分比+“中”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为荣枯分界线）。企业预期经营状况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52。两者均较第二季度下降一个点。
最弱的是投资时机，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2%的企业认为“是”，60%为“一般”，38%的企业回答为“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为32，与上季度持平，远低于荣枯点50。与此相应，仅10%的企业在第三季度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3%）更为罕见，仅占2%。疲软的投资将进一步持续：仅有1.4%的企业预计会在第四季度进行投资，且其中大部分（70%）企业投资将用于现有设备和厂房维修更新而非扩大产能。
此外，第三季度企业生产量和用工情况的扩散指数为48，稳中有降。产品价格水平在第三季度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42，较第二季度（44）的降幅更大。因此，经济已进入通缩状态。其中资本品价格下降最为严重，扩散指数仅为36，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最高64，最低36。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制造（64）、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57）与家具制造（56）。第三季度后五名是非金属矿采选（3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38），农副食品加工（39），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39）与纺织（40）。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纺织业从2014第四季度以来有三次上榜，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四次榜上有名，农副食品加工业从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持续上榜。
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40到57之间。后五名为贵州（40）、山西（43）、河南（43）、河北（43）、吉林（44）。其中贵州自从2014年第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70%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下季度生产的重要因素，较上季度的55%更为严重。其次是成本，14%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9%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他较重要因素为宏观政策（7%）、回款困难（6%）。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在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中高度一致。
如我们在之前报告中指出，过剩产能的消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15年第三季度由于需求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恶化，高达56%的企业回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77。两者均为2014第二季度有调研以来历史最高。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比国际市场更糟糕，其扩散指数高出国际市场10个点，这与之前几次调查的结果相符。
第三季度调研发现，60%的企业开工率不足90%，较上季度的34%有大幅上升，而开工率不足70%的企业占比从第二季度的9%骤升至20%。同时32%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10%，18%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20%。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目前约三分之二的行业、地区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严重行业数目从第二季度的19个进一步上升到第三季度的21个（行业总数：35）；产能过剩严重地区从第二季度的23个上升到第三季度的24个（地区总数：31）。在最不景气的五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之外，其余均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
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三分之一（32%）的企业反映在第三季度回款困难，尤以民营企业为甚。而国有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议价能力。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库存保持稳定。48%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80%认为其库存可以在三个月内消化，14%会在3～6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3%的企业需要六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产业经济长期以来的第二大挑战，成本上升的问题，和之前相比，在第三季度不突出。单位成本轻微上升，扩散指数为54。劳动力成本指数为56（上季度为60），原材料成本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44。成本上升主要集中在有投资、用工人数上升的企业。也就是说，成本问题的缓解是由于经济不太景气所致。
第三季度仅有2%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38%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57%回答“一般”，仅有6%资金不足。与疲软的投资相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88%）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9%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第三季度这一比例为6%，较第二季度（8%）有所下降。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只有10%的企业回答贷款态度困难。反映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为70。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1%）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这些结果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完全一致，即，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
尽管融资不是瓶颈这一结论可能与外界感受有所不同，它与中国央行《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2014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约以30%的速度下降。2015年第三季度较2014年第四季度贷款余额基本持平，新增贷款仅为5%。其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持续下降，在经历2014年第四季度指数（58%）创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之后，第三季度指数再创新低至49.9%。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是源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机会不足，企业只要还赢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因此并不需要融资。即使需要贷款，也还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的调查只针对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工业企业。但是500万元销售额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而工业企业在除农业、房地产、金融的GDP中占比约50%，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政策制定时不应忽略的结论。政策建议
产业经济的严峻形势是长期以来制造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稍有机会即一拥而上、跟风投资造成的。真正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产业经济的恢复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产业经济呼唤长期的产业政策
产业走出低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剩的产能要被充分淘汰，即相当部分企业面临关停、倒闭的痛苦，之后存活的企业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研发、产品升级。因此产业政策应围绕帮助部分企业实现妥善关停、剩余企业升级以及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三方面进行。
部分企业关停必然意味着解雇员工、偿还财务，并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如果这些倒闭在某些地区集中发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目前看来，债务问题，制造业企业银行借款并不多，倒是拖欠上游货款更为普遍。政府应为有序实现清还债务、破产程序提供保障。
产业升级方面应意识到，在绝大多数领域，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每个行业如何升级应做务实的调查研究，鼓励支持真正带来市场、就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防止大跃进。
增加收入的前提是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这需要深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其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从低端劳动力向高端技术工人的转化是必然的出路。政府应鼓励、加强高端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最后，“一带一路”对产业而言，能够起到输出产能的作用，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
2.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内需为主
财政政策不建议简单地一刀切给企业减税，因为这并不解决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更为有效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家庭为养老、医疗的储蓄，从而增加内需。
目前企业税赋确实较重，尤其增值税较重，使得企业不赢利也要交税，从而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对于代表未来方向、有助就业的行业应考虑有针对性地减免增值税。
短期而言，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需求——这和当年“四万亿”是同一思路，副作用也很明显。财政补贴对优质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也值得探索。
3.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应该是一个短期政策
2015年第三季度调查进一步说明融资不是瓶颈，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振兴产业经济。从目前产业经济的现状看来，从2014年开始的宽松货币、信贷政策，并没有扭转产业经济下滑的趋势。因此，放宽货币政策最多只是防止硬着陆的短期之计。若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人为维持过剩产能，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然，本调查之外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瓶颈。这应该通过系统的大样本调查来证实。如果发现融资确实是这些企业发展的瓶颈，以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由于它们不是贷款的常规客户，仅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今后政策的针对性很重要。
最后，融资不是瓶颈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因为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开放部分民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放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可以利用民营银行的活力，外资银行的经验和创新，一方面较快填补贷款导向上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现有银行的转变。甘洁
产业经济的现实与挑战
中国产业经济出现企稳迹象，但企业投资仍不活跃相关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经历了困难的2014年，产业经济在2015年第一季度企稳，产业景气指数为50，处于荣枯临界点。该调查所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了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三个子指标，指数的构造方法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Sentiment In-dex）”类似。
关于企业当前经营状况，26.6%的企业回答“良好”，69.6%的企业回答“中等”，3.8%的企业回答“差”。扩散指数为61，高于50的枯荣临界点。企业预期经营状况基本持平，扩散指数为53。最弱的指标是投资时机。
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6%的企业认为“是”，34%的企业回答“不是”，其余为“一般”，对应的扩散指数为36，远低于荣枯点50。
与此相对应，第一季度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仅为11%，而其中只有2%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3%（这个投资水平大致可以抵消折旧）。从趋势上看，过去四个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在好转，但投资尤其是扩张型的投资，在持续下降。
企业经营状况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产业景气指数最高为75，最低为7。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水的生产和供应（75），医药制造（69），仪器仪表制造（6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65）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62）。经营状况最令人担忧的行业是煤炭开采和洗选（7），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33），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34），农副食品加工（37）与纺织（38）。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就一直榜上有名，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曾在2014年第四季度上榜。
经营状况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44到54之间。排名前、后五名的省份分布较分散。前五名的省份包括黑龙江（54）、天津（54）、湖南（53）、四川（53）和湖北（53），后五名为甘肃（44）、贵州（46）、山东（48）、安徽（48）和河北（48），其中贵州自从2014年第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产业经济面临需求不足与成本上升两大挑战，融资难问题现阶段并不突出
统计显示，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52%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生产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成本，16%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12%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融资并非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其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上述调查结果在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中较为一致。
需求方面，2016年第一季度有39%的企业回答其产品在国内供大于求。国内市场的情况相较于国际市场问题更为严重。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69，国际市场的扩散指数为59，表明扩大内需的政策需要加大力度。
过剩产能方面，尽管需求不足矛盾突出，但由于投资持续收缩，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较2014年第二、第三季度有所缓解，2014年第二季度高达49%的企业产品供大于求。产能过剩超过10%的企业在过去一年持续减少，其比例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15%下降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6%；产能过剩超过20%的企业从8%下降到2%。
企业成本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产业经济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成本上升的矛盾在2014年第二、第三季度尤为突出，四季度基本缓解。而2015年第一季度，反映单位成本上升的企业比例又有较大增加，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12%上升到27%，扩散指数为62。
过去四个季度的价格水平平稳，扩散指数处于48到51之间，这意味着成本上升将直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目前，成本上升的情况在投资机会好、用工人数增加的企业中尤为突出。若经济回暖，成本问题需要密切关注。
融资方面，与疲软的投资相应，在过去的四个季度里只有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且比率持续下降，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24%至第四季度的4%，2015年第一季度略有上升至7%。其中，新增贷款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新增贷款比例为11%）。
在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只有8%的企业回答贷款态度困难。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93%）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这些结果与过去几个季度的调查完全一致，即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这一结论与央行《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
总体而言，融资不是现阶段瓶颈的判断，源于产业经济在低水位运行这个大背景。投资需求疲软，企业只要还赢利，靠积累的利润留存就可运转。由于需求严重不足是主要矛盾，放松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对拉动产业发展效果有限。但是，融资不是现阶段的瓶颈，并不代表金融改革不重要，如果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当经济回暖时，融资就可能成为瓶颈。中国产业经济硬着陆可能性较低，要防范放宽货币政策对削减过剩产能的不利影响
不会硬着陆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企业经营状况逐渐好转，扩散指数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55上升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61；二是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产能过剩问题，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稳定；三是作为产业经济第二大挑战的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在2014年第四季度基本缓解。
目前，我国产业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短期并没有灵丹妙药，因此宜从两方面着手研究长远政策：一是坚持并强化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和通过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减少家庭储蓄；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解决需求不足和成本上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放宽货币政策并不能真正促进产业发展，只会维持过剩产能，因此不利于产业经济的长远发展。甘洁
产业经济仍未真正企稳
尽管近期发布的一些经济数据显示产业经济开始企稳，我们基于更大样本与更深入调查的结果似乎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经济确有一些企稳迹象：景气指数上升一个点，开工率有所好转。但是，产业景气指数仍呈收缩状态，生产量下降，产能过剩为历史最高，扩张型投资为历史最低，较大幅减员（超过20%）的企业明显增加。这些都说明企业在经历了多个季度的减产能之后，产能利用率有所好转，但是，去产能这一过程并未结束。如果企业的生产量、用工量仍呈下降，投资尚未进入健康水平，很难说经济开始企稳。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约2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进行的季度调查。该调查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已进行了八次。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样本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8年经营普查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按行业、地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产业经济总体状况：仍未真正企稳
2016年第一季度产业景气指数为46，虽然较2015年第四季度上升一个点，但仍呈轻度收缩。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均。和现有的景气指数相比，该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绝对景气程度，并且具有前瞻性。
构成产业景气指数的三个子指标有较大分化。关于企业当前经营状况，15%的企业回答“良好”，79%回答“中等”，6%为“困难”，扩散指数为55，较2015年第四季度下降一个点。企业预期经营状况扩散指数为50，较2015年第四季度上升两个点。
最弱的是投资时机，当被问到“当前是否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好时机”时，只有不足2%的企业认为“是”，61%为“一般”，37%的企业回答为“不是”，对应的扩散指数为32，与上季度持平，远低于50的荣枯点。与此相应，仅8%的企业在第一季度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扩张型投资（即投资规模高于资产的3%）更为罕见，仅占1.2%。疲软的投资将进一步持续：仅有八家企业（0.4%）预计会在下季度进行投资。
第一季度用工情况的扩散指数为47，小幅下降。但是，如下文分析指出，较大幅减员的企业明显增加。生产量明显下降，扩散指数为43。与上季度类似，资本品的生产量下降最大，扩散指数为34，为历史最低。产品价格仍未走出通缩状态，扩散指数为44。其中仍是资本品下降最为严重（扩散指数：40），显然是疲软的投资所致。
产业景气程度存在很大的行业差异：最高61，最低38。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医药制造（6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56）与水的生产和供应（53）。2016年第一季度后六名是非金属矿采选（38），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38），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38），通用设备制造（3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39）与农副食品加工（39）。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在最令人担忧的行业中，非金属矿采选业上榜三次，且都名列倒数第一，农副食品加工业连续五次上榜，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以及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分别有三次上榜。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多个季度中最不景气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与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在本季度为景气指数上升最多的行业，显然和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以及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产业景气程度的地区差异小于行业差异，各地区的产业景气指数介于36到50之间。但地区差异有扩大趋势。排名最后的几名为贵州（36）、宁夏（40）、四川（40）、山西（42）、河北（43）、甘肃（43）、重庆（43）。贵州自从2014年第三季度起就榜上有名，并多次排名倒数第一，山西、河北自2015年第二季度起连续四次上榜。挑战及重点
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当被问及制约下季度生产的因素，订单不足仍是首要因素，涉及81%的企业，再创新高（2015年第四季度为78%）。其次是成本，18%的企业回答“劳动力成本”，14%的企业回答“原材料成本”。其他较重要因素为回款困难（10%；上季度：6%）、环保问题（4%）。而融资不是瓶颈，仅有2%的企业将之列为制约生产的因素。这些结果与过去的调查高度一致。
1.产能过剩仍为历史最高
自2015年第三季度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恶化，2016年第一季度未有好转，仍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2015年第四季度：54），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为83，两者均为历史最高（2015年第四季度：77）。此外，国内市场的情况差于国际市场，扩散指数高于国际市场15个点。
31%的企业表示产能过剩超过10%（2015年第四季度：21%），15%的企业产能过剩超过20%（2015年第四季度：8%）。如果一个行业（地区）里有10%的企业认为其产能过剩超过20%，我们就将这个行业（地区）归类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地区）。目前约一半的行业和约四分之三的地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地区总数分别为35和31），较上季度明显上升。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第一季度为17个（2015年第四季度11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第一季度为24个（2015年第四季度11个）。最不景气的六个行业均在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之列。这些数据说明，第一季度产能过剩的企业涉及的面更广，过剩程度更深。
由于企业减少投资和生产以及“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需求不足没有带来明显的库存问题，成品库存保持稳定。47%的企业以销定产，所以无库存。对于有库存的企业，近81%认为其库存可以在三个月内消化，14%会在3～6个月内消化。这意味着总体中仅有5%的企业需要六个月以上消化库存。
2.减产能之路：停产、减员、开工率和回款
我们对上一季度接受调查的企业回访，发现停产企业为七家，占样本的0.3%。有33家（1.6%）为疑似停产：电话停机、暂时无法接通、号码错误、号不存在（占线）。因此，共有约2%的企业为停产或疑似停产（上季度：1.8%）。
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减员明显高于以往，而第一季度减少用工的企业比例仍有上升，且大幅度减员的企业明显增加。减员超出10%的企业占3.5%，减员超过20%的企业占2.5%，均为2015年第四季度的两倍，创历史最高。而大幅减员（20%）的企业以小型企业居多（56%）。我们根据减员企业的规模分布，估算总体减员为1%左右。参照2014年年底23099万产业工人人数，这意味着第一季度发生了230万左右的减员。从企业预期减员的数据来看，下季度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对于企业第一季度的开工率，究竟怎样的开工率为健康并无定论。西方工业大国美国和德国的长年平均分别为79%（1994—2015年）和83%（1992—2015年）。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最低点分别为67%和70%。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比西方要低，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的开工率才能维持。第一季度有71%的企业开工率在80%以上，但仍有15%的企业开工率在70%以下。整体虽然比2015年有所好转，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去产能的挑战。
与产能过剩、订单不足相应，约三分之一（29%）的企业反映在第一季度回款困难。将回款列为下季度制约生产因素的企业比例明显增多，从上季度的6%上升至10%。回款困难在民营企业相对严重，资本品（37%）和中间产品（35%）也更有可能回款困难。而国有企业不成比例地更有可能拖欠货款，占欠款企业的21%。因此，企业回款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不景气、缺乏议价能力所致。
3.成本小幅上升
第一季度单位总成本有上升趋势，扩散指数为59（2015年第四季度：54）。劳动力成本小幅上升，扩散指数为54。原材料成本稍有下降，扩散指数为46。因此，第一季度总成本上升并不是因为直接生产成本（劳动力、原材料），而是管理、销售等成本的上升。在我们过去的调查中，成本上升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4.融资仍然不是瓶颈
第一季度仅有2%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调查中31%的企业认为资金充足，64%回答“一般”，仅有5%认为资金不足。与疲软的投资相应，绝大多数资金不足的企业（91%）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7%是因亏损而造成资金不足。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增贷款，第一季度这一比例为2.9%，较2015年第四季度（2.4%）有小幅上升。在没有新增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2%）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反映借贷态度困难的扩散指数为61。但宽松程度似乎比上季度有所收紧（上季度：73），且反映借贷态度困难的企业比例在上升（19%；上季度为16%）。
融资不是瓶颈与央行《2015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一致。2014年四个季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平均每季度约以30%的速度下降，而2015年整个年度新增贷款余额仅为2014年第四季度贷款余额的5%。2016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52%。央行基于银行家问卷调查的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在2015年持续保持新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度4.5万亿的新增贷款中高达三分之一（1.5万亿）为房地产贷款，而其中三分之二为个人购房贷款。因此大量信贷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甚至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这与我们看到的借贷态度有所收紧一致），并催生资产泡沫。结论
与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不同，我们基于更全面的样本与更深入的调查，发现产业经济在第一季度并未真正企稳，甚至在进一步下滑。产业景气指数仍呈收缩状态，生产量下降，产能过剩为历史最高，扩张型投资为历史最低，较大幅减员（超过20%）的企业明显增加，也为历史最高。
回顾自2014年11月加息以来一年半的经济政策，政府对更注重质量的经济新常态的提倡以及将经济稳定在合理范围内的决心和能力，对于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信心、防止经济硬着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产业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和根本性的，不是短期的货币、财政调控所能解决的。而过去一年半的经济政策似乎过分依赖货币、财政政策。我们在近期调查中看到的企业对未来预期的走弱，又预示着货币、财政政策难以发挥乘数效应，效果将越来越有限。同时，经济的根本问题长期不解决，必然更多导致经济下滑，需要短期调控援手以求稳定，难以形成正循环。最近政府开始坦然接受L型的经济走势，倡导以“治本为主”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显示出很大的智慧和决心，也将真正提升市场信心。政策探讨
1.货币政策
企业对未来预期的走弱将减少货币、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第一季度四万多亿的信贷扩张当然有一部分尚未到位，但就目前情况看来，似乎确实没有起到期望的效果。从信贷数据看，近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1.5万亿）流入房地产行业，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并催生资产泡沫。
2.通胀问题及资产泡沫
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造成通胀压力，目前因产业不景气，工业产品价格收缩，通胀压力看似不明显。但在这种情况下，超发的货币信贷更有可能持续造成资产价格上升。从资金流向上看，大量信贷并未流入实体经济，而在催生房市、股市及商品价格的泡沫，应予以警惕。
3.就业问题
在长达一年多的去产能过程中，就业问题不可避免。第一季度企业减员为历史最高，地方政府应密切关注，保障社会福利的领取，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4.产业政策
目前产业核心问题是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升级，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产业政策将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根本，不应过度依赖货币、财政政策。具体而言，去产能是个痛苦的过程，尚未完全结束。而产业升级跟上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有可能以增量消化存量，应是工作的重点。甘洁
中国经济和股票市场
中国经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虽然人们觉得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变慢，但中国经济最好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因为中国有着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发展空间，并且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跟英国伦敦200年前一样有很多的污染，有很多痛苦的地方；跟美国100年前一样，有很多的腐败，股票市场有很多的做庄问题，但是正是有这么多问题，才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中国2015年前三季度累计GDP增速为6.9%，逊于2014年预设的目标7.0%。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GDP增速维持在8.4%的高水平，但第二产业作为目前中国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增速放缓到6.0%，表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缺乏持续性动力，GDP增速可能低于政府目标。继续观察分行业GDP增速可以发现，在前三季度GDP增长中，多数行业放缓势头明显，而金融业一枝独秀。从历史表现上看，金融业对GDP的贡献与资本市场表现高度相关，6月以来A股市场开始转冷，这对下半年增添了隐忧，前三季度金融业GDP同比增速相比上半年已经回落0.5%。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自2014年4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一路下行至47.2，表明制造业活动萎缩，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行业指标看，中国目前GDP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仍然是房地产，在政策不断托底下，房价依然坚挺。但房价并没有传导到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上，表明在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房地产商往往选择持币待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将销售收入投入新项目中去。房地产行业投资不振带累一系列敏感的中观行业指标，例如中国钢铁行业下游超过50%需求体现在房地产相关产业，从粗钢产量和电力消耗量看，粗钢产量增速一路下行，已经从增长减速进入下跌区间，而电力消耗量在4月回升之后再次下行。终端需求不振已经传导到上游原材料价格，钢材等建筑材料、煤炭等能源价格都已经进入下行周期，短期没有反弹企稳的迹象。新经济：或许不必太过悲观
虽然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数据都令人失望，但在前三季度中，投资者还是发现了一抹亮色，9月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增长10.9%，继续延续升势。例如旅游等新型动力依旧强劲，2015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出国游人数再创新高，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国内旅游总收入仍然同比增长72%，创历史新高，表明居民在可选消费方面的动力依然很足。
1.旅游消费
财富效应进一步催生了居民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出境游已经成为时尚，特别是近期，在出境游免签方面利好不断，未来出境游有望持续升温。
2.文化消费
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同样热度不减，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个个电影票房纪录被相继打破，整体电影票房收入连创新高，一些烂片，只要档期好，都可以轻松拿下几个亿的票房收入，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3.体育消费
截至2013年，中国体育市场总规模占GDP比重为0.61%，而日本、欧洲都在2.5%左右，美国在2.8%。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五万亿元以上，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4.教育消费
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使得重点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好的学校一名额难求。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教育产业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作用下，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开始面临发展机遇。
5.医疗消费
同样供不应求的除了教育资源还有医疗资源，同时医疗作为居民刚性需求的代表，在经济下行中也往往有不错表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普通居民对于医疗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前治疗的需求占据主导，但未来保健、康复、养生等将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的青睐。中国经济前瞻：短期刺激+中长期改革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缓慢“寻底”的阶段，货币政策依旧存在宽松空间，财政政策也正在开始加大刺激力度。中长期来看，本届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手段，例如通过“一带一路”政策引导国内化解此前“四万亿”刺激阶段遗留下的过剩产能，通过各种国有企业改革手段以改变国企目前落后的管理格局，通过将传统产业互联网化以促进其提高生产效率等。“短期刺激+中长期改革”有望引领中国平稳度过经济换挡期，并在未来重拾高增速。化解过剩产能：“一带一路”
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强调要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发展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以上市公司中国中车为例，其海外业务收入增速大幅超越国内业务，来自中国内地营收在2015年上半年增长0.92%，但海外业务营收增长60.95%，保持强劲势头。根据财新网披露中国中车的海外开发战略初步计划，内容包括2015年海外市场订单量要达到70亿～80亿美元，到2020年订单总量要在该基础上翻番。“一带一路”势在必行。10月5日，美、日、澳等12个国家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就市场准入、监管等领域统一标准达成共识。TPP谈判的完成，对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谈判，必然会倒逼中国迅速做出应对的反制措施，打破被动地位与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当下，提出已两年，获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并经亚投行扩围和博鳌亚洲论坛双重催化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最优之选。自2013年9月出访中亚四国等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构想，习近平主席一年来出访了“丝路经济带”和“海上丝路”的十余个代表性国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的外交圈，出访交流显示“一带一路”的设想得到了广泛支持和积极回应。提高效率：国企改革
1.为何国企改革如此重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在2014年年末拥有102万亿元人民币总资产，约等于1.6倍的当年GDP，上市央企约占沪深300总市值的56%，这一数字的国际平均水平约为26%，雇用了中国10%，即7000万劳动力，贡献了GDP的40%。但这一类企业管理效率和业绩表现却远逊于私有企业。
2.国企改革近期催化剂密集
10月8日，刘鹤在广东调研期间，再次重申产权保护。
10月13日，深改组17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将国企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
10月15日，据凤凰网报道，国投公司试点改革总体方案日前获得国投党组和董事会批准，试点改革总体方案动员会已于9月28日召开，标志着公司试点改革工作正式启动，也意味着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一批的两个试点都已进入实操阶段。
10月16日，新兴际华集团宣布通过董事会选聘方式完成总经理选聘。
3.地方层面进入全面加速期
据《经济参考报》10月21日消息，在顶层设计方案的指导下，目前各个地方在已经公布的方案基础上，开始积极酝酿相关细化方案，并提速国企改革步伐。从目前各地透露的国企改革信号来看，重组整合、混改、资产证券化等已成为各省下半年国企改革的重点目标和任务。上海、广东、重庆、山东、北京、湖南、江西等地对提高证券化率、资产整合、兼并重组等均有明确的鼓励政策。“互联网+”与创新：“十三五”的重头戏“十三五”规划即将落地，促创新与调结构是重点，从国家未来创新和智慧经济的导向以及实现的技术路径来看，以下这些领域都可能受益于“十三五”规划进而赢得大发展。（1）智能制造：工控软件是智能制造实现的关键主体，相关政策红利释放可期，工业企业全流程信息化改造需求强烈，包括部分自然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后对工控软件的信息化服务需求。（2）大数据和云计算：目前政策集中于解决大数据的采集、获取问题，对于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环节仍需要市场的推动和政策引导。而云计算技术在变革传统IT（信息技术）架构的同时，也在对处理资源配置进行优化，带动智慧经济效率升级。（3）信息安全：在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下，2014年金融行业已经制定了自主可控的指标，2019年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占比目标超过75%，预计类似指标有望在其他行业得到复制。（4）智慧城市：2015年智慧城市开始逐渐进入系统平台搭建完成的收入确认期，根据智慧城市三年左右的平台建设周期来看，相关企业将进入持续的收入确认期。而政府大数据的开放，也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大数据运营模式的开启。中国金融时代的到来
虽然经济开始换挡，但中国的金融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事实上除2008年之外，中国居民个人可投资资产增速都远超GDP增速，即使进入换挡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约10%下降到7%～8%，但个人可投资资产的增速却一直保持在双位数，2014年更是达到22%之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财存款时代。以存款利率计，中国的“高利率”时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而存款也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理财工具，但向前看，随着利率市场化完成，市场化的利率就是资金成本，应当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换挡，“高利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00年以后：理财地产时代。2000年之后，随着房价一路上行，“买涨不买跌”心态驱动下，地产成为了居民最重要的理财标的之一。
2014年以后：理财金融时代。由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22～29岁婚龄人口高点已过，未来房价最重要的驱动力将哑火，除个别一线城市外，房价快速上涨的现象可能不再出现，居民配置房地产资产的动力也将减弱。由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渐近尾声，未来无风险资产收益下行是必然事件，无风险资产对于普通居民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下降，储蓄存款的分流是大势所趋。金融创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权益融资方面，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新三板在内的新型融资方式为权益融资提供了不同的渠道。此外，IPO（首次公开募股）注册制改革、并购重组监管的放松、国有资本证券化、债转股等也为股权市场提供了更多种的创新方式。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以来成为悬在中国经济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法规规范地方债务发行机制，此外建立了包括存款保险在内的防火墙，可以预期刚性兑付的打破将为时不远。
为什么刚性兑付一定要打破？刚性兑付实质上扭曲了中国的风险收益曲线，一旦刚性兑付被打破，无风险利率会继续下行，风险利差将拉大，风险资产的吸引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从而居民超配风险资产的动力也会更加强。李海涛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5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以下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3月的数据，与2015年2月的53.2相比，BCI在本月反弹至56.6（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目前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政府对2015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设在了7%，比2014年的7.5%（政府目标，非最终值）有所下调。而权威性的国际经济机构也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例如2015年1月13日，世界银行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慢至7.1%，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降至7%和6.9%；另外一家权威的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提出了更低的预测值，其在2015年1月20日表示，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6.8%，2016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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