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中宪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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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社会工作私享吧)试读：
快乐并充实着 （代序一）
王思斌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社会工作私享吧”丛书。说实在的，对于“吧”我是不怎么了解的，因为我没有去过任何“吧”，更不用说“泡吧”了。这套丛书要出版了，丛书的策划者和作者希望我为它写个序，我看了看介绍，发现是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向读者介绍社会工作。或许是想让读者喜欢上它，慢慢品味和享受，所以起了个“私享吧”的名字，立意不错。我也就借此写一些文字，前来助兴。
从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工作教育重建至今，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一是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二是社会工作的政府推动，其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社会工作教育的快速发展，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大力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卓有成效地推动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在社会服务机构，在城市社区，在地震救灾前线，在为老年人、流动儿童、残疾人服务的领域，都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社会工作者在为困难群体、弱势群体服务，帮助有需要人士走出困境，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
但是，就我国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社会需求来说，从可以达到的社会福利、生活质量及社会和谐水平来看，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服务的使用还显得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社会工作制度，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支持不足，社会工作队伍的能力还亟需提高；另外就是社会对社会工作的知晓度还较低。不但一般城乡居民，就是政府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的对社会工作为何物也不甚了了。因此把社会工作这个好东西告诉大家，让政府和社会引起重视，支持它的发展，并使更多有需要的人使用社会工作服务，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于社会工作的宣传，在社会工作发展之初我们曾设想过三个策略：走上层路线、走基层路线和走大众路线。所谓走上层路线，就是根据中国做事的特点，先让干部了解社会工作、支持社会工作。在一起推动社会工作时，某有识者谓：中国推动一件事情的逻辑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谁是“老大”？当然是党和政府，是地方的党政领导。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也积极走了上层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党政部门的支持，也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所谓基层路线，就是到民众中去，到社区中去，做具体的服务，让有需要的人得到服务，传播社会工作。通过社会工作老师和学生在社区的实习，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有效服务，这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谓大众路线，就是利用传媒。当时的想法是向香港学习，拍一部电视片（香港在电视上宣传社会工作是成功的，他们把社会工作比作北斗星，一说北斗星，香港居民都知晓）。90年代末期，我们几个人策划过此事，但后来没有持续下去，此举未能成功。今天，通过出版通俗读物介绍社会工作，虽然比不上电视的宣传效果，但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无论如何，社会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一个充满爱心善意、以助人为使命的职业。社会工作不是政府实施政策的活动，不是救济，也不是志愿活动。社会工作是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政府及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而产生的现代职业活动。社会工作以其真诚助人的价值观和科学助人的方法，以及艺术化地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开展服务而著称。可以说，这里充满了社会工作者向善的虔诚、解决服务对象困难和社会问题的执着、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
社会工作并非庙堂中高雅之曲，难于唱和；也非街头巷尾流俗之物，每个人都可以信手拿来。社会工作在理念上是高尚的，在服务行动上是融于民众之中的。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伴随我们生活左右。这就是社会工作特点之所在，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人皆可以为舜尧。”虽然做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做出认真的选择和艰苦的努力，但行善之举人人可为，像社会工作者那样去帮助他人既是乐事、也是功德。因此，弘扬社会工作理念和精神，传播社会工作知识和技巧，也属善举。
这套丛书别开生面，用通俗、活泼的文字向读者介绍社会工作的知识，讲社会工作的故事，说社会工作之细微，见社会工作之精神，倡社会工作之理想，应该说是开卷有益。它会给读者带来启迪和思考，说不定它能净化灵魂。为此，我向读者推荐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取名“私享吧”，我想这里可能反映了编辑和作者希望读者静下来仔细读书、慢慢体味的用意。读过这些小书之后，或许有的读者有试一试的想法。帮助他人、有益社会当然是好事。不必想那么伟大，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尝试一下社会工作的理念和专业技巧，说不定你会有成就感、人生的意义感。那就不是“私享”了，那里有快乐和充实。不信你试试看。
实施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 （代序二）
柳 拯社会工作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英美等国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先发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劳资纠纷、流浪乞讨、贫困失业、违法犯罪、单亲家庭、酗酒吸毒等一系列现代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引发了大规模剧烈社会冲突。为切实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英美等国在探索完善社会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制度，通过大量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社会服务，帮助困境中的个人与群体提升能力、解决困难、修复功能，预防和消解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在促进后发国家发展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与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与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逐步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历史发展证明，社会工作是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衍生的现代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保障基本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两百多年才能完成的发展任务。与些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长时期遇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我国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大量爆发，迫切需要我们更新社会治理理念、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专业服务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深刻总结、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决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初步完成了社会工作顶层制度设计，相继建立了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继续教育、岗位设置、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灾害和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等专项制度，逐步形成了综合政策引领、专项政策配套、地方政策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框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已经突破36万人，其中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12.38万人。这些人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经增长到2400多家，为社工专业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通过多年艰辛发展，社会工作推进主体已逐步从少数部门少数组织推动向多部门多组织合力推进发展；社会工作发展领域已逐步从民政领域向社区矫正、精神卫生、教育辅导、民族宗教、婚姻家庭、青少年服务、职工帮扶等领域拓展；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已逐步从少数人群享有向广大居民共享覆盖；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范围已逐步从东部地区、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贫困区县延伸；社会工作服务已逐步从不被社会认可的边缘性、辅助性服务发展成为专业化、人性化、现代化和广受百姓欢迎的新型社会服务业态。
在看到这些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社会工作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政策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基础不扎实，尤其还存在着社会知晓度、认同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瓶颈与障碍。比如，在现实中，还存在对社会工作基本内涵认识不太统一，对社会工作的专业作用、怎样发展社会工作等重大问题认识不太深入等问题；还存在将社会工作理解为志愿服务工作，理解为广义的社区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社会服务工作，理解为思想政治工作、群团工作和群众工作等问题。这些认识问题不仅在广大社会公众中存在，而且在不少党政干部中存在。低度的社会认知环境，是社会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支持和参与的重要制约因素。
加大社会工作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是解决社会工作认知程度不高、提升社会工作知晓度和认同度的重要举措。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宣传普及。2011年11月中央18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大力宣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针政策和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先进事迹，形成关心支持、理解尊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2012年3月中央19部门印发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城乡基层干部、从事社会服务与管理一线人员普及社会工作知识，不断提高他们对社会工作的认识程度，不断强化他们对社会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力度。
宣传普及社会工作，离不开大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教材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敏锐回应社会工作发展的这一现实需求，组织一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专家，编写一套社会工作普及读物——“社会工作私享吧”丛书。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传播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普及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展示社会工作专业魅力，推进社会工作大众化，提高社会工作知晓度与认同度，将具有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是为序。一 不在场的主角中国式社工的心路历程，也是一段段真切的人生故事父母在，不远游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圆满，事业小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去世了。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后悔，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我却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最后一眼吗？
牺牲大片乡村和城镇、成就个别大城市的发展路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资源极端不平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迫使广大“不幸”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常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程，却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如今父母年迈，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背井离乡，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那些“北上广”的当地人，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外地人“报恩”父母的想法太陈旧，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老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但是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胡适的儿子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讯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制度化、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中国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原本至高无上，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倒在这坑爹的时代。
网上有人感叹：“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朋友不可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让子女们更加放不下心，国家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相互传染的，是要继承的，父母过分的爱，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让父母放心的去处。可是，这恰恰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异乡，身心无处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亲担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着落，潦草应付过去，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嘲笑她，说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终极困惑你不关心，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定的、营养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标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决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认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现在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但其实，我不过是一张“面子”，我一点都不实用，我只有观赏价值，基本没有使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我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似乎近在眼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300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比生命、爱情、正义、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歧路问远方
浮云去问风向 歧路去问远方 关于未来的事 究竟谁说了算——《卡门》我从哪里来？
1996年考大学，我报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分数差一点，被调剂到了一个叫做“社会学”的专业，我拿着录取通知书问我的中学校长，校长歪着头看了半天，说：“社会学？大概就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吧。”该校长以熟知各专业情况著称，曾在高考动员大会上为我们分析了三个多小时，但对于“社会学”这门专业，他却只有这一句。
暑假里我的同学兼发小来找我玩，说：“社会学不就是学习社会经验吗？将来我们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迟早会有经验的，干吗还要专门学四年？”该同学考的专业是自动化仪表，不是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就能学到的。四年后我们都考上了研，互相请客吃饭时，看他在酒场上的规矩，感觉他的社会经验倒比我多得多。
进入大学后，同系的师兄师姐们为我们开迎新晚会，我们逮人就问：“啥叫社会学？”师兄师姐们都讲得头头是道，但答案都不一样，在众多说法中，一位戴眼镜的师兄给我印象最深，他说：“焦点访谈看过吗？社会学就是焦点访谈。”该师兄长得文质彬彬一脸正义，很像白岩松，十年后我见到他，他正忙于四处推销啤酒，长了一个啤酒肚，一点也不像白岩松了。
大一下学期时开了一门课叫“社会工作”，一位漂亮的女老师为我们讲课，男生们都很喜欢她的课，女生们也经常在课下讨论她的发型，但对于什么叫“社会工作”，却没人说得清。最有意思的是，这门课要理论联系实际，所以要安排社会实践，也就是所谓“专业实习”。具体方法是，一到周末，全班同学就骑上自行车，从山大老校所在的济南市东北角出发，浩浩荡荡地穿过整个市区，历时两个小时，来到济南市西南角的第一福利院，在院长和护工的指导下，我们扔下自行车，抄起一块块抹布，开始为福利院擦窗户。一学期下来，济南市第一福利院的每一块玻璃上，都留下了我们辛勤实习的汗水。那时条件艰苦，我们连自行车都是向大二的师兄师姐们借的，直到我们上大二时条件才好转，大家也买了自己的自行车。这时，新一届大一学生又来了，于是我们把自行车借给他们，他们骑上去浩浩荡荡奔向福利院，开始了新一轮的实习。
我的经历也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普遍经历，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非自愿性地进入专业。大学时系里曾搞过一个调查，问哪些人在高考时主动选择了本专业，调查结果显示，全班40个同学中，没有一人主动选择，全都是报了其他专业因分数不够或别的原因，被稀里糊涂调进了社工。也许有人会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是误打误撞进了某行业，日后却成了该行业的大师。但对于社会工作，我总觉得先天的认同更加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而专业训练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能效仿国外，让学生先了解社工这门专业，并进行相应的倾向性测试，再决定是否选择，那可能会合理得多。
2006年，我所在的浦东社工协会举办了国内第一届“社工节”，为期四天的节日里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一档专门针对高三学生及其家长，由专家和社工向他们介绍社工专业的特点，会后很多家长说：“我的孩子天性开朗，乐于助人，人缘一直很好，我想让她报社会工作专业！”这些孩子是幸运的，也许只有在他们中间，才有可能产生中国未来真正的“社工大师”。我们这一代，顶多是“社工师”。
二是专业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社工专业所要求的“专业实习”，在2003年之前的各大高校里基本上形同虚设，专业出身的社工不会做社工，是这一代社工的通病。2004年一位香港社工专家来考察，对内地的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很不理解，因为该考试要求社工专业出身的人也要经过职业考试才能上岗，在他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但是，等他了解了内地高校社工系的实习质量后，他相信职业考试是必需的一环。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总算有所好转，在浦东，每年由社工协会转介或直接接收的实习生要超过百人，分布在25个不同的实习基地，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位校友，按辈分应该算我的小小师妹，不过在实习要求上她可一点也不客气，一来就把学校发的实习手册拍在桌上，要求在实习期间给她安排多少个案、多少小组，否则她就另选别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安排她擦窗户，她肯定不干。这是高校社工教育的进步。
不过，社工系学生对社会现实和常识的了解还很欠缺，高校在这方面也缺少教育。2005年我为某大学社工系大四学生讲课，期间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民政局是干什么的吗？结果全班31个同学齐声回答：管结婚的！我再提示：还有吗？有几个人想了想，弱弱地说：还管离婚。中国的社工不知道民政局是干什么的，恐怕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工。
三是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暧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的“高人一等”与社会工作的“寄人篱下”，大概是普遍现象，一直要等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两个专业的境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不过这属于学界关心的话题，不做赘述。总之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专业名称是社会学，课程中有社会学也有社会工作学，最后拿的学位是“法学”。而对学生来说，最贴切的恐怕是“没法学”。
四是专业与职业的分离。这一点在大学的前几年还没有太多体会，等到大四的时候，同学们茫然四顾，开始扪心自问：毕业后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据我了解，我周围的同学中，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从事本专业的，或者至少是与专业比较相关的行业，但在2000年前后，全国上下能有几个社工岗位？有哪个人才招聘会上会打出“招收社会学专业”或“社会工作专业优先录用”？迫于无奈，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改行，去考公务员，或者卖啤酒。2005年浦东社工协会和美国北卡大学社工系师生交流，美国学生问我们，为什么中国社工系的毕业生都跑到其他行业去了？我当时想别给中国人丢脸、给社工界抹黑，就回答说：因为中国社工教育很成功，社工系学生素质高、能力全、适应性强，所以可以胜任不同的行业。后来才知道，美国社工系学生的流失率也很高，看来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正是在这种暗淡的就业前景下，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选择了考研，为了更有把握，我仍然报考了本校本专业。2000年3月成绩下来，我的分数不上不下，处境微妙，系里老师建议我早点向外校投简历，万一山大录取不了，其他地方能上就上。于是我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大批量发送简历，凡是有社工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大学，一律投过去，我感觉自己好像分裂成了无数碎片，装在一个个信封里，散向全国各地的或知名或陌生的大学，不知道命运将把我抛向哪里。在简历中我附上了大学4年在《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发表的20多篇长篇报道，也许正是被这些文章打动，短短十多天里，我竟然接到了很多大学的邀请。我还记得天津一所大学的老师，她每隔一星期就来一个电话，询问我目前的动向，保证会为我保留名额到最后一刻。在众多学校中，我圈定了三个目标，北京的中国农大，上海的华东理工，和广州的中山大学。我打电话给系主任吴忠民教授，他当时已经准备调往中央党校，我请他帮我分析，他说：“华东理工的院长徐永祥教授，有次会议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的社会工作搞得很不错。”正是这句话把我的最终目标定在了华东理工。
而这时的徐教授也已经看了我的简历，有一天上午他从上海打电话到我在济南的宿舍，说：“明天你过来一趟吧。”语气轻松得好像我就在他办公室楼下。不过徐教授其实非常细心，随后就向我详细讲了乘车路线，包括下火车后如何换地铁，买几块钱的车票，在哪一站下车然后再到马路对面换乘哪一路公交。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条路线，那是一条充满了偶然性、但最终引领我走向社工的路线，而徐教授正是那位领路人，他也将在日后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
这次上海之行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发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还有更宏大的事情。从上海回到济南，有人告诉我山东大学的分数线下来了，我被录取了，不过那时的我去意已定，我去学校办理手续，负责调档案的老师问我：“你已经被山大录取了，档案还调不调？”我毫不犹豫地说：“调！”
在华东理工大学的三年学习，让我更系统地了解了社会工作这门专业，也让我对上海的社工发展和社区建设有了近距离的接触。2001年暑假，我的那位同学兼发小来上海找我，两人都是穷学生，去不起购物和娱乐场所，只出得起路费，于是我们决定去一个上海市内最远的地方，我们想到了浦东。从地铁1号线上车，在人民广场换乘当时刚刚开通的2号线，一路开向广阔的浦东。等我们饥寒交迫地赶到世纪公园门口时，门卫告诉我们还差一个小时就关门了，我们铩羽而归，但并不扫兴，因为很快我们就在金茂大厦下面重新兴奋起来，望着这座88层的庞然大物，以及在它的俯视下宏伟展开的世纪大道，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刻我还不知道，两年后的2003年，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将再次踏上浦东大地，成为这里的一名社工；再过几年，我将在世纪公园的门口安家，成为这里的一位居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这个中国社工的发源地，将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是谁？
2003年是上海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中国社工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年初，由马伊里担任局长的上海浦东社会发展局颁布了国内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岗位设置与专业要求的文件，其超前性的内容与构想直到几年之后才被更多政府部门所谈及和认识；也是在年初，国内第一家民间性社工专业组织“乐群社工服务社”在浦东成立，一群刚从学校社工系毕业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而又险象环生的创业历程；与此同时，上海市民政局和人事局关于“社会工作师”的考试办法也在这一年出台，成为国内第一个关于社工职业资格认证的地方标准；这一年年底，一支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派出的调研组来到浦东，与马伊里局长及浦东社工协会商讨开发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课题，一个更加庞大、更具深远意义的工程已悄然启动……
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正当“非典”肆虐的时候，我戴着口罩来到了浦东社工协会，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还差几个月才毕业，社工协会和乐群社工服务社策划了一个“抗击非典，与你同行”社工服务计划，正需要人手。到处都在封锁、隔离，我们没有办法深入居民区，就从社区科普中心借了一个房间，在里面开设了五部社工热线，准备通过电话为恐慌的居民提供一些情绪支持。海报贴出去的第一天，我们守在各自的电话旁，默念着准备好的话和一些必备的医学卫生常识，等着第一声电话铃的响起，但一天下来，我们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第二天我们改变了策略，向当地居委会要了隔离家庭的电话，直接把电话打过去，从一开始的冷漠、回绝，到后来的倾诉和畅谈，终于有些居民逐渐接受了我们。一个小姑娘在电话里说她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她想听歌却没法听，我把电话按到免提，社工们一起为她唱《明天会更好》，小姑娘在电话那边哭了……
仅此而已。那些至今未曾谋面的声音，是我的第一批案主，我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只是觉得如果相遇在今天，我可以为他们做更多。年轻的社工们在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干预能力，第一次受到了挑战。整整五年后，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再次出动时，已经成熟了很多。
2003年的浦东社工协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办公室蛰居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底层，从前门到后窗走6步，从左侧到右侧走5步，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两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传真机兼电话，桌前坐着唯一的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就是我。协会账户上不足万元，会计和出纳都由其他机构的财务人员兼任，几乎所有固定资产都是从其他机构淘汰下来的，没有网站，没有刊物，没有饮水机。在一派萧条中，有几个小的装饰品显得格外珍贵和意义深远：窗台上放着香港资深社工机构——基督教服务处赠送的一个铜制纪念品，上面刻着“任重道远”；文件柜的底层收藏着一幅卷轴，展开是一行遒劲沧桑的字：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落款是“费孝通”。就这些了。
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创始人之一的吴铎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是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为了协会的工作，当时已经七十五岁的他带着二十五岁的我四处奔走，向那些年龄和职级都远低于他的官员们呼吁甚至恳求。有一次为了找到一个培训教室，吴老师带我去和一个街道的领导商谈，临近中午，领导叫秘书拿给我们两张饭票，叫我们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吴老师接过来给了我，吃饭的时候，吴老师说：“小姬啊，给饭我们就吃，我们社工协会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在当时的浦东，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做法还不多见，机制和氛围也远不及现在，“吃百家饭长大”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家社工机构所面临的共同命运。“非典”之后，协会很想围绕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做些事情，但经费没有来源。有一天，协会秘书长吴建荣先生打电话给我，说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刚在上海开设分公司，有意资助健康类的公益项目，让我赶紧写一份计划书。那时的我从没写过项目计划书，连夜上网查了资料，又花了好几个晚上，总算写出一份计划书。那几天辉瑞公司中国区老总正好在上海逗留，机会难得，我决定直接找老总去谈，前一天我还特意买了一身西装，那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套衣服。老总第二天中午就要乘飞机离开，上午还有事情，只有吃早饭的一点时间可以用来接待，我穿着新衣服早早来到淮海路中信泰富的顶楼餐厅，在楼梯间里一遍遍默念着项目书上写的内容。电梯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位亲切儒雅的中年女士，经旁边秘书介绍我才知道她就是冯总。我们来到餐厅，整个谈话不超过20分钟，我已经完全忘了我说过什么，只记得当时冯总叫我一起吃早饭，我一个劲说自己已经吃过了，其实当时才早晨七点多，我从浦东赶过来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早饭是肯定没时间吃的，那个谎一定撒得不够圆满。
事后我一直回想，与其说辉瑞公司认同了我的计划书，不如说是冯总被我的青涩和真诚打动。几天之后，我接到了辉瑞公司的电话，叫我填写一套厚厚的表格，申请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又过了几个月，辉瑞派出一支七八人组成的考察团，要来协会办公室洽谈。当时协会的所有兼职会长都不在上海，但我还是借了旁边社区服务中心最大的一间会议室，接待当天，我把周边的居委会、暑托班、科普中心里所有没事的人都叫来，连食堂的管家都叫了来，满满坐了一排，介绍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协会的王老师，这是我们协会的小陈……对面有老外，也有香港人，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只是互相点头微笑。后来，这些被我拉来的人，都成了这个项目的实际参与者。
这次洽谈之后没多久，协会收到了约41万元的项目经费，不要求冠名，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需要按计划书操作就行。41万元，对美国公司来说只是区区5万美金，但却比协会成立以来的收入累计还要多。我高兴得打电话向协会秘书长吴先生汇报，记得他在电话里大声说：“祝贺你！”这让我很振奋，感到这个项目里也有我的一份小功劳。
从2003年年底开始，协会受劳动部委托，开始了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工作，我也作为实务界的代表参与进了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课题组的组长正是浦东社工的缔造者马伊里局长，其他成员也都是我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幸参与了社工职业标准、培训教材、鉴定题库等一整套文本的研发，也目睹了国内首次将社会工作纳入法定职业序列的全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我重新整理和审视社会工作专业，将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职业行为进行匹配、冲撞、调整、统一的过程。2004年6月，《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正式颁布。
2005年7月，首次社工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在上海举行。我也报名参加了高级社工的考试，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我接到鉴定中心电话，说经过查证，发现我属于考试开发组成员，并且是中级社工考试的考评员，按规定不能参加考试。后来，经过领导的协调，总算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还是不能参加统考，但可以为我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几个月后，我混在一群物流师、心理咨询师、游戏设计师的考场中，考取了一张高级社工证书。
回顾过去，记忆总是被那些看似辉煌的事件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但真正用来填充时间的，却是一个个迷茫、无奈和困顿的瞬间。《社工国家职业标准》的出台曾让多少社工欢欣鼓舞，似乎也从法定意义上解决了“社会工作者是谁”的问题，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澄清、误解、申辩与重新思考，才刚刚开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工自身职业内涵的不清晰。“社工是谁”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理论问题，也与每一个社工的现实处境息息相关。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总是被反复问到这个问题，一开始我还会一一解释，慢慢地我发现我失去了耐心，这个问题从一开始的单纯的好奇，演变成了冒犯和质疑，变成了对你的身份的盘问，成了对你这个人存在意义的根本性的否定。我已经记不清在多少个场合、被多少个人问过这个问题，它的一般提问方式和我的习惯应对方式大致如下：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社工。
——社工是居委会的吗？
——不是。
——社工是志愿者吗？
——不是。
——那社工是做什么的？
——说来话长，要讲两个课时。
——那社工是公务员吗？
——不是。
——是事业编制？
——不是。
——那你是在公司？
——不是。
——那是企业？
——也不是，我们不是企业，我们是“非企业”，全称是“民办非企业”。
——那什么是“非企业”？是公务员吗？
——……
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自己不是谁，这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身份难题。我一直想，如果有一天，谁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社工是做什么的”，就像回答“医生是做什么的”、“律师是做什么的”一样清晰无歧义，让所有提问者听得明明白白再没有质疑和追问，那才是社工真正实现专业化职业化的标志。但是现在，我做不到。
我初到浦东社工协会的时候，还挂在民政局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属于“事业编制”，是有“人头费”的，这也是当时政府扶持社工组织、吸引社工人才的一个举措，所以有几年时间里，我在协会工作，但不拿协会的工资。这种状况维持到2005年，为了使协会朝更加民间化的方向发展，也因为用人机制上的各种原因，我辞掉了事业编制，当时很多领导和老师劝我考虑清楚，铁饭碗丢掉容易，想再捡回来可就难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我最初来协会工作，也不是冲着这个编制来的。手续办得很快，签个名就办好了，简单得就像在食堂退掉一张饭卡一样。从这一刻起，我成了纯粹的无牵无挂的“社会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社工的必然归属；也是从这一刻起，我作为社工的身份与处境，开始与另一个名字更加休戚相关：社会组织。
谁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谁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社工。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名称非常混乱，就像一个没人认领的野孩子，任由路人随便取名叫唤。民办非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也是社工机构最常出现的形式，它的身份更是暧昧不清。关于民办非企业的一段经典对话发生在一名社工和一名税务局工作人员之间，税务局要求社工服务社按企业标准缴纳税金，社工说：我们不是企业，是民办“非企业”。工作人员说：不对，你们是“民办非”企业，只要名称里出现“企业”这两个字，就要交税！类似的事情，我都曾遇到过多次，政府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漠视和无知，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
社工与社会组织走到一起，其意义和重要性成倍放大，已不仅仅是“为社工找个组织”或者“让社会组织更加专业化”这么简单。往小处说，它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依托和突破口，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的成败；往大处说，就是社会稳定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翻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我总觉得现在的社工和社团，像极了三十年前的民间资本和乡镇企业，现在的政、社关系，就是三十年前的官、商关系。三十年前一位乡镇企业厂长去政府部门办事，政府工作人员劈头就问：你们单位是什么级别？厂长说：我们是乡镇企业，我们没级别。结果，厂长当场就被轰了出去。二十年后，这位厂长成了中国首富，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回想厂长和政府工作人员当年的对话，与社工和税务官的对话是多么像！只可惜，现在这场改革与三十年前的那场改革相比，无论是紧迫性还是利益相关性，都较当年弱了很多，社工和社会组织能否像三十年前的企业家一样卧薪尝胆终成大器，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社会工作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天气预报，为时尚早。
2006年之后，得益于中央倡导和浦东政府支持，以及浦东社工协会的换届及重新定位，协会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段慧霞担任协会常务副会长以来，变化更为明显。2007年协会直接项目收入已超过200万，转介给其他机构的项目就更多，协会秘书处专职人员已超过10人，单是总部办公室面积就已扩至200多平方，也建了网站，买了饮水机。由协会独家或合伙出资成立的社工机构也越来越多，一个以社工协会为核心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社工体系已在浦东初见规模。我作为协会的副秘书长，也经历了成长与蜕变，有太多细节来不及一一细说，只是我最关心的关于社工身份定位的问题，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仍然悬而未决。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细节是，协会虽然数次搬家，但我要去区政府办事，交通总是不便，公交车总是拐弯抹角不能直达，打车成本太高，买车更不可能。总算到了政府门前，门卫对社会组织来访者的盘查和警惕仍是有增无减，常常是局长找我们开会，但门卫不让我们进门。政府的大门仍然不太熟悉我们的面孔，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那条路，仍然没有畅通。我往何处去？
2007年我的长篇小说《阑尾》出版，并在首届华语文学创作笔会上获得了“最佳小说奖”，那个当年没能考进中文系却误入社工系的文学青年，现在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不过，有社工界的朋友们看了《阑尾》后，却坚称这是一部“社工小说”，因为里面写到了社会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由社工写的、用社工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和世界的小说。我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但在小说扉页短短几行的“作者简介”中，我简单罗列了自己的经历，“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浦东”“社会工作者”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经历，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
2008年年初，我作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双重代表，成为浦东新区团委兼职副书记。当年我从事业单位辞职，全心全意进入社会组织，现在，我的一只脚似乎又踏回了政府，只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背后代表的是社工和社会组织，而不是我个人。
2008年，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社工，除去社工协会的工作，我还担任浦东四惟社工培训中心的主任，同时还是5家社工机构的理事或董事。晚上下班回家，我仍然写我的小说，弹我的吉他。我不停地穿梭在私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也穿梭在不同的职业身份之间，我想把所有的职业身份合而为一，也想把职业身份和私人身份的界限划分清楚，但我发现这样做很难，越来越难。等到这些身份的迷乱与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我只能选择一个而放弃其他所有。
2008年9月，汶川地震后的第四个月，我在都江堰，作为上海社工服务团浦东社工服务队的一员，我和受灾的当地居民们一起，住在一个近2万人的安置点里，我在这里度过了平生最不平凡的一个中秋节，还将在这里度过一个特殊的国庆节和重阳节。我每天和板房里的居民们在一起，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单纯和快乐，以及数不清的感动到流泪的瞬间。都江堰的经历给了我新的启示，让我对未来的选择多了一种可能性：回到一线，回到实务，抛掉所有的行政事务和职务，远离官员和学者，去和无数普普通通的、尤其是弱势和底层人们在一起，干干净净做一名真正的社工。
此刻，我坐在深夜的板房里写这篇文章，窗外暴雨如注，隔壁居民安详的鼾声让我平静。2008年我30岁，我出生的那个冬天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对于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着天生的敏感性。和几年前相比，这个问题让我更迷惑了。大学毕业前班里搞毕业纪念册，每人交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在我选的那张照片上，我一个人坐在长长的铁轨上，光着脚，两只鞋放在轨道上，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几年后这张照片被拍进了《焦点访谈》的社工专题节目，后来又成了很多高校社工系新生入校的必看节目，那种进退两难、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困境，是我们这一代社工的共同遭遇。今天看来，这张照片仍然有效。不为人知的社工社工是谁？
汶川大地震后，我作为上海社工赴灾区服务团的一名社工来到都江堰，临行前我们订做了统一的工作服：一件醒目的黄色T恤，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我们明显比别人过得更快。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看到你后背上印了四个大字：上海社工。”
这件印着“上海社工”的黄色T恤，是我们带给都江堰人民的第一张名片。安置点的居民们亲切地称它“黄金甲”，社工们集体出动时，确实有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势。还好，我们比那部同名电影的名声要好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几个月的服务后，板房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认识我们，说得出我们为他们带来了什么，而且，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开展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他们过去早已熟悉的各类人员相比，有什么区别。这是对社工最高的肯定，胜过任何官方的评价和学术的总结。
台湾9·21大地震后，台湾社工也冲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并且持续三年。受他们启发，我所在的浦东社工服务队也计划在安置点服务三年，考虑到选派的人员均是浦东各机构的专职社工，还要兼顾上海的工作，我们采用了分批分期轮流派驻的方式。对社工和板房居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告别，要一次又一次地等待重逢。我记得我们这一批社工离开都江堰的那天，大家特意想早点出发，不要惊动他们，但他们还是早早赶到社工站为我们送行，一位老大爷提着前一天从山上一粒一粒捡回来的白果送给我们，一个只有九根手指的大姐带来了她亲手编织的生肖像，一位老人拉着社工的手，满眼是泪，一位当地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你们让我认识了社工，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社工是谁。”
社工是谁？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对于众多没有实际接触过社工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四川期间，我受邀去德阳市参加了一次“板房社区管理研讨会”，德阳安置点里没有社工，所以想请我去介绍上海社工在都江堰的经验。现场全是官员和学者，由于是临时邀请，我被安排在会场的后排，旁边一位会务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社工，悄悄捅捅我的胳膊，问：“你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我已经被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其他形式反复问过无数次。不过现在，我首先要应对这位会务组人员的提问，我说：“不是。”她马上追问：“那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说：“等一下听完我的发言，你就知道了。”
会场设在德阳市政府大楼的最高层，外面就是楼顶的露天平台，我从会场悄悄溜到平台上，看看四下没人，我脱下上衣，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了工作服。
我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也没完全想通。“你们是来修房子的吗？”
我站在德阳市政府大楼的顶层平台，脱下了上衣。市政府是这一带最高的楼，站在平台上，四周楼房街道尽收眼底。九月的四川楼顶，风已经很冷，吹在我赤裸的身上，咝咝地响。这大概是我去过的最高的露天更衣室了。
我蹑手蹑脚回到座位上，会场里依然气氛热烈，没人注意到我。我捅捅旁边那位工作人员，问她贵姓，她说她姓颜，颜色的颜。这时主持人凑过来，问我能不能在发言时放映一些社工工作时的图片，我说可以，他说投影设备在会议室的另一端，所以请我换一个位置。我于是拎起大包小包，和颜老师告了别，搬到会场的另一头。轮到我发言了。
我说：“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这次讨论，刚才在听各位专家发言的时候，我同时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从会场的那一头搬到了这一头，因为等一下要为大家放一些图片；我还做了另一件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换了一件衣服。”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我的黄色T恤上。“刚进会场的时候，我穿了一件浅色的T恤，但是现在我换上了上海社工的统一服装，都江堰当地居民都称它为‘黄金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都江堰的安置点，只要我换上这身衣服，所有人都认识我。”“我临时决定换上这身衣服，是因为刚才的一段小插曲，会务组的一位颜老师听说我是社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听众们都笑了，我注意到会场另一端的颜老师也在笑，也许笑得不太自然。“我说我不会修房子，她马上问我：那你是来做什么的？我想很多人心里都会有这个疑问，社工是来做什么的？说实话我来四川之前，心里也有疑问，但是现在，当我穿上这件醒目的黄色T恤的时候，社工在我心里的形象也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当安置点的居民们看到这身黄金甲时，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我想刚才颜老师问的那个问题并没有错，我们是来修房子的，只不过我们修复的不是物质性的房子，我们修复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接下去，我介绍了浦东社工在安置点的各项服务，包括“火凤凰妇女绒绣”项目，“爱心加油站”计划，以及之前在上海组织的“新驼峰”行动等，同时放映了社工身着黄金甲在板房服务的照片。全场的官员和学者们都静静地听着，看着。
会后，会务组那位颜老师走到我面前，说：“好啊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互相大笑。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是成都的白领，震后也做起了志愿者，这次是来帮忙的。
一星期后，她从成都来都江堰看我，还带了全家老少，他们参观了我们社工站，她和她老公都想来做志愿者，还问我要了很多社工的资料。她甚至还带来了她妈，他们实在太热情了。不过，她妈一见到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来帮我们修房子的吗？社工是志愿者吗？
社工是志愿者吗？是义工吗？这些年来，我已经被这类问题问过不下八千次了。我想回答的是：社工不是志愿者，它是一种职业，需要具备专业能力与职业资质，并通过专业服务获取报酬。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三个人，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我妈。先说我妈。
我妈出身于劳动人民。过去，她只承认工农业生产是正经职业，只有工人和农民有资格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报酬，工人计件，农民算收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得。在她眼里，这才是天经地义的。有一次我看球赛看得起劲，我妈就指着电视上的球星、很不理解地问：“这些人整天踢球，吃什么啊？”很明显，这是由于对职业化缺乏基本了解而产生的疑惑。我回答她：“这些人是职业球员，踢球是他们的职业，他们不但有饭吃，吃得还比一般人好。”我妈听了略有感悟，所以，几年后当她得知姚明去了NBA，“天天打球”，年收入却过亿时，也就不那么诧异了。
有一年，民政部联合司法部，酝酿起草中国首部《社会工作者法》，我作为上海代表之一去参加立法论证会。与会人员分成社工专家和法学专家，结果，会场变成了唇枪舌剑的声讨会。法学专家们坐成一排，看上去个个比我妈有学问，但让他们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社工也是一种职业？甚至要像他们律师一样必须考出证书才能从事？社工难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吗？他们不依不饶地连续责问，显得异常悲愤，其中尤以一位参与起草过国家《行政许可法》的大块头律师最为雄辩，他慷慨陈词激昂文字，叫别人无言以对。据我观察，他的主要辩论技巧就在于抬高声调说个不停，使别人插不进话，也就无从反驳，直至散会。没办法，社工专家只好趁中午吃饭的时候和他理论，当时他正忙着吃手撕鸡，顾不上说话，同我一起来的复旦大学的顾东辉老师趁机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律考也实行了没多少年，古代没有律师，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就可以摆个摊替人写状子打官司，如果放在现在，还行得通吗？”我想这个道理很明白，肯定行不通，否则像我文笔这么好，为什么至今没人找我写状子打官司呢？
还有一次，上海东方卫视《家庭演播室》节目想邀请社工作为现场观众，我带着一批社工来到了演播室现场，那一期做的是黄磊和他老婆孙莉，年轻的社工们都挺兴奋。节目开始前，负责现场调度的一位导演和我们聊了起来，问我们知不知道吉雪萍工资多少，我们说不知道，他就挺得意，因为他知道。然后他问我们：“社工应该是不拿工资义务帮助别人的吧？”我们回答：“社工是我们的职业，当然要拿工资。”导演马上说：“那你们在我心目中再也不崇高了。”
当天节目结束后，我听到那位导演在和制片人争论片酬，争得面红耳赤。
从此，导演在我心目中，再也不崇高了。这里是有线电视收费站吗？
2003年年初，“非典”还没结束，我来到浦东社工协会，成为浦东的一名社工。那时协会、乐群社工服务社和其他几个公益组织共同策划了一个“抗击非典，与你同行”社工服务项目，正缺人手。我一来就投入这个项目中，每天和其他社工们结伴进社区，和居民来往，虽然全城戒备，人心惶惶，但我们这个小团队气氛挺不错，大家都是年轻人，也基本都是外地人，工作之余有说有笑，晚上下班，他们还来我租住的房子里吃饭喝酒，憧憬未来。那时我觉得，做社工真开心，真热闹。
但是好景不长，非典“提早”结束了，项目组解散，社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小伙伴们都走了，我回到社工协会，十平方的小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一台老电脑，刚中过病毒，慢得要命，做什么都得等着它。几个铁皮文件柜，冷冰冰的，装着一些过期的材料和协会全部的家当。没有同事，没有人来找我洽谈工作，领导也不在身边，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桌上电话响起，领导向我布置一个新的任务，我才被重新激活。
我开始觉得社工其实是一份非常寂寞的工作。窗外人来人往，世界忙忙碌碌，好像与我无关，我们并不被人们“急需”，在全民抗击非典的时候，我们曾短暂地亮相，很快又消失了。
日子久了，人们发现一楼拐角处的窗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像门卫，或者电话接线员，于是就有人在窗前探头探脑，最多的是附近的居民，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敲敲协会办公室的窗户。我打开窗户，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请问这里是有线电视收费站吗？
后来我知道，有线电视收费站就在我们协会办公室楼上，是我们这座楼里生意最兴隆的一个单位。再有人来问，我连窗户都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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