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穗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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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试读：
导论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冷战后发展迅速，已成为当下显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学术界开始接触到该理论的背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西方政治哲学——引发了中国学界的高度兴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中或是传统复兴的或是最新浮现的种种学说，使人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学术思想和主题的巨大变化，看到了这些变化所折射的世界政治的急剧转型和风云变幻。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和话题变更之快，各种概念和思潮出现的频度之高、发展势头之猛，在历史上前所未有。政治哲学的崛起和繁荣，乃大势所趋。
在当今学术界，没有对当代政治哲学及其来龙去脉的一定程度的了解，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的学者几乎很难对本学科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在当代世界，没有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知识和常识，政治家、媒体人乃至关心身边政治事务和时事的普通民众，也不易看清和把握概念演变背后崭露的公共政策变化和国内国际形势变幻的本质。因此，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介，有助于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知识和发展轮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以20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几位政治哲学家的理论为中心线索，对当代西方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了达致这一目标，帮助读者迅速入门，导论试图先就三大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即政治哲学的基本定义，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概貌，我们学习当代政治哲学的意义。在这里，作者为自己确定的具体任务是：解析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定义；全面梳理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衰历史，从理论演进中揭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根源，并通过厘清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和思潮的发展线索，呈现其发展概貌；显现西方政治哲学与当代政治实践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国当下价值观建设和政治哲学学科重建的意义。
导论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即什么是政治哲学，抑或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政治哲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政治的哲学。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不同，它不以政治权力、政治机构、宪政体制、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等具体政治原则为研究对象。政治哲学与历史学不同，它不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历史和规律为研究对象。政治哲学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不以科学地说明事物“是什么”为研究定位。说到底，政治哲学是要为政治划定伦理底线，是关于政治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学问。由于一般人对政治的观感不好，很容易把政治哲学理解为对恶行进行哲学辩护。其实正相反，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的伦理和道德尺度。作为一种哲学，它要为政治寻找理性，对政治原则和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简言之，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的规范价值取向的一门学科。
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揭示政治行动的价值取向，回答政治生活中的“应然”（ought to be）问题，其核心在于提供一种“应当如何”的构想，对现实的政治进行理性的指引。更具体地说，政治哲学研究的是关于政体、正义、自由、财产、法律和执法等权威的合法性这一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要回答的独特问题是：政治事务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或完善的（正义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政治的理想状态和原则的目的性追寻，即构成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政治哲学要为寻求解决根本价值的相互冲突而建立一个正确可靠的正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哲学是研究正义问题的哲学。
为了回答政治哲学的追问，实现政治的理想状态，建立政治生活的普遍正义原则，当代政治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提出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公共理性、身份、效用等的基本原则和普遍标准。在政治哲学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实现的价值。那么，这些原则孰重孰轻，政治哲学应当建立在哪一种根本价值的基础之上？是否存在统一的价值目标和学说？
传统的政治哲学都试图建立一元论的正义理论，追求统一的价值目标。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光谱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自由原则，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坚持平等原则，主张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平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主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处于政治光谱的右端，社会主义者处于其左端，平等自由主义者居于其中，而其他的各种政治哲学分别散落在这一光谱或左或右的位置上。尽管坚守的根本价值即各自眼中“统一的”价值目标不同，每一种理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对根本价值的诉求。尽管20世纪以来的当代政治哲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状态，使寻找一种综合价值的努力前景陷入茫然，但奇特之处在于，政治哲学的这种左中右划分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的一元思维方式终于遭遇根本质疑。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提出了对根本价值的更多理解和主张。政治哲学根本价值的多元视野突破了一元论的传统眼界，大量新兴理论（如生态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种族平权理论等）根本不可能被纳入左中右定位的传统政治光谱。尤其是福柯以来，主流的一元论思维方式及其方法论备受诟病。因此，传统政治哲学狭隘的一元视野实际上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理论发展。这些更多元化的根本价值彼此矛盾，甚至根本对立，加剧了政治哲学领域价值冲突的局面。在狭隘的一元思维方式陈旧过时的情况下，用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涵盖和指导其他价值的政治哲学努力备受指责，政治哲学试图建立解决政治价值冲突的综合标准、达成其传统追求目标的努力似乎也遭遇困境。这种价值冲突展现的深刻矛盾在于：要确定一种能统摄所有理论的、至高无上的、统一的一元正义准则，似乎已然是一种奢侈的梦想。然而，放弃建立和确定综合准则的传统目标，又意味着政治哲学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陷入生存危机。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解决这一深刻矛盾的努力始终存在。政治哲学家并未因为一元观的淡出而真正放弃目标追求。在我看来，德沃金和金里卡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使政治哲学传统的目标追求在新条件下得以重构。他们两人认为，当代政治哲学家追求的并不是相互冲突的根本价值，他们之间至少存在着更根本的平等主义共识。如德沃金所言，“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因此，“平等”即被视为各种政治理论共有的根本价值追求。金里卡特别指出两点：其一，“平等主义理论”并非指平均分配收入，而是指一种更抽象也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即把人“当作平等者”；其二，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既出现在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中，也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是最普遍的根本理念。差别只在于，“对于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存在着多种阐释途径”。他强调指出：“各种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都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
金里卡和德沃金对政治哲学目标的崭新解释充满智慧，有两大突出的优越性：其一，明确指出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存在着“平等主义的共识”，将平等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最抽象的和更根本的普遍价值目标。众所周知，当代所有政治哲学家（似乎只有哈耶克一人例外）和政治哲学流派，均以各种方式论证如何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平等，界定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左中右的政治哲学家，包括不能以此划线的各种新兴政治哲学家，无论他们如何定义平等，也无论他们是否恪守某一价值原则，他们都必须回应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要求：政治上平等待人，承认共同体内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同等重要。在这个尺度上，平等的就是公平正义的。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一根本价值原则，是国家作为公共机构的政治伦理的基本哲学准则，同时也是具有正当性的公民义务的准则。在这个时代，以任何理由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政治上不平等待人的政治理论，都必遭唾弃。在这一基础层面上，金里卡和诺齐克用“平等主义的共识”为当代解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了哲学基准，以当代方法回答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目标问题。
其二，说明“平等主义的共识”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没有落入一元化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窠臼。正是由于平等主义契合了政治哲学的根本价值诉求，平等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然而，平等主义并不是绝对主义意义上的最高价值。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公共理性、身份、效用、男女平权、种族平权、生态和谐等当代各种价值原则，都是论证公平正义的不同概念。在现时代，任何妄称大一统的正义原则都不复存在，故无法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包括平等主义在内的各种价值原则优劣与否。平等主义在逻辑序列上并不先于任何一种价值原则，它只是在体现政治哲学的基本宗旨即协调各种根本价值的冲突的方法层面优于其他价值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一”价值，而是一种人类通识（common sense）或常识。况且，平等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价值理念，每一流派、每个哲学家都有不同的平等观，都以各自对政治哲学根本原则的理解为基础去解说他们对平等的不同诠释。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平等主义是政治哲学规范讨论的基础。平等主义不是至上的最高目标，而是可能达致最高共识的平台。由此说来，平等主义不是统一的而是普遍的价值目标和学说。“平等主义的共识”彻底否弃绝对主义一元论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容纳多元差异的平等观，在政治哲学对象领域中实现了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高度统一。政治的正义理念所反映的人及其平等首先是政治公民及其政治平等。
一言以蔽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是政治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各类政治哲学对平等主义规范问题的不同解释。
导论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概貌如何，它缘何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兴起？导论从历史演变轨迹中纵向地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崛起原因，横向地展示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貌，以期全景式地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演进。
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进程经历了兴衰荣枯、大起大落。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历史上流派最多，观点最复杂，主题变化最快，争论和冲突最激烈，代表人物和作品最丰富，发展也最多元化。作者旨在清理这一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格局和线索，总结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成败得失。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古典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作为知识与价值统一的、整全式的理论，希腊哲学既是一种知识理解，也是一种政治伦理立场。它既包括对“政治事务之本性”的知识理解，也兼顾对“政治事务之正当、善和政治秩序”的政治伦理评价。苏格拉底提出了“道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思考“至善”问题并形成了“理想国”的构想，亚里士多德则执着地探索形而上学的“理性智慧”和关于城邦政治大善和个人美德之善的“实践智慧”。整全式的古典哲学始终关注政治美德和政治伦理，追求恪守政治事务的价值底线。
近代以降，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近代政治哲学的崛起，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传统政治哲学伴随着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不可避免地加速衰落的趋势。17世纪以来，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康德，及至黑格尔、马克思和约翰·密尔，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家确定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和价值目标的深切关怀，却阻挡不了政治哲学整体上走向衰落的大趋势。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描述和分析了这一衰落进程及其原因。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施特劳斯指出：从16世纪的马基雅弗利，中经18世纪的卢梭，到19世纪的尼采，通过这三次现代性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马基雅弗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这样，从古希腊先哲的“爱智慧”的探究中生成的政治哲学，一步步卷入了与“权力”和“权利”的不断纠缠，以致蜕变为“权力意志政治学”。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施特劳斯进而说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危机不断暴露、日趋深刻的见证，更是西方政治哲学陷入深刻危机的见证，这一危机如此深刻和严重，以至于政治哲学在今天的世界已无可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哲学迅速地丧失了它的信誉和尊严。现代性浪潮对政治哲学的根本冲击，是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不断以事实研究取代价值思考，否定了非科学的价值追索及其意义，造成了科学与价值的根本对立。在古希腊整全式的古典哲学中，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浑然一体，不分彼此。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形成，过去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发展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各自分门别类的独立学科。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实证的社会科学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的最后形态，实现了体系化的发展。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的终极价值目标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而科学的社会科学认为人类理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不同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它只相信科学知识，认为现代科学追求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并把道德上的迟钝视为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实证的社会科学强调，只有事实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做到的事，坚持“道德中立”、“价值中立”的原则，由此划定了事实与价值的基本区别。20世纪社会科学对政治事务的全面“科学化”理解，使“不科学的”、以价值目标为对象的政治哲学颜面尽失，成为没有确定科学标准的、不靠谱的学说。善恶冲突、是非辨别等价值判断被排除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由于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中出现的事实与价值的这一严重分离，政治哲学被理解成为与政治科学全然不同的东西，一度被“妖魔化”为“神话”或“意识形态”。20世纪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是事实与价值对立的必然结果。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及其深化的一大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科学的全面崛起及其体系化。
政治哲学在20世纪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国家化。自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这一大规模政治势力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动员能力日益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支配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政权化和国家化。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在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西方民主社会也成为舆论主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国家主导的垄断化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直接导致政治哲学在20世纪走向衰败凋零。
然而，政治领域毕竟不是科学领域，人类的政治活动始终受价值观的牵引，对一个正义的“好社会”的愿景始终存活在人们心中。对政治事务的评判摆脱不了伦理判断和道德评价。20世纪政治实践中的大善大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把对政治事务和政治行为的道德拷问、价值质询推向了前台。政治哲学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在它沉寂了若干世纪之后再度复兴。以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理论为标志，政治哲学重新走向学术前台。
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产生于两大现实推力。第一个现实推力是人们对20世纪两次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世界大战的理性反思，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和法西斯主义崛起事件的深刻反思。国际思想界在反思中取得的一个共识是，希特勒通过民选上台具有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却不具有政治的正当性。所以，政治的“合法性”与政治的“正当性”有时并不天然一致。“二战”的惨痛经历证明，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有时会使政治的正当性成为问题。人类永远不能抛弃对“好社会”的理想追求，永远不能摆脱回答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责任担当和道德勇气。也就是说，对政治事务的政治哲学思考是必要的。20世纪的人类经历使人们真切地认识到了追求宗教、道德、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性所要付出的代价。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在有利于民族国家整合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一元论的专断本质。历史经验提示我们：人类必须保持对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高度敏感性，坚持对目的性价值的根基和政治伦理的正当性辩护，从而对大一统的极权主义保持警惕，坚决抵制。
第二个现实推力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主流价值观的持续关切。西方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繁荣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了战后一代的文化抗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968年革命”，是西方青年一代的造反运动，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社会动乱和秩序紊乱。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反映了新一代青年的多元分化的新价值诉求和抗争，迫使西方进步思想界去反思传统价值观的缺陷，思考青年造反运动与新价值诉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了寻求重新整合社会的民主共识，巩固和发展主流价值观，西方政治哲学思考重新行时。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使这一学科焕发了青春。
当代政治哲学的历史纵贯百年，各种流派与思潮不断翻新，层出不穷。自罗尔斯始的此次复兴中，政治哲学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而且历经40年持久不衰。但是，当代政治哲学错综复杂的发展中有其主导线索，有其相对稳定的主题和演变的轨迹。金里卡归纳道：“‘公民资格’是20世纪90年代的行话，正如‘正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行话，‘共同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行话。”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一石激浪，围绕政治哲学的宗旨引发了对“正义”的热议；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倡导“共同体主义”，使“共同体（社群）”（community）这个概念风靡一时，变成了判断政治事务正义与否的尺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多元的“公民资格”的研究又成为新“行话”；新世纪以来，“9·11”和反恐战争引起了思想界对“全球正义”的关切，反映政治上的多元认同的“承认”等概念一时成为热词。“行话”和热词的演化与行时，体现了当代政治哲学主题的不断变换，也折射着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的巨大变迁。尽管当代依然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但是思想界各个流派、各路人马在各个时期对这一矛盾的不断求解，正体现了政治哲学的魅力所在。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需要理顺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一演进历史，厘清它的纵向发展线索。
历经了百余年的兴衰沉浮，尤其是近40年的迅猛发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目前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思想画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已成为世界思想界当今的主要学术热点之一。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见证了如此纷纭多样的“主义”和思潮——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以“新”、“后”为标识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潮。其中，既有传统政治哲学的老谱新唱，如哈耶克对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坚持与弘扬，罗尔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由主义的补充和发展；也有并无理论传统的新政治哲学的创新涌现，如找不到出身谱系的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和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以生态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多元文化政治哲学，等等。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使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宏观景象绚丽多彩、蔚为大观。这些思潮大多数出现于20世纪，是当代实践中形成的新政治哲学流派和思想。它们的主题和兴趣点大大超出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视野，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多元性。
面对当代这些灿烂的多元思想成果，有必要对这一成果进行一个总盘点，以展示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多元发展，显现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由于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百年发展线索纷纭复杂，观点五光十色，代表人物众多，这种梳理难以面面俱到。作者认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和梳理中，至少不能没有下述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流派：自由至上主义的哈耶克，古典共和主义的汉娜·阿伦特，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罗尔斯，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的诺齐克，后现代主义的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的哈贝马斯，共同体主义的桑德尔和麦金太尔等，多元文化主义的查尔斯·泰勒等人。也就是说，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即使进行最粗略的勘查，这八大政治哲学流派都不可忽视。
除导论外，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作者分别从各学派学术思想形成的背景和理论线索、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概念体系以及对该代表人物的理论评价和辨析这三个方面，对上述八大政治哲学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进行评介。书中重点梳理、描述、分析和概括了诸位政治哲学大师的理论概念体系，勘定了其政治哲学观的理论方位。
本书第一章指出：在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是自由至上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大致上由四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概念构成：自生秩序、知识分立、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由。哈耶克从人类认识的分散性即知识分立的状态出发，说明人类的“必然无知”，并从这一知识论基础出发论证自发生成的“自生秩序”的优越性，从中推导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合理性，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存在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本书第二章认为：阿伦特复兴的古典共和主义是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最具原创性、最有内在潜力的学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基本理论是一个以极权主义批判为中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由极权主义批判、行动的政治观和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追求等三大互相联系的理论部分构成。她总结了当代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对极权主义的起因、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同时，她从人性道德层面反思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批判为虎作伥的“平庸之恶”。阿伦特创立了独特的政治观，认为只有政治是属于人的自由的行动。只有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落实政治自由，才能阻挡通往极权主义之路，才能达致她所追寻的共和主义理想。
本书第三章强调：罗尔斯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其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了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现代复兴，对现代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术贡献无人可及。罗尔斯的理论体系由四组概念构成：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两项原则，原初状态与反思均衡，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为逻辑起点，从最无可争议的前提条件（“无知之幕”）出发，推演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两项原则、反思均衡、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等一系列概念，建立了一个正义理论体系。
本书第四章认为：诺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对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和最小国家的强调为特征。诺齐克的理论体系由下述主要概念构成：个人权利；最小国家：（1）自然状态，（2）赋权理论，（3）乌托邦。诺齐克的个人权利中心的赋权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最小国家论是对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底线界定，其政治哲学体系是对当代规范政治哲学的强力促进。
本书第五章说明：福柯是继萨特之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家，是当代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的旗手。他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颠覆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奠基性的贡献。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体系有三大支柱概念：知识、权力和主体。福柯用“知识考古学”探究现代人文科学，颠覆了启蒙传统的理性主义知识观；他用“权力系谱学”解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对权力进行历史寻根，颠覆了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基于此，福柯全面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揭示今天的人的秘密，探讨了人如何被知识、权力机制形构为主体的历史过程。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旨在彻底摧毁现代性制造的一整套“神话”——理性、主体、真理、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进而激活现代性理性化秩序背后的微观权力机制，发掘异质性、偶然性、边缘性的多元活力，通过确立差异的地位来反抗权力，追求最彻底的人性自由。
本书第六章指出：哈贝马斯是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理论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大致由四组概念构成：公共领域与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交往行动、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商谈伦理与商谈政治。哈贝马斯最初提出公共领域理论，开启了他的现代性批判事业；中期用“交往行动”取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新批判方向；最终建立了交往行动理论体系，以交往理性全面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运用交往行动理论研究西方国家法律建制的规范基础，倡导新型的“商谈伦理”与“商谈政治”。哈贝马斯在形成和创建其政治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倾其全力推动西方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
本书第七章说明：以桑德尔、麦金太尔、沃泽尔和查尔斯·泰勒为主要代表的共同体主义（也有人译社群主义、社团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次理论反拨。它的异军突起为20世纪晚期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添加了重要的内容。共同体主义不是一个严整的、系统的政治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各异，但是他们在支持共同体价值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坚持用“共同体”对抗“自我”，进而从元理论的层面深化对伦理学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关系进行的理论探讨，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向“公民资格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延伸，以存续其理论生命力。
本书第八章认为：查尔斯·泰勒被公认为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泰勒主要通过本真的自我、社会想象、承认政治、多元现代性四大概念，构筑了他的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体系。他用“本真的自我”对抗原子论个人主义的自我，批判当代个人主义背离本真性道德理想，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他创造了“社会想象”概念，认为现代的自我认同是社会想象即普通人对周围事物的想象方式以及日常话语中的思维框架的产物，从而以文化道德根源解释了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现代性的产生、形成和变异。他用“本真性理想”重新解释平等、尊严、政治，提出了以重视差异为特点的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政治，以及基于此的公民社会理论。而泰勒对现代自我的道德根源和现代社会想象蕴含的道德背景框架的探求，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为理解现代性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上述几位政治哲学家个个都是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当代政治哲学大家，其多元纷呈的思想点亮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灿烂星空。罗尔斯和福柯称得上是西方政治哲学当代复兴大潮的领潮人。他们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不同的方式撬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之门。在当今世界，罗尔斯仍堪称政治哲学第一人，其身后诞生了整整一个“罗尔斯产业”；而20世纪后30年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葛兰西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主义等一系列“后学”产业链，都是与福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方法论之源盖出于福柯。哈耶克自不待言，1974年因其自由至上的经济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之父。在他影响下西方政治家启动的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至今仍占据西方政策主流。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思想领袖哈贝马斯是在世的欧洲最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其“公共领域”和“商谈理论”对发展当代多元民主起了很大作用。他被誉为“欧洲的良心”，其一言一行对欧洲的思想和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阿伦特倡导了公民共和主义古典传统在当代的重兴，对重塑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共和主义居功至伟。她对极权主义根源的揭露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对极权统治下助纣为虐的“平庸之恶”的批判，叩击着人们的道德良知。查尔斯·泰勒自2007年以来，由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杰出贡献，两度赢得世界性的政治哲学大奖，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之一。凡此种种。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宽幅画卷中，上述人物和流派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和至关重要的。当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决不止上述这些，精彩的人物和理论还有很多。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施特劳斯、奥克肖特、波普、伯林和马尔库塞，不会忽视为生态哲学、女权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做出了贡献的那些当代政治哲学家，也注意到了目前在西方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崛起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所有这些当代政治思想都与其政治哲学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联，已经或者正在影响和改写着当代的思想政治版图。但是，为篇幅计，也为能力所限，作者只能割爱。上述八大流派和代表人物只是大体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对他们的强调也仅只是为了读者提纲挈领地抓住要害，掌握精髓，管中窥豹。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而不是其他，我依据的原则主要有二：一是厚今薄古。上述八大流派的理论和人物基本上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发生在1970年以后，这些理论和人物足以代表这次复兴。而有些时下的显赫人物如霍耐特、齐泽克、奈格里之所以不予置评，是因为他们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尚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加以确认。二是看其理论对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适当参考该政治哲学家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例如，罗尔斯及其平等的自由主义自然是评介自由主义主流的首选。这不仅是因为罗尔斯的赫赫大名及其理论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力，而且是因为这一理论对当代西方主流政治的深刻影响。又如，介绍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派，选择哈耶克而不是伯林或施特劳斯，也主要是考虑到哈氏理论成为所谓“里根革命”和“撒切尔主义”的真正思想动力这一客观因素，尽管我在主观上更偏爱伯林，在学术上更尊崇施特劳斯。因此，观察和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尽管是各花入各眼，作者本人也不免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始终主张，不能漠视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必须重视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影响力。
这是因为，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命运兴衰，是在宏观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从20世纪初的默默无闻，到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发展（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形成于这个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的奄奄一息，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兴旺发达，一部政治哲学史就是一部当代政治发展史。政治哲学的走强或走弱，从来就体现着政治情势本身的客观需要和发展趋势。再举罗尔斯为例，他的名著《正义论》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所做的一个抽象的政治哲学推理。但是，如果没有1968年运动，如果没有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剧烈的价值冲突，罗尔斯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做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他天才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和理论，它们也不会产生今天这么重大的影响。罗尔斯出版《正义论》前，政治哲学在世界上默默无闻、濒临灭绝，《正义论》出版后，政治哲学著作一时洛阳纸贵，这个现象实际上只是佐证了政治哲学与它产生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20世纪90年代人们把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公民资格”。然而，如果没有冷战结束导致的两极世界的坍塌和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的过时，如果没有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流动、新的融合和新的矛盾与冲突，就不会出现对“差异政治”、“承认政治”的多元诉求，也不会产生从“共同体主义”向“公民资格”、再向“全球正义”的理论转折。总之，没有政治潮汐的起落，就没有政治哲学的变化。反之，没有政治哲学的观念改变，也不会有政治景观的深刻变革。政治哲学是实践性、规范性很强的哲学，对它的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对现实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最后，导论要说明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了解当代政治-哲学？在作者看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二是填补和重建中国的哲学学科；三是提升中国哲学的研究水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学习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多元演化已然是一个事实。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经历过社会分化、动乱与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政治秩序的重新调整，其间得到过政治哲学理论的极大助力。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价值观冲突和矛盾，有些正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的、其政治哲学争论中曾经和正在提出的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将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价值观的重建，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同时，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既为政府的政治行为，也为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规范了道德底线。汲取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正面道德资源，有利于提升政府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现代政治伦理素养，也有利于提升公民的基本道德水平和公民责任感。
学习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还有助于填补国内哲学学科的空白。在国内，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曾经是没有历史的学科。在改革开放前封闭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缺席数十年。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中，全社会沉浸在摆脱“文化大革命”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兴奋中，形成了广泛的批判共识，但在当时也还来不及从价值层面深入研究其中的政治哲学问题，只是启动了政治哲学的学科重建。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风生水起，对罗尔斯、哈耶克、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大家的专题研究迅速开展。目前，政治哲学在门庭冷落多年之后已成当代显学，经历近十余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已渐入佳境。开展政治哲学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推动哲学学科建设的结构完善，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学习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将整体提升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水准，促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需要文明之间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国哲学界整体学术素养与外界存在较大差距，既不利于文明之间的了解，也无法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价值主张和文明信念。比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目前围绕“全球正义”的制度构建的争论正在热烈地进行，但很少能够听到中国人发出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当前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势头不减，方法日趋规范。研究和学习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了解其发展中的积极成果，扬弃其中的思想糟粕，将开阔和提升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学术眼界、政治伦理水准和理性批判能力。
一位西方政治哲学大家曾经说过：“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政治哲学的伦理关怀对于这个世界不可或缺，否则人将沦落为缺乏伦理尺度的两脚动物。笔者相信，政治哲学决不是书斋里的纯教条，它有灵性，有生命，有德性，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性的规范伦理尺度。政治哲学研究至少能让我们保持正义感，保持对未来世界的正义期待和追求。第一章自由至上主义：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作为一个执着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哈耶克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乃至整个20世纪政治哲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哈耶克在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正如S.戈登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第一节哈耶克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线索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长期生活在英国，后成为英国公民。他与他的妻子均出身奥地利贵族的书香门第之家，教育背景良好。
哈耶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走进其学术生涯。哈耶克早期信奉费边主义，是一个具有温和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1917年，还不满18岁的哈耶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驻扎意大利期间，他由于阅读了迷恋计划的社会主义人士的小册子，决定今后研究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大萧条这三件大事，使19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陷入休克状态，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在热情地研究生产资料国有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学说动员了大量对资本主义失望的年轻人，哈耶克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召。
在奥匈帝国战败和覆灭的1918年，哈耶克退伍并进入维也纳大学。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末，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做教师，并短暂地去美国进修。在这期间，哈耶克经历了从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向一个反计划主义的经济学家、再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向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两次重大转变。这两次转变也划分了他60年研究生涯的两个学术阶段：经济学研究（1918~1938）和政治哲学研究（1938~1988）。最终，他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20世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著称于世。一 经济学研究阶段（1918~1938）
哈耶克的经济学研究以两场辩论为标志：一场是20世纪20年代他在维也纳大学参与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辩论，另一场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经济学大家凯恩斯的辩论。
哈耶克的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契机，就是第一场辩论，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引领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论战。
社会主义让哈耶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把他引向了他终其一生都试图回答的问题：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受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开始研究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并转而成为计划经济坚定的反对者。这一阶段对哈耶克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另一个代表人物路德维希·米塞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哈耶克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门格尔对哈耶克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二是他关于“制度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观点。这为哈耶克以“自生秩序”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方法论根基。门格尔的影响还通过奥地利学派的另两位主要人物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以及熊彼特间接地导向哈耶克。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来源。维塞尔是哈耶克大学本科时偶像级的老师，对他的学术生涯和求职多次给予帮助，其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吸引哈耶克。米塞斯则被哈耶克称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哈耶克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受米塞斯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强调终极知识源于内心的方法论。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的《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力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论战中，哈耶克追随米塞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O.Lange）、迪金森（H.D.Dickinson）、泰勒（F.M.Taylor）等人展开了论辩。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批评这些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他们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却从来没有搞清楚他们幻想的社会主义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米塞斯、哈耶克一派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论证核心是：如果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根本不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不可能性，进而证明传统社会主义不可行。哈耶克等人此时批判的传统社会主义，特指20世纪初建立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时期，米塞斯对哈耶克最大的影响，是他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米塞斯声望很高，非常宽容，他的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其主题广泛地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哲学、逻辑和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重大问题，欢迎求知者自愿参加。在这个研讨会中，不仅出了米塞斯、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弗里茨·马赫卢普等著名经济学家，还涌现出费利克斯·考夫曼、阿尔弗莱德·舒茨、埃里克·弗格林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米塞斯并没有为研讨会规定政治路线，但是他本人始终坚持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当时，这种政治和经济观点在维也纳和全世界都很不行时。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实际上成了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发展逆境中的一个中心和大本营。哈耶克正是在这种学术和政治的熏陶下，从一个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队伍中的一员。
从1931年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始，他在英国生活了将近20年，其中经历了整个“二战”时期。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10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场辩论。这场论战主要是在他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学巨擘凯恩斯之间展开。对于社会主义论战的两个阶段，多年后哈耶克总结道，“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
1931年初，哈耶克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邀到英国做了一次以“价格与生产”为主题的系列演讲，其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并使他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席。当时的英国尤其是伦敦经济学院，处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统摄之下。格拉汉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理查德·托尼（Richard. H. Tawney）和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等著名左翼人士此时均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费边社会主义的大人物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和有左翼自由主义倾向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左翼光环笼罩着伦敦经济学院。而同时，以罗宾斯为代表的经济系则发扬了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所奠立的伦敦经济学院早期的另一传统，高举古典自由主义的旗帜。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哈耶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它与维也纳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三校一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罗宾斯和哈耶克是这一复兴的核心人物。
1931年，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前夕，哈耶克向凯恩斯的《货币论》发起了批判。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他看来，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国家干预，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和哈耶克坚持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反对凯恩斯的总量需求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干预理论。哈耶克认为生产活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商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实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出现浪费。在经济政策上，他们反对政府人为干预利率、操纵货币供应，认为这会打破供应和需要之间的均衡，最终破坏生产结构，导致衰退。凯恩斯看不起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嘲笑他们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已经过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凯恩斯的声望不断上升，而许多30年代初哈耶克的信徒统统投向凯恩斯门下。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私交很好，但两人的经济学观点始终格格不入。尽管哈耶克在30年代的学术处境不佳，其经济学观点不被认同，但是哈耶克在晚年的回忆中仍然很有感情地提道，战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那些岁月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活跃也是最心满意足的一段时光。也许正是那一段经济学训练，包括罗宾斯和他共同主办的讨论课，为哈耶克找到了一批具有一流才情的志同道合者，使他受益匪浅，并奠定了他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基础。
在多年的研究和论争中，哈耶克形成了系统的经济学观点，并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著作。这些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经济学专业著作大多是在与凯恩斯的论争中形成的，前后主要包括四本专著：《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29）、《价格与生产》(1931）、《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纯粹资本理论（第1卷）》(1941)；此外，他还结集出版了他关于国际金本位的讲演《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
在生命的晚年，哈耶克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也即他对经济理论的最伟大的贡献：
……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二 政治哲学研究阶段（1938~1988）
与一般的经济学者不同，哈耶克的经济研究始终保持着热切的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直至1936年，他才大彻大悟，简要地归纳了他的著作“背后中最重要的思想”。这是一种经济学观点，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深刻理念。从40年代始，他在长达40多年中写作的四部政治哲学大作，大致彰显了他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演进过程。这四部重要的著作是：《通往奴役之路》(1944）、《自由宪章》(1960）、《法、立法与自由》(1982）、《致命的自负》(1988).
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无疑是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实际上，他的政治哲学转向启动于1937年。是年，也是在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第二阶段，他编辑了《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副标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判性研究”。这本书构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向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性转折。从1938年起，哈耶克开始研究关于自由与经济制度、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等主题，分析了他所描述的历史上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最终形成了使他暴得大名的《通往奴役之路》。《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论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相容；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相容；全权社会主义如果实现，将会带来政治、道德和经济上的奴役。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的深化。它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支配和指挥这一问题，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率，而且关系到在这种制度下能否保留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故此，这是一本典型的政治哲学著作。他在“二战”结束之前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对抗当时的流行观点，阻止英国在战后走向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他希望在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可以有经济效率，又可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可能性。他再三告诫知识分子和广大公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和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相反，寄托了人们更高期望的传统社会主义，最终总是极权主义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如果选择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通往奴役之路》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各大报刊杂志争先发表评论，而且在英国出版的当年夏天一度洛阳纸贵，并在两年内不断再版，以适应公众需要。这本书甚至受到了论辩对手的赞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一般认为，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提出了他们自己已在考虑的一些问题。凯恩斯也写信给哈耶克说：“这本书很棒”，“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尽管他不接受书中的经济学观点，“但是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这本书最初在美国遭到了三家出版社的拒绝，但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4年9月出版这本书后，成了当月《纽约时报书评》头条评论的主题，被美国学界称为“哈耶克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书评人将这本书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名著《论自由》相提并论，并称奥地利人哈耶克是大不列颠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该书在美国成了畅销书，短期内三次再版，第三版印数过万。哈耶克一方面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先知，另一方面也受到左翼的抵制，被一些刊物推举为最反动的思想家。然而，哈耶克恰恰因为这本书，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家和思想旗帜。《通往奴役之路》写在战时，当时哈耶克随伦敦经济学院迁移到剑桥。在这本书使他获得世界性声誉之后不久，随着1945年工党艾德礼内阁上台，哈耶克在政治上反对的一切东西都一一上演了。到1949年他离开英国之前，哈耶克渐渐被当作一个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他在英国已经因为这本书而臭名昭著。
从1950年至1962年，哈耶克离开他生活了近20年的英国，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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