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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漆先望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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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试读：

前言

人口和经济总是分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区域不存在产业那样的替代效应，区域协调是永恒的经济发展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4500美元左右，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今后10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将进一步达到10 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却很不平衡。与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成长相比，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发明显。这不但直接制约了国内需求，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孕育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地区能否抓住机遇努力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关系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

四川是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四川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在整个西部大开发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四川的幅员高达48.5万平方公里，地形地貌复杂。省内各区域资源赋存各异，区位条件不同，发展很不平衡。促进本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提高发展速度，尽快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

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专著提出通过人口跨区域流动，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以人口流动支持主体功能区布局，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提出按照客观规律，重新划分经济区。包括：尊重天然流域、地理区位、资源赋存等自然规律；尊重交通条件、地域分工和社会协作等经济规律；尊重县为单元、历史沿革和主体功能等其他规律。为此，本专著将四川划分为成都经济区、沿江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中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大经济区各自的发展战略、产业定位和协作重点。

漆先望负责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的撰写，以及全书编撰。陈梅芬负责本书第一章、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撰写。陈炜负责本书第二章和第七章的撰写。杨西川负责本书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十章的撰写。梅琳负责本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撰写。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的深入探索，为实现四川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力尽绵薄。如果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此书，关心四川的区域发展或从中受到一定启发，我们将深感欣慰。

第一章 区域经济的内涵与特点

人口和经济在一定空间范围的分布，使区域协调成为永恒的经济发展主题。对区域经济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将为经济实践提供理性指导。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而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因此，对区域的定义可以是多角度的，但无论如何划分和界定，区域的内在基本属性还是比较确定的。正像美国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埃德明·M．胡佛所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1]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作为整体的地理范畴，标准的区域属性是建立在区域共同利益的一般认识之上的，即区域内必定有某组事物具有同类性或联系性，而在区域间，则表现为差异性。因此，“区域”的概念，是相对意义上的，往往没有严格的范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它既可以指几个相邻的国家或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地带，也可以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内部相邻的经济地带。本专著在不特别指明的情况下，通常是后一种含义。

区域经济是指在社会劳动地域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和以密切联系为基础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区域经济的外延包括区域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如省级区域下的市、县、乡镇经济），内涵包括系统的运行、结构、组织、目标等，以及系统和外部（上对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下对企业经济系统）的经济联系。

一门学科能够相对独立存在，首先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否则，便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区域经济学也不例外。由于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经济系统构造复杂，内部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运行机制难以把握，同时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又相互影响，难以界定，很容易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现象。这样，站在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来界定区域经济学。如诺斯（H．O．N．Nourse）在其著作《区域经济学》（1968）中，把这门学科定义为“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H．W．里查森在其《区域经济学概论》（1969）一书中认为，它是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不愿承认的经济的空间组织规律性。类似地，我国有的学者提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这种观点有一个明显的意向，即企望弥合以往经济研究的空间维缺陷，不过它的定义过于宽泛，以至于囊括了许多以地理空间为对象的学科。最典型的莫过于E．胡佛的观点，他在《区域经济学导论》（1971）中认为，区域经济学即“空间”经济学，可以用“哪里有什么，为什么，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来加以概括。这与经济地理学的四“W”定义近乎雷同。

第二种观点是以政府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新制度学派的特点是将制度因素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中，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政府区域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其主要代表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我国陈栋生、魏后凯、高洪深、安虎森等学者对区域经济研究对象的界定也体现了其作为决策科学的特性。

第三种观点是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达工业国家出现了老工业区的衰退、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经济差距过大等问题。着眼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区域经济的研究对象也由微观区位决定问题发展到了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差距等问题。如艾萨德在《区域科学与导论》（1990）中所指出的，区域经济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的衡量收入等问题。但此时在对区域经济研究对象的界定时，注意力还只是停留在区域内部，而实际上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

结合上述三个观点的分析，本专著的研究内容是根据四川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按照主体功能区布局来合理调整经济区划，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2. 研究沿革

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协调，强调在对特定区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地区经济，求得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正在努力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把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模型。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期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回顾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沿革，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企业、产业的城市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出现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市场区分界点理论、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等一批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古典区位理论。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杜能（Thunen）的《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1826）和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论》（1909）。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结束。由于世界各国各种区域问题的出现，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加上计量化和模型化的飞跃发展，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区域发展理论和战略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1957年）、赫希曼（Hirschman）的中心—外围理论（1958）、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等。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弗里德曼（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汉森（Hanse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1972）、里查森（Richardson）的《区域增长理论》（1973）和胡佛（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5）。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研究开始逐步走向数学模型化和计量化。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日益加强，这些巨大的变化给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较过去更为复杂化的问题。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利奥伊德（Lioyd）等的《空间区位》（1977）、英蒂盖特（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1977）、艾萨尔德（Isard）的《区域科学导论》（1978）、布朗（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8）和Patnaik的《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1981）。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趋势，区域经济学研究也逐步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和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集聚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当前，以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ta）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已成为了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最活跃、最前沿的领域。

相比国外，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起步较晚。“文革”前，其研究主要受苏联、东欧国家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的影响较深，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大型工业基地区域规划和全国经济区划等方面。“文革”期间此类研究工作出现空白。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全面恢复。80年代主要是针对具体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展开研究。90年代，开始系统引入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区际关系和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联系问题的研究。近20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起业、刘再兴等的《区域经济学》（19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2）、陈栋生的《区域经济学》（1993）、曾坤生的《区域经济论》（1998）和魏后凯的《现代区域经济学》（2006）等。3. 理论比较（1）均衡发展理论

均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循环理论。

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该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只有发展工业。而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并且投资要达到一定规模，否则工业化会因缺少基础设施条件而难以实现。该理论的核心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衡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理论基础是三个“不可分性”，即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和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大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因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受欢迎。但它也存在不足之处。大推进理论的依据是“三个不可分性”。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可分趋势，而且忽略了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资本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收入增长与投资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应该是逐步分阶段来完善。其次，在实践中，大规模投资本身的“规模”就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量，大推动所需巨额资本难以找到。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自身无法筹集，国外支持也难以保证。再次，它过分重视和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组织作用。因此，大推动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实中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是通过全面、大规模的投资推进工业化进程的。

纳克斯的恶性循环理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1953）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该理论。由于投资引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资本缺乏成为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他认为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形成各行业的相互需求，使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供给创造需求”。恶性循环理论立足于供给函数的不可分性，突出地体现了对社会分摊资本的节约以及对社会各部门间分工、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加强。然而，它认为穷国缺乏储蓄能力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不高，不能只归咎于收入水平，还应当考虑到社会、政治以及其他制度方面的因素妨碍了对储蓄的刺激。（2）非均衡发展理论

主要包括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赫希曼的不均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和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在本专著第三章将会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相关理论也比较重要。

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该理论主要根据单一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出口基地理论（诺斯，1955）和要素价格模型这三个预测模型，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假定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存在着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不完全流动性和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其政策含义是自由放任，也就是说让市场的力量去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与区域经济的空间特征大相径庭。比如，它的完全就业、完全竞争、同质的单一商品、零的运输成本、不存在技术进步、规模不变生产函数、劳动与资本的自由移动、零的空间移动成本等基本假定就排除了空间的因素。这也是该理论的最大弱点，现实区域经济很难接受它的区域间所得均等化的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该理论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以规模收益递增、运输成本最小化和不完全竞争这三个经济学命题为理论基石，建立“中心—外围模型”来研究地理空间的产业集聚现象。该理论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促进每一种产品生产的地理集中。如果考虑到运输成本，接近市场或者供应商的区位对生产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当生产在某一地区实现集聚后，该地区倾向于吸引更多的流动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将使产业集聚区内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一旦一个地区拥有了更多的生产份额，这一过程很可能会发生自我强化，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克鲁格曼指出，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通过假设劳动力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有限流动两种情况来分析贸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外，网络经济的出现使许多生产无形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区位选择几乎不受运输成本的限制，而消费者偏好对其的影响却大大增加，使强调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面临现实的挑战。

新制度理论。该理论将制度要素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当中，研究政府及其体制和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协调区域发展。所以，其研究的中心是研究区域政策的问题。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必须依据不同的区域和不同区域的发达程度作出合理的选择。

区域管理理论。该理论是区域经济与管理学相结合而成，代表了区域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且它对区域经济学从理论到应用，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其理论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管理。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对区域内经济资源的有效协调，使区域经济能够健康有效的发展。二是区域人口管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近年来颇受重视的一个区域发展的题目。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是区域竞争力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区域人口教育水平、科技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精神。三是区域环境管理。该理论认为区域环境管理主要是对区域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大气污染、噪声及废弃物污染等进行管理，体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随着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日趋凸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日益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

国外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进展。国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但对此问题进行真正的系统研究大约是在20世纪中叶才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几乎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生产方式跟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落后地区荒芜、环境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区域问题，为区域经济学者和地理学家提出了诸如生产力区域布局决策、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开发与区域自然生态的协调等一系列区域研究课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提出储备型、福利型和休养生息型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传统的经济是一种“牧童经济”。所谓“牧童经济”就是指对地球上的资源无所顾忌地进行开发，就像牧童在辽阔的草原上无限制地放牧那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要转向“宇宙飞船经济”。“宇宙飞船经济”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最大生态系统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太空船（即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不断发展，终将用完这个“小飞船”内有限的资源。人类生产和生活所排放的废物最后会污染“飞船”舱内的一切，就像污水充满整个污水池一样，到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的经济，而采取“储备型”的经济；改变传统的那种“消耗型”的经济，而代之以“休养生息”的经济；改变过去那种注重“生产量”的经济，而代之以注重“福利量”的经济；改变过去那种“单程式经济”（资源—产品—环境污染），而代之以“循环经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体系。此后，1977年梅森（Mason）提出的饱和（Satiation）论点和戴利（Herman K．Day）提出的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都认为环境资源是受约束的，尼古拉斯·乔治库斯—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认为经济行为受热力定理的制约，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则认为未来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污染是一个管理问题。这些思想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产生与演化。

国内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进展。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经济差异也随之扩大的问题，1991年成立的国务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协调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开展专题研究，于1994年公开出版《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成果主要从服务于宏观决策的角度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如何走向协调进行了深入研究，虽没有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理论探讨，但却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这个新的政策主张。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由此开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目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的认识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覃成林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张可云定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认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彭荣胜认为，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不过，也有学者仅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的发展状态。

——将区域协调发展视为一种“模式”。高志刚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又要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战略”。它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除上述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外，有学者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分别把区域协调发展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平衡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三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效率与均衡不同组合的三种区域发展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协调区域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实现区域利益的“分享式改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区域协调发展究竟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状态”，还是“过程”与“状态”的混合？是一种“模式”，还是一种“战略”，或者是其他？从本质上讲，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是区域之间经济关系演进的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趋于紧密、互动、互利，并有利于国家经济总体发展。

如果说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状态”，那仅是就某个时点对这个过程进行的观察。把区域协调发展理解为一种“模式”与理解为“状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模式也就是对事物特定时态的描述。如果把区域协调发展看成是一种“战略”则脱离了其客观存在性。众所周知，关于区域协调发展，与之搭配的基本用词是“促进”、“推动”、“实现”，显然这些词汇与战略并不搭配，这就反证了不宜把区域协调发展理解为一种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带有强烈的应用取向。几乎所有涉足该领域的学者都会提出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因此，对策研究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其对策建议集中在以下方面：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合理分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要素合理流动；重新划分经济区域，优化空间结构；借鉴国外经验，发挥规划和法律的作用等。

区域协调发展这个新理念由我国在实践中提出，是区域研究中亟待深化和拓展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最有可能做出中国式理论创新的领域。本专著也将以主体功能区布局促进资源合理自由流动为主线，探讨四川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注释[1]Edgarm Hoover，Frank Giarratani．区域经济学导论（中译本）［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第二节 区域经济的突出特点

区域经济是在经济地理、生产力布局、投资经济和城市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与国民经济和产业经济密切相关。对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而各地区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而言，区域经济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对我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着重大作用。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概括出区域经济的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区域性。区域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主要从空间角度研究经济活动规律的。经济活动不管何种部门（产业）和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区域空间。把经济活动置于空间维来考察，这是理解区域经济的钥匙。正因为如此，“区域”和“空间”在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往往成为可以相互换用的名词。因此，区域性是区域经济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与国民经济、产业经济最显著的区别。在区域经济看来，区域是能够在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功能的经济区。各个区域的不同特性，使区域经济烙上强烈的地域性特点。

二是综合性。区域经济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内部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系统。区域经济的构成要素既有地域要素，又有产业要素；既有经济要素，又有非经济要素。区域经济既涉及生产领域的活动，又涉及非生产领域的活动。区域经济联系表现为产业间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综合与交叉。因此任何区域的经济活动，尽管各具特色，但都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三是应用性。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区域经济都是应许多亟待解决的区域现实问题之需而产生的，它也曾解决了不少重大的政策问题。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是这门学科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1. 与国民经济的异同（1）国民经济的内涵

一般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包括两种内涵：一是指经济地区和经济部门的总和，包括国内不同经济区域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区域和国际性区域，以及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通信、文化、教育、科研等经济部门。二是指社会再生产——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总过程。前者为横向联系，后者为纵向联系，纵横交叉，形成国民经济网络般的经济联系。因此国民经济有效运行和顺利发展，一方面要求正确处理各区域、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有合理的产业结构，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保持平衡，不仅单项平衡，而且要综合平衡，因此平衡和协调（按比例）成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而平衡协调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计划方法，一种是市场方法，并形成相应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由国民经济的两种含义，决定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它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研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平衡协调的规律性。或者说，研究国民经济运行原理及其平衡协调的理论和方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内容：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社会再生产原理，包括它受制于不同的经济规律；部门比例，包括产业结构、区际分工协作等；再生产平衡，主要有供需平衡、综合平衡等；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计划方法与计划经济，市场方法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经济模式、发展影响与国民经济核算等。（2）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区域经济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表现为细胞与机体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要了解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不能不把它分解成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1943年美国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有过这样的议论：“美国经济是如此复杂，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如此不够，以至我们很难全面地观察它和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研究它每一局部的地方经[2]济。”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要观察和分析任一发达大国或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这种做法尤为重要。但值得指出的是，国民经济并不是区域经济或地方经济的简单累加，不能简单地以对某一区域的经济分析来取代对一个大国整体经济的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技术基础和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及其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首先，区域经济构成国民经济的地域单元。经济总量与结构关系都要在具体的区域内落实，或表现在不同的空间层面，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实现国民经济总体目标的基础。其次，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经济，形成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这种多样性和区际互补功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上述特点使得我们在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时，不能像其他一些小国那样把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必须深入到区域层次，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地区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区际分工和联合，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保证国民经济高效率发展。2. 与产业经济的异同（1）产业经济的内涵

产业经济以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产业之间、产业内企业间的关系结构及其运行规律。这里的“产业”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企业的集合。所谓“企业某类特性”，必须服从两种分析需要：一是服从企业市场关系的分析需要；二是服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各中间产品之间均衡状态的分析需要。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带动下，产业经济不断完善、发展，逐步形成了产业概念相对应的七大研究领域：

——产业结构。该领域主要研究产业之间的联系与联系方式，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产业结构状态、不同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产出效益以及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等。它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产业间的资源占有关系、产业结构的层次演化，从而为制定产业结构的规划与优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产业结构理论一般包括：对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因素的研究，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对战略产业选择和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产业结构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应用性的研究等。

——产业组织。主要研究产业效益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侧重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的垄断竞争关系以及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再配置行为。该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难题，即产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之间竞争活力的冲突。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主要是由张伯伦、梅森、贝恩、谢勒等建立的，即著名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理论范式（又称SCP模式）。SCP模式奠定了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基础，以后各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SCP模式的继承或批判基础之上。

——产业关联。这一领域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产业部门相互提供中间产品所体现的各部门比例关系，以及中间产品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中的平衡关系。即产业之间中间投入和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这些主要由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解决。能很好地反映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这是产业关联理论区别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一个主要特征。产业关联理论还可以分析各相关产业的关联关系（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等），产业的波及效果（包括产业感应度和影响力、生产的最终依赖度以及就业和资本需求量）等。

——产业布局。主要研究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基本原理、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产业布局的指向性以及产业布局政策等。产业布局理论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也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业发展。主要研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发展周期、影响因素、产业转移、资源配置、发展政策等问题。对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决策部门根据产业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律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也有利于企业根据这些规律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

——产业政策。主要研究产业政策体系、动力，并分析产业政策执行的动态。从纵的方向来看包括产业政策调查（事前经济分析）、产业政策制定、产业政策实施方法、产业政策效果评估、产业政策效果反馈和产业政策修正等内容。从横的方向来看包括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从其作用特征来看包括秩序型（或称制度型）产业政策以及过程型（或称行为型）产业政策。

——“五力模型”。“五力模型”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80年代初提出，对企业战略制定产生全球性的深远影响。用于竞争战略的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客户的竞争环境。包括：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

在上述几大领域的研究中，产业经济综合运用案例研究、经济计量学和博弈论等诸多方法，以研究和解决产业运动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2）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使产业经济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既不同于区域经济，又与区域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区别表现在：一方面，区域经济着重研究社会最终产品在空间上的平衡与协调。产业经济则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平衡与协调关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注重和强调空间维的分析，从空间的角度入手对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产业经济则是将各部门作为整体，深入部门内部进行研究，探索其运行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两点区别正说明了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分析方法和具体理论上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采用博弈论等方法进行分析。其二，任何一个区域总是在特定的产业中生存和发展，区域经济也是由各个具体的产业构成，即大量经济活动都发生在产业领域。区域经济整体波动将影响产业经济发展，而产业发展将推动区域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关系是综合与专业、部分与整体、最终产品分析与中间产品分析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互相促进。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有助于搞好社会总供需的平衡，保证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注释[2]美国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区域分析——一种公共工程计划方法［M］．1943年，第401页．

第三节 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区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空间形式，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由于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资源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满足各自生产、生活方面的多种需求，提高经济效益，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就必然要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于是，在区域之间就产生了分工。

区际分工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各区域充分发挥资源、要素、区位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合理利用资源，推动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各区域的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

从区际分工的发展历史来看，区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分为垂直型分工、水平型分工和等级型分工。

——垂直型分工。它是指不同区域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分工。即不同生产阶段和不同生产水平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一般出现在落后国家或地区，它是依据各区域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如农业区域与工业区域的分工，东部与西部的分工。

——水平型分工。它是指不同产业部门或同一制造业的不同生产阶段、不同种类的产品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工。即生产水平基本相近的区域间的分工，可以分为部门内的水平分工和部门间的水平分工。

——等级型分工。即同一企业的总部与下属企业在区域间的分离。（2）扩大区际分工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区际分工不断扩大，新型区际分工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征。

一是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向水平型分工。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产品的生产，甚至开始向少数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在跨国公司加大对我国投资和产业转移速度的同时，我国政府和企业也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本国的优势产业。这将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进而影响到我国现有的区域分工格局。目前，在航天工业、数字电视工业、机器人制造业和部分生物技术工业（如生物制药）等领域，我国有可能同发达国家处于水平分工或亚水平分工状态。多数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无法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处于亚垂直分工的状态。而在国内，由于区域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承接国外转移产业的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各异，使得区域间原有的资源—加工型的垂直分工格局逐渐淡化，而以技术—劳动力型的水平分工格局将逐渐占据优势。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区际专业化分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垂直型分工为主向水平型分工为主乃至高水平的水平型分工转换。为了促进这一新型区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地区间的水平分工，并促使现有的垂直分工向更高层次推进。这就要求各区域依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沿海经济发达区域，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同时要逐步转移和扩散一些档次较低的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高耗能的加工工业，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资源优势和地区特色，在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具有资源优势的重化工业和轻纺工业，适当延伸产业链，提高加工深度和技术水平。在新的区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东部以其具有优势的技术要素（包括技术设备和劳动技能），而中西部则以其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要素参与全国的区际产业分工，从而形成技术—劳动力型的区际水平分工格局。此外，各区域在依靠区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按照平等交换、合理分工、发挥优势的原则，逐步建立地带间、省区间、城市间等多级区际分工体系，使区域经济有机耦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整体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协作，逐步建立开放的双循环的多级分工体系。

二是产业集群分工模式得到大力应用。在我国，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认识一直以来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用“支柱产业”来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在经济发展规划中确定所谓的地区支柱（主导）产业，从而导致支柱产业的重叠，阻碍了区域专门化分工的实现，而且各地“支柱产业”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企业集团，而忽视相关产业或支持产业的发展，这样就影响了支柱产业发展的效益和活力。实际上，区域的某个产业是由不同的联结点联结而成的价值链，不同产业的价值链在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的交错联结，又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的空间组织形式就是产业集群。在西方国家，产业集群式分布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而我国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我国产业的空间聚集主要采取的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模式，也就是把所有的产业或厂商集中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生产。如果这种聚集更多的是空间上的集中，企业或产业之间缺乏联系和专业化分工，难以形成产业之间的价值链，也就很难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尽管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还不成熟、不完善，但已出现了好的苗头，不少省市和地区的特色产业园区可以说是产业集群“雏形”，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从而使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将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发展。2. 加强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它的经济意义在于，区域之间通过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把分散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把潜在的经济活力激发出来，形成一种合作生产力。通过合作所获得的经济综合优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分散条件下所难以取得的。合作为分工提供了保障，使区域经济专业化能够存在和发展。通过合作可以冲破要素区际流动的种种障碍，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加强区际经济联系，形成区内和区际复杂的经济网络，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和协调能力。

区域合作有两种形式：一是区域之间存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关联而形成互补关系和相互依赖，因而需要通过相互合作才能满足各自的多方面需求，使经济发展获得一定的稳定性。二是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相关区域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或扩充优势，形成竞争力的合力，追求各自经济发展得更加稳定，规模更大。（1）国际区域合作的特点

国际区域合作始于欧共体成立，20世纪60年代形成第一次区域合作浪潮。90年代起，全球再次掀起新一轮区域合作浪潮。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是地位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到与多边贸易目标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且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大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主要世界大国对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心存疑虑，转而加大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关注和投入，美欧日成为主要驱动力量。如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APEC，欧盟的东扩，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建立多形式的自由贸易区等。

三是范围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合作正在突破地缘限制，非毗邻国家（或地区）的跨区域合作势头很猛。据世贸组织统计，跨区域经济合作已占拟议中的区域贸易协定的一半以上。一些贸易协定涵盖的领域和规则已逐渐超越世贸组织框架，扩展到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

四是合作程度各异。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交叉重叠，呈网络状发展。从经济一体化程度方面看，欧盟目前处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高境界，服务业完全开放，这是真正共同市场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北美自贸区处于较高阶段。东亚处于自贸合作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合作程度相对较低，但发展前景广阔。

五是合作板块成形。尽管存在数量众多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但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发生在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区块，区域经济合作正在重新划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地理界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大板块正在以不同方式向周边或邻近地区扩张。欧盟东扩、南下，主攻方向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积极建立欧盟—地中海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南扩，试图涵盖整个中、南美洲。东亚经济合作则不断向南太、南亚和西亚延伸。此外，还有非洲经济共同体。（2）我国区域合作的特点

为适应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大势，我国加强区域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佳选择之一，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合作动力发生变化。地区间经济联系程度的提高，既是区域合作的结果，又对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明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阶段，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跨区域企业联盟和并购推动的自下而上阶段。近年来，为适应明显增强的源于市场自下而上的要求和全国区域合作的发展形势，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推动区域合作的新动力，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上下结合的区域经济合作新阶段。总体来看，要素流动、区域协调和跨区域规划正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三大动力。

二是体现主体功能理念。各地围绕中心城市构建范围不等的各种形式的都市圈或新区，正成为地区发展和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外，许多省区都围绕省会城市确立了省内的城市群和新区，通过加强这些地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划，进一步提高要素和产业集聚程度，以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地带。同时，由于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地区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各地区更重视通过优化空间结构确立辖区内地区之间的主体功能互补，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3. 注重协调发展

理论研究表明，在分工基础上，在一国（特别是大国）范围内注重协调发展，对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国家整体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都有着深远意义。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开始工业化进程，从而也较早面临区域问题的考验。协调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也体现了区域发展的阶段性要求。（1）经济和社会的协调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大基本需求，也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发展的两大基本推动力量。现代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法律、文明等社会发展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中，社会因素已占到70%~80%。概括地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社会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根本目的。

从认识的转变上看，我国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视程度在逐步提高。从“六五”计划我国就开始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社会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愈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协调，强调实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十五”计划又进一步把“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把保护和改善居民发展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有机整体提出来，在认识上有更实质性的提升。

从发展目标的调整来看，无论是“十一五”规划还是近年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在目标制定上对改善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倾斜度和关注度都有明显提高。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一拓展，彰显出中国经济社会将朝着协调均衡可持续的更高层次发展。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那将是由粗转精的高质量增长，是中国经济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一大飞跃。

近年来，各地在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不仅努力增加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加强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引导，而且在积极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方面也作出不少有益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经济和生态的协调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是经济活动的载体，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自然资源和环境保障，而良性的经济发展又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生态危机的日益尖锐，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演变为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在正确认识两者关系基础上，国际社会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主张。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重要口号：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形成的相关决议，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从经济与生态相分离走向两者相结合的道路，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已经越来越超越国家、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

2008年底，联合国提出了“绿色新政”概念，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决定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变高碳经济模式为低碳经济模式，不仅是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以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和追求绿色生产总值为重点，我国把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为未来赢得更多的发展权利、更大的发展空间。（3）区域间的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国土辽阔国家的普遍现象。我国也不例外，地广人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情。目前东部地区在经历多年高增长之后面临产业转移与升级的抉择，而欠发达地区仍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的方向。“东富西贫、南强北弱”的差异状态仍较为突出。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大国能否成为强国，区域协调发展已是重要标志。

在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今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说，这是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基调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大幅度的财力倾斜，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重新展示活力，迈出坚实步伐。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一系列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作出的第三个重大战略决策，沉寂的中部爆发出火热的干劲。

2007年，十七大确认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所提出的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强调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明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是对区域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深化，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2009年，国家批复的区域经济规划数量比过去4年的总和还多，出台速度前所未有。这些规划的密集性出台，体现国家顺应市场发展规律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思路，指明国家在解决过密与过疏、老工业区与新发展区之间关系的政策性倾向。“十一五”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区域发展差距呈缩小之势。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出现了新变化，流动和转移的速度加快、领域拓宽、规模扩大、层次提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具有本地优势和竞争力较强的特色经济，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也有所改变。我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型，政策的着眼点已从东部、南部延伸到中部、西部、东北等地。

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其中，把区域协调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其列为未来五年十大任务之一，强调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明确提出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可以预见，“十二五”将是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产业布局更为完善的五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将呈现出崭新的格局。

第二章 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第一节 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三线建设的需要，基本上没有提出独立的省内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央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干预不断弱化，省域经济发展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在此大背景下，四川立足省情，因地制宜谋求发展，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大体分为六个阶段[1]。1. 成都、重庆“两点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前的1978年至1996年，成都、重庆是四川的两大经济中心，四川实行成都、重庆的“两点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成都作为省会城市，位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在铁路和公路取代水运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大背景下，特定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四川主要的交通枢纽和新兴的工业基地。历史文化积淀和良好的人居环境，使成都吸引了大批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聚集，成为四川的科技教育中心。

重庆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直辖市，位于长江上游。凭借长江黄金水道，重庆成为四川主要的水陆码头和最早的工业基地。抗战期间的企业内迁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重点项目的布局，进一步壮大了重庆的工业实力。

改革开放之初，四川十分重视成都、重庆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除了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点项目布局等方面对两市实行重点倾斜外，还在体制改革和开放搞活方面，给两市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以此带动全省经济加快发展。1983—1984年，重庆、成都分别获批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3年重庆被批准为全国首个计划单列市，获得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1年3月，国务院同时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成渝优势互补的“两点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成渝两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全省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1996年与1978年相比，成都和重庆经济总量在全省的比重，分别由19.5%和36.5%，提升为26.9%和41.9%。

重点发展成都、重庆的“两点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了两个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促进了省域内人口、产业、资本和技术向成渝两市的集中，成渝两市自身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成为四川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增长极核，带动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以后四川以及成渝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双核”型空间结构的基本构架。“两点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四川省域经济的极核型空间发展格局，因而在促进成渝两市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四川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尚处于空间极化阶段，省域空间结构由单个强大的中心城市与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和外围地区组成。重点发展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战略思路与全省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历程基本吻合。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省省委、省政府也曾提出过“依靠盆地，开发两翼”的区域经济战略思路。这里的两翼分别是指宝成铁路、成昆铁路以西和襄渝铁路、川黔铁路以东的两个区域，两翼之间的四川盆地则是全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依靠盆地，开发两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要以壮大盆地经济实力为重点，支援两翼的开发。这一战略思路第一次尝试从全省范围勾画四川的总体空间发展格局，但整个战略构想尚显粗略。2. “一线、两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开始显现。一方面，四川过去工业比较集中的几个地区，工业、商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发展很快，产业呈现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过去一些工业落后的地区，通过大办地方工业、集体工业、乡镇企业和街道工业，县域经济迅速崛起。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导下，省委、省政府从四川省情出发，制定了“发展县级（域）经济，先抓一条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从江油经成都到峨眉山一条线，把绵阳、德阳、广汉、成都、眉山、夹江等11个县市串联起来，形成四川中部的一条经济轴，大力加快发展和改革的步伐，并以此带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在发展“一条线”的同时，四川还提出了加快对攀西、川南两个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新兴工业城市，使攀西、川南成为四川的主要工业基地之一。攀枝花市是钒钛和钢铁基地，西昌市是全国卫星发射中心，都拥有一流的技术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对攀西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川南地区的自贡、泸州和宜宾等城市工业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四川重要的工业基地。“一线、两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四川境内构成掎角之势，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江油、成都和峨眉山“一条线”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已经注意到沿交通轴线形成的物质和人口的空间流动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一条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工业“沿铁路干线重要节点实施点轴布局”这一产业布局特征的进一步延续；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开始关注点、线空间要素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城镇节点、交通轴线对生产力布局和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开始受到重视。

1992年，“一条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当年，“一条线”上的绵阳、德阳、广汉、成都、眉山、夹江等11个市县区工业增长达到33%，乡镇企业产值增长1倍以上，财政收入增长38%，“一条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然而，由于“一条线”铁路沿线的市县除成都市以外，大多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加之空间距离长，轴线等级低，市县之间的经济活动难以形成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更难以形成规模性的人口、物资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因此，“一条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使沿线市县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但并没有沿交通轴线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从而导致“一条线”战略收效有限。2000年4月，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废止了五项有关“一条线”战略的文件，标志着这一战略的终止。（2）攀西和川南“两翼”地区“两翼”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四川要立足资源优势，通过培育新兴工业基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两翼”战略充分认识到了四川区域发展，需要立足其特有资源，才能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因此，攀西和川南地区的资源开发，也成为当时四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般而言，资源的开发是在一个地理域面上展开，资源的加工利用又要以城镇节点和交通轴线为依托进行跨区域流动。“两翼”战略在开发和利用攀西和川南资源方面战略思路还不够清晰，生产资料的开发和跨区域流动存在较大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翼”战略的顺利实施。3. “依托两市，发展两线，开发两翼，带动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995年，四川省省委省政府为了实现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实施了“依托两市，发展两线，开发两翼，带动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依托两市，发展两线，开发两翼，带动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对改革开发以来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系统总结和全面梳理。它使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得以形成，标志着四川区域发展的战略思路由单个考虑若干重点区域向整体谋划全局的转变，更加注重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更加明晰，宝成、成渝两条生产力布局最为集中的发展轴线得到进一步重视，发展成渝经济带的思路也略见雏形。

实践证明，产业带的形成必须以通勤流为特征的快速交通和大中城市节点为依托。但如前所述，由于在此时期成都和重庆两市尚处于空间集聚阶段，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大。除了“成都—德阳—绵阳”一线之外，“江油—峨眉山”、“成都—重庆”两线空间距离长达300~500公里。战略实施时两条铁路线还是尚未全部实现复线和电气化改造的常速轨道交通，轴线等级低，运费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很难沿交通轴线形成大流量、高密度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两线”上的大部分城镇节点规模过小、等级相近、分布较散、经济实力有限，其节点和中介作用难以发挥。加之攀西、川南两地资源开发空间指向宽泛，都难以促进产业沿线形成大规模的集聚。因此，“依托两市，发展两线，开发两翼，带动全省”战略实施成效并不突出，也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注重区域整体协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重点区域，强化了均衡发展。4. “一点、一圈、两片、三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997年3月，重庆市成为全国直辖城市，四川行政区划发生重大调整，成都成为四川唯一的超大中心城市。针对全省行政区划范围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省域经济活动空间的变化，1997年9月，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四川省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战略》，提出加强以成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圈建设，实施“依托一点，构建一圈，开发两片，扶持三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路。该战略的核心内容，即依托成都，加快成都平原经济圈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攀西和川南地区资源开发，使其成为四川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新兴工业基地，增强全省发展后劲；扶持、加快丘陵地区、盆周山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其中，以成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圈是省内经济建设的重点，其余地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战略指出，成都经济圈要在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城市建设等方面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好支撑、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四川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5. “成都平原和攀西两个重点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2000年5月，四川省省委省政府七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发展的意见》，意见在1997年的“依托一点，构建一圈，开发两片，扶持三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成都平原和攀西两个重点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实现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这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成都平原这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利的空间地域受到重视。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考虑了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且还考虑了城镇的集聚规模与发展水平。在强调省域内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发展特色经济的同时，提出通过加快成都平原和攀西两个重点地区的发展，带动丘陵地区、盆周山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成都平原地区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水平，发挥好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二是攀西地区发展速度要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重点抓好水电开发，提高特种钢生产水平，搞好钒钛、稀土综合利用，综合开发国土资源，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三是民族地区要加大扶持力度，突出抓好特色农牧业、生态工程、基础建设、旅游、优势矿产和水能资源开发，以发展教育为重点，加快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发展速度力争接近或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

四是丘陵地区、盆周山区要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提高商品粮、商品畜禽和水果等农产品的优质品率和加工深度；加大工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开发利用天然气等优势资源，发展饮料、食品、轻纺、化工、建材等特色产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拓劳务市场，扩大劳务输出。6. “五大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2006年，四川通过《四川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通过发展经济和人口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成都、川南、攀西、川东北、川西北五大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五大经济区的划分通过分类指导，明确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产业和城市的引导方向，体现了经济布局、人口分布、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的空间均衡原则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努力把成都建成西南地区“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二是促进攀枝花、绵阳、自贡和南充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向特大城市迈进。三是推动内江、泸州、宜宾、乐山、德阳、达州和遂宁建成大城市。四是坚持走集聚型城市发展之路，努力构建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及攀西城市群，发挥其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和带动作用。（1）成都经济区

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和资阳5市。

——发展思路。按照“城乡一体，率先跨越”的思路，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镇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技术实力较强的比较优势，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发挥在全省经济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

——基础设施。大力加强以城际铁路和成都地铁为重点的交通设施建设，以培育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体系建设，以城市污染治理为重点的环保设施建设，全面增强区域功能。

——特色产业。重点发展以发电设备、重型装备、工程机械和机车车辆为代表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核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以金融、物流、会展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以历史文化、商务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以都市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城市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成都市为中心，构建成都平原城市群，逐步建成四川乃至我国西部最强最大的经济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使之成为四川参与全国区域竞争的龙头和主体。（2）川南经济区

川南经济区包括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和乐山5市。

——发展思路。按照“产业整合、快速崛起”的思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和基础设施较完善的比较优势，以建设能源和重化工基地为主要方向，发展能源、化工、机械、建材、食品工业和特色农业、旅游业，使之成为四川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基础设施。大力加强以公路、铁路和水运为重点的交通设施建设，以长江上游水资源保护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以水电和煤炭为代表的能源产业，以化肥、甲醇、氯碱为代表的化学工业，以工程机械和大型锅炉为代表的重大装备，以名酒和茶叶为代表的饮料业，以差别化纤维和高档面料为主的化纤纺织工业，尽快建成四川重要的能源、化工、装备、化纤纺织工业、饮料业和旅游产业基地。

——城市发展。充分发挥宜宾、自贡、内江、泸州和乐山5个城市的作用，积极培育川南中心城市，构建川南城市群，在成渝经济区中快速崛起，成为四川又一重要的经济、人口密集区。（3）攀西经济区

攀西经济区包括攀枝花市、凉山州和雅安市3个市（州）。

——发展思路。按照“资源整合、高速增长”的思路，充分发挥独特的水能、矿产、生物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资源产业，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大力加强以交通和电网为重点的交通设施建设，以安宁河平原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干热河谷区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围绕优势资源开发，大力发展以水电为代表的能源产业，以钒、钛、稀土为代表的新材料，以轨梁、管材和板材为代表的精品钢材，以早熟蔬菜、亚热带水果、花卉和中药材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积极发展“阳光旅游”，逐步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新材料、精品钢材和亚热带农业基地。

——城市发展。依托攀枝花、西昌和雅安3市，合理、适度地集聚经济和人口，成为四川经济、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4）川东北经济区

川东北经济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安、巴中和广元6市。

——发展思路。按照“开发资源、培育产业”的思路，充分发挥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比较优势，积极培育和延伸天然气产业链，建成我国西部重要的天然气能源、化工基地。

——基础设施。大力加强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盆周山区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以化肥为代表的天然气化工，以丝麻纺织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以茶叶、中药材、食用菌、油橄榄、优质粮油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以红色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发挥毗邻重庆的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重庆市产业布局的衔接和协作。

——城市发展。依托南充、达州、遂宁、广安、巴中、广元等中心城市，加快城镇化步伐，积极构建川东北城市群，成为四川比较重要的经济、人口密集区。（5）川西北生态经济区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包括甘孜和阿坝2个州。

——发展思路。按照“保护生态、点状发展”的思路，根据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加大水能、旅游和矿产等优势资源合理开发的力度，改进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逐步建成特色鲜明、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生态经济区。

——基础设施。加强以公路和通信为重点的交通、通信设施建设，以教育、卫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生态经济。突出抓好天然林资源、天然湿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以观光、度假为主体的生态旅游，以水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以蔬菜、水果、中药材、草食牲畜为代表的生态农业和特色畜牧业。

——城镇发展。优选一批适宜发展的县城和重点镇，积极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加强小城镇、移民新村和牧民新村建设，有计划地逐步引导农牧民向县城和重点镇转移。注释[1]戴宾．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区域发展战略的回顾与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9．

第二节 发展现状

按照五大经济区的划分，五大经济区的资源承载能力、环境容量、开发强度和地理区位不同，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较大，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之间，甚至同一经济区内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1. 成都经济区发展现状

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和资阳5市。

成都经济区工业相对发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城镇分布密集，是辐射带动全省跨越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增长极。

200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约7102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9.4%；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490亿元，占全省的55.2%；工业增加值约2635亿元，占全省的42.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3003亿元，占全省的5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6229亿元，占全省的51.8%。成都经济区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所示。图2-1　“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年，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增速约为8.4%，2006—2009年，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二，“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分析，如图2-2所示。图2-2　“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长期保持在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50%左右。

第三，“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3所示。图2-3　“十一五”以来成都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年，成都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速约为7.4%，2006—2009年，成都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5%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四，成都经济区各市州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表2-1所示。

2009年，成都经济区各市州生产总值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分别是成都市和眉山市，相差403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成都市和资阳市，相差22 599元。

除成都市经济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外，成都经济区其他4个市州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如2009年，绵阳市生产总值超过眉山市约76%，德阳市人均生产总值超过资阳市约69%。表2-1　2009年成都经济区各市州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排名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 川南经济区发展现状

川南经济区包括自贡、宜宾、泸州、内江和乐山5市。

川南经济区拥有较丰富的水能、煤炭、盐卤等资源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镇相对密集，是全省整体发展水平仅次于成都经济区的重要经济区。

200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约3029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2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141亿元，占全省的15.9%；工业增加值约1557亿元，占全省的25.2%；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124亿元，占全省的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1669亿元，占全省的13.9%。川南经济区是成渝经济区的结合部，对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4所示。图2-4　“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年，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增速约为9%，2006—2009年，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二，“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分析，如图2-5所示。图2-5　“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川南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长期保持在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20%左右。

第三，“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6所示。图2-6　“十一五”以来川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川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7%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四，川南经济区各市州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表2-2所示。表2-2　2009年川南经济区各市州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排名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9年，从生产总值总量看，川南经济区各市州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生产总值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分别是宜宾市和自贡市，相差1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自贡市和泸州市，相差5665元。3. 攀西经济区发展现状

攀西经济区包括攀枝花市、凉山州和雅安市3个市（州）。

攀西经济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钒钛、稀土等资源，形成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交通主骨架，是全省开发潜力大、发展后劲足的经济区域。

200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约1291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95亿元，占全省的10.7%；工业增加值约584亿元，占全省的9.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25亿元，占全省的7.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1107亿元，占全省的9.2%。攀西经济区的最大优势是资源丰富，能为四川的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持。

第一，“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7所示。图2-7　“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7%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二，“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分析，如图2-8所示。图2-8　“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5年，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长期保持在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9%左右。

第三，“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9所示。图2-9　“十一五”以来攀西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攀西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四，攀西经济区各市州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表2-3所示。

2009年，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分别是凉山州和雅安市，相差38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攀枝花市和凉山州，相差22 255元。

从生产总值总量来看，攀西经济区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凉山州生产总值总量分别是雅安市、攀枝花市的2.6倍和1.5倍。但由于攀枝花市115万人口数量远低于凉山州的437万人，攀枝花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反而是凉山州人均生产总值的2.6倍，差距十分明显。表2-3　2009年攀西经济区各市州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排名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4. 川东北经济区发展现状

川东北经济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安、巴中和广元6市。

川东北经济区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农产品资源，人口密度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是全省急需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区域。

200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约2740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9.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92亿元，占全省的10.4%；工业增加值约942亿元，占全省的15.2%；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146亿元，占全省的19.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2376亿元，占全省的19.8%。川东北经济区的发展对缩小四川区域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0所示。图2-10　“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年，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增速约为8.7%，2006—2009年，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8%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二，“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分析，如图2-11所示。图2-11　“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9年，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长期保持在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19%左右。

第三，“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2所示。图2-12　“十一五”以来川东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年，川东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速约为7%，2006—2009年，川东北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7%以上的高速增长。

第四，川东北经济区各市州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表2-4所示。

2009年，川东北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分别是南充市和巴中市，相差44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广安市和巴中市，相差4592元。

从生产总值总量来看，川东北经济区的六个市州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南充市和达州市生产总值总量超过600亿元，广安市和遂宁市生产总值总量较为接近，广元市和巴中市生产总值总量则相对较低。从人均生产总值看，广安市、达州市、遂宁市和南充市比较接近，均超过10 000元，巴中市则差距明显，落后上述四个地区约45%~60%。表2-4　2009年川东北经济区各市州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排名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5.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现状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包括甘孜和阿坝2个州。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密度低，基础设施薄弱，是全省生态建设水环境保护和进行适度点状开发的生态经济区域。

200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约21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21亿元，占全省的2.4%；工业增加值约46亿元，占全省的0.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亿元，占全省的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511亿元，占全省的4.3%。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发展关系民族和谐，是建设生态四川的战略重点。

第一，“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3所示。

2005—2007年，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保持17%以上的高速增长。受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影响，阿坝州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当年生产总值增速仅为-7.8%。2009年，在灾后重建等因素刺激下，生产总值增速达到25.4%。图2-13　“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第二，“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分析，如图2-14所示。

图2-14　“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由于甘孜州和阿坝州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05—2009年，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长期只占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1.6%左右。

第三，“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5所示。图2-15　“十一五”以来川西北生态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5—2007年，川西北生态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9.5%以上的高速增长。受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影响，当年人均生产总值增速迅速下滑到-9.6%。2009年，人均生产总值增速恢复至24.4%。

第四，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各州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表2-5所示。表2-5　2009年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各州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排名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09年，从生产总值总量和人均生产总值来看，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阿坝州超过甘孜州分别约7亿元和1862元。由于两地均属于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两地经济发展水平都很落后，在全省21个市地州中分属最末两位。6. 五大经济区现状比较

第一，“十一五”以来五大经济区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6所示。图2-16　“十一五”以来五大经济区生产总值关系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在2005—2009年期间，成都经济区始终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区的增长速度。其中，2009年成都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是第二位川南经济区的2.3倍，是最末位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33.4倍，差距十分明显。

在五大经济区中，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发展速度大体相当，发展速度最慢的是川西北生态经济区。2008年，受“汶川”特大地震影响，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总量与上年相比，出现14.4亿元的负增长。

第二，“十一五”以来五大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变化分析，如图2-17所示。图2-17　“十一五”以来五大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关系图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五大经济区人均生产总值数据表明，攀西经济区在生产总值总量远低于成都、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区的情况下，由于人口总量偏少，人均生产总值反而高于其他经济区。其中，2009年攀西经济区生产总值为1291亿元，分别低于成都、川南、川东北经济区的7103亿元、3029亿元和2740亿元，而人均生产总值却分别高出1946元、5879元和11 527元。

第三节 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坚持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确立了相应的重点区域，以重点区域的发展带动和促进整个四川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一战略思路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充分体现了四川的省情。其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在当时都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四川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与这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在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1. 发展重点模糊

四川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中，成都重庆两市、成都平原地区、“江油—峨眉山”以及“成都—重庆”沿线、川南地区和攀西地区都曾作为重点区域加以培育开发，重点区域的范围涵盖了四川1/3以上的国土。重点区域太多、空间范围过大、开发时序不清，弱化了省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实现重点区域的超常规发展。省域经济也因缺乏增长极的引领和带动难以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另外，重点区域范围的界定实际上采用了按行政区划实施全覆盖的方法，使重点区域的空间范围过于宽泛，缺乏明确的空间指向性。

例如，攀西地区从矿产资源的分布与开发利用来看，主要集中在沿安宁河谷及成昆铁路一线，而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的范围包括了攀枝花和凉山州的全部行政区域，面积达到6.75万平方公里。川南地区的行政区域范围则达到4.7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大的区域范围内，如果不进一步明确空间开发的重点，必然导致战略实施缺乏具体的空间指向和规划引导。2. 忽视城市作用

四川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在省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但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看，却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与增长潜能，没有处理好空间节点与域面的关系。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更多的是在一个平面而非从大中城市节点上展开，区域发展缺乏以城市节点作为依托，产业集聚缺乏以城市作为有效的物质载体，难以形成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城市是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产业集中地，也是社会物质财富主要的创造地和聚集地。城市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高集聚和高效率使其成为工业、第三产业，特别是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最为理想的聚集地。因此，区域中的城市地域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能，资源配置效率高。作为非均衡发展的重点区域，首先应该指向具有一定集聚规模的大中城市，选择城市密度大、产业与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3. 缺乏群聚效应

现代区域发展史表明，具有发展活力与增长潜能的区域大多是城市发展水平高、分布密度大、空间聚合形态好的城市群地域。经过多年的重点培育，成都已经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形成了相当的集聚规模和较强的城市综合功能，具备了向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扩散辐射的潜能。在“九五”规划中，虽然四川提出了“依托一点，构建一圈”的战略思路，即以成都为中心，加快成都平原经济圈的建设，推动全省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对成都平原经济圈的认识，仍然局限于一个经济区的地域概念上，而不是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的空间组织形态。在如何依托成都，带动和促进成都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缺乏更为具体可行的战略举措。因此，作为西部地区也是省内最大中心城市的成都，尽管近年来处于不断迅速扩张的过程，却始终没有与周边城镇和区域形成更为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经济一体化程度低。成都平原经济圈，也因此缺乏内聚力和良好的增长机制。

同样，川南经济区的发展也受此因素影响较大。川南地区的区域优势，不仅体现在其拥有丰富的煤、硫、磷资源和业已形成的食品、化工、机械、建材等产业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空间形态发育较好的中等城市群落。因此，川南地区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区域概念，而且是一个高集聚性的多中心城市群概念。然而，在四川区域发展战略中，对川南地区的发展尽管提出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战略思路，但对川南地区拥有高集聚性城市群这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忽视了川南城市群体优势以及区域自组织机制的培育，在提高城市的集聚规模、强化城市群体之间的空间可达性、促进城市群体的分工协作与互补性等方面缺乏具体的战略构想。导致川南地区的城市整体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扩张缓慢，空间集聚与规模效率低，相邻城市缺乏分工协作，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经济活动的内聚力不强，整体竞争能力弱。

空间集聚发展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呈平面状的均衡推进，多数产业仍是主要集聚在自然地理条件好、承载力大、城镇发展水平高的强势区域，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实施空间集中化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区位条件优越、空间可达性强、基础设施好、城市功能完善、城镇空间聚合程度高的重点区域，培育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核和支撑主体。4. 发展差距较大“十五”以来，2009年与2000年相比，按各市州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比值计算的相对差距，基本没有变化。然而，由于不同地区发展的起点大不相同，按各市州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差额计算的绝对差距，却扩大了3.7倍。个别地区与全省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明显扩大，例如，巴中人均生产总值与全省平均水平比值，由2000年的0.49：1，进一步扩大为2009年的0.44：1。表2-6　2000年和2009年各市州人均生产总值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001）、《四川统计年鉴》（2010）5. 分工协作较差（1）区域经济合作差

全省虽然详细划分了五大经济区，但产业分工不明确。现有区域产业分工的形成，既有市场机制引导下形成的合理分工，也有受传统体制和行政分割影响导致的不合理分工；既有依托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也有因时代变迁而衰落的弱质产业。在四川“十一五”规划中，虽然明确提出了按五大经济区进行产业分工，但是五大经济区现有的产业分工，基本上建立在各市州产业分工基础上，是行政区产业分工的复制，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产业分工的局限。同时，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也暴露了在四川产业布局中，对自然灾害的破坏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2）社会协作度较低

2009年，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13 267家，实现工业增加值[2]6183亿元，创造利税总额1124亿元。但社会协作度仅约为74.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9个百分点。6. 资源环境约束

由于区域发展失衡，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加大了资源环境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自然资源约束

从经济角度而言，自然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始终不会改变，永远是稀缺的、有价的，它是生产函数的基本变量。自然资源的禀赋及供给情况决定了经济的增长路径，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天然地确定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边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资源的供给情况，寻求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例如，成都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布局过度密集，就受到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和水资源相对不足的约束。与此同时，在巴中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有力的产业支撑，自然资源也不能充分利用。（2）生态环境约束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但未能很好地做到以经济振兴促进环境整治，形成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没有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削弱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些河流水电站布局过度密集，影响生态环境。特别是阿坝工业大都布局在地震断裂带上，“5·12”汶川特大地震导致该州工业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注释[2]漆先望，温静，等．社会协作度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第四节 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并非治安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不同城市之间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都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加以区分和维护，户籍制度因此附加了重要的社会福利功能。当前，由于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资金存在巨大缺口，使进城农民不能顺利融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测算，要解决一个农民进城，大体需要人民币10万元左右。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延续至今，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和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2）资源价格扭曲

在资源补偿机制尚未健全的同时，水、电、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管制，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开发地与资源加工地的利益矛盾，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四川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为例，明显偏低的价格和税收税源相背离，导致天然气供求矛盾愈发突出。一方面，天然气产地为使短缺资源衍生的税收尽可能留在当地，竞相布局天然气化工项目；另一方面，现有用气企业的天然气短缺，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的城市燃气、工业燃气供应得不到应有的保证。目前，天然气已成为四川生产要素保障中突出的薄弱环节，严重影响了四川的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3）扶持方法缺陷

在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过程中，由于偏重弥补财政收支赤字和非生产性投入，缺乏税收激励和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无偿投入等措施。加之无法弥补平均投资回报的差距，难以吸引资本和企业大规模进入，以致经济不发达地区长期缺乏开拓财源的造血机制。（4）行政体制约束

由于成都和重庆分属省级和中央管理，两地的事权和财权有着较大差别，导致成渝经济区的合作存在不对等关系。例如在电力开发、天然气开发、军工发展等方面，都容易受外部性矛盾，即需要依赖中央协调解决的矛盾影响。2. 思想认识局限（1）忽视功能分区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经济区的发展容易忽视功能分区，竞相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偏重区域的经济功能，忽视环境承载容量和生态功能。在一些生态脆弱区进行高强度的工业化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2）忽视制度创新

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对产业分工和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研究较多，而对统一办事规则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研究较少，规章制度缺乏创新，降低了办事效率，增加了办事成本。（3）区划不尽合理

经济区划对流域联系、区位特征和经济流向重视不够，较多地囿于市级行政区划的限制。实践证明，五大经济区的划分存在较大的局限，已难以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三章 以主体功能区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生产力布局即生产布局，亦称生产力配置，指一国（或地区）的生产力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和组合。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区域经济能否实现协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节 生产力均衡布局利弊分析

生产力均衡布局，即生产力相对均衡配置在大多数地域，不同地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保持相对平衡。1. 理论依据

生产力均衡布局一度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方针，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理论依据，虽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但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西方经济学平衡发展理论的影响

平衡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低生产率），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但是一般区域通常不具备平衡发展的条件，欠发达区域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产业同时发展的雄厚资金，如果少量资金分散投放到所有产业，则区域内优势产业的投资得不到保证，不能获得好的效益，其他产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发达区域也由于其所处区位以及拥有的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劳动力等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不同产业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因而也需要优先保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投资，而不可能兼顾到各个产业的投资。所以平衡发展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平衡发展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更均衡的分配，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裂的条件，所以就这方面来说，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消灭也不是什么空想。”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成了平衡发展论者的理论依据。

苏联的一些经济学专家、经济地理学专家认为：产业分布规律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不同生产方式下，产业分布规律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产业分布就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的产业分布首先由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社会主义产业分布由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由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产业分布规律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业分布规律决然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区域间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域间经济发展必然是平衡的。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均衡分布生产力的设想，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照搬到生产力落后的产业分布实践中，必然会引起失误。2. 经济实践

由于工业的市场半径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主要通过工业布局的改变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受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的影响，为建设战略大后方和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国家显著加大了对内地工业的投入。（1）“一五”和“二五”初始布局

旧中国不多的工业设施，70%集中在沿海一带。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改变这一畸形布局。“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实际实施了150项。其中，106个民用工业项目，有50个布局在东北地区，有32个布局在中部地区；44个国防工业项目，有35个布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项目，努力改善工业布局。

以四川为例，“一五”实施的150项重点项目中，有5项布局在四川。全国694项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中，有17项布局在四川，投资比重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量的7.6%。“一五”期间四川工业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机械、电子和电力等部门，形成固定资产达38.6亿元，占当时全省固定资产总值的44.2%。“二五”期间到1964年，国家继续在四川加大工业投入，1958年开始建设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先后在成都、绵阳等地新建了21个电子工业骨干企业，并配套建设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所，初步形成了成都—绵阳电子工业基地和德阳机械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四川也利用本省的财力投资建设了一些小型工业项目，扩大了工业经济的规模。历史形成的自贡盐化工业基地和南充丝绸加工基地，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加上四川自身的努力，初步改变了四川工业薄弱的落后面貌。（3）三线建设奠定基础

根据中央关于“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从1965年到1978年期间，我国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四川因其地处内陆的地理区位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在毛泽东“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令下，先后有163个工矿企业、科研院所从上海、天津、哈尔滨等东部地区内迁到四川，123个军工企业陆续在四川新建，连同原材料、机电等配套企业，四川的三线企事业单位共达350个，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就有248个，职工总数达284万人。

国家在四川进行三线建设的重点是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项目。其中，共投资6.5亿元在绵阳等地新建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占全国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总额的25%。同时，为建设“小三线”和形成电子产品的地区配套，四川还发展了一批地方电子工业企业，在宝成铁路沿线初步形成了以基础电子元器件和重大电子装备制造为主，起点较高、配套较完善、布局相对集中的成（都）—绵（阳）—广（元）电子工业基地。至1978年，四川电子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增加到103个，拥有职工9.7万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0.2亿元，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2亿元。

与此同时，国家在四川布局了一系列重大装备制造业项目。内迁和新扩建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了包括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在内配套较完善的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包括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长江液压元器件厂在内配套完整、布局集中的工程机械制造业。除此之外，还内迁和新建了四川空分厂、四川空压厂、宁江机床厂、长征机床厂等38个企事业单位以及包括成都工程机械厂、成都柴油机厂、四川内燃机厂、四川旅行车厂、四川电器厂、江油矿机厂等在内的27个新扩建企业。大量军工企业和其他部门机械企业也陆续在四川布局兴建，使四川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等级较高、能力较大、初具规模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与辽宁、上海并列为中国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对四川机械工业的总投资达13.9亿元，占全国三线内迁机械工业总投资的14.7%，投资额居西南和西北各省之首。

在三线建设的14年期间，国家在四川共投入资金38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就达300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的1/8，国防军工投资的1/4。形成的固定资产近260亿元，占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60.2%。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机械、电子、军工、冶金、有色、建材、化工、能源等行业，在空间布局上相对集中，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同时考虑了技术研发能力的配备以及与产业化的结合，形成了若干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化制造基地。3. 主要功效

通过实施“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特别是三线建设，我国积极推进生产力均衡布局，取得了不可低估的重大成效。（1）改变工业布局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3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7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5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倍。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1/3。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56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得到较快发展，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 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原材料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西南铝加工厂等重点项目，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2）改善交通条件

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同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通过改变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对内地的下一步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3）缩小区域差距

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崛起，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明显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4）保障国家安全

在内地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地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形成了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三线建设显著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对增进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4）加快四川发展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四川受益极大。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1978年与1965年相比，四川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2%大幅上升至3.7%。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生产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竣工企业在川布局，四川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改变企业布局和军民结合为重点的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潜力得到较大发挥，为四川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显著加快了四川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率低于20%时，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在工业化率达到20%~40%时，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工业化率达到40%~60%时处于工业化中期，达到60%以上就进入工业化后期。改革开放前，四川和全国工业化化率的变化如表3-1所示。表3-1　改革开放前四川和全国工业化率的变化（%）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数据表明，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对加速四川的工业化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1978年与1965年相比，四川的工业化率提高了14.2个百分点。与全国工业化率的差距，也由13.8个百分点缩小到11.9个百分点。4. 存在问题

在充分肯定生产力均衡布局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正视生产力均衡布局带来的问题。（1）投资效益较低

一是配套条件较差。客观上由于四川的工业基础薄弱，主观上受“山、散、洞”的指导思想影响，最终形成“嵌入式”的生产布局。由于外界的生产配套条件较差，企业被迫追求“大而全”，严重制约社会协作。四川工业的社会协作度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三线建设的布局不无关系。

二是投资回报较低。由于协作配套条件差，加之一些企业远离城镇布局，迫使企业办社会，使投资回报明显偏低。三线建设基本完成的1978年，单位固定原值的利税率四川仅为13.6%，不仅比26.3%的[1]全国平均水平低近一半，也明显低于1965年的20.5%。（2）制约对外开放

一是运输成本较高。不沿海不靠边的地理区位，以及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四川对外交往的运输成本本来就相对较高。而均衡布局又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工业企业未依托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省内大中城市集约布局，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原燃材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成本。典型的如长城钢厂，几个分厂（实际是车间）彼此相隔几十公里，显著增加了内部运输成本。目前，四川工业单位总产值的运输成本，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50%。

二是对外开放滞后。企业分散均衡布局，既加大了运输成本，又不利于企业间开展社会协作。这些，对外贸出口和吸引外资都极为不利。2009年四川的出口依存度仅为6.8%，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强。与此同时，四川的省际贸易长期为负值，也与运输成本高和协作配套条件差导致市场竞争能力弱密切相关。注释[1]资料来源：《四川工业经济效益专辑1987》、《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8》。

第二节 生产力非均衡布局利弊分析

生产力非均衡布局，即生产力集约配置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域，不同地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1. 理论依据

面对均衡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和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非均衡发展理论应运而生。非均衡发展理论固然更多地以西方经济学为依据，但非均衡发展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2）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4）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

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该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

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7）邓小平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非均衡区域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涵。这一发展战略的实质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既包含着对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也强调未来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2. 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邓小平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1）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正式提出来的，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优先开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带后富”政策和中央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后，就开始酝酿选择优先开放和发展的地区。根据我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中央首先把东部沿海地带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展。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形成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与此同时，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开始专门制订地区发展战略。“六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沿海、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明确提出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和带动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把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到战略高度，为制定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七五”计划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以三大地带梯度推移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按照该计划，20世纪最后十几年国家投资重点首先集中于沿海地区。“七五”计划还要求沿海开放地带要着重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过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在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日趋酝酿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2）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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