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侯炳,吴乔生,谢丹丹
出版社：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志编纂通论试读：
前言
在2000多年的修志历程中，华夏先贤留下了8200余种11万余卷志书，占我国古籍的1/10；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方志编修热潮中，截至2014年4月19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时，首轮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5900多部，第二轮累计出版三级志书1400多部，部门志、专业志、行业志、专题志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4000多部，整理历代旧志2000多种。编纂如此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书，既铸就中华民族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更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精神财富。实践出真知。按理说，如此久远的方志编修活动必然催生蓬勃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成果的问世。然而，指导修志实务的方志学却迟至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方告肇始，仅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尔后，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以及方志编纂人员推出一批方志学专著，在首轮新志编修中仅方志编纂学专著便有三十余种，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对于推动我国方志的编修和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不过，首先，上述方志编纂专著主要讨论方志体例的继承创新、各级各类志书的编纂方法和写作技巧，而在方志行文规范、志书质量评价等若干领域尚存在研究空白或结构缺陷；有的论著由于作者缺乏修志实践，读来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有的修志专家所撰又因学力不敷、理论功底欠缺而存在诸多毛病。其次，除《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等个别例外，它们大都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颁布）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2008年印发）这两部重要文献所体现和催生的大量新鲜研究成果未能得到反映，最近十多年里出现在方志编纂领域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远比八九十年代丰富、深刻、成熟的方志编纂经验教训亟须做理论总结。而另一方面，目前方志学研究“视野不广，发掘欠深，往往局限于方志学本身发生发展之研究，而少开拓领域之念”（来新夏语），“尤其是随着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史志工作机构……变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从事方志理论研究的人才越来越少，方志学研究气氛有所淡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语），这种状况也呼唤志人提高理论修养，加强理论研究，推出新的专著。我们有幸躬逢依法修志的盛世，既有新方志观点、体例、内容、记述以及质量评价基本定型化、规范化的有利条件，又有两轮修志的实践经验，觉得很有必要编纂一部新方志编纂学专著，以发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近则为第二轮修志提供参考，远则为下一轮志书编纂服务。《新志编纂通论》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后新志编纂课题，分为4篇26章：修志基础篇的5章分别论述方志知识基础、志书义例基础和修志资料基础；编纂体例篇的8章在综述体例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述、记、志、传、图、表、附录和索引等体裁的内涵及其运用；行文规范篇的8章在概述方志行文的基础上，以志体表述、标题拟制、文字词语、语法逻辑、标点符号、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等7个专题系统阐发志书行文规范；组织管理篇的5章探讨志书编纂过程管理、修志组织发动、编修队伍建设、志稿审议与志书出版以及志书质量的科学评价。
本书聚焦社会主义时代新志编纂的通例通则，努力在前贤成果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完善、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比如，在方志“六字”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科研功能”，尝试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为中心这样一种全新的路径探讨新志体例，综合运用语言学、写作学、编辑学、出版管理学和方志学建构新志行文规范知识体系，以国家语言文字法规、现代汉语规范标准和出版物质量管理规范为依据建立志书质量评价量化体系，还在附录或正文中提供志书篇目、志书常用词表、培训教材提纲、大事记选编、志稿编写要求、志书行文规范、志稿审查验收和志书出版办法、志书编校差错认定规则、志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等工作文件示例以及序言、凡例、资料长编、大事记、索引、编后记等志书产品样本。总之，作者从为方志学学科建设和后续修志实践稍尽绵薄的愿望出发，将本书目标确定为：读者一册《新志编纂通论》在手，并且研读好、掌握好、落实好，就可以编纂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合格志书来，因此，努力将它打造成一部高起点、大视野、多学科知识融合而又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的新志编纂学专著。
本书使用了简称的概念如下：著者2013年11月11日初稿2014年5月1日定稿第1篇修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地方志书源于中华民族编修方志的优良传统，也得益于汗牛充栋的旧志。为了继承好先贤宝贵的编纂经验，避免走前人经历过的弯路，在这开篇中有必要简略地讨论志书得以顺利编纂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方志的知识基础、志书的义例基础和志稿的资料基础。方志基础知识指方志的起源与演变、方志类型和社会功能、方志文献性质和文献特征等，志书的义例基础涉及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和目标文本的继承发展，志稿的资料基础集中讨论志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资料长编的编写。其中，论述志义、志例等问题时，旨在讲清继承发展脉络，故着重于纵向的扒剔梳理。本篇共分五章：地方志书概说；观念继承发展；实务继承发展；资料搜集整理；资料长编编写。1地方志书概说
地方志书习称方志，是以特有体例综合记述一定区域内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志观则是方志基础学首要研究课题，也是决定方志编纂人员方志派别（地理派、历史派、史地两性派等）、方志理论和方志实践的核心理念和基础条件。本章主要讨论方志起源与演变、方志类型、方志社会功能、方志文献性质及其特征等问题。1.1 方志源流1.1.1 方志缘起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历史普遍认为已经有两三千年之久。然而关于方志的起源，业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刘纬毅等的《中国方志史》称，至少有17种起源说。［1］24我们无须参与这种争论，只是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做点介绍。《中国方志大辞典》认为主要有源于《周礼》说、源于《禹贡》［2］说和源于《越绝书》说，还有源于《山海经》、古舆图等说。《中国地方志辞典》介绍说，有的认为《周官》、《禹贡》、《山海经》等为方志起源；清洪亮则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范文澜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开方志之先例；朱士嘉主张始于汉唐；刘纬毅说最早的方志当推东汉初年的《南阳风俗传》；柳维本认为方志渊源为图经地理，《禹贡》首开方志先例；黄苇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和《华阳国志》均非方志源头，［3］374而是起源于战国。
其中，朱士嘉在《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指出：地方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据古书记载，周代已有负责掌管“四方之志”的职官外史，这“四方之志”就是诸侯国的历史，比如郑国的《郑志》、楚国的《梼杌》、齐国的《齐乘》。他认为，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与《尚书·禹贡》一样，对方志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班固的《汉书》则为日后地理志的编纂开创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全国性的区域志便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认为，方志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已有萌芽，《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已经具备方志的雏形，为这一时期的典型著作，而《越绝书》是流传至今最古的方志。
仓修良在《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中提出与上述二位学者不同的观点：《禹贡》、《山海经》是地理书，不是方志，而《周官》为托古所作，晋《乘》、鲁《春秋》、楚《梼杌》等地方史不具备地方志的内容广泛性和地方性的特色；地方志当起源于两汉之“地记”，如全国性的区域志《汉书·地理志》，光武帝诏撰的《南阳风俗传》及尔后产生的《三辅黄图》《三秦记》《巴郡图经》等为方志［4］23-67之雏形。李绍钦、任成章在《从方志源流看史志关系》一文中提出，方志始于魏晋、隋唐时期，开先河者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古代的“书、经、志、方志、春秋”皆史书的名称，到秦汉时期才开始以史名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对后世方志影响甚大，尤以《汉书·地理志》影响深远，故作者认定魏晋、隋唐为方志始创时期。
在地方志起源问题上之所以会有上述分歧，可能与人们对方志含义的理解各有侧重相关，历史派必称《周官》，地理派定举《禹贡》《山海经》，史地两性派则坚持《越绝书》说，等等。王德恒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论证道，史学对历代方志编纂产生过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但不能据此将《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与方志混为一体；《山海经》保存了上古社会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等丰富资料，《禹贡》以其全国性区域地理的记述对象和最早按行政区划编排的方式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决定它不能与地理书同源、同体；后世方志与古地图有传承关系，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方志源于古地图，其内容并非地图学科所能容纳；而从元代张铉、《四库全书总目》到当代方志专家主张的方志多源说，比较客观、真实地描述了方志起源问题，说明了方志的内容与形式是随着人们的社会需要而不断更新变化的现实，因此日渐为［5］1-9人们所接受，成为新时代方志研究中一种极为普遍的观点。其中，当代方志专家黄苇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方志渊源考辨》一文中即提出：“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和《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傅振伦在《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的《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也持方志源头多元说，并指出地理书是方志起源之一，舆图是方志起源之二，诸侯国别之书是方志起源之三。［1］351.1.2 方志历史演变
关于方志发展的阶段划分，也存在多种观点。
以王重民为代表的史志学家持四阶段说：第一阶段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主要代表作是《禹贡》《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等；第二阶段为公元1世纪—公元6世纪，主要代表作是《华阳国志》《隋书·经籍志》等；第三阶段为公元6世纪—公元12世纪，主要代表作是《沙州督都府图经》《西州督都府图经》《宋史·艺文志》《四明图经》等；第四阶段为公元12世纪—公元20世纪，主要代表作是元、明、清时代均有的《一统志》和元代的《九域志》、明代的《寰宇通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各种《通志》［6］《府志》《县志》和专记山水、古迹、寺庙的志书。
以董一博为代表的一些史志学家持五阶段说：第一阶段指宋以前，是地方志逐渐由“图经”演变为地方志的阶段；第二阶段指宋元时期，是地方志的体裁和形式日臻完备的阶段；第三阶段指明朝时期，是地方志进一步发展，地方志体系形成的阶段；第四阶段指清朝时期，地方志体系完全确立，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发展的全盛阶段；第五阶段指辛亥革命时期，地方志体系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而有了新的突
［7］破。
在《中国方志史》一书中，刘纬毅等将我国方志发展划分为九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三国，方志创始；第二个时期为两晋南北朝，地记盛行；第三个时期为隋唐五代，图经兴盛；第四个时期为宋朝，方志定型；第五个时期为元朝，方志拓展；第六个时期为明朝，方志循进；第七个时期为清朝，方志全盛；第八个时期为民国，方志嬗变；［1］37-410第九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方志大繁荣大发展。［5］77-143
文献的阶段划分，除将宋元合并为方志定型时期外，其他与《中国方志史》相同。1.2 方志类型
我国地方志书不仅数量上汗牛充栋，而且类型上多种多样，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这里的地方志书或方志指《条例》中规定的“资料性文献”，当然不可能包括梁滨久在《志书分类法》一文中［8］提到的“供专业人员使用的、专业性和学科性很强的一类志书”——《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江西动物志》《江西畜牧志》等，因为它们是仅用“志”的名称而不具志书体例的科学文献或学术著作。1.2.1 按地域划分
按照所记地域的不同，可以对旧志和新志统一加以区分。从地域角度划分旧志，可以分为十多个种类：（1）全国性政区志。全国性政区志是记述全国范围内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志书，也可以叫总志，历史上称一统志。我国现存最早的此类旧志当属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全书1200余字，内容极为简略。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西晋挚虞的《畿服经》、隋虞茂的《地域图志》、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在封建集权时代编纂的，才比较详尽和规范。而元代首创的一统志以及此后推出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清代三次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则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志书。（2）省志。通常称为通志，以一省为记述范围。元代以前，由于行政区划不统一，此类志书的名称各异。元和明时期，各省普遍编纂省志，清朝创修、重修省志之举更为普遍，且不乏名志问世，如阮元重修的《道光广东通志》、谢启昆重修的《嘉庆广西通志》和黄彭年三修的《康熙畿辅通志》。（3）府志。府是明清二代省以下的行政区划，编修志书极为普遍，如《济南府志》《永平府志》《台湾府志》《天津府志》等。民国时期废府，此类志书不再纂修。（4）州志。指以一州为记述范围的志书，如《蓟州志》《直隶易州志》《泰州志》等。但州的设置各历史时代多有不同，明清时期州隶属于府。（5）县志。以一县为记述范围的志书，如《永清县志》《天津县志》《青田县志》等。区域性方志还有厅志（清代多设于新开垦地区的政区，有直隶厅、厅、散厅之别）、军志、路志、道志、都邑志（城市志）、乡镇志、乡土志（清末蒙学教材，所记范围可从里直至省）、边关志和卫所志（记述边防要塞）、土司志、盐井志（专记盐井地方事物）等。
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的日趋多样化，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新志品种大有扩充，如省志增加了科学志（含社会科学志和科学技术志）、教育志、旅游志、著述志、自然环境志等各种部门志。1.2.2 按内容划分
按照记述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旧志划分为三类：（1）通记。有的文献亦称通志，但它并非省志的惯称“通志”。这里的通记是相对于专志、杂志而言的。按地域范围划分的旧志中，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都邑志、乡镇志、卫所志和土司志均属通记类。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具有明确的行政区划范围，而且所记述的内容大体上涵盖了一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通记具有记载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特点。例从略。（2）专志。指记述某一项事业或某一范围内事物的方志，如专记农业的叫农业志，专记交通的叫交通志，以及山志（《康熙盘龙山志》）、水志（《康熙趵突泉志》）、古迹志（《民国黄帝陵庙志》）、经籍志（《民国固安文献志》）、寺庙志（《乾隆少林寺志》）、风俗志、书院志、花卉志、衙署志、园林志等，均属专志范围。（3）杂志。一般为私人撰述的志书，多记一地掌故、传闻，形式比较灵活，内容比较庞杂，故名之为杂志，如民国时高凌雯的《志余随笔》、张焘的《津门杂记》、高德基的《平江记事》等。
从记述内容角度，新方志可划分为政区志和专志。政区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人物等情况的志书，内容涵盖十分广泛，主要指全国、省、市、县四级志书。专志多为一项事业、一个部门或一件事物而编纂，如《长白山志》《黄河志》《北京百花山志》等山水志，《三清山志》《明十三陵志》《北京胡同志》等著名的山、水、寺观、书院等风景名胜志，《北京志·人民生活志》《北京风物图志》等风土志；《江西省志·人物志》《江苏省科学技术志·人物卷》等人物志；《浙江地名简志》等地名志。新编专志还有：重大项目志，如《北京奥运会志》《上海世界博览会志》；重大事件志，如《汶川特大地震志》《南京援建志》等。1.2.3 按时间划分
按照记述的时间，可以将志书划分为通志和断代志。这里的时间是指志书的纪事年代。其中，通志记述上限不受时间限制，由事物发端之时记起。首轮新编地方志普遍是通志，但绝大多数未用“通志”名称，如《江西省志》《江西省科技志》；也有少量采用“通志”名称的，如《天津通志》《宁夏通志》等。断代志：记述上下限有明确时间限制。由于有首轮修志在先，我国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普遍是断代志，如续修《江西省志》原则上从1991年记至2010年。1.2.4 按载体划分
按照载体的形式，可以将方志划分为以下四类：（1）印刷型志书，即纸质图书。这是传统志书的载体形式，目前仍然是志书的主要载体类型。（2）机读型志书，即电子志书。目前，不少地方的方志馆都在尝试把纸本志书转换为电子志书，供读者上机浏览。（3）声像型志书，又称视听型志书或直感型志书。2012年3月6日出版发行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是我国首部影像志。它分27集的视听型系列片和纸质版图书两种形式，开创了我国传统志书与视听技术相结合［9］的先例。（4）网络型志书，即志书上网传播。武汉市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大型志书《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更采用了多种载体形式：前三卷《红楼卷》《红船卷》《红旗卷》为270万字的文字版，《红歌卷》为一大型组歌（声音），《红画卷》为一大型国画（图［10］像）。1.2.5 按性质划分
续修、补修、重修、创修等概念历来就存在含义“极其淆乱，初［11］无定规”的问题，第二轮修志中又出现讨论热潮，很有必要予以廓清。《规定》《若干意见》《质量规定》等文件以及第二轮修志实践，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先从一个插曲说起。
第二轮省志编修之始，某个地方志工作机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规定，断限为1978～2010年，目的是集中展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科技分志编辑室多次派员和行文反映，由于首轮志书记至1990年，续志以1978年为上限很不妥当。理由是：第一，首轮省志的质量好，并且已经记述至1990年，如果二轮重修1978～2000年这13年，就意味着否定首轮志书的质量。第二，重复记述13年的史料既造成严重浪费，不符合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又导致节目设置和内容衔接上的困难，还可能引起前后志书在版权、著作权、发明权等方面的纠纷。第三，由于篇幅的限制，重修13年必定会挤占后20年的记述空间，严重影响续志的整体质量。经过包括其他分志机构在内的共同努力，该机构最终同意续志原则上以1991年为上限。显然，这场风波是志界围绕第二轮志书应当续修、补修、重修或者创修而展开的讨论的一个缩影，而续修志书、补修志书、重修志书、创修志书等则是从性质角度对方志所做的划分。
第二轮、第三轮等志书编修应当续修、补修、重修还是创修，涉及厘清概念、正确适用和明确要求三个关键。
首先，必须厘清概念。正如来新夏在讨论第二轮修志的种种认识［12］时所表明的，只有在概念一致的前提下才能统一认识和做法。除其他特性外，概念必须具有单义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如果赋予一个术语多种界定，或者随意加入主观理解，那就无从达成共识。从本义上讲，续修是指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以前志的下限为新志的上限［3］482来编纂新时期的方志，其产品称为续修志书，简称续志。虽然补修、重修和创修迄无权威界定，但根据“补（取“补充、补足”义项）”、“重（取“重新”义项）”和“创（取“初次做”义项）”等词语的本义可以分别理解如下：补修就是对已有志书进行增补修订，其产品称为补修志书；重修就是对已有方志推倒重来，编纂一部全新的志书，其产品称为重修志书；创修就是围绕某一新的政区、行业或事物，首次编纂方志记述其发生发展，其产品称为创修志书。所谓“增修”大体就是补修的另一种说法。有人说续修就是“在旧志的基［13］41础上，接续旧志门类继续编纂新志”，前半句正确，后半句却把并非续修内涵的门类问题硬拽进来，容易造成混乱。有人把体例话［13］43题、通纪志断代志话题等硬拉进来，同样是自乱阵脚之举。
其次，必须正确适用模式。面临新一轮修志，如何在续修、补修、重修、创修等模式中做出选择呢？正如上文某省志以及天台、奉贤两［14］25-27县实例所示，如果前志质量合格，只能选择续修，必要时可增补事项，根本不必重修，更遑论创修。如果前志质量因故整体或部分未达到要求，可视情部分补修或整个重修。而港澳特区、汶川大地震、辛亥革命100年祭等新事物，则仅适合创修。上文某省科技志粮油章按重修13年的要求撰写的初稿共1.5万字，其中与前志重复的内容多达1.1万字，使后20年仅剩4000字左右。可见，主观重修只能招来恶果。据江西省统计，第二轮修志中，续修占90％以上，重修少［15］量，创修个别。
最后，必须明确各自要求。选择续修、补修、重修或者创修模式后，修志机构必须明确各自要求。补修、重修按正常的志书编纂规范实施，其成果或为通纪志，或为断代志，这取决于前志性质。创修志书肯定是溯及本源、统合古今的通纪志。续修志书属断代志，但编纂要求较特殊。有人总结为承接性、断代性和独立性；有人概括为做好与前志的承接、重点反映断限内新情况、充分反映本时段特点和注意内容构成的完整性等四项；有人认为要做好三方面努力：前志经验教［14］训的总结，继承、创新与务实相结合，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37-38而《质量规定》的要求简明扼要、切中肯綮：“续修志书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注意对前志的拾遗补缺、订讹正误。”具体而言，续修可以在篇目设置上做出调整，但要避免重复前志的大事记、建置沿革等，增补内容只能以“补遗”方式处理。南宋《玉峰续志》、元代《至正四明续志》以及新志中的续修《高安市志》等，均提供了范例。1.3 方志功能1.3.1 功能观演进
按照一般的说法，方志在我国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历史，经历从封建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数次嬗变整合而能长盛不衰，其魅力之源就在于方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功能。1.3.1.1 旧志功能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封建时代所编方志，业界习称为旧志。较早阐述志书功用的，当属晋代常璩。他在《华阳国志·序》中指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文［2］100-101献归纳旧志有三大功能，一是辅佐政治，二是有裨风教，［3］375三是保存历史资料；文献则总结为六个方面：补充史书资料，吸取施政经验，利于国计民生，方便税赋征收，因地制宜治理，教化善恶风气。史继忠认为，旧志在历史上发挥十种功用：（1）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2）周知利害，以立一代纲纪；（3）详审山川，以决攻守之略；（4）备载方物，以筹国计民生；（5）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6）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7）考核典章，以知政治兴坏；（8）著录政绩，以察官吏贤否；（9）彰善瘅［15］19恶，以禅社会风教；（10）广征诗文，以见文化升降。应当说，“十作用”说对旧志功能的概括已经相当全面系统了。据此，林衍经将旧志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辅佐之书”，有“资政”的作用；第二，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毒化人们的思想；第三，［15］19-20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为官僚、地主们树碑立传。此论对方志的正面作用似乎肯定得少了些。1.3.1.2 “六字”功能的形成
近代西学东渐，改造并促进了方志学的研究，民国时期基本完成传统方志学向现代方志学的嬗变，对于方志功能的认识亦有了新的视角。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方志有三种功能：一是存史功能，即保存史书中所摈弃的资料供学者研究；二是可激发热爱乡土观念，发挥精神感召作用；三是有利于培育地方学风、文化。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把方志的用途归纳为七个方面：保存正史等书不载的社会制度的隐微递嬗情况；保存正史未列而现在看来重要的历朝人物事迹；遗文佚事有赖于方志搜存；地方经济状况多见于方志；由建置兴废窥见文化升降轨迹；古迹、金石可补正史和文学的遗［12］367-368缺；氏族分合、门第兴衰可与他史互证。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主张方志应当具备四种功能：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3］375材料；旅行指南。寿鹏飞从方志即正史、吴宗慈从实用目的、金毓黻从存史和资治、王重民从为治国和科研提供丰富而珍贵资料方面，阐述了方志的功能。
20世纪70～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后期，均为方志功能探讨较为活跃的时期。关于新方志的功用，朱士嘉、邬烈勋、陈存广、李明等、史继忠、黄汝珍、张仲荧、姜豫明、胡良斌、孟新安、赵嘉禾等各陈己见，林衍经提出在“资治、存史、教化”之外再增加“兴利”功能，黄苇提倡八功能说：促进育人工作，促进社科研究，促进自科研究，利于查找人物资料，科研生产资料服务，繁荣文艺，服务经济建设，促进饮食文化和旅游发展。
近二十多年来的方志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方志功能表述用语是“存史、资治、教化”，当然，正如姜豫明的《发挥方志功能服务社会需要》一文所表明的，当今的论者已经赋予这六字功能以新的含［12］369-371义。有关六字功能的来历，《中国方志史》是这样介绍的：1982年10月，武汉市志办在《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纲要（草案）》中，在对同年5月举行的中南、西南九省地方志研究班和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会议上专家们的看法进行归纳、综合的基础上，率先提出“资治、教化、备查”的方志功能“六字说”。1983年3月在有关《中国地方史志通讯》问题的小型会议上征求意见时，市志办朱文尧接受董一博的建议，将“备查”改为“存史”。此后，概括准确、用语精当的“存史、资治、教化”六字说便流传开来。它既是对前人研究所得的综合、归纳和提炼，也融入了首轮修志者的实践探索。［1］368-3691.3.1.3 科研功能的确立“存史、资治、教化”六字说，比较理想地概括了新旧方志的社会功能，是值得修志者珍惜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成果。不过，在修志、读志、用志的过程中，在梳理过往志家所阐述的方志功能的时候，人们逐渐感到“六字说”尚未完全涵盖新方志的功能。于是，有人主张增加新说“以广方志之功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服务（经济）”、“科学研究的基础”、“开放外联的礼品”、“统一祖国的桥梁”以及“交流”、“警示”、“兴利”、“宣传”等，不一而足。上述各种说法，实际上大都包含在已有的“六字说”中，没有必要增加；真正需要增加的，应当是“科研功能”一说。国内外有识之士均认为，我国汗牛充栋的方志史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宝贵资源，构成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方志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知识信息、数据信息乃至真知灼见，它们是科研课题选择和研究方案拟订的定向要素；方志中反映的一国或一地的科技发展水平尤其是其总体水平，经由评价研究、比较研究、科研史研究等成为科研管理的依据所在。两轮志书的编纂实践也启示志人，北京市方志办编纂人员之所以要开展相关文献调研和实地调查并撰成长文《总税务司在北京》和《崇文［16］门税关识略》，《江西省科技志》撰稿专家之所以能发现宜春古天文台遗址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一系列科研活动并取得出色成果，也是旧方志中相关线索的提示、启发、激励的结果。
实际上，专家学者早就有科研功能的提法。民国时期，黎锦熙在其方志“四用”功能论中，即有“科学资源”之说。当代，则有王重［6］［17］68［14］371［18］211-212民、张守富、林衍经、刘柏修和刘斌、［19］354-356朱敏彦等许多论者在有关著述中明确阐述方志具有科学研究的功能，只是未能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而关于何谓科学研究，美国资源委员会是这样界定的：“研究工作是科学领域中的探索及其应用，包括已经产生知识的整理、统计，图表及其他数据的收集、编辑和分析研究工作。”从这一定义出发，科学研究包括科研工作者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和文献信息管理者所从事的知识整理、重组活动这样两种类型的智力劳动；前者属于信息向知识的原创性转换，后者属于信息向知识的重组性转换。知识的原创性生产旨在探索和认识事物的运动形态，发现新的知识、观点或理论，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重组性转换通过对原创性知识进行整理和重组，实现知识的代码化、有序化、集约化、浓缩化和系统化，为用户提供保存和扩散原创［20］性知识的信息服务。
综上所述，在方志社会功能中很有必要增加一项“科研功能”，这样，对方志功能的表述就更臻于概括准确、用语精当、系统全面了。1.3.2 新志社会功能
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主义新方志具备存史、资治、教化、科研四大社会功能。1.3.2.1 存史功能
存史功能是长期以来业界公认的志书功能，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项功能。然而有人提出，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三大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存史功能的退化，理由是“可以用简单快捷的电［21］脑来取代繁琐笨拙的地方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说法。正如方志类型一节所述，尽管志书的载体形式在不断增多和改进，但无论是纸本志书还是电子版、影像版和网络版志书，它们仍然是方志，其内容的功用是不会因为载体形态的演变而改变的。何况存史功能乃方志的基础性功能，资治、教化等功能完全建立在存史功能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存史功能是皮，其他功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与旧方志为后人保存大量被史书摒弃的珍贵史料一样，新方志统合古今，突出现实，以察今鉴古、学究天人的功能，在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史料库、地情库的重要作用。收录在地方志中的知识信息资源，其种类之多，方面之广，为任何丛书、类编或汇编所不及。从旧志整理成果看，章鸿剑的《古矿录》，地质部和北京图书馆的《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上海文管会的《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所的《方志物产》《方志综合资料》，国家气象局的《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史料》，范文澜、金毓黻的《中国地震年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中国地震资料汇编》《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资料汇编》等，其中绝大部分资料均取自地［22］303-304方志。我国著名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1959年组织力量，从全国8000多部地方志中搜集摘抄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方志综合资料》（120册）、《地方志分类资料》（120册15种）、《地方志物产》（449册）三大类，共689册，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新方志的存史价值，可以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开埠以来百余年，尚未做过全面系统的市情大调查。第一轮编纂130部专志、区志、县志，涉及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地情大摸底，积累和保存了大量有存史价值的地方文献。从综合性工业基地、新型金融机构、外贸出口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新方志用数亿文字记述了全市各区县、各行业的发展变化，其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19］351-352价值和现实价值。1.3.2.2 资治功能
地方志历来被称为辅政之书，而仓修良认为，方志的“资治”功能“并非仅指‘资政’，它既包含着政治，又包含着经济、文化诸方［4］210面”。毛泽东一向非常注重志书所载资料信息，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后阅读《兴国县志》，到瑞金后又利用《瑞金县志》，显然是看重志书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发展的作用。1958年3月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蜀本记》等志书，还曾倡议各地编修地方志书。这也说明志书对于党政领导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用20年时间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征引千余部方志，占全部资料来源的三分之一，涉及地理形势、水利、粮额、屯田、设官、边防、［3］700关隘等广泛的民生利害问题，足以说明旧志的资治功用是多方面的。
旧方志的资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维护私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对于新方志的资治功能，则应当赋予全方位的、广泛的内涵，即方志可帮助党和政府正确决策，促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朱镕基指出，编纂上海地方志，“对于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能起到非常好的参考和咨询的作用”，这也说明方志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仅以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上的参谋助手作用为例。在政治建设方面，利用方志有利于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地方情况，掌握地方信息、帮助科学决策以及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在经济建设方面，编纂地方志可展示规律、指点迷津、当好参谋、开发产品、参与建设、发展旅游、招商引资等。上海市在宝钢和上海石化总厂选址上用到的地情史料、设计地铁的路基走向上引用的地质地貌、南京西路商业街开发参考的历史沿革情况，均来自地方志书；杨浦区方志办为配合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一批调研报告、松江区方志办针对市政府建设新城决定而提出一城二貌建议、抗击非典期间上海志办和通志馆编写《上海防疫史鉴》《上海抗击非典实录》［19］352-359等文献，也得益于方志资料的利用。再看江西省的情况。国家批准的江西重点建设项目丰城电厂建设之初，中南电力设计院的勘测设计人员多次走访丰城市方志办，查阅不同年代的志书，从而掌握了有关地区的地理、水文、气象等历史资料，为电厂的勘测设计提供了保障。又如，2008年资溪县方志办应有关部门要求，从清同治九年出版的《泸溪县志》卷四物产篇的“造茶法附”中找到有关泸溪白茶制作方法的详细记载，从1997年出版的《资溪县志》中找到有关全县种茶的史料，所撰成的资溪种植白茶的完整历史资料，有力地促成资溪白茶于2011年5月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家、专家、学者运用方志所载资料对有关自然与社会问题及诸多学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编辑整理出一大批研究成果。由于新方志每20年一修，这种读志用志工作将永续开展下去，这对于辅助施政无疑是“功莫大焉”。比如，无锡县被称为华夏第一县，1985年的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46％，江苏的9.37％。新修《无锡县志·乡镇工业卷》分发展概况、结构、生产经营、管理、分配等章全面详尽地加以记述，对于后人认识先辈们在实［23］现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道路，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1.3.2.3 教化功能
教化功能包括教育人民和自我感化两层意思：为政者利用方志教育民众，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等；社会成员通过读志、传志、用志进行自我教育，见贤思齐，防腐拒变，完善自身的道德情操以及知识和技能结构。
作为“一方全史”，地方志是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干部作风教育和社会风气教育。［18］221-225比如，1987年上海市及其区县方志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知我上海，爱我上海”知识大奖赛，杨浦区方志办在“了解杨浦、热爱杨浦、振兴杨浦”教育活动中向96个市文明小区赠送区志等史料，闸北区方志办为配合学习型社区的创建向各居委会赠送区志和年鉴，黄浦区方志办运用方志资料深入学校、连队、街道、公园讲述外滩历史，宝山区方志办借助两次淞沪战争调查资料向民众揭露日军侵沪罪行，市、区（县）方志办向青少年宣传茅丽瑛、谢晋元、王孝和等抗日救亡、解放上海英烈的事迹，各区、县政府及其部门向海外华人、华侨及港澳台同胞赠送新编方志，这一切均成为开展爱国家爱上海爱家乡教育活动的生动教员、沟通内地与海外和港澳台的联系以及［19］356-360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纽带和桥梁。又如，续修《天台县志·杂记》第五章收录了20世纪50至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有代表性的墙头标语，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计民生和文化气息，对于今［24］后如何发挥墙头标语的宣传教化作用仍有参考价值。
新方志编修30余年里，江西省各级方志机构等编写了大量乡土教材和普及读物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乡土读物类有《话说南康》《宜春民俗》《江西禅宗史话》等，社会主义教育类有《井冈新貌》《动感丰城》《大山脊梁》等，爱国主义教育类有《江西铁路百年图志》《九江老照片》等，总计达数千种。由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些书籍在爱国爱省爱乡教育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又如，读者阅读续修《高安市志》卷二十八和卷二十九，一定会受到有关精神文明和社会生活的正能量的激励，而所记婚嫁、生育、年节、殡葬、时尚领域存在的旧观念以及“尊巫”、“乐斗”、赌博、［25］算命、看风水、卖淫嫖娼等陋习则足以引起社会公众的警觉。1.3.2.4 科研功能
方志的科研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可以为科研活动供给资源、为课题选择指引方向和为科研管理提供依据。
首先，方志为科研活动供给资源。研究人员、科研经费、仪器设备和文献资源是开展科研活动的基本条件，其中文献资源往往成为立论依据。据有关调研，科研课题任务的95％甚至99％可以通过文献检索获得解决，属于研究者个人独创的仅占1％～5％。这足以说明文献资源对于顺利完成科研任务有多重的分量。而占我国古籍1/10的方志广泛集纳数千年文明成果，成为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不仅国内科技专家和人文学者离不开这一宝库，而且不少国外专家也“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例如，美国施坚雅之所以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宁绍研究室，除了宁绍所占据的独特地理位置外，主要是他看中了这里拥有雄厚的方志资料基础，其中特别令人鼓舞的则［26］6是民国《鄞县通志》。大量事例充分证明了方志资源对科研所起的巨大作用。日本清水泰次编著《论明初苏州府的田租》《明代的田庄考》《明代户口册（黄册）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等，因充分利用我国大批地方志而获得考证慎密、论证有力的美誉；加藤繁编撰名著《中国经济史考证》时，仅第三卷便引用中国方志204种；顾炎武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1/3资料源于地方志；地理学家陈正祥撰写《中国文化地理》一书，查阅3000余种地方志。在自然科学领域，刘汝霖以及北京图书馆专家通过摘录方志资料向国务院“文献报矿”，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整理《关于太阳黑子的新见解》，李约瑟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均广泛参考和引用了［18］211-212方志资料。国家重点图书《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共32卷，2000多万字，同样调动了大量方志资源。
其次，方志为课题选择指引方向。避免重复选题，少走弯路，减少浪费，是科研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善用方志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做到这一点。虽然分散，但志书记载了不少科技活动及其成果，比如历朝历代的学术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都关心什么、研究什么、进展如何，提出了哪些问题，如此等等。这些资料可以使科研人员做到心中有数，从中发现值得研究和可以研究的课题，其后续科研活动就能站在新颖而又可行的基础上，收事半功倍之效。方志帮助专家学者选择科研课题的功用，对于确保他们耳聪目明、视野开阔，对于启迪思路、寻求合作、提高效率，均有很大作用。竺可桢选择气候变迁课题并撰成著名论著《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陈正祥瞄准地理学科并推出《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中国文化地理》等专著；方志“大用户”陈桥驿坦承“从五下年级起”读到《会稽志》等大量方志“或许就是我编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的原因”，而他选定地理学和骊学为研究方向，取得包括出版鸿篇巨制《水经注校释》在内的显赫成就，也源于方志的吸引、熏［26］3-4陶和启发。参加首轮《江西省科技志》编纂的栾杏丽，受明正德版《袁州府志》所记宜春谯楼近百字的启发，认为从影表、定南针以及室外双台看出，它不止是一座谯楼，而应当是一处天文台遗址，遂在省科技志办支持下申报了科研课题。经薄树人研究员实地考察和课题组历时两年的研究，该楼被确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时间工作天文台遗址。这一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史的内容，宜春［27］谯楼的保护级别亦从市级文物升格为国家级文物。可见，方志中保留的科技线索对于志书编纂过程中的专题研究也发挥着诱导、激励和导向的作用。
再次，方志为科研管理提供依据。方志通过丰富的科技活动资料和科学技术资料反映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尤其是整体科技水平，人们据此开展科技发展水平评价、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史、科技决策等研究，就可以为管理部门制订科研规划、政策措施等提供决策依据。例如，科技史研究专家从方志中了解和把握我国各个时期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历史状况和发展水平，发现、发明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进行地区间乃至国际科技水平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编著《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一书，堪称揭示方志在科技史研究中具有这种重要价值的典范。李约瑟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此书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我编著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精彩的提炼。”坦氏正是依靠李约瑟上述巨著提供的雄厚基础，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例如四大发明，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毒气、象棋、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他从我国丰富多彩的科技遗产中选择出在时间上或科学内容上位居世界第一的100个事例撰成是书，不仅恢复了这类世界纪录的本来面貌，而且有力地验证了近代科学技术体系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李约瑟和坦普尔这两位科技史学者的比较研究所依据［28］1-516的中文史料，又都主要来自我国地方志书。又如，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面对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非凡的发明创造能力、对自然的非凡洞察力，再审视近代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状况，人们都会提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古代中国人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近代中国却做不到仍然领先世界各国数百年？李约瑟从对浩如烟海的方志史料的钩沉扒剔以及与西方的对比研究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言以蔽之，“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28］4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此类研究结论，对于有关国家及其相关管理部门制订科技规划、政策措施等无疑是极有价值的。1.4 志书性质
在长期的修志过程中，业界对于方志文献性质做了许多阐述，形成了众多的观点。虽然2006年5月颁布的《条例》一锤定音，已经明确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但简单了解这一定义的前世今生，对于做好方志编纂工作还是十分必要的。1.4.1 明确属性的意义
方志文献属性既是方志学研究的首要课题，也是修志实践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连方志是一种怎样的书都不清楚，方志学何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呢？修志人员又怎样把握谋篇行文的尺度呢？
在方志发展史上，正因为对方志为何物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包括方志起源、代表作、代表人物、方志体例等一系列问题上，业界一直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在前一章中指出：在方志起源问题上，就有《周礼》说、《禹贡》说、《越绝书》说、《山海经》说、古舆图说、《南阳风俗传》说、多源头说等等；之所以会有上述分歧，可能与人们对方志含义的理解各有侧重有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