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国同命运：《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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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同命运：《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试读：

编辑说明

2013年是《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作为“瞻前顾后”系列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策划和组织编辑了这本纪念文集。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高校专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已经走过整整“一甲子”的《教学与研究》的办刊之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之探索道路，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建设、发展之探索道路一样，均非坦途，而是历经艰难和坎坷，几度曲折反复。《教学与研究》1953年创刊，在度过了比较辉煌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以后，于1964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迫休刊，一直到新时期之始的1979年才复刊，其间停办了14年。所以，我们言《教学与研究》有所谓60年的办刊史，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46年。而在这46年的办刊史上，《教学与研究》又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1953—1964年、1979—1987年），是承载着“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职责和功能。其间，还几度受教育部的委托，担当起直接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之指导和辅助刊物的特殊角色。在办刊定位上多次调整。但是，无论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包括内外环境如何变化，《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特色则是始终如一地坚守着，那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教学与研究》创刊60年，她所产生的最长远、最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主要是反映和体现在这一方面，积累和沉淀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

作为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一同栉风沐雨的一份学术刊物，60年的办刊之路，事实上也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和思想流变的简史。60年的百感沧桑过后，包括其间一度代“校刊”、代“学报”又回归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特性的大开大合，包括其间一度休刊又复刊的大起大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教学与研究》，在始终坚守其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的学术追求、学术传统、学术特色、学术风格、学术品位的历史积淀基础上，再次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创新求变的“战略机遇期”。

为了全面、系统、深入地回顾和总结《教学与研究》60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使其成为《教学与研究》未来前行之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特于2012年5月《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开辟了“我与《教学与研究》——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专栏，诚挚地邀请了在《教学与研究》60年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以各种关心、支持、帮助的有关主管领导和学术界、期刊界同仁，诚挚地邀请在《教学与研究》60年成长过程中与《教学与研究》发生过各种关系的编者、作者、读者，为我们赐稿并贡献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征文活动得到了方方面面的热烈响应，截至2013年第6期，共征集来并发表了25篇纪念文章。

现在，我们以此次征文为主体，辅之以1983年《教学与研究》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1993年《教学与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专题、2003年《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纪念专题，合编了这本纪念文集。同时为了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我们还特地收录了《教学与研究》第七任主编许征帆缅怀创刊主编王南的纪念文章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张腾霄为胡锡奎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纪念文章。

本纪念文集由《教学与研究》主编齐鹏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陈翔云、李文苓、孔伟、刘蔚然、敖华共同策划和编辑，编辑部主任李文苓总把关，敖华承担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其中的不当之处，自然由我们负责，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教学与研究》编辑部2013年5月

一、纪念创刊60周年征文

《教学与研究》：助力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现有的学术刊物中，能伴随共和国成长、完整见证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屈指可数，《教学与研究》便是其中之一。我是《教学与研究》的忠实读者、作者，自1987年留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以来，几乎每期必看、每篇必读，我自己认为有点新意的文章，也常借《教学与研究》面世。同时，我也是《教学与研究》的研究者，研究其刊物定位、用稿要求、不同时期刊发稿件的重点与取向，以“投其所好”。在《教学与研究》即将迎来创刊60周年之际，检阅其刊发的6000多篇文章，既可明晰其创办历程与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亦可明察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路向。一、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指导地位。《教学与研究》作为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在其创办过程中，秉承办刊宗旨、时代使命，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文本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具体观点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整体性审视；不仅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独立观察，也有对其思想的比较分析；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的诠释，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代价值的揭示。随着实践、认识与时代的发展，近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着力挖掘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中以往由于实践曲折、认识偏差、时代局限被遮蔽的内容，如市民社会理论、社会公平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等，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教学与研究》刊发了不少导读文章与专题研究文章，既推动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也引领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走向深入。《教学与研究》不仅倾力于马克思主义本源理论的研究，而且持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了大量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对其理论渊源、基本内容、内在结构、理论价值等分别进行研究，并论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之后，《教学与研究》又相继推出文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基础、战略思想和理论地位、指导意义和内在理论品质等，进行了具体分析。二、关注重大现实问题

当代中国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学术界回答和解决，理论关注现实是中国学术界应有的取向。《教学与研究》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文章。如20世纪50年代，对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80年代以来，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中国现阶段的贫富矛盾与城乡矛盾、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扩大内需、西部大开发、中国城市化道路、“三农”问题、网络公共领域、中国和平崛起、国家软实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先后发表大量文章进行求解。应当说，对于推动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教学与研究》贡献了思想和智慧。《教学与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不仅聚焦于国内，而且拓展至国外，对于国际社会出现的重大变革或战略调整同样倾注了研究热情。如20世纪50年代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60年代关注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资本输出；80年代关注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新思维、当代国际恐怖主义；90年代关注苏联东欧社会制度演变、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东南亚金融危机、科索沃危机。进入21世纪，《教学与研究》对国际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欧洲一体化、“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对外政策与霸权主义、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越南与古巴的改革举措等问题，都纳入了关注的对象和研究领域。这类文章的发表，既开阔了学术界思考中国问题的视野，也培养了学术界关注国际问题的兴趣。事实上，将国内和国际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更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三、推介国外学术前沿理论

当代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经历了从相对封闭到比较开放的过程，对国外学术前沿理论的引介也经历了从“清一色”到“满庭芳”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有不少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因此，《教学与研究》创刊之时，将“有计划地系统地介绍苏联先进经验”作为其主旨之一。为此，刊发了部分苏联专家的报告记录，译介了部分苏联专家的文章，担负了将苏联学术前沿理论引进国内的任务。《教学与研究》适应当时需要，设立“翻译学习”专栏，专门探讨一些俄文术语的翻译问题。为配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研究和使用，《教学与研究》开设“名词简释”专栏，对其中的主要名词按在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作出简要解释。可见，在推介苏联学术前沿理论方面，《教学与研究》费力不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教学与研究》在推介这些成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如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刊发文章，介绍当代欧美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方面的新趋势，评介国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各种学派的学术风貌与新进展，1980年刊发的《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亮相于国际学术界，《教学与研究》于1994年刊发《“文明冲突决定论”的偏误》一文，对“文明冲突论”的主旨与实质作出中肯分析，成为国内学术界率先评介“文明冲突论”的几家刊物之一。此外，90年代，《教学与研究》还关注了新女权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交往理论等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研究进展。进入21世纪，《教学与研究》对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推介力度加大。其刊发的文章，有的以人物为单元进行推介，如对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德里达、阿尔都塞、海德格尔、罗尔斯、鲍德里亚、吉登斯、拉克劳与墨菲、詹姆逊、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学者，刊发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其理论进行解读和研究；有的以理论为单元进行推介，如对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国际分工理论、西方增长理论、西方治理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等，分别刊发文章进行探讨，梳理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对其基本内容、理论价值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此外，《教学与研究》还译介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戴维·麦克莱伦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戴维·施韦卡特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及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与中国经验》、诺埃尔·E·博尔汀的《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等。这些译文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中外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教学与研究》推介西方学术前沿理论，既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话语、研究方法，也推动了国内学术界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变革，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四、开展学术争鸣

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教学与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争鸣的参与者、组织者，既参与了当代中国重大学术争论，也组织开展了一些具体问题的学术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史学界称之为“五朵金花”。在这场讨论和争鸣过程中，《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了《由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问题》、《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吗》、《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魏晋隋唐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等文章，直接参与了“五朵金花”论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参与讨论是学术界应尽的社会责任。1979年，《教学与研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刊发了《真理不能有阶级性》、《略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真理有阶级性不等于“阶级的真理”论》、《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等文章，促进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还刊发了系列推进学术界拨乱反正的文章，对“历史发展动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合二而一”等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

除参与国内重大学术争论外，《教学与研究》还组织开展了一些具体问题的学术讨论。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逻辑讨论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教学与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探讨逻辑问题的重要阵地。近年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理解的讨论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五、追踪学术动态

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及时掌握学术界研究动态，寻找研究的突破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为便于学术界了解研究动态，显现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教学与研究》刊发了大量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如20世纪60年代初集中推出一组文章，介绍学术界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无产阶级贫困化”、“否定之否定规律”、“认识和实践关系”、“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之后，随着学术讨论、学术研究成果的增多，《教学与研究》加大了刊发文献综述或述评的力度。有的以100年、60年、30年为时段进行学术回顾与总结，如《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60年来我国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拓展》、《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这种长时段的学术回顾，强化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感。当然，《教学与研究》更多地是以20年、10年、5年为周期进行学术追踪，如《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述评》、《近十年来国内劳动价值论研究综述》、《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近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向》等；甚至一度以1年为单位及时反映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如《96’关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进展》、《96’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概述》、《97’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新进展》、《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这类短时段的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紧扣学术热点，及时、准确地为学术界提供了相关信息，使不少研究者省去了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的时间，在中国期刊网尚未出现之前，这类文章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时，文献综述或述评文章，往往既有“述”也有“评”，既“瞻前”也“顾后”，为后续的研究者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拓展研究的方向。

学术会议是推动学术交流、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教学与研究》既是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起者、协办者、主办者，也是学术会议信息的传播者、发布者。60年来，《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大量介绍学术会议的综述文章，通过学术会议主题或讨论情况、主要观点的介绍，展示了最新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料积累，如果若干年后来写当代中国学术史，这些会议综述文章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会议的读者而言，会议综述文章能让他们仿佛置身会场，分享会议信息，感受会议氛围。对于部分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回的信息，《教学与研究》也予以刊发。如《“哈佛大学‘毛泽东再认识’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美国道德教育协会第29届年会”述评》等，使国内学者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国外的相关研究动态和信息。

此外，对于学术界出版的众多重要学术著作，《教学与研究》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推介，其中不少评论文章带有研究性、思想性，既传递了学术信息，也启发了读者思维。六、以教学促研究

与一般学术期刊不同，《教学与研究》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有几次大的调整，先后推出了“53方案”、“56方案”、“61方案”、“85方案”、“98方案”、“05方案”。在方案调整、实施过程中，《教学与研究》发挥了窗口作用。如20世纪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刊发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规范了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98方案”确立后，《教学与研究》刊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事实上，《教学与研究》已成为教育部（国家教委）发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信息的重要平台。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教学经验，《教学与研究》亦发表文章进行切磋或推介，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如20世纪50年代发表文章探讨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方法；60年代发表文章交流讲授“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的经验与体会。“98方案”实施后，《教学与研究》几乎就每门课程每一章的讲授进行了具体说明，有效地指导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05方案”确立后，《教学与研究》又刊发了研究各门课程教学的文章。如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史料选择、历史影像运用、专题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等问题，刊发文章进行探讨和分析，促进了“05方案”的实施。

围绕不同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点，《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既来源于教学，又能适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既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教学水平的提高，又推动了相关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以教学促研究，这是《教学与研究》学术影响力的延伸和体现。七、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表征，也是学术发展的依托。60年来，《教学与研究》在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建设方面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初，《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二级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党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学科、优势学科，中共党史研究及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一直是《教学与研究》关注的重点，刊发的文章数量颇多。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教学与研究》刊发了一组文章，集中探讨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体系、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的统一、学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统一，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话语、视野、理论、方法、评价标准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

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后，各二级学科如何建设与发展，学术界一度比较迷茫。《教学与研究》适时推出系列文章，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如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内容和重点、学科体系和结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与课程设置、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有助于学术界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路。八、培育学术新人与学者群体

学术新人的培育与学者群体的形成，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主体力量。《教学与研究》既注意推成果，也着眼育人才。创刊50周年时，著名学者陈先达教授有感而发，道出他第一篇文章《张东荪哲学思想批判》发表在《教学与研究》。处女作的发表，对于一个学者的成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现在已无法考证哪些学者的处女作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但从《教学与研究》刊发硕士生、博士生文章之力，可见其扶植、培育学术新人的良苦用心。同时，《教学与研究》刊发的文章，成为不少学者获取学术进步、产生和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支撑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学与研究》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教学与研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者群体。

60年，放置于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份学术刊物而言，经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之后仍能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特色、学术风格、学术品位并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殊为不易。近60年过去了，《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编辑数度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其一以贯之的至高至崇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声誉。如今，《教学与研究》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名片，成为中国学术界、期刊界的金字招牌。祝愿下一个60年，《教学与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的丛林中继续独树一帜，枝繁叶茂，在引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

成功之道：明确的办刊方针和准确的学术定位——我在《教学与研究》当主编的一点切身体会

主持编辑部工作之后，就发现各位同仁一直为杂志的定位而苦恼。众所周知，杂志的编者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杂志学术地位、学术影响、理论深度，包括其转载率、引证率、学术界的口碑、相关部门的评价；二是杂志的发行量。前者涉及名，而后者涉及利。要真正做到“名利双收”，是非常困难的。只注重普及性的文章，发行量会大一些，但在学术界、理论界就会没有地位，一些知名专家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也不愿意把好文章放在这里发表。而如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发行量则有可能上不去。为此，编辑部经常就有关问题进行研讨，乃至激烈的争论，还广泛听取读者、作者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举行了一些专题探讨的座谈会，请不同方面的作者、读者出主意、想办法。

记得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座谈会，就受到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一些知名的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都出乎意外地应邀参会，杂志当时的主管、主办部门的负责人也到场指导。从与会者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和对杂志寄予的厚望，可以看出杂志在学术界和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我个人而言，这也确实是对杂志的一次再认识。一方面，为有幸成为这样一份杂志的主编而自豪，同时又感到继往开来，继续办好杂志的责任重大。编辑部的同仁以年轻人为主，多数人对这本杂志的传统缺乏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走访杂志的老编辑，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以上的工作，我们了解到这本杂志曾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直接主办的少数理论性杂志之一，其地位比较特殊，有过非常辉煌的发展时期，但我们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本杂志正面临着转型。过去那种比较特殊的地位、待遇和辉煌已不可能再现。它由具有比较特殊地位、特殊身份、特定资源的杂志转变为一本“普通”的杂志，面临着同类的或者相类似杂志的激烈竞争和挑战。作为编者，特别是主编，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应对挑战，尽快实现杂志的转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次令人难忘的座谈会，是在北京郊区举办的。那是春暖花开、桃红柳绿的美好季节。与会的主要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会上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为办好杂志出了不少的好点子，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会议休息期间，作者与编者一起漫步在溪流边、花树下，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饱览着令人陶醉的春光美景，共同探讨办刊的思路和繁荣学术的举措，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经过反复的研讨和深入的思考，编辑部在以下几个问题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第一，明确了本刊为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综合理论刊物。也就是说，杂志应办成高水平的大型马克思主义综合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都是本刊涉及的主要领域。而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主要的发行范围，应该是我国高校，同时兼顾各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党政实际工作部门。杂志要力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的重要阵地。这无疑是《教学与研究》的优良传统和特色、优势。坚持这一传统和特色，杂志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办刊方针。事实上，由于我们坚持了这一办刊的方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其转载率、引证率一直名列前茅。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把自己的最好文章放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并将《教学与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平台。

第二，明确了本刊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直接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教学与研究》既注重研究，更注重教学。准确地说，是力求围绕着教学进行学术研究，而教学的主要领域是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兄弟杂志相比，《教学与研究》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依托教学、服务于教学。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一个明确的领域，相对稳定的教学队伍和教学对象，从而保障了《教学与研究》相对稳定的发行量。这是其他兄弟刊物所不具备的条件。当然，为教学服务，还有服务好坏的问题。服务得好，人家才读你的杂志、订你的杂志。否则，就没人愿意读，没人愿意订。这一思想明确了，我们就在为教学服务方面下大力气。每当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调整和改革时，我们就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调整、改革的情况和指导思想进行权威的解读。每当新的“教学大纲”颁布，我们就请相关的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以帮助任课教师正确地理解和落实新的教学大纲。每当一门新的课程开设，我们就请相关教材的编写人员就教材的主要宗旨、要求进行必要的说明，并请名师专家逐章地撰写辅导材料。杂志还开辟了“教学难点解析”专栏，专门解决老师和同学在教学中遇到的难题。

忆往，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那就是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集体去天津参加研讨会。会议由《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联合主办。天津的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踊跃参加了讨论会，会上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为搞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办好《教学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和建议形成文字，陆续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几年过去了，会议的活跃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为了贴近教学第一线，我们还和一些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问题举行研讨会，并请一些对此有专门研究、体会较深的教师撰写文章在《教学与研究》上刊登，其中包括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的文章。由于几年来一直坚持这样做，使杂志深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同时，也保障了杂志的稳定发行量。作为编者，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教学与研究》的根基所在。绝对不能因为过分地强调所谓的“学术性”、“前沿性”而动摇这个根基。

第三，明确了本刊需要与时俱进，拓宽领域，突出学术性与前沿性。随着新世纪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尤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以便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学术研讨。应该说《教学与研究》完全具备承担这一高端学术交流平台的条件。如果刊物只停留在一般性为教学服务的定位上，那么就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也辜负了相关作者和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教学与研究》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必须拓宽领域，提高自身的学术性和前沿性，争取把相关领域最好的文章吸引过来，发表出去，服务于读者。这一时期，我们除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为主体，还积极拓展了杂志涉及的学术领域。例如，根据教学的需要，加大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专门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策划撰写了系列文章，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我们加大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使之成为杂志的新的增长点，使杂志的内容和涵盖领域更加饱满充实。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当然，新增的内容并没有挤占原有内容的版面，因为我们适时地根据需要扩大了版面。尽管由于没有增加编辑力量，而使编辑的工作量大量增加，但各位同仁丝毫没有怨言。回忆起往事，至今仍对各位同仁的支持与配合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激之情。

要保证杂志的学术性和前沿性，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和良性机制。我们努力吸引一流学者把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投给《教学与研究》。而由于各领域的一流学者陆续在本刊上发表文章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效应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一流学者就会以在本刊上发表文章而自豪。与此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各个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积极推出他们的研究力作。我们努力做到把文章的学术水平和质量放在第一位，不以知名度的大小论“英雄”，从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好文章。

为了突出学术性和前沿性，我们加大了策划的力度，其中包括整个编辑部的年度策划、半年策划和每个编辑的个人策划。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些专门的栏目和重点专题文章，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为了扩大《教学与研究》的影响，我们还同一些教学和学术机构联合主办了学术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内十余家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和举办了中国国际问题论坛，《教学与研究》同新浪网等一起作为支持媒体参与了论坛的工作。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战略”，第二届的主题是“多边外交与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两届论坛的主要会议论文和学术综述均在《教学与研究》上集中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和强烈反响。其中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同时，《教学与研究》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学者论坛、国际政治青年学者论坛等联合举办了几次学术研讨会，并在《教学与研究》上为其开辟了学术专栏，专门发表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仅文章得到广泛的好评，而且通过这一举措把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稳固地吸引到杂志的周围。从而使杂志的作者队伍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壮大。《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既是一个能够编出好文章、办出好杂志的战斗集体，又是一个大家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的大家庭。大家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这里既有激烈的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也有工作分歧，唯独没有钩心斗角、互相拆台，因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由于我出任主编期间，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工作较为繁忙，一些本来应由我处理的事情却落在了编辑部同仁的肩上，她们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给我以很大的关心、支持与帮助。每当我带着教学和学院工作的疲劳走进编辑部的时候，都有一种温馨的、令人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几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依然难以忘怀。（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

我与《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共同体”——《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有感

我和《教学与研究》的初次接触，是在1987年左右。那时我还只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当时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刚刚兴起，一时缺乏合适的教材。《教学与研究》为此开辟专栏，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连载了由高鸿业、吴易风教授合写的西方经济学讲义，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想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便致函杂志社，专门购买了刊登这些讲义的各期杂志。

高鸿业、吴易风教授合写的这些讲义，后来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教材的特点，是在每章讲义的最后附有一节批判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即坚持批判地、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经济理论，而不是盲目照搬或迷信。当时我并没有料到，刊载了这些讲义的《教学与研究》会和自己的学术生涯发生持久而密切的关系，对我在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向《教学与研究》投稿，是在2000年。当时我从英国访学归来不久，刚刚译完曼德尔的名著《权力与货币》。我抽暇研究了吴易风教授在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吴易风教授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和自己研读马克思时形成的印象十分契合。但吴易风教授说出了我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却没有能力系统地表达的思想。我从内心里赞同吴易风教授的下述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概念模型，也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而不是后来流行的两概念模型；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不只是生产关系；第三，透过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研究了资源配置问题，并且由于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中纳入了生产关系的影响，故而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分析。这些观点在今天已广为人知晓，并成为当下政治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在研究了吴易风教授的文章后，我曾就相同主题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文中，一方面对吴易风教授的上述观点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也就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提出应避免对这三者的关系做决定论的解释，为人的选择留下适当的位置。今天看来，我所参与的这一讨论，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转型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以往纯粹考据式的研究不同，以吴易风教授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也重视对文本的诠释，却在问题意识上实现了重大转换——判断一种观点优劣的首要标准，在于它能否扩大被传统教科书人为缩小了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力。恢复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地位，而不是如传统教科书那样，把生产方式仅仅视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恰恰有助于达到这样的目的。一般而言，也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才能在日益多元化的话语环境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

除上述问题之外，这一时期我还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文。这篇论文概括地表达了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2001年）里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理论和企业理论，这样一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就没有获得一个足够完整的理论说明。后来，参照演化经济学的表达，我将问题的提法改换为，如何阐明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制度联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没有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始终没能回答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理论的断层；换言之，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资本主义部分）无法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一个真正的理论论证。

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在《教学与研究》几代编辑的帮助下，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取得了在马克思主义学界崭露头角的机会。与此同时，通过为许多青年学者提供思想发表的平台，《教学与研究》也贯彻了它的宗旨，即将自身塑造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刊物，历时60年而不衰。在南京大学确定的CSSCI来源期刊当中，《教学与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代表性刊物，近年来一直居于同类期刊的前列。

近年来，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趋于转暖的标志，各种学术争论明显地增多了。《教学与研究》也介入了一些争论，策划和刊发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争鸣文章。2000年前后，国内学界曾有过一次围绕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参与这次讨论的人数众多，积累的文献数量也十分可观。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次争论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背景，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太多。其中围绕“成正比”问题的争论，是在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独到贡献。“成正比”理论的出发点，是对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里总是创造相同价值这一传统命题的反思。“成正比”理论假设，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有可能提高，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前述命题就可进一步拓展，同一单位时间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2010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专门就“成正比”问题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会上出现了面红耳赤的激烈争论。为了进一步促进对此问题的研究，推动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教学与研究》从2011年夏天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刊登了7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引起了政治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次我没有直接为《教学与研究》撰写文章，但这场争论却和我脱不了干系。一方面是因为我参与了这组文章的约稿和策划，另一方面，我在2005年以来的若干文章里提出的观点，在争论中也成为商榷或辩护的对象。在刊发的这组文章中，虽然不乏纯粹学术观点的交锋，但也可以察觉到在类似争鸣中常见的“火气”。为了引导争论，避免出现国内学术界常有的偏离学术批评本身，动辄“上纲上线”的偏向，《教学与研究》的编辑动了不少脑筋。从总体上看，《教学与研究》刊发这一批文章是成功的，它鼓励了在基础理论上进行的创新，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派化。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近年来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要实现“四化”，即现代化、学派化、数学化和国际化。就推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而言，我想特别提一件事，即2010年7月，《教学与研究》刊载了由我组织研究生们翻译的日本学者置盐信雄论利润率下降的文章。置盐信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提出的观点，日后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并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置盐定理”。2002年前后，我趁着去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从《神户大学经济评论》（英文版）复印了这篇文章。文章翻译出来后，并未直接投给《教学与研究》，而是先给了另一家杂志。孰料后者嫌文章篇幅过长，不愿意采纳，结果错失了一次刊发经典作品的机会。当译稿在《教学与研究》登载时，我受编辑的委托写了一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近年来，国内数理政治经济学界对价值转型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置盐定理’以及相关争论却一直乏人问津。我们组织翻译此文，旨在唤起学术界同仁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借以推动国内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均衡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置盐的论文刊发后没过太久，在国内其他杂志上就出现了国内学者撰写的研究“置盐定理”的论文。

近年来，《教学与研究》杂志社还时常与国内学术单位合作，共同举办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其中也包括与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合作举办的两次会议。第一次是2009年夏天与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联袂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课程改革研讨会”，来自全国40多家单位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另一次是2012年春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袂举办的名为“《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西会上，还有一位来自哲学界的专家莅会，他就是清华大学的韩立新教授。韩立新教授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专家，能读马克思的德文手稿，我和他的熟识，也和《教学与研究》相关。2011年，我们俩曾一起受邀参加了《教学与研究》与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高层论坛”。砥砺思想的研讨和远至伊犁河谷的旅行，让我们彼此对各自的学术观点增添了许多了解。此后，一有机会我便邀请他参加政治经济学界的会议，以鼓励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在江西研讨会上，韩立新教授介绍了他从生态主义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诠释。他的文章刺激了我要对相关问题展开一番研究的蛰伏已久的愿望。我立即与参会的另两位学者马艳教授和冯金华教授相商，要携手合作搞一次理论的“联合生产”。类似这样的思想沟通和学术实践，是在围绕着《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共同体”本是管理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种促进集体学习的无形而实在的组织。在这个共同体里，彼此间既是私人情感中的密友，又是学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这般亲密而又催人奋进的精神氛围的营造，是和这份年届六旬的期刊以及它的守护者们的辛劳分不开的。（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7期）

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二三事

我肯定不是给《教学与研究》投稿最多的作者，但绝对是与《教学与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作者之一。我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割不断的不解情缘。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哲学系资料室工作。当时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做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追踪工作，譬如做一些资料卡片、写一些内部的研究综述等。

1989年底，当时该杂志的哲学编辑周蔚华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综述。在那个时代，实践唯物主义是整个哲学界的“显学”，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又是国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引领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发展路向。对于一个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接受这一任务，既兴奋又引以为豪。很快，我就利用工作之便，将资料室里的杂志翻了个遍，写出了“当前实践范畴讨论情况综述”（1990年第2期）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刊登在《教学与研究》上，是我的幸运。

没想到这篇处女作竟改变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论文发表后不久，一位日本教授突然到资料室造访。他就是东京都立商科短期大学的山口勇先生，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访学。他会讲一些中文，跟我谈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并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肖前、黄楠森、高清海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尽自己可能，边写边比划着对他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受民主德国的影响，也曾讨论过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末了，先生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学。那个时代到海外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当时自己压根儿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发展情况，但机会难得，于是就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建议，于1992年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那里是日本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一发展机遇，是我当初写作这篇论文时决然没有预想到的。

留学日本并没有隔断我与《教学与研究》的联系，相反由于这一经历使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机缘。这跟著名的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以及《教学与研究》的资深编辑王学敏老师有关。朱先生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是研究亚当·斯密、李斯特和《资本论》的专家。2009年4月23日，我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日本对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一文，没想到引起朱先生的注意和重视。朱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并约我到他家里畅谈。先生对我很关照，将他在“东京一高”（东京帝国大学预科，战前日本的“秀才班”）的旗帜送给我，勉励我做好马克思的研究。后来我又带日本学者到先生家拜访过一次，也曾通过电话聆听过先生的教诲。2012年3月，我突然接到王学敏老师的一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先生已经在2011年11月初去世，而那时我正在日本访学。王老师提到朱先生的家人决定要将朱先生的一部分著作赠给我，并说朱先生生前也有此意。我一方面万分感激，感谢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厚爱；另一方面又有些惭愧和不安，恐辜负了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不敢接受。在电话中，我才得知王老师竟然是朱先生的儿媳，而且是通过陈翔云找到我的。后来，我又到了朱先生的家，与王老师一起缅怀了朱先生，顺便聊起了《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事。正是《教学与研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纽带，我才能继承朱先生的一部分宝贵的藏书。

说起来惭愧，我第二次在《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是梁树发老师做主编的时候。距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20年。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教学与研究》写论文，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总觉得自己的选题跟《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及其学术风格不太相符，或者觉得写出的论文达不到杂志的要求。加上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上述关系，一旦自己的稿子不合适，会难为了编辑，这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来，反倒不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2010年，我终于有了一个跟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选题：《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上）》（2011年第1期），于是就斗胆交给了孔伟编辑，所幸被采纳。也算延续了20年前所建立起的那份缘分。

写到这里，我很想谈谈《教学与研究》现任的编辑们。与一般的杂志编辑部不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除了主编以外，其他的4位编辑李文苓、陈翔云、孔伟、刘蔚然都是女性。她们不仅敬业，富有合作精神，而且个个都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活泼。我与她们的结识，也有着某些缘分。

李文苓是我最早认识的。我初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人文楼（原资料楼）的7层，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8层。碰巧的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正好在资料室的头上。当时，资料室的阅览室靠近北侧的楼梯，我常在那里看书，开着门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文苓的笑声。2011年与编辑部一块儿到新疆开会，我发现文苓还是那样，爽快且爱笑。

孔伟是自己的学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4级”的，我是“83级”的。尽管认识孔伟要比文苓早，但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2005年以后。那时，我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经常能见到她，因此和她聊得也最多。她不仅为人正直，而且也很仗义。我经常很自豪地向圈里的人表明，她是我的学妹；而她也在很多场合坚定地支持我，认同我这个学兄。我总觉得应该写好稿子给她，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她对我的帮助。

陈翔云是负责经济学方面的稿件。早闻其大名，但接触得不多。不过，随着从2011年开始因孟捷的原因，自己参加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的增多，我对她的了解才多了起来。翔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细心而又善于照顾人，看似柔弱，但偶尔也有惊人之举。据说审稿相当严格，我现正在苦学政治经济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向她投稿。

与刘蔚然的相识更是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亲切感”，但怎么想也没能想起在哪里见到过她。直到2009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经人提醒，才恍然忆起与她竟然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虽然，她在《教学与研究》主要是负责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栏目，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毕竟也使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又多了一份机缘。

一位学术前辈曾开玩笑式地“告诫”我，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有“贵人相助”。通过《教学与研究》，我至少遇到了两位这样的贵人：山口先生和朱先生，他们与我素昧平生，但都对我慷慨相助。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多以追逐私人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现实主义至上”的浮躁社会里，能遇到这样的“贵人”实在是自己的幸运。

当然，我本人就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没有这一前提是不可能有此幸运的。但是，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教学与研究》给我带来的学术发展机遇却是其他杂志所无法比拟的。这固然可以归结为偶然因素，但谁又能彻底否认这其中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7期）

我与《教学与研究》60年的学术交往

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是1952年毕业的，而《教学与研究》则创刊于1953年。因此，可以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60年来，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特殊年代外，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与《教学与研究》发生着联系。既是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

20世纪50年代，国内高校偏重于理论研究和教学指导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很少。所以，《教学与研究》一直是国内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非常重视的一个学术园地，并始终有党中央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该刊发表研究心得，既有与教学实践直接有关的，也有理论研究性的论文，还有一些新书评介和名词解释类的短文。粗略统计，我用实名和笔名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有45篇左右。另外，与多人合写以“计斋”署名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约22篇以上。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1955年9月到1957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为配合全国高校和社会各界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需要，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徐禾同志牵头，我和庄次彭、李宗正等多人参加，组成编写小组，按照教科书的章节顺序，编写“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徐禾同志将别人写的词条交我修改后由他审定，以“计斋”的名义连载。还以“教学与研究丛书”的名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个分册的小册子，发行量很大。如第一分册在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时发行量达30余万册，5月又第二次加印了35万余册。1959年第二版又印发了20余万册。“名词简释”的编写、刊发和出版的过程，反映着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出版后，国内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热潮。“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成为最主要的学习辅导材料，需求量大。但在1958年我们停止了编写工作。其直接背景是：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进一步批评“反冒进风”“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另外，《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和11月13日的社论中，先后提出了农业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重提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苏星同志根据宋涛同志的提议，组织我们部分教师开始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重点是社会主义部分，以每章一分册的形式作为内部用书出版，从而停止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的编写工作。

1958年11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建议并带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又热起来。1959年，徐禾同志因病住院，《教学与研究》又要续登“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我当时下放至北京丰台区看丹农场劳动，利用假日撰写了几篇社会主义部分的词条，于1959年以实名在该刊分几期刊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修订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第二版，并新出版第六分册关于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1959年，中苏两党在理论认识上的思想分歧开始公开化。党中央又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同志，掀起“反右倾”运动。在此背景下，全国各省市主要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纷纷自己编写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也就不再出版发行了。

我借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叙述一下这件事的历史过程，主要是想给读者一个交代：“计斋”是何许人？为什么“名词简释”停而复出、出而复停？为什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热而冷、冷而热、又完全冷，几经反复？从《教学与研究》刊载“政治经济学名词简释”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分册的过程，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气候的发展变化。

我与《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交往，主要是在理论研究性和教学辅导性文章的发表方面。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喜欢找问题，追根溯源，独立思考。20世纪50年代前期，迷信苏联教科书，以为它们讲的都是正确的理论知识。尤其对由斯大林直接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是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在全国展开学习。我当时作为青年教师，认为该教科书有些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于是，我写了三篇小文章，分别发表在三家刊物上。一篇发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4期上，题目是《固定资本周转的快慢对利润率有无影响？》，针对苏联教科书认为固定资本周转的快慢会影响利润率的高低，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资本论》的说明，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创造的，可变资本周转越快，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越高，从而年利润率也越高。固定资本周转快慢，并不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多少和利润率的高低，只是固定资本所占比例越大，资本有机构成越高，会使利润率越低。这与固定资本周转快慢是不同的两回事。苏联教科书的新版中，也改了过来，放弃了原来的说法。另两篇文章，一篇是《货币有没有阶级性？》，发表于《新建设》1958年3月号。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版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列格里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认为货币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另一篇是《关于抽象劳动的问题》，发表于《读书月报》1957年第1期，不赞同苏联和国内有关教材中认为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的观点。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一般不再讲货币具有阶级性、抽象劳动只是商品经济范畴一类的话语了。这里所涉及的虽然是属于概念性和枝节性的小问题，但可以以小看大。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迷信权威和“权威性”教科书。也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更值得回顾的是：60年来，《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论文内容的演变及其选择和取舍，也反映着新中国政治发展之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反映着新中国理论与学术研究之社会环境和发展路径的变迁。就从本人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的文章来看，也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看出新中国理论研究发展路径的变化。

1959年底出版的《教学与研究》，刊发了我的《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的几点体会》，是对教科书的辅导性的文章，是配合当时的学习需要。再者，斯大林在世时，按照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不能讲社会主义还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等范畴。这一限制，在“后斯大林时代”逐步解禁。我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否应用的问题》一文，否定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问题。1955年，新中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起来，出现了土地报酬和地租理论的关系问题，国内学界在研究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教学与研究》也发表了几篇争论性的文章。王南同志当时任《教学与研究》主编，他自己在该刊1956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初级农业社的土地报酬不是地租，是社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的李新同志不赞同王南的观点。他找宋涛同志，建议组织讨论。经陈秋梅和我并有宁玉山、赵之农四人共同研究后，由陈秋梅和我执笔，四人署名，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认为土地报酬也是一种地租形态，既有级差地租，也有绝对地租。认为不能将这两种地租看做是资本主义范畴。王南同志请孟氧同志参与讨论。章奇顺与孟氧同志合作在同一刊物的1956年第12期发表《关于初级社地租与土地报酬问题的理论探讨》一文，支持王南的观点，认为绝对地租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土地报酬的支付是相互的，“是互助合作关系”，“是互利的”，这“是决定性的事物的主流”。因此，我又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关于初级社的地租和土地报酬问题》，与章奇顺、孟氧同志进行争鸣。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与陈秋梅同志合写的。他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只由我一人署名。陈秋梅同志是一位有才华、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人品也很好的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期被迫害致死！思之痛惜！我说明这点，也是对他的一点纪念之情。后来，孟氧、章奇顺二同志又写了与我争鸣的文章送《教学与研究》，可惜在“反右”运动中他二人因在相互交流中讲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被划为另类，陷入灾难之渊，论文也难以发表了。顺便讲一下，上述三篇有关初级农业合作社土地报酬问题的讨论文章，被收入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半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一书中。事先没有征求作者同意，我是在书店中看到后买了一本，保存至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教学与研究》复刊。1979年以来，我又在这个园地发表了大小文章30余篇。针对过去极左时期将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错解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定断为过渡时期，我在《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加以澄清。20世纪80年代，学界展开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本人先后在《教学与研究》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两点看法》和《按劳分配理论问题探索》两篇文章，参与讨论。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宣部组织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学习讨论《资本论》第二卷，我发表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基本内容》一文。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本人在《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另外，结合各个时期学界关注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本人在《教学与研究》又发表了一些阐释自己学术思考和见解的文章，如《诚信缺失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论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的地位和前途问题》、《文化产业市场化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理论轨迹》等。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本人也在该刊发表了多篇论文。

以上罗列这些具体情况，有“开杂货铺”之嫌，我是想以此说明几点：第一，我作为《教学与研究》的读者与作者，60年来，除了特殊年代外，一直与其保持着一种近距离的学术交往关系。我在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中，有些什么思考，《教学与研究》、《经济学动态》是我首选的发表园地。第二，从《教学与研究》所发表的我的文章可以看出，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的论述，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重视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不同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第三，《教学与研究》既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又海纳百川，贯彻“双百”方针，宽容不同观点的讨论。除上述初级农业社的土地报酬讨论外，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我提出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提出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的公式G—W—G′作为代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总公式或一般公式，值得斟酌。认为它并不能代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再者，商业资本总是卖价高于买价，总是贱买贵卖，所以G—W—G′并不存在难解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问题。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因而笔者主张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可以不讲。《教学与研究》刊出本人的论文后，一位教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又连续发表两篇论文进行辩驳。对这种本本主义的批评，我不会认同。《教学与研究》为本人提供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而进行学术争鸣的平台，也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宽容、宽松发展的园地。

最后，我讲一个与《教学与研究》有关的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位博士生2011年毕业，到北京某大学一个学院应聘。她发表了不少论文，但该院院长问她：你在《教学与研究》发表过论文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过你的文章没有？她如实回答说没有。该院长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所以当时她没有被录用。她回来后向我讲述了此事，认为一定要争取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一篇论文。后来果真发了一篇，该博士生现已如愿到那所大学当教师了。（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

机会与空间——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故事

我喜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从1997年起，我向《教学与研究》投了九次稿。这份刊物给我的研究事业增添了新的机会，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成长台阶，增添新机。对这样一份由著名学府主办的高水准的学术刊物，我心存敬畏。1997年，还只是助理研究员的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还被全文转载，增添了做好研究的信心，在心理方面迈过了“畏怯”这道坎。2000年第2期发表的《“两个飞跃”：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获得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机会。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中有一个叫《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选题，当时我还只是副研究员，此前也没有申报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按一般的经验只能申报一般项目，承担重点项目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我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通知时，发现被批准为重点项目，喜出望外，感觉是天上掉馅饼，曾想是否弄错了。2004年3月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中央国家机关重点项目检查和调研会，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会上，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沙健孙教授说，该选题重要、所设计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新、有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还特别提到对邓小平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有过研究，所以评审组将申报的一般项目改为重点项目。此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郭德宏教授见到我时，特别叮嘱要把这个项目做好。这些都让我感受到全国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对该项目寄予的厚望。鉴此，我不敢懈怠，非常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静心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到24个省进行走村入户式调研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第一手调查资料，从“三农”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资源在工农两个部门的配置与“三农”政策选择等方面展开了新的学术探讨，尝试性地解“三农”政策之演变、析“三农”理论之创新、探“三农”发展之路径、究“三农”决策之动因，在此基础上揭“三农”趋势之指向、献“三农”问题之对策。非常幸运的是，项目的最终成果《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2009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之一，2010年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指引方向，成就新篇。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这块“水桶理论”中的短板，引发了较多的学术讨论。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自2004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连续将解决好“三农”问题锁定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2007年，编辑部的李文苓老师敏锐地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梳理和阐释的选题，并约我撰写。这样，当年第9期发表了《“三农”政策突破与理论创新——9个中央1号文件的重大突破》。该文指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三农”政策上实现了转折性突破。20世纪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行放活政策和市场取向改革，重塑农村经营主体并为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根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两个趋向”论断，新世纪初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向“三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以改善“三农”发展的政策环境。认识突破与理论创新不仅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实现政策突破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将积极影响未来“三农”事业的发展。基于对“中央一号文件”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2008年初，地处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在策划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时，提出了《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出版选题，知道我写过这样的文章，就向我约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我和长期的合作伙伴，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为己任，精诚合作，在11月正式出版该书，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献上了自己的礼物。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之一、增补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还入选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如果没有编辑部老师的指引，或许也就没有承担《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写作的机会，由此所获得的研究进展及其荣誉也就无从说起了。

良好合作，发挥时效。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学术探讨的新要求。根据自己的积累，很快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与政策突破》。该文第一部分提出，“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三农”问题新的政策目标，是解决“三农”问题新的战略选择，是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的根本举措。第二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五个方面的政策目标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做出系统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特别需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起平等的就业政策和培育壮大产业组织上实现新的突破。因为长期与《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老师合作，结下了友谊，交流沟通也就很方便，考虑到这篇文章有很强的时效性，首先想到了向该刊投稿，而且也得到及时发表（2006年第1期）。我不敢说这篇文章有很多创新或突破，但确实是第一时间段的学术讨论文章，因而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据中国知网（CNKI）统计，该文被引用63次。

高位平台，效力彰显。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九篇文章，有六篇被全文转载，两篇被摘转。2010年第4期发表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政策》一文，是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于2009年所承担的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托课题“新中国60年来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的部分成果。该文提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应以工农、城乡协调和融合发展、结构的协同转换为政策目标。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农村是“双刃剑”，可以解决农村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也有可能使农民沦为工商资本的雇用而弱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将雪中送炭、携小扶弱政策与组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可以很好地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城乡财政体制一元化、对农民进一步赋予土地权益而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向农民的转移性支付、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强化以税惠农的政策等方面进行改进，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在资源配置上，需要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工农、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的制度。这年12月17日，中央某部门将其摘成约五千字的材料，以内部刊物形式报送，次日中央领导同志将其批转有关部门参阅。在这份刊物上所发表文章被转、被引、被决策机关关注，尽显其效力。

在《教学与研究》创办60周年之际，将我与她的故事写出来，以示感激和祝贺，也告诉同行者，她也是你的机会和空间！（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9期）

学术梦想放飞的地方——我和《教学与研究》的特殊情缘

从自然生命来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学术生命来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在从北京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了10年农民之后，我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届“七七级”大学生；1979年，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2年，我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的首届博士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最早的哲学博士……

多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个学术梦、哲学梦、中国梦，就是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哲学创新、理论创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块铺路石子。《教学与研究》正是我开始放飞这一学术梦想的地方，从1984年开始，我与她结下了28年的特殊情缘，真是一言难尽……

那是1984年5月的一天，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交上了刚刚完成的一篇习作《列宁〈哲学笔记本〉的科学价值》。当时接待我的是王箴禹同志，他老成持重，虽素不相识，却很热情。

稿子交上去了，我内心还是忐忑不安的。我当时还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而且只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又从来没有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过什么东西，远不像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

这篇稿子，虽说只有8000字左右，却凝聚了我近20年学习的心得体会。196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读书时，我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对列宁著作特别喜欢，可谓情有独钟。非常凑巧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小学语文教育的母亲高惠莹，买了一本1960年版的精装本的列宁《哲学笔记》；这本书成了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但感到像“天书”一样，很难看懂。我不由得萌发一个念头，有朝一日一定要解开这个迷，让人们读懂这部“天书”。1968年6月，我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当知青，别的书都不能带了，随身只带了这样一些马列著作。临行前，父亲王培英给了我20元钱，我拿出12元钱，到中国书店买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在十年动乱中，在农村土炕头上的小油灯下，这些马列著作、尤其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伴随我走过了从20岁到30岁的青春岁月。

从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到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师从庄福龄、徐琳、刘炯忠教授，我一直执著于列宁思想及其《哲学笔记》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就选了《哲学笔记》作为研究对象。从1982年开始，我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黄楠森教授，专门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为此，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家图书馆，查阅了各种版本的《哲学笔记》，掌握了当时苏联与西方“列宁学”的各种研究成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撰写了这篇文章投给了《教学与研究》。文章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能不能正式发表还是个问号。应当说，在全国首届列宁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由我作大会的专题学术报告，是黄楠森教授推荐决定的；而论文拿到《教学与研究》，却没有经任何人推荐，是我自己送上门的。没想到，王箴禹等编辑部同志奖掖后学，鼓励新人，很快在当年8月《教学与研究》第4期上刊出，随即在当年的《新华文摘》第10期被转载。这篇论文指出了苏联编者在编辑出版列宁《哲学笔记》中的重大理论失误，要求恢复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的本来面目，并旨在从中挖掘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哲学创新推波助澜。

当时国内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甚至连常以老大自居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在评述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黄楠森、庄福龄、王东等人为代表的、以专门研究列宁辩证法见长的学派。

由此开始，我也就与《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耕、孔伟等同志，多次向我约稿。孔伟还不辞辛苦，登门拜访。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当年还精心编排了张岱年和我一起合作的一篇大文章。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外普遍关注：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京大学也正在启动迎接校庆100周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学术活动。张岱年先生约我一起写一篇文章，特别用了一个旗帜鲜明、耸动视听的大题目《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张先生是我有幸得遇的第二位大师。1982年读博士时，我们同学三人中我跟着黄楠森老师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陈来、刘笑敢跟着张先生学中国哲学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拜张先生为师，学习他的综合创新论。

1993年4月26日，经张先生推荐，我和他老人家一起去参加《光明日报》召开的一个民族精神座谈会。张先生相当郑重地对我说：“王东同志，你支持我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把这个理论再发展发展，使它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个‘颜李学派’，虽说最早是由颜元创立的，可是后来是由于李塨的继承发展，才有了更大影响……”我事先并没想到，年事已高的张先生会对我郑重其事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觉得分量太重了，我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1997年，迎接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之前，我到张先生家去看望他，谈话之间，他又说了上次的话。我当即表示：“您的意思我赞成，我一定尽力而为。您首倡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非常正确，只是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抽象公式，没有具体内容、具体用处。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综合什么，怎样创新’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综合创新论具体化。”张先生深表赞成。他老人家还和我约定，在迎接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此题目作一个联合发言。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张先生合写了这篇文章《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发表在1997年《教学与研究》的第5期上。《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作了全文转载，并且作为重点文章上了封面要目。当年方克立先生到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时，还专门提到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与高度评价。

俗话说，“饮水思源”，“饮水不忘挖井人”。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一直是《教学与研究》的忠实读者和忠实作者。我衷心希望她越办越好，在今后的关键10年，帮助我们这一代人，实现哲学创新、理论创新的学术梦、哲学梦、中国梦，从而给危机创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带来新的可能性、新的希望！（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期）

《教学与研究》对我的学术滋养——写在《教学与研究》60华诞之际

20世纪90年代初，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高校教师行列。这是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二份而且目前仍在乐此不疲的工作。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在政府机关从事审计工作，与学术研究基本不搭界。进入高校当老师后，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量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和高校中还没有现在这样浓厚的科研氛围，我个人头脑中也从来没有科研的概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教学与研究》这样有名的学术期刊并无交集。20世纪90年代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才开始与《教学与研究》的亲密接触。这份刊物给我的感觉是：她能够替我解答教学中的困惑，能够为我提供学术上的滋养，能够让我了解专业的前沿。那些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是教学能手和学术精英，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方向。成为像《教学与研究》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的作者，是我那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

由《教学与研究》的读者变身为作者，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10年以及此前的若干年，我接受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和博士后的经济学专业训练，亲身领受了许多经济学大家的学术熏陶，本人也一直在为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努力。但是，与多年的独自摸索相比，围绕着刊发论文与《教学与研究》所发生的近距离接触，使我在科研上的收获更直观，更迅速，受益也更持久。我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内需为主保增长的经济学分析》，是与我的研究生王姝娜合作完成的。该文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认为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只有实行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这篇文章的发表恰逢中共中央发出通过新一轮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倡议之时。我的责任编辑陈翔云女士在肯定文章选题现实意义的同时，对文章的结构、数据资料以及引证的方式等都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所进行的修改进一步提升了该论文的学术品质。2010年初，当我再一次信心满满地投稿给编辑部后，翔云编辑在电话中看似不经意的一个提问，顿时让我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这篇名为《缩小收入差距应正确区分的几个基本范畴》一文，从正常和非正常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提出通过区分收入差距的四种基本范畴，有选择地、审慎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不能搞一刀切。发表后的文章增加了垄断与非正常收入差距关系的内容，认为垄断现象是导致非正常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性难题。垄断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作为点睛之笔，颇令文章增色。正是由于编辑的严格把关，上述两篇论文在发表后均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改革论坛、求是理论网等都给予了转载。

当今的时代，竞争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期刊领域也不例外。各种口径的排名、文章转载率的高低、社会影响力评价等很难让一份学术期刊永远保持从容与淡定，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似乎更是遥不可及。但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在《教学与研究》的身上。创刊于1953年的《教学与研究》，几乎与新中国同龄。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风雨、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的考验，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教学与研究》能够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长期坚持为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宗旨。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声名显赫之际，未见任何的高调与张扬；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处于低谷阶段之时，也不曾有丝毫的自卑和动摇。这份难能可贵的执著与坚毅是《教学与研究》获得良好社会评价的重要原因。

60年来，《教学与研究》始终以包容与开放的精神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来不是教条的和本本主义的。她更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价值，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同时还能不断追随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动态。透过每一期《教学与研究》所刊发的文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份刊物在拓展思想深度、引领科研潮流、探究教学真谛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与颇具匠心。2000年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热潮中，《教学与研究》率先刊发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持久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等话题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教学与研究》适时推出了一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开拓了思路，解答了疑惑。近几年来，我开始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教学与研究》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她的一些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作者，与我一样保有对这份刊物的热爱，他们的国际化视野无疑增加了《教学与研究》的开放程度。思想上的包容开放、学术上的兼容并蓄是《教学与研究》近“花甲之年”仍然充满活力的又一制胜法宝。

办刊宗旨的执著与坚定、办刊风格的开放与包容、办刊理念的前沿和创新，是任何一份刊物经久不衰的秘诀。而《教学与研究》能够长期领先，一定有她区别于其他刊物的独家秘籍。以一个读者兼作者的视角来看，《教学与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编辑部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及对待作者的平等与尊重。笔者认为，办好一份刊物，编辑的专业眼光、学术水准固然重要，但是团队的和谐尤为关键。到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人，都会对那里充满亲情的工作环境印象深刻。近几年来，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一些作者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学术研讨会上见面，私下里也有一些交流。事实上，并非我们的每一篇投稿都会被采用，但是大家仍然心甘情愿地追捧《教学与研究》，原因何在？《教学与研究》编辑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既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又深谙作者的心理。当有些稿件不得不被拒绝时，编辑们一定会给出一个很婉转的理由，保证不会伤害作者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们在和作者讨论稿件时，既不会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从未使用盛气凌人的语气。作者从编辑那里得到的永远是肯定与激励，而这将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更好的文章呈现给《教学与研究》。办刊人员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刊物与作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教学与研究》独领风骚60载的内在因素。

谨以此文献给《教学与研究》60周年华诞，并衷心祝愿她能够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绽放异彩。（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期）

《教学与研究》：两代人的情缘

我的父亲吴玉黎非常喜欢和看重《教学与研究》杂志。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新中国成立后不愿意从政，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想读书，执意要当教师。经组织同意，1952年作为“调干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1954年毕业。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教书极为敬业、勤勉、刻苦。我小的时候，每晚总是看到父亲在25瓦的灯光下伏案读书、写作、备课。这种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估计是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的读书经历，对中国人民大学所办的刊物容易产生感情，再加上《教学与研究》办得很好，是当时最好的理论学术类刊物之一，能够满足当时理论工作者现实工作的需要，所以，父亲对《教学与研究》一直情有独钟，长期订阅。“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最喜欢的杂志是《教学与研究》和《哲学研究》，最喜欢的报纸是《光明日报》。

父亲十分爱惜《教学与研究》。每年都要装订一次《教学与研究》，装订时，总是小心翼翼，先是用夹子将杂志固定好，然后在杂志下垫上一块小木板用锥子给杂志钻眼（家里有一块小木板的用途是固定的，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眼），再用线绳穿起来，最后还要用好的纸张在装订好的杂志合订本的书脊处粘贴好封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合订本，在书架上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年一年清清爽爽，一直留存到现在。这也是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之前订阅的所有杂志当中，保留得最为完整的一套杂志。

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是父亲教学生涯中，特别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教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父亲备课时，总离不开《教学与研究》。翻看家里的《教学与研究》，每一期杂志的很多地方都被父亲用红蓝笔认真划过。听父亲的同事和学生讲起，父亲的课讲得很好，讲课效果在所在单位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而且，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十分扎实。比如，有一次，父亲在参加外单位的研究生答辩时，指出有的学生在文章当中的一些引语弄错了，把原本是马克思的语句当成是列宁的语句，接着告诉学生马克思的这些语句是出自马克思哪本书的第几页。这给在场的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当说，父亲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扎实的理论根基，同《教学与研究》杂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教学与研究》是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遒劲、庄重，既美观，文化味重，又大气。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凡是最好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由郭沫若题写刊名，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等。那时我的感觉是，凡是郭沫若题写刊名的杂志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一本学术杂志如果不是郭沫若题写刊名，那一般说来就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家里有《教学与研究》。中学时期尽管看不懂，但也时不时地会翻翻看看，似懂非懂地获取了一些知识，开阔了眼界。大学时期，对于《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文章则是认真阅读和学习了。大学期间，自己在上哲学课以及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时，都曾认真研读《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相关文章。我觉得，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同别的理论刊物包括教科书相比，《教学与研究》做得最好。《教学与研究》是以讲道理为主（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既有知识点，又有宏观理解思路；既有条理性，有深度，又有权威性；既适合于教师的口味，也适合学生阅读学习。读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重要观点的理解有时会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几乎可以这样说，《教学与研究》在当时是不可替代的。在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政治课的阶段，是以教材和《教学与研究》为主，同时参考别的书或别的刊物上相关文章的解释。读《教学与研究》上的相关文章时，自己十分认真，几乎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做笔记（像是认真的初中生的字迹），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各种问题。

工作后，由于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学学科领域的研究，觉得《教学与研究》主要是政治理论类刊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之没有产生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教学与研究》的编辑李文苓老师。文苓老师人好，性格也十分爽快，有亲和力，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所以，当她提出约稿邀请时，一直对《教学与研究》有着深厚情结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由此，每年都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送给《教学与研究》，供他们备选。如果所送的文章不合适，就再送一篇。

之后，我便开始在《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自己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质量还算可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没有拖杂志的后腿。比如，2010年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一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大量刊物转载；还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联合列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代表作；在被《北京日报》摘编后，又被大量网站转载，其中被《人民网》理论频道转载后，其点击率在《人民网》理论频道一周之内排在第一。

现在，每到春节前后，自己总是要把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复印件，连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并且是自己满意的文章的复印件，在父母安息地跟前焚烧，告诉父亲，告慰父母，让父母分享。

客观地看，《教学与研究》目前在学界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学术信誉和学术声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教学与研究》没有广告稿，编辑们心无旁骛，忙于选题策划，忙于同作者沟通，忙于认真编稿，一心一意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应当说，《教学与研究》还是一块学术净土。这在一个心浮气躁的转型社会当中，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再者，《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作者都是业内公认水准较高者。这些都保证了《教学与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因此，与别的刊物相比，《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一直有着很高的被引用率、被转载率，并非偶然之事。

如今刊物这么多，相互间竞争十分激烈，好的稿件分流现象十分明显。一些新的刊物迅速崛起，以往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刊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了，这一类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教学与研究》要想长期保住品牌刊物的地位，需要做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对《教学与研究》有着深厚情结的读者和作者，我想诚恳地提三条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注重打造特色品牌栏目。对学术前沿问题，对社会大的热点问题，应当提前布局，请一流的作者围绕着这些问题撰写文章，使《教学与研究》在学术前沿问题和社会大的热点问题上持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学术刊物安身立命之根本。现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作为研究探索，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能够进行拓展的空间巨大。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世界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一般来说，也会产生某种国际的影响。

第二个建议是，注重高等教育当中一些重要教学规律的研究。《教学与研究》刊名当中有“教学”两个字，这是不同于其他刊物的特色之处。所以，与刊物名称对应，《教学与研究》应当开设固定的栏目，对教学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一定每门课程面面俱到。现在学科太多，特别是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果对每门课程的教案都进行探讨，显然顾不过来，而且受众对象也有限。但是，《教学与研究》如果设定固定的栏目，对教学心理、听众心理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请一些公认的教学名师从大的思路方面谈教学体会，肯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栏目文章的组稿一定要精当、前沿、高档，还要实用。现在，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潮流。相信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教学与研究》如果顺应这种潮流，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再加上已有的品牌效应，一定会拥有更为庞大的读者队伍。

第三个建议是，《教学与研究》能否考虑同时办一个英文版。英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可以从中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当中选取一些好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同时还可以请外国的重要学者撰写文章。英文版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是季刊或半年刊。以此为契机，使《教学与研究》走向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学术界研究议题、研究现状的重要窗口。

祝愿《教学与研究》迈上一个更大的台阶，祝愿《教学与研究》拥有更大的读者人群，祝愿《教学与研究》成为百年品牌杂志。（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1期）

学术期刊的性质、意义与品位

我是在2006年3月至2011年9月担任《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的，任职五年半。正值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谈几点办刊的感悟，作为与编辑同仁的交流。一、抓质量必须先抓选题

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教学与研究》之所以被学界视为一份有质量的学术期刊，一直保持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我们始终抓住质量不放。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学校管理和学院管理的两级期刊实施质量提升计划，《教学与研究》根据学校要求并结合本刊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质量提升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个计划和方案的贯彻和实施，使本刊质量又进一步有了明显提高。

质量提高是一项全面性的工作，可以说，编辑部的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期刊的质量。我们实际上也是从编辑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贯彻质量提升计划的。其中，我们特别抓了选题这个环节。选题最关乎期刊的质量，通过它可以发现一家期刊的性质和类型，可以判断它的层次和水平。它是带动期刊影响力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性因素。

选题是从实践的和理论的问题中产生的。无问题则无选题。有无问题意识，能否从大量的事件、资讯和话语中发现问题，并能够从中捕捉、确定期刊的选题，是对编辑者素质与能力的考验。这种发现问题和把握问题的眼力、能力，靠的是知识、经验的积累，是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也好、选题也好，都不是现成地呈现在编辑们面前的，不是从读者、作者那里等来的，而是发现和挖掘的结果，是“设计”、策划和建构的结果。没有创造性的观念与思维，没有实际的自觉的行动，难以捕捉和确定选题。我们期刊的编辑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并在编辑实践中自觉地培养和运用这种意识和能力。

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三农问题”选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性问题研究”、“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选题；在“政治经济学前沿”栏目重点抓的是“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关系的探讨”等选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栏目重点抓的是“当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多样性研究”等选题。这些都是精心策划、设计的结果，学界反响很好。

为了抓好选题，我们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每年年底前召开一次关于下一年选题的策划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就本年度期刊编辑工作进行评议，并提出下一年选题的建议。我们还走出去，到高校师生中进行专题调研，以发现问题、确定和调整选题。

我们体会到，抓选题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做的事。期刊的规划与目标是靠选题来落实的。抓选题，有选题，才是办刊人关于期刊质量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二、“鲜明”是一种品位

思想鲜明、观点鲜明，是期刊的本色，也是它应有的素质与品位。思想、观点鲜明的期刊，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期刊。鲜明就是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观点。但是，现时看，并不是所有的期刊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许多期刊也就很难谈得上有个性和影响。

观点的鲜明性，就是期刊鲜明的思想性。思想不鲜明，何谈思想性？学术期刊的思想性，是通过刊载的文章的思想性而得以实现和表现的。一篇文章在某个问题上坚持某种立场、观点，这篇文章在某家期刊发表了，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仅代表这篇文章作者特定的立场、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家期刊的立场、观点。当然，有思想性的期刊可以不同意所载文章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但不能不要求该篇文章有思想性。对有思想性的文章和期刊来说，学术立场、学术观点可以有不同，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共同的。

基于思想性，期刊形成自己独有的传统，形成自己的个性，从而也就在期刊界、学术界取得了一定地位。期刊的思想性反映、代表了社会上存在的一定的思潮和学术倾向，成为一定思潮和流派的阵地。世界学术史上多有这种“一家杂志而一个流派”的现象。

思想性的要求，是《教学与研究》的灵魂。我们要求刊载的每一篇文章都应具有思想、观点的鲜明性。我们设置的“思潮评介”栏目，是一个对国内外学术的和社会的思潮进行直接评论的栏目。我们组织过批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专题文章，组织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争鸣的文章，组织过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对话。《教学与研究》以所刊登文章的思想性特征，而被读者和学界认定为一家有“色彩”的期刊，这个“色彩”不是别的，正是它的鲜明的思想性。三、“人性化”办刊《教学与研究》是一份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也是一份人性化的理论和学术刊物。它的人性化，就是它坚定地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亲近大众与读者的风貌，以及团结、和谐、向上的集体氛围。《教学与研究》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即主要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广大师生，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我们除了发表有较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外，还及时向广大读者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相关信息，特别设置了“研究述评”、“教学难点解析”、“教材·教学·教改”栏目，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师备课和教学提供方便，为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帮助。我们继承传统，以“备课札记”和“教学难点解析”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有助于教学的稿件，颇受读者的欢迎。

我们的人性化办刊，还特别表现在对年轻作者的扶植上。比如，《教学与研究》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年轻学者的稿件比例有明显上升。他们的稿件有特点，也是优点，即选题前沿、观点鲜明、方法新颖，读来有清新感，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在文风、问题阐释的深度和清晰性等方面，尚存不足。所以，编辑起来比较费时费力。同时，由于年轻学者知名度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期刊文章的转载率。但我们从培养、扶植年轻学者的角度出发，本着“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理念，坚持不因作者资历而只根据文章质量来决定取舍的原则，尽可能多地刊发年轻人的稿件。事实证明，这些作者都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成长起来后，都成为我们稳定、优秀的作者。

人性化也是我们内部管理的一个取向，这从我们对编辑的培养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编辑工作是一项对业务要求很高的工作。我总是说，编辑是一项培养教授的工作。我们老师的科研能力、文字素养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撰写文章磨炼出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一般直接通过学术论文表现出来，这些论文同读者见面、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是需要通过期刊发表才能得以实现的。作者把稿件投到编辑部来，往往不能直接达到发表水平，而要根据发表要求和编辑意见做必要的修改。有些稿件甚至经过编辑的多次审阅、直接修改加工才得到发表。这显示了编辑工作的意义，表明编辑工作不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纯粹文字性的工作。编辑不是只看看稿子、改改标点符号的被动工具，编辑是参与到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创造中的。正是基于对编辑工作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这一考虑，我们对编辑们提出了不断提高编辑能力的要求。为此，我们鼓励编辑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支持编辑旁听学校相关专业课程；鼓励编辑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积极主办各种学术论坛，以开阔编辑的理论视野，提高认识水平和能力。四、“走出去”才能有活力

期刊办得要有活力。活力是创造力，是影响力，是期刊的编辑力。

期刊活力的表现是什么？是它办刊道路、思路的创造力，是对实践和时代的追赶力，是新话语的引领力，是对广大读者、作者的强大吸引力，是它的持久不衰的影响力。《教学与研究》是有着60年办刊历史的“老资格”的学术期刊，活力对它来讲自然是个挑战。我们总是有意识地培育和增强它的活力。抓选题、抓思想性、广泛联络学者、团结广大青年学者等，都是有效措施。我们在贯彻这些措施的同时，还重点抓了“走出去”的工作。

我们对期刊的编辑工作有基本要求：一不等选题，二不等稿件，要“走出去”。前面谈到，选题不是以现成的形式呈现，而是创造和建构的结果。经验表明，即使稿源充足，好文章也是不能靠等的。要能够抓到好的选题和好的稿件，就必须迈开双脚，走到读者、作者中去。“走出去”，就是编辑主动与读者、作者发生接触。“走出去”的形式，我们主要抓了两种：一是专题调研，二是举办专题论坛。我们曾组织关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调研，了解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实际问题与困难，以明确我们在推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应该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作为发起者，我们曾经联合有关高校和单位组织过多次专题论坛，如2009年11月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工程”高层论坛；2010年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论坛；2011年1月与《政治经济学评论》联合举办的以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为对话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创新研讨会”；2011年4月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1年9月与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高层论坛。这些论坛起到了提高相关参与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水平、密切与学者和读者的关系、扩大《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增长编辑见识的作用。活动本身，既显示了期刊的活力，也给期刊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古语讲，“六十而耳顺”，说的是人至六旬，心态渐臻淡定、从容，可以听进各种不同意见，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学术期刊也应该是如此，我们要珍惜《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纪念的机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作为我们期刊继续前行的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让我们的编者与广大作者、读者一起，共同把我们的期刊办好并日益进步。（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2期）

我的第一篇论文

1985年，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3期，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兼议传统观念”。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读本科四年级，已经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了一些工夫。当时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课余时间我还研读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粮食税》、《论合作社》，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在内的不少经典著作，以及国内外比较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印象最深的是79级一位师兄的一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课的课堂笔记，这本笔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对我帮助很大。当时给他们讲这门课的，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如徐禾、卫兴华、张朝尊、胡钧、何伟、余学本、吴树青等教授。这门课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每人一讲，主要的专题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按劳分配、经济体制改革等，内容很丰富，水平很高。通过学习，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思考。

那时，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当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一种传统观念，不符合现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绝不能动摇。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根本方法，又不能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照抄照搬。我的第一篇论文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何在？这些理论的任务和方法是什么？它们在什么条件下和范围内才是科学的？传统的错误观念是如何简单地、教条地和形式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的？应当如何创造性地发展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论文中，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任务、基本方法和理论特点出发，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我把它送给了徐禾教授，请他指正。徐禾老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作为主要组织者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3年，是迄今为止公认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徐禾老师威望很高，同学们对他都很敬佩。当时我被免试推荐上硕士研究生，选择了他作我的导师，和他有过交流。他看了我给他的论文之后，认为写得不错，并逐字逐句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徐老师不仅思想深刻，知识渊博，遣词造句尤其讲究。经他之手，这篇论文的水平自然大为提高。文章定稿之后，徐老师将它推荐给了当时担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的胡钧教授，胡老师对文章也很认可，很快就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文章给予发表了。

能在《教学与研究》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一个刚刚起步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很不容易的。回头来看，更有意义的是，这篇论文虽然是我的处女作，但却在无意中勾画出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轨迹，体现出了一种风格和传统，这就是以宋涛、徐禾、卫兴华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前辈们所开创，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而薪火相传的经济学的人大风格和人大传统，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将理论与实践、革命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也是我们当前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灵魂，我们要永远坚守。

自第一篇论文发表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陆续又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包括1986年第2期发表的《等量劳动互换、等价交换与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的深入探索》，1987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和特殊》，1997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思考》，1997年第9期发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回顾与反思》，1998年第7期发表的《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2000年第9期与林岗教授合作发表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2002年第11期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2003年第9期与林岗教授合作发表的《生产力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2006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的公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原则》，2008年第8期发表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等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近年来我的研究课题和成果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当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阐述等方面，这些课题和成果实际上都是对第一篇论文的主题思想的深化和扩展。在第一篇论文发表时我是一名毫不知名的本科生，是徐禾、胡钧等老师的指导和《教学与研究》的帮助，使我迈进了科学研究的殿堂。师恩如山，永远难忘。值此《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衷心感谢它对我的培养，希望它越办越好。（原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2期）

我与《教学与研究》的缘分

对我而言，“我与《教学与研究》”这样的题目就意味着一种缘分。当编辑把这篇命题作文的任务交给我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教学与研究》即将迎来自己的60岁华诞，想请一些作者写纪念文章，这是很自然的。但这次之要求我来写，令我有些诧异。因为，如果不说这是“著名作者”的待遇的话，至少也是“老作者”的待遇。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属于这个行列。快人快语的李文苓女士解释说：“其实，这次之所以找你写，就是因为上次50周年华诞的时候你岳父大人写了一篇。我们主编说了：上次是岳父写，这次该女婿上场了！”这可真像禅宗大师的当头棒喝，让人豁然开朗，当下就明白了真理。

确实，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的岳父陈先达先生写了一篇《我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因为记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从而成了一篇“名文”。陈先生在文章中说，当年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拿到了100元稿费。对于这笔接近天文数字的稿费，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花。请朋友撮了一顿，又买了一双皮鞋，结果还剩下不少，真是让人又惊喜，又烦恼——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今天的读书人羡慕得要死，也让编辑们津津乐道。好了，既然岳父写出了这样有趣的文章，那么女婿也必然能，不然就是岳父大人没眼光。于是，我就必须写这篇文章，而且必须写得“有趣”，这是我的责任——一份来自缘分的责任。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打开电脑又梳理了一遍自己的科研成果。这就使我突然发现：我确实是一个幸运之人、有缘之人。不但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6期）上，而且前前后后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也就是说，从那时以来的24年中，有10年没有写文章，而剩下的14年里每年一篇。这除了说明有缘分之外，还能做出什么解释呢？《教学与研究》作为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术理论杂志，主要服务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但是，对许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一份高不可攀的杂志，他们以能在上面发表一、两篇论文为荣，而我呢，何德何能竟然连篇累牍呢？

这使我想起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科研楼的七层办公，《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也在七层，而且相邻，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缘关系吧。我记得，那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编辑部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不用说，编辑部里有几位开朗而快乐的女士。由于这种融洽的氛围，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志们向《教学与研究》投稿就比较踊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从深层来说，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学与研究》是服务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而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的就是这种教学和研究。这一点还体现在这份杂志的主编们身上：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征帆先生曾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进修学院（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的院长，而此前他曾是《教学与研究》的老主编；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辈学者梁树发教授是《教学与研究》的上一任主编；我的同事齐鹏飞教授现在正担纲《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又是内在联系，又是近水楼台，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

给《教学与研究》写稿，我心甘情愿，同时又得心应手。这应该也不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教学与研究》的风格，但现在却发现我对这份杂志的理解与杂志的自我定位很一致。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努力追求学术品位。不用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而且给杂志写稿也不能掩盖自己的立场，但是套用一句老话的格式来说就是，“在政治立场既定的前提下，学术水平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学术品质、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平，这就是《教学与研究》所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使她在同类杂志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出类拔萃。再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写作上，努力追求语言的简明流畅。反对作者摆架子、故弄玄虚和玩弄辞藻，要求他们直面思想本身，不温不火、不蔓不枝地讲道理，尽可能通俗易懂。这种质朴的文风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教学与研究》的要求，恰好是我的追求。没有商量过，是一种“前定和谐”。

我的努力得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同志们的帮助和肯定。只要编辑提出意见，我总是努力修改，并在这种修改的过程中充实和提高自己。做编辑的人天天跟文字打交道，养成了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感觉，这可不是普通作者都能具备的。因此，作为作者，不论是否“著名”，都要谦虚谨慎，并勇于反思自己，改正自己的不足。这样的态度也使我得到了回报。由于不懈地努力学习，自己觉得在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上有了一些进步。对于这些进步，编辑们看在眼里，并且十分体贴人的心理，总是把“表扬”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我。以前的主编杨耕教授曾表扬我的《接受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一文“写得流畅”，而副主编王学敏老师则说该文“令人喜读”；梁树发主编也曾说我的《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一文“很重要，要尽快发”；齐鹏飞主编对我的《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也给予较高评价，并用相当于两篇文章的篇幅发表了这篇15000字的长文，说“这是破了例的”。这些都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也是极大的鞭策。

值得一说的是，尽管我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但《教学与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里第一篇论文却是我写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接受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责任编辑后来告诉我，这是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以来的首篇文章，据说还为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树立了一个所谓“标杆”。“标杆”自然不敢当，但是编辑部选择开篇文章也算是“慎重初战”，希望先有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开个好头，使这个栏目越办越好。结合自己写稿的实际，我也想顺便谈谈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的看法。“思想政治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这是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尽管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社会教化活动，但是大都不如中国搞得集中而有效，并且我们还从中生发出一门新的学科，这也算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科学事业的一个贡献吧。但是，如果以世界舞台来看待这门科学，那我们在对它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20多年来这门学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并拥有了一大批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平台，而且发表了并正在发表着数量庞大的论文。但不能否认，真正好的论文，也就是自己觉得好、别人也觉得好的论文并不太多。面对“投稿甚多，好稿甚少”的矛盾，编辑也很苦恼。

大家当然都想写出好文章，那么怎样才算好呢？我以一孔之见而与大家共勉。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论文还是应在提高学术性、思想性上下工夫。不能只以政治立场论英雄，因为大家政治立场都很好，而关键是学术水平上有差距；要处理好研究性与宣传性的关系，把具有宣传功能的文章写得具有学术性，把意识形态话题转化为学术议题；要处理好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应用性，但就《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来说，则不是操作性、对策性文章，而是学理性文章。最后，还要使论文具有一定的思想“趣味”，而不宜弄得枯燥乏味，因为人的思想是最充满趣味的。

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人们往往以为容易写，至少比纯专业性论文要求低些。这也是它们通常被看轻的原因，人们觉得这类文章不太学术。其实，我倒觉得写作这类文章比写纯粹学术的文章还要难些。原因在于，写好这种文章不能只遵守一条标准（比如学术的标准），而是要同时遵守多条不同的标准，既有学术标准，又有政治标准，还有教育的标准，以及宣传的标准等。要把所有这些标准冶于一炉，写出一种按每一条标准来说都算是满意的文章，那是难乎其难的。但我们要做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文章。当然，这些标准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其中政治是基础的资格性标准，而学术则是最核心的标准，教育和宣传的标准是辅助性标准。而在学术标准的要求上，也与其他专业的学术文章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别的学科中，学术标准有固定的格式，只要按格式来做就可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类文章中的学术标准则难有固定格式，它需要用心去体会。重要的是，在这里“掉书袋”是完全没有用的，玩弄新名词术语也没有用，它的职责是讲道理，要求的是近乎纯粹的思想，比拼的是思想的内力。

亲戚越走越亲，缘分越续越深。作为一名作者，与《教学与研究》结缘24年，近乎1／4世纪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份使命之缘、思想之缘、学术之缘和亲情之缘还将继续下去。话到此处本该结束，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还想做出一个解释：“缘分”其实并不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是世界普遍联系的一种。但它却是一种跟人有关的联系，是一种牵动着人的情感和影响着人的命运的联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最美好的联系吧。（原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

学术杂志的品格修炼——在《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一点体悟

把一本学术杂志办好，做出品牌和影响力，需要很多条件。根据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体悟，我认为做学术杂志如同做人，必须长期坚持修炼一些内在的品质、品格，方能渐至沉稳、内敛、睿智、执著等成熟特征，才能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刊物。反之，那些透着速成、浅薄、乖戾、偏媚、功利等特征的杂志，无论多么堂皇，是不能称之为学术刊物的。

我有幸曾经在《教学与研究》杂志做编辑十年，学到的东西很多，其中体味最深的，是这本学术理论杂志的一些内在品格之修炼和积淀。

1．持续坚守着服务教学与研究的双向定位。

概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理论杂志的发展史，那些知名杂志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对自己办刊定位的长期坚守，如《文史哲》、《历史研究》、《学术月刊》、《江海学刊》等等。《教学与研究》创刊于1953年，在当年5月21日出版的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明确将杂志定位于“着重介绍政治理论和专业科学以及文化各方面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立足于高校教学，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服务，又不断深化与教学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这种“教”与“研”相辅相长的特色定位，一直延续至今，从而使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者从年轻时就开始伴随着《教学与研究》成长、成名，并且代代薪火相传。

坚守是一种品格。风雨一甲子，编辑部几代同仁，不因人员变动、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办刊初衷。从我1989年毕业留校进入《教学与研究》工作时起，许多大家学者都担任过杂志的主编，像许征帆教授、张步洲教授、杨耕教授、李景治教授、梁树发教授和现任主编齐鹏飞教授，不论他们自己喜好的专业方向是什么，都始终坚守着杂志的定位不动摇。这种宁静致远的心境、始终如一的坚守，铸就了《教学与研究》在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2．不懈追求着内容与形式的精致完美。

一本知名的学术刊物，往往由内而外透着端庄、拙朴、厚重、睿智、大气等“名门”气质。遇见这样一本杂志，不论你事先熟悉与否，敬重之心油然而生。从《教学与研究》的栏目设置看，不像有些杂志的学科拼盘式，而是基于学科又高于学科，是结合教学中的基本点且又紧跟学术理论前沿，综合而专业、独立又统一；从《教学与研究》所刊载的文章看，问题意识和针对性强，所关注的学术理论问题往往也是当前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创新而稳重、思辨又包容；就《教学与研究》的“文字”功夫看，遵循着理论和语言的内在逻辑，文通而字顺，朴实又风雅；就《教学与研究》的外观而言，从封面设计、栏目编排、内文版式到大小标题字体字号、引文注释，甚至开本纸张装订等等，无不在细节处体现着一种品位、一种气质、一种态度。

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十年，也是一个不断磨炼和提升自我的过程。期刊的选题论证会是非常“难过”的一关，编辑要对计划刊发的每篇稿件，从同类选题的研究进展、本文的新意、作者的学问功力，到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观点、方法、材料等等，都要进行详细汇报和答问。假如不熟悉相关情况，不仅难以蒙混过关，而且会使自己很难堪，发稿任务量也完不成。我始终认为，《教学与研究》对文字加工、编校质量要求有些苛刻。一篇稿件从初审到发稿、从一校到三校，不知修改加工过多少遍，编辑到最后甚至都能基本背诵下来。尤其是“评刊会”更是让人心惊肉跳，尽管早已达到、高于国家规定的编校优质标准，但那几个百密一疏的错字、不当标点还是那样的刺目，往往使人有功亏一篑的沮丧感，而事后又更激起了大家不服输、追求完美的韧劲。《教学与研究》这种苛求完美的态度，是因为编辑部有一批高水平的老编辑们的示范及其悉心地传、帮、带的结果。他们都是基本功扎实、做事认真的大学者。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许征帆教授，对马列原著熟悉的程度让人敬仰。记得有一次我费劲儿查找马列原著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代化、本土化方面的论述而无果，只好电话求助，许老师当即就说出了准确的出处。我的“师傅”任大奎教授让我实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核对引文。“简单！”相信很多新编辑都会像我当初的认识一样。可是当任老师把我的“作业”批改完后，我都不相信这项“简单”的工作竟然那么容易出错，还有那么多的学问、技巧！直到今天，我还时常用这个办法判断一个作者的治学严谨程度、一个编辑的工作认真态度、一本杂志的内在品质高低。

3．始终洋溢着敬业与乐业的团队氛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杂志就是其主编的名片，也是参与其中的每个编辑的名片。知名学术杂志的背后必定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在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智慧与年华。《教学与研究》编辑们的热情、敬业是出了名的，这是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领导、作者、读者的共识。原教育部社科司司长顾海良教授就曾在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众多作者能与《教学与研究》的编辑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此不多赘述，免得有王婆卖瓜之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知、好、乐这三重境界看，《教学与研究》的编辑们基本达到了“乐”的层次。大家乐于为期刊栏目的策划组织、文章的精雕细琢、外观的布局设计奉献，乐于为维护期刊的质量、声誉、利益挺身，乐于为编辑部的公共事务、同事的困难付出。在这里，大家不分职位高低、年龄长幼，坦诚相见、公开透明，热爱杂志、珍惜品牌、敬畏文字、尊重彼此，毫无职场、官场上那些“累人”的明规则、潜规则。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和谐、绿色的生态文化之家啊！十多年过去了，偶尔回去小聚，发现依然如故，岁月丝毫没有冲淡她们热情奔放的性格、敬业乐业的神采、和谐工作的氛围。

我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思想、品格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期刊如人，人如期刊，物我一体，才是期刊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这种品格修炼，需要时间和缘分。

值《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真诚地祝福她的“修炼”更入佳境。（原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杂志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一国软实力的基本标志。一流大学有许多衡量指标，拥有一流的学术杂志也应包含其中。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与其地位相称的一流杂志。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学术杂志，是大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平台，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展示窗口，服务社会的重要媒体，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要有一流的教学科研成果，要成为影响社会和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主要阵地，更是文化传承的坚强堡垒。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主流，理应会带出一流的杂志，同时，一流的杂志又为一流学校的创建和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和同步发展。《教学与研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权威期刊，60年来，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顶尖高校，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0年来，她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多少作者通过这个平台成长为学术领军人物、学术骨干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我虽不才，也得到了她的阳光雨露滋润，从中受惠多多。60年来，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难点疑点问题的科学解答竭尽所能，使多少教师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黑暗中的摸索得到了阳光的照耀。我作为一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了30多年的教师，虽然今天短暂离岗，但仍为学校有这么一本杂志而感到骄傲，也为能在过去这么多年中有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若干篇拙作而感到自豪，更盼望在今后的时间里还有能力在这本杂志上写上我的名字。《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只要做到了其中一项，就可以不朽，而三项都做到了，就称为“三不朽”。王阳明的故居有一副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可见后人将王阳明作为“三不朽”之楷模。最近我到浙江绍兴市瞻仰蔡元培先生故居，看到了美国著名学者约翰·杜威对蔡元培的如下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诚哉！蔡元培就是大学校长之榜样。

承蒙杂志社的厚爱，邀我在《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的良辰吉日说几句感念和鞭策之语。而我想到的几句话就是：《教学与研究》在过去的60年里，因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朽。祝福她在未来的60年里，继续立德立功立言而基业常青。

一本杂志，能辉煌地走过60个年头，实属不易，可敬可贺！而未来的路怎么走，特别是在新形势新挑战的情况下怎么走，更应该要有战略眼光。虽然这本杂志在CSSCI2012—2013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学术期刊综合排名中，由2010—2011年度的第一名下降到第3名。排名有升有降，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引起编辑部应有的警觉和重视。我说这句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醒，是出于对这本杂志的敬重和珍爱，是不希望她受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损害。当然，也可能是过于爱而杞人忧天了。二、一流杂志要有自己的特色

为这本杂志命名的人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把大学的两大最主要功能——教学与研究集合在一起，为杂志做了鲜明的定位。教书育人是大学的天职，是永恒的第一功能。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就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的人。所以，离开了教书育人，大学也就不称其为大学，大学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三大功能，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教学与研究》作为大学主办的杂志，深领大学之要义，在创刊时非常智慧地将教学摆在了首位，60年来发表了一大批给人以顿悟的教学大作，解教学之惑，克备课之难，成为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良师益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品牌魅力，引领了大学的教学方向，培养了一批批青年教师。我就是读着这本杂志成长起来的一名大学教师，这也是我敬重这本杂志的原因所在，也是《教学与研究》60年基业长青的奥秘所在。

今天，教学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是否还稳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各种文件中仍然强调教学的突出地位，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地位受到了挑战。虽然也有教学评估，但在对大学评价时主要还是以科研成果、科研课题、科研经费的多少论英雄，而且不论是“985”高校还是其他高校，不论是科研教学型大学还是教学科研型大学，都放在同一尺度下衡量，无形之中教学被忽视了。

所以，大学对教师育人的重视程度，决定着以反映教学成果为特色的杂志的兴衰。当高校出现不重视教学的倾向时，以反映教学成果为特色的《教学与研究》也不得已偏向了研究。当中国高校今天在重新审视教学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时，当一些高校在拿出有力举措强化教书育人的首要功能时，更重要的是，当改革浪潮开始深化到教育领域，教学改革提到重要日程上时，是否也应该对我们杂志的特色做出一些反思？特别是在我们隆重庆祝创刊6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总结总结60年成功的基本经验。特色就是实力！就是竞争力！三、一流杂志要富养

承载着大学教学与研究两大主要功能的品牌杂志《教学与研究》，是一本学术性杂志，其属性要特别强调她的学术性、社会性和引领性。60年来，《教学与研究》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理念，以及对这一理念的自觉与自信，才使这一杂志的品牌熠熠生辉。对此，我曾有过亲身的经历。记得1989年，本人的一篇拙作得以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由于发表有一定的周期，当就要正式出刊时，本人发现有一句话表达得有些欠妥，想做些修改，虽然由于技术的原因（当时还是铅排）修改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编辑部还是不计成本让我做了修改，体现了办杂志对学术的那种坚守，那种令人尊敬的职业操守。我想，这也应是《教学与研究》60年荣耀的奥秘之一。

既然属性是学术性的，就很难用商业性的思维和办法去运作。要办出高品位的学术杂志，还是要富养。我们不能让坚守学术的人宁饿死不失节，这是很难的。对此，冯仑就曾坦言道：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在各种媒体上露脸。毕竟，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对企业来说，生存下来才是第一位的。说出了为了不饿死的那种不得已。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大学的经费并不多，但却富养了那么多优秀的杂志。今天，大学的资金宽裕多了，难道我们却失去了富养杂志的资本？

从大学的视角来看，的确应该重视对杂志的投资了，以提升大学杂志的影响力。如以经济学类的杂志为例，根据CSSCI的排名，进入前20名的杂志，高校只有7本；进入前10名的，高校只有3本。高校作为中国教学与科研的主力军，理应办出与自己地位相称的优秀杂志。当然，办出优秀的杂志，主要不是靠富养，但不富养肯定是很难办成的。（原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时代命题的准确定位与学术刊物的生命力——从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三重视角看《教学与研究》

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渊源虽还算不上久远，亦不敢自言深厚，但却颇为特别。同样作为学术刊物的编者，我以同行的身份特别关注着这份学术界重量级刊物的发展和最新动态。作为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者，我既是《教学与研究》忠实的读者，同时还有幸成为其作者队伍的一员。由于同时扮演了编者、作者和读者三重角色，因此我在看待《教学与研究》这些年的变化和发展时可能具有多重视角。特别是，我本人负责的刊物近年来在选题方向和读者及作者定位方面曾经进行过较大的调整，对于国际问题方向的把握和判断与《教学与研究》在许多地方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解。所以，时逢《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我很荣幸应邀写一些自己真实的感触和想法。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刊物，《教学与研究》仅从刊名来看，有着较强的综合性。同时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是综合类学术刊物比较普遍的特点。学术期刊界的同行都知道，综合类刊物最不容易办好，和专业刊物相比更加难以驾驭。其一，由于学科涉及范围广，因此对于编辑队伍的学科功底考验较大。其二，由于选题涉猎的范围宽泛，因此不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往往呈现给读者的不是“综合”，而是“分散集合”。其三，凝聚固定作者群和读者群的难度更高。从读者角度，他们通常会将注意力锁定在几种与自身学科或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刊物上，而缺少必要的时间和精力长期固定地关注综合性强的刊物，因为这些刊物可能一年刊登不了几篇他们所感兴趣的文章。同样作为作者而言，他们通常首先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稿给本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学术刊物，这样不但投稿命中率较高，而且可以进入更多同行研究者的视野。对于一份在学术界拥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刊物而言，不但其作者群和读者群需要明显突破所属机构的范围，而且还需要成为某一稳定的群体长期重点关注的对象，使他们定期阅读该刊物上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不仅仅通过像中国知网等数字平台的关键词海量搜索找到这些相关文章。大学综合性较强的刊物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定位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往往容易迷失选题方向和丧失固定的关注群体。《教学与研究》在一个带有综合性色彩的刊名的大方向下，成功办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尽管在学科范围上广泛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等领域，但是《教学与研究》依靠对中国发展道路上最重大和最前沿问题的敏锐嗅觉和捕捉能力，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和自己固定的关注群体。而这一点显然是学术刊物最具有生命力所在。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教学与研究》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兴趣和热情不断上升，国际战略问题的讨论成为近十年来刊物的一大亮点和特色。这一选题方向上的侧重可以说具有很强的时代敏感性和预见性。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一个学科领域受关注程度的变化通常与该领域学术刊物受关注程度（按照国际学术期刊的一般标准，以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客观衡量指标）的大趋势具有一致性。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这种相关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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