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红丽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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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导读试读：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异常丰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有嘉惠世界的科技之艺，有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有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中华祖先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足以让我们应对各种经济与文化的挑战，足以让我们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独领风骚，也足以让我们在物质享受面前找到思想与精神的慰藉和寄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过去，承载现在，昭示未来。中国文化以浩大磅礴的气魄、深沉厚重的传统、绵长不尽的神韵、祥和智慧的魅力，培养、教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因此，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和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握中国文化的脉络，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导读是面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我们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编写了本教材。本书分为上编、下编，上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华文化的载体——汉语与典籍、中国传统的纪时与纪年、中国传统节日及婚丧嫁娶风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5章；下编包括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寓言、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典小说5章。本书既有对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一个简要、明晰的梳理，又有对中国地方风俗人情的介绍。旨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为学校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服务。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已经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参考、借鉴、引用、使用了其中许多观点、材料等。为行文方便，未能在书中一一注明，在此一并感谢。
本教材由李红丽主编，郁贤良、唐丽、谢力任副主编，并共同承担了编写任务。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李红丽编写上编3、4、5章，下编第5章；唐丽编写上编1、2章，下编第4章；谢力编写下编1、2章；郁贤良编写下编第3章。
限于编者的学历、视野，本教材存在不当之处，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广大师生和社会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编者2017.6.20上篇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导读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一种声音算不上是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的效果，只有一种味道很难称得上美味，只有一种东西就没法进行优劣比较。世界因和谐而美丽，国家因和谐而繁荣，社会因和谐而安定，家庭因和谐而幸福，生活因和谐而美满。让我们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品味和谐之美，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和谐之曲。第一节 倡导和谐的传统思想一、和谐的内涵“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的人文思想，是中华文化最为亮丽的瑰宝。数千年来，“和”的观念辐射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中国“和”思想的起源
中国“和”的思想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中对“和”有精辟的论述。《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经》中的“和”，有和谐、和善之意。在《尚书》中也有关于“和”的阐述。《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把音乐理解为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到了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和”、“合”二字连用。“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里。据《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八年，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在谈论“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时，首次提出“和合”的概念。史伯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万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者也。”史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善于“和合”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从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老子等诸子百家都对“和”、“合”做了一些阐释。虽然各家侧重点不同，但总体而言，都认为“和合”是在不否认相互之间差异和分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保持求同存异的人伦关系。（二）和谐的内涵《说文解字》：“和，相应也。”指唱歌时相互应合，引申为不同事物相互配合的关系。
和谐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西周将要灭亡，原因是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不顾人民的意愿，且“去和而取同”。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最早出现的和谐思想。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列出，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它们之间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呢？史伯举例分析：“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从史伯的分析来看，事物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它们相互配合，协调组成新的事物，达到理想的效果。和谐的内在包含多样性、差异性、矛盾甚至冲突，但是，事物最终会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即和谐。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就是“以他平他”，即不同的事物构成一个整体，形成多样性的统一。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谐概念不断获得丰富的内涵。“和谐”与一切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连，如和平、和睦、和气、和善、和美、和乐、祥和、柔和、温和、亲和等，由此“和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和至高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是自然人的状态，而“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们追求的和谐状态。
和谐思想要求人们坚持和谐的原则。就是说，要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甚至是矛盾性。人们不能用整齐划一的，绝对化的思想看待事物。要正确认识事物，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充分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孔子认为能不能坚持和谐的原则是区分和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传统的和谐思想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人生的极致，它蕴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修养、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正如《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法天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庄子进一步发挥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协调，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道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易传》在天道观方面继承、发展了道家自然主义传统，在天人关系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健全的天人理论体系。《易传》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自然与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则是同本同根，遵循着共同的变易法则。它们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天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分开来说，有天道、人道之别，总而统之，又可以谓之“一阴一阳谓之道”，二者是统一的。天人之间具有相参、相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即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合规律的运动。在这样的“和谐”中，天与人，自然与人，可以超越分别，达到合一，实现和谐和统一。如《文言传》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见，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协调与合作、和谐与统一的关系。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许多阐发。《礼记·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和谐发展。人不是万物的主宰，而应实现天人协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卦·文言》）。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总结前人“天人为一”、“天人相参”说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指出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宇宙家庭，人与人是兄弟，人与物是朋友，相互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共存共荣。这种“民胞物与”的境界，既是张载广大深厚的宇宙情怀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二）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一思想萌芽于我国最早的哲学经典《周易》，它构建了一个贯穿阴阳相互作用的和谐宇宙模式。它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的整体。“易”是变易，也内在的包含着和谐的含义。它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就是说，日月的变化、寒暑的交替等自然现象，都由阴阳两方面构成，都必须遵循阴阳变易的法则。阴阳二性具有本源性和功能性，乾坤（阴阳），既构成自然万物的生成之本（“元”），又构成自然万物的生成之因（“生”“成”）。总之，《周易》认为，阴阳与刚柔的和谐作用孕育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
这一思想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谐概念被政治家用来处理政治关系，他们认为建立和谐的政治关系对于统治者维护统治至关重要。比史伯晚200多年的齐相晏子继承了史伯的和谐思想并加以发展。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的时候，晏子以做羹和音乐为喻揭示了“和”与“同”的区别。晏子认为厨师做羹要用各种不同的味来调制，才能得到美味；乐师要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协调不同特色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美妙的音乐。他联系到君臣关系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可见，晏子的和谐思想针对性更强，提升到了实践层面，成为一种政治理念。他要求君主治国理政要更合理更科学。君主治理国家要坚持和谐的原则：制定决策，发布命令，要善于多方倾听不同的意见，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兼听则明，使君臣之间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和谐的状态。
在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主张“协和”而非“征服”，即在平等基础上，和平共处、亲善和睦。《尚书·尧典》中说尧对九州的政策采用“亲”，对百姓的政策采用“平章”，对万邦的政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这一点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孔子也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三）人际关系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尚书·尧典》中，就有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和谐相处的记载。《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强调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天下臣民都友好如一家。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社会形态，家庭和睦，国家安宁，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彼此没有冲突。正像《礼记·礼运》中描述的那样：“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这真是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一个美好的人间乐园！
儒家思想也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一生都在研究人际关系，不但提出了“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而且提出了忠、孝、诚、信、敬、爱、仁义、道德等准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人小同而不和。”（《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孟子也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阐述他的“人和”思想，认为只要把人的先天本性推及于每个人，就能建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从而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孟子的“人和”指人民的团结，人民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更是强调人际和谐，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太平。《老子》不仅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衣、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80章）的理想社会，而且提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77章），以及“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要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实现社会的相对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和”视为取得快乐的根本，有“和”才有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无间，那么就会其乐融融，怡然自得。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与人之间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能战胜外物。（四）人与自我身心和谐。
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在中国古代，也称人的神形合一，主要是指人生在世，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以实现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
儒家要求人们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尽心知性，自我修养，从而进入一种高尚而又和谐的人生境界。故此，儒家十分重视修身作用，认为普天下的人都应以“修身”为本。其中对于“君子”，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更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孔子的“君子”标准为例，他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及其壮也，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君子又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君子又有“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君子又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颖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道家主张“冲气以为和”、“和其光，同其尘”，要求人们擦去世事纷争落在自己心灵上的俗尘，以一颗淡泊明净的心灵看待外物与自己。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老子》第10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56章），强调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这样，就能“削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物”。从而达到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第二节 儒家的伦理道德一、儒家思想简述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武帝以后，它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儒家思想
儒家，在先秦时是和诸子地位平等的，是诸子中较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受到重创。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由此成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孔子第一次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
总之，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1．孔子
孔子（约前551—前479），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一生以好学著称，并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一生的言行论著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来讲，体现其秩序的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2．孟子
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游历齐、宋、滕、魏、鲁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能够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3．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省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法制的惩罚作用。4．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郡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公羊大师、儒家大儒。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哲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教化、重礼乐。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就是实施教化，而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性。
二是兴太学、重选举。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5．二程
二程指的是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程颢、程颐。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
北宋时理学兴起，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理学思想体系。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二程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6．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徐州府萧县，南宋时朱氏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曾任知南康军、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和心理理欲论。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7．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
他的心学提倡解放人的思想，摆脱传统的束缚，提倡四民平等，第一次把商人提高到与农民一样的地位，已经有了早期思想启蒙的雏形，心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心学的基石。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二、儒家的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是在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代表创立的，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功不可没，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亦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全面产生的时期，西周奉行的“以德敬天”、“敬德保民”的伦理观念对孔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孔子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把“仁”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这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经历了由不完善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之中也提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混。”除了这“五常”之外，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孝”历来也被人们所重视。下面对“五常”和“孝”的涵义作简单的说明。（一）仁
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从字源学上看，仁从人从二，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仁的核心是“爱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已经开始用“爱人”来解释仁，认为仁者应该同情、关心、爱护、尊重、帮助他人，时时处处以己推人，为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仁是“全德”之称，是一个包罗众德的范畴，其他的道德规范，如忠恕、克己、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都可以视为仁的不同方面的要求，包括在其中。一个人如果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了，而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具备某些方面的优良品德则未必能够称得上仁。也就是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而非仁的充分条件，只有全部美德的总和才构成仁。（二）义
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行为规范，它必须为人们确立一个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告诉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怎样做才是应当的、合理的，怎样做是不应当的、不合理的。应当的、合理的行为可称为善，反之则称为恶。“义”就是这样一种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当否的价值标准，它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导向、定向的作用，是人们思想和言行必须遵循的准则。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利思义，不因利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三）礼
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礼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个人修身成人及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内容上看，“礼”大概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的总称；第二方面，着重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第三方面，指礼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作为“五常”之一的礼，主要是指人们具体的行为规范。
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最先把“礼”当作人们行为的规范。孔子也要求人的言行符合礼，这“礼”既指周礼的礼节、仪式，也指人们的道德规范。他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把“礼”当作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手段，当作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也很重视“礼”，把“礼”看作是节制人欲的最好方法。战国末和汉初的儒家对“礼”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情欲，使之合乎儒家的道德规范。（四）智
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智即理智、理性、智慧，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儒家对智的伦理道德予以高度重视，把智作为“五常”之一。《礼记·中庸》把智与仁、勇并提，称为“天下之达德”。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智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正确的道德认识是正确的道德的行为的前提与保证，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多次以仁、智并举，并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品德。（五）信
信者，不疑也，不差爽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要讲信用，不虚伪。信字从人言，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人们真实无妄，诚善于心，言行一致。人们往往把信与忠、诚连称为忠信、诚信。在中国思想史上，各派学者都对信予以不同程度的重视，其中儒家对“信”最为推崇。尤其是在汉代，“信”被儒家列入“五常”之后，其地位进一步突显，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信”既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在儒家看来，信是“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左传·宣公二年》：“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六）孝
孝主要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孝也属儒家的伦理范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孝是各种道德中最根本的。孝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在家庭关系中的表现，在封建社会中，“孝”一直被视为最高的美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终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三才》：“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在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第二章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与典籍导读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重要载体。人类文化靠语言文字得以保存、积累、发展和提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至今更是得益于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中国的文化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也只有“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流传至今从未中断的文字。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卷帙浩繁，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功不可没。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我国文字的萌芽。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画，是早期的图形文字。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这是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我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汉字成为系统的文字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考古证实，在商朝早期，中国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主要记录商代君王占卜时的情况。
目前，考古学者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有三千个，在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千多字，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一、汉字的字体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但是在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字广义而言，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地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字概念。古文字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形体结构已由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二）金文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的一种书体，是商周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叫作“钟鼎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 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 420个。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219年）。（三）篆书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认为：“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吏，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篆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即金文，又称籀书；小篆为秦统一后规定的书体写法。1．大篆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之称。从汉代以来，一般都认为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笔划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秦时刻石如《泰山》、《峄山》、《琅琊台》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四）隶书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隶书改变了篆书的结构，强调横平竖直、间架紧密，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又有秦隶和汉隶之分。“秦隶”的出现是因为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所以几乎在同时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为“秦隶”。“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称之为“汉隶”。“汉隶”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五）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这种汉字字体，就是现在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钩）等比划，使结构更趋严整。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称为楷法。【知识链接】仓颉造字
仓颉造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仓颉，又称苍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今白水县城西北35华里史官村有仓颉墓、仓颉庙。仓颉庙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庙内有古柏50余颗，居三大古柏群之一。二、汉字造字法
关于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相沿有“六书”的说法。“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没有“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东汉许慎受刘歆的启示，费几十年的精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在这本书的“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六书大约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不够完善周密的条例。但是，它对于大多数的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它还是能够予以说明。“六书说”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见。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一般来说，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这两种严格说来应属于用字的方法。“六书”的具体含义如下：（一）象形
六书之首，就是象形法。象形字来自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属于“独体造字法”。字形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日”字就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条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象形造字法”及“象形字”是汉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基础。（二）指事
指事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中较抽象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面上方加一点指事符号，表示刀口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象的部分。（三）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韵母与“监”字一样（古音及部分方言）；“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两字韵母相同。（四）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有部分汉字同时兼有会意和形声的特点。例如“功”字，既可视为以“力”和“工”会意，而“工”亦有声旁的特点；“返”字，既可视为以“反”和“辵”（解作行走，变形作“辶”）会意，而“反”亦有声旁的特点。这类字称为会意兼形声字。（五）转注
属于“用字法”。各说文家解释不同，大致有“形转”、“音转”、“义转”三说。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部首，“考”和“老”同属老部。戴震认为转注就是互训。《说文解字》“考”字下说“老也”，“老”字下说“考也”，“转相为注，互相为训”。
不同地区因为发音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有音转的关系。（六）假借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即上文所说的假借字。如“北”，甲骨文字形像二人相背。北方的“北”无形可像，就借语音相同的“背”来表示北方的意思。许慎在《说文·叙》里所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是这一类。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这一类的字很多。假借字的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意思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当中本来有表示某个词义的书写形式，但是在使用当中不用本来约定俗成的字形而写为另外一个意义不相涉而音同或音近的字。这一类在秦汉以上的古书中极为常见。如借“汤”为“荡”；《诗经·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借“壶”为“瓠”，这些都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前一类可以说是不造字的假借，后一类是在用字当中的假借。在用字当中既然本有其字，为什么还要另外写一个假借字呢，其中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写书者仓促间写为一个音同的字，历代传抄因其旧而不改；另一种原因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师承，经常习惯以某字代某字用，后世传写也就一仍其旧。三、汉字的特点
从书写形式看，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汉字的笔画有秩序地分布在一个平面性的方框里，这是汉字从外观上看最明显的特点；音素文字的字母在构词时是呈鱼贯式线性排列的。
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理据。汉字尤其是古代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传统上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统一的，汉字有见形知义的特点。有的字从字形可以联想到字义，如“人”、“山”、“火”，有的字可以从它的组成成分猜测出大致的含义，如“林”、“看”、“从”，有的字从它的组成成分上可以大致推想出字义类属，如“江”、“河”、“湖”都跟“水”有关，“树”、“松”、“柏”都跟“树木”有关。不过，随着汉字的发展，古代汉字在经过隶变、楷化之后，字形显义功能已经不是很明显，许多字的形音义之间的理据要经过一定的分析以后才能看出，而且相当一部分字的字义跟字形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
汉字记录的语音单位是汉语的音节。汉字和音节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音节往往对应多个汉字（同音字），有的汉字也可能对应多个音节（多音字）。可见汉字从文字体制上不同于音节文字，而这一点就保证了汉字长期稳定的发展。
汉字记录汉语不实行分词连写。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语素，因而在汉语的书面语中分别语素较为容易，分别词就较为困难。
从汉字自身来看，汉字数量多，字形结构复杂。
汉字跟语音的关系并不密切，跟意义的关系较为密切，这就使得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汉字的这一特点，就时间来说，对于继承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是有利的；就空间来说，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方言的特点。四、汉字的影响（一）对其他文字的影响
汉字书写体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源文字之一。在汉字的影响下，还产生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古壮字（方块壮字）、古白字（方块白字）、古布依字（方块布依字），但它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消亡。汉语中的女书，如今也无几人能识。此外如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也是在汉字书写方式和书写工具的影响下，将从右向左书写的源自阿拉米文字的书写方式改为从上到下书写，文字的结构也随之有所变化。不仅如此，汉字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日文“平假名”就是采用汉字革体创造，时至今天，已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文字仍保留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再如朝鲜文字“谚文”，也是依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的文字。还有如越南文字“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的表达越南语音的新字。（二）对民俗的影响
中国许多民俗都与汉字有关，例如：
射虎：就是猜灯谜，也叫打灯虎，与汉字有着密切关系。射虎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旧时的射虎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人射虎，谜面深奥，谜格复杂多样，谜底多为四书五经中的原句；一类是市井灯谜，谜面谜底均很通俗。
合体字：中国民间常将一些带有吉祥含义的短语合写为一个字，以祈求吉祥。常见的合体字如“招财进宝”、“双喜”等。
谐音字：中国人喜欢利用汉字的同音特点用谐音字取吉祥之意，比如蝙蝠的“蝠”谐音为幸福的“福”，走兽的“兽”谐音为长寿的“寿”。
九九消寒图：中国北方地区的一项民俗。在每年数九的季节写下“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双钩字，这九个字每字九划，从冬至开始每天根据天气为一个笔画填充颜色，到数九结束完成一幅九九消寒图。
花鸟字：一些民间艺人用一些花卉和禽鸟的图案拼写成汉字，近看细节是一些花鸟画，远看整体却是一幅字，这种字画结合的艺术形式被称作花鸟字，是一种多彩花鸟虫鱼组合书法。在国内，只有在春节庙会和一些节日集会中才可以看到。花鸟字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成为一种街头艺术。早期的鸟字画大多写的是一些吉祥话语，以祈求吉利，现在在庙会见到的鸟字画则以书写顾客的姓名为主，购买者的目的也由祈求吉祥逐渐转变为猎奇。（三）对艺术的影响
因为汉字书写的主要工具——毛笔有多样的表现力，因而产生了中文独特的造型艺术——书法。而篆刻是和书法相关的艺术，用刀在石材上雕刻文字作为印章。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典籍一、中国书籍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伟大、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不仅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如果从最古的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算起，到竹简、帛书和写、印在纸上的书籍，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为世所罕见。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纸的发明与改进，促进了书籍的社会生产。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中国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九百多年前，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系列重大发明，不但使书籍的社会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使人类文明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一）初期的书籍
人类社会生活需要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主要靠语言相互沟通。但语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古人便采用结绳、刻木以及简单的图形符号等方法来帮助记忆。只有文字才能超越时空，准确记录语言和表达思想。今人所见的典籍，最早要属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其次是周代的金刻和石刻。在殷代和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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