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培根,秋泉译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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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试读：
前言
弗朗西斯·培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知识就是力量”是他的名言。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开创者之一，他被视为哲学史与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培根在很多方面都有著述，而《培根随笔》是他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著作，F.房龙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弗朗西斯·培根的随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尘世中的智慧，它让我们变得充满理性并世事洞明。”足见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及意义所在。随笔中不仅包括培根对政治相关问题的论述与见解，还包括他关于人生与生活中的感悟与精妙的理解。因此，不管是从学习如何思考和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从汲取生活智慧和寻找共鸣的角度，这都是一部非常值得你拥有并且细细咀嚼的书籍。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茶余饭后，拿起这本书，你可以暂时给心灵找一个休憩的地方。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借鉴了很多已有的中文译本，并根据当今语言的习惯以及结合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试图向读者展现一个更易理解、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培根。鉴于能力有限，以及时间上的一些限制，不免会有一些疏漏之处，望读者海涵以及批评指正。但愿，我们都在这本书中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培根，实现一种不一样的成长。第一部分 培根论哲学论真理——“真理”具有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的穿透性
彼拉多曾笑着问大家：“真理是什么呢？”其实，他并不指望得到确切的答案。世上总有一些人喜欢时常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且认为固定了一种信仰即等于上了一套枷锁。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他们都要求贯彻他们自由的意志。虽然持这种想法的哲学家大都生活在过去，然而现在仍有些心志不坚定的人继承了他们的想法——尽管这些人没有他们的前辈们那样的骨气。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去坚持那些伪真理？不仅是因为寻找真理的路上充满艰难困苦，或者是因为寻到了真理之后，真理所加于人们的思想的约束，还因为对伪真理的爱好是人天生的一种爱好，尽管这不是很美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希腊晚期哲学学派中有人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不懂得伪真理之中有什么东西会使人们因为伪真理的本身而爱它，因为伪真理既不能如诗人的作品，引人入胜，也不能如商人之所为，导人得利。我也不懂得这是什么缘故：但是“真理”具有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的可以穿透一切的光芒，世间的那些歌剧、扮演、庆典与之相比，远不如灯烛之光所显露的庄严美丽。
真理在世人眼中的价值也许等于一颗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来最好。但是它肯定赶不上那些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显得最美的钻石和红玉的价值。掺上一点伪真理的道理总是给人增添乐趣的。要是从人们的心中去掉了虚妄的自以为是、自谀的希望、错误的评价、武断的想象，就会使许多人的心变成一种可怜的、缩小的东西，充满忧郁和疾病，自己看起来也心生厌恶。对于这一点会有人怀疑吗？早期的耶教著作家中有一位曾经很严厉地把诗叫作“魔鬼的酒”，因为诗能占据人的想象，然而，诗不过是伪真理的影子罢了。害人的不是那从心中经过的伪真理，而是那沉入心中并且盘踞在那儿的伪真理，如前所言者是也。真理教我们要研究真理，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就像向真理求爱、求婚，与之共同享受人生一样，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
在上帝创造宇宙时，他所创造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感官的光明，他所创造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理智的光明，从那以后直到如今，在他工作完毕后休息的期间内，他的作为全是以他的圣灵昭示世人。首先，他在物或浑沌的面上吹送光明；接着，他向人的面上吹送光明；到现在，他还在往他的选民面目之中吐射光明。有一派哲学在别的方面都不如其他派别，可是有一位诗人为这派哲学增光不少。这位诗人曾说：“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高峰上俯视下面谷中的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那是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那里的空气是澄清而宁静的。”只要看的人对这种风景心存恻隐而不要自满，那么，这位诗人的话算得上是说得很好了。当然，一个人的心如果能以仁爱为动机，以天意为归宿，并且以真理为地轴而转动，那这个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
从教义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再说到世事的真理。即使那些行为上并不坦白正直地待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坦白正直地待人是人性中的闪光点，而真假相互掺和在一起，则有如金银币中杂以合金一样，也许可以使金银用起来更方便一点，但是却把它们的品质降低了。因为这些曲曲折折的行为可以说是蛇走路的方法，蛇是不用脚而是很卑贱地用肚子走路的。没有任何一件不遵守道德的事情能和被人发现是虚伪欺诈一般让人觉得羞耻的。为什么说人说谎算是一种羞辱和一个罪大恶极的行为？蒙泰涅在他的研究中给出了理由，他说：“仔细考虑起来，某人说谎时意味着他对上帝很大胆，对世人很怯懦。”因为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曾经有个预言这样说：基督再次降临世间的时候，他将不会在地上找到信实；所以谎言被当作是请上帝来裁判人类全体的最后的钟声。看了这个预言的人，对于虚假和背信的罪恶应该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论死亡——与死亡俱来的一切，比死亡更骇人
成人惧怕死亡就像儿童害怕待在暗处一样。儿童天然的恐惧因故事而增加，成人对于死的恐惧也是一样。当然，静观死亡，把它当作罪孽的代价以及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的人，是虔诚而且合乎宗教教义的；但是恐惧死亡，把它当作我们对自然应尽的贡献，则是愚弱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时也掺杂着虚妄和迷信。在苦行僧的自戒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应当自己思考，假如他有一根手指的末端被压或被行刑，其痛苦是怎样的；由此，再想象使人全身腐败溃烂的死亡其痛苦应当是怎样的。其实有许多种死亡的方式比一肢受刑的痛苦还要轻，因为人体最生死攸关的器官并不是最敏于感受的器官。
有一位古代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与死亡俱来的一切，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朋友的哭泣，丧服和葬礼，所有一切都显得比死亡更可怕。然而，人的心灵并不是脆弱到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既然一个人可以召唤很多伙伴来帮助他打败死亡，可见，死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复仇让人胜过死亡；爱恋让人蔑视死亡；荣誉让人希冀死亡；忧伤让人奔赴死亡；恐怖让人死于死亡之前。除此之外，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奥陶大帝自杀之后，他的臣民们出于对他的忠诚和同情而陪伴他一起面对死亡。此外，塞内加还补充了一种不会惧怕死亡的原因：苛求和厌倦。他说：“试想，你长时间地从事一件事情，不只勇敢的人和伤心的人会想去死，那些容易厌倦的人也会想到死亡。”一个人虽然既不勇敢，也不潦倒，然而因为厌倦一直从事同一件事情，也会想寻死的。
死亡是无法征服那些伟大灵魂的，因为这些伟人即使到了最后的一刻，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本色。奥古斯塔斯大帝死时还在赞颂他的皇后：“永别了，里维亚，请你终身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生活的时光。”提比留斯大帝根本不会在乎死亡，正如史家泰西塔斯所说的：“提比留斯大帝的体力日渐衰退，但他依然相当聪慧。”菲斯帕斯到临死时还在说笑话，他坐在一张凳子上说：“我想我正在变成神呢。”加尔巴临死时，说：“砍吧！假如这是有益于罗马人民的。”一边说着一边伸出脖子就死。塞普谛米犹斯·塞外拉斯死得爽快。他说：“假如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事，快点来吧。”而那些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把死的价值抬得太高了，并且，因为他们为死亡做的准备过于隆重，所以使死亡在人看起来更可怕。
死和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也许对一个婴儿来说，生与死一样痛苦。在热烈的追求中死亡的人犹如在热血沸腾时受伤的人一样，是不会感觉到痛苦的，所以一颗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是感觉不到死亡的可怕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请你相信，世间还有最甜美的歌，还有当一个人获得了有益的结果时所说的那样：“万能的主，您可以释放您的仆人安然离去了。”死亡还有这一点：它打开名誉之门，熄灭妒忌之心。正如有句话所说的那样：“生时受人妒羡的人，死后将受人爱。”论厄运——厄运带来的东西有时也是值得称赞的“虽然人们总是希望得到顺境的好处，但是厄运带来的东西有时也是值得称赞的。”这是塞涅卡的高论。如果奇迹的意思是“超越自然”，那么毫无疑问，奇迹大多在厄运中产生。塞氏还有一句比这句更加经典的话，作为一个异教徒能够说出这句话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原话是这样的：“一个人有凡人的脆弱而又有神仙的自在无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这句如诗歌一样美妙的话有着非常深远的意味。诗人们也真的常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古诗人常述的那个奇谈中所表现的——而这个奇谈又是非常有深意的。说实话，它所描写的还真有点接近基督徒的情形——那就是当赫扣力斯去解放普罗密修斯的时候（普罗密修斯是象征人性的），他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大海。基督徒以血肉之躯的轻舟渡过世间的波涛的决心，这故事很生动地描写出来了。但是用平凡的话来说，幸运所生的德行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行是坚忍，在伦理上讲起来，后者是更为伟大的一种德行。
幸运是《旧约》中的福祉；厄运是《新约》中的福祉，而厄运所带来的福祉更大，更能体现上帝的恩惠。然而，即使是在《旧约》之中，如谛听大卫的琴音，就一定可以听见与欢颂一般多的哀歌，并且圣灵的画笔在形容约伯的苦难上比在形容所罗门的幸福上致力得多了。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在针工与刺绣中，我们常见，若在一片阴沉的底子上安排一种漂亮的花样，比在一片浅色的底子上安排一种暗郁的花样要悦目得多。从这眼中的乐趣上推断心中的乐趣。不可否认，美德就像名贵的香料，经过燃烧或压榨，香味才能更加浓烈，这就是所谓的幸运最能够显示邪恶而厄运却能够彰显美德。论幸运——幸运之道有如空中的天河
外在的因素有时可能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如外表、机会，他人的死亡与施展才能的机会之间的偶合——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人的命运主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诗人说：“人人都可以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最常见的幸运：利用他人出错的机会而取得成功。“蛇不吃蛇，就不能变龙”。显而易见的才德固然令人称道，但是有些隐性的才能却能招来幸运，或者说这些隐性的才能才是自我表现的最佳方式。
一个人的天性中没有什么障碍或乖戾，而他的精神的轮子随着幸运的轮子同时转动的时候，这就是“潜能”的意思了。里维在用下列的言辞来描述大加图：“这个人的体力与精神都是如此的强大，无论他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大概也会替自己赢得很好的境遇。”还注意到一点，就是他有“多种的才能”。因此，一个人如果锐意并留神地观察，他一定会看见“幸运”的，因为他虽然是盲目的，可不是隐形的。
幸运之道有如空中的天河。天河是一群小星的聚会或团结，他们并不是各自闪耀，而是一起放光的。同样，有许多小小的、为人所难见的美德，或者不如说是能力和习惯，它们会使一个人走运。这些美德之中有几种人所难以想到的，意大利人却注意到了。譬如，有一个做事总不会出错的人，那么意大利人在谈论起这个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在其他的条件中加进一句，说他有“一点儿傻子气”。真的，有一点儿傻子气，而没有太多的老实气，再没有比这两种特性更为幸运的了。因此，极端爱国或爱主上的人向来是不幸的，而且也是不能够幸运的。因为一个人不为自己考虑的话，他走的就不是自己的道路了。突降的幸运会把人变成一个投机者或者活动家，但是经过磨炼的幸运才能把人锻造成人才。
我们崇敬幸运之神，至少是因为她的两个女儿，一位叫“自信”，一位叫“名誉”，因为这两个都是幸运所产生的，前者生于一个人自己的心中，后者生于他人的心中。古之贤者，不会向别人夸耀他的成功，而是把它归为命运的恩赐。再者，一个人如果受神灵的护佑，那也就可见他是一个伟人。所以恺撒对风涛中的船夫说：“你所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幸运。”所以苏拉自称时，不取“伟大的”，而称自己是“幸运的”。纵观历史，凡过于把幸运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的人多半的结局是不幸的。书上曾说，雅典人提摩西亚斯在他向国家报告他的政绩的时候，屡次中断他的报告而加入这样的一句评语：“这绝非幸运的赏赐。”自此以后，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得意过。世间确有些人，他们的运道与荷马的诗句一样流畅，这就如普卢塔克把提摩莱昂的运气与阿盖西劳斯和埃帕米农达斯的运气相较而论时所说的一样。这种情形之所以如此，的确多半是与一个人的性格相关的。论预言——那些有凭有据而原因又不明确的预言
此处所说的预言既不是神灵的启示，也不是异教的谶语，也不是天然的征兆，而仅仅是指那些有凭有据而原因又不明确的预言。女巫对扫罗说：“明日你和你的孩子必会与我在一处。”荷马有如下的诗句：“伊尼埃斯一族，他的子与孙，以及他子孙的子孙，将统治各处的海岸。”好像是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个预言。悲剧作家塞内加有这么几句诗：“后世将有一时，
海洋将解开天然的束缚，
有一片大陆将开放呈露，
蒂夫思将发现新的世界，
土勒将不再为地极之国。”
这好像是关于美洲之发现的一种预言。波利克拉特斯的女儿梦见久辟特替他父亲洗浴，阿波罗给他涂膏油，其后波利克拉特斯果于露天下被钉于十字架上，在那里，太阳使他遍体流汗，雨露洗刷他的身体。马其顿王菲利普梦见他把他妻子的肚子封了起来，醒后自己解释，以为他的妻子将不能生育。但是预言者阿利斯坦德却对他说他的妻子是怀孕了，因为人们是不会把空的容器封存起来的。曾在马喀斯·布鲁塔斯的帐中出现的一个鬼影对他说道：“你在非力帕还要遇见我。”泰比瑞亚斯对加尔巴曾说：“加尔巴，你也会尝着帝国的滋味的。”
在外斯帕显的时代，东方流传着一种预言，说是从久地亚出来的人君，将统治全世界。这个预言虽然也许是为救主耶稣而发的，泰西塔斯却以为是指外斯帕显的。道密先在被杀之前一夜，梦见从自己的颈项上长出了一颗金的头颅，果然，他的承继者造就了多年的黄金时代。英王亨利六世，当亨利七世还是个孩子，给他进水的时候，对人说：“这孩子就是将来要享受我们现在所争的王冠的人。”从前，我在法国的时候曾从一位辟纳医生那里听来一个故事，他说法国的太后（她是很信法术的）曾把先王（她的丈夫）的生辰用了一个假名字，拿去叫人推算。那术士论断说，这人将于决斗中被杀。王后听了这句话大笑，认为是不会有人挑战她丈夫的。但是她的丈夫后来竟于马上比枪的游戏中被误杀，因为卫队长蒙哥马利所使用的矛头末端破裂，碎片误入国王的盔甲之内。
我在年幼的时候，正是伊丽莎白女王春秋鼎盛的时候，那时，我听过一个很普遍的预言，它说：“麻织成线啦，英格兰就该走到尽头了。”
这个预言的意思大家多以为是这样的，把英国君主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就成了“麻”（hempe）这个字，等到这几位君主（就是Henry、Edward、Mary、Philip和Elizabeth）的朝廷完了之后，英国便要大乱。这种情形，感谢上帝的恩典，并没有实现，只应验在了国名的更改上，因为当今主上的尊号不再是英格兰王而是不列颠王了。在1588年以前，也有个预言，这个预言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有一天人们将会看到，
在鲍奥岛与梅伊岛之间，
挪威的黑色舰队。
等这个去了之后，
英国啊，用石头和石灰筑房吧，
因为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了。”
这个预言的意思大家都以为是指1588年来的西班牙大舰队的，因为据说西班牙王的姓乃是挪威。君王山人的预言：“88年，一个奇异的年头。”
人家也以为是验于西班牙舰队之出发，这个舰队，虽不能说是海上军舰数量最大的，却是力量最强的。至于克利昂的梦，我以为那只是个笑话。这个梦就是他被一条龙吞噬了，据人解释，那龙就是一个做腊肠的，那人曾经和克利昂捣过乱。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假如你把梦兆和星命学的预言包括在内的话，其数目将更多。我只把几个有凭有据的举出来为例而已。
我的意思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过分重视，仅仅可以作为冬天火炉旁闲聊的话题。可是我说的不要重视的意思是它们不足以完全相信。但是，如果这种言论在社会上广泛散布，那当政者也不可置之不理。因为这一类的事情曾酿成过许多祸害，并且我看见各国曾立了许多严厉的法律来禁止它们。
人们之所以乐于传播这种预言，原因大概有三种。第一是人们只注意这种预言说中的时候而不注意它们没说中的时候，这和人们对于梦的态度是一样的。第二是大概的推测或模糊的古语常常会变为预言，而这些话通常给人们推测未来保留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塞内加的诗句就是如此。因为在当时已经显然可见地球在大西洋之西还有很大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一定是一片汪洋。在这种理论之上再加上柏拉图的《蒂迈亚斯》与《阿蒂阑蒂苦斯》两篇中的传说，就可以鼓励人，使人把这种说法改成一种预言了。第三种原因是可能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假话，是被无聊的人事后捏造出来的。论美——一个外貌并不出众却有着美好品德的人，会令人肃然起敬
美德像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同样的，一个外貌并不出众、衣着并不华丽，但却有着美好品德的人，也是会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外表很美的人们之中，很多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造物主似乎是吝啬的，他给了你一方面的优势就不会再给予其他。因此，那些美男子可能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外在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但是也有例外，因为奥古斯塔斯大帝、泰塔斯·外斯帕显努斯、法王“好看的”菲利普、英王爱德华四世、雅典人阿尔西巴阿的斯、波斯王伊斯迈耳都是精神远大、志向崇高的人，同时也是当代最美的男子。
说起美来，自然之美胜过服饰之美，而适宜并优雅的行为之美又胜于仪容的美。最美的事物是画家的画笔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因为它不是人为的，而应该是一种奇妙的存在。我们说不出阿派莱斯和阿伯特·杜勒究竟哪一位是更大的戏谑者，他们两位之中，一位是要根据几何学上的比例来画人，另一位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脸面中采取其最好的部分以合成一个最美丽的面孔。像这样画出来的人，我想只有绘画者本人可以满意，其他人就未必了。并不是一个画家不应当画出一张最美的面孔来，而是他应该以创造力来完成作品，而不应该借助于一种公式。我们一定会看得见有些面孔，如果你把它们分成一部分一部分地来观察，你是找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如果从整体去看，那些面孔就变得优雅而和谐了。
假如美的主要部分果真是在美的行为之中的话，那就无怪乎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反而倍增其可爱了。“美人的秋天也是美的”，年轻人做事认真得体，还要用青春的样貌来增加他的可爱之处，否则是不会被大家看重的。美有如夏日的水果，易于腐烂，难以持久。并且多半情况下，美使人有放荡的青年时代、愧悔的老年时代。可是，假如美被发扬光大的话，它会使美德更为光辉，使恶行相形见绌。论财富——财富之于德行就像辎重之于军队
对于财富我叫不出更好的名字来，只能把它叫作“德行的累赘”。因为财富之于德行就像辎重之于军队。辎重是不可或缺，也不可抛弃于后的，但是它阻碍行军，并且，有时候因为顾虑辎重而失去或扰乱胜利。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它只有一种用处，就是施众，除此之外，它便是多余的了。所以所罗门说：“巨大的财富，会有许多人来消耗它，而它的主人除了能用眼睛看它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享受呢？”一个人的财富达到了某种限度之后，便为个人的享受所不能及，他可以储藏这种财富，也可以分配并赠送它，或者利用它而出名，但是于他本人，这些财富是没有实在的用处的。
可能有些人认为财富可以买通关节，使人免于危险或困难。如所罗门说的：“在富人的想象中，财富像一座坚固的城堡。”这话确实说得很透彻，那座坚固的城堡是在富人的心里，而未必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金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灾祸的根源，而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才能给人带来好运。不要追求炫耀的财富，仅寻求你可以用正当手段得来、庄重地使用、愉快地施与、安然地遗留的那种财富吧。然而，也不要像修道士那样对金钱不屑一顾，视金钱如粪土。只是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西塞罗说拉比瑞亚斯·波斯丢玛斯的那样：“他对财富的追求，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而是要得到一种行善的工具。”还应当听从所罗门之言，不可急于敛财致富，“欲急速致富者将不免于不义”。诗人们的寓言说，当财神普卢塔斯为朱庇特所派遣的时候，他步履蹒跚，行走迟缓；但是当阎罗普卢陶派遣他的时候，他就跑得很快。这个寓言的意思就是：用善良的方法和正当的工作得来的财富是来得很慢的，但是由别人的死亡而得来的财富（如遗产，承继等）则是骤然落在身上的。但是若把普卢陶当作魔鬼，这个寓言也用得上。因为当财富是从魔鬼那里得来的时候，他们是来得很快的。
致富的方法有很多，而其中大多数是卑劣的。吝啬是其中最好的一种，然而也不能算是纯洁无罪的，因为人们通常不愿意拿吝啬省下来的钱财去施舍救人。想办法增加土地的收获是最自然的致富的方法，因为这些产物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大地——的赏赐，但是用这种方法发财是很慢的。然而，若是有钱的人肯屈就农牧矿产之事，那么，他的财富的急剧增长也是指日可待的。我从前认得一位英国的贵族，他的钱财是当时最多的。他是一位大草原主人、大牧场主人、大森林主人、大煤矿主人、大铅矿主人、大铁矿主人和许多其他产物的主人。因为这个，土地之于这位贵族犹如一片大海，因为它给他带来的进款是源源而来、永不枯竭的。
有人说，他发小财的时候很难，发大财的时候很容易，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已经富有到可以坐待市场好转，并且做成常人无钱办理的交易，又能与年轻人的事业合作的时候，他的财富是非大增不可的。
从普通的各种生意和职业得来的财富是诚实的，他们可以赚到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勤奋，二是诚信的好名誉。那用奸诈的手腕做成的生意其所获的利益却是比较可疑的：如乘人之急需而抬高价格，贿赂官员的仆役和亲信，用诡计排挤其他守规矩的商人，诸如此类，都是奸诈卑劣的手段。至于那些尽量压低价钱，购买贱货，而目的不是拿来自己消费，而是转手出售给他人的，是在榨取卖家与之后的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合股的生意，如果所托的人选择得当，是可以致富的。
放高利贷也是获利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虽然它是最坏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使放债的人将他人辛苦所得的劳动成果收为己用，不但如此，安息日也是要折算利息的。然而放高利贷虽是很靠得住的致富方法，这种方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因为介绍人和中介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替信用不好的人吹牛。
在某种发明或特权上占有优先权，这种幸运有时能使人一夜暴富，加那利群岛的第一个糖业家就是这样。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做真正的聪明人，既有发明的才能，又有判断的能力，他很有可能成为大富豪。而专靠固定的收入的人是不容易致富的，把一切财产都搁在投机生意上的人往往会倾家荡产。因此，最好能有个固定的工作作为冒险事业的后盾，以便如果有损失，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专利与独家销售的情况是很好的致富之术，做这种事的人要能知道某种货物将要有广大的需求因而提前囤积。由服务而得来的财富，虽然来路最高尚，然而，这种财富假如是由谄谀逢迎的奴婢行为得来的，那么，只能说是最卑劣的财富。至于图谋他人遗产（如泰西塔斯评论塞内加的话：“没有子嗣的人和他们的遗产都被他捉入网中。”）则是比阿谀奉承更加卑劣的行径。
别轻易相信那些表面上不看重财富的人，他们不看重是因为没有能力和方法可以获得财富，若是他们有了财富，再没有比这些人更爱财的了。生活中别吝啬小钱，钱财是有翅膀的，有时它自己会飞走，有时你必须放它出去飞，以便招引更多的钱财来。人们通常把钱财留给亲属或者留给社会和他人。如果给子女留一大份家业，但是他们尚且年轻或者见识不够而无法守住的话，那么，这份家业就像鸟饵，会引诱着那些虎视眈眈的捕食的老鹰。同样，为虚荣而赠予社会或者他人的善款和基金等，既像没有放过盐的祭品，又会使得腐败丛生。因此，不要看你捐款的数额有多少，而应当看看它是不是被用到了发挥作用的地方。当然，死后再去捐款也是不太合理的，因为仔细想想，死后才捐款的人，他捐的就是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了。论学问——要带着权衡轻重、审察事理的目的去读书
读书的目的可以分为娱乐、装饰和增长学识。在娱乐上，学问可以给那些幽居的人一份清净；在装饰上，学问可以使你的辞令优美，在增长学识上学问可以教会你如何分析和处理事情。富于生活经验的人擅长做事，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加以判断，但是从大处着眼来谈论和安排事务，还是有学问的人做得好些。在学问上费时过多是偷懒，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来判断事情是书生的怪癖。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的锻炼；就像人的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他们需要学问的修剪；而学问本身，若不受经验的限制，因为它所说的道理是普遍的。心眼儿多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不会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是学问以外和学问之上的一种能力，通过观察、体会才能获得的。不要为了辩驳而读书，不要为了信仰与盲从而读书，也不要为了言谈与议论而读书，要以学会权衡轻重、审察事理为目的而去读书。
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为数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意思是有些书只要读读其中的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为数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并且由人写出书的内容提要，但是这种办法只能用在不重要的书籍的阅读上，因为这样读过的书就和蒸馏水一样，没有什么味道。阅读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因此，如果一个人很少动笔，那么他就必须有很好的记性；如果他很少与人讨论，那么他就必须很机智；如果他读书读得很少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很狡猾才可以把自己无知这个真相掩盖过去。
读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同样，精神上的缺陷没有哪一种是不能用学问来补救的，就如身体上各种病患都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似的。打球有益于肾脏；射箭有益于胸肺；散步有益于胃；骑马有益于头脑……诸如此类。同此，如果一个人心志不专，他最好研究数学，因为在数学的证明中，如果他的精神稍有不专，他就非从头再做不可。如果他不善于辨别异同，那么他最好研究经院学派的著作，因为这一派的学者是条分缕析的人。如果他不善于推此及彼，旁征博引，他最好研究律师们的卷宗。如此看来，精神上各种的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方法了。论无神论——在那唯一的大智慧上，我们是胜过一切的国家与民族的
我宁愿相信《金传》、《塔尔木经》中的一切寓言，而不愿相信这宇宙的体构是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的。上帝从没有创造奇迹以服无神论，因为神所造的日常的一切就足以驳倒无神论了。一丁点儿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深究哲理，使人心又转回到宗教上去。因为当一个人的精神专注于许多不相连贯的次因的时候，那精神也许有时会停留在这些次因之中而不再前进。但是，当它看见那一串的次因相连相系的时候，它就不能不飞向天与神了。不仅如此，就是那最以无神论见诟的哲学学派（即莱欧西帕斯，德谟克瑞塔斯，埃辟寇拉斯一派）也最为证实宗教。因为主张这宇宙万物的秩序与美是不经一位神圣的领袖之主持而由四种可变易的原素和一种不可变易的第五原素，恰如其分而永久如此地安排的、造成的，这种学说较之那主张这宇宙万物的秩序与美是全仗着一大群无限小、无定位的原子之说，其可信度要强得多。《圣经》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是并不曾说“愚顽人心里想没有神。”其意思就是这话是愚顽的人从着习惯给自己说了，以为是他愿意相信的，而并不是他能够完完全全地相信的。因为除了那些主张无神可以于自己有利的人们之外，没有人否认神的存在的。无神论者总在谈论他们的主张，好像他们自己心中觉得不甚妥实而乐意有别人的赞同来扶助自己似的，由此最可见无神论是口头上的而不是心里的。不仅如此，谁都看得见无神论者努力吸收信徒，和别的宗教派别一样。并且，你还可以看见他们之中有些宁愿为无神论受刑而不愿反悔，然而如果他们真相信没有神这样东西，为什么他们要给自己找苦恼呢？埃辟寇拉斯曾说神明是有的，不过他们是逍遥自在、不问世事的。以此见责于世，以为他说这话的时候不过为了他的名誉的缘故而作伪罢了。人说他这话旨在骑墙；其实他心里以为是没有神的。但是，无疑地，他这是受诽谤了，他的话是高贵而且虔诚的。“渎神之举不在否认世俗所谓的神灵，而在以世俗之见加之于神灵。”就是柏拉图也不能说得比这更好。
再者，埃辟寇拉斯虽然有胆量否认神的施为，却没有能力否认神的性质。西印度人有他们的各神的名字，却没有上帝的名字（就好像假设异教徒有久辟特、阿波罗、马斯等等名字而没有“神”之一字似的）。这就足见甚至这些野蛮人也有关于神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是没有文明人关于神的观念之广大与精深的。因此，在反对无神论者这一宗事上，野蛮人和哲学家是在一起的。思想家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一个戴俄高拉斯、一个巴昂，也许一个鲁先和其他的几位而已。然而就连他们也好像外表胜于实际，因为凡是对于既立的宗教或迷信倡异议的人总被反对者加以无神论者之名。但是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乃是伪善者，他们老在搬弄神圣的东西而毫无所感，因此他们终究是要被炙的。无神论的原因是：宗教分成多派（因为任何宗教分为主要的两大派是会增加人的热诚的，但是派别过多就要引起无神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僧侣的失德，就如圣波纳所说的情形一样：“我们现在不能说僧侣有如一般人，因为一般人现在是比僧侣强了。”第三个原因是一种亵渎和嘲弄神圣事物的风习，这种风习一点一点地毁损了宗教的尊严。
最后还有一种理由，就是学术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同时享有太平与繁荣的时代，因为祸乱与困厄较能使人心倾向宗教。否认有神的人是毁灭人类的尊贵的，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的确是与禽兽相近的。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同样，无神论也毁灭英雄气概与人性的提高，如以一条狗为例，当它在发现自己受一个人的护持的时候显得是如何的高贵勇武，一个人对于它就是一位神灵，或者是一种更高的品性。这是由于那条狗对于一种较自己的天性更高的天性有信仰的缘故。这种勇武显然是那个动物若无这种信仰则永不能达到的。人也是这样，当他信赖神灵的保护及恩惠，并以之自励的时候，就能聚积一种力量和信心来，这种力量和信心单凭人性的本身是得不到的。因此，无神论在一切的方面可恨，在这一方面也如此，就是它削夺了人性所赖以自拔于人类的弱点的助力。这在个人如此，在民族亦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如罗马之壮伟者。关于这个国家且听西塞罗之所言：“无论我们自视多高，我们在人数上都胜不过西班牙人，在体力上胜不过高尔人，在狡黠上胜不过迦太基人，在艺术上胜不过希腊人，并且在那些天生的，属于人民与土地的乡土之感上，连土著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也胜不过。然而在慈孝上，在宗教上，并且在那唯一的大智慧上——就是认明世间的一切是由众神的意志管理并支配的——在这些上，我们是胜过一切的国家与民族的。”论迷信——在迷信中，有智的人是随从愚人的，而理论则是一种颠倒的次序
关于神，宁可毫无意见，也比有意见而这种意见是与神不称的好。因为前者是不信，而后者是侮辱。迷信则的确是侮辱神明的，关于这一点普卢塔克说得很好。他说：“我宁愿人家说从没有过普卢塔克这么一个人，而不愿人家说从前有一个普卢塔克，他的儿女一生下来他就要把他们吃了。”——就如诗人们关于塞特恩的所言一样。这种对神的侮辱越大，则其对人的危害也越大。无神论把人类交给理性，交给哲学，交给天然的亲子之情，交给法律，交给好名之心。所有这些东西，虽没有宗教的存在，也可以引导人类有一种外表上的道德，但是迷信却卸除这一切，而在人的心里树立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没有扰乱过国家，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自谋，因为人们除了自己的福利之外没有别的顾虑。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倾向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塔斯大帝之世）都是太平时代。但是迷信曾经扰乱过许多国家，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第九重天，这第九重天是要把政府的诸天都强引得离开常轨的。迷信的主人公是民众，在一切迷信之中，有智的人是随从着愚人的，并且理论是跟着一种颠倒的次序，拿来适应行为的。
在串特会议中——在该会议中经院派的学者们是很占优势的——有些高级教士曾有如下一些意味甚深的话。他们说经院派中人有如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假设离心圈、本轮及此类的轨道诸说以解释天文上的现象，虽然他们知道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同样，经院派的学者们构造了许多奥妙复杂的原理和定律以解释教会的行为。迷信的原因是：悦人耳目诸官的礼仪；过度的注重外观与法利赛式的虔诚；对传习的过度尊崇，这种传习是一定要给教会加以压迫的；高级僧侣为私人的野心或财富而设的计谋；过于爱重个人的“良好用意”，而这种用意是足以引起自专及标新立异的；以人间的事理而测度神明，这是一定要产生杂乱的狂想的；最后，还有野蛮的时代，尤其是与灾祸有关的时代。迷信若无遮掩则是一种残缺丑恶的东西，譬如一只猿猴，因为它太像人了，所以更加丑恶。所以，迷信类似宗教之处也使其更为丑恶。又如好肉腐化而成小蛆一般，良好的仪式及规律也可以腐化而成为许多琐细的仪节。
有时，人们以为他们若对于以往的迷信离得最远那就是最好的行为，在这种时候就有了一种反迷信的迷信。因此应当留心不要（像涤除体内积毒而施术不善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把好的同坏的一齐去掉了，这种事情当一般民众成为改革家的时候是会做出来的。论宗教统一——宗教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
宗教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异教徒是不会挑起宗教的争执和分裂的。原因是异教徒的宗教只有仪式和典礼。他们教会中的主要宗师和长老均是诗人，从这里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样的一种宗教了。但是真正的上帝是个“忌邪的神”，因此他的崇奉和宗教便绝不容有混杂和伴侣。所以我们想就关于教会的统一说几句话，所说的是其结果如何，其界限如何，其方法如何。
统一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对教会以外的人的，一是对教会以内的人的。对于前者，无疑地，异端和分裂是最糟糕的事情，这两桩事甚至比伤风败俗还坏。所以再没有比“统一的破坏”更能使外人不入教堂，教徒急于逃脱的了。因此，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说“看哪，他在旷野之中。”又有人说：“看哪，他在密室之内。”那就是说，有的人在异端的秘会里找寻基督，又有人在教堂的外表上找寻基督——在这种时候我们的耳中须常有那句话——“不要出去”。那“外邦人的宗师”（他的使命的特性使他对于在教会以外的人特别地在意）曾说：“假如一个异教徒进来，听见你们七嘴八舌地说话，他难道不要说你们是疯了么？”再者，那无神论者和世俗之人听见宗教之中有如许冲突矛盾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比上面所说的异教徒的意见必然好不了多少。这种情形使他们要离开教堂，去“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之上”。有一位“亵慢的大师”在他的幻想的丛书中间列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异端派的摩尔舞》。
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拿这件事作为证据，似乎有不庄重的嫌疑，然而它把那过失之处表现得很好。因为异端诸派真是各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卑鄙的模样，这些态度不能不使世俗轻薄儿和下流的政客心生讥笑，这些人本来就是易于污蔑神圣的事物的。
至于宗教统一对教中人的结果，那就是和平。和平是有无限的福祉的。和平树立信仰。和平燃起仁心。教会的外观上的和平纯化而为内心的和平。并且它把写读争论文章的工夫移到写读忏悔和敬神的著作方面去。
统一的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两个极端。在某种激烈派看来，所有的调和的话都是可恨的。“耶户，是和平么？你与和平有什么相干？你转到我后面吧！”这一派人是不问和平但问党派的。反之，某种老的嘉派的人和不冷不热的人们以为他们可以把宗教上的问题用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手段和巧妙的调和来迁就解决，好像他们要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公断似的。这两种极端都是应当避免的，避之之道就在以基督自己为基督徒手订的盟约中那两条相反相成的条文切实并清楚地解释那盟约。这两条条文就是“不帮助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和“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谓以这两条条文解释基督的盟约者，就是说，要把宗教中基础的实际的要点同那些并不纯粹属于信仰的而是关于意见、教派、居心的问题的要点真实地辨别与分开。这在许多人看起来也许是件小事，并且是已经做到了的。
但是这件事要是做的时候少些党派之见，那么拥护它的人就会更多了。关于这个我只谈几点小小的意见。人们应该注意，不要以两种争论分裂上帝的教会。一种是当所争之点过于微细，不值得那热烈与争执，这些热烈与争执都是因为有辩驳才引起来的。基督教中的早期著作家中有一位曾经说过：“基督的外衣确是无缝的，但是教会的衣服却是多色的。”因此他说：“让这件衣服有变换之处，却不要有分裂之处。”原来“统一”与“划一”是两件事啊。还有一种就是所争之点是很重要的，然而争论到了后来趋于过为微妙或幽晦，以致这种争论巧慧而不切实了。一个有判断力和了解力的人有时会听见一些无知的人在表达不同的意见，然而他心里很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其实是同一件事，但是他们自己是绝不同意的。在人与人之间，判断力不同之处既有如此的情形，那么我们就不可以相信天上的上帝（他是明白世人的心的）能看出愚弱的世人在他们的争论之中有时其实是意思相同的。像这样的争论其性质曾经圣保罗在他的关于本题的警告和教训中优越地表现出来了。“避免世俗的新说以及敌视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人们造出实际并无其事的冲突，并且把这种冲突装入新的名词之中，又把这些名词定得以致本来应当意义支配名词的，在事实上名词反而支配意义了。“统一”亦有两种假的：一种是以盲从的愚昧为基础的，因为在黑暗之中，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另一种是以干脆接受根本要义上矛盾之处为基础而弥补成的。在这些事情里真理与伪说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梦中所见的偶像的脚趾的铁和泥一样，它们也许可以互相依附，但是不会化为一体。
说到如何取得统一，人们要注意，不可在统一的过程中，消灭和毁损了博爱的大义和人世的准则。基督徒有两柄剑，精神的和尘世的。二者在护持宗教上都有相当的责任和地位。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那第三柄剑来，那就是谟罕默德的剑。这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战争为传教的工具，或者以流血的压迫手段强迫人的良心，除非是遇见有明目张胆的丑事、亵渎神明的行为，或者将宗教混于不利国家的阴谋的时候。更不可暗蓄异志，明助阴谋和反叛，授平民以刀剑。诸如此类，意在倾覆朝廷的举动都应力避，朝廷者，天意所立也。如不避上述种种，就等于把记录上帝旨意的第一块石牌与第二块石牌猛撞，把人类当作基督徒看，而忘了他们是人。诗人卢克莱修见阿加曼木侬忍心以他的女儿为牺牲，遂叹曰：“宗教能叫人为恶有如斯之大者。”
假如他知道法国的大屠杀和英国的火药阴谋，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恐怕他会加倍享乐，并且坚信无神论了。因为那柄尘世的剑，在为了宗教而拔出的时候，既需极端审慎，所以把它放在一般平民的手里，就是一种荒唐之极的举动了。
这种事情留给那些再洗礼论者和别的妖魔吧。当魔鬼说“我要上升，并且要和至尊一样”的时候，那是对神明的严重亵渎；但是把上帝安排成某种角色并使这角色登台说“我要下降，并要和黑暗之王一样”是更严重的亵渎。如使宗教的大义堕落到谋杀君主，屠戮人民，颠覆国家与政府的那些残忍而可恨之极的行为上，那么这种行为和先前的亵渎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行为真有如把圣灵的像不绘作鸽子模样而画成一只兀鹰或渡乌，把基督教会的船舶挂上一面海贼或凶徒的旗帜一样了。因此必须教会借教义和教律，人君借威力，一切的学问界（属于教会的及属于伦理的）借诱导的力量（如接引神的杆杖一样）把那些倾向于拥护上述诸恶的行为和意见明定其罪并投之地狱，和有一大部分已经做到了的一样。在关于宗教的言论中，无疑地那位使徒的话应当是为首的：“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上帝的正义。”
又有一位明智的早期的教会作家说：“凡是施行或劝人压迫他人的良心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这话很值得注意，并且说得也很巧妙。第二部分 培根论人性论作假与掩饰——掩饰是行事策略的一种，但它尚属低端
掩饰是行事策略的一种，但它尚属低端。因为要知道什么时间应该说真话，或者什么时间应该行真事需要强大的头脑和开阔的胸襟。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家之中处于弱势的通常是那些善于掩饰的人。
泰西塔斯说：“里维亚同她丈夫的智略和她儿子的虚伪都很搭调。”即奥古斯塔斯有智略而泰比瑞阿斯善掩饰的意思。又因为当缪西阿奴斯劝外斯帕显举兵攻委泰立阿斯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起事，这些敌人既没有奥古斯塔斯的洞察力，也没有泰比瑞阿斯的掩饰。”洞察力与掩饰是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假如一个人有强的洞察力，能够看得出某事应当公开，某事应当隐秘，某事应当在半明半暗之中微露，并且看得出这事的或隐或显应当是对何人，在何时（这些正是泰西塔斯所谓的治国与处世的要术），那么，对他来讲，掩饰的习惯是一个弱点。但是假如一个人的洞察力没有那么敏锐，那么，他就不得不常常去掩饰自己了。因为一个人在不能随机应变的时候，选择最安全的方式处事是最好的。就好像眼神不好的人走路要慢慢地、轻轻地一样。
那些有能力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坦率的，有着很好的名声；可他们像训练有素的马一样，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应当停止，什么时候应当转动，什么时候可以掩饰自己，在他们认为某事需要掩饰的时候真的那么做了，因为以往的好感和名声，人们也不会去怀疑他们。这种自我的掩藏有三等：第一是隐秘、缄默和守秘密，就是一个人不让别人有机会看出或推测出他的为人；第二是掩饰，是消极的，就是一个人故意露出迹象端倪，教别人错认他的真正为人，以真为假；第三是作假，是积极的，就是一个人有意并且明显地装出他实际不是的那种为人来。
讲起隐秘来，这是一个倾听者所必备的素质。隐秘的人经常听别人忏悔。因为谁肯向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吐露心声呢？一旦某个人被人认定为是守得住秘密的人，就会有人找他来倾诉；就好像密闭的空气会吸摄空旷的空气一样。忏悔只是使当事人心情更愉快些，所以隐秘的人可以得知许多的事，大概人多乐于宣泄心事而不乐于增加心事吧。再者（说真的），裸露，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不是美的。一个人的举止与行为若不完全暴露，便可以增加自己的尊严。至于多言饶舌之人多虚妄而且轻信。大概那些说自己知道的事情的人，也会暴露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因此，“隐秘的习惯对于处世和修身，都有益的”。这句话可作为定律。在这一方面，一个人的面容最好能让他的舌头自由说话。因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可以直接从其表面上看出，不得不说是一个大的弱点。
说到第二种，那就是掩饰。掩饰常常是必然的，与隐秘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若要隐秘，他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掩饰者。因为一般的人都是狡黠的，不会允许一个人在坦白与掩饰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或者实际隐秘而表面上不偏向任何一方。这样的人，人们一定会用问题包围他，设法引诱他，并且探出他的口气。所以，除非他理会这些，否则他不免要显露出他的倾向，或者即使他没有任何表示，那些人也会由他的沉默中推测出来，犹如他自己说了一样。至于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是隐藏不了多久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隐秘，除非他给自己留一点掩饰的余地，掩饰是隐秘的衣服。
但是说到第三种，作假或冒充。我认为，除非在重大与稀有的事件之中，是罪过多于智谋的。因此，一种普遍的作假的习惯（那就是这最后的一等）是一种恶德。其起因或由于天性的喜伪或多畏，或由于一种有重大缺陷的心理。这种缺陷因为一个人不得不设法掩盖，遂使他在别的方面也作假，以免有荒疏之虞也。
作假与掩饰的好处有三。第一是使反对者不疑而我可以出其不意。因为一个人的意向若是公开，那就等于一声唤起一切敌人的警报。第二是为自己留一个安全的退路。因为一个人要是明说要如何如何，也就束缚了自己。第三是可以有较好的机会来看破别人的心思。因为对一个暴露自己的人，别人是不会公开反对他的，他们将干脆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把他们自己言论的自由变为思想的自由。因此，西班牙人有句成语：“撒一个谎以便发现一件真事。”这是一句很好、很精明的成语。这话的意思犹云：除了作假并无发现真情之术也。客观地说，作假与掩饰也有三种害处。第一，作假与掩饰平常总带着一种畏怯的模样。这种恐惧的态度在任何事件之中，都不免有碍目的的实现。第二，作假与掩饰使得许多人心中迷惘，莫明其妙，而这些人与那个作假、掩饰的人在相反的情形下也许是会合作的；作假与掩饰使人独自跋涉，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种是最大的害处，就是作假与掩饰剥夺了一个人做事的主要工具——信任。最好的结合是有坦白之名，隐秘之习，又适当应用掩饰之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有作假的能力。论忌妒——红眼在被忌妒的人踌躇满志或者春风得意时会更加严重
人的各种情感和欲望之中，有两样东西最能够迷惑人的心智，那就是恋爱和忌妒。这两者都有很强烈的愿望，它们很容易造出意象和观念，并且很容易进入眼中，尤其是当对象在场的时候，这些都是导致蛊惑之处——假设有蛊惑这种事的话。同样地，我们看见《圣经》中把忌妒叫作“凶眼”；而占星家说忌妒的行为发生时，忌妒者的眼睛会变红。不但如此，还有些人说红眼在被忌妒的人踌躇满志或者春风得意时会更加严重。再者，在这种时候，那些被忌妒的人的得意溢于言表时，也就会受到各种中伤和打击了。
我们现在不理这些玄妙的说法，就谈谈什么人最容易忌妒别人，什么人最易受忌妒，以及在公事上的忌妒与在私事上的忌妒有何分别。无德之人常忌他人之有德。因为人的心思若不以自己的好处为食，就要以他人的坏处为食了。并且缺乏这二者之一的人一定是要猎取其二的。有任何人若是没有达到他人的美德的希望，他一定要设法压抑这另一人的幸福以求与之得平的。多事好问之人每善忌。他们之所以要知道这么多关于他人之事决不会是因为这许多劳碌是有关于自己的利害的。因此，其缘由一定是因为他在观察别人的祸福上得到一种观剧式的乐趣了。并且一个专务己业的人也是不会找着许多忌妒的缘由来的。因为忌妒是一种游荡的情欲，在大街上徘徊而不肯居家，所谓“未有好管闲事而不心怀恶意的人”。
世袭的贵族通常会忌妒那些新贵族的飞黄腾达。因为两者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好像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一样，因为感到别人往前而会以为自己后退了。残疾人、宦官、老人与私生子均善妒。因为无法补救自己的情形的人一定要竭力损坏别人的情形，除非这些缺陷落在一种甚为勇敢和伟大的天性上，那种天性是要以他的天生的缺陷为其荣耀之一部的；他们要人家说一个宦官或一个跛子竟做了这样的大事；这种事情的荣耀如同一个奇迹的荣耀了，例如宦官拿尔西斯和跛人阿盖西劳斯及帖木儿。
同样，经过大祸和不幸的人也比较容易忌妒他人，因为他们会把别人受到的损害当作自己以往所受痛苦的赔偿。因为浮躁与虚荣而想在过多的事业中出人头地的人的忌妒心总是很强的。因为在那些事业中的某项上，断不能没有多人可以胜过他们的，既如此他们就不缺乏忌妒的缘由了。这就是埃追安皇帝的特性。他非常妒恨诗人、画家与巧匠，在这些人的事业中皇帝本人是有点过人之才的。
最后，近亲、同事与同伴，最容易在平辈腾达的时候忌妒他们。因为这些腾达的人们可以说是以他们的幸福显出了同辈的不幸或者是在指责他们的无能。并且这些腾达的人们最容易受到同辈的关注，而那些同伴对他们的忌妒之心是从言谈到名声而无处不在的。该隐对他兄弟亚伯的忌妒是很卑劣、很凶恶的，因为当亚伯的供品被上帝看中的时候，当场并没有人旁观。以上就是关于最易忌人的人的话。
现在谈一下那些或多或少受到忌妒的人。第一，德行高的人们，其德愈高则受人忌妒的机会愈少。因为他们的幸福看来是他们应得的。没有人忌妒债务之得偿，所忌者都是那些多拿了报酬的人。忌妒总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得来的，没有比较的地方就没有忌妒，因此，帝王除了受帝王的忌妒外不受他人的忌妒。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微末之人在初升贵显的时候最受忌妒，到后来就比较少了；反之，有功有业的人在福祉绵延之时最受忌妒。因为到了那个时节，虽然他们的德行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但其光辉却大不如从前了，因为优秀的新人已经使他们的优点黯然失色了。
贵胄在晋升的初期不会受到别人过多的忌妒。因为那好像是他们凭着家世而应得的权利。并且他们发达了也并不见得会使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而忌妒心有如阳光，它射在危岸上比射在平地上要热得多。同理，那些逐渐升高的人们较之那些突然腾达，一跃而跻于贵显之列的人们是很少受人忌妒的。
那些把他们的荣耀与重大的劳苦、忧虑或危险连在一处的人们是少受忌妒的。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的荣耀是得来不易的，并且有时还可怜他们，而怜悯永远是治疗忌妒的良药。因此,你可以看到那较为深沉庄重的政界中人，在他们的崇高的地位中总是自嗟自叹，说他们度着何等不乐的生活，唱着一套“我们何等受苦”的歌曲。并不是他们的感觉如此，而是要减少忌妒心的锋芒。但是这种嗟叹所指的要是别人给他们加上的负担才行，不可指自己招来的事业。因为再没有比无必要而充满野心地专搅事业更增人忌妒的了。一个大人物若能使所有居下位者保持所有的权利和充分的身份，那就没有比这个更能消灭忌妒的了。因为借着这种手段，在他与忌妒之间可说是有了好几重障隔了。
因为大富大贵而趾高气扬的人是最容易受到忌妒的。这些人总要表示自己的伟大——或以外表的煊赫，或以克服一切的反对与竞争——才觉得满意；而有智之人则宁可给忌妒贡献点什么，有时在自己不甚关切的事件中故意让人阻挠或压倒。然而这又是真的，就是以一种朴素坦白的态度来处尊荣（只要是不带骄矜与虚荣），比用一种较为多诈而狡猾的态度要少受人忌妒。因为后一种举止表明他不配享受富贵，由此，他好像是在教导别人来忌妒他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刚开始就说忌妒的行为中有点巫术的性质，那么要治忌妒，除了治巫术的方法再没有别的方法，那就是除去那“妖气”（人们所谓的）而使之落于别人身上。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有些明哲多智的大人物，总要让一个人替他登台露面，好教那本要落到自己身上的忌妒心转到那些人身上去，有时这忌妒落到属员或仆役身上；有时落到同事或同僚身上，诸如此类。而为了这种事情，永不会缺乏一些天性莽撞而好事的人。这些人只要能得到权力和职务，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现在且说公妒。在公事上的忌妒至少还有一点好处，在私事上的忌妒则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因为公妒好比是一种希腊式的流刑，是在有些人变得太位高权重的时候压抑他们。因此，公妒对于大人物们是一种控制物，可以使他们不至超越范围。这是国家中的一种疾病，就像染毒一样。因为正如毒可以传染到本来健全的部分并使之受疾一样，在国家中如果生了“公愤”，这种心理将使国家最好的举措也蒙上不好的名声。
所以，为政者若把好的政策与不良的政策一起施行的话，是不会有好处的。因为这种做法不过表现出一种懦弱，一种对忌妒的畏惧，这种畏惧更不利于国家。这又如各种染毒常有的情形一样，你要是怕它们，你就不啻招致它们到你身上来了。这种公愤好像是主要专攻那些重臣大吏而非反对帝制或共和本身似的。但是这是一条可靠的定律，就是假如对某大臣的公愤很深而这位大臣本身致之之道很微，或者这种公愤是遍及于一国中之各大臣者，那么这种公愤（虽然隐而不显）真是于国家不利的。以上就是关于公妒或公愤以及它与私妒的差别，关于私妒我们在先已说过了。
大家普遍认为忌妒是所有欲望中最强、最持久的。因为别的欲望的起因不过是偶尔有之，因此古人说得好：“忌妒永不休假。”因为它老是在这人或那人心上活动。此外，还有人注意到恋爱与忌妒是会使人消瘦的，而别的情欲则不致如此，因为它们不如爱与妒之持久。忌妒也是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所以忌妒是魔鬼的本来的特质。魔鬼是被叫作“那个在夜间在麦子中种植稗子的忌妒者”的，因为忌妒是以诡计并且是在暗中行事的，又常会对好的事物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这个道理会一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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