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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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选择内战.第二十一卷试读：
鸿门宴不欢而散
10月8日，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张治中部长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赴会的约有五六百人，被邀请者均为国民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要员。
也许人们都预感到这将是一次不平常的宴会，许多人早早就到了会场，不到6点半，会场上已是挤满了人，大家交头接耳，显得兴奋和急切。
约6点3刻，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会场，顿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这三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毛泽东一行3人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显得精神抖擞，他们脸带笑容和熟人好友频频握手，然后来到主宾席，早坐在那里的张治中等国民党官员笑容可掬地把毛泽东等人请入席中。
7点整，张治中整整衣冠，拿着稿子，代表国民党政府致词。他说：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云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30年乃至50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50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
底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在坐的宾客为中共代表的高姿态而喝彩，对毛泽东以大局为重的精神表示敬佩。
张治中略略抬头扫了一眼坐在前面的毛泽东，他正在专注地听着致词，而且也拍着手，看来他的情绪不错。于是，张治中又信心十足地念道：“这40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治中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办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经过这40天的辛苦，现在要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致词，宾主举起了酒杯。
毛泽东和张治中碰了一下杯，说：“文白先生，你说得不错，我怕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
张治中很有礼貌地朝毛泽东连连点头微笑，并打手势说：“润之先生，请你给大家讲话。”
毛泽东从容地走近扩音器，目光向整个会场扫了一下，以浓重的湘音说道：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十分感谢。尤其今晚承蒙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在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30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讲到这里，一阵热烈的掌声对毛泽东的话表示了赞成。毛泽东微微抬头望了望席上的宾客，又继续说道：“商谈是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协定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谈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于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就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在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新中国万岁！”
毛泽东在一种高度热情中结束了他简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显然是富于感染力的，来宾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乐观的人们认为，不久的将来，国共两党就可以真诚地再度合作，把遭受多年战争创伤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了。这是何等令人快活的事情，人们频频举杯，共贺祖国的未来繁荣富强。
然而，就在这欢庆的气氛中，却传来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酒会进行到一半的时间，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匆匆来到周恩来身边，急促而又轻声地报告他说：“李少石同志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
这一句没有头尾的话，使周恩来大吃一惊，他立即问道：“是怎么回事？”“还来不及查清。”办事处的同志说。
周恩来马上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在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出现这样一起枪杀事件，不能不使周恩来万分焦虑。他在此时不想去分析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只想尽快地保护毛泽东安全地回到住处。于是，他叫来了宪兵司令张镇，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事情你也知道了吧？你得保证毛泽东同志的绝对安全。”
出于安全的考虑，深夜11点后，毛泽东等中共代表才在张镇的陪同下从军委会大礼堂出来。毛泽东由张镇陪着上了张镇的汽车。一路上，大家都默默不语，张镇显得紧张不安，不时看看两边骑着三轮摩托车护卫的宪兵。
进了红岩村后，停在马路尽头，毛泽东同张镇从车上下来，张镇说：“我送毛先生到办事处。”
毛泽东说：“不必了，夜太深，你请回去。”
张镇又说：“那么叫宪兵送毛先生。”
第二天，李少石之死的真相查清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0月8日下午5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坐小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回沙坪坝寓所，返回时，车开得很快。恰好有陆军重迫击炮团的1个排长率领6名带枪的正副班长和30名新兵由重庆向壁山方向前进，其中有一个士兵正在路旁小便，汽车驰至时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肇事之后，司机因未察觉，没有停车，该排的1名班长鸣枪警告，恰好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李少石右侧肩胛入肺部。司机见李中弹，紧急驱车送到市民医院抢救，由于流血过多，到7时许不幸去世。
中共方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之后，对被汽车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了慰问，全部医疗费用一概由中共方面承担。周恩来还在安埋李少石之后，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国民党士兵，嘱其安心治疗，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共产党负责。
10月10日，在曾家岩桂园客厅，洋溢着一种喜庆气氛，今年的这个双十节将以它的新的内容而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小小的客厅已被收拾得整整齐齐，茶水香烟已经准备好了，在会客室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了毛笔和墨汁。国共两党商谈了一个多月，今天，借着双十节的喜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签字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会场简朴、肃穆、庄严。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
下午4时许，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先后来到小客厅，双方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是史称的《双十协定》，表示同意后，双方在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之奔波，应请他下楼来相见。”
因为毛泽东白天都是在桂园楼上办公，因此一请就到。毛泽东和在场人员一一握手，祝贺国共谈判有了一个初步良好的开端。
如果按照《双十协定》的条款去做，那么国共两党的确能够再度合作，共建中华。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都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一致认为应该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因此，舆论界对此也抱着乐观的态度。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昨天发表的《政府和中共会谈纪要》，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会谈纪要》证明了商谈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为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对这次国共两党会谈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调子虽然不很乐观，但也告慰国人说：“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我们总也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重庆的《大公报》则满怀激情地说道：“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在这样一种举国欢庆的氛围中，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又进行了一次会谈，时间是10月11日，这是两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的最后一次相见。在座的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要员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
蒋介石以一国之领袖的姿态对毛泽东说：“这次协定的签定，我还是满意的。在解放区和军队的问题上，政府决不会再让步。中共管辖的地区和领导的军队必须统一归属中央政府的领导，决不能象过去的军阀那样，搞地方割据。”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十几年来，我是一直被蒋主席挤在陕北那个不毛之地动弹不得，到哪里去割据哟！至于现在的地方扩大了一些，那都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又失去呢？”
蒋介石反问道：“这怎么能说失去呢？中央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交给中央政府管理不就是交给人民管理么？”
毛泽东回答说：“蒋主席说的固然对，不过，解放区由人民自己管理，中央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解放区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它们已经在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了，中央为什么非得去插一杆子呢？”
蒋介石提高了嗓门说：“不管你怎么说，如果中共不把军队交出来，就是对和平缺乏诚意，就是想打内战。”
毛泽东“霍”地从座位上起身，严肃地对蒋介石说：“我可以保证决不先向中央军开一枪，也不抢占中央军驻扎的每一寸土地。但是，如果中央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的军队是要还击的。我留着军队并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不让从峨嵋山上下来的中央军采摘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果实。”
蒋介石一甩手，说：“好，好，你今天不就回延安去了吗？明天就带军队来打吧！”说罢，竟出门去了。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主人走了，下了逐客令，那我们就回延安去吧！不过，我们不会带军队来打的。”
一个历史性的会谈，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了。
上午9点半，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赫尔利归国遭贬
就在重庆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这次谈判的策动者却于9月26日飞回了美国，去华盛顿进行他的另一番鼓动去了，这个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在国共谈判未见端倪时便打道回府的原因很多。一是见国共谈判没有进展，赫尔利将说服美国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支持“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因为他到时候会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不这样，共产党就可能在中国掌权，苏联就会主宰中国，美国将失去“在华利益”，二是被他从中国土地上赶回美国的谢伟思、艾其逊又出来工作了，并且被任命为驻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的顾问。在赫尔利看来，谢伟思等人的复出，是“亲共分子”的得势，证明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游移”。对此，赫尔利认为有必要回华盛顿大事疾呼。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最主要的，就是：《中苏条约》公布之后，中共并没有受《条约》的影响，按照他设想的发展。在赫尔利看来，苏联承认了蒋介石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失去了依靠，在国内必然就会屈服于蒋介石，交出军队。然而，中共在谈判中却坚持不肯交出军队。因此，他要回美国促成政府对蒋介石的进一步支持，迫使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后，再找时机迫使中共交出军队。
蒋介石对赫尔利回华盛顿的“疾呼”抱了极大希望，为了加强赫尔利“疾呼”的力量，蒋介石和孔祥熙还特意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赞扬赫尔利在中国的杰出工作。蒋介石说赫尔利有“英明的政治家风度和人格”，“中国人民从他身上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公道和正义的确切象征”。孔祥熙则在信中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少有外国的外交官像赫尔利大使那样完全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尊敬。”同时，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攻击，减少对赫尔利的阻力，国民党政府宣布自10月1日起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其实赫尔利回华盛顿大事疾呼是多余的，因为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支持蒋介石的行动，即使美国政府避免大规模军事介入，仍然希望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国民党占主导地位，蒋介石作为政府的首脑。为了确保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国政府除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和弹药到各战略要地外，还由麦克阿瑟出面，命令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各地登陆。登陆美军的任务是：一、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的港口和机场——天津、北平、青岛、秦皇岛和烟台——以便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一地区；二、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工作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三、管理和保护投降部队及其武装，并在可行的条件下尽速移交中国当局。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军队来不及赶到时，先帮蒋介石把这些地区抢占到手。
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与岛上共产党武装发生冲突，双方激战1小时，中共军队被迫撤出该地，于是秦皇岛被美军占领。
10月4日，美国军舰试图在烟台登陆，遭到八路军的顽强抵抗，登陆未成。但是美国陆军部长为此发表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其中表示：“在华美军并不用于制止内战，但将保护美国人民生命财产，美军解放之数处中国港口，即将移交于被承认之中国中央政府人员，美军倘遭攻击，即将予以有力而制胜之抵抗。”
当中共军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生激烈战事时，已经回到华盛顿的赫尔利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是大事疾呼的最好时机。10月14日，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波茨坦宣言》及亚洲盟军总部之第1号命令，限定中国境内之日军向蒋委员长所代表之中华民国政府投降，美军之魏德迈二级上将乃蒋委员长之参谋长，武装之共产党企图改变此一程序，使一部分日军向武装的共产党而不向蒋委员长或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其目的在取得日方武器，使武装之共产党能藉此在中国另行树立一政府，或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此举本质上为战争之一部分，而非和平之一部分。联合国如准许日军向军阀、匪徒组织，或任何武装政党投降或缴械，中国定将发生长期之内战……”
远在中国上海的魏德迈积极配合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行动。他连续两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已安排5万3千名美军代替国民党军在华北执行任务，还宣布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
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万5千人在青岛登陆。美海军航空队开入北平、唐山、开平、静海等地“驻守”，为蒋介石守卫战略要点和交通线。10月31日，美军率领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向驻山海关的中共军队猛攻，侵占了北戴河。
由于有美国人的支持，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就继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了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5个解放区，又在津浦、陇海、胶济、平汉、同蒲、正太、平绥、北宁各线节节推进，占领许多县城。11月8日到1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回重庆参加会议。蒋介石手拍着墙上的军用地图，眉飞色舞地说：“近一个多月来，我军收复了许多战略要地，控制了许多铁路干线，可以说，只要三个月或者半年，就可以消灭与政府对抗的共产党。”
各位参加会议的将军们听了主帅的话，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向蒋介石保证，坚决击败敢于抵抗的共产党。
美国驻华大使馆听到了蒋介石磨刀霍霍的声音，充满了忧虑，在向白宫送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正在增长中。共产党相约只要政府答应停止运送政府部队前往华北，就不进行攻击交通线，但政府明确表示拒绝。
美国政府是不赞成中国内战的，美国军队之所以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和弹药，并帮助抢占地盘，目的是为了压迫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助长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气焰。
魏德迈这时已从上海回到了重庆，见了国务院的指示后，当即给白宫回电说：“除非得到新的命令，我不会给国民政府更多的援助，美军也将从华北撤出。”
五角大楼陆军部的将军们却极不满意魏德迈的做法：“海军陆战队决不可从华北撤出，这可以表明国民政府是有美国强有力的支持的。为了打败共产党和阻拦苏联的干涉，帮助运送政府军去华北甚至东北都是必要的。”
海军部的军官们也主张美军留在中国，因为：“日本战俘尚未遣返，单靠中国的力量是无法完成遣俘工作的。再者，如果美军撤出，华北、东北都将被中共军队占领，这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
国务院的官员们却提出了与武官们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已失去民心。中国共产党在武器装备方面虽然较差，但得民心。所以，以后美国应该避免直接卷入中国的争论，在中国的美军即使只进行运送日俘的工作，也要慎重。”
在重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动态的蒋介石，通过他在华盛顿的耳目捕捉到了这一讯息，他以埋怨的口吻对宋子文说：“赫尔利大使回美国并没有带来好消息，我还一直以为他很能干。”
宋子文也不满地说：“现在美国对是否继续执行既定的对华政策举棋不定。如果美国人放弃了在军事上对我国政府的援助，那华北、东北可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蒋介石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想着计谋，突然，他抬头对宋子文说：“我现在就请美国人帮我把精锐部队从华北运往东北，缠住美国佬，让他们欲走不能。”
宋子文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并立即把这一要求告诉了魏德迈。
魏德迈是一个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军人，尽管他希望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但决不敢自作主张。他把蒋介石的要求向马歇尔作了报告，马歇尔指示他说：“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只限制在华北，决不能卷入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根据马歇尔的指示，魏德迈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运送五个军到东北的要求。
蒋介石见往日温顺的魏德迈竟然拒绝这一要求，非常恼怒，竟跑到魏德迈下榻的招待所责问道：“魏德迈将军，现在你们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是什么？难道不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啦？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不怪你。但你得说清楚。”
魏德迈苦笑说：“蒋委员长，我是军人，除了执行你的命令，也执行五角大楼的命令。至于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我也不很清楚。”
魏德迈说的是实话。不只是魏德迈，就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对华政策制定者，也不清楚下一步行动应该如何做才合适。
这一天晚上，魏德迈收到了白宫拍来的电报，告诉他，美国下一步行动方针草拟有三个方案：一、继续采取日本投降以来实行的那些行动；二、撤退海军陆战队；三、增加援助蒋介石，美国更直接地帮助蒋介石控制华北和东北。但在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上没能决定采取哪一个方案，因此，希望魏德迈将中国国内的最新动态如实报告给白宫，以便作出最后的决策。
魏德迈顿时觉得心情紧张，责任重大。他连夜就起草了给白宫的报告。
柔和的灯光下，他凝神静思，希望从纷乱的中国国内时局中理出一些头绪来。“中国内战的步伐已经加快，蒋委员长企图把美国拖进中国的内战。”他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美国人说话就是这样直率，不加任何掩饰。“中国局势混乱的大部分责任在于国民党，因为蒋委员长仍然信任以前拥护过他的那些军阀和官吏。因此，即使他们肆无忌惮或并不胜任，他也委任他们去盘踞政府中的负责岗位。他们利用所得到的机会营私舞弊，而且他们也照例委派庸碌无能的人去充任次要的职位。”
在写这一段话时，魏德迈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失望，他真不希望一个他满腔热忱支持的政府竟会是这样。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为了让白宫能正确地决策，他不得不如实报告。“如果我们不派出军队帮助蒋委员长，他是无法同时守住东北和华北的。就我看来，尽管如此，美国在军事上仍不宜直接插手中国内战，但是可以帮助蒋委员长巩固在南方的统治，加强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以便在以后收复北方。”
在报告的末尾，魏德迈又提醒说：“美国如果要保证蒋委员长控制大部分中国，就必须准备自己同中共和苏联作战。”
但是，魏德迈的报告不但没有使协调委员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反而引起了一阵混乱。
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将军们仍然坚持说：“如果国民政府无力派兵进驻东北，美国就应该予其额外的援助，甚至可以增调军队到中国去。”
马歇尔却是另一个主张，他在11月25日向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美军应该撤出中国。”
美国混乱不堪的对华政策，使得魏德迈茫然不知所措，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之后关系日趋紧张，内战的战火一触即发，作为驻华美军，这时应该干些什么，他实在弄不明白，于是，他又急急地拍电报给陆军部，要求赶紧向总统和国务院说明：“如果没有美军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蒋介石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是从中国撤出，还是直接进行大规模干涉，请速作决断。”
从11月27日，协调委员会举行第三次高级会议。
会议达成了四点协议：
一、海军陆战队必须留在中国；
二、必须准备把其他国民党军队运到北方并支援他们；
三、在目前由日军占据，日后可能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争夺的地区，应该设法安排停战；
四、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断断续续进行的努力——在蒋介石领导下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
这是一个在干涉和停止干涉之间的折衷决议。协调委员会为这一决定感到非常的得意。
但是马歇尔却苦笑说：“需要有魔术师的技巧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协调委员会的决定，对满怀信心回华盛顿的赫尔利大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赫尔利大使的对华主张是：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甚至可以动用美国军队，迫使中共交出军队，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而现在却不是这样，美国政府不准备动用军队来帮助国民政府，并且提出要组成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他太失望了。
于是，他以健康问题为由，提出辞职。
他不承认自己对华政策的失败，他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中国的工作把我累垮了，我已经把国共双方拉在了一起，但以后还有许多事要做，让年轻人去做或许更好一些。”
贝尔纳斯认为赫尔利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挽留他说：“你不能辞职，如果你在执行对华政策中，有人试图阻拦你，可以马上把这些人调离。”
贝尔纳斯还把赫尔利辞职的事告诉了总统。
杜鲁门也不赞成赫尔利辞职，他只是建议赫尔利“去新墨西哥州的日光下作些休养，然后返回华盛顿”。
但是赫尔利疑虑重重，他知道，就中国的国情看，如果美国不派兵帮助蒋介石，那么蒋介石就会垮台，到那时，共产党上台掌权，美国的在华利益就要遭到破坏。怪谁呢？国内舆论问起来的话，杜鲁门定会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因为杜鲁门政府是民主党政府，而他本人则是共和党人。他将成为一只替罪羊。然而看见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热情地挽留自己，他又有暂不辞职的想法。
也许活该赫尔利倒霉。当他准备再干下去时，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伯逊从重庆发来报告说：国共和谈已经没有希望了，华北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
他震惊了，中国的局势非他所能收拾了。更不幸的是，当他从新墨西哥州享受了充足的日光后，回到华盛顿却接到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个电话，告诉他：有消息说，驻华大使将由民主党人接替。
他马上意识到，如果这一消息属实，他就将以对中国局势负有责任为理由被调离中国。
中国内战的战火已被美国各界人士闻见，舆论界纷纷指责政府，矛头则集中在赫尔利身上。
赫尔利不愿做替罪羊，他决心辞职了。
11月26日，赫尔利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写了一份致杜鲁门的辞职书。一开头他就说：“我现在请辞驻华大使之职。”
也许这时国务院还没有物色好合适的人选，贝尔纳斯力劝赫尔利不要辞职，并向他保证说：“美国政府不会放弃蒋介石，总统将继续对你保持信任。”
一天以后，杜鲁门还特意约见了赫尔利，劝他不要辞职。
于是，赫尔利收回了辞职的想法，表示过两天便回重庆去。
然而中午回到住处，拿起报纸，看到了民主党议员狄拉西在众议院的讲话，赫尔利又愤怒了，他觉得狄拉西披露了很多对华政策的内幕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国务院的人才能提供。于是，他怀疑是国务院的人对他不信任，甚至抱有敌意，有意要诋毁他。尽管贝尔纳斯说信任他，但实际可能并不是这样。
于是，他又向白宫提出辞职。
这次辞职的方式显得非常奇特，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向新闻记者们发表了一通强硬的演说，他说政府和国务院的对华政策都模棱两可，让人无法执行，他决定不干了。
他喝了自己酿造的苦酒，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仍需要有人脚踏实地去贯彻执行。就是说，应该派人到中国去，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完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这个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刚上任不久的杜鲁门总统思考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一天，杜鲁门独自一人坐在总统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把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一个个都在心中估量了一番，觉得都不适合作为总统的特使派往中国。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派往中国的私人代表、职业银行家小埃德温·洛克打来的，他向杜鲁门建议：派一个有身份的私人代表到中国去，这个人要有希望得到英、苏的支持，这个人也应该有调解某种复杂矛盾的能力，他不应该只是毫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杜鲁门似乎受到了某些启示，他对着电话兴奋地大叫：“谢谢你，我的老朋友！”
马歇尔临危受命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一幢景色宜人的古老田舍。屋里，一位老人正在悠闲地翻阅着画报。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使屋里变得暖洋洋的，窗台上的花卉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发出阵阵沁人的馨香。这是一个恬静的家园。
然而，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划破了这惬意的恬静，铃声很急促，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电话。
坐在沙发上看报的老人敏捷地跃起身来，赶紧抓起了电话。谁看见这个情景，都会毫不怀疑：他是一个老资格军人。“将军吗？您能代表我去中国吗？”
天啊，总统打来的电话，老人一听这熟悉的声音，马上就判断出来了。他两脚并拢，做了个立正的姿势，坚定而简洁地说道：“是！总统先生。”
这位被总统称之为“将军”的老人就是乔治·卡·马歇尔，六天前刚刚将美国陆军参谋长一职移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
他挂上电话，轻松了几天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军人总是没有歇息的时候，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一接到命令，就得无条件地奔赴指定的战场。他微微闭上眼睛，回忆起昨天，1945年11月26日的难忘情景：
12点半，在五角大楼的庭院内，杜鲁门总统宣布授予他一枚特殊功勋橡叶簇奖章，以表彰他在二次大战中的卓越功绩。战争期间，他曾拒绝了所有的美国勋章，也拒绝了大多数外国勋章。他说过，当士兵们在死亡的时候，当他还是陆军参谋长的时候，要他接受那些勋章，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在11月19日已提出辞呈并得到了总统杜鲁门的批准，尽管总统对他的离去深感惋惜。
他记得总统在宣读嘉奖时充满了朋友之情：
在一场规模和惨烈程度都是空前的战争中，成百万的美国人以其杰出的服务贡献给国家，陆军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把胜利贡献给国家。
作为政治家和军人，他具有胆略、刚毅和远见，更难能可贵的是鲜见的自谦。他作为两位总司令的顾问而被倚为干将。他的品质、行为和功勋，鼓舞了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他对美国前途所作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个人。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统帅中，他位居前列。
在接受了军功章的第二天，马歇尔夫妇就启程回弗吉尼亚州利斯堡老家了。他们在那里买了一座环境优美的庄园，打算在那里隐居，安宁地度过他们的晚年。
然而就是那么不巧，马歇尔还没来得及熟悉这美丽的庄园，享受这明媚的阳光，就又接到了总统的召令，作为军人，他只能应召。不过怎样对妻子说呢？几十年戎马生涯，没有很好地和妻子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他觉得实在对不住她，妻子是那样温柔，那样贤慧。真是难办！“是谁打来的电话？”大概妻子在楼上听到了电话声，特意下来问。因为这是他们搬到庄园来的第一个电话，所以她显得特别关心。“哦，是一个朋友打来的，问候你和我。”马歇尔不想过早地让妻子知道他又得披上战袍的消息。“是吗？”妻子并不在意，“亲爱的，这里的田园风光真是太令人陶醉了。”她随手打开了放在桌上的收音机。
收音机偏偏播出让她惊呆的消息：“今天上午，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特使前往中国执行任务。他将立即出发。”“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妻子有几分恼怒。“是这样，刚才的电话是总统打来的，我想在你休息好后才告诉你。”马歇尔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感到惊慌和不安。“你去中国干什么呢？”妻子问。“我还不知道。”马歇尔说。
马歇尔的确不知道他去中国的使命是什么。当12月初，贝尔纳斯向他交待任务时，他才明白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
贝尔纳斯告诉他：“必须使中共、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以及国民党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是蒋介石。”
马歇尔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假如共产党作出可以接受的让步，而国民政府却拒绝让步，怎么办？”“要是这样，那就应该告诉国民政府，我们本来要给予中国的援助，将不再给予，诸如贷款、军事供应品、民用供应品、设立军事顾问团等等；并且在从华北撤走日本人的问题上，我们将被迫直接同共产党打交道。”贝尔纳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是共产党不肯让步呢？”“那我们将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按需要把它的军队运到华北。”
12月11日下午，在总统办公室里，马歇尔同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海军上将莱希一起讨论了对华政策。
杜鲁门总统问道：“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工作的依据是什么？”
贝尔纳斯说：“已经授权陆军和海军运送蒋介石的军队到东北，支持他们把日本军队撤出中国。陆海军还受命秘密安排船只运送军队到华北。当然，这两点对外是保密的，目的是便于马歇尔将军强迫双方达成协议。”
现在马歇尔明白了他的使命，就是要促使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和平协议，避免内战，建立一个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飞机穿过云层，向着太平洋彼岸飞去。几天以后，马歇尔就将到达遥远的中国了，对于那里他既熟悉又陌生。不管怎样，他毕竟于1924年至1927年在那个国家呆过。但是那里的纷争，马歇尔却不清楚，他不知道中国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不过，他是谈判桌上和会谈室内的行家里手，他对他的中国之行充满了信心。
昨天，总统杜鲁门交给了他一封指示信，信中有三个附件：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将在马歇尔离美赴华时由白宫发表；二、1946年12月9日贝尔纳斯国务卿给陆军部的一份备忘录；三、由国务院和陆军部起草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以作为白宫发表的声明的基础。“总统的对华声明可能已经发表了。”他这样想。
他记得总统的声明是这样说的：“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的机构。”“为了在进行这次战争中继续和中华民国政府不断地亲密地合作，为了执行波茨坦宣言，清除日本势力保留在中国的可能，美国在解除日本军队武装和撤退日军方面，担负了确定的义务。”“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致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还讲了些什么呢？马歇尔闭上眼睛尽力回忆着，他觉得他必须特别熟悉总统声明的主要内容。对了，总统还说：“美国知道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同时相信，假如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定地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政治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办法成立协议。”“自主性军队的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不但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符合，并实际上促使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成立后，自主性质的军队应该取消，而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有效地编入中国的国军。”
马歇尔对这个声明是满意的，要达到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美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声明中所提出的那些政策是必须加以贯彻的。
最令马歇尔满意的是，总统给了他一个威力极大的“武器”。杜鲁门在信中说：“你可以用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物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
马歇尔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地位是岌岌可危的。有了杜鲁门总统授予的“武器”，事情就好办得多。
不过，国共两党对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及他的调处持何态度？苏联人又是怎样看待他的使命的呢？他急于知道这一点。
于是，他打电报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贝尔纳斯，要求得到苏联人的意见。
为了试探苏联的态度，贝尔纳斯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散发了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并就马歇尔赴华的基本目的和做法向苏联打了招呼。
贝尔纳斯还对莫洛托夫说：“苏联应该支持蒋介石。斯大林元帅已说过，蒋介石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领袖，还不能期望有其他什么人能够实现中国的统一。”
莫洛托夫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我们遵循着这项政策。”“马歇尔将军这次使华，将试图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贝尔纳斯解释着马歇尔使华的目的，看看莫洛托夫如何反应。
莫洛托夫说：“美国处于了解蒋介石政府的意图和计划的最佳地位上。唯一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确实希望解决他的内部问题？”“我认为他是这样的。”贝尔纳斯小心谨慎地回答着。“那我没什么可说的。”莫洛托夫笑笑。
贝尔纳斯很满意，看来苏联政府对马歇尔使华还是支持的。不知，斯大林是怎么想的，如果他的态度能明确一下，那就好了。
终于，机会来了。
12月27日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贝尔纳斯。
贝尔纳斯寻找着时机，终于很自然地说：“中国国共两党目前关系紧张，美国政府已派马歇尔将军去进行调处。”说完，观察着斯大林的反应。
斯大林把手一挥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贝尔纳斯获得了他想获得的东西。
他赶紧给马歇尔回电说：“目前斯大林打算履行其对华条约，不会有意地去干什么事情来破坏我们为统一中国所作的努力。”
马歇尔得到贝尔纳斯的电报后，如释重负。他感觉到在他成功的天平上又增加了一只砝码。
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自然是欢迎马歇尔来调处的。
自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定《双十协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战后的中国能朝着和平民主的道路前进。但是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言，如果蒋介石硬要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冲突，那也是无法扼制的，一场内战不可避免。现在，马歇尔来了，而且是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的，他的调处，有希望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
12月16日，亦即马歇尔启程赴华的第二天，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偕代表团其他成员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人飞抵重庆。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
同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社论说：“美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援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产生良好的影响。”
国民党对马歇尔的调处似乎也是欢迎的。
蒋介石清楚得很，离开了美国的援助，他不可能把百万军队从西南迅速地运送到华北和东北，因为通往华北的铁路控制在中共军队手里，根本不可能通过。只要美国撤出海军陆战队，华北甚至于东北就会被中共所占领。对蒋介石来说，政治解决真是一剂苦药，但再苦他也得喝。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近几个月同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损失惨重。自抗战胜利至此时，蒋介石在与共产党争夺地盘中损失已达十几万人。如此数量巨大的损失，使蒋介石明显地感到，他的军队准备得还不充足，需要时间重新进行军事筹划，而这决非十天半月所能办到的。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非得与中共兵戎相见。他读过《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为上策的。于是他想：既然用武力不能立即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那就不妨先与中共谈谈看，同时作好谈不成的准备。如果能在谈判桌上，凭着马歇尔的三寸不烂之舌，软硬兼施，将共产党吞并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万一谈判不能成功甚至于破裂，那么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作好军事上的充足准备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并且，到时候可以将谈判不成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没准还可以争取美国政府更多的援助。不错，不错。蒋介石想到这里，不由得心花怒放，记起了在上海滩上混迹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中央日报》在11月29日发表了一篇颇具友情味道的社论，题目叫做“惜别赫尔利，欢迎马歇尔。”社论对突然辞职的赫尔利大使表示了深切的怀念之情，对马歇尔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通过广播和电报，马歇尔了解了中共和国民党对他的态度。他感到国共两党都对他抱有希望，都信任他。于是，他设想着将来的调处，三方都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他定将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
马歇尔并不是在盲目地乐观。作为军人，他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做一件事，都得周密地了解要做的事情的性质、特点、难度，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确定能否胜任，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现在，他已掌握了苏联和国共三方面的情况，可谓知彼了，他当然更了解自己的能力，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会做不好国共两党的调处工作？他不信。
的确，就马歇尔个人来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
1924年，马歇尔第一次被派往亚洲，来到中国，在驻天津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大队任职。后来在二次大战中成为他的直接部下的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当时也在这里。马歇尔在第十五步兵大队长期担任副职。史迪威在他手下任军官，两人相处得挺不错。
三年以后，马歇尔回国，在美国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教，并担任该校副校长。
马歇尔在治校与培养学生上颇有一套，在五年中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军官，其中有布莱德雷、李奇微、史密斯、柯林斯、霍季斯等人。这些人在二战中都成了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并大都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指挥工作。这大概也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和战后在军界极有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马歇尔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并开始主持联合参谋总部的工作。马歇尔的卓越才能从此开始表现出来。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投入了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马歇尔由于他的才干，先后受到罗斯福总统与杜鲁门总统的倚重。二次大战中盟国间召开的几次重大会议他几乎都参加了，而且作为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为盟国的历次重大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表彰马歇尔在二次大战中的卓越贡献，美国政府于1944年12月晋升他为五星上将。五星上将是一种特殊的军衔，自美国建国以来，被授予此种军衔的人寥寥无几。至此，马歇尔在军队内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本人也随之誉满全球，为世人皆知。
当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去中国调处时，国务院的官员提醒总统是否得事先和英国、苏联交换一下意见，杜鲁门自信地说：“不，不用，他能行。”
杜鲁门非常清楚，英国政府不仅熟悉而且非常尊敬马歇尔，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马歇尔是个能得到英国支持的人选。至于苏联，杜鲁门记得斯大林对马歇尔的印象非常好，二次大战时，曾提议马歇尔担任实行“霸王”计划的最高统帅，因此，苏联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杜鲁门的推测一点也没有错。
1945年12月20日。上海江湾机场。
一架大型美国空军运输机穿出低厚的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一度繁荣的机场，现在已变得荒芜凄凉，跑道上满是弹坑。飞机在破毁的平顶房上转了一圈，缓慢而又沉重地降落在机场上。
这是一架载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专机。
机舱门“哗”地一声打开了，马歇尔第一个出了机舱，他抬头看了一眼细雨氵蒙氵蒙的天空，然后步下飞机。机旁早有接待人员引导着他穿过停机坪，来到飞机库前。
美国海军陆战队奏起“杨基歌”以示欢迎。马歇尔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肃穆行礼，然后在欢迎者的陪伴下，踌躇满志地检阅了仪仗队。仪仗队是蒋介石专门从南京运去的。
前来机场迎接马歇尔的是瘦高个的魏德迈中将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代办罗伯逊。“将军，欢迎您来中国。”魏德迈半天才挤出这样一句话，也许是马歇尔的名气太大，魏德迈和罗伯逊在他面前显得有几分拘谨不安。“谢谢你们的迎接。”马歇尔倒显得很和蔼，慈祥地朝两人微笑着。“请上车吧，将军。”魏德迈打开了轿车的小门。
轿车行驶在失修的道路上，颠得很。“将军，很抱歉，道路难走得很，战后一切都还没有恢复。”罗伯逊用一种关切的口气说。“没什么，军人嘛，没有战争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马歇尔似乎不是在回答罗伯逊的话，而是陷入到了某种沉思。
十多分钟后，车子沿着外滩一拐弯，来到“中国饭店”。一面大型美国星条旗在饭店的入口处飘扬。在战前的那些繁华的岁月里，中国的富翁和他们的夫人、从香港来的大班，以及军火商和军阀常常在这里聚会、跳舞，或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取乐。
马歇尔不再说什么，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
他从黑色的皮箱里拿出总统的指示信，递给魏德迈说：“魏德迈，我要你读这个，”马歇尔郑重地加了一句，“并且告诉我你的看法。”
魏德迈认认真真地看完了总统的指示信，这才知道作为总统特使的马歇尔究竟要完成总统赋予的什么使命。“马歇尔将军，”魏德迈说，“您决不能做这件事，这是不行的！”
马歇尔自从接受使命，大概第一次听到说他“不行”的话，顿时惊愕：“为什么？”“将军，”魏德迈似乎没有注意到马歇尔异常的表情，只管把自己的想法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国民党拥有这里的所有权力，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将不会作一丝一毫的放弃。共产党一直想取得这里的全部权力，而且他们有外国——苏联的支持。不存在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机会，我了解这些人。我了解蒋介石，您能够与他及他手下的人一起工作，但您要首先记住这是一个封建国家。我也了解共产党领袖，他们经常来我的住处，我们在一起谈论卡尔·马克思，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我必须诚实地告诉您，国民党与共产党决不会合到一起来。这是行不通的！”
魏德迈越说越激动，最后，他竟然冲着马歇尔说了一句：“将军，您肩负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来到了中国。”
罗伯逊在一旁为魏德迈的这番话惊呆了，他知道魏德迈和马歇尔的关系非常好，但是，给刚刚被任命为总统特使的马歇尔劈头浇上一盆刺骨的冷水，罗伯逊真怕他受不了。但是，他不好说什么。他望着马歇尔，想看看他的反应。
作为军人时，马歇尔是个攻无不克的将军，他决不会容忍部下在战斗尚未打响前，就预言战斗将以失败而告结束。所以，当魏德迈说完“将军，这是行不通的”时，马歇尔脸已气得通红，他用近乎咆哮的嗓音说：“魏德迈，这是一定行得通的，我要去做！而且，你一定要帮助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魏德迈吓得有些慌乱，他从没有见过马歇尔这样粗暴地和他说话。过了好一阵，魏德迈才胆怯怯地向马歇尔保证说：“我一定做好您的助手，听从您的调遣。”
罗伯逊也连忙作了同样的保证。
马歇尔脸上，这时才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第二天，马歇尔飞抵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其实，当时政府的办公地尚在重庆，马歇尔在南京稍事停留后，就将飞往重庆，他的调处工作主要将在那里进行。
然而，南京这时已经云集了不少军政要员了。马歇尔抵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就接见了马歇尔。参加接见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
马歇尔作为客人，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美国政府希望国共两党能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中国的民主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蒋介石听了觉得不是味儿，本想发作，但还是忍住了：“马歇尔将军，中国的事情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外人恐怕不是太清楚。”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的意思，笑着说：“美国并不愿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不愿把自己的军队、舰只和飞机留在远东，除非它已向和平迈出肯定的步子。”“这么说，美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撤走在中国的军队喽？”蒋介石担心地问。“不，只要国共两党真正地互相让步，实现中国统一，美国政府就乐于帮助中国建设，包括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只要共产党军队有自主权，我就没办法统一中国。”“如果我去说服他们和国民政府合作呢？”“他们不会听的，他们得看看苏联是怎样反应的，因为他们在一切有关重要政策的事务方面都依靠苏联。”
为了更有说服力，蒋介石举例说：“从10月末到11月中旬，他们在俄国人的帮助下，一直很活跃并且相当顺利地接管了日本撤出的地区。不过最近他们在地方冲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现在想寻找政治解决以争取时间。苏联鉴于东北紧张的局势，已答应延迟到2月1日撤退占领军。”
蒋介石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他虽是军人，但并不是一员猛将，而是以智慧取胜的文武双全的人物，他最善于运用手腕，用一派的力量去打败另一派，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现在他就是这样，他并不谈自己同共产党如何不共戴天，而用较多的时间大谈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蒋介石心里清楚，美国决不会容忍苏联插手中国的事务，如果美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受苏联操纵的，必然会尽全力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到那时，自己的一党天下仍然会稳如泰山。于是，他极力把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拴在一起，以此来打动马歇尔，使之在调处中倾向于他。“苏联的目的是在东北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东北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东北撤出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政府对苏联一直是不信任的，所以并没有附和蒋介石的观点，而是极有礼貌地听着。“我完全赞成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中的观点，只要中共取消自主性的军队，国共两党的联合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蒋介石显得非常诚恳地说。
调停双方达协议
12月22日，马歇尔从南京抵达重庆。
他首先同中共代表进行了会谈。
前去拜访马歇尔的中共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
周恩来向马歇尔介绍说：“国民党已表示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但是所有的国大代表都是国民党在十年前选出来的。对此共产党不能接受。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有这样一个政府，军队就能够统一。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蒋委员长仍然是首脑，国民党在政府中占第一位。但是这个政府的组成部分将有所不同，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将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话娓娓动听，马歇尔说不出中共的意见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又去找民主同盟，希望民盟能帮助他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处。
民盟的代表向马歇尔表示了他们对和平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的首要愿望是和平。我们已经打了十年内战，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国家遭受了极大的创伤，美国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有义务帮助政府停止内战。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马歇尔觉得民盟的主张挺合自己的胃口，便兴冲冲地去征询宋子文对民盟的看法。谁想到宋子文说民盟是一个由一些无足轻重的党派凑成的党，不可能办成什么国家大事。
马歇尔听了宋子文的评价，显得有几分失望，便变了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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