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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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试读：

编者按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是以《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法比奥·莱维多梅尼科·斯卡尔帕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

通过不少集中营前囚犯所提供的逼真的资料和诸多报告，对于德国人为杀绝欧洲犹太人所建立的那些灭绝人性的场所究竟为何物，也许已无人不晓，对于他们在那里所犯下的可耻暴行，也不再有人置若罔闻。在为期一年的囚禁中，我们也曾是那些恐怖行径的见证者，并多次成为其受害者。然而，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那种恐怖，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意大利公布一份报告，这是我们曾经向苏联政府呈交的报告，当时我们是应卡托维兹集中营苏联指挥部的请求而拟写的，那里曾囚禁过前意大利囚犯。临近1945年1月底，我们被苏联红军解放后，也是在这座集中营受到接待。我们在这里全面补充了那份报告，因为当初我们的报告是专门写莫诺维茨集中营里的医疗服务设施和功能的，莫斯科政府要求所有同样从其他集中营被解放出来的各国医生也做出类似的报告。* * *

1944年2月22日，我们650名犹太人，男女老少乘坐一列火车从卡尔比镇（属摩德纳市）的佛索利集中营出发。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已超过80岁，最幼小的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吃奶的婴孩。许多人是病号，而且有些人病情严重：一位70岁的老人，在出发前没几天突发脑溢血，但照样被押送上火车，死在旅途中。

列车全由运载牲口的闷罐车皮组成，从外面关闭车门；每节车皮装载五十多个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随身带着尽量多的行李箱，有一位在佛索利集中营当雇员的德国上士，曾经提示过我们得备够厚衣服——毛衣、被子、皮衣等，因为我们将被带往气候比意大利要冷得多的国度里，那位德国上士说话时的神情亲切又真诚。他脸上挂着一丝仁慈的笑容，还眨巴一下眼睛讥讽地补充说，如果有人身上藏有金钱和首饰，最好也捎上，因为在那里肯定会用得上。大部分启程的人都上了当，听信了那位德国上士一番暗藏玄机的话；有极少数的人，情愿把自己的东西托付给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一些平民百姓；最后是一些被捕时都没来得及准备换洗衣服的人，他们只穿着身上仅有的衣服就上了路。

从佛索利集中营到奥斯维辛的旅程持续整整四天。路途十分艰辛，首先是因为天气寒冷，尤其在夜晚的时辰里，寒气逼人，一清早甚至会发现车皮内横穿的金属管道都结了冰，那是车厢里的人呼出的气遇冷凝结而成。另一种煎熬就是口渴，因为囚犯们就靠那每天只停一次车的片刻时间，下车用收集的雪水解渴，当列车停靠在开阔的荒野里时，囚犯被允许在许多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极其严密的监视下，从车皮下来，士兵们随时会朝任何远离列车企图逃跑的囚犯扫射。

就在列车短暂的停车时间内，士兵按车厢逐个分发食物——面包、果酱和奶酪，但从来不发水，也没有其他饮料。睡眠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因为大量的行李箱和包裹堆满车厢的地面，无法让人在舒适的位置躺下休息；所以，每个囚犯只能满足于蜷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勉强凑合。车皮的地面总是潮湿的，都没人设法弄些稻草铺上。

列车刚抵达奥斯维辛时（那大约是1944年2月26日晚9点），车厢很快就被许多手持警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清空，难友们被迫把手提箱、包裹、被子等物件沿着车皮放下。人群当即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有95人被编入这一组；第二组是女子，也都是年轻的——人数不多，只由29人组成；还有第三组，这一组是人数最多的，有孩子、体弱多病者和老人。当前面两组人分别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三组应该就是被直接押送去比尔克瑙的毒气室了，他们当天夜里就被屠杀了。

第一组被带往莫诺维茨，那里设有一个集中营，行政上属于距离约八公里外的奥斯维辛管辖，它约于1942年年中建立，目的是为建造隶属于法本化工集团的“布纳工厂”提供劳动力。化工集团接纳10000至12000名囚犯，尽管通常它只能容纳7000至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只有相当少量的囚犯是一些德国和波兰的罪犯，还有波兰的“政治犯”和“破坏分子”。“布纳工厂”被指定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合成汽油、染色剂以及其他的煤炭副产品，其厂房占有一片约3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盘。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个入口处，就在离犹太人的集中营仅几百米的地方，那里全被高大的通电铁丝网围着，关押英国战俘的一个集中营则靠近工业园区，与它相距不远，而不同国家的平民劳工则在其他较远的营地里。附带说一下，“布纳工厂”的生产线从未启动运营过：开工的日期最早定在1944年8月，后因飞机轰炸，以及波兰民工的破坏而一再延迟，直到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

因此，莫诺维茨是个典型的劳动营（Arbeits-lager）：每天早晨，营地的全体劳工——除了病人和少数内部的工作人员之外——都排成齐整的正方形队列，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或欢快的小曲，前往劳动的地点。有些劳工队的干活地点距离营地有六七公里远，他们往往得加快行进的步伐赶路，几乎是跑步前往。出发去干活之前或放工回来之后，每天都得在劳动集中营的一个特定的操场上举行点名仪式，无论天气如何，所有的囚犯都得在那里排成整齐的正方形队列站立着，时间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等。

由95名男子组成的第一组人员刚一抵达营地，就立马被带到消毒室，所有的成员都得马上脱光衣服，身上的毛发被一次性地统统剃光：头发、胡须、身上的茸毛等在剪子、剃须刀以及其他刀具下迅速落下。随后，他们都被带至淋浴室，在那里得一直被关到次日清晨。他们又累又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诧不已，为自己即将面临的未来忐忑不安，然而，更加令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亲人们的命运，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就骤然被野蛮地强行分开了。从淋浴室管道滴落下来的水在地面流淌，他们内心隐含着悲怆，他们怀着不祥的预感，不得不在满地的积水中站立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将近6点钟时，他们被迫用一种“来苏儿”消毒液在身上喷洒一阵，然后再用热水冲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被分发了营地的囚服。为了换上衣服，他们得从消毒室出来，往另一间大屋子走去，可他们因刚冲过澡，身上还湿淋淋的，出来时都得光着身子在雪地上行走。

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犯在冬天的全部行装，包括一件上衣、一双拖鞋、一顶便帽和一件条纹厚大衣、一件衬衣、两条厚布内裤、两块裹脚布、一件毛衣和一双大木屐。许多裹脚布块和内裤，显然是用褡裢（thaled）——犹太人祈祷时通常用来搭在身上的圣洁的大斗篷——裁剪而成的，那是从某些犹太放逐犯的行李箱里发现后，经过裁剪而用来当裹脚布和内裤的，以示对其信仰之蔑视。

到4月了，虽然寒冷有所缓解，但尚未消冻，厚衣服和毛衣却都被收了回去，裤子和上衣全换成单薄的，也都是条纹的，只是在将近10月底时，才再次分发冬天的衣服。不过，1944年秋天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原先穿过的厚衣服和外衣已经破旧不堪，根本没法再穿了，于是，囚犯们就不得不像夏天的月份里那样穿着单衣，应对1944年至1945年的寒冬，唯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件呢子风衣和一件套头毛衣。

营地严禁拥有换洗的衣服和内衣，所以，囚犯实际上是不可能洗衬衣或内裤的。根据营地的安排，每隔三四十天，甚至五十天才准许更换衣服，没的选择，而且新换的内衣并没有洗干净，只是经过蒸汽消毒，因为营地里不存在洗衣房。这里说的更多的是粗布短内裤，而棉质或粗布的衬衣经常没有袖子，上面有无数的斑点，各种污渍都有，看上去令人作呕，还常常破成烂布条似的，有时没有换洗的衬衣，居然会领到一件上衣或一条睡裤，或者几件女人的换洗衣服。一再重复的消毒损耗布料，使得衣服没有任何耐损力。众所周知，当时奥斯维辛大本营有从欧洲各国不断运来的各种物品，而这些衣物则是运送来的换洗衣服中质量最低劣的。分发给囚犯的大衣、上衣、裤子等，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用的，保存得都极其差，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上面打满补丁，布满污渍（淤泥、机油污渍、油漆）。囚友们不得不在根本没分发针线的条件下，自己予以修补和处理。想更换衣服极其困难，唯有当衣服明显怎么也无法修补时，才能获准更换。裹脚的布片是根本不能换的，而更新裹脚布片就要看每个人的主观努力了。营地里禁止持有任何手绢或破布块。

木屐是设立在营地的一家专门作坊制作的。用钉子在木头鞋底上绱鞋面，鞋面用皮革、仿皮、帆布或橡胶制作，这些都是从运送物品的列车上搞来的残次的鞋上取得的材料。那种木屐在通常完好的情况下，勉强能御寒防潮，但绝对不适合长途行走，即使只是短途行军，也常常会磨破脚上的皮肤，造成严重创伤。谁拥有一双尺寸大小合脚的成对的木屐，就被视作幸运的人，鞋子一旦破损后，就得进行无数次的修复，都超越了一定合理的范围，所以极少能看到有人穿新鞋子，那些发下来的鞋子一般穿不到一周就又坏了，而且从来不分发鞋带，系鞋的鞋带全都是个人卷起来的纸绳子，或是用能找到的电线来代替。

营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乍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用来隔离各个“棚屋”（囚室）的小径和甬道维护得不错，看上去挺干净，尽管路面任由其泥泞不堪；“棚屋”（囚室）外壁是木质的，上过油漆，里面的地板每天清早都经过仔细的打扫和冲洗，被称作“楼阁”的三层床铺整整齐齐，铺位上的被褥收拾得很平整。但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与表象大相径庭：实际上“大棚屋”里通常应该收容150至170人，却总是挤塞着不少于200人，经常还达到250人，因此，几乎每张床铺上都得睡两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屋子的大小肯定不能满足人体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所必需的要求。铺位的床垫多半就是一个里面填塞锯木的大口袋，而锯木经长期使用后几乎已变成木屑。每张床铺配有两条被子，且不说这些被子从来是不换洗的，也从不进行消毒，除了有极少的几次出于特殊的原因之外，被子大部分时间维护得很差，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破旧不堪，上面还布满各种污渍。仅仅在那些比较显眼的铺位上放的被褥，才比较像样体面，还挺干净，有时候甚至还挺好看：这是那些下铺床位以及靠近棚屋门口的床位。

这些床位自然是留给营地有小小“特权”的人：劳动队队长及其助手们、棚屋的室长助理，或者是队长和室长的朋友们。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初次进入棚屋内的人用肤浅的目光扫视室内时，会觉得囚室内显得那么干净整齐。可就在三层铺位“楼阁”的脚手架里，在支撑顶棚的房梁上，在铺位的床板缝隙内，却存活着成千上万的臭虫和跳蚤，它们令囚犯们彻夜难眠，即使屋子里每隔三四个月用含叠氮酸的水蒸气进行消毒，也不足以杀灭那些不速之客，它们几乎肆无忌惮地在那里生长和繁殖。

不过，对付虱子，他们倒是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斗争，目的是防止斑疹伤寒的蔓延：每天晚上干活回来，以及周六下午，对囚犯身上的虱子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另外，周六下午特别规定剃头、刮胡子或剃去毛发）。每个囚犯都得脱光衣服接受专人仔细检查，倘若在某个囚犯的衬衣上发现哪怕一只虱子，就把同屋所有人的衣物立即全部送去消毒，所有的人都得先喷上来苏儿水，再去淋浴。然后，都得光着身子裸睡过夜，直至次日黎明时分，那时他们的衣物也从消毒室给送了回来，衣服还是湿淋淋的。

然而，对传染病的预防没有采取任何别的措施，传染病如伤寒、猩红热、白喉、水痘、麻疹、丹毒等仍时有发生。传染性皮肤感染更是不计其数，如表皮溃烂、脓疮病、疥疮。不过，在如此混杂群居的环境之下，又那么无视卫生条件，居然从未爆发过迅速蔓延的瘟疫，实在令人惊诧。

囚犯中个人备有饭盒和勺子的比例相当低，通常是三四个人被迫合用餐具或杯具，不能涮洗干净后再分别使用。这就使得传染病有极大可能传播开来。

膳食提供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一天供应三餐，早晨起床后，每周四次发350克面包和每周三次发700克面包，故平均每天分发500克面包，要是面包里不掺入大量的残渣和杂物的话，数量上还勉强够吃，可里面明显地掺入了木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另外，早晨还分发25克人造奶油，外加20来克香肠或者一勺果酱或乳酪。人造奶油每周只有六天分发，后来减少至每周三天。中午囚犯可领得一升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缺少任何佐料，那种菜汤淡而无味，晚上干完活后，能分得另外一升稍微浓稠的菜汤，里面有几片土豆，有时还可见到几颗豌豆和鹰嘴豆，不过，这类汤是绝对不带油水的。菜汤里极少能发现几根肉丝。早晚都分发半升一包的不加糖的人造咖啡当作饮料，只有周日咖啡里才放糖。莫诺维茨营地里缺乏饮用水，流经洗衣房里的水只能用于洗漱，不能饮用，因为那里的水来自江河，未经过滤和消毒就引入营地，因而安全性无法保证：那种水看上去尚清澈，尽管沉淀后水呈浅黄色，有一股介于金属和硫黄之间的味道。

囚犯们每周淋浴两三次。但如此程度的冲洗不足以保持人体的清洁卫生，因为分发的肥皂数量很有限：一个月就分给一块50克重的小肥皂，而且质量极差。那是一块长方形的东西，质地很硬，没有油脂，却含有很多沙子，使用时不起泡沫，极易碎裂，因此，洗完一两次淋浴后就完全耗尽。洗澡后不可能揉搓身子，也无法擦干，因为大家都没有毛巾；从浴室出来，无论在什么季节，也不管气候和空气条件如何，更不管温度高低，就得光着身子跑，一直跑到存放着自己衣服的“棚屋”。

指派给大部分囚友们干的都是相当累人的力气活儿，他们的体格和能力难以适应，囚友中很少有人能从事跟他们以往当平民百姓时的职业和手艺相近似的工作。我们两人没谁能够在“布纳工厂”的医院或化学实验室里工作，两人都不得不跟随难友们的命运，忍受着超越他们体能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有时抡铁锹或镐头当挖土工，有时当煤炭和水泥袋的装卸工，或者干其他各种都是在露天作业的十分繁重的劳动，无论寒冬或盛夏，无论太阳高照或雨雪交加，无论晴天或刮风天，身上都没有足够的衣着抵御低温和恶劣的天气。何况干这些活儿的节奏都很快，除了中午有一个小时——从12点到1点——用来吃午餐之外，没有任何间歇：谁要是在干活的时间里被人发现偷懒或怠工，谁就会倒霉。* * *

根据我们对莫诺维茨集中营生活方式粗略的描述，不难推测出哪些是囚犯们所患的最频繁的疾病及其病因。这些疾病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1）营养不良症（2）肠胃器官的疾病（3）伤风感冒类疾病（4）一般的感染和皮肤病（5）外科疾病（6）干活导致的疾病

营养不良症——正如我们所见，营地提供的食物从数量上来说，是大大低于人体的正常需要的。从质量上来说，则缺乏两种重要的成分：一是脂肪，尤其是缺乏动物蛋白质，每周就只摄入两三次那可怜的20—25克的香肠；二是维生素，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患那些营养不良的疾病，原因就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囚犯，从他们进入集中营头几周起，就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所有人确实都很快消瘦下来，其中大部分人身上出现浮肿，尤其是在下肢，不过，也不乏有脸部浮肿的。鉴于有这些营养不良的症状，同样不难推测，各种感染性疾病就应运而生，尤其是皮肤感染，很容易转成慢性的。由于鞋子在样式上和尺寸上都有悖于生理需要，于是木屐的摩擦直接导致脚部的溃烂，脚上相同部位频繁地长出无数疖疮，股部溃疡也很频繁，蜂窝织炎等也不见任何痊愈的势头，反而转成持续性的深度溃烂化脓，有时候长出大量灰黄色的肉芽，涂敷硝酸银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囚犯患上腹泻，几乎所有在押人员都患过腹泻，这同样也得归因于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为何囚犯们都很快感到浑身乏力，因为伴随皮下脂肪溶解的是一种严重的肌肉组织的萎缩症。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到维生素：从我们至今所讲述的情况看，最常见的自然是维生素缺乏综合征——特别是缺乏维生素C和维生素B。倒是没有发生过坏血病和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例，至少没有典型的完整病症，我们认为这与大部分囚犯在集中营度过的平均生命周期太短有关，短到生命机体还来不及表现出缺乏那些维生素而引起的明显的临床症状。

肠胃器官的疾病——许多囚犯患上的那些与集中营的生活方式并非有密切关系的疾病，我们在这里权且不提了，比如胃酸过多（过少）症、胃部-十二指肠溃疡、阑尾炎、小肠结肠炎和肝脏疾病。我们就只提许多在押人员在他们抵达莫诺维茨之前早就有的病症，后来症状加重或者治愈后又复发的情况。这里，我们特别要提的是腹泻，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过，无论是由于其高传播性，还是由于发病流程的严重性，腹泻往往会导致病人立刻死亡。腹泻多半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突然发作的，有时有消化不良的先兆，由偶然的决定性因素引起，比如因为持续的、长时间的挨冻受寒，或者摄入一种变质的食物（有时面包已经发霉），或者是消化不良。就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许多囚犯因为饿得发慌，就吃了从厨房垃圾中捡来的土豆皮、生白菜叶、腐烂的土豆或萝卜。不过，严重的腹泻背后，很可能有着诸多别的因素，尤其是有两种相互依存的因素：长期的消化不良，以及由此造成的营养不良。腹泻病患者肠道无数次的排泄——少则一天五六次，多则一天二十次或更多——拉稀之前伴有腹部剧痛，排泄物内多黏液，有时便中还带血。胃口虽尚能保持，但多数情况下患者有一种持续的厌食症，因而拒绝进食：这是很快导致致命结果的最严重的病例。患者总是存在一种相当严重的口渴现象。倘若疾病有痊愈的倾向，排便的次数就减少至一日两三次，同时粪便的质量也渐渐变化，会呈糊状。患过腹泻的病人痊愈后，往往显得十分虚弱憔悴，总的体质状况出现明显恶化，看上去特别消瘦，那是肌肉组织大量脱水所致。标准化的治疗是补充食物营养和药物治疗双管齐下。腹泻病人一进医院，就得24小时绝对禁食，然后接受一种特别的膳食，直到他们的症状有肯定的好转，亦即排便的次数有所减少，粪便呈糊状，预后明显见好。饮食节制在于取消摄入香肠和中午的菜汤，用白面包代替黑面包，晚上喝粗面粉做的甜糊糊，面糊应相当的黏稠。另外，医生们建议病人少喝或根本不喝流质食物，虽然早晨和晚上的咖啡数量绝对没有减少。药物治疗就是服用三至四片单宁酸盐，还要每日服用碳酸片；病情严重者也可服用五滴（！）鸦片水和几滴卡地阿唑止疼。

伤风感冒类疾病——囚犯们天天长时间地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天寒地冻时没有御寒防潮的衣服，所以风湿病、呼吸器官疾病、关节炎、神经痛病以及冻伤等疾病频繁发生。

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肺炎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即便在夏季也是如此，不过在冬季、秋季和春季尤为猖獗。治疗伤风感冒的方法很简单：进行胸腔冷敷，给几片退热药片，病情严重时，囚犯所服用的硫酰胺剂量绝对不足，另外，用一点卡地阿唑。治疗神经痛——尤其是频繁发作的腰痛和坐骨神经痛——以及关节炎患者，则是让其接受电热辐射治疗；对冻伤则不实施任何治疗，除非是发展到某种严重程度时，会将冻伤的部位予以切除。

传染性疾病——最频繁发生的传染病是疹病（esantematiche），特别是猩红热、水痘、丹毒、白喉。斑疹伤寒不定期地发生，患有这类疾病的人就被送入一间隔离室，不过是混合隔离的，就是说，不同病症的患者之间不施行隔离。因此，得了某种疾病的一名患者，隔离后很容易感染上另一种传染病，更何况，床上的被子和用来盛菜汤的碗是从来不消毒的。硫酰胺用来治疗猩红热和丹毒，但用药的剂量总是不足；对待白喉患者往往是放弃治疗，因为根本没有血清，治疗仅限于用一种稀释得很淡的含漱剂（chinosol）漱口，再服用几片解热镇痛药。为何白喉病患者的死亡率是100%，这就很清楚了：因为熬过急性发作期的病人，接着会因为心力衰竭或某些其他并发症，乃至同时感染另一种传染病而死去。

对于梅毒、肺结核和疟疾，我们无法提供有关其发病率的资料，因为梅毒、肺结核和疟疾病患者——即便他们早先已经痊愈，但若偶尔因不慎透露自己的病史而被发现——肯定会被送往比尔克瑙，在那儿的毒气室里被处死。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最根本的防治办法哦！

说到皮肤方面的各种感染则相当普遍，然而，正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述，特别是疖疮和脓肿，同时会在局部的疮面上多次复发，其过程总是相当漫长，还有须疮和癣疥。治疗疖疮和脓肿只是采用外科手术，挖去病灶做引流，没能实施疫苗注射或化疗等刺激性疗法，只有在出现非常顽固的病症时，患者才接受自体血液疗法。对付须疮和羽状纠发病，没有特别的治疗手段，尤其是没有碘酒，只在患者的脸部涂抹一些现成的药膏，其疗效几近于零，面对这些皮肤病的大肆蔓延，结果是一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比如禁止患者自己剃胡须，以免通过刮胡刀和小刷子传播炎症，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性治疗，让病人接受紫外线照射治疗。须疮严重的患者则临时转移到奥斯维辛的医院接受伦琴射线治疗。

关于皮肤病，我们还得提及疥疮的蔓延问题，患者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每天用肤轻松药膏（mitigal）揉搓，患者每天只是晚上住在那里过夜，白天他们还是得在分属的劳动队里继续正常干活，也就是说，没有为疥疮病患者组建一个专门的“劳动队”，发病期间，他们仍然在尚未感染疥疮的人中间继续干活，由于共同使用劳动工具以及生活中密切接触，疥疮的传染率十分高。

外科疾病——对于那些与营地的生活方式无关，却必须进行外科手术的感染病例，我们也不在这里赘述了。我们只提通常进行的那些手术，也就是复杂的外科手术，以腹部手术占多数，诸如因患十二指肠溃疡或胃溃疡而实施的胃肠吻合术、阑尾切除术、肋膜积脓切除术等，以及因骨折和脱臼而实施的矫形外科手术。倘若患者的身体条件难以承受手术带来的创伤，在手术之前就对其输血，这也同样用在因胃溃疡或偶然的创伤而大出血所引起的贫血症。供应的鲜血往往得自健康状况良好的新来的囚犯，献血是自愿的，作为奖励，供血者可以在医院里休息15天，住院期间能享受一种特别的膳食。故而献血的人总是很多。

在莫诺维茨的医院里，绝对不实施——我们认为甚至可以排除——以科研为目的的外科手术，不像在其他集中营里那样大规模地实施。比如，我们知道，在奥斯维辛的那个医院里，有一个专门用来研究阉割和随之进行异性腺植入效果的科室。

莫诺维茨的医院的手术室配有足够的器械，至少足以满足在那里动手术之需要；手术室的墙壁都贴有便于擦净的白色瓷砖；有一张活动的手术台，式样稍旧，但功能齐全，可以按手术需要的基本体位把病人安置在手术台上；有一个用来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电炉；有几架照明用的可移动的反射镜，以及固定在手术室中央的一盏大吊灯。在一扇木质的屏风背后的一面墙壁上，还设有装备了冷热水龙头的洗脸池，可供动手术的医生及其助手们洗手。

至于无菌外科手术的问题，我们记得对患疝气病患者，只要病人提出要求，也经常予以动手术的，至少直到1944年春天的中期是这样。自这个时期以后，这样的手术就中断了——除非是极少数严重的绞窄性疝气患者——即使有人因疝气体积过大明确已妨碍劳动。可以推测，患者之所以下决心愿意接受这种手术，是为了在手术后能在医院获得一个月的休息。

最为频繁的外科手术是针对蜂窝织炎，患者在专门的脓毒性外科病室内接受手术。蜂窝织炎与腹泻并驾齐驱，构成了集中营特别病理学重要的篇章之一。蜂窝织炎多发生在下肢部位，它在人体任何其他部位很少出现。通常可以从患者脚上某些皮肤的病变中辨认其征兆，那是患者所穿的鞋子不合适、脚部久经摩擦受损而造成的，开始是表面的局部范围的病变，之后逐渐向周边浸润和扩展，直到加深、转移和浸润至相当的范围。不过，有时候难以辨认致病细菌的浸入点，在未能发现其附近或远处皮肤病变时，软组织的浸润就形成了：这很可能就探寻到源自“病灶”的细菌，以及随着血液流动运行的病菌。通常患者过早地进行多次大面积的切除，不过，随后病变的演化过程总是漫长的，切除后，即便把脓液挤干净，也往往不见结疤愈合。术后的治疗，就只是对外科手术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引流导液，不采用任何可以保护肌肤的疗法，因而很容易复发，所以在同一个患者身上频繁进行“一系列”手术，把以前切开的伤口四周形成的脓包再打开又做引流导液，而当伤口愈合的过程终于快完成时，患者就出院了，即便伤口还没有完全长结实，就得去上工了，进一步的用药则在医务室进行。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出院的大多数囚友，没过几天，又不得不进医院，不是因为又长出新的脓疮，就是因为疮口局部复发，或者因为在别的部位又出现新的病灶。

急性耳炎也相当普遍，发生乳突并发症的比例特别高，急性耳炎通常由耳鼻喉科专家动手术。

随着病变阶段的变化，治疗皮肤感染基本上按照标准规格连续使用四种不同的药膏。开初的浸润阶段，在病变部位的皮肤周围，敷上一种含鱼石硫酸铵的药膏予以消肿；接着，消肿之后打开了病灶，就用胶状银软膏在溃烂底部深度消毒；直到停止化脓或脓液减少时，就使用佩利多耳药膏促使其结疤；最后再敷上另一种氧化锌药膏使其生长上皮。

干活导致的疾病——由于大批囚犯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不见有什么特别的职业病，除了那些因工伤事故导致的外科疾病以外，也就是一般的挫伤、骨折和脱臼。不过，我们可以反映一桩我们所获悉的案例。

1944年8月，从属于所谓“化工队”的人员，有一段时间被指派去清理一座仓库，里面存放着装有苯酚（石炭酸）的麻袋。第一天干活，这种呈粉尘状的物质就沾在干活者的面部和双手上，汗水把这种粉尘沾在皮肤上；接着，又暴露在阳光底下，所有人体的裸露部分先是皮肤的色素变深，伴随着剧烈的灼痛，接着是大块大块地脱皮。尽管后来长出一层新皮，但因为这样持续不断地与苯酚接触，皮肤对腐蚀物质显得特别敏感，疼痛不已，就这样他们持续干了29天之久，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虽然上述“化工队”的所有囚犯——一共五十来个——都遭受了这痛苦的皮肤病折磨，却没有人能进医院得到治疗。* * *

回顾莫诺维茨营地里最频发的疾病及其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承认，想用绝对或相对的数字，是不可能对发病的频率提供精确资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除非作为病人，无一人能进入医院里面。我们所写的一切，以及我们以下还将谈到的一切，是我们日常观察的结果，也是我们通过与认识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友好交往的难友、医生或其他医务人员的间接接触中，偶然所获悉的消息而得出的结果。

营地医院就在我们1944年2月底抵达莫诺维茨仅仅几个月之前建立。在那之前，那里不存在任何医疗服务设施，病人没有得到治疗的任何可能，可他们每天照样被迫干活，直到心力交瘁、活活累死在干活场所。自然，这是极其频繁发生的事情。当时验证某个囚犯是否确实死亡，采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办法：责成两名非医务人员来验证，他们手持牛筋皮鞭，在该囚犯身上连续抽打几分钟，最后，如果倒地者一动不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确认其已经死亡，其尸体就立刻被运往火葬场；如若倒地者还在动，就是说还没有死，那么，就逼着他继续把中断的活干下去。

后来，建立了第一个医疗服务中心，它具备一个诊疗所应有的医疗设施，无论是谁，倘若感到自己病了，都可以去那里就诊。不过，倘若某个人不被医生认可有病，那人就立刻受到党卫军严厉的体罚；反之，如若被确诊为病得无法再干活，就会获准休息几天。在往后的那些日子里，有些棚屋被指定作为医务室，并逐步扩大，新的医疗服务设施也建立起来，因而我们在营地逗留期间，当时有下列的诊所正常地行使其职能：——普通内科诊所——普通外科诊所——耳鼻喉科及眼科诊所——牙科诊所（那里也进行补牙和最基本的修复术）——无菌消毒外科诊所，附有耳鼻喉科——脓毒性外科诊所——附有一个神经系统病和精神病科的普通内科诊

所，配有一个小小的电震休克治疗仪——传染病科和腹泻诊所——休养所（Schonungs-Block），住院患者中有营养

不良者、水肿病患者和一些恢复期的病人——理疗室，设有做紫外线照射的石英灯、红外线辐

射灯——细菌学和血清学化学研究科室

医院没有伦琴放射设备，在必须要做放射检查时，患者就被送往奥斯维辛，那里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回营时可以带回放射诊断书。* * *

如上所述，可以认定这确实是一所医院，规模是小一些，但一切服务设施齐备，运作也正常；但实际上医院有很多缺陷，其中有一些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如药品相当匮乏，敷药包扎处置的医药材料不足，这是因为德国从那时开始已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一方面难以抵挡勇敢挺进的苏联红军，另一方面终日遭到英勇的英美空军的狂轰滥炸。不过，如果能多一点良好的愿望，更好地调整、组织医疗服务，其中有些缺陷本来是可以弥补的。

这些缺陷中最主要的是实施医疗服务的场所数量不够、容量不足。比如，前往就诊的病人没有一个候诊室，以至于到了晚上，经过一天疲惫不堪的劳动，囚犯们回到营地若想看病，就不得不露天待着，等候轮到自己就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好坏，都得没完没了地露天排“长队”，因为医务所要等到所有干活的人回来，晚点名之后才开始运作。所有人在进入诊所之前都得脱去鞋子，并且被迫光着脚在地板上行走，就拿外科诊所的地板来说，上面尽是那些包扎使用过后扔在地上的药棉和纱布，而且还带着血污和脓液，肮脏不堪。

诊所里的病床数量严重不足，结果就是必须让两个病人合躺在一张病床上，不管他们各自染的什么病，也不管病情有多严重。而且还得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由于缺少衬衣，医院里的病人往往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所以交叉传染的概率极高。确实如此，在医院的入口处，每个住院病人都得把所有的衣服交往消毒室。病床上的被子和褥垫污秽不堪，上面有尚未洗净的血迹和脓疮污渍，常常还有濒死的患者不经意撒下的粪便污渍。

除了那点用来维系表面清洁的做法之外，卫生守则是完全被忽略的。比如，缺少用餐的饭盒，一日三餐分两三次轮流分发菜汤，轮到第二次或第三次分发菜汤时，病人不得不使用别人使用过的餐具进食，这些餐具仅拿盛在一个桶里的冷水凑合涮洗过。跟其他诊所一样，在所谓的休养所里，没有自来水设备，不过，其他诊所的住院病人想涮洗时，可去专门的“洗衣房”（Wascheraum），而休养所里的病人却不能上那里去洗涮，除了每天早晨仅仅有一次可以使用盛在六个脸盆里的两百多升的水之外——由医务人员不断往脸盆里倒入一升的水，那水是用专门的大木桶从外面运来的。这个科室的病人食用的面包，是从外科处置室里运来的，面包头天晚上就搁在处置室的一条长板凳上，那是白天患者在敷药时用来搁脚的凳子，上完药之后，长凳上总是沾满血迹和脓液，随后护士只是用一块蘸过凉水的抹布匆匆擦拭一下。

被诊所医生确诊应该住院的患者，要获得医院的接收，还得在次日早晨起床后，立即再次接受医务室主任医师的体检，检查很仓促。如若主任医生确认有必要住院，患者就前往淋浴室，在那里被剃光身上的毛发，然后冲完淋浴，最后入住相关的医疗科室。而要走到住院的科室，得从浴室光着身子出来到户外，不管在什么季节，不管气候条件如何，身上只许披着一件外衣，露天跑上100米至200米的路。

在内科诊所内部，主任医师由一两位护士协助工作，每天早晨巡查病房，医师不是亲自到病床跟前探视病人，而是让病人自己下床去医生那里就诊，那些病情特别严重、绝对无法行动的病人除外。每天晚上进行一次仓促的复诊。

外科诊室里的敷药、换药在每天早晨进行，由于诊室分为三个病室，每个病室轮流给病人上药、换药，因此每个病人每三天才能换一次药。敷药是用纸质的胶条固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胶条就会破碎或脱落，因此，无论是无菌的还是有菌的包扎，伤口总是暴露在外。唯有处置极少的病例或特别重要的病例，上药时才采用棉质胶布固定，由于药用胶布匮乏，所以使用时格外节省。

换药处置等外科治疗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药品绝对短缺，即使是最简单的常用药品，而其他药品的数量也极少：仅仅有一些阿司匹林、氨基比林、偶氮磺胺（唯一的硫黄酰胺药物）、碳酸氢盐，还有几支强心剂和咖啡因。樟脑油和士的宁、鸦片以及一切衍生药物均短缺，除了有少量的染色剂；缺少颠茄、阿托平、胰岛素、祛痰剂，还缺少秘盐、锰盐、胃蛋白酶和盐酸，而泻药和轻度泻药，只有二羟蒽醌。倒是有少量的土霉素、药用碳酸和鞣酸蛋白，而补钙的针剂和任何有补养功能的药剂一概短缺。有一定数量用于静脉注射的依维派苏打、用于麻醉的乙烷基-氯化物（这种麻醉药广泛运用在像切除疖子等微创手术之中）。

随着运送放逐犯、各种数量不等的药物以及不同医药专科的医疗用品的列车之来到，诊疗室里的药柜得以充实，其中有许多无利用价值的药物和医疗用品，是从那些新进来的人的行李箱中没收来的。不过，总的说来，营地对医药用品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医院可支配的医疗资源。

医务人员只从关押的囚犯中间招收。医生是事先通过考试而录用的，从那些在入营时申报自己具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当中选拔，熟练掌握德语或波兰语的人优先。他们的服务是以能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优质的衣服、鞋子为报偿的。但是医疗助理和护士的选拔没有曾获得任何医药职业资质的要求，他们多半只是一些体格健壮的人，仅凭借他们与已在职的医生或营地负责人的交情而得到职位——这些自然是囚犯们十分渴望得到的职位。其结果是，医师们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医药专业资质和一定的文明素质，而辅助人员对于医疗卫生的规章条例和人道的准则就往往显得相当无知或漠视，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到了用分发给患者的菜汤和面包私自去换取香烟和其他衣物的地步。病人还经常因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挨揍，有的病人因为犯了比较严重的过失，就不予以正常地分发食物——比如，谁要是偷了病友的面包，作为惩罚，就立刻被会当作罪人而赶离医院，立即返回劳动岗位去干活，而且先得在脊梁骨上挨上一顿鞭笞（一般抽打25下），被狠狠地使劲抽打，使用的是牛筋鞭，这是一种由橡胶裹着的帆布管子。另一种惩罚则是强迫囚犯在离地相当高的一条凳子上蹲一刻钟，十分窄小的凳面上搁着一只脸盆，被罚者得踮着脚尖双腿弯曲蹲立在脸盆上，双臂还得向前平伸至齐肩膀的高度。被罚的病人通常坚持不了几分钟，因肌肉疲劳和身体虚弱而失去平衡，就滚落在地上，引得围在一旁的护士们开怀大笑，他们还用话语讥讽嘲弄他。摔下来的病人还得站起来，再次爬上高凳子，重新按规定的时间恢复原来的姿势蹲着；倘若他接连不断地摔下来，无法再那样蹲立在脸盆上，就得挨相当次数的鞭笞以抵消对他的惩罚。

前来住院的病人越来越多，超过各个科室的接纳能力。因此，为了给新来的病号腾位子，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病人尚未痊愈、身体还十分虚弱就得出院；即便如此，他们在出院第二天就得恢复劳动。那些患上慢性病或住院时间超过两个月的患者，以及因其疾病一再复发、回去住院的次数太过频繁的患者——正像我们已提及的那些患有肺结核病、梅毒和疟疾的病人——就得被遣送至比尔克瑙，并在那里的毒气室被处死。那些因身体太过虚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医院的各个科室还不时地——大约每个月一次——进行所谓的“筛选穆斯林”（人们就是用这种形象化的措辞来称呼那些极其消瘦的人），筛选的体质最差的人就被送往毒气室。如此的筛选是由医务部门主任医师主持的，筛选的速度很快，所有住院病人都光着身子列队在主任医师的面前走过；仅仅凭其随便扫视一眼，他就判定各个病人的体质状况，并当即决定他们的命运。几天之后，事先被选定者再接受第二次检查，由一位党卫军上尉医生来诊断，他是所有从属于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医务机构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我们应该说，这第二次检查比前面那次检查要仔细些，每个病例都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不管怎么样，有幸被淘汰免除去毒气室、重新被允许去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的人，或者被派到其他劳动队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的人，为数甚少，大部分人都被判处死亡。我们之中有一个囚犯足足有四次被列入“穆斯林”的名单，而每次他都逃脱了必死的厄运，仅仅出于他是医生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医生——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定，抑或是莫诺维茨营地领导层的主意，我们不得而知——可以免除被送往毒气室这样一种结局。

1944年10月，他们对营地所有的“棚屋”都进行了“筛选”，而不仅仅局限于医院的各个科室，不过，那可是最后一次筛选，因为从那个时期之后，类似的“筛选”就中断了，比尔克瑙的毒气室也都被拆除了。然而，就在10月那个悲惨的日子里，850名受害者被筛选出来，其中有八个意大利籍的犹太人。

瓦斯毒气室及其附属的焚尸炉的运转，是由一个特别行动队承担，他们日夜轮流倒班。这个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单独分开生活，对他们施行严格的隔离，不让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界有任何接触。他们的衣服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他们身上总是肮脏不堪，一个个脸上都透着一副凶残相，真的跟猛兽似的。他们都是从犯有严重凶杀血案的刑事重犯中挑选出来的。

据我们所知，一个新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于1943年2月在比尔克瑙投入使用，比在这之前运转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设置得更符合要求。焚尸炉分三个部分：等候室、“淋浴室”和高炉。高炉中央竖着一个高高的烟囱，周围是九座高炉，每座高炉有四个出口，从每个出口一次可以同时运出三具尸体。每座高炉每天能焚烧2000具尸体。

被带入等候室的受害者接到全部脱光衣服的命令，因为——人们对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得洗淋浴，为了让他们更相信这卑劣的骗局，还分发给他们每人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然后就让他们进入“淋浴室”。这是一间大屋子，里面安装了一种人工的假淋浴设备，设备壁面上写着如下醒目的告诫：“你们好好地洗澡，因为清洁就意味着健康。”“不用节省肥皂！”“别把你们的浴巾忘在这里！”这样，“淋浴室”就可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那真是一个大洗澡堂。浴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通风口，由三大块金属板密封，得用阀门才能打开。有几条轨道穿过整个浴室地面，通往焚尸的高炉。当所有人进入毒气室后，门就关闭了（门都是密封的），而且通过天花板上的阀门，撒下来一种粉末状的呈蓝灰色的化学药剂，它们被装在几个铁皮盒子里；这些盒子都带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齐克隆B（Zyclon B）用于杀灭一切动物寄生虫”，还有汉堡的一家工厂的商标。这是一种氰化物化学药剂，会在一定的温度下挥发。所有被关闭在毒气室里的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被毒死，这时，所有的门窗就全部被打开，带着面罩的特别行动队专职人员进入室内操作，把尸体运往焚尸炉。

尸体在被运入焚尸炉之前，有专人负责把有些尸体上尚残留的头发全部剃光，这些就是随运货的闷罐车抵达那里，但没有先进入营地就立刻被带到密室毒死的那些人的尸体——镶有金牙的人则先得被抠去金牙套。骨灰就被当肥料撒在营地上和菜园里，这是众所周知的。

临近1944年年底，在莫诺维茨营地下达一个条例规定，凡是营地囚犯中的医生，都被免除在劳动队干活，并且被分配在医院不同的科室里任职当医生，若缺少合适的岗位，就当护士。他们在就任新的职务之前，得在医院内科或外科的不同诊室里跟着轮流值班，实习一个月，同时还上一种医学药理理论培训班，课程的内容涉及集中营的医疗组织、医务工作的运营、集中营的病理特点，以及须对病人实施的有关治疗等。这些规定按条例得以正常实施，培训班于1945年1月上旬开学，然而，临近1月中旬就中断了，因为苏联方面在克拉科维亚-卡托维兹-勃雷斯拉维亚方向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势不可当，德国军队不得不仓皇逃跑。就像奥斯维辛地区其他所有的集中营一样，莫诺维茨的集中营也被撤空，而且德国人带走约1.1万名囚犯，可是根据后来奇迹般存活下来的某些人提供的消息，没几天之后，当押送的士兵们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苏联红军包围而且没有任何撤退的生路时，几乎所有被带走的人都被机枪扫射而毙命。当时他们已经步行了七十来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停歇，也缺乏粮食供应，因为从营地出发时每人分得的只有1公斤面包、75克人造奶油、90克香肠和45克白糖。随后他们就被装进不同的列车往不同的方向开拔，但不能抵达任何目的地，于是就发生对幸存者的大屠杀，那都是些经历过千辛万苦、忍受过非人遭遇的人；许多人——也许有三四千人——原本精疲力竭地沿着大路停留在那里，却被押送的德国士兵用手枪或步枪当场屠杀了。

营地里只剩下几千名老弱病残者，或尚未病愈、无法长途跋涉的人，他们处于几名党卫军的监视之下，而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在丢弃他们之前必须全部开枪击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道指令没有被执行；不过，无论这是因为什么缘故，我们两个至今都还活着，应该只归诸这一条：我们两个当时都滞留在医院里，一个被指派为住院患者的医疗助理，另一个则是恢复期的病人。护理病人的命令当时也只能从道义上执行，因为医药上的治疗已不可能，实际上德国人在丢弃营地之前，已经把医院所有的药品和外科器械全都撤空了，再也找不到一片阿司匹林，也看不见一把敷药用的钳子或一块棉纱布。

接下来的日子是极其悲惨的，许多病人因缺少治疗而死去，许多人因身体极度衰弱而死去，因为食物也短缺了。连水也缺少，就在那几天里发生的一次空袭中，水管子被炸毁了。幸好在近旁的一个营地里发现了一个为防冻而存放着土豆的地窖，至少能让尚未极度衰弱的患者充饥，以坚持到苏联人最终到来的那天，可以得到大量供应的分配食物。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普里莫·莱维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我们把搜集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的材料不加任何介绍，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参阅《一位证人和真相》一文，或查阅书后的附录《文本的信息》。但这篇紧跟在《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后面的文本得除外，后面我们放在附录中的题为“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一文的复印件也得除外。对于这两份材料，有必要说几句。

迄今从未发表过的《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在都灵的特拉奇尼犹太人档案馆内重新找到的，它是莱维最早提交的证据之一，而且完全可能是他回到都灵（1945年10月19日）之后留下的最早的材料。综合《文本的信息》中所述的理由，可以追溯到大约自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那几周的时间。《报告》是一份陈述，是莱维在追忆人物的名字及其个人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在不同的时间和境遇中，包括在被解放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穿越欧洲的遣返过程中，在遣返不久之后在都灵城内，从与像他一样幸存下来的被遣返难友们早先交流的信件中所获取的信息，结合对事实的研究，并从事实本身出发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和中肯的审视。

这份文件的最初来源，是留存在记忆中的目击证据。文件还原了一份30个人的名单，并附有简明的、经过删选、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以有助于日后辨认名单上的人。《这是不是个人》（Se queeto è un uomo）一书的读者对那些名字——除了“小不点儿”让·萨姆艾尔和阿尔贝托之外——中的许多人颇为熟悉，可能人名的拼写有些许变动：比如工程师阿尔多·莱维，他是抵达集中营后就被送往毒气室的小女孩艾米利亚的父亲（见该书《旅途》篇），抑或是在其用餐的饭盒底部刻上“别想去搞明白”字样的克洛斯内尔（见该书《化学考试》篇），以及布拉克尔和坎德尔两个化学家，他们与普里莫·莱维后来一起组成了《那三个人去实验室》。但是还有短篇小说《在利里特的一位门徒》（在安德烈·赞托时代）中的邦迪。最后就是“格鲁克斯曼·艾乌吉尼奥”，准确地说是格鲁克斯曼，他不是别人，就是《启示》篇中的斯泰因洛夫军士，而“阿尔弗雷德·洛森费尔德”不是别人，正是《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的那个难以言喻的阿尔弗雷德·L.。* * *

到1945年1月初，不同时期里被押送到德国的意大利犹太人之中，在布纳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约有40人。

1月17日那天，营地的党卫军突然接到命令，要把所有在押的囚犯，只要能行走的（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运送到德国境内去。

被丢弃在营地医院里的约有800名囚犯，他们都有病在身，或无法行走，其中也许有20名意大利人（本人就在这20人之中）。

他们让近一万名健康的囚犯，在营养和装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出发，步行前往格雷维兹。在前往格雷维兹的健康人队伍里有下列人员：阿贝纳伊姆，托斯卡纳人，他是个钟表匠阿孙姆，米兰人，生于1925至1930年之间巴路奇，利佛尔诺人，约25岁，生于斯米尔内切萨雷·卡尔米，热那亚人阿尔贝托·德拉·弗尔塔，勃雷西亚人，约24岁哈尔佩尔讷，扎嘎勃里亚人，约25岁曼德尔·海科，系前者之妹夫弗朗科·萨切尔多蒂，都灵人戈鲁克斯曼·艾乌杰尼奥，米兰人利科·伊斯拉埃尔，扎嘎勃里亚人奥尔维亚托，佛罗伦萨人，犹太法学博士，约25岁塞尔乔·莱维，阿列桑德罗人，来自都灵阿尔多·莱维，工程师，米兰人阿尔多·莱维，会计师，米兰人马里奥·莱维，米兰商人，约26岁泽利科维奇，扎嘎勃里亚人，裁缝伊西多尔·克劳乌斯内尔，荷兰人，囚犯号为169×××，

物理学大学生（其妻曾住在苏黎世），约生于1920年阿尔弗雷德·罗森菲尔德，生于罗马尼亚，住在洛雷纳，

化学工程师，任冷冻设备科室主任长达42年之久阿尔诺尔德·塞贝尔鲁斯特，数学系学生，生于波兰，

约24岁，住在利普西亚坎普兰，由圣达尔马佐镇放逐而来，生在波罗的海国家，

现在米兰经商让-肯德尔，生于罗马尼亚，约40岁，现居住在巴黎（他妻子在法国），化学家朱莉·科夫曼，格罗兹坎斯扎人（匈牙利），约26岁，化

学家安德烈·赞托（邦迪），斯洛伐克人，曾在布拉格求学并

获得学位，药剂师，约30岁，曾被德国人放逐到乌克兰工

作斯莱幸格，约于1919年生于南斯拉夫帕尔皮特尔·勃兰凯尔，生于白俄罗斯，比利时公民，

囚犯号为175（884？），住在列日（？），化学家，约35岁让-萨姆艾尔，斯特拉斯堡人，约生于1921年，数学博

士阿尔弗雷德·科斯曼，梅茨人，路透社驻克雷蒙特-弗莱

德记者格鲁兹达斯，亚历桑德里亚人，医生，生于利嘎（莱托

尼亚），囚号174001，出发迁移时身体状况良好埃里克·赫尔斯，约生于1921年，个子很高希尔维奥·巴尔巴拉斯，塞拉耶夫人，化学家，约生于

1921年，曾居住在意大利

关于撤退时被德国人带走的纵队之命运，本人获得如下陈述：（1）根据马赛人若耶·萨尔提耶尔先生的陈述（经由都灵的艾利克·斯克洛肖夫确认），纵队连续行走了24小时直到格雷维兹，一路上不少掉队的囚犯被护送队击毙。次日早晨，有多列装满囚犯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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