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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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学试读：
自序
屈指算来，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已有29年的时光。回望学术历程，回顾教学生涯，感慨良多。依照我的体悟，除了用功之外，更重要的是天赋，无论是从教还是著书。从事学术研究是很辛苦的事情，除去那些技术上的环节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两点：其一，学术境界。它是为什么而写的问题。为着功利而想，为着收益而写，不大可能写出好作品来。只有说出时代精神，只有表达人们共同心声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其二，学术胸怀。容纳百川，向他者学习，才能使自己进步。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深入研读了1400多种书，做了大量文摘和笔记。很多学者从不愿意承认别人，更不愿向他者学习，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很难进步。
多年来，自我探索着写了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大体上算作是学术文章，且在学科分类上，归属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在这部自选集中，依照如上分类，把已发表过的部分文章分为“哲学与生活世界”、“价值哲学与现代价值问题”、“伦理学与道德危机”和“消费及消费伦理问题”四个部分。在分类名称的选择上，刻意突出了学科与问题的关系，如“伦理学与道德危机”，“伦理学”是学科称呼，“道德危机”是问题判断。没有扎实的学科理论与知识支持，对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缜密与深入；若无对社会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学科也显得苍白。总的说来，我的学术领域除了早年写的一些哲学基本理论文章之外，近年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对“钱”的思考，对“权”的研究，对“人”的关注，与此相对应就构成了“经济伦理学”、“公共管理伦理学”和“人的生活世界”三大学术领域。其间贯穿着由基础性问题（经济）到根本性问题（权力）再到终极性问题（人的生活）的内在逻辑。
最后感谢丛书编委会和贤弟张加才教授为我出版自选集所作的努力。第一编哲学与生活世界论哲学在场的方式
阅读提示：任何一种哲学，只要它存在过且为人们过问过，便意味着它是在场的，或曾经是在场的；但指望一种哲学能够永远在场则是过分的要求。因为，除去由于哲学所普遍具有的品质而使哲学一般在场之外，任何一种具体哲学都不可能永远在场，或全部在场。其根由在于，虽然任一具体哲学作为哲学须具备哲学一般所要求的品质，如反思与批判的品质，但作为具体哲学之对象的课题却总是具有时代性的，作为课题的问题在不同时代似乎具有相似性而不可能完全相同，任一时代的问题在性质以及解决方式上都是独特的，一如只有相似的哲学家而无完全相同的哲学家那样，哲学的具体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之在场的哲学总是具体的哲学而不是哲学一般。求索哲学在场的方式旨在探求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继而见出哲学的在场与在场的哲学的内在关联，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
哲学的在场与在场的哲学
一种哲学是否在场，其证明取自：一种哲学正在言说着；一种哲学曾经言说过，但当下言说者已被替换成他者，他者试图用言说者的概念、话语言说他者所面临的问题。一种哲学在场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容上的，进言之，哲学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材料、知识、概念而成为训练哲学思维的工具，它不是学习的工具，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价值立场。以此种标准看待哲学的在场，就不仅仅是指一种哲学正在言说着，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哲学都在言说着，借以表明自己的在场，问题在于言说者言说的是什么。如果言说者言说的只是一些常识或极为个性化的个人感受，很难断言此种哲学是在场的；哲学的在场更在于以何种方式言说，倘若以常见或意见的形式言说，或以官方的思维与话语言说，也依然不能见出时代的哲学精神来，它只证明它是在世而已，因为言说者是在世的。在场与在世不同，首先是它在关键的时候出场，出场就是显现，但显现不是一般性地立在那里，不是不作为，而是有所为。其有为的方式就是言说时代要求它说出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多学科都在言说的，也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只是由于人们既无兴趣也无责任和能力说出，一种哲学只有说出人人都能感觉到但又无力说出的东西，才能证明它是在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此种意义。其次，哲学在场的显现方式是独特的，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概念、话语和致思方式。文学通过形象、借助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比附时代的难题和困境；史学通过一种客观化的叙事显现历史的逻辑；社会学则试图通过调查和数据描述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哲学的言说方式则是独特的，它不大拘泥于一个具象的描述，它要发掘出造成问题、难题的终极性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关注的是根本性的、前提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哲学关注问题的方式也是独特的，这就是回溯与前设，密纳法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哲学总是立于一个点之上。站在这个点上回首往事，它要见出造成此结果的成因及其过程；站在这个点上展望未来，它要提供某种设定，要么使难题提前到来，如尼采，要么使和谐预先生成，如马克思。哲学立于其上的这个点，不是一个时空概念，而是一个思维的抽象和历史的具体。作为一种思维的抽象，它抓住了社会历史的本质，而不是漂浮在河水之上的表象甚至假象。马克思在批判了经济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之后指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①[①]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这个点是人类活动精神的凝聚，是由若干经线和纬线交错而成的纽结，若干支流汇集于此，然后又流向更远的地方。而河流的未来流向虽不能完全由这个交汇点所决定，但总能从这里看出大体的方向，这是哲学家构想未来的基点。只有当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亦即以逻辑的历史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呈现社会历史的根本性的、前提性的问题时，我们才说此种哲学是在场的。哲学言说者在世且用哲学的方式言说着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是哲学在场的第一种方式。
哲学在场的第二种方式是，言说者已不在人世，但他用以说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时所使用的言说方式、概念与话语依然活跃着，一如它的主人在言说着那样。这种哲学的影响方式不是通过思维与存在合为一体的方式，而是通过影响后人的致思范式和价值立场的方式实现哲学在场的。就类型说，这种通过后续效应而在场的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揭示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被后人所接受，只要人们想望通过哲学的方式揭示时代的精神，就必须接受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思维训练，否则他只具有哲学的意识而无哲学的思维。无哲学思维的人便不能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见解，要么是一般性的常识，要么是其他学科的附庸。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便是这样一种哲学：作为一种元哲学，由于它具有极为抽象的特质，难以理解更难以把握，通常给人以曲高和寡的印象，但它对于后人哲学思维的养成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一如恩格斯所说，若要提高哲学思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在后续效应的意义上，另一种在场哲学的类型是意义哲学或价值哲学。由于它揭示了人类在生产、交往和生活中所引发的诸多价值冲突而为后人所关注。这种价值哲学的后续效应可能有这样几点：其一，不在世的言说者所论说的主题在后人那里依然出现，但这种出现不是主题在空间上的位移，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这些主题要么是以放大或发展的形式出现，要么是以性质相同但形式已有所改变的方式出现。主题的历史性迁移造成了揭示主题的哲学家的历史性延续，一旦人们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或主题时就必然想起揭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其二，哲学家不止是揭示了时代性的主题，并且提供了若干解决这些难题的价值主张，这些主张似乎可以帮助后人理清问题的性质和成因，并创造出解决问题的若干方法。其三，哲学家改变世界的诸种主张，其目的不是为着个人的私利，换言之，进行哲学研究，其理论主旨不是将哲学研究作为谋得一份收入的手段。哲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事业；哲学研究不是一门技术，因为技术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模仿的、可以批量生产的，而是一门艺术，艺术是个性化的、不可模仿的。哲学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呈现根本性的问题并提供普遍化的价值立场与标准。其四，哲学家需有社会责任感，并充满激情，“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在世在场以及后世在场的哲学家，特别是那些社会哲学家必须具有人类学的视野，它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涉及人类性的问题。这样一些哲学家总是对人类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望，指出一种能够过上好生活的道路。
自人类有哲学意识以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决非一二人，有时甚至是一个团体，集体攻关，而按照哲学的精神说，哲学研究不是集体项目而是个人项目。即便按照个体的方式说，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真可谓不计其数，特别是在那些特殊的国度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地是出于哲学精神以外的考虑，而不是出于责任和兴趣。但这样一个庞杂的研究队伍却常常难以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哲学研究的使命，历史事实证明，哲学研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程度不是取决于人数，而是取决于研究的质量。在场的哲学不是由于你从事了哲学研究便一定被世人和后人所重视、学习和受用，而是你把历史的使命以哲学的方式呈现给世人和后人。我们固然要研究那些有记载的哲学家，学习他们的哲学知识，但我们更应该研究哲学在场的方式和在场哲学之能够在场的艺术。
哲学在场的艺术：以马克思为例
一如前述，哲学在场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既是一门艺术就一定具备如下三种品质：它是一项事业，它是一种规范，它是一种境界。马克思哲学充分地体现了这三个品质，所以它才会在场，其在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他哲学所不可比拟的。自马克思哲学产生以来，它所产生的影响，不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面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所引致的诸多问题，如现代社会、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等等，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生活体验，都无法回避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显学，至少在当下是这样。这是一个着实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地是关注马克思言说了什么，却不大注意马克思是怎样言说的，为何如此言说，而这是马克思之成为马克思、马克思哲学之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哲学是一项事业。既是一项事业，就必须具有使之成为事业的精神。马克思具备何种精神呢？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起始阶段的见证人之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似乎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精神，一个只具有前现代精神的人无法深刻地理解更无法准确地揭示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然而如果仅仅具有资本主义精神，而无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对资本主义秘密的揭示也是不可能的。韦伯和桑巴特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之能够兴起的精神基础，韦伯把它归结为禁欲、节俭的新教伦理，以及为着上帝的职业精神；而桑巴特则归结为那些不知疲倦的人（犹太人、日尔曼人和苏格兰人）在寻找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拼搏、进取、创新、吃苦、计算、节俭、合作，等等。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个仅具有历史逻辑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价值逻辑的过程。具有价值逻辑便意味着有人类意志、阶级意志、集团意志和个人意志渗透其中。既有意志便是可以选择的，人们选择了在某种意义上比传统的农业社会要好的工业社会，那么人们依然有理由选择比工业社会要好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反思的和批判的哲学精神。因此，除了具备桑巴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之外，更在于马克思具有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他要以哲学的方式亦即理性的和批判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所内含着的深刻矛盾和历史危机，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非人道性，资本运行过程中的非人性化，资本运行结果的物化与异化；马克思终其一生地试图用理论的武器为无产阶级提供一种使其成为人的现实道路。因此，马克思在把哲学变成一种事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变成了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
哲学是一种规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学科、学说和学者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都会或隐蔽或公开地表达它的价值立场，显现它的好恶取向。因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对象的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渗透着人类的心智力量和价值诉求，是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混合体。作为以揭示生活真谛为其旨归的实践哲学，必然把如何使价值逻辑成为可能视为首要，“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①[②]揭示社会善的结构、指明实现社会善的道路，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历史使命。一如康德所言，人主要解决三个难题：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想望什么。在准确的意义上，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指的是哲学工作者的价值观。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的同时，表达了他的为着无产阶级服务的立场和为着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努力的理想。为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诉求而努力才使得马克思哲学成为真正的实践哲学和价值哲学。
哲学是一种艺术。艺术是一种和谐、相宜和愉悦，哲学作为一种艺术如何实现和谐呢？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和谐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作为一种方法，哲学揭示的是“我能够”、“我应该”和“我想望”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目标，哲学要指明一条和谐社会是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可能的现实道路。在此，我们着重讨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如何实现和谐的，关于后者我们将在下一部分集中讨论。在分类的意义上，“我能够”、“我应该”和“我想望”实际上是两个序列：事实与价值。事实序列决定了“我能够”和“我应该”的合理边界；价值序列决定了“我想望”的基本倾向。哲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就在于它把事实序列和价值序列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给统一起来，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哲学是这种统一的典范。它没有停留于对资本主义非人道性的指责、谩骂和批判上，因为非理性形态的情感发泄只能表达一时的情绪，对于改变现实世界是无助的，而是把情感上的激愤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进行缜密的分析，借以见出资本主义是如何可能的、超越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可能的。因此，马克思哲学是伦理动机与科学规范的完美统一。它超越了由于无视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而陷入空想的唯意志主义；超越了夸大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否认改变现实世界之可能性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把他的宏大理想立于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基地之上。只有当哲学指明“我想望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而且“我能够做什么”的时候，它才是一门艺术，马克思哲学是一门真正的艺术。
事业、规范与艺术是马克思哲学之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果这些品质不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相结合，也仅仅是一种品质而已。因为这些品质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哲学家，而把马克思哲学同其他哲学区别开来的则是这种品质与马克思哲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哲学始终是以资本主义为其研究对象的，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关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有三种思考范式：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形态的资本主义和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资本主义。如果单一地研究资本主义，就会走向专门化的研究道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正是资本主义这种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它使社会权威性资源和可配置性依照效率、正义和自由原则进行组织，在思想文化上改变了人们已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继而催生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发轫与发展。然而这些学科都是对资本之运行过程中之具体领域的研究，无法体现资本之运行逻辑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如果试图把握资本的本质以及由它造成的资本意识形态，就必须站在整个人类价值的高度，植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着眼于资本的运行逻辑，方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点马克思做到了，而且出色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哲学使命。要而言之，马克思这种基于具体学科而又超拔于具体学科并最终指向人类生存状态的致思范式乃是一种人类学的思维范式。
首先，马克思把传统哲学改造成了实践哲学。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理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其一，从根本上解决了从纯粹精神出发解释人类全部生活现象而陷入无法正确解释的难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③]主体、主体性、客体、客体性、主观、主观性、客观、客观性，等等，都是哲学家用以把握现实世界的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本身，连同这些范畴所表象的原生对象原本都生发于人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而这些活动都以社会—历史的方式展开着，表现为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舍弃这些活动本身而执着于概念游戏，其结果必然是脱离生活的形上之学。其二，用实践范畴解决唯心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无疑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人的生活本身，如果不对实践范畴做深入研究，便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水平而无实质性进步。深刻体会马克思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马克思1845年春天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实践”这个范畴本身，而是进行了一个学术视界上的转向：把实践范畴还原成更能够阐明人的生活实践本身的系列概念：劳动、资本、商品、货币、关系，以及与这些核心概念相一致的话语系列的转变：价值、使用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原始积累，等等。①[④]这样，马克思哲学便在实践概念的范围内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是“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②[⑤]
其次，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是累积式的，而不是替代式的，马克思批判和借鉴了他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和各学科观点，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史、人类学、科技史，等等。但马克思不是把这些资料和观点堆砌起来，变成一个文献资料库，相反，它们作为鲜活的资料和要素融进了马克思的思想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六经注我”式的致思方式。以经济学为例，为着撰写《资本论》（其实是为着把握资本主义的灵魂）马克思参阅并研读了1400多种著作，对主流形态经济学的研究可谓深入而全面。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淹没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它们帮助和推动着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大厦的内部，去关注和揭示它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在马克思的人类学视野里，资本主义不是单一的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现象，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整体画面：以“商品的庞大堆积”为直观③[⑥]，以商品交换关系为中轴，以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为结果；“商品的庞大堆积”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性问题，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是根本性问题，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是全局性问题。这种以前提、过程和结果为其三个环节的资本的运行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整体风貌。资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抽象，但人们却真真切切地在感受着它；资本不是幽灵，也不是怪物，但却可以产生商品拜物教这样的奇怪现象；资本虽不是幽灵，却可以产生魔力。而所有这一切都由于资本是通过商品和货币这两个风火轮而发挥作用，资本就是站在商品和货币这两个风火轮之上的魔影，无法握住，却又挥之不去。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两种表现形态，资本要么表现为物，要么表现为钱，否则它什么都不是。然而资本又不仅仅是物或钱，而是一种以增殖为终极目的的流动，资本是一种运动，而不是静止。因此，在资本主义状态下，“商品的庞大堆积”是基本的事实，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事实。只有从普遍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个别事实出发才能揭示普遍规律。由此观之，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资本不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范畴，而是一个人类学范畴，它是描述在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类几乎全部活动的关键词。商品的庞大堆积必然造成一个普遍化的社会活动：交换。由商品交换所引发的普遍交往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每个人的孤立状态和狭小的生活空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状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①[⑦]而普遍交换的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一如商品是独立的原子那样，每个人也原子化了，而每个人愈是独立就愈是依赖他人，多样化的需求决定了每个人将依赖所有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辩护与批判的态度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②[⑧]由物质的交换所带来的普遍交往把人们置于一个全面依赖的状态之下，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人类学后果。但与普遍的交往和全面的依赖这种人类学后果相匹配的则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物化的社会关系不是个别的、暂时的，而是全局性的、较长时期的过程，全面的物化关系引发了诸多价值问题：建基于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上的资本意识形态造成了全面消费、奢侈甚至浪费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基于禁欲与节俭之上的消费观；商品的庞大堆积和产品的快速消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生活的意义问题，创造生活的前提不等于创造了生活本身；孤独、无助、无聊时常笼罩心头；贫富差距引发了社会公正问题的激烈争论。
再次，虽然如此，但马克思并没有走向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极端，而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它，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恰恰孕育着解决自身矛盾的出路。马克思颇有信心地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总结起来：马克思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的人类学思维范式在今天依然有它的效用；马克思执着其上的资本的运行逻辑依然存在着，且以放大的形式——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今天依然在场的秘密。
追寻在场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在场艺术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学习和吸收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应该以怎样的精神、何种价值立场去研究资本的运行逻辑。但指明这样两点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马克思曾经面对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已经有了新形态；其二，马克思哲学面对新问题不曾提供现成的答案，它需要后人去寻找，寻找全球化背景下的在场的哲学。
1.今日是否需要哲学？需要何种样式的哲学？
自人类具有哲学意识以来就不曾停止过对生活世界的思考，因此，“今日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一个假问题，我们不能把一般人和日常生活不需要哲学当成今日不需要哲学的唯一根据。哲学是类的事情，而不是个体的事情，尽管它落脚到个人的生活之上。问题是，今日需要何种样式的哲学。（1）从统一哲学到部门哲学。人类以何种样式的哲学思维、方法与体系去把握生活世界并不仅仅取决于哲学家的思维水平和主观偏好，更决定于生活世界提出何种样式的哲学问题。哲学遗产的迁移是有边界的，当我们把适合于一种领域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结论迁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领域时，就会发生失效甚至伤害的事情。当政治依照其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支配经济和文化从而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的时候，一种以宏大叙事形式出现的统一哲学就会应运而生，黑格尔哲学是这种统一哲学的思想形态，列宁和斯大林哲学则是这种统一哲学的政治形态。严格说来，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统一哲学，但它既没有宏大叙事结构，也没有用一种价值立场去统合一切价值的倾向，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分析而指明一种可能形态的良好社会的哲学思考，它是实践哲学和价值哲学。然而，马克思曾经面对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已经有了新形态，尽管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还具有相似性，但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有了新内容。资本的运行逻辑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已成不争的事实，基于资本、资源、技术、信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之上的“世界历史交往”已经形成，尽管各种冲突不断，在此种境遇下，指望一种适合于一切领域和民族之上的统一哲学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相反，经济和文化作为相对的社会力量逐渐从政治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发挥着相对独立的作用，于是，社会问题愈来愈领域化或专门化，一如分工愈来愈专业化那样。这些专门的问题，其强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其复杂性要求思想家毕其一生的经历去研究，但也未必说得清楚，比如正义问题。因此，部门哲学将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形态。（2）从体系哲学到问题哲学。从学科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若要清晰地表达出来，就必须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并用完整的概念和话语把它陈述出来，表现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批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系，而是为着一个理论体系而伤害事实的体系哲学，这种体系哲学要么离人们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不着边际，要么为着所谓的严谨的逻辑体系而任意剪裁事实。今天，效率观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学术研究中的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无论怎样完整、美观，倘若不能说明事实、解释和指导事实，原则上是无用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严谨而彻底的哲学。严谨决定了思想体系是自洽的、可信的；彻底保证了思想体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社会历史中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揭示与解答。总之，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历史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是在场的哲学。
2.社会哲学与价值哲学
社会哲学与价值哲学是问题哲学的两种主要形态。就问题的种类说，有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事实问题所表达的是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尽管人类活动的规律常常受到人类意志与欲望的影响，但任何意志和愿望的实现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与环境，因此发现规律并很好地遵循规律是哲学的重要任务。社会哲学就是这种哲学之一，它所着力研究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构性变迁，揭示结构性变迁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哲学正是发生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它也揭示了现代性之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把握到了生成中的现代精神。今日，我们正处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此次转型与马克思所面对的转型有所不同，那时的任务是如何构造资本的逻辑，而今天的哲学任务则变成了一种追问：资本的世界逻辑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马克思所曾预测的世界历史交往形式今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然而由此带来的价值问题却超过了以往，因此，今日社会哲学之研究必然导致价值哲学之产生。
3.生活、价值与意义
生活世界理论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但这决非意味着，只有胡塞尔才研究了生活哲学，事实上，马克思、舍勒、海德格尔等都不同程度地讨论了生活世界问题，只是角度和层次不同而已。现在的问题是：今日之生活世界与现代性生成继而壮大时期的生活世界有何不同。可以粗略地说，这种不同至少有这样几点：其一，生活条件与生活本身。以日益膨胀起来的占有欲望和消费欲望为动力、以市场为环境、以科技为手段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市场社会），其主旨在于创造使人们幸福的生活条件。富于幻想的进步主义者们，给人们以这样的承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事实证明，创造使人幸福的前提并不等于创造幸福本身。其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期盼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物质需要的满足，情感的、信仰的、精神的需要会逐渐得到满足。历史证明，由物质财富到精神财富、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的迁移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即时发生，相反，人们的失落感、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如何创造价值和意义，又如何体悟和享用价值和意义，便成了价值哲学最为突出的任务。
4.环境哲学与政治哲学
就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有两个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和平运动，是现代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只是这个产物是针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而发难的，至少从那时起，稀缺性才逐步成为了一个学科概念和日常用语；代际公正逐渐成为环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只有在保证下一代人生活得至少不比我们差的前提下才可以开发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同时还不可以把原本属于这一代人的代价转移给下一代人。在类价值的诉求中，自然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便孕育而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效率概念并不仅仅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还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循环经济或生态经济理应成为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经济学的发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仅仅是一种在预先给定的制度安排下，利用价格规律、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追求收益最大化，而这个保证正义的制度安排如何得来，收益被如何公平分配，似乎不是它关注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把伦理原则引入经济学，考虑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益问题。毫无疑问，决定资源获取和分配的正义制度比资源配置本身更基础和根本。罗尔斯、诺齐克、沃尔泽、麦金太尔、米勒、桑德尔等都对正义的研究贡献了见解和思想，罗尔斯更是由于终其一生地研究正义问题而为世人所瞩目。他在《正义论》中开篇便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①[⑨]制度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根本环境，因此，政治哲学方兴未艾。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在场哲学不是具有宏大叙事结构的形上哲学，而是研究基础、根本和全局问题的形下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和意义哲学是这种哲学的主要形态，它们也许是我们所追寻的在场哲学的可能形态。（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
——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
阅读提示：哲学观是对人们用以进行哲学致思方式和方法的看法，是对哲思的反思或后思。反思与后思的意图既在于考察哲学对象或哲学问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在于省察哲人进行哲思时提问题的方式、致思的层面和价值立场。反思人类哲学走过的心路历程，旨在发现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之主题转换的内在逻辑，自明现代哲学的社会历史使命。哲学的定义随时代的发展又因哲思者的理论旨趣而不同，但从哲学的使命说，它总是或应该是关注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在现代语境下，我们主张一种问题式的哲学致思路径。
哲学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哲学的基本问题说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⑩]“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②[11]先把这里的“全部”究竟何指何谓、是否包括恩格斯在内、为何仅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直击哲学的“灵魂深处”，我们发现，哲学不过是人们用以追问属人世界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的方式，它不同于宗教的、文学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方式之处即在于它的追问“本体”的顽强意志和反思与批判的优良品质。其实，追问“本体”的偏好并非哲学所独有，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也在苦苦地追寻着，但它们似乎从没有像哲学那样，沉思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考察与人相关的“本体”问题。因其是在自身规定的边界内讨论，主题显得更加集中，更富人性化，它们更具生活性，与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因而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哲学追问本体的方式与文学、历史学的不同，文学是以感性的方式、历史学以叙事的方式、宗教学以想象的方式、伦理学以教化的方式，而哲学以理性的方式，借助理性，理论思维去掉了各种繁茂芜杂的假象，而直握抽象的具体，唯其哲学是“直观事物自身”的，更显简约和彻底。哲学在把握世界之方式上的优势应由确定适合于自身的主题来保证。一如公正是指做适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对等的东西那样，哲学应该做适合于自己的天性的事情，这集中体现在哲学的主题上。
由哲学的使命与品格说，哲学的主题由三部分组成：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其中存在论与价值论具有典型的哲学性质，而认识论从其发轫的时候起，就与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有不解之缘，它是一系列可以通过实验、通过物化的形式再现的过程，它往往是可以还原的，是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加以证明的，原则上不是纯粹的逻辑推论的过程。而存在论和价值论是不能通过实验证明的，在理论上表现为纯粹的逻辑分析，它不是基于相关的实验过程和数据，而是基于哲思者对存在的想象和对生活之意义的感悟，它追求个性化，无论提问题的方式还是解决问题的路径都是个性化的，而实验是可以重复可以模仿的，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有与自己对生活的内在的感受性、与自己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相结合才能得来，与悟性密切相连。由此观之，仅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全部主题，这种舍弃存在和价值的哲学观看来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认识问题只是哲学主题中的一部分。
追问存在和价值是哲学的根本主旨。存在与价值原本就是“一物两体”，价值附着在存在之上，存在显现着价值，至于存在，不一定仅限于物质性的可识见的存在物，精神性的、不可能还原为物质性的存在，只要它是某种意义的承担者即可能成为哲学的对象。存在与价值原本是不能分离的，但从逻辑上存在更具有优先性。哲学尽可以观察表象、个别，但哲学的主旨在于发现、澄明和解释终极性的存在。这种看法与人类哲学发展的心路历程相一致。古希腊哲学作为人类哲学发展的原生形态，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追问：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格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等等。从苏格拉底以降至伊壁鸠鲁，作为本体的存在发生了由自然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向，它意味着哲思者开始把价值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维度加诸哲学的主题之中。其实，即便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价值问题也一直存在，并渗透到他们的理念里。阿那克西曼德就用“无限”的原理指称人世间的正义的根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不完全是自然的，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是用社会伦理学的概念来认识自然过程的，或者相反，把社会伦理学问题说成是自然过程的”。①[12]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好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②[13]辛普里丘说“这是他以颇带诗意的语言说出的话”。对我们来说，“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为何“不公正”？“不公正”造成了什么结果？“受到惩罚”是为了彼此互相补足吗？补足什么？如何补足？首先，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不是由于它们由之产生而又复归于它的“始基”即“无限定”的不公正，而是各个具体事物本身。公正同“无限定”具有原始同一性。这样，个别事物的不公正就不在于它们脱离了始基，而在于在脱离的过程中从原始的公正倒退了。个别在自身上不充分地、部分地体现出共同的本质。它们超出了始基规定给它们的限度，个别事物的“不公正”、“罪孽”在于偏离了它们的始基，在于它们的“高傲”，在于它们的错误“排列”。其次，每一种个别事物都表现出要超出自己界限的倾向并试图危害他物的独立，这就导致了它们相互关系的“不公正”，由此导致相互破坏，互相受到惩罚。物不能“容忍”自己的存在有止境，并且企图牺牲他物来打破对自己的限制，赋予自己的存在以绝对性，它们的“不公正”正在于这一点。最后，阿那克西曼德以思辨的语言表达了个别、部分对普遍的关系问题，他给出了个别对待普遍关系的原则与界限。个别在自己的存在中愈是充分地实现普遍的必然性，愈是准确地恪守为其规定的存在范围，就愈会由此改变个别物的命运。这里隐藏着一系列基于本体追问之上的价值分析。在稍晚的赫拉克利特那里，作为本体的“逻格斯”同样蕴涵着价值分析的内容。至于亚里士多德更是把“善”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因此，说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这话是很正确的。”①[14]而且“善”这名词与“存在”一样，在应用上有很多意义：“如应用于本体的范畴上为上帝、理性；应用于性质的范畴上，为德性；应用于数量的范畴上为适中；应用于关系上为效用；应用于时间上，为机会；应用于地点上，为安居，等等。”②[15]在“善”的各种类型中，有一种善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不为他物服务而为自身所追求，这种“善”为至善，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世间最优美、最高尚、最快乐的事了。“人类的善（幸福）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③[16]
可以断定，无论从哲学的本意还是从哲学的原生形态看，哲学都是一种追问本体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的方式，且所追问的本体大都与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密切相关。本体论作为追问形上本质的理论与方法乃是哲学理论的“始基”，它构成这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前提。本体是诸多存在中的本原性存在，是众多殊相背后的统一，它不是指具体的存在物而是逻辑上在先的一种潜能和力量。本体的设定是一种承诺，它假设着，在属人的世界中存在着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人们在不断地重复着的生活中体悟得到的，这就是作为意义总体的“一”。人是追求“一”并不断变换“一”的存在状态的存在物。作为宗教形态的“一”给信众供给一种用以降低风险与不安的信仰承诺，通过统一的宗教仪轨和祈祷活动获得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作为哲学形态的“一”是哲学家用以解读世界的本体论承诺，是哲学家将其思想贯彻到底的本体；作为制度形态的“一”是社会用以规约人的思想和行为继而达到社会整合之目的符号承诺，通过公共理性使思想和行为能够相互认同，使信用成为可能、活动可以预期；作为伦理形态的“一”为人们的信、知、情、意能够通约和过渡从而使生活获得说明和意义支持奠定基础；作为生活形态的“一”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相互关怀，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感性基础。人类创设出诸多形态的“一”，其共同目的在于把无限的意义注入到有限的世界中去，以解决人的未完成性和超越性。人的生活世界不能没有“一”，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一样。哲学不过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语言把各种形态的“一”显现出来的理论而已。
本体论承诺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这就是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从众多殊相中抽象出包含着众多殊相的本体，继而用极具浓缩性能的范畴表达这一本体，这个范畴包含事物的各个环节于自身，当这一范畴展开其自身的时候，诸种要素与环节便运动起来、跳跃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它原本就是有生命的，只是现在是以理论生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理论形式，人的存在与意义问题始终是哲学的主题，但到了近代，这种密切关注人的问题的哲学主张发生了转向：人的理性、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基于人的理性与认识之上的真理如何可能？这些认识论问题一时间成了哲学的主题。其实这种转向是有根据的。（1）自泰勒斯始至费尔巴哈止的西方传统哲学有两个哲学传统，这两个传统均以承诺的形式设定下来，其何以可能的前提考察始终未彻底地进行过。第一个传统是，包括人在内的无限世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体，至于本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各种各样，但它们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承诺是以认识论上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的。要解决无限世界的本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必须相信另一个假设是成立的，这就是第二个传统，人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和认识能力，把握“无限定”的世界及其本质，而无论从实验的角度还是从日常意识上，人们都感到，人们的理性是稀缺的、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及其有限的理性和认识何以能够认识无限的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任务即在于考察人的认识本身，尽管有英国的经验论和大陆的唯理论之争，但它们均属认识论范围的内部论争。作为主流哲学，认识论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中的显学，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似乎认识问题就是哲学的全部主题，至少是基本的或最高的主题。（2）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论转向，哲学似有一种被自然科学化的可能与必要，哲学变成了一套可以学习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套可以熟记、背诵的符号系统。当然，西方近代哲学出现的知识论转向，除了哲学上的内在发展逻辑使然之外，更重要的乃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进步的，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且日益迅速的进步。”①[17]开始于近代的西方现代化运动，人类借着科学技术的惊人的祛魅功效似乎可以分解一切、合成一切，工业化过程更使人类产生了“人定胜天”的幻想。西方哲学一直倡导的理性主义被发展到极致，而这一切均靠着人的理性以及作为理性之成果的知识的积累来完成。为这种信心、信念提供哲学支持的，一个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工具是伟大的”；一个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人不但思着“思”的对象，而且思着“思”本身。“思”成了人之能够存在甚至他物存在的原初根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以认识论为主题的主流哲学所营造的氛围下，恩格斯得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样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西方近代哲学给人脱离生活之原、远离生活本身的印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哲学家常常从以往的哲学素材和哲学主题出发，哲学任务在于梳理、判断、理解甚至表述这些观点，并借以陈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对此，黑格尔精辟地说道：“古代人的研究方式跟近代的研究很不相同，古代人的研究是真正的自然意识的教养和形成。古代的研究者通过对他的生活的每一细节都作详尽的考察，对呈现于其面前的一切事物都作哲学的思考，才给自己创造出了一种渗透于事物之中的普遍性。但现代人则不同，他能找到现成的抽象形式；他掌握和吸取这些形式，可以说是不假中介地将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并隔离地将普遍的东西（共相）制造出来，而不是从具体事物中和现实存在的形形色色之中把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产生出来。”①[18]
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世界无限论与理性至上论提出质疑。认识论内部的种种诘难直击西方传统哲学的两个传统：无论是存在论的本体论承诺还是认识论的本体论承诺都已陷入困境。无论是莱布尼茨的原子的前定和谐说，还是洛克的“二重经验论”都无法拯救陷入困境的真理的证明问题，也许认识的真假问题在纯粹的认识范围内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直至康德，才把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客二分这种哲学致思范式的种种弊端揭露出来，使存在与价值重又回到哲学的主题中，并在以往的哲学讨论中加入了信仰的问题，把可证明的正确认识与信以为真的真理区分开来，但康德却无法提供将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的社会实践基础。这个基础不在哲学之内，而是在哲学之外，必须使哲学重返它所植根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19]
问题 问题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重又把“生活世界”（Lebenswelt）作为了哲学的主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曾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为黑格尔那种近乎完美的宏大叙事结构的魅力所吸引，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充满革命的辩证法却为他的致命的保守体系所吞噬。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黑格尔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仅看作是他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得以外化的要素与环节，它们仅仅是绝对理念再现其自身的“现象”。马克思说，黑格尔这种被颠倒了的辩证法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诸多根本问题，逐渐地，马克思在考察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实现象（如林木盗窃案）之后认识到，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问题，哪怕是再好的理论体系也是无用的，守在象牙塔里沉溺于构造孤芳自赏的体系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恩格斯感到兴奋，似乎找到了用以解释生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20]也许马克思天然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马克思很快感觉到，作为费尔巴哈理论中之关键词的“异化”和“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人类生活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马克思又一次陷入苦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着用自己的理论与话语研究劳动异化的著作，其核心词是劳动、外化、对象化、异化、本质力量，②[21]其理论旨趣在于基于生活问题分析之上的哲学提升与概括。之后，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对多年来曾一度崇拜、怀疑、批判过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总结，对自己的哲学主张与他们的关系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作为这一工作之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稍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基本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精神和风格：社会实践是它的理论基石，革命与批判是它的优秀品格，建立一个真正的属人世界是它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哲学既是分析的又是规范的，分析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规范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做到了伦理动机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马克思哲学无论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当时，还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的岁月里，马克思哲学的不可替代性是公认的，在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感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哲学依然在场，不但马克思当时曾用辩护与批判的眼光所对待的现代性及其社会后果逐渐地暴露出来，①[22]而且马克思用以分析人类本质与资本主义的那种极具穿透力的哲学方法、话语系统依然有它的效用。这说明什么？
它说明，哲学是植根于生活深处的理论自觉，只有当它提供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根本问题的哲学解说时，只有当它解说的问题依然在场，也只有它用以解说问题的理论、范畴依然有效的时候，它的哲学才会以新时代的形式存在着。
谁也不会否认，哲学是研究问题的，而就问题的性质说，有真问题和假问题，真问题中有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有些问题为特定时代所独有，有些问题为几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共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由其使命和品格决定，它理应关注人类生活中的真问题、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于是问题哲学就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大凡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并且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他们的哲学家，无不是因研究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或关于人的生存状态或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而有名的。遗忘了人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不再关注人类命运的哲学一定是缺乏生命力的“贫困哲学”，这样的哲学当然会被人们遗忘，或者它就从未被人们所过问过、重视过。
考察问题本身是确证问题哲学的理论前提。宽泛地说，问题有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是对某一领域的事情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实质是某些知识的缺乏。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遇的困惑，在此意义上，问题就不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得到的苦恼，是痛苦的体验。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难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因此难题是生活形态的，是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一旦人的生活丰富性的对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对象，难题和苦恼就在所难免。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但难题常常又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①[23]关于问题与难题的关系，美籍犹太哲学家赫舍尔进一步精辟地指出：“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②[24]
也许焦虑和痛苦是人经常的存在状态，而快乐和幸福则是瞬间的体验。难题是人所唯一具有的，人不但生成着难题、遇到难题，而且感悟着难题，并把这种感悟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美德即知识”三个命题，并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其生活和终结其生命时起，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就以语言为中介表达他们对各种难题的看法。马克思、费尔巴哈、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海德格尔、利奥塔、福柯等似乎都在陈述对他们所遇到的生活难题的看法。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人是一个创造意义、体悟意义和追问意义的存在物，一切难题都与这种意义相关。任何一种难题无不标示着无法实现某种意义，或缺失某种意义，这又与人对人的理解相关。“成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示人的年龄和成熟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完成人、成为人、兑现承诺、实现人的尊严的过程。一切关于意义、价值的追问必然升华为对人是什么、能够成为什么即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本来就是并且总是一个难题。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的痛苦中。“人性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本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此，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模糊的观念、形象或梦想。人的难题产生于我们意识到了存在与期望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即人是什么样与应当是什么样之间的冲突或矛盾”。①[25]
人依靠自己的想象构筑出一个包括人的完整形象在内的可能性空间即可能世界来，然后又以这个柏拉图式的“善的理念”为摹本去衡量当下世界即事实世界的意义，结果发现，这个当下世界是一个有限的、非完满的世界，要么仅分有了“善的理念的”的一部分，要么阻止了某些“善的理念”的实现，这就是难题得以产生并能够存在的人性基础。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探讨人是什么，每一时代的一些思想家都以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关于人的概念，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此任。事实证明，每一时代的人们只提供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概念，而这种概念至多也只是多种理解中的一种，他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一切理解。
哲学是研究问题的，但它并不是研究所有的问题。存在论与价值论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基于根本问题之上的认识问题、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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