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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昌平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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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试读：

特务

儿子要写的材料越来越多了。儿子睡得越来越晚了。偏偏这个时候，街道又下来任务了，要搞一台文艺演出。要求是每家必须报名，每个家庭成员必须登台，而且强调了，这是政治任务。

儿子和母亲商量了半天，决定还是来演唱一段革命样板戏吧。

去年秋，街道搞文艺演出，他们一家四口，来了一段《杜鹃山》第八场里的片段，雷刚、郑老万、李石坚和杜妈妈的四人对唱：怒火烧，热泪淌，我有罪，罪难偿……反响不错。

今年年初，街道又搞文艺演出，儿子的儿子去黑龙江插队了。少了一人，三口人来了一段《沙家浜》第四场里的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一的对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反响也不错。

现在，儿子的媳妇又走了，家里只剩下儿子和母亲了。晚上，儿子和母亲琢磨着唱什么。

母亲说：“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怎么样？”

儿子知道母亲的老病又犯了，说：“这一段不好吧，再说这是铁梅的独唱。”

母亲说：“唱《列宁在十月》里的‘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怎么样？”

儿子说：“这一段也不好，再说这是参谋长的独唱。”

母亲又说：“那就来方海珍和马洪亮唱的那段‘忠于人民忠于党’，怎么样？”说着，母亲哼了一段“进这楼房常想起当年景象，这走廊上敌人曾架起机枪”。“这一段我不太熟悉。”儿子和母亲枯坐着。母亲猛地一拍大腿，说：“咱们就唱《沙家浜》吧，第二场里的‘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奶奶和郭建光的对唱，我唱沙奶奶，你唱郭建光，辈分也对。”

儿子知道母亲恢复正常了，说：“行。”

说话的当口，儿子时不时地揉揉太阳穴。因为熬夜，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只是母亲看不到这些。二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晚上，儿子在吃饭和写材料之外，又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跟母亲一起练歌。

跟母亲一起练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母亲腿脚不好，这七八年来就很少外出。从大前年开始，母亲的双眼先后患病，她就更加深居简出了。母亲的右眼是青光眼和白内障，左眼是视神经缺损。因为治疗时间延误和治疗方法不当，母亲的右眼基本失明，左眼也只有用尚未缺损的部分，具体说就是用眼睛的左半部分看人视物了。几乎在患眼病的同时，母亲又有点老年痴呆了，症状就是偶尔记忆倒错，就像把《红灯记》记作《永不消逝的电波》、把《智取威虎山》当作《列宁在十月》什么的。

母亲的痛苦还在继续。儿子记得清楚，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母亲左眼的上眼皮儿啪嗒一下掉在下眼皮儿上。从那天开始，母亲不论怎么使劲儿，左眼的上眼皮儿就再也不能抬起来了。现在，母亲的右眼能够睁开和闭合，但却是晶体混浊，黑白不分。在需要睁眼看视的时候，母亲就得用火柴棍儿挑起左眼皮儿，同时仄着头，用瞳孔里没有受到伤害的部分，看着模模糊糊的生活。

白天，儿子上班，母亲就坐在炕上，捧着半导体收音机，耷拉着眼皮儿，听着革命歌曲，尤其是革命样板戏。三

但是，儿子练歌的兴趣却越来越小了，回家后，动辄摇头叹气，再就是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埋着头写着那写不完的材料。

天越来越热了，儿子的背心儿都溻了，背后印的号码都被汗水洇红了。“你的脸上……是不是有一块黑灰。”晚上吃饭时，母亲突然说。“是吗？”儿子一愣，赶紧抓过镜子，一照，发现鼻窝确有一块墨迹。

母亲仄起头，挑着左眼皮儿，瞄着儿子。

儿子淡淡地说：“今天干部下车间劳动，没洗干净。”

几天后，又是吃饭的时候，儿子的筷子掉在地上，而且是连续两次掉在地上。

母亲挑起眼皮儿，问：“你今天怎么了？”“今天，单位篮球比赛，新来的年轻人儿，一定让我露两手。我好久没打了，结果就把手腕脱臼了……”儿子揉搓着手腕，同时，把长袖衬衣的袖扣系上。“多大人了，还跟孩子似的……”母亲责怪着。“来吧，咱们练练歌儿吧。”儿子右手拿不住筷子了，就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像孩子一样淘气地敲击着饭碗，伴奏。“好吧，沙奶奶，你听着。”儿子用舞台的声音独白道，给母亲起了个头。

母亲的精神一下子就抖擞了，立马跟着唱了出来：“那一天同志们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乡亲们若有怠慢处，说出来我就去批评他！”

母亲唱的时候，身体前后轻摆，右手略抬。“好吧！沙奶奶，你听着。”儿子学着郭建光的样子，挺圆了胸脯，同时又学着郭建光的样子唱了起来，“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沙奶奶。”“说什么来着？”母亲插白。“七嘴八舌不停口……”儿子唱道。“哦，意见还不少哪！”母亲插白，混浊的右眼微微张着，闪着兴奋的光芒。“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儿子继续唱。“我可没做什么事啊！”母亲插白。“沙奶奶。”儿子一句念白后，又接着唱道，“你待（呀）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

儿子发现母亲右手翘着兰花指，插白的同时，肩头也有节奏地耸动着。她年轻时在延安扭过秧歌，对革命样板戏有一种真心的喜爱。

儿子的手腕处，有着几道触目的条状血痕，白衬衣袖口处染上了点点血迹。

母亲陶醉地表演着，注意不到这些。

从上周开始，儿子突然不写材料了，回家后，就坐在饭桌边儿发愣。母亲跟他说话，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问急了，就说自己正在琢磨工作呢。“这次运动，来得挺凶啊！”母亲坐在炕头儿，又挑起眼皮儿，瞄着儿子。“嗯，这次是不太一样。”儿子神态自若。“你没挨斗吧？”母亲继续挑着眼皮儿。“谁说我挨斗了？”儿子脖子一梗。“这运动，一拨接一拨，哪有不挨斗的。”母亲依旧挑着眼皮儿，身子蠕动着尽量靠近儿子。“也是，一拨接一拨这回我们班子就分到了一个名额……”儿子平静地说，“班子会上，我表态了，你们以前都受过冲击，这回啊，该我上啦。”“咱们家可是苦大仇深啊，我和你爸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工作……”母亲急忙说。“所以嘛，我们就更要体谅组织的困难嘛！”儿子打断了母亲的话，“妈，我们班子里的几个人，你差不多都认识，你说，我不挨斗，谁挨斗啊？”“老何也是领导，他怎么没事儿……他家在旧社会开着大钱庄！”“妈，何老是我的老领导，十三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现在身上还有日本鬼子的弹片……我怎么能忍心让何老受罪呢！”“也是，老何是个好同志……那老奎呢？”“别提了，上周老奎的母亲和媳妇前后脚都住院了……”“那么，打乒乓球的那个小个子呢，左撇子那个？”“人家不过是个后勤科副科长，颈椎不好，还偏头疼，一个老病秧子。”“那么大刘呢，出身富农的那个，身体棒棒的。”“大刘去年就瘫了，想不开，跳烟囱……”“‘胡传魁’呢，他以前还是举重运动员呢。”“唉，大胡年初就失踪了，有人看见他在油化厂的硫酸池边儿上转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司机小刘总行吧，年纪轻轻的，没牵没挂的……”

儿子赶紧嘘的一声，打断了母亲的话：“小刘现在可不是普通群众了，红得发紫呢。”

母亲的脸上一片茫然。

儿子语气轻松地解嘲道：“哪一次运动不斗啊，你不斗也不行啊。以前都是我斗人家，现在轮也轮到人家斗我喽。”“倒也是，可是儿啊，这事儿也不能你一个人造啊。”

睡觉前，儿子在厨房洗衣服。母亲在炕上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就大声说：“你把衣服泡上吧，明天我搓搓。”

母亲朗声道：“今儿还没练样板戏呢。”四

天更热了，闷得笼屉一样。吃过饭，儿子就把灯闭上了。自从不写材料后，儿子就常来母亲的房间，陪母亲坐着。“怎么这么早就闭灯了？”母亲问。“点灯招蚊子。”儿子坐在饭桌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再说，报纸上说了，要节约用电，咱们中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就可以支援非洲人民一人一块儿桃酥。”“单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黑暗里，母亲惴惴不安地问。“儿啊，今天洗衣服，我怎么看见你衬衣上那么多破洞啊？”母亲的声音打着弯儿。

儿子没有马上回答，刺地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再长长地吐出来。接着，儿子突然笑了起来，开始是慢慢地笑，后来索性是哈哈大笑了。

母亲惊恐而迷惑，她很久没有看见儿子这样开怀大笑了。早前，儿子倒是个开朗的人。“妈哎，本来不想跟你说的，说了，怕你老人家操心。”儿子的声音里有一种轻松的无奈。“你知道外面为什么这么乱吗？对啦，就是因为有坏人呗！”儿子在黑暗里斟字酌句，“我们厂里也出特务了，连续制造了几起事故，我们怎么抓也抓不着，于是我们班子开了几次会——前一段时间我不总回家挺晚的吗，经过反反复复地研究，我们终于研究了一个计策。”“计策？”

儿子笑了：“妈，你想一想，威虎山是怎么打下来的？”“山后有险路，直通威虎厅……以松树明子为号……”母亲在回忆参谋长的台词。“妈，不是那个意思。”儿子打断了母亲的话，“没有杨子荣打进匪窟，哪有除夕夜人民子弟兵智取威虎山啊！”“你的意思是——派你学老杨……”母亲反应迅速。“对啊！”儿子的胳膊在半空里往下一劈，“我们就是要活学活用。现在是我们在明处，特务在暗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特务吸引出来呢？我们决定使用苦肉计，对，苦肉计！”“苦肉计？”“我们有组织，组织有纪律，详细的情况我也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儿子沉吟着。“妈妈懂。”母亲忧虑地说，“这不让你受苦了吗？”“哪呀！”儿子挺起腰板儿，诙谐地说，“我们的同志都在暗中保护我呢。衣服上的破洞，都是事先用剪刀有意挑破的。你还不知道呢，我衣服上还有血迹呢——那哪是血迹啊，那是红钢笔水儿。这些，都是我们用来糊弄特务的，就像诱饵一样……现在你明白了吧。”“明白，妈明白！”母亲赶紧说。

自从讲过抓特务的事儿以后，每天儿子一下班，母亲都焦急地问：“今天接上头儿了吗？”

儿子摇摇头。

儿子连续几天都在摇头。“怎么还没接上头儿啊？”母亲不解地问。

儿子沉重地说：“特务还有不狡猾的吗，不狡猾还叫特务吗？！”

母亲问多了，怕儿子烦，也怕破坏组织纪律。每当儿子回家，母亲就用火柴棍儿挑起眼皮儿，无声地看着儿子。母亲看见儿子愁得腰都佝偻了，心里充满了对特务的仇恨。

这一天，儿子吃完饭，突然说道：“妈哎，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明天或后天，来咱们家抄家啊。”“什么？”母亲吓了一跳，赶紧挑起眼皮儿，盯着儿子。“抄家。”儿子重复了一遍，脸上非常平静，平静中还带着笑意。“这是班子的意思，组织的决定。我告诉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为什么？”母亲既迷惑又气愤。“妈，你说你想不想早一天看到特务落入法网？”儿子郑重地问道。

母亲用力点点头。

儿子没有说话，默默地注视着母亲，还拢了拢母亲的头发。“唉，这让周围邻居看了，多丢人啊……”母亲愁得脸上皱纹更深了。“妈，咱是普通群众吗？这点委屈就受不了啦？”儿子的语气里，已经有批评的意思了。

母亲叹口气，缓缓地低下头。“特务没抓着，苦肉计就得继续。”儿子咬了咬下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五

今天儿子回家特别早，还买了一条一斤多重的黄鱼、一斤蛋糕，还有四只清亮的螃蟹。这些都是母亲最喜欢吃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儿子大声说。“哦，我都过糊涂了，怎么连生日都忘了。”母亲欣喜地说，“今天我五十岁了！”“妈，今天是你七十二岁生日。”儿子纠正道。“我明明是五十岁嘛。”母亲拍拍自己的头，自责道，“难道我又犯病了？”“妈，今天你休息，我来做饭。”儿子说。

吃饭的时候，母亲挑起眼皮儿，喜滋滋地看着桌上的饭菜。儿子把最大的一只螃蟹剥开，把盖儿里的蟹黄剔出来，放到母亲跟前。母亲刚吃了一口，泪水便从低垂的眼皮儿后面溢出来，吧嗒吧嗒地落在饭桌上……儿子知道母亲的心情，拍拍母亲的手背儿，又握握母亲的手。儿子还想说句什么，母亲已经开始吃第二只螃蟹的蟹黄了，有一小块蟹黄还沾在嘴边儿。“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儿子替母亲揩揩眼泪，又擦擦嘴边儿，然后压低嗓音说，“特务抓着啦！”“啊！”母亲手里的螃蟹掉在炕上，她并不理会，嗵地一拍桌子，“这些天我就盼着这个消息了，狗特务，害得我儿遭了多少罪……”“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儿子打趣地问。“是！”母亲回答干脆。“高兴不高兴啊？”儿子问。“高兴，高兴！”母亲声音更大了。“这才是个小特务呢。”儿子赶忙嘘的一声，示意母亲轻声，“万里长征第一步，小特务后面还有大特务，大特务后面还有特务组织呢。”

母亲高兴得两只手来回舞动，做出热烈鼓掌的样子：“特务招没招啊？”“妈耶，这是组织纪律，我不能说了。”“妈懂，妈懂。”母亲赶忙说。

接着，母亲叮嘱着：“对付这帮狗特务，就得来点革命暴力，给特务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还有，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烫，让他的臭肉吱啦吱啦地直冒烟儿看他到底招还是不招……”母亲的眼皮儿气得直抖。

儿子一咧嘴，笑了，知道母亲想起了电影里的一些片段：“妈，现在改啦，现在是戴高帽儿、喷气式、阴阳头、吃大头针……方法比以前多多喽。”“什么是戴高帽儿啊？”母亲问。“妈，我表演给你看看。”儿子今天特有兴致。

儿子在屋子中间摆好架势。母亲又拿过两支火柴棍儿，左手一支，右手一支，共同挑起左眼皮儿，以便看得更加全面。

儿子拿过一张《人民日报》，展开，麻利地叠起一个纸帽儿。纸帽儿高高的，尖尖的。儿子把它扣在头上，然后深深地弯下腰……儿子边做着动作边说：“这叫戴高帽儿，脖子上再挂上大牌子——有的牌子还是铁板呢，写着黑名字，打上红叉。”“当时我们土改斗地主，就这么干！”母亲肯定地说。“这叫喷气式。”儿子把腰更深地弯下去，撅着屁股，两臂后举，十指冲天。

母亲乐了，边乐边示意儿子起来。“我再给你看一个。”儿子继续表演着，满头是汗。“还有唱的哪，这支歌叫《牛鬼蛇神歌》。”儿子清了清喉咙，腆了腆胸脯，还哆嗦哆咪哆地找了找调儿：“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这支歌的曲调儿怪怪的，母亲听了直乐。

她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六

但是，抓到特务以后，儿子的笑脸却越来越少了，腰也开始佝偻了。

晚上，儿子把家里的影集相册都搬了出来，满满地铺了一桌子。儿子的眼镜腿儿断了，他就用胶布粘绑着，将就着用。粘绑得不牢靠，眼镜直往下出溜，儿子就一只手扶着镜架，一只手尖起食指，在昏暗的灯光下，细细地辨认照片里的同学、战友、同事和领导什么的，并不时地长吁短叹。

一连几天，儿子都是这样。母亲不时地挑起眼皮儿，观察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妈，我说了多少遍，怎么就是不听？”儿子愠怒道。

儿子自知语气不对，低声说：“不要用别的火柴棍儿，就用炕上那盒。”

炕上有盒火柴，儿子把红色的火柴头统统剪掉，又在两头缠上少许的棉花。

这一天，儿子一回家，母亲便大声问道：“街道来人通知，咱们的节目给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哼。”儿子轻声地说，“我早就料到他们会这么干了。”

儿子坐在饭桌边儿，摸出烟，刺啦刺啦地划着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了一支烟。抽了一支烟以后，儿子就着烟蒂，又燃着了一支。

抽了几口，儿子掐灭烟，咳嗽了几声。母亲知道儿子准备讲话了，就赶紧挑起眼皮儿。

但是儿子没有吭声，而是走到门边，支棱着身体，听了一会儿，又检查了一下门的插销，然后来到母亲身边。“妈，你不仅是我的母亲，你也是受党和组织教育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今天准备违犯组织原则，跟你老人家说点儿真话。我说的话，你得保证不跟任何人说，你说，你能保证吗？”儿子的口气特别严肃。“我能！”母亲皱着眉头，郑重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又点了一下。“这件事儿，工厂革命委员会不知道，区革命委员会不知道，市革命委员会也不知道。这么说吧，这件事儿，就是省革命委员会，也不知道。他们不想知道吗？！不是，是他们没有资格知道！这件事儿，是中央直接抓的。中央在全国，除了台湾之外，每一个省挑一个人——只挑一个人。咱们省选的就是我。妈，你说你儿子光荣不光荣，你儿子光荣不光荣啊？！”“光荣，光荣！”母亲激动得眉心直跳。“本来，全省就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现在除了我，还有你知道了。”“快说什么事吧，妈妈受不了啦。”母亲挑起左眼皮儿，混浊的右眼更是闪闪发亮。

儿子走到窗边，掀起窗帘的一角，朝外面瞄了瞄，然后把窗帘掖好。“我要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儿子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声音压得低低的，“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现在被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霸占着，岛上的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我们去解放。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么台湾怎么解放呢？你坐在家里，蒋介石能把它送回来吗？不能！要解放台湾，就要奋斗，就要流血牺牲。现在，中央决定，派我们去台湾潜伏，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台湾。”“上回苦肉计是你，这回该选选别人了！”母亲急急地说。“妈，你思想怎么这么落后了，这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儿子责怪道，“再说了，上回我们抓特务，我也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也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可是，可是……”母亲嘟囔着，一时不知说什么。“你看，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啊！这可是绝密里的绝密。现在社会这么乱，一旦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那就有多少解放军战士要流血牺牲啊！”儿子凑近母亲，把剩下的最后一只螃蟹腿儿塞进母亲手里，“再说了，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子女，人家都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咱就能搞特殊了？！”“妈妈不是老落后，妈想得通！”母亲伤感地说。“现在，我要叮嘱你几句话，你得认真记得！”“行！”“我走了，厂里会来人，区里会来人，市里会来人，省里也可能来人。”儿子注意观察母亲的神情，“这里有我的下级，也有我的上级。有你认识的，更多的是你不认识的。这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好人说好话的，也有坏人说好话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会说我的坏话，比如说我投敌叛国跑到苏修那里去了，比如说我对抗运动自杀身亡自绝于人民遗臭万年什么的……我问你，你相信吗？”“我当然不相信了，我儿子到台湾了，全省就挑一个人……”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儿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眼泪从红彤彤的脸上唰地涌了出来，“妈，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去执行任务？他们有的是办法，甚至他们还会找来几块骨头，说这是你儿子的尸骨什么的……你应该相信，你儿子就是死了。你相信你儿子死了，就是在配合组织工作，就是在帮助中央解放台湾，就是在减少战士们的伤亡，就是在解救千百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但是，只有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最深处的最深处，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知道你儿子活着，活蹦乱跳地活着，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正在执行一项伟大、光荣、正确的任务。”

说到这里，儿子急切地看着母亲，双唇哆嗦着，几乎是带着哭腔，一字一句地问道：“我再问你一遍，你儿子哪去了？”

母亲呼地一下从炕上站了起来，仰起头，脸上呈现出坚毅的神情，仿佛电影里的革命者面对着敌人的刺刀。她提高嗓门，清清朗朗地说：“不……知……道！我一个老太婆，又聋又瞎，我怎么知道儿子干什么去了！”

说罢，母亲低着头，转过脸，悄声问：“这样行不行？”“妈……”2002年7月酷暑，大连

首席人民

你叫我老李也行，叫我老逄也行。姓李的时候，我叫李志民。姓逄的时候，我叫逄敬舜。李志民这个名字，是组织给的。逄敬舜这个名字，是父母给的，参加革命工作之前，还有现在，用的都是这个名字。说起来，我这一辈子，年富力强的那些年，都叫李志民了。

我是孤儿，父母去世得早。现在看来，组织上选择我，也有这一层的考虑。孤儿好啊，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管理起来也方便。以后，我做了小组的负责人，选材时候，也比较注意这些问题。

1949年1月31日，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呢——和平解放了。政权是我们的，但社会依然动荡不安，敌伪宪特流氓恶霸，多如牛毛，潜伏下来的坏人不计其数，群众队伍的成分也比较复杂。谣言满天啊，物价飞涨，有人就公开说，共产党打得下江山，但坐不住江山。还有好多人，等着美国兵打回来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安定人心，为稳定市场，首长要视察王府井。

这就是时代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就不会有我这份特殊的工作。

保卫工作难度大呀！王府井啊，当时就是人山人海，跟现在的沃尔玛、家乐福什么的差不多。你不能清场，把人都赶走吧？也不能拉上一个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由我们自己人组成一个安全圈。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像在大海里游泳，套着太平圈一样。当然不能全副武装了，至少不能全部都全副武装吧——那样的话，也太不自信了。

首长出行，一般人们看到的，是贴身的警卫，还有街头增派的警力。有点见识的，还能看出外围的便衣。但是，这都是表象。真正的保卫工作，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的。

泛泛地说，我们算是便衣。但是，我们不是一般的便衣。根据首长视察的路线，我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群众。所以喽，我们这些便衣，就得根据现场情况，扮演成商人、店员、路人，甚至叫花子、流浪汉什么的。

我的第一次任务，就是扮演一个报童。那些便衣，个个都是目光警惕、膀大腰圆，不管怎么化装，往那一戳，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我们这些人呢，光从形体上看，就具有天然的隐蔽性。个头中不溜丢，不胖不瘦，长相吧不丑不俊，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你看了几眼也留不下什么印象的人。这些人里，最特殊的就是我了。我参加革命早，根红苗正，最大的特点是都二十三岁了，身体却像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小矬子个儿，单薄得像搓衣板，声音还带着童音哩……几经筛选，报童这个角色就理所应当地落到我头上了。

我当时也不愿意去啊，一门心思想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咱不像那些老兵，准备解甲归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年轻，想南下，想打仗，想立功。组织安排当便衣，满心不愿意呢。

我们提前几天就来到了王府井。调查嫌疑店铺、排查可疑人员，规划视察路线，清除安全死角。同时，还要学习报童的一言一行。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东四还是西单？物色了一个报童，身高和体形跟我差不多，花了半袋子小米，把他从里到外全扒下来了，包括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破胶鞋。咱们的小米不能白花呵，除了买他的行头，还得买他的经验。一句话，让他教我卖报。行行有门道呵。光是吆喝，我就学了整整两天。当时，一方面觉得组织信任，任务重大嘛，另一方面，就是新奇和好玩。

我们都是临时抽调上来的，彼此之间素不相识。任务完成了，上级表扬了。经过这次考察，退回了一半，留下了一半。而留下的几个人里，就有我。可以说，我是这支队伍的元老呵。

没想到啊，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了，一干啊，就是二十八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上级给了我一个名字——李志民。

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保密规格。我们没有代号——有代号还叫保密吗？我们对外挂牌，就是文工团。门口有传达室，有宣传栏，有办公楼，有小礼堂，有练功房，有食堂……我们团是一个牌子，两套人马。一套人马，就是我们。另一套人马，就是吹拉弹唱的，《白毛女》《红灯记》什么的。所以，一直到静月去世，她都以为我就是一名文艺战士呢。

我们是在大连认识的。大连当时叫旅大，有苏联驻军，最多的时候来了好几个元帅，将官更是一堆一堆的。那时中苏蜜月啊，活动也多。大连这个地方山东人多。我出生在山东，胶东话滚瓜烂熟，执行这个任务有优势。大连这个城市吧，是光复的，治安情况跟北京差不多。有一段时间——就是五三年和五四年，经常到大连执行任务，几乎住在这里了。

一九五四年夏天，在旅顺的一个联欢会上，认识了静月。静月穿着白色布拉吉，扎两条滑溜溜的长辫儿，模样和气质把苏军女兵和随军家属都盖下去啦……那么多的军官围着她呵——你不知道老毛子多能献殷勤，可她偏偏直冲我一个人笑。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呵。

我们好歹也是文工团的，跳舞也是我们的一项业务呵，什么舞不会？静月是学生出身，舞跳得好。我们俩一起跳舞，周围的老毛子都看呆了。这么说吧，我们几乎是表演了。我们联欢的地场，外面就是大海。我们跳着跳着，就转悠到阳台上了。那一夜的海面，和风细浪，月光在海面辉映出一道细碎的光柱，就像一条银色大道。那是槐树开花的季节，那个槐香啊，被海风吹来吹去，让人飘飘欲仙啊！当时，我就想，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不管啦，跟静月就去那条大道跳舞吧。

我们的工作流动性强，处个对象不容易。组织上也给我创造了不少条件。政审顺利通过——我们找对象是要政审的。我们是在旅顺办的喜事。静月父母健在，我找了媳妇，也找到了父母。岳父在旅顺做着小生意，算是小业主吧。两位老人身体也不太好。静月既要照顾父母，也给他们做个帮手。这在五十年代不算什么，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了，问题就来了。岳父学会几句俄语——就是哈拉少、斯巴西巴什么的，就成了苏修特务。因为早就公私合营的小店铺，又成了反动资本家。两顶帽子扣下去，一直扣到死。

不用说，我这个孤儿有了家庭问题。这在我们这里，就是立场问题了。我当时面临一个选择：离婚，或者回家。当年，有的同志就因为相似的问题离婚了。这叫划清界限。阶级立场坚定呵！

这时候，静月怀了孩子。孩子有阶级吗？我不能让孩子没落地就没父亲呵。可是，我也不能回家啊。我回去了，也算划清界限了。只是，那不是跟苏修特务、反动资本家划清界限，而是跟革命队伍划清界限。所以啊，我既不能离婚，也不能回到旅顺。

我要是回到旅顺，我就完了。明摆着，这是逃兵。离婚了，她就完了，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成了狗崽子。不管怎么说，我这个特殊身份，对家庭是个保护。所以，我们这个家啊，只能这样分着。也许，只有这样分着，“文革”那些年，也能保护她，保护岳父岳母。门上钉着“光荣军属”的小红牌，就是保护伞啊。

我只有一个心思了，就是努力工作。我努力工作，就是想着掩护家人，或者叫戴罪立功吧。

有几次回到大连执行任务，真的是过家门不入啊！不是不想入，而是不敢入啊。得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积极，表面上还得划清界限。

人家是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而我呢，为了表现积极，那就得牺牲啊。七六年之前，那个叫李志民的逄敬舜呵，平均三年半才回家一次。这么多年，只回家过了两次春节。这份工作，是越到春节越忙。忙也好，少想家。

我这一辈子啊，最亏欠的就是媳妇和儿子。岳父去世，明明可以回去，都不能啊。倒不是组织上不容许，而是自己不回。为什么？积极呗，立场呗。晚上，借口散步，偷偷地在街头烧两沓黄纸，念叨念叨。

每一次探亲，我都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我去邻居家串门，我去买菜买粮，我劈柴修窗，我给邻居的孩子吹口琴、拉胡琴。孩子生病，我联系了一台北京吉普，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用静月的话说，我一回家就张张罗罗，就嘚嘚瑟瑟。我啊，就想告诉周围邻居，俺们静月是有老公的，她老公是四个兜的干部。

就那么几天的探亲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过，都不舍得睡觉。哪一次还都提前一天回去。为什么？还用说为什么吗？

开始，可忌讳别人说咱是表演了。表演是演员的工作啊。我们怎么是表演呢？我们是执行任务。谁见过揣着上膛手枪表演的？但是，后来自己就明白了。在静月面前，不就是表演吗？

往来信件，都有组织审查。其实，就是不审查，我们的觉悟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每回写信，也就是问候一下，报个平安吧。有一次我出国执行任务，时间长了，没有办法写信。组织上通情达理，代我写了信，内容跟以前的一模一样——这在我们这里是常事了。结果这封信捅娄子啦。为什么呢？我跟媳妇有个暗语，就是在信件末了的署名，逄敬舜三个字的后面，一竖一点，加个叹号。竖是画出来的，像瓜子一样，尖儿朝下，点就是画个圈。这是我们的暗号，意思就是……就是爱的意思。这显然不是正确的书写格式。组织上哪知道这个啊，结果啊，静月竟然坐了一宿的火车来北京了，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文工团。

我也不在国内啊。上面照顾我，从国外跟她通了电话。组织上出面，证实我这个人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又安排专人，陪她逛了天安门，登了长城，吃了烤鸭，买了果脯，总算把这件事情安抚下去了。我呢，还没回国，就赶紧做了检讨，狠斗私字一闪念，交代了我们之间的暗语。

为这事儿，我还落了个内部通报批评。我工作这么多年，有两次被批评——另一次我一会儿再说。这时候，我已经是业务尖子了，每年的奖励，次次落不下我。

这些年下来，宿舍里一卷一卷的奖状。但是都不能往家拿——上面写着李志民的名字呵。于是我们就跟领导商量，商量什么呢？我们得让家里了解，我们的工作是优秀的、出色的。于是，领导就比照我们的得奖情况，按照正常单位的一般情况，给我们的本名发个奖了：逄敬舜获得一九五八年劳动模范、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一年先进个人、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五年优秀标兵、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五年学毛选先进个人……每一次探亲，奖状都是一卷一卷的，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大墙。

我这个人吧，组织上看得还是准的。每一回鉴定，都少不了一条——家庭观念重。你看，讲了这么长时间，都是围着家庭说的。还是讲讲我们的任务吧。

刚开始，我们执行任务，就是在北京。后来，很快，我们的任务就不局限在北京了。咱们国家这么大，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了台湾，哪没去过啊。有一次，一个月之内，去了上海六次。最长的一段时间，半年没回北京，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除了国内，还去过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最远的，还去过非洲的什么尼亚。

刚开始的几年，执行的任务还比较单一。后来在一座水库工地上发生的事儿，让我们的任务内容有了改变。

本来是一次寻常的任务。就是这么巧，首长竟然溜达到我们的同志身边，背着手，和蔼地问道，小鬼，吃饭啦？我们这个同志一下蒙了，站在那里不说话。首长拍拍他的肩膀，继续问，哪里人呐？这时候，这个同志已经紧张得一头汗水了。我们这位首长呵，又握过他的手，问道，生活得怎么样了？

这位同志说了一句，感谢毛主席。这一开口，还不是本地口音。这是浙江的水库工地呵。当时蒋匪帮叫嚷着反攻大陆呢。这位同志的表现，一下子就让首长的警卫给盯上了。按理说，我们跟警卫是有对接的，单位不同，但彼此熟悉。偏巧这名警卫是新来的，警惕性极高，当时就抓住我们的人的手腕子不放了。周围老百姓觉悟也高啊，当时就有人喊上了，抓特务啊。

这次事件，直接促使了我们开展任务大练兵。

我们的任务，很多首长是不知道的。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首长呢，是英雄里的英雄。你说，你置身于这些英雄中间，就得做到……怎么说呢，用一个曾给我们讲过课的苏联专家的话说，就像水融入水里。

咱们国家地缘辽阔，人口众多，五大北方方言，七大南方方言。北方有东北话、华北话、西北话、西南话、江淮话。南方有江浙话、江西话、湖南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这都是书本上说的。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了。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中国这么大，不要说一个省了，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市，口音都不一样。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一个县就有几种不同的方言。我们人手少，每个人至少要掌握至少三四种方言。

那时候年轻，不怕累，也不知道累。摸过锄把子，摸过枪杆子，现在要摸笔杆子了，对我们确实是个考验呵。没有捷径，只有刻苦。我们对着录音机，一遍一遍地鹦鹉学舌。我们为每一位首长都建立了一个卡片，除了身高、籍贯和经历什么的之外，详细到性格、体征、饮食习惯，等等。刚开始那一会儿，就是从首长的口音入手的。

除了会说，还得会演，还得学会扮演各种角色。这个不仅需要勤奋，也需要点天分呢。我年纪最小，脑袋灵光，模仿力强，学什么东西都快，所以，很快我就成为业务骨干了。不夸张地说，我的专业能力是最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红卫兵、华侨、插队知青……我行行精通，样样顺手。

我执行任务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物的跨度大。我能执行二十岁小伙子，也能胜任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说出来滑稽，有一次应急，我竟然装扮成一个女车工。也多亏了首长左眼是白内障，否则一定穿帮。

我为什么没有穿帮？一是演技好，二是我掌握首长左眼有毛病，就注意站到他的左边。我们这一行，就是要预案充足，准备详尽。

最不好扮演的，哦，最不好扮演的，就算是知识分子喽。他们有学问，性格内向，有点倔，也有点抻劲。我们执行任务，很注意平衡角色的共性与个性。比如扮演知识分子，基本上会戴上玳瑁眼镜，有时候还会在腿上缠上白胶布，指甲干净，说话的声音平稳，不带口音，多普通话。

如果第二天扮演——哦，我怎么说是扮演呢，应该说是执行任务嘛——执行知识分子的角色，那么前一天必须晚点休息，这样，第二天才会有萎靡不振的样子。眼睛也要红肿一点，尤其是鼻梁两侧必须压出一个红色痕迹。如果是老知识分子，这个红痕应该是紫色的……我们非常注意细节的落实。刷牙要干净，不吃大蒜、大葱、臭豆腐乳之类的刺激性食物。推镜子的动作，扶镜腿儿的姿势，站姿坐姿，说话腔调……嗨，这里面的注意事项太多了。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专门资料库，给每一行业都建立了档案。

要有行业特点，可是行业特点又不能太明显。太明显，就招眼了。所以说，最关键的是，气质要像。也就是要神似。而想要达到神似，就得达到层次。而达到层次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这二十八年的一个巨大收获，就是我由小学文化，一直自学到大学本科。而且是四个本科——中文系、机械制造系和农业自动化系，还有一个，谁也猜不出是什么？是艺术系的表演专业。

又红又专，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都是固定的。我们这个工作，还有个乐趣，就是经常接触到一些老艺术家。刘宝瑞、侯宝林啦郭全宝啦常宝霆……相声大师都是语言大师呵，这样的业务学习就跟过节一样了。尤其是他们在我们这里，批准他们放松点，批准他们说一些传统的、不太革命的段子。还有一些老艺术家，都是银幕上的明星啊，也经常到我们这里讲课。

当时也不叫讲课，叫汇报。向我们这些工农兵汇报。为什么呢？“文革”那些年，这些相声大师和老艺术家，基本上都打倒了。能到我们这里汇报，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至少说明还有改造价值嘛。再说了，我们的伙食标准，跟飞行员一个待遇。有一个大明星，银幕上下都是板板的，可有派头啦，到我们这里汇报，两顿下来——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愣是撑成了急性肠胃炎。

四大电影厂，北影厂的艺术家擅长工农兵的戏，上影厂的艺术家擅长知识分子。我们能想到的角色，上级都能划拉来。现在想来，领导也是英明呵。每天学习，每天都有节目，想寂寞，没有空儿呵。

有了专业知识，还得看临场发挥。一次执行工人的角色，但首长却偏偏要提前下车。他就是想抽查一下。我把衣服一脱，撸胳膊挽袖子，简单地一化装，立马成为一个在田间插秧的本地老农，既满足了首长的愿望，也保护了他。过了两个小时，我再一次站在首长旁边时，已经是一个满身油污的钻井工人了。

我们也参与外事活动。外宾的活好干。为什么好干？老外哪懂得中国国情呵，说话不操心啊。有翻译在场，就帮着你过滤和把关。

工作这么多年，跟哪个首长没合过影呵，跟哪个首长没握过手呵。不吹牛，我们根据首长的手温、面色和步态，都能简单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了。合影的照片一律不许保留。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想回忆自己的过去了，很简单，就去资料室吧。我们自己最清楚了，哪一张报纸上有我们的照片，哪一个人物是自己。

实话说，这一行干长了，都有点怕首长了。因为呵，有的首长专门喜欢问些刁钻的问题。有一回，一位首长——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吧，哪怕我稍微暗示一点，任何人都能猜得出来——支开了警卫参谋，把我拉到他的专车上。首长聪明啊，又支开了司机，唠家常一样问开了——家里几口人啊？孩子几岁啦？一个月几两油？够不够吃啊？有没有饿着呵？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套话啦。你得说点家常话啊。问题就是，说家常话，你也不能发挥。这是纪律。我们团有一个人，擅自向一位老首长反映老家聚家并屯的事情，结果第二天一早，床铺就空了。

遗憾的是，没有跟总理的合影呵。非但合影，这么多年，甚至没跟总理握过手。不仅是我，我们团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说过了，我们团是一个牌子，两套人马。演出团里有首席小提琴，有首席中提琴、首席二胡、首席长笛什么的。我们这里呢，也有这样的建制。首席工人，首席农民，首席知识分子，首席学生，首席渔民，首席牧民，首席干部，首席藏民……首席之下，还有第二首席第三首席和第四首席。我们分工非常之细。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首长的级别高低，我们执行任务时，分别派出首席或第二首席领衔的不同组合。

没有红头文件，只有口头宣布。谁担任了首席，就是巨大的荣誉啊。首席要保住荣誉，其他同志要追赶首席。我们团里总是洋溢着比学赶帮、力争上游的气氛。首席的任期只有一年，每半年还有一次考核。一年之后，在首席之外的同志里竞争出一个优胜者，然后由这个优胜者与首席进行决赛。

先是理论考核，然后是实际测试。最精彩的是模拟现场，专门考查双方的应变能力。那场面就像现在的PK了。然后是专家打分，结合其他同志的无记名投票，决出新一任的首席。同时，也公布其他席位的排序。

如果首席连任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第二个任期则取消每半年的考核。如果有同志认为自己水平上来了，则随时可以提请进行PK。但此提请权，每人每年只有一次，且只限于首席之外的同志。但是，工作资力达到十年以上者，则享有向首席挑战的提请权，也是每年一次。

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激烈，火爆。我们这一套制度，既参考了国外先进经验，又有我们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不夸张地说，即便放在世界范围里考察，也是先进的。

时代在发展，我们也得进步。现在想起来，我们早就与时俱进了。不待上级发话，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填补空白啊。首席战犯，首席红卫兵，首席厨师，首席邮递员，首席环卫工人、首席走资派，首席狗崽子，首席反革命，首席贪污犯……在每一个首席的背后，都意味着你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心血呵。

现在想来，这套体制真是绝啊！他鼓励每一个人冒尖，又让每个冒尖者压力重重。你想一想，哪一个首席不想保住自己的荣誉啊？哪一个人愿意涨上去的津贴再落回来？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个荣誉属于综合分数最高的人。这个荣誉就是——首席人民！

实话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是有实力问鼎这个荣誉的。我的身体早就长开了，标准个头，五官周正。只是我的家庭牵掣了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始终没有担任任何首席。但是，我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很长时间，我都是我们团若干项目的无冕首席。我经常担当的那些特殊任务，可以证明这一点。

剧团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任务更重了。新形势，就有新任务。那一阵子，我执行过几次走资派的角色。那时候我才四十岁，扮演一个七十多岁的走资派。你看我头上这块疤，一摸溜滑。那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小将要剃阴阳头。那哪是剃啊，就是薅住头发，用剃子挖呵、戳呵。哗一下，鲜血就粘住眼睛了。干我们这行，身体不能有外伤。有外伤容易露相呵。依照我的功夫，一下子能搁躺好几个。但是呵，想一想，这个走资派，老红军啊，抗战时打鬼子狠哪，曾经一把大砍刀一气儿劈过四个鬼子。我为他扛这一下，值呵。“文革”啊，乱呵，就是一个乱！保护的方式也变得千奇百怪。有一天，我们竟然装扮成一群小将，去“抓首长”。为什么叫“抓”呢？就是抢在真正的小将前面，把首长弄到手。平时这些令人尊重的首长呵，看到我们这些假小将，有愤怒抗议的，也有害怕哆嗦的，就像真犯了什么错误……看着难受。

要说最难忘的时刻。说这个就是吹捧自己了。一九七五年，经过长期的考验，我终于当上了首席人民。这是我们团的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而且，第一次，没有担任任何一项首席，直接担任首席人民！

担任首席人民的第二天，中午，我偷偷跑到邮局，给媳妇发了个电报。也没写什么，就是逄敬舜三个字，外加三个叹号——三个啊！唉，结果呢，当天晚上，组织就找我谈话了……又违反纪律啦。直到现在，一看到叹号，还是有点紧张呢。

担任首席人民，任务的级别就上去了。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跟着大首长啦。有些大首长，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我们之间也不那么拘束，有时候还有点来往。现在看来，这些往来就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是，转过一年，到了一九七六年，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了。他为什么送你像章？她为什么送你钢笔？他又为什么送你猕猴桃？这谁说得清楚呢？

七六年之后，我被审查了两年，然后回到了大连。老来老去，五十二岁了，又成了逄敬舜。

只是，李志民的时候，我还有静月。而我回到了大连，静月已经去世了。你想一想呵，两年，一封信也没有，死活不知，担惊受怕的。

我主动要求回到旅顺。这里是我跟静月认识的地方啊。我把旅顺当作自己老家。

俩孩子都大了，跟我都不亲呵。你想一想，打小就不在身边，我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符号。现在符号回来了，他们倒走了，一个在大连，一个在沈阳，也就过年过节回来看一眼……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你说，这就奇怪啦。我是李志民的时候，特想念逄敬舜。当逄敬舜的时候，却一点不想李志民。只是偶尔看看电视，看到新闻联播节目，还能想起有这么一段经历。听说剧团解散了，但是，我看新闻联播，有时候，还是觉得我们的剧团没散啊。没有证据，就是感觉。感觉告诉我，剧团没散。

我们的保密级别是最高级，终生不能泄露。回到地方，我也从来不跟组织伸手。但是这一回，我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喉癌。你说说看，我这个人一辈子守口如瓶，从没多说一句话，怎么会在这地方长癌呢？！现在，我的气管切开了，我不能说话了。我们的保密守则里有一句话，需要保密的，不仅不能跟任何人讲，甚至不能跟自己说。但是这一回，我得违反一次纪律了。我得说说自己的经历了，给天听听，给地听听，给大海听听，也给静月听听。

不知道这个坎儿能不能翻过去。翻过去了，攒上几个钱，一定去台湾看看。我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就是没去过宝岛台湾。想看看日月潭、阿里山。这样，中国就看全乎了、看完整了。翻不过去，也不怕——去见静月！

想到死后跟静月在一起，一点不怕死，还高兴。我不知道我怎么这样能活。一个人孤孤单单地长寿，有什么意思呵。这些年，身体开始不好了。我就把静月的墓地迁了，迁到现在的这处墓园。这座墓地好呵，墓碑的前方，就是大海。我挑了静月喜欢的白色大理石做墓碑，把我的名字和静月的名字肩并肩地刻在一起。这样我就踏实啦。生前聚少离多，死后就挤在这个小墓穴里吧。

每个月，我都来这里几次。一个是，自己也锻炼锻炼身体——这里空气好哇，再一个，就是跟静月说说话。生前，亏人家的太多了。现在多说说，也算弥补一下吧。住院前一天——就是昨天，又来到墓地。天气暖和，照例跟她说了一会儿话。爬山累，说话也累，就靠在墓碑上迷糊过去了。睁眼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抬眼一看啊，心里一惊，不远处的大海，不就是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海面吗？一轮满月，倒映着一条银色大道，通天接地，就像我和静月之间那个暗语——一个倒立的巨大叹号！又是槐花开放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槐香，晚风甜丝丝的。我站起来，抬起胳膊，幻想着自己又一次搂着静月——那个穿着白色布拉吉、扎着两条长辫儿的姑娘。我心里知道，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自己回到一九五四年的旅顺，回到静月身边。如果人生从那里重新开始，我宁愿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跟怀里这个姑娘，过一辈子。2011年正月　大连碧涟园

肾源

已经准备收杯了，这时，压垮骆驼的倒数第二根稻草出现了——来了一位敬酒的人。此人是商业银行的一个行长助理。行助从半开的门里看到了张大鹏，于是端着满满一杯啤酒，一口一个张总地进来了。

就在这时候，最后一根稻草及时出现了——裤兜里的手机发出了嘟嘟的短信提示音。手机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是新结识的女朋友姚瑶的提示：少喝酒多吃菜；一条是集团销售总监发来的喜讯：今天鹏程四季花城又签了两千平方米的公建，卖了六个跃层。

即便是对财富已经有了超然的心态，但是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他还是有一点心动和得意的。张大鹏是渤海宏鹏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虽然名下企业众多，但是集团真正的支柱产业还是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开发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尤其是去冬今春，市场火爆，房价急升，很多持币观望者纷纷出手，这时的张大鹏与其说是在收钱，还不如说是有人往他兜里塞钱，而且是找关系挖门子地往他已经鼓鼓囊囊的兜里塞钱哪！

成功是最好的下酒菜了，再说了，眼前又来了一位笑容可掬的行助。张大鹏心里涌动着幸福的波涛，但脸上却波澜不惊。他唤过服务员，又要了一瓶白酒，亲自给每个人均上，然后身先士卒，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放下杯子，正想说几句助兴的话呢，这时候，他感到身体向侧后倒去。他赶紧伸出左手，想摁住或揽住点什么，结果却只抓住了桌布，于是满桌子的杯盏叮叮当当地滚落倾倒……这是张大鹏醒来后能回忆起来的最后场面了。

钟声如同一根井绳，把他从昏暗的井底慢慢地拽了出来。透过窗户，他看见外面一幢高楼楼顶的一座塔楼，塔楼临街的两面各有一个巨大的钟表，此刻报时的钟声正在悠然长鸣……这是去年落成的东北世贸中心啊。它的东边是香格里拉大饭店，西边是沃尔玛超市，对面是什么？是医大附属医院……这时候，他觉得自己被医大附属医院这几个字撞了一下——我怎么躺在医院里呢？

醒啦，醒啦。张总，张总。有人在低声呼唤。

张大鹏侧过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身白大褂。白大褂上面有一个触目的红十字，红十字的上面有一行弧形的小红字。他凝视了片刻，看清了：渤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着，他看到白大褂上面的一张似乎熟悉的面孔。他认出来了，这是徐知微徐院长。徐院长的后面，站着几个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我怎么躺在这里？出什么事情了？”张大鹏暗自心惊。现在，他已经确认了，自己正躺在附属医院的住院楼里。

他曾经无数次地来这里探视病人。住在这里的病人，可不是一般的人。最近的一个是省委张书记——心肌炎；第二个是邱厅长的老爷子——骨折和前列腺；第三个是朱市长——因为跟新来的书记闹别扭而小病大养……每想到一个探望过的病人，张大鹏都要回忆一下病人的病症和自己准备的礼物。他眯缝着眼，一边把回忆推向记忆的深处，一边暗暗地检查着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甚至能回忆起张书记女儿的名字和女儿养的那条狗的名字——顺子。

这时候，张大鹏已经镇定了许多。他暗自握握拳头，抬抬胳膊，挪动挪动大腿，又蠕动蠕动腰腹……他知道自己还能顺利地支配自己的身体。“让他们回避一下。”张大鹏轻声说。

徐知微示意了一下，身后的医护人员便出去了。“徐院长，我这是怎么回事儿？”张大鹏马上问道，同时想从床上坐起来。“你先休息好。”徐知微伸手按住他的肩头，同时摁了一下床边的一个按钮。伴随着一阵细微的马达声，张大鹏身下的床头缓缓地抬升起来了。

这完全是对待病人的态度啊。张大鹏着急了，呼地一下坐直身子，急迫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

徐知微拖过一把椅子，挨着他坐下，脸上是一副平和的笑容。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病历。张大鹏赶忙接过来，展开，他看见了一行缭乱的字。他费力地辨认着，最后还是徐知微轻轻地读了出来：“终末期肾衰竭。”“什么是终末期肾衰竭？”“就是尿毒症。”“那……什么是尿毒症？”张大鹏预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病症了。“等你休息一下，我再好好地跟你解释。”徐知微从他手里抽过病历，揣回口袋里，然后转移了话题，“昨晚正好我在班上，开始我都不敢认你了，这几年你可富态不少啊。”

张大鹏和徐知微都是市的政协委员，彼此认识，却不算熟悉。从徐知微的举止和神情里，张大鹏已经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不会是感冒发烧那么简单的疾病。他的脑海里迅速蹦出了肿瘤、癌症、脑出血甚至艾滋病之类的可怕名词。这一瞬间，一股寒意蛇一般滑进他的体内，张大鹏的心猛地缩紧了，他不由地抓住了徐知微的胳膊。“尿毒症是绝症吗？”这是他此时最关心的。“……”徐知微摇了摇头。

张大鹏的手并没有松开，用神情和目光继续追问着。“不是绝症。”徐知微说，接着又重复了一句，“不是绝症。”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张大鹏长吁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试探对方地说：“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行啊。”“现在，还不至于嘛。”徐知微缓缓地回答道。

这时候，张大鹏已经打开了手机，不断地翻看未接电话和短信留言什么的，并且打出了两个电话，而且还跟其中的一个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徐知微看着忙碌的张大鹏，略微提高了声音说：“我得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结束正常人的生活，全力以赴地治病！”

第二天上午，张大鹏在徐知微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会诊。事先，徐知微约请了几位全国最好的泌尿外科专家。专家们会诊的结果与渤海的完全一致。这是徐知微预料之中的结论，这个结论也打消了张大鹏最后一丝的侥幸。

虽然现状并不像张大鹏想象的那么凶险——毕竟他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病情也不像他期盼的那么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尿毒症还没有完满的治疗方法。而且，就在最可行、最乐观的器官移植手术面前，又横亘着一座高山——张大鹏的血型是RH阴性血。

这时候，张大鹏还不清楚这种血型将给他带来怎样的艰难呢。

一般的尿毒症都有一个发病期，而且病症有着比较明显的特征。但是，张大鹏的病症遭遇到他强壮体质的顽强压制，所以病情一旦发作，就表现出山洪暴发和摧城拔寨的气势。

其实征兆还是有的。头昏脑涨、四肢乏力、眼皮发沉、小便的次数减少……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尿毒症的典型症状啊！只不过这些征兆在身体健康、自信乐观并且整天忙碌的张大鹏面前，就像细小的波浪拍打巍峨的堤坝，或是被他忽视了，或被他理解为劳累和睡眠不足了。

是的，张大鹏没有理由不自信。且不说他日渐隆起的钱包，就是他的身体魅力，也足以让他鹤立鸡群了。一米八的身材，方脸大眼，粗颈寸头，四十刚过，既存留了青年人的活力，又具备着中年人的持重，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的成功商人特有气派，更是给他平添了成熟男人特有的魅力。最初经商时，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赚上一千万。这在当年，已经是惊人的目标了。但是，自从张大鹏进入房地产行业之后，他在自己的人生目标后面又悄悄地加上了一个零。现在，梦想就要实现了，身体却要倒下了！

张大鹏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他的手边总带着一本工作日记，里面简要地记录着每周的日程安排。他看了看计划中的下一周的工作计划——东北商业地产高峰论坛、《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电视台《新楼市》栏目采访、辽沈地产“夜经济”研讨会、营销队伍表彰会……现在，所有的计划都要改变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张大鹏的人生目标必须调整了。二

对于张大鹏来说，如果说尿毒症是一声枪响的话，那么他的RH阴性血型就几乎是一粒子弹了。

目前医学界对于尿毒症的治疗，不外乎透析和移植两种办法。两者之间，如果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允许，移植无疑是上佳之选。移植的前提自然是血型匹配，而对于身上流动着RH阴性血液的张大鹏来说，尿毒症几乎就是一纸死缓判决了。人群中具有O型的RH阴性血的比率仅为万分之九，十分稀少。

尿毒症不是绝症，但是如果因为血型问题影响了移植，尿毒症不会说是马上要命，至少也会无限期地错失最佳治疗方法。这么说来，真正可怕的不是尿毒症，而是自己的血型了。张大鹏在突如其来的“子弹”面前，反倒清醒和镇定了。

集团业务还要正常运行，银行还有大量贷款，新项目还在运筹，更关键的是，治疗本身更需要一个平和的心境……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保密，是张大鹏住院后处理的第一件事情。

好在他生病的消息，目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问题是，没有永远的秘密，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需要经常去医院透析的病人，保密显然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必须给张大鹏住院一个合理的解释。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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