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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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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试读：

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总要超越应用者，也就是说，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艺术家只能再现其动态，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尤其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所表达的这种观点，道出了阅读象征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难题。作者遵循这一美学原则：多讲无益，少说为佳，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任由读者去猜测。我们读这类作品，思想上也总是纠结矛盾：一方面享受着作者有意无意留出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苦于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不过，更多的信息，只能以这类作品的说明书的形式透露了。因此，加缪在多处也做了类似说明。本文通篇都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讲一点加缪的语言风格。

加缪有深厚的古典写作功底，语句简洁凝练，往往十分精辟，这里略举一段，实际体会一下：

我知道我离不开自己的时间，就决定同时间合为一体。我之所以这么重视个体，只因为在我看来，个体微不足道而又备受屈辱。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那么就把兴趣放到失败的事业：这些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对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都不以为然。对于感到心系这个世界命运的人来说，文明的撞击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我把这化为自己的惶恐不安，同时也要撞撞大运。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了历史，只因我喜爱确定的东西。至少我信得过历史，怎么能否定把我压倒的这种力量呢？——《西绪福斯神话》

这类语句，我翻译时下笔就十分滞重，即便引用来重抄一遍，仍旧觉得沉甸甸的，其分量自然源于思想的内涵。语言如此，更有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如默尔索、卡利古拉，乃至西绪福斯、唐璜等，言行那么怪诞，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如何给予入情入理的解释，恐怕除了少数专家，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望而生畏。

记得十来年前，在北京打拼的一位青年导演组织剧班，排练好了五幕悲剧《卡利古拉》，租用北京青年小剧场，计划演出一个月。我作为加缪戏剧的译者，应邀出席了最后彩排和首场演出。这群扮演古罗马人的青年演员，似乎领会了这出古罗马宫廷戏的精神，直到演出，包括导演在内，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表现出北漂青年那样的十足热力，表演特别用心，其忠实于原作的程度，不亚于我的翻译。问题出在散场时，有的观众没有看懂剧情，得知我是翻译便问我，这场戏是什么意思。当时以我对加缪作品的把握，还不能深入浅出地回答不知加缪是何许人的观众，我只好泛泛讲了几句，观众还是一脸疑惑的神情。幸好同去观戏的北大教授，好友车槿山在身边，他当场给几名观众上了一堂关于加缪的启蒙课。

我记述这一笔，既赞赏那些青年的勇气，率先将加缪的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虽然还有一点水土不服，但终归算一件小盛事，也因为临场方知，恰当地解释加缪的作品并非易事：《卡利古拉》一出戏尚且如此，遑论加缪的文集！

不过，随着翻译加缪的作品越来越多，我恍然有所觉悟，在组织这套文集时，也欣然接受我的合作者之一程小牧的建议，不以传统的体裁分类，编为小说卷、戏剧卷和散文卷，而是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样，每卷中都有同一时期的代表性小说和戏剧作品，以及相应的理论著作，既方便了解一个时期几部作品的相关性，又有助于读者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加缪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变化。譬如上卷中，小说《局外人》、剧作《卡利古拉》以及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如果不挑字眼儿，就不妨称为“荒诞三部曲”。中卷里的长篇小说《鼠疫》、剧作《正义者》和理论力作《反抗者》，则组成第二个系列，也可以顺势称作“反抗三部曲”。至于下卷，从叙述文《堕落》开始，加缪似乎进入深度反思，总结他半生斗争的生涯，他似乎正经历一次新的蜕变，但文中的象征还不甚明晰。直到未完成的长篇，类似传记的《第一人》手稿的发现，整理出版，我们才得以窥见加缪生前最后阶段的思想进程。这方面在下卷序言中另有交代。

书名翻译也有学问。譬如《局外人》，原文为L'étranger，《法汉大词典》给我的词义是：①外国人；②他人、外人、陌生人、局外人。最后一条显然是有了《局外人》的译法而后加的。最先将L'étranger译为“局外人”的人定是高手，因为只看原书名而不详读内容，首先想到的会是“外国人”，或者“外乡人”，当然离题太远了。“局外人”含有置身局外的意思，与“局中人”“局内人”相反，倒也切合主人公默尔索的状态。其实，原书名在法语是个极普通的词。而汉语“局外人”则非同一般，译出作者在小说中赋予这个普通词的特殊内涵。不过，话又说回来，中法语言文化毕竟差异极大，尤其抽象的概念，很难找到完全对应，完全对等的，就拿“局外人”来说，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与某事无关的人”，这恐怕难以涵盖加缪在哲理小说中使用这个词的意义。因此不免产生一问：局外究竟何人？

加缪第一部哲理小说就用“局外人”来界定默尔索这个人物。尽管在此后的作品中，加缪并没有把具有他的哲学血统的人物统称为“局外人”，但是《局外人》这部小说影响太大了，后来的人物不管叫什么名字，我们总不免认为，他们都属于“局外人”这一族群。因此，如能确认这一族群是什么人，也就等于抓住了加缪哲学最鲜活的成分。

加缪就断言，“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他还列举出几位，有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司当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他们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自诩为哲学家，却用充满哲理的小说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抽象的思想化为血肉之躯，而这种“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的安排，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需求”。他们的作品，“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这种作品，“既是一种终结，又是一场开端”，往往是一种“不做解释的哲学的成果，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圆成”。

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小说是观看和认识现实的工具，是哲学的成果，但是也“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作品才算完整”。哲理小说与哲学论著的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我们虽然知道，而由作者出面这样强调，我们就无须多虑了。不过，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恰恰又是《局外人》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短短的中篇小说，足以引出数不胜数的分析评论文章和专著。因而，要弄清楚局外何人，还得透过小说中的这种模糊性，抓住加缪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进而了解他所创造的“局外人”出没的世界。幸好，加缪又来引路了，他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

在象征方面，要想掌握，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去撩拨，也不带定见进入作品，更不去探究那些暗流，尤其是对卡夫卡，必须老老实实顺随他的笔势，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研读小说。

加缪在谈他如何研读卡夫卡的荒诞作品。既然指出了门道，就不要只看热闹了。照加缪所说，最可靠的办法有三不要：一不要随意撩拨，这意思可就宽泛了，借用时下的字眼儿，就是不要太任性，不要施展望文生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本领；二不要带着定见进入作品，抱着定见必然心浮气躁，匆忙质疑，自顾高谈阔论，结果南辕北辙，与作品毫不相干；三不要探究暗流，只因暗流涌动，根本无从探测，反而舍本逐末，难说不会被暗流吞没。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步步紧跟作者的思路，哪怕不大理解。这样还嫌不够，加缪又进一步说明：

卡夫卡的秘密，就寓于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在自然和异常，个体和万物，悲剧性和日常生活，荒诞和逻辑之间，这种恒久的摇摆，贯穿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就应该历数这些反常现象，就应该强调这些矛盾。

是否可以说，加缪的秘密，也寓于贯穿他的作品的模糊性之中呢？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荒诞作品之间，即使作者写作风格迥异，也必然带有根本性的相通之处，譬如在自然与反常之间等方面，都同样描述了大量的“反常现象”，都同样表现了重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加缪特别强调，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就必须认真看待这些反常现象、这些矛盾，这也正是上段引文的结尾，“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研读小说”，加缪所说的意思。

现在，我们就从一处表层，切入《局外人》的情节：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一切都开始了”。分为两部的小说，就好像故事从此开始，默尔索这个小职员在第一部讲述的日常生活，从此全一笔勾销，顶多能充当一件命案的证明材料了。“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随后，他又对着那不动的躯体连开四枪，“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我明白”，这只是默尔索的惯性思维，其实他并不明白，仅仅意识到惹上麻烦，而敲了四下厄运之门，是他最终才明白过来的。第二部的情节，就在不明不白中展开了，起初，似乎没人对他的案子感兴趣，可是不知何故，过了一周，情况完全变了。预审法官面带好奇的神色打量他。这“好奇”里面就大有文章，默尔索被盯上了，只是他还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有所警觉。因而，他回答预审法官说，是不是非得请律师，“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预审法官便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种看法……”第二次审讯，预审法官问他是不是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默尔索回答说：“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于是就保持沉默。”预审法官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

两次预审，看上去十分简单，波澜不惊。然而，这正是加缪文笔的高妙之处，于无声处听惊雷，简单中潜行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且不说预审法官话里有话，单看他两次“微微一笑”，象征什么，就足够人寻味的了。细品《局外人》中的这种暗笔，堪称奇绝，笔墨之细，隐义之妙，真是妙趣横生，令人无限遐想。我特别欣赏我国这句古话：哭是常情，笑乃不可测。法官的笑就更加不可测了。

在不明不白的审案当中，还不乏滑稽可笑的场面。预审法官说不找律师，就会给他指派一位。默尔索表示这样太方便了，司法机关连这些具体问题都负责给解决，他便同法官一致得出结论：法律制定得很完善。而且对法官这个人，他也觉得“非常通情达理”，“善气迎人”，要离开审讯室时，甚至想同法官握手，幸好及时想起自己有命案在身。一次次审讯，法官和他的谈话变得“更加亲热”了，甚至让他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有时法官还把他送到门口，重又交到狱警手里之前，拍拍他的肩膀，亲热地对他说一句：“今天就这样吧，反基督先生。”

这种反衬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加突显了荒诞的效果。而且怪得很，话说得越明确，意思就越模糊。经过数月审理，按预审法官的说法，默尔索的案子“进展反常”。可是确知他不信上帝之后，预审法官对他就没有兴趣了，“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已经把他的案子“以某种方式归类了”，还打趣地称他为“反基督先生”。案子进展怎么叫“正常”，“再也没有进展”又从何说起；而案子“归类”似乎很清楚，“以某种方式”，又意味有多少令人猜不透的名堂。

总之，这部《局外人》感觉有点怪异，翻译时觉得很明白，文字典雅，既简练又明晰，可是再读起来，似乎变得令人神经过敏了，仿佛随处都话中有话，并不像表面文字那么简单。而且主人公默尔索，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他原本就是局外人，还是脚踏局内局外的人，抑或是从局内走向局外的人呢？本来不成问题的事，一读再读反成为问题了。下面引出一小段，看看我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预审法官和律师）有时候谈到一般性问题，也让我参加讨论。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在这种时刻，谁对我都没有恶意，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我甚至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

就拿这段文字来琢磨默尔索这个人物，我们还是回到那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一切都开始了”，能说他一切都明白了吗？恐怕未必。否则，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哪儿来第二部这一场场好戏呢？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心情开始轻松了，这就表明，他，并不完全明白，因而才能不由自主地配合对方演成好戏，一时还预测不出他敲响了厄运之门。但是，这段话一连串的表达方式：“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还把“亲如一家”打上引号，称为“可笑印象”，这些足以说明他有清醒的判断。

明白不明白是一回事，但是局外人始终保持清醒。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谈到荒诞人时，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富有荒诞精神的人只是判断……他顶多能同意利用过去的经验确定自己未来的行为。时间将激活时间，生活支持生活。在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性的地盘上，他觉得除了清醒，他本身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

荒诞人在有限而又充满可能性的生命中，他本身除了清醒，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是荒诞人的一大特点。让我们看看默尔索是否具备。在人生的两大问题，工作和爱情婚姻上，默尔索超乎寻常的清醒态度，集中表现在第一部第五节中。老板打算在巴黎开设办事处，有意把这个美差交给默尔索，这样既能生活在巴黎，每年又有出差旅行的机会，认为他年纪轻轻，应该喜欢那种生活。不料他只是淡淡地附和一声是啊，内心深处却觉得无所谓。于是老板就问他，是不是对改变生活不感兴趣，他就明确回答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这是默尔索对人生的一种根本认识，而这种清醒的认识贯穿全书的始终，也体现在爱情和婚姻上。女友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同她结婚。默尔索回答这对他无所谓，如果她愿意，就可以结婚；玛丽还问他是否爱她，他还是那个话：这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和“无所谓”，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用来对许多事情，乃至如工作前程、爱情婚姻这样人生重大问题的表态，显然不近情理，毫无诚意，没有讲出真实的想法，因而被人看成是个“怪人”。粗读这部小说，默尔索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觉得他说话办事不痛快，该讲的话不讲，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正是他这种寡言少语的性格，给养老院工作人员造成误解，也正是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惹恼了办案人员，结果开庭审判时不利的证词和道德审判气氛，导致出乎意料的重判：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将他在广场上斩首示众。庭长宣判完，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略一思索，随后便回答：“没有。”为什么无语，这种后果，似乎他自身也有几分责任。

带着这样的疑问细读，却发现在关键时刻，默尔索一反模棱两可的态度，哪怕是对自己不利，也果断地表明态度，甚至断然说“不”。下面就节选一段律师同他的谈话，具体看看在什么情况下，他说话有些含混，而到了什么火候，又有明确的态度。“要知道，”我的律师对我说道，“问您这种情况，我实在难以启齿，但是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

律师告诉他，办案人员调查了他的私生活，还去过马伦戈的养老院，预审法官都获悉葬礼那天，他“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律师无疑凭经验，认为这是个要害问题，料想检察官会抓住他在母亲葬礼时的表现大做文章。可见，律师是从专业的角度，也从被告的利益出发，提出这个不近情理的问题，要求默尔索予以协助。

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

默尔索十分惊讶，可是他的回答更让别人惊讶。他说很爱妈妈，只要接上一句：妈妈死了心里当然难过，他非但不这么迎合一句，反而话头一转，“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下子就勾销了。尤其不该借题发挥，无端将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横扫一下，简直就是不打自招，承认也曾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律师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当即打断默尔索的话，焦躁地让他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样的话。”话说到这份儿上，但凡知趣一点儿，应对一声也就算了。然而，默尔索偏不。

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安葬妈妈那天，我疲惫不堪，又非常困倦，也就没有留意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所能肯定说的是，我真不愿意妈妈死了。

律师没法儿满意，便思考一下，帮他出了个主意，可不可以说那天，他控制住了心中自然的感情。默尔索断然拒绝：“不可以，因为这是假话。”律师神情古怪，似乎有几分反感，带点幸灾乐祸的口气说，这可能将他置于难堪的境地。他却提请律师注意，这段事情跟他的案子无关，律师仅仅反驳了一句：显然他从未跟司法机构打过交道。接着，默尔索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走时面带愠色。我很想留下他，向他说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但不是为了获取他更好的辩护，而是……可以这么说，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出来，我让他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对我产生了一点怨恨。我真想明确告诉他，我跟所有人一样，跟所有人绝对一样。然而，费一番口舌，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我也懒得讲，干脆放弃了。

律师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得到开庭审判过程的证实，结果默尔索不仅处境尴尬，还被判了极刑。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谈话来看，不必详细分析，大体可以判断出，律师讲的每句话都是诚恳的、善意的，而默尔索的回答虽然是只言片语，句句讲的也都是实话，只是欲言又止。这两种真诚态度，却不能在事实上形成合力，最终只能各行其是。默尔索态度暧昧，有些“失真”，盖缘于他欲言又止。不过，这仍然是他清醒的一种表现，他往往认为多解释无益，徒费唇舌，就干脆放弃。他对老板，对女友玛丽也是一样，他那“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清醒认识：无论做什么，促成事情怎样变化，都“没有多大用处”，“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实际意义”，这是默尔索的真诚与一般人真诚的最大差异。一般人，真诚想提拔他的老板，真心想跟他结婚的玛丽，真正想帮他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他们都有功利性、动机性。唯独局外人，想要表露的真性情，则毫无动机，毫无功利性。他说“人从来谈不上改变生活”，既不想巴结老板，欣然接受去巴黎生活的提议，也不愿明确拒绝，拂老板的意。他说可以结婚，但是并不想讨玛丽的欢心，而说不爱她，也同样无意伤害她。他渴望博得律师的同情，只是合乎人之常情，不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辩护。

不过应当特别指出，默尔索至少在两次关键时刻，断然说“不”，则别具深意。一次是初审法官对他这个人发生了兴趣，问他是否信仰上帝，听他回答说不信，就气呼呼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于是百般劝导，还将基督受难像举到他眼下。最终，默尔索还是说“不”。另一次，默尔索被判决之后，一再遭到他拒绝的神父还是坚持到牢房看他，说“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引导忏悔，还问默尔索是否允许他拥抱他。默尔索答道：“不。”他是对上帝说“不”，也就是对永恒说“不”。这正是加缪给荒诞人下的一种定义：

歌德说：“我的地盘就是我的时间。”这真是荒诞的警语。荒诞人是什么呢？就是毫不否认，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并不是说怀旧对他是陌生之物，但是他偏爱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推理。勇气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满足于现有的东西；推理则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他确认了自己有局限的自由、没有前途的反抗以及会消亡的意识，以便在他活着期间继续他的冒险。这就是他的地盘，这就是他的行动：排除一切判断，只保留自主判断的行动。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不诚实了。我在这里甚至不提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的永恒。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一再界定什么是荒诞人，我认为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特点，基本上符合加缪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性格。无论默尔索、卡利古拉，还是《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塔鲁、《正义者》中的卡利亚耶夫及其战友们，虽然在反抗这个主题上，比较起来还有差异，但是，他们都大步走在荒诞的路上，发现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这一场景，在《卡利古拉》第一幕第四场有精彩的对话。在此顺便多说一句：在阐释荒诞的主题上，加缪的剧作，包括他的改编剧《群魔》等，因其人物在场上直接冲突与交锋，即使不是看戏而是阅读（不要小看经典戏剧的阅读功用），那种论争和智辩也更加直观，更加扣人心弦。

荒诞人掌握了这一真理，就有了清醒的意识，看破了世界的荒诞与虚假，他们不再相信宇宙间存在更高级的生命，不再相信能给予人另一种幸福生活的上帝，总之不相信永恒了，而世人生活在永恒的希望中，无非是把虚假的骗局当作希望的永恒。这是人生状况二律背反推理的结果。加缪在分析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针对他要赋予他的上帝以荒诞的特性时指出：“荒诞，则是觉悟人的原本状态，并不通向上帝……用极荒诞的说法：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真的没有一点儿上帝的容身之地了。

鄙弃永恒，就是彻底承认人生的局限。所谓荒诞人，就是只能与时间同行，须臾也离不开时间的人。荒诞人掌握了一门不容幻想的科学，否定那些追求永恒的人所宣扬的一切。这就意味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在世的时间，只有当下和当下一系列的瞬间。这就是歌德所说的地盘。到死囚房看望默尔索的神父当然不理解，他不无感慨地问：“您就如此热爱这片大地吗？”随后又问默尔索；怎么看另一种生活。默尔索便冲他嚷道：“就是我在那种生活里，能够回忆这种生活。”同样，在《正义者》中，要去执行暗杀皇叔任务的卡里亚耶夫，也明确说：“我热爱生活，并不寂寞。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而更加激进的斯切潘则说：“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实践着尼采的这句话：“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

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永恒，只有短暂的一生，人生正因为没有意义就更值得一过，人没有了希望，倒意味增加了不受约束性，这就是加缪所说的，并且体现在他的众多人物身上的“深度自由的缘由”。他们就再也无所顾忌了，周身都焕发出超常的活力，有声有色地运用起一种超越通行规律的自由，默尔索和卡利古拉，这一今一古两个主人公，都放射出了永恒活力的耀眼光芒。

死囚面对打开的重重牢门，默尔索那种神圣的不可约束性，就化作生命的纯粹火焰，在燃尽之前，痛快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反抗的自由。

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神父）有把握，我能把握自己的生命，把握即将到来的死亡。对，我只有这种把握了。可我至少掌握了这一真理，正如这一真理掌握了我一样。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生活的整个过程，就好像在等待这一时刻和这个黎明：终将证明我是对的。……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荡平了我生活的同样不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各种建议。……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

卡利古拉也跟默尔索一样，猛然憬悟而掌握了这一真理，但是他贵为罗马皇帝，一旦有了自主判断的行动自由，就必然闹得天翻地覆。皇帝的贴心侍从埃利孔早有预见：“假如卡伊乌斯（卡利古拉的名字）开始醒悟了，他有一颗年轻善良的心，是什么都要管的。那样一来，天晓得要使我们付出多大代价。”果不其然，三年当中，正如卡利古拉所讲的：“我周围的一切，全是虚假的，而我，就是要让人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恰好我有这种手段，能够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他使用了暴君的手段，教育人们认清世界的残暴与荒诞，逼使他们起来反抗。最终，他对着镜子，讲出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一切看似那么复杂，其实又是那么简单，如果我得到月亮（指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爱情就足够了，那么就会全部改观了。可是，到哪儿能止住这如焚的口渴？对我来说，哪个人的心，哪路神仙能有一湖水的深度呢？（跪下，哭泣）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等量齐观。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也知道呀（哭着把双手伸向镜子），只要不可能的事情实现就成。不可能的事！我走遍天涯海角，还在我周身各处寻觅。我伸出过双手，（喊）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你总是在我的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应该走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并不是好的……噢，今宵多么沉重！埃利孔不会回来：我们将永远有罪！今宵沉重得像人类的痛苦。

两个生命的终篇，同为荒诞人，却大相径庭。默尔索还沉醉在反抗的激情（即尼采所说的活力）中：一生终于有这么一次，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可以傲视周围的一切了。卡利古拉则不然，他既然醒悟，又握有皇权，就想有大作为，要改造世界，至少改变他周围的世界。他好似征服者，充分感到自己的力量，将这种力量发挥到最高值，但是超越不了荒诞人本身，投身到失败的事业中，根本不可能获取成功。荒诞人面对暴君，卡利古拉的这种双重性，引导他走上歧路，错误地运用了自己的自由：荒诞人卡利古拉对暴君卡利古拉恨之入骨：非正义匡正不了世界，卡利古拉难逃罪责，只因“在反抗者的宇宙中，死亡彰显着非正义，死亡是登峰造极的滥用权力”。

再看默尔索和卡利古拉临终留下的遗言。默尔索的遗言还不失为他那反抗激情的余绪：

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者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

默尔索像诗人一样享受这一刻。“这座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不再沉默，而是充满疾恶如仇的吼声。再看《卡利古拉》的结局：

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张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他在镜子同样动作的身影，把矮凳子掷过去，同时喊叫：

卡利古拉，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破碎，与此同时，手持武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拥入。卡利古拉对他们一阵狂笑。老贵族刺中他的后背，舍雷亚击中他的脸。卡利古拉由笑转为抽噎。众人一齐上手打击。卡利古拉笑着，捯着气儿，咽气时狂吼一声：我还活着！

镜子破碎，幻想也随之破灭，起来打击他的人，不是励志图变的反抗者，而是一群宵小，维护旧观的谋反者。那阵狂笑的自信，带着唯一的真理走进历史。“历史上见，我还活着”，集中体现了“反抗、自由和激情”的荒诞精神。

一种命运并不是一种惩罚。默尔索、卡利古拉、卡里亚耶夫等人物，他们深知自己有道理，也就谈不上惩罚了，他们为自主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保持了尊严，也赢得了敬重。只有《局外人》中，究竟判处的是什么罪过，还颇为含混。加缪这样概括《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凡在母亲葬礼上不哭者，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小说中则十分强调，随后又连开四枪，犹如“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过失杀人判成蓄意谋杀，是对资产阶级司法的讽刺。当初我何尝没有产生过这种看法。其实，默尔索的真正罪过，就是不肯皈依，跟社会较真儿，不配合作假反而较劲。这就是人在荒诞世界中的处境：不反抗则必须顺从，而反抗就得承担后果。

加缪强调的“深度自由”，表现在荒诞人物身上，并不是毫无禁忌。冲破准则，但须恪守自律的道德。卡利古拉没有自律，大肆杀戮，最终认清走错了路，他的自由不是好的。起而反抗荒诞世界，也谈不上肩负使命，只是顽强地反抗自己的生存现状，彰显人的唯一尊严。加缪笔下的人物，包括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中卷下卷的作品，如《流放与王国》《堕落》中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有荒诞人的特点。但是，荒诞之路有各种各样偏离的途径。《正义者》中与卡里亚耶夫相对立的人物斯切潘，就宣称他“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他把杀人当成了一种使命。同样，卡利古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遵循死亡的逻辑，随心所欲，实施可怕的自由，这些形象都不是道德的教训，只能显示人物的不同姿态。

加缪指出：“一部荒诞作品，并不提供答案。”这表明他的作品不提供答案，那么提供什么呢？提供“真实的东西”。他这样写道：“我寻求的，并不是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这两者可以不必同步而重合。”但是有的真实的东西，即使同普遍意义的东西相重合，也没有普遍意义，例如荒诞作品，这正是加缪的论断：“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并无普遍意义。”

既然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如何看待加缪的作品呢？我们还是引用加缪自己的话来说明吧。

我们论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阐明精神的行程，如何从世界无意义的一种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

我们重复一遍，思想，不是一统天下，不是让真相以大原则的面目变得家喻户晓。思想，就是重新学会观察，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西绪福斯神话》

从第一段，我们大致触摸到加缪写作的宗旨：从荒诞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第二段从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入手，重新阐释了思想，虽然对“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不尽苟同，但是加缪摄取了恋世思想。

按照我们中国人通常的逻辑，人意识到了世界是荒诞的，应该厌世才对，怎么还会恋世呢？但是不容否认，加缪描绘的人物，从古罗马皇帝到当代制桶工人，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植民，他们虽然都感到生活在流放中，渴望找到自己的王国，但是又无可选择地热爱生活，浑身迸发出来，或者蓄势待发的激情，让我们阅读时往往能深感其热力。这些荒诞人的思想是怎么转过来这个弯儿的呢？下面还是引述。

我有独立的意识，对生存的环境又表现强烈认知的渴望，却发现这世界一片混沌，既陌生又非人性。这样，我便置身于世间万物的对立面，这种境况未免荒诞可笑，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能无视而一笔勾销。世界和我的思想之间的这种断裂，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这意识的反应。我把握住这种荒诞的现实，坚持这种对峙状态，这就得时时刻刻紧绷着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走在这条干旱荒芜的路上。然而，荒诞特别难以降伏，明目张胆地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中，重又找到自己的家园。与此同时，精神往往会溜号，从清醒的不毛之路拐进日常生活，又重游无名氏的世界。不过，人这次回来，却胸怀反抗之心，富有洞察力了，曾经沧海，就不再抱有希望了。“这座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所有问题，重又锋芒毕露。抽象的明显事实，面对形式和色彩的抒情退却了。精神的冲突，都具象表现出来，重又在人心找到既可悲又堂皇的庇护所。什么冲突都没有解决，可是又全部改观了。……躯体、温情、创造、行动、人的高尚情怀，在这无厘头的世界中，又将各就各位了。人在这世上，又终将尝到荒诞的美酒和冷漠的面包：“人正是以此滋养自身的伟大。”

恋世排除了厌世和弃世（自杀），恋世就是正视荒诞，体验荒诞，一步一步走在当下，在反抗的激情烈焰中行进，尼采写道：“显而易见，天和地的大趋势，就是长期地顺应同一方向：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东西，值得在这片大地上生活，诸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就是某种移风易俗的东西，某种高雅的、疯狂的或者神圣的东西。”加缪引用了尼采《超乎善恶》中的一段话之后，又接着写道：“这段话说明一种气势恢宏的道德准则，但是也指出了荒诞人的道路。顺应火热的激情，这最容易同时又最难。不过，人同困难较量，有时也好评价自己。”

加缪笔下的人物，都将这种论述化为每日的行动。这些所谓的“局外人”，谁都没有置身局外，倒是在局内干得风生水起，尤其《鼠疫》中以里厄大夫和塔鲁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一股影响并带动社会的巨大正能量。这种荒诞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扬。《西绪福斯神话》是加缪关于荒诞哲学的最重的一部论著，在我看来，也是他的哲理小说和戏剧的说明书，有什么疑虑，都可以从这里面找根据。虽为神话，讲的尽是人事，可见世界只有一个，无论神还是人，都离不开这片大地。因此加缪就断言：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至少是狭路相逢，想避也避不开。加缪将西绪福斯描绘成荒诞的英雄，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永世苦役犯，也许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如此高大的形象。关于西绪福斯有多种传说，我喜爱两种。一是西绪福斯掌握河神女儿被宙斯劫走的秘密，愿意告诉河神，但是河神必须答应为科林斯城堡供水，他为家乡求得水的恩泽，不惧上天的霹雳，结果被罚下地狱做苦役。二是西绪福斯死后，求冥王允许他回人间惩罚薄情寡义的妻子，他返回世间，重又感受到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地，于是在温暖而欢乐的大地上流连忘返，不再听从冥王的召唤，结果惹怒了诸神。

西绪福斯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怀着善心为人类谋幸福，也因为热爱这片大地，必须付出代价。加缪还在文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形象相映衬：俄狄浦斯一旦知晓自己的命运，便陷入绝望，弄瞎双眼，讲出一句声震寰宇的话：“尽管罹难重重，我这高龄和我这高尚的心灵，却能让我断定一切皆善。”这些以及前面我们着重提到的，都是文眼，值得我们认真发现，尤其作者将这些品质赋予了他的人物。

创作，就等于再生活一次，早年的普鲁斯特，刚刚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无不如此。加缪还特意指出：“艺术作品既标志一种经验的死亡，也表明这种经验的繁衍。”多少人都想试试身手，力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现实，仿佛一颗颗星跃上夜空，形成人造的大千世界，不管戴着荒诞的面具怎样过度地模仿，生活在这片大地的人，最终总能拥有我们人生的真相。

一种深邃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生成，结合一种人生经验，在人生中逐渐加工制作出来。同样，独创一个人，就要在一部部作品相继呈现的众多面孔中，越来越牢固而鲜明。一些作品可以补充另一些作品，可以修改或校正，也可以反驳另一些作品。

局外何人？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这个默尔索，也是卡利古拉、里厄大夫、塔鲁、卡利亚耶夫、多拉、《误会》中的玛尔塔……，总之，形象“越来越牢固而鲜明”的荒诞人。

下面这段话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毕竟发生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终结了创造，那可不是盲目的艺术家发出的虚幻的胜利呼声：“我全说到了”，而是创造者之死，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1960年1月4日，加缪乘坐米歇尔·伽利玛的车回巴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李玉民2015年5月于广西北海局外人第一部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拉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起。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你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区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凸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黯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愿相信那是他们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间歇拉长，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吧口腔，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并没有怎么觉察，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一时间我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在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

可是，我却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不过，我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便清除了困意。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他们起了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一刻总是最难受的。我还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些事儿，但是楼房里响起一阵钟声让我分了神。窗户里传出一阵忙乱的声响，随后又全肃静下来。太阳渐渐升高，开始晒热我的双脚了。门房穿过院子来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走进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好几份单据上签了字。我看到他穿着黑色礼服、长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抽空询问我：“殡仪馆的人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请他们来合棺。合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亲最后一眼？”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去做了。”

然后，他对我说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交叉起两条短腿。他事先向我打招呼，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加上出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都不准参加葬礼，他只是让他们守灵。“这是个人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过这一次，他准许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佩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您也理解，这种感情带点儿孩子气。他和您母亲还真的总相陪伴，不大离开。养老院里的人都开他们玩笑，对佩雷兹说：‘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呵呵笑起来。默尔索太太一去世，确实给他的打击很大。我认为不应该拒绝让他送一程。不过，按照保健医生的建议，昨晚我就不准他守灵了。”

我们待了许久没有说话。院长站起身，向办公室窗外张望。有一阵，他还观察到：“马伦戈的本堂神父已经到了。他提前来了。”他预先告诉我，教堂坐落在村子里，少说也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们下楼去。本堂神父和唱诗班的两名儿童在楼前等待。一名儿童手上捧着香炉，而本堂神父俯下身，正给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一到，神父就直起身来，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灵堂，我跟在身后。

我一眼就看到棺盖上的螺丝都拧下去了，厅堂里站着四个黑衣人。我听见院长对我说，灵车停在路上等候；同时又听到神父开始祈祷了。从这一时刻起，一切都进展得非常快。那四个人扯着柩单，朝棺木走去。神父及其随从，院长和我本人，都走出了厅堂。门外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院长介绍：“默尔索先生”，但是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只明白她是派来的护士。她那长脸瘦骨嶙峋，微微点一下头，没有一丝笑容。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抬着灵柩的人过去。我们跟在灵柩后面，走出了养老院。灵车停在大门外，呈长方形，漆得油亮，真像个文具盒。灵车旁边跟着两个人，一个是身形矮小、衣着滑稽可笑的殡葬司仪，另一个是举止做作的老者，我明白他便是佩雷兹先生了。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灵柩抬出门时，他摘下帽子），身穿一套西服，裤子呈螺旋形卷在皮靴上面，领口肥大的白衬衣上，扎着一个小小的黑领结。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而鼻子上布满黑斑点；白发细软，露出两只晃荡荡的奇特耳朵，耳轮极不规整，呈现血红的，与苍白面孔的反差，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殡葬司仪给我们安排各自的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头，随后是灵车，由四名黑衣人围护，院长和我跟在灵车后面，收尾的是委派护士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当空，已经普照全宇，铺天盖地压下来，温度迅速升高。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出发。我穿着深色外装，觉得很热了。那个重又戴上帽子的矮个儿老者，帽子又摘下来了。我略微扭头瞧他。这时，院长向我谈起他，说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由一名女护士陪同，傍晚经常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我望了望四周的田野，只见成行的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丘上，柏树之间透露出这片红绿相间的土地、这些稀稀落落如画的房舍，于是我理解妈妈了。在这个地方，傍晚时分，该是放松心情而感伤的时刻。然而今天，太阳暴烈，晒得景物直战栗，显得毫无人性，大煞风景。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佩雷兹走路稍有点儿瘸。灵车行驶渐渐加速，老人就慢慢落单了，围护灵车的人也有一个落后，现在与我并行了。太阳在天空飞升得如此迅疾，令我甚感诧异。我这才发现，田野里虫鸣和青草的咯咯声早已响成一片。汗水在我脸颊流淌。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名职员忽然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话的同时，用右手微微推起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对他说：“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天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新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翻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泥浆里糅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翻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抹黑，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晕头转向。烈日、皮草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又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特派的女护士跟我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下散布开，再聚集相连，他那张颓丧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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