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凌云等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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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试读：
导论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中共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并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重要文献，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党章，同时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首次明确下来，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由此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则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并且独立成篇，展示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关键时期。2011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指出，2010年我国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工程院、国家环境保护部共同牵头组织实施的成果表明：我国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但愿，我们的这份研究成果能够为尽快将中国推向生态文明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本书的主题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体系。
一、关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几点认识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要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必须理清生态文明的内涵、外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
1．理解生态文明的正确维度
20世纪后期，针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前苏联学术界最早在“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前苏联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1987年首次使用生态文明概念。他主要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角度阐释生态文明。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真正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是由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提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界定一般采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的定义。他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合，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将使包括伦理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总体来看，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所下的定义纷繁复杂，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文明”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含混的概念。生态文明本身是一个新概念、一个新生事物，要形成统一认识，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积淀。
更重要的是，不同学者基于对“文明”一词的不同理解，采用不同的解说思路。从解说思路上看，主要有三种：一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文明化进程，即一种实践。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两个层面的行动，即理论行动和实践行动。理论行动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文化、意识、法律、制度、政策，实践行动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生态文明是在继承工业文明成果、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因此，生态文明是一种实践导向，是一把钥匙，一把解决当前人和自然矛盾、社会矛盾的钥匙。
二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演变进程中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古代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它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高度发展，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它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人、自然、社会共生共荣的深刻体会作为人类认知决策、行为实践的理论指南，以人对自然的自觉关怀和强烈的道德感、自觉的使命感为其内在约束机制，以合理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其坚强有力的物质、制度保障，以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协调共生与同步进化为其理想目标。
三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形态，即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原始文明）经过“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农牧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而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它由生态系统生产成果的总和构成。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明。古代社会的生态文明主要表现为社会与水环境的和谐与统一；近代社会的生态文明表现为社会与动植物的和谐统一；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则主要表现为社会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全面和谐与统一。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的定义必须基于当代中国语境。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提出有两个重大历史背景，一是基于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和要求，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格局的总体要求。因此，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文明演化纵向属性，即历史属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横向属性，即制度属性。在把握生态文明内涵时，两种属性不可偏废。
2．生态文明的内涵
首先，从人类文明演变纵向角度看，生态文明是相对于以往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而言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进行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方面的努力及其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态。
这一定义具有三重内涵：一是生态系统恢复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状况，可以支撑人类文明的长远演进。二是生态文明既是一种新的文明成果，又是一种新的文明发展过程。三是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扬弃，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特点在于它是文明地而不是粗暴野蛮地对待生态的文明，它是基于生态规律的文明。
从这个角度理解生态文明，可以避免两个理论失误，一是避免将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割裂和对立起来。实际上，当代中国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不可能抛弃工业文明，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文明实际上是用生态理念和原则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改造后的新型工业文明，或生态化的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和一般意义上的工业文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融合的。二是避免将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割裂开来。理论界对于后工业文明的形态先后提出过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三种观点，实际上，三者都是后工业文明的形态，相互之间不是冲突的，而是一种互补关系，科技文明是从生产力角度对工业文明的发展，信息文明是从生产方式角度对工业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则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对工业文明的发展。
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格局横向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明，即以科学发展观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克服人类活动对生态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进行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的总和。
这一定义有三重内涵：其一，生态系统足以支撑人及其发展的生态需求。其二，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物质文明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精神文明处理的是人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政治文明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生态文明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三，生态文明对其他文明提出新的要求。生态文明要求物质文明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要求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要求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与人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造成对生态的破坏。
3．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上述定义和内涵中，可以归纳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是实践性与建设性。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是一个实践，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构想和文明远景，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实践加以建设。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防治和生态恢复，而是修正工业文明的弊端，把环保理念和要求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在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将环保理念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全过程，将环保要求体现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落实到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社区和家庭等各个社会组织。
二是过程性与长期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长时期、分阶段的艰辛努力。文明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过程，生态文明也不例外。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生态化改造的阶段，这个阶段将伴随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完成而结束。第二个阶段是建设完备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阶段将在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之后启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过程，就是要像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一样，构建长远的目标，形成中国特色道路，划分建设的阶段性和战略。
三是继承性与发展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对以往文明的绝对否定，而是辩证扬弃，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推进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中国不可能抛弃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相反，要在辩证扬弃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不能离开发展，而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科学发展来实现生态化发展，文明地对待生态的发展。
四是制度性与规范性。中国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文明一起，共同服务于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宗旨。因此，在中国，生态文明具有双重制度属性，一是社会制度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制度规范属性，即形成一套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制度规范系统和体制机制系统。（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如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一样，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科学发展观。
1．传统的发展观难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迄今为止，中国在6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发展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具有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至今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导向型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从中国决策层的理论以及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可以抽象出三代发展观的基本内容，详见表0－1。表0－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代发展观的特征与基本内容
从表0－1所列特征可见，前两代发展观都是以经济领域的发展为基本追求，相对忽视生态领域的发展，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前两代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由此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遭遇严重资源环境约束，具有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传统发展观难以指导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2．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思潮难以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加上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环境挑战。许多专家学者从理念、制度、政策等层面进行反思，分别从生态伦理观、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等角度，就发展生态文明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确立生态理性、生态优先观念，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推进生态现代化，构建生态国家等。一些理念在实践中得以实施，成为推进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张生态政治的绿党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曾在西方近20个国家的议会中拥有议席，一些绿党还取得过执政地位，其生态理念得以影响实践。
但是，总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建设理念和指导思想只能为中国提供借鉴和参考，难以直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首先，西方国家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具有庞杂性，不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理论侧重于哲学思辨，如生态伦理学；一些理论侧重社会与政治批判，如生态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侧重技术路线，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整合，难以成为一个指导一种新的文明生成的指导思想。
其次，西方国家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具有抽象性，难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往往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征，试图剥离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因素。无论是基于“人类中心论”还是基于“非人类中心论”，西方的生态文明观都从哲学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把人类脱离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价值争论。立足于抽象人性思辨和批判，难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制度的耦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具有社会制度特征。因此，西方抽象掉社会制度特征的生态文明理论难以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最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具有消极性，难以指导中国积极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多少都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例如，一些思想家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主张出发，主张“零增长”、“负增长”，一些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则主张“反增长”。“增长极限论”的悲观思潮则低估科技进步的作用，产生了地球将要毁灭的人类前途悲观论，构成反对现代技术的思潮。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发展不够是中国的基本阶段性特征，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理论主张不同。因此，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作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3．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是内在兼容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总和，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关联起来并作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次，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关联性。科学发展观内在包含了生态文明的要求，是一种生态文明指向型发展观。生态文明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路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个发展是包括生态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是这种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重要的是以满足人的利益为本。当今时代，人的利益已经超出单纯的物质利益，发展到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生态文明则是满足人们生态利益的基本途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的全面、协调包括前述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则直接是指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也标志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筹推进。因此，科学发展观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为我们进一步建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科学发展观不仅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还为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条基本的社会管理原则，这就是“生态—发展”原则。
复次，科学发展观是党领导和推进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是推进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一个发展问题，即在发展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即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要通过科学发展能动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像纯粹生物学和神学主张的那样，停滞工业文明的发展搞单纯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是要在发展中解决人与自然不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联系经济与生态、人与生态、国内与国外来分析、观察和推进，需要统筹协调的思维方法，只有科学发展观才具备这种理论指导功能。
再次，科学发展观也指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强调要通过内生型自主创新、国内市场的培育实现发展，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依靠对外生态扩张和生态输出，而是依靠自身的内生努力来实现。
最后，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提出的历史关联来看，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提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生态文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的。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号召人类选择生态文明发展模式。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中国相继公布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1994年公布“中国21世纪议程”，2000年公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此后，中央先后提出“农民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等蕴含着“生态文明”基本观点的重要思想，在局部领域，如林业直接提出来建设“生态文明”，然后，在科学发展观正式形成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重要文献。（三）建设生态文明，要走中国特色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要遵循历史逻辑和时代要求，依托后发优势，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1．中国不能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因为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具有不同特点。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呈现出滞后性、被动性和剥削性的历史特点。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冲突的，因此，资本主义是反生态的社会制度。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到严重的生态约束，这些约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难以破解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在先发优势、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支撑下，迅速提升生态文明化程度。由此形成了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历史特征在于：一是滞后性，即生态文明发展滞后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二是被动性，即整体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是先发展后环保、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消极性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三是剥削性，即发达国家提升了自身的生态文明水平，但是这一点是建立在剥削他国生态资源、破坏他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
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质，建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生态资源分配体系带来的生态霸权，同时也是以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话语权优势等先发优势为手段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种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2．中国传统生态环境保护道路难以支撑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奠定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三个历史性转变”，把环保工作推向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中国开始从环境保护步入生态文明建设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展开。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以外，生态文明建设扩展到其他诸多方面。在气候方面，2006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要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标志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接轨的过程加快。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2007年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减排方面，2010年8月18日，国家低碳省区市试点启动，首批五省八市即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进行试点。试点的任务，一是编制低碳发展规划；二是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三是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四是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五是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总体要求是要努力建成低碳发展先行区，绿色发展示范区和科学发展试验区，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内在统一。在资源节约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资源利用技术政策大纲》，力图在五个方面发挥引导作用：一是引导关键、共性重点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二是引导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三是引导成熟的、先进的综合利用技术与工艺的推广应用；四是引导推动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五是为各地区、各行业编制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提供技术支援。在投入方面，近10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总投资接近1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江源头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其中用于各种补助性质的支出3000多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安排2000多亿元资金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不仅减少了大量污染，而且改善了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中国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从国际义务履行看，截至2010年9月，中国已经完成《蒙特利尔议定书》阶段性履约任务。自1991年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结合形势发展和自身实际，不断扩宽履约管理思路，创造了很多“第一”，包括第一个编制完成《国家方案》，第一个制定加速淘汰计划，第一个推行工业重组，第一个实现淘汰全氯氟烃和哈龙目标。20年来，已经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共计10万吨生产量和11万吨消费量，约占发展中国家淘汰总量的一半。2010年已经全面停止全氯氟烃、哈龙、四氯化碳等主要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从减排来看，“十一五”时期，通过强化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措施。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12％，二氧化硫下降14％，双双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上述进展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总体上看，环境保护赶不上环境污染的步伐，中国生态环境仍处于总体恶化状态，中国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根据环境保护部的通报，2010年上半年环境质量总体平稳向好，部分指标反弹。地表水总体中度污染，IV、V类占26.4％，劣V类占24.3％，氨氮、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不同程度超标，近岸海域水质差于上年同期。监测的443个城市中，189个出现酸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环境保护道路是传统发展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难以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突出表现在，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与科学发展尚未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环境保护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有机结合。尽管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国策，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势存在，环境保护实际上处于服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在以GDP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导下，一些地方往往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作为次要目标，而一旦节能减排目标被“硬化”后，又往往以暂时牺牲发展为代价完成目标任务。2010年9月，江苏、浙江、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对企业拉闸限电，靠牺牲生产和发展完成指标。江苏常州市要求大约7000家公司“开九停五”，要求各公司的电力消耗同比下降20％—30％。2010年冬天，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为了减排停止向居民供暖的极端做法。
其次，环境保护与修复赶不上环境“折损”速度，难以形成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应该看到，伴随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发展的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环保治理投资每年为25亿元至30亿元；到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3387亿元，是1981年的135倍。但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呈现加速累积特征，诸多深度污染逐渐凸显和释放，不断加大的投入同环境污染的发展和由此造成的影响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例如，2008年一项调查表明，如果水土流失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发展，中国西南部1亿人将在35年内丧失土地，东北部的收成将在半个世纪内下降40％，水土流失导致每年45亿吨土壤流失，1998—2008年的10年间，每年导致直接损失2000亿元。“十一五”时期，重金属污染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尽管已经出台《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要求力争2015年构建完善的防治体系，但是，由于这类污染的持久性和广泛性，现有的措施难以在近期内扭转局面。国家环境保护部2010年1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增长，中国生态环境年“折损”近万亿元。全国连续5年的环境经济核算结果表明，尽管“十一五”期间污染减排取得进展，但是环境污染损失代价持续加大，5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5118亿元提高到8947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从2874亿元提高到5043亿元，增长75％。
再次，经济发展方式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不够，导致污染减量赶不上排放增量。例如，一方面强调节能减排，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对高碳排放的煤炭高度依赖。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加上一次性能源中煤多油少，致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炭。根据近期召开的国家能源经济形势分析会的分析，即便是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只能达到11％以上，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2009年的70％以上，降到63％左右。“十二五”期间，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仍然是能源供应主体，特别是煤炭将继续起基础性作用。为此，未来5年，国家将推进14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使之产量占全国的90％，石油原油稳定在2亿吨。火电仍然是主要电源。中国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其间，“十二五”末期达到11.4％，主要不是靠减少石化能源，而是靠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可见，环保道路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仍然没有充分耦合，要发挥环境保护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综合作用，必须创新和完善环境保护道路。
最后，制度缺失，机制不活，科学性不强，尚未形成体制机制体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不顺、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助长了粗放型、环境破坏性增长方式。环保收费制度、污染者收费制度尚不完善，生态价值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助长环境破坏行为。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跟随式的，而应该是跨越式的。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面临双重挤压：一是来自传统发展方式的挤压；二是来自不合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压。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挟持国际组织，凭借资本和科技威力，依托市场和产业链优势，转嫁危机，掠夺生态空间和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跟随式和被动式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只能导致中国的生态文明永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永远受制于西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生态危机就是这种“人头酒杯”。要避免这种代价，必须寻求超越之路。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探索超越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同样，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特殊环境也决定了不能延续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道路，而应该采取超越式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要统筹发展，靠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超越发达国家的道路，必须基于自身的优势。如果说发达国家具有发展生态文明的先发优势，那么中国则具有自身的后发优势。当前，中国的工业文明正在追赶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同时正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文明位差在缩小，发展生态文明的后发优势正在显现。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具有六大后发优势，即制度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科技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后发优势为基础，以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参照，可以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超越式发展道路。从历史视角看，其“中国特色”应该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性与同步性。首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零散的、应景式的，而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过程。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系统的文明重建和文明转换时代，中国不应该像发达国家早期实践那样，单纯开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生态建设，相反，要推进从单纯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到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转变，实现文明形态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系统转变。其次，要推进生态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步和协同。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生态文明，而是要实现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通过五大文明发展的整合与联动，可以推进政府和行政的绿色化、经济生活的低碳化和绿色化、社会的绿色化以及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主动性与发展性。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特殊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滞后性，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亲生态的社会制度，因此，相对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而言，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当前，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构建亲生态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这种社会制度基础上，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传统道路，推进主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消极的、脱离发展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发展型的。中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发展不够是中国的基本阶段性特征，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首要任务。强调生态文明，不应该否定发展。在这点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一些思想家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主张的“零增长”、“负增长”不同，也与一些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主张的“反增长”不同，而是承认发展，承认科学发展，推进发展，推进科学发展，承认工业文明，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积累绿色资产、开发绿色资源、拓展绿色空间的一种发展手段。因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应该是积极的、发展性的。
三是互利性与内生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不应该是对外掠夺和转嫁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和互利的。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依托经济霸权基础上的生态霸权，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中国没有殖民地，处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不会也不可能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和生态转嫁，更不会对他国进行生态遏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努力实现互利共享。在整个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同时，在同发达国家的生态交流中，要力争摆脱生态掠夺、生态转嫁和生态遏制，努力维护国家的生态权益，实现国家生态进出的平衡。（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上述历史特色需要体现到现实道路中，形成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现实内涵。中国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应该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展了关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系统实践，已经基本形成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理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新提出的一项建设任务，在实践上尚未全面展开，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在推进上尚未形成工作体系。本书旨在以指导思想为切入点，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
科学发展观指导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包括十大支柱。这十大支柱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体系的十个方面：一是生态友好型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式支撑；二是低碳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支撑；三是绿色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支撑；四是“两型”社会是承载生态文明的社会支撑；五是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支撑；六是技术创新是驱动生态文明的技术支撑；七是推进国土空间布局合理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支撑；八是对外生态合作与国际互动是推动生态文明的外部支撑；九是完善评价体系是生态文明的引领体系支撑；十是全面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绿色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五）本书基本框架、主要观点和主要创新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属于总论部分，主要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的战略机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等五个问题。第二部分包括第六至第十六章，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第六章概要提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总框架，第七到第十六章分别阐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十大支柱。第十七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和总结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在于：
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重大战略机遇。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系统性转换。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生态危机时期，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只有赶上人类文明转换的契机，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振兴崛起和复兴。当前，一方面世界发展重心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迁移；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形态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发展重心的横向迁移和文明演变的纵向演变交汇于中国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这是中国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和支撑。
二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即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发展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强调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现代化进程和生态强国进程，丰富了中国现代化内涵与道路，充实了中国强国进程的内涵与路径。
三是中国具有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重优势。即六大后发优势：制度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科技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只要采取切实举措，全面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可以摆脱现有的生态转嫁、生态剥削、生态流失，扩大中国发展的生态空间，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四是从理论、历史、比较三个层面阐明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地位，不仅来源于理论上的可行性，也是中国发展观演变历史和实践的选择。传统的发展观难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只有科学发展观将生态文明内化到发展进程中，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五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应该具有具体的路径和重点，是一个推进体系。本书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十大支柱或十大支撑，即发展方式支撑、产业支撑、制度支撑、社会支撑、文化支撑、技术支撑、空间支撑、国际支撑、评价体系支撑、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和本书的基本框架、主要观点与主要创新
（一）文献综述：已有研究基础与本书研究重点1．现有研究基础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相关对策建议不胜枚举。在此不拟做全面的文献和观点综述，主要围绕本书的内容，分析学术界的主要成果。
总体上看，学术界围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道路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论题涉及生态文明内涵、建设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指标的构建、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途径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个方面。就代表性论著而言，概论性的主要有《竭泽而渔不可行——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郭强，2008年）、《生态文明论》（陈学明，2008）、《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薛晓源，2007）、《生态文明论》（余谋昌，2010）；《生态美学导论》（曾繁仁，2010）；专题性的有《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储大建，2008）、《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宋宗水，2009）、《生态文明与环境立法》（刘爱军，2007）、《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研究》（雍际春，2009）；实证性研究主要有《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报告》（严耕，2010）。对策性研究主要有：（1）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学术界主要有生命伦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种主张。
徐文明基于佛教理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生命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生命伦理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从关注人自身到六道众生，从关注人生疾苦到所有生命的命运，确立以众生之福祉、生命之和谐为目标的伦理观。这种代表人类最高道德水平的生命伦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是因为，生态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现在生态恶化，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系统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不正视这一现实，不关注众生的疾苦，不努力实现生命的和谐与幸福，就无从建设生态文明。
张渝政和周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自然生态观、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超越了时代局限，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可以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例如戴安良认为，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因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要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正如胡锦涛所说：“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般地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天人合一”。简言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人之“本”，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跨入生态文明的发展主流，代表着人类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潘岳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说：“没有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了享受的前提。生态文明体现的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内涵。”（2）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学术界尚未就这一道路本身展开充分研究，而主要是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环境保护道路等层面进行了研究。
例如，李景源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就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特别是其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走出一条不同于第一次工业化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唐代兴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明是一种生境化文明，它的具体指标有三：一是地球具有强健的承载力；二是社会具有生生不息的自净力；三是气候生境化运行。以此三大指标为规范引导，探索以低碳化生存、灾疫防治、生境化教育为主要方式的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
周生贤则提出通过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他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中之重，就是积极探索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代价小”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效益好”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排放低”就是坚持污染预防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用适当的环境治理成本，把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限度；“可持续”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长远发展相融合，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总之，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要用新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用新的视野把握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机遇，用新的实践推动环境保护取得更大的实际成效，用新的体制机制保障环境保护的持续推进，用新的思路谋划环境保护的未来，制定和完善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诸大建提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就是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他认为，生态文明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实现生态文明要求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二是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以上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中国要搞的生态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同时，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概而言之，中国未来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3）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学术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比较丰富的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下述几个方面：
①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张新宁认为，举凡文明其灵魂皆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存在。对生态文明而言，其灵魂则是生态文明意识，或曰生态文明价值观。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确立生态文明意识。而要在全社会确立生态文明意识，就必须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使人们全面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中心论”的传统观念，用尊重自然的态度取代无节制占有自然的欲念，把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和评判标准。钱俊生认为，确立生态文明意识的过程，既是生态文明观的形成过程，也是文明观的转变过程。对于文明观转变的具体层面，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思想意识上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从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重物轻人的发展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郭强认为，文明观的转变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确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同时也对不同社会成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要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转变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对于政府而言，要树立生态文明执政理念，积极推动生态文明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对于企业而言，要树立生态文明型企业家精神，实施企业绿色管理和清洁生产。王博则明确提出，要将转变消费理念和模式、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树立科学执政理念、树立素质教育理念以及树立德法共建理念，作为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②构建生态文明型政府。建设生态文明对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职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型，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型政府。至于政府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的作用，学者们基本都认为，政府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如何坚持政府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如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调整政府职能，蔡文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强化多层次绿色政治组织机构的环保权能，增强其生态绩效；二是有效实施和切实执行丰富的绿色政治制度；三是创新绿色政治运行机制。常丽霞、叶进则较详细地阐述了根据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构建相应的政府环境管理职能和制度的具体着眼点：构建国家环境管理体制；全面规划、整体协调各级政府的环境管理；构建生态化的市场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供给全面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培养生态保护领域的社会自治能力；建立合理的政府考核制度。周生贤认为，环保部门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③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关键是建构一个稳固的制度保障基础。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现存的诸多法律和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因而要在具体分析现存法律和制度的不足的基础上，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魏澄荣认为，许多企业对发展生态产业积极性不高的深层原因是利益驱动不足。具体而言，就是由于现行的价格机制扭曲、排污费偏低、环保处罚力度不够以及税收、融资优惠不到位等原因，致使企业发展生态产业难以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也就没有积极性。施从美则指出，在跨行政区的区域环境立法上存在环境法规的执行主体被人为割裂、国家环境立法相对滞后和环境法规内容存在冲突等三方面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局限。关于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孙立侠认为，建立在制度维度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即生产制度正义、分配制度正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正义。也就是说，在制度设计上，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体现正义或公平的原则；不仅要能有效维护国内弱势群体的权益，也要能有效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权益。李长健、张磊、董芳芳则从农业生态保护的角度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追求协调发展的目标性原则、以预防为主的基础性原则和注重公众参与的关键性原则。关于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应采取的主要举措。郭强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各个方面，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环境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变革，迫切需要在上层建筑的法律领域，也进行一次重大的变革，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刘延春则提出了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体系的三项要求：一要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二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自然资源保护法”，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三要在各种经济立法中突出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内涵，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法中得到充分体现。李长健、张磊、董芳芳则认为，完善生态文明基本制度应由六部分组成，即作为基本前提的国家责任制度、作为逻辑起点的规划和影响评价制度、作为核心目标的综合利用制度、作为重要保障的专家监督制度、作为关键内容的利益分享制度以及有助于促进和谐运行的纠纷解决制度。张爱娥、赵美珍则主张应该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并指出应该从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安全预警应急机制、宣传并适用ADR争端解决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机制。周生贤提出，在推进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上，要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深化价格改革，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机制，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不断完善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要建立健全与中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以及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保驾护航。
④构建生态文明的产业基础。严耕、杨志华认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是指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采用无害或低害的新工艺、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把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中的产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业流通、资源利用、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因而，生态产业具有非常宽泛的含义，可以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渔业、生态商业、生态建筑业等。对于生态产业的每一领域，学界均有著述讨论。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发展生态产业的主要路径与方式。薛晓源和陈家刚认为，生态产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产业基石，若要奠定建设生态文明的产业基石，就必须实现从传统产业到生态产业的转化，并在具体操作中采取循环经济的形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生态产业的空间组织上，姚丽娟认为，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因为，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条件，产业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产业集群也有利于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共识。因而应该通过大力构建产业集群，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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