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特(女性向“斯通纳”，孤独患者重建指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安妮·凯瑟琳·博曼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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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特(女性向“斯通纳”，孤独患者重建指南)试读：

倒 数

年满72岁便可退休。

截至现在，距离我退休还有5个月，整整22周。

如果我的所有患者都来就诊，那就意味着我还要安排整整800次咨询。如果有人取消预约，或者病了，次数就能少些。

不管怎么说，这都算是一点安慰。

窗 格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向窗外凝望。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地毯上，形成4个交错的方格，缓慢而坚定地移过我的脚[1]背。我手边放着一本没有翻开的初版《恶心》，我已经努力了很多年，可就是看不进去。她的双腿纤细苍白，时节还这么早，她的家人就允许她穿裙子出来玩了，我有点惊讶。她在路上画了跳房子的格子，全神贯注地玩起来，先是单脚落地，再换双脚，如此反复。她头上一左一右梳着两个辫子，大约7岁，和她的妈妈、姐姐一起住在这条路上靠里的4号别墅里。

你可能以为我是个哲学家之类的人物，平日里坐在窗前是为了思考比跳房子和阳光在地板上移过更深奥的事情。你猜错了，其实，我坐在这里纯粹是因为无事可做。或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女孩有时会跳出一系列高难度的步伐，当她的欢呼声飘进来，我能从中听出些许盎然生趣。

又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去沏了一杯茶。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她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更有趣的游戏了吧，我想。

路中央只留下一截粉笔和一块石头。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我把茶凉在窗台上，将毛毯摊开盖住膝盖，紧接着便发现视野边缘有什么东西掉落下来。一声尖叫传来，身体僵硬的我挣扎着站起身，挪步到窗前去看。她就躺在我右侧不远处的路面上，那里有一条折向湖畔的小径，还有一棵树。我瞥到有只猫正站在那树的一根枝干上摇尾巴。树下的女孩已经坐了起来，她正靠在树干上，捂着脚踝啜泣。

我从窗前缩回头。

要不要去哄她？从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就没跟小孩说过话。要是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想方设法地安慰她，她会不会更惊惶不安？

我又偷偷往外瞟了一眼。她还坐在树下的草丛里，正仰着哭花的小脸朝路这边看，目光似乎穿过了我的房子。

也许别让任何人看到我才是上策。要是看到我这样，他们肯定会交头接耳：他不是个医生吗？为什么碰上这样的事却干看着？

于是，我端起茶杯，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我对自己说，那女孩很快就会站起来，单腿跳回家，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我还是像个逃犯一样在厨房里呆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等到茶凉了，杯子里的水变得浑浊，天色也暗了下来，我才蹑手蹑脚地回到前厅，将半个身子躲在窗帘后头，偷偷地往路那头看。

当然了，那时她已经离开了。

残 香

自从我雇了苏拉格太太之后，她每天早晨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跟我打招呼。她日日坐在那张红木做的大办公桌旁，就像端坐在王位之上的女王。我一进门，她就起身接过我的手杖和大衣，我则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衣架上方的搁板上。与此同时，苏拉格太太会过一遍当天的预约安排，最后递给我一沓病历档案，这些都是从办公桌后面她一丝不苟地整理好的档案柜上拿下来的。然后，我和她简单交流几句就会开始忙工作，直到中午12:45，我才出门去附近一家中规中矩的餐厅吃饭。

就好像有规定一样，我外出用餐前，她都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等我吃饭回来，又会看见她坐在我出门时她坐的那个位置上，分毫不差。有时候我会怀疑她压根儿没吃午餐。空气中闻不到一丝饭菜的气味，而且我从来没在她桌子底下发现哪怕一丁点儿面包屑。

苏拉格太太是不是不需要吃东西也能活着？

那天早晨，她告诉我有个德国女人打电话过来，想过会儿登门拜访，预约咨询的时间。“和杜兰德医生聊过后，我得知她几年前因为严重的躁郁症自杀未遂，住进了圣斯特凡医院。”“不行，”我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收这个病人，因为要治好她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杜兰德医生也认为她应该再次住院治疗，但是，她坚持要找您做心理咨询，医生。我可以在预约日程上把她安排进去，不难。”

苏拉格太太一脸怀疑地盯着我，但我还是摇了摇头。“不行，这不合理。还是委婉拒绝，请她去别家治吧。”等到退休的时候，我就已经执业近50年了。所以，我已经受够了，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再来一个新病人。

苏拉格太太又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很快就继续查看预约安排了，没有再追问此事。“谢谢，非常不错。”我说着接过一沓病历档案，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我的办公室就在苏拉格太太的地盘正对面。所谓她的地盘，就是病人等候的接待区，空间充足，所以我这位秘书打字的咔嗒声和她与病人之间的对话都不会打扰我工作。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甘斯堡太太，一个无趣的女人。她刚来，正在翻阅苏拉格太太偶然买的一本杂志。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在心中提醒自己：等接待完她，我就只剩下753次咨询了。

这天就像浮萍一样轻飘飘地过去了，直到我午餐后返回办公室，在门口差点撞到一个面如死灰的黑发女人，我为自己的笨拙向她道了歉。那女人瘦得吓人，棱角分明的脸上长了一双巨大的眼睛。“没关系，是我挡路了。”她边说边往里走了几步，“我是来跟你约时间的。”

她有明显的口音，我意识到她一定就是那个德国女人。她将一张印有圣斯特凡医院标志的地图抓在胸前。“恐怕不太方便。”我回答。

那女人慌忙地向我跨近一步，急切地说：“预约心理咨询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但是我没别的地方去了。求你帮帮我吧……”

我本能地后退几步。她褐色的眼睛放出狂热的光，逼视着我，那目光仿佛一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显然，要想摆脱她免不了拉扯一番，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于是，我朝苏拉格太太招了招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这位太太请随我来。”我说着绕开那女人往屋里走去，“我的秘书会跟你详细解释一切的。”

说到底，这女人出现在这里是苏拉格太太的失误。所以，由她来将这个女人劝走才合适。女人千恩万谢地跟在我身后朝前台走去，我带这个女病人来到苏拉格太太面前，意味深长地给她递了个眼色。我的秘书只将左胳膊肘抬起了寸余。“苏拉格太太，你帮帮忙，跟她说一声吧？”我询问道，然后低下头，拖着僵直的身子匆匆逃往我的安全区——办公室。但是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的身影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好像总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每当我打开办公室的门，那气味就像灰尘一样打着旋儿向我扑过来。

聒 噪

时间匆匆穿过我的身体，就像自来水从没人换的锈蚀的水龙头里往外流淌。那天，我漫不经心地接待了7个病人。午后的天空像铅块一样阴沉沉的，下着雨。再接待一个病人，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陪同阿尔梅达太太往办公室走去，同时向我的秘书瞟了一眼。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整洁的办公桌后面，正盯着桌面出神。悬臂台灯将她一动不动的身影打在她身后的墙上，她显得格外落寞。我甚至有一瞬间都在考虑要不要上前同她说些什么了，可是，又能说些什么呢？最后，我只是将身后的办公室门关上，转身接待我的病人。

阿尔梅达太太几乎比我高一头，一举一动总是格外显眼。她一阵忙活，将雨披脱下，把雨伞放下，往长沙发椅上重重一坐，抚平湿乎乎、皱巴巴的半身裙，透过架在她那个歪歪扭扭的鼻子上的小眼镜颇为埋怨地看着我。“医生，我这星期过得糟透了。”她一边大声抱怨，一边挪了挪身子，让自己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我心绪不宁。我敢肯定，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我跟伯纳德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让我一整天坐在椅子上，单单这件事就让我心烦意乱！”

阿尔梅达太太总是紧张兮兮的。对她来说，没有哪天过得合她的心意。我的治疗似乎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改善，可她还是十分虔诚且兴致勃勃地每周来我这里两趟，就为了责备我一番。光是跟她说她本可以过得更好的就能让她生一肚子气，所以，我是真的不理解她为什么非要来。通常情况下，我就只管听她说话，偶尔会插嘴评论一两句，或者冒险就她完全忽略的问题多说点儿。“……结果她说我上周欠她3法郎——3法郎，你听听啊，脸皮真够厚的！说起来我胸口就堵得慌。在商店里我差点转身就走，但是我忍住了，我告诉她，我说……”

我受过多年的训练，不必认真听就能择机小声应和，要是走运，我甚至一个字都不用说就可以挨到她离开诊所。

我的笔尖就要无聊死了。我低头看看，开始玩把眼前的病人画成鸟的小游戏。“我确实神经敏感，可我要跟你说，我就是受不了不讲理的人！”阿尔梅达太太几乎是在喊叫。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除了一些模糊的形状，透过窗户几乎什么都看不清。糟糕的是，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格上的雨点似乎让我的病人说话声更大了，音量比平常高了许多。但是我显然得继续忍受这一通琐碎的诉说，我无奈地想，同时注意到她头顶上有一小块头发稀薄得可疑。想到她可能会逐渐秃顶，我不禁暗暗想笑，况且，说不定我比她还知道得早些。于是，我赶快画上了这处新观察到的细节。我想象着有一天，她站在镜子和玻璃窗之间，冷不丁地瞟到自己的后脑勺，吓得僵在原地，连忙伸出短粗的手指将头发扒拉到旁边，露出那块秃了的头皮，然后尖叫起来：“伯纳德！你怎么没告诉我啊，伯纳德？”就这样，这里画两笔，那里添两笔，我的生命又过去了一个小时。阿尔梅达太太做完了心理咨询，对我表示感谢。我为她打开门，小心地遮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不让她瞧见本子上画的秃顶鸵鸟。

还剩688次咨询。这时，我感觉688次真是太多了。

生长痛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苏拉格太太和我核对我的日程安排时，我打断了她：“等等，刚才那条怎么回事？那个德国女人还是成功预约了？”

她果断地点了一下头。“是的，我得说，她十分坚持。她决意要开始心理咨询，显然是听过关于医生您的一些好评。”

我不屑地哼了一声，什么时候这也成了可以违背我的指令的理由了？“我解释过了，你还有5个月就要退休，但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如果这样还拒绝她实在不妥。”

她说得有道理。如果那德国女人接受只做5个月的心理咨询，那么接受她做我的病人就不会违背我的职业道德，我也应该为额外地赚一笔而感到高兴。可我还是无法平息怒火，苏拉格太太怎么敢再往我的生活里塞进来一个人？我明确拒绝过，她却还是违背了我的意愿。我都要清理办公桌，退休了……

这个女人叫阿加特·齐默尔曼，她预约的咨询时间是第二天的下午3点，现在看来我做什么都晚了。

那天，最后一位病人一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就出门去找苏拉格太太了。她正收拾东西准备走，看见我找她，便问我今天是不是挺累的。我耸耸肩说，今天和之前的那些日子没什么区别。我还在生她的气，但我还是在一旁等她收拾好一切并穿上外套，为她开门。“谢谢。”她说着走入几不可见的蒙蒙细雨中。

我点点头，锁上了身后的门。“也谢谢你。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也祝您有个愉快的晚上，先生。明天见。”

回家的路上，我的双腿似乎要把我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拖。我想象着，其中一个是家的方向，我可以回去吃几片面包，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将腿跷在脚凳上，听着巴赫等待夜幕降临；另一个则是令人不安的方向，让我想起童年时的生长痛。那时候，我常常因膝盖疼得直哭，但父亲专注地画画，很少抬头看我，他只是说：“你只是在长身体，以后就不疼了。”

也许是我的腿听到了异国他乡的召唤。然而，我最远只到过巴黎，出国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我已经老了，父亲说的始终没有实现，那种痛楚是永久性的。

总之，最后我选定了方向：步履蹒跚地穿过清冷的夜色，走到了罗赛特路9号的花园大门口。这条路上散发着浓郁的新翻过的泥土的味道，我的几个邻居刚刚建好了花圃，花了好几个小时除草、播种。我的院子里执拗地只长着苔藓，仿佛草坪的海洋中泛起的涟漪。

等我吃过饭，轻柔的小提琴声像棉絮一样填满我周围的空间，我会陷入一连串的思绪，越发忧愁，不能自已。尽管我对这些都有所察觉，也知道这样会让自己痛苦不堪，但我就是任由这些情绪将自己淹没。可以说，这种状态是我自找的，我就是想一个人坐着，自怨自艾。我总是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想，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老了之后身体会怎样？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关节会疼、皮肤会皱？为什么没人告诉我那些不可言说的感受？衰老的过程就像是眼看着心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某一天早晨，当你醒来，你会发现镜子里有个完全陌生的人。这有什么美或自然可言呢？想到这些，我的心被苦涩的潮水漫过。

唱片播放完毕，安静将客厅中的我孤零零地抛下，致命一击来了——你永远无法逃脱。我不得不待在这座违背我心意的灰色监狱里，直至死亡。圣斯特凡蒙彼利埃，1935年6月21日回复：阿加特·齐默尔曼  今晨收治后，患者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法沟通状态。以下资料多来自她之前的病历。  女性，25岁，德国人，1929年因求学移居法国。15岁时有自残行为，自杀未遂，青春期时定期去当地的魏因里希医生处接受治疗。病史  患者家庭富裕，和母亲、父亲与小2岁的妹妹一起生活。患者的一个姑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维也纳的一家精神病院度过。除此之外，患者家族中并无其他人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父亲是盲人，从事个体经营，母亲是全职太太。  患者今日自诉极端悲伤，有自杀的想法，但反对入院治疗。有歇斯底里的症状。我们对她使用了限制行动的手段。患者脸色苍白，营养不良，抓伤了自己的脸，有几绺头发缺目前状况失。  患者独处时大喊大叫，无法沟通。过敏史  无可知过敏原。  疑似精神病（早发性痴呆）。应对患者观察数天。如有需治疗计划要，可使用乙醚，夜间则给患者用水合氯醛20mg。咨询医师杜兰德先生

阿加特I

我不习惯对已婚的病人直呼其名，但是这样能让她开心的话，也未尝不可。“好，那就听你的。”

她笑了一下，环顾四周，屋里除了我坐的扶手椅和她坐的长沙发外，就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两个书架。两个高耸的书架装满了书，都是我曾经怀着极大的热情收藏并认真看过的。她观察了一通办公室的布置，才小心翼翼地坐定，转过身，安稳地躺下。“好，首先，我还是想重申我的建议，你最好还是去找别的医生，”我开始说话了，“因为你是知道的，我还有不到5个月就退休了。而且，坦白讲，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不太可能把你治好。你最好还是去找一位能自始至终跟完整个疗程的医生，或许去巴黎找位医生？”

阿加特突然坐直，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我不住院，不吃药，我就只想要一个跟我说话的人。我决定了，那个人就是你。”她微微扬起下巴，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除非我拽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否则休想把她赶走。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那就这样吧。”“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好。如果到时候需要，等我退休后可以给你推荐我的一位同事。”她耸耸肩，重新躺下，仿佛我说的这件事无关紧要。“这样的话，”我继续说，“我建议咱们每周做两次咨询，周二下午3点一次，周五下午4点一次，每次1个小时。收费是每小时30法郎。如果你有事不能来，可以取消预约，但每小时的治疗我都会计费，直到你不再来为止。”

她点点头。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香水味，带着一丝辛辣气味，时不时地拂过我的鼻子。这气味令我想起了什么？“好。咨询期间，你有任何感觉都可以跟我说。对内心感受闭口不谈或者撒谎都会拖延治疗，而且我们聊的一切我都会保守秘密。”

和往常一样，我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段独白，算是邀请她开始对话：“现在，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吧。”

阿加特犹豫片刻，轻轻揉了揉眼睛。“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欲望。”她的口音独特——或许这就是她努力将每个音节都发得像水晶一样清楚的原因，“我不奢望能好起来，但我希望自己起码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过下去。”

显然，我面前这个病人的情况堪称罕见，因为她对奇迹没有指望。而我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想要快乐无忧地生活，可我给不了他们。“是什么让你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过下去呢？”我问。

阿加特开始向我描述她的症状。她头疼，有湿疹，常常哭泣，有时会突然暴跳如雷，变得非常暴力。她要么睡得比常人多，要么就根本睡不着，已经无法为市里的一个会计师做记账员了。几周前，她告了病假，在那之后，她几乎整天以泪洗面，要么朝她的丈夫朱利安大喊大叫，要么就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床上。我心烦意乱地听着她的诉说，心中想的却是她的香水究竟是什么味道。“有时候，”她恍惚地说，“我幻想着把自己抓得鲜血淋漓，毁了容，这样就没人能认出我了。”

她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些极端暴力的话，鲜明的反差令人咋舌。“真的吗？”“我有想抹去我的脸的冲动，因为我配不上它。”“你想换一张脸吗？”我问。但是她摇摇头。“不，我就是想被暴打一通。”

我在笔记本上短短记了几笔，又叹了口气。和我想的一样，她的病十分严重，想在剩下的几个月里让她好转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暗骂我那位任性的秘书。都是因为她，我现在才要对付一个如此偏执且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她显然有个执念，认为我能将人救出苦海。“我理解，”我说，“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太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周五下午4点再见。”“医生，谢谢你。”告别之际，阿加特真诚地说，我们又握了握手，“您的治疗对我意义重大。”圣斯特凡蒙彼利埃，1935年8月20日回复：阿加特·齐默尔曼  今天上午8:12，患者企图用刮胡刀的刀片自杀，被劝阻，未遂。  尚不知道她是如何拿到刀片的。护士利内太太发现她尝试用刀片割开右腕，后来用丝线给她缝了8针，10到14天后可拆线。  目前已限制其活动，待其平静后可取消限制。  6月21日收治入院后，首先使用乙醚稳定病人情绪，其后使用了电休克疗法，患者的哭泣次数减少。但是，与其交流时，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均呈现出冷漠无反应或表达含糊的状态。患者无明显精神病症状，但经观察，其具有躁郁症的表现。  夜间当患者做出攻击行为时，继续采用电休克疗法。不允许她出院或见访客。除有医护人员监督的用餐时间，应始终治疗计划限制她的活动。如患者始终厌食，拒绝进餐，可以强制喂食。咨询医师杜兰德先生

看不见的朋友

我的邻居会弹钢琴，不常弹，但总是弹同一段，而且磕磕绊绊的，就好像他其实并不怎么会弹琴，只不过记住了这么一段旋律而已。我不知道这是哪首曲子，但是最后我喜欢上它了，还发现自己在吃完饭收拾碗碟时，或者烧开水泡茶时，会偶尔哼起这段旋律。

白天琐碎而漫长的工作之后，我回家坐在椅子里睡着了，隔壁的琴声让我心绪平和。我与邻居虽然被墙壁分隔两边，但这反倒令我们更加亲密。他与我，我们做邻居多年，彼此熟悉，无须多想便清楚对方日常活动的所有动静——什么时候是他晚上睡前最后一次如厕，什么时候是他醒来准备去教堂做礼拜，我都了然于心。此时弹琴的他先是兴致勃勃，转而满怀忧思，然后归于寥落。我想象着，自己可以从他手指拂过琴键的方式和日常活动的间隔与空白听出他的一切。有一次，整个周末我都没听到他的动静，心中越发不安。当然了，我最害怕的是自己忍不住去敲他家的门。所以，当我终于听到了邻居的关门声，知道他还活着，心里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要是我在街上遇到他，可能根本就认不出来。大多数时候，尽管我努力集中精神，最后还是难免陷入纷乱的思绪中，可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他是高是矮？是否留着长发？我毫不知情。但是他弹奏的旋律和他生活中发出的响动，我都知道，都听得出。我感觉自己与他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而且我确定他的感觉也一样，虽然我无法证实。每当我失手让马克杯掉在厨房的瓷砖地上，或者非常少有地唱起歌来时，我都会想到他。也许他正站在墙壁那边，仰着头侧耳倾听。也许有一天，他会敲敲我的门，向我介绍他自己。

好吧，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清楚，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奇怪，我也知道自己给人留下了十分孤僻的印象，但是我真的始终将他视为看不见的朋友。我们为什么非要在现实世界中有共同点呢？在这个两万人的城市中，大多数人彼此之间都是陌生的，而上天安排我们做了邻居，我们就该忠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这个人一旦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就很难打破它，尽管我家和他家的花园大门之间仅有12米远，可我永远不会登门拜访。

阿加特II

我轻哼一声，表示知道。“箱子是盖上的。我将它紧紧按着，为的就是不让它轻易打开。我身边的人看到它，都以为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宝贝——知识学问、美好的品质、能力技巧等，只要它的盖子紧闭，就没人知道真相。结果，我突然绊了一跤，箱子掉在地上。箱盖弹开了！里面是什么，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一刻太尴尬了！“箱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

阿加特躺在长沙发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大睁着双眼念叨着。我坐在她身后，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可以察觉到她哪怕最微小的动作，我自己却可以舒舒服服地藏起来。她黑色的睫毛微微颤抖，胸脯有节奏地起起伏伏，除此之外，她可以说是纹丝不动。她的声音水流般涌来，洪亮而轻松。“嗯。”我又咕哝了一声。这个毫无意义的声音并没有催促病人，却足以让病人继续说下去。“太可怕了！”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随时可能被揭穿的叛徒，只不过就是由谁来揭穿和什么时候揭穿的问题。于是我躺在家里的床上，一不留神，一周就过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该如何应对。我可以任由她自说自话，然后问个问题，或者干预一下。我没有问什么敏感的问题，而是问：“有人知道你箱子里有什么吗？比如说你的丈夫，他知道吗？”“我和朱利安的关系非常复杂。”“我知道了。”我尝试着换一个方向引导，“如果你自己把箱子打开会怎么样？或者就把箱子放在家里，你一个人两手空空地出门，如何？”

她大笑起来，发出一阵干瘪、沙哑的笑声，听起来和欢乐毫不相干。“医生，如果箱子没了，我也就没了。箱子是我的全部！”

这场关于箱子的对话让我筋疲力尽。我的膝盖隐隐作痛，太阳穴突突直跳。为了不打断阿加特，我小心翼翼地活动了几下双腿，这下感觉好多了。再过17分钟，我就能把她关在门外，感谢一天的工作又过去了。日子正令人安心地向着无牵无挂的退休生活推进。“阿加特，再跟我多说说，人们觉得你在箱子里藏了什么？”我心不在焉地问，同时提笔给笔记本上那只脏兮兮的麻雀勾出一只残破的翅膀。

睡 莲

我工作中最令人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失去了亲近之人的病人谈话。每每遇上这样的情形，我都会感到无以复加的焦虑。死亡之事是无法开解的。面对悲恸的病人，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但是我执业近50年了，总免不了碰上这类病人。有一天，来做咨询的安塞尔-亨利先生有史以来第一次迟到了。他患有强迫性神经症，按理说他不可能出错：他总是按时来，按时走，回答我向他提出的问题，穿剪裁合身、一尘不染的衣服，就好像是他那紧绷绷的身体的一部分。可今天却不一样。“抱歉，医生。”他一边嘟囔，一边拖着步子走进办公室。晚了将近20分钟的他摇摇晃晃地栽倒在沙发上。“你可来了，先生，我还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呢。”我说着，心想安塞尔-亨利先生是不是生病了。他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而且穿的也是睡衣。很明显，他既没梳头，也没刮胡子。

这时，他竟然哭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他只是摇摇头，双手捂住脸，他的整个身体不可控制地抽搐着。我先看看他，再看看关着的办公室门，特别想叫苏拉格太太进来帮忙。她肯定知道该怎么做，眼下，他显然更需要女性安抚宽慰，而不是医生的临床分析。

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站起来，从架子上的木盒子里抽了张纸巾。

然后，我清清喉咙，说道：“先生，我看得出来，你现在非常痛苦。但是，如果你想让我帮你，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起初，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但我话音刚落，他就微微抬起了头。“玛琳死了，”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趁着换气的间隙才挤出来这几个字，“她昨天死了。”

玛琳是安塞尔-亨利先生的妻子，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喜欢的人。他在其他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拘谨而高冷，但不知怎的，唯有她让他卸下了盔甲。

我的病人坐起来，接过纸巾，擦干眼泪，使劲擤了下鼻涕，发出巨大的声响。然后，他眨眨眼，表情有点困惑，第一次正经八百地注视着我。我迎着他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想让我怎么帮他？我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就像一对不安分的小动物，左手抓着右手，使劲儿扭着。“请节哀。”我说。

他点点头，但并没有把盯着我的目光移到别处。他能看出我的别扭吗？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明显？“大家都知道，在极度悲伤时期，人可能会倒退回早期阶段，”我开口说道，同时感觉自己的语速越来越快，“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比平时易怒，或者对每天的生活暂时失去兴趣，这些表现都很正常，你不必太担心，都会过去的。”我给了他一个微笑，但愿这个笑容能传达我的鼓励，“时间会治愈一切。”

安塞尔-亨利先生皱起眉头。我无法再承受他的目光，瞟了一眼我的笔记本，匆匆随笔写下几个词。“我太太要在3天后下葬，我唯一爱的人死了，”他的声音因为哭泣而显得格外浑浊、嘶哑，“你却告诉我一切都会过去？”

我立即感到口中干得厉害，就好像舌头被裹进了一团糨糊里。“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硬着头皮解释，“对你失去爱人的事我感到特别抱歉，先生。”我就只能想出这么多话来。接着，我挥动双臂说，“我有个建议，我们的心理咨询延后怎么样？等你心里好受些再说？”

他离开办公室时扔在桌子上的那团纸巾缓缓展开。

我盯着那纸团发呆，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从这一刻中回过神来。最后，纸团完全静止不动了，就像光滑的红木桌上盛开的一朵遗世独立的睡莲。我还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阿加特III

我深吸几口气，左右摆了几下头，耸耸肩膀，让身体活泛起来。我身体左侧常常痉挛，就是这一侧常常对着窗户。

我打开门。“你好啊，阿加特，进来吧。”

她似乎有点气喘吁吁的。她常常踩点出现，几乎没什么时间在候诊室里坐着等我叫她。“谢谢你，医生。”

她把外套挂在衣架上，又解下一条厚重的针织围巾，这才躺在长沙发上。今天她穿了一件紫色的连衣裙和一双黑色的平底鞋，黑色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短刘海让她显得比实际的岁数年轻。她躺下之后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这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童话里的小女孩。

几周之前，我曾让她记录她做过的所有的梦，所以我还没问，她就开始讲述她最近做的一个梦。“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让我拿着他的双筒望远镜看。起初望远镜里的画面模糊不清，调整镜片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焦点。我看到了内脏、肺、心脏等各种器官。原来，望远镜就在我的体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她很少提及她的家庭，但是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聊到了。“我说‘望远镜’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问。“我父亲。”“为什么？”“我父亲是个盲人，但他心灵手巧，甚至会修理钟表。尽管他从来都没见过表长什么样子，却总能把坏的修好。他有个小小的修理铺，人们会拿着摔坏的东西去那里找他修。他们会告诉他那些东西长什么样子，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开始修，手边摆着装有各种零件的碗和盒子。根据机械装置的复杂程度不同，他修理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但无一例外，他最后总会将那些东西修好。”

她嘴角往下撇着笑了一下。“有一次，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送来的表，那是一块非常精致的金怀表，用了20年，突然坏了。他花了5周才把它修好。表里的零件特别小，我用我的手指都很难将它们捏起来，但是他有那种小小的、镊子似的工具……”她的声音越来越小。“那么，你梦里的望远镜是否就代表他缺失的视力？”我问道。“不，不是的。我父母等了很久才决定要我，他们害怕他的残疾会遗传，怕我生下来也是盲人，但是最后他们问了一位医生，那医生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是，我的母亲才敢怀孕。当我生下来时，他们听医生说我的眼睛完全没问题才松了口气。于是，我父亲送了我一架刻字的望远镜作为我的受洗礼物。”“刻的是什么字？”

“Für Agathe, der Apfel meines Auges.”

这一系列古怪的发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每个字母的音都发得格外清晰，甚至连最后一个“s”的发音我都听得十分清楚，阿加特就喜欢这样说话。她的名字在德语中的发音听起来十分不同。我想，人们总是用不正确的发音叫她的名字，她肯定早就受够了。阿加特。她刚说完，我就想跟着大声地说出来，一不小心咬到了舌头。“意思就是英语里的‘眼里苹果’。”她解释说。[2]“哦，应该是‘眼中的苹果’吧。”我补充说，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么，在这间办公室里，你要把这架望远镜对准自己。”

这时，我终于想起来她的香水是什么味道了，是撒上肉桂粉的苹果在炉子上烤熟的味道，我母亲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之间

今日倒计时：还有529次咨询我就退休了。

这天清晨，6:25我就醒了，心脏跳得厉害，左腿有强烈的刺痛感。起初我以为是昨晚睡觉姿势不对造成的，可是，我在客厅里走了一圈，刺痛还是没有好转。我的屁股撞到了餐桌，我气恼地想，这里的空间太小了。另外，要是我在这里摔一跤怎么办？要等多长时间才会被 人发现？我迫切地想量一下我的脉搏，但是我知道，那样只会让事情更糟。于是，我安慰自己，就算我在这里因为心脏病死掉，至少那些剩下的心理咨询都不用做了，一切烦心事都结束了。这么看的话，不管有没有人发现我，我就都无所谓了。

这么安慰自己确实管用。1个小时后，我出了家门。我一只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拄着手杖，绕过拐角，穿过马丁路，往坡下走。这条路似乎比5年前陡得多，这种事，人不上年纪是察觉不到的。类似的事还有人行道不平整，混凝土路面歪歪扭扭，你应该趁你的小腿还好使时好好珍惜。

这天，我绕了一点儿路，故意经过一家咖啡店。多年来，我一直将这家店当成我的一个特殊幻想的背景。幻想的起因是，有一天我不经意看到这家店里的一张小桌子边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一幕，我就在街上停下了脚步，注视着她抬起手，轻轻抚摩他的脸。他倾身让脸贴着她的手心——我突然感觉坐在那里的男人是自己——我能感觉到她传递给他的那份温暖，有一瞬间，我分不清她抚摩的是我还是他。

从那以后，我就有了绕道咖啡馆的习惯。每每经过那里，我就想象着有一天自己坐在里面。

今天店里只有几个人在边看报纸边喝咖啡，我匆匆地往店里瞥了一眼就往诊所走去了。

我到了，苏拉格太太从桌后站起来迎接我。但她会错了意，我将大衣递给她，她却伸手来拿我的手杖。于是，当我要把手杖递给她的时候，我们的手碰到了一起。多年来，我对这种意外碰触早已习以为常。一般情况下，这完全不算事，我俩谁都不会多想，可这次的感觉有些奇怪。我避过她的目光，感觉有些尴尬，只想赶快躲进我的办公室。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摞病历，含混不清地道了一声谢就赶快溜了。

谢天谢地，坐进扶手椅的那一刻，我就将苏拉格太太抛到了脑后。我茫然地翻着笔记本，很快就陷入了胡思乱想。我想，这间屋子外面的生命是否和屋内的生命一样毫无意义呢？这完全有可能。有几次我听到病人的抱怨和诉说时，心中庆幸自己没有过着他们的生活。我想起自己曾经憧憬过退休后的休闲日子，想象在这么多年辛苦的工作后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可是，眼下我坐在这里，实在是想不出退休生活有什么可期待的。难道我唯一肯定能收获的就是恐惧和孤独？真是可悲。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我想，然后便走出门迎接这天的第一位病人，只是臀部肌肉一阵阵地抽搐，心里也感觉酸酸的。

阿加特IV

这些年我治疗过不少躁郁症患者，他们情绪不稳定，常常焦躁不安，有时甚至有些轻微的精神错乱。有一次，我收治了一个男病患，他在躁郁症发作的3天里赌博输掉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因为他相信自己有天赐的能力，可以押中跑赢的马。

但是阿加特不同。尽管她内心痛苦不堪，但对每一次咨询她都满怀信心，而她给我的主要印象就是不开心。事实上，我甚至开始怀疑圣斯特凡医院的诊断是错的。于是，我决定好好问问她。“阿加特，你来找我的时候带来了你的病历，上面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是吗？有好些事情我也想问问我自己，”她言辞尖刻，“比如说，我不明白把一个不开心的人绑在床上，用电刺激他的脑子，怎么能帮到他？”“嗯，确实没什么帮助。”我坦言。我个人从来不喜欢电休克疗法或胰岛素休克疗法。“可是他们说那对有些难治的病人有奇效。”

她耸耸肩。“可那些法子对我没起什么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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