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永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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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换星移话唐朝试读：
前言
2011年我开始编纂业师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搜集到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撰写的历史读物若干种，《唐代的长安》、《敦煌千佛洞》便是其中的两部佳作；后来我连同黄先生八十年代撰写并收入“祖国丛书”的《〈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一并提供给感兴趣的中华书局，由他们出版这一部《物换星移话唐朝》。《唐代的长安》出版于1954年3月，9月即获再版，一共印行五千册；《敦煌千佛洞》出版于1954年6月，印行三千册。这两本书是先生应顾颉刚先生开办的大中国图书局之邀撰写的。由于公私合营的关系，大中国图书局与其他几家出版社合组四联出版社，故出版时就以该社名义出版了。黄先生注重长安历史地理及敦煌学的因缘始于此。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应中华书局之邀整理点校《类编长安志》、《雍录》等长安地理名著，与此不无渊源；研究玄武门之变也是从太子及齐王由东宫入大内路线以玄武门为必经之路考证此次政变的侥幸伏击性质，与撰写《唐代的长安》时曾绘制详细的唐代长安地图有关。
正如古人所说的“物换星移几度秋”，唐代长安及其附近的景致，今天凭想象是不容易描画出来的。黄先生在《唐代的长安》中却用这样几个标题为我们一一描画出来：西北第一个大都市、渭水两岸的几个古都、周围三十六公里的大城、热闹的东市和西市、长安城里的西域人、西域文化传入了长安、骊山和曲江、大雁塔和景云钟、壁画和碑刻、唐代以后的长安城。全书虽然篇幅不大，只有一万七千字，但叙述刻画形象生动。如描写位于龙首原的大明宫：“大明宫的宫门在山脚下，进了宫门，向上一望，正殿好似在天上。从宫门到正殿，有条用花砖砌成的道路可以通上去，两旁用青石做栏干，道路曲了三折，远远看去活像一条龙的尾巴，它的名称就叫龙尾道。大明宫的气象，是雄伟极了。再看个精巧的建筑，这便是唐玄宗时候的凉殿，唐玄宗用来避暑的场所。在凉殿的顶上，用机器喷水，水从屋檐冲下来，好像一个人工的水帘洞，殿里用石块雕琢成榻椅，榻椅后面装着用水力转动的风车，殿里凉风习习，不见炎日，人坐在里面，觉得万分舒服。这种凉殿，是模仿西域人的方法建造的。”再如描写骊山华清池：“华清宫中有个九龙殿，是专供唐玄宗洗澡的地方，浴室的四周砌着白玉，刻着鱼龙花鸟等雕刻，浴池中装了一对白玉雕刻的莲花，温泉从莲花中喷出来，因此这个浴池就叫做莲花汤。还有杨贵妃的浴池，叫做芙蓉汤。”给读者以时空想象。后来先生的旧诗中就有“骊山游华清池”诗作：“海棠汤畔玉莲汤，绝代风流想李唐。今日初临缘旧约，卅年不到转回肠。山峦明灭生云气，台馆参差凝水光。此是人间歌舞地，莼鲈那复话江乡。”《敦煌千佛洞》全书二万七千字，黄先生以这样几个标题将千佛洞的故事娓娓道来：敦煌——古代西北的大门、鸣沙山和千佛洞、千佛洞的遭劫、两万多件卷子、石窟和塑像、壁画和佛教故事、优秀的艺术遗产、西千佛洞和万佛峡、敦煌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先生这本书中的真知灼见、神来之笔也时时可见，如先生在描写敦煌壁画飞天形象时，曾比较西方基督教、东方中国道教中仙人的样子：“我们祖先并没有在飞天的背上加翅膀，也没有在飞天的脚下添云彩，只在飞天的身上画了两根飘带，两根飘带一转一折，便把这个上下飞腾的身子运用自如地飘忽在空中了。这种方法，是多么地简洁、灵巧，多么富于想像力。”再如先生在此书中叙述被帝国主义分子劫余后的敦煌卷子在被官府命令运往北京途中，一路上以及到京后不断被官僚、“学者”李盛铎之流偷盗时曾引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这一点先生后来在课堂上也讲过。确实，一部《永乐大典》从明代偷到清末，所剩寥寥无几。明末人张岱对此便有记述。
黄先生所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198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李唐史书，先生先后用功长达五十年之久，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南开大学的张国刚先生在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评价该书“极有创见”，“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对初学唐史者也是很好的入门之作”。如关于新旧《唐书》的版本问题，先生就实事求是地指出：“现在容易买到的是中华书局点校本的《二十四史》，这是在六十年代开始整理出版，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出齐的。中间由于受到过十年动乱的干扰，因此工作做得并不很理想。《新唐书》根据百衲本整理是对的，《旧唐书》却没有根据百衲本，而是根据源出殿本和原文已有改动的岑建功本，在整理时又根据其他文献随便改动了原文，只是在所附的校勘记里交待了一下，标点、分段也有许多欠妥当的地方。在没有重新改订之前，这恐怕不能说是好本子。当然，开始读《旧唐书》、《新唐书》时可以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因为它有标点，读起来比较方便。如果要进一步研究，还是用百衲本为好，因为它保存了南宋本等旧本的面貌。好在建国后曾把本来是线装形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重印成精装本，现在还不难找到。”
黄先生所撰写的《唐太宗李世民》1987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堪与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比肩而立的佳作。这本传记有如下三个鲜明特征：
讲科学。先生认为：“有些人写唐太宗或其他历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往往不写缺点错误，明明看到有，也来个‘隐恶扬善’，藏起来不让读者知道，这就不科学。”“就李世民来说，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把他写成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的阶级本性，由阶级本性决定的种种阴暗面，只要李世民身上有的，都应该毫不隐讳地写出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李世民毕竟又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在阶级本性许可的条件下，他对祖国的统一、富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上光辉的一页，这些当然更要写。……这样写出来的才是有血有肉的真李世民。”
注重弄清历史真相。先生认为：“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比写历史小说，写历史小说可以虚构，只要虚构得合理就可以，传记则必须是真人，还必须是真事。而写真事难度比较大，因为目前主要只能依靠旧式的史书。”“从李渊在太原起兵到打进长安做上皇帝这一段，幸好有一本没有被篡改过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作为依据。以后没有这样现成的好资料，那就只能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里细心挑选不曾被篡改过的地方，加以分析研究，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在《唐太宗李世民》这本小书里，有很多地方就是根据我个人分析研究的结果来写的。有人会说，你的分析研究一定正确吗？当然不敢说一定正确。如果错了，而且被高明的读者发现了，在再版时认真改正就是。”
文字趣味生动。先生认为：“除了弄清真相、讲科学外，通俗读物还应该写得有趣味。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有个毛病，太缺乏趣味性，大学里用的不用说了，连中学课本都习惯板着脸说话，好像讲科学就非板脸不可，而不懂得寓科学于趣味，有时会收到更大的效果。”“有趣味不一定讲打仗，说故事。有时候在说故事的同时，还得讲点道理。……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读过老师吕思勉先生写的《三国史话》，故事少，道理多，可仍很感兴趣，很解渴，我写这本书在有些地方就想向老师学习。”
由此可见，黄先生对自己写作的《唐太宗李世民》一书颇为自负，曾对学生说：“此书，太师母都能读。”当然这是针对该书语言生动有趣而言，当时先生岳母、童书业先生夫人蒋咏香女士就养于陕西师大先生家。此外，先生后来还在致川大缪钺先生函中云：“拙撰短书《唐太宗》附呈。限于体例，不得出考订语，虽自思尚用过一番功夫，与书坊古人传记或不尽相同耳。疏失之处，尚祈指正。”
以上便是我重温这几种书后的一些感想及若干著述背景的交待。这几种书数十年未获再版，读者寻找购读不易，中华书局征得黄先生家属的同意，配以精美的插图，一并结集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我的论述能为读者阅读这几种书提供一点疏说或解题作用，那我的写作初衷也就实现了。曹旅宁2013年5月15日唐太宗李世民TANGTAIZONG LISHIMIN李家二郎
旧史书上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3日，在雍州武功县南十八里的渭水边上，发生了一件新闻。一座大馆宅门外出现了两条真龙，馆宅里传出夫人生了二郎的喜讯。这位二郎就是后来贵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唐太宗的李世民。龙呢，整整飞舞了三天才消失，好像真在庆贺这位真命天子的诞生。
尽管记得一本正经，到今天已哄不住一个小学生。龙，地球上根本不曾存在过这种动物，画在墙壁上、塑在庭柱上、或者春节耍龙灯都可以，谁真见过活龙在飞舞，还为未来的皇帝诞生欢欣鼓舞呢？就是馆宅里的人，谁也想不到这位二郎将来会做皇帝啊！但今天也不必多责备编造这种神话的史官们，就连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史记》里，还不是说汉高祖是龙种吗？哪个封建帝王不想在自己身上加点神秘的光圈，尽管他们出生时和平民老百姓家的一样，只是会哭、会要奶吃而已。
不过李世民这个小孩也有其不平凡之处，这就是他有个阔爸爸。这从他被叫做“二郎”就可知道。当时的“郎”，就是解放前的所谓“少爷”，解放前哪有劳动人民贫苦人家的孩子可称少爷的。隋唐时候的儿童、青少年要被称为郎，起码得有个做官的父亲，哪怕芝麻绿豆官也够格。而李世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官职，还远不止芝麻绿豆，说文雅点，是关中地区（今陕西中部渭河流域一带）的头等大官僚、大贵族。唐太宗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关中李家也并非有史以来就阔气的。现代历史学家有人怀疑他们的祖先并不是汉人，是东晋南北朝时入居中原的鲜卑族。不过证据不充分，更有可能和汉人中的赵郡李氏有关系。赵郡李氏是南北朝时候的高门大族，但李世民的上代不算这个高门大族的正统嫡系，只是族里流落到柏仁县定居的破落户，还有可能是邻近另一家姓李的平民百姓假冒成赵郡李氏。这种假冒高门大族的事情，在南北朝是屡见不鲜的。当然，冒牌货不会得到正牌赵郡李氏的承认，破落的旁支也享受不到高门大族的余荫，要发家只好打仗立军功，到北朝时，李世民的曾祖李虎已官拜左仆射，封爵赵郡公，以后又和宇文泰等支持逃到关中的孝武帝，建立了西魏政权，他又成为最有权势的“八柱国”之一。人阔了，就想另外高攀更阔的祖宗，正好东晋时[1]候的西凉皇帝是李暠（hào），抓住同姓这一点拉来当作自己的祖先，再推上去先秦道家姓李名耳的老子，又是现成的始祖。李虎死后，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政权，追封李虎为唐国公，这个封爵由李虎的儿子李昞（bǐng）、孙儿李渊相继承袭。
这位李渊，就是李世民的父亲。李世民的母亲姓窦，这可不是汉姓而是鲜卑姓，是鲜卑的大贵族。连祖母，也就是李昞的夫人独孤氏，也是鲜卑大贵族。只是这时的鲜卑贵族早已汉化了，而我国历史上的[2]民族，实际上主要不是以血统区分，而是以文化来判定的。少数民族汉化了，也就成为汉族，所以说李虎这一系完全是汉族也可以。唐高祖李渊像
李渊年轻时又遇上改朝换代，先是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北方，接着北周的权臣杨坚又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再灭掉了南朝的陈，重新统一中国。杨坚的父亲杨忠系“十二大将军”之一，本来就和李虎齐名，杨坚的皇后独孤氏，和李昞夫人独孤氏是亲姐妹。从亲戚关系来讲，李渊还是杨坚的姨甥。他先做杨坚的亲信警卫“千牛备身”，以后历任谯州、陇州和岐州的刺史。二郎世民在武功诞生时，李渊正离开谯州去陇州上任。唐太祖李虎永陵华表、石虎
李世民是二郎，哥哥大郎呢，名叫建成，比李世民大九岁。以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郎玄霸没有长成就死了，四郎元吉比李世民小五岁，妹妹后来嫁给军人世家子弟柴绍。封建社会的官僚、贵族惯例是多妻，除了窦氏是正式夫人外，李渊还有不少妾，有的是李渊做皇帝前就娶的，有的是当上皇帝再找的。她们又为李渊生了十八个儿子，他们都比李世民、李元吉小，是一群小弟弟，在政治舞台上轮不到他们多表现。有表现的是窦氏亲生的大郎、二郎和四郎，而且戏剧性地，大郎、四郎成为二郎李世民的对立面，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在童年，在青少年时代，兄弟之间应该和寻常百姓家一样同吃同玩，同学习，同打闹，最多年龄大的要装得老成些，做出哥哥的样子罢了。唐代箭镞
李家虽是军人世家，但既已阔了，就不能光靠刀枪弓马，要学文化。当时的惯例，念书先读《孝经》、《论语》，再读《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所谓“五经”，但不一定都读[3]全，同时还得学会做诗做文章，这又得读《文选》。李世民小时候，大概也经历了这样的学习过程。另外，练习写字也是要紧的功课，李渊自己就爱写字，对儿子哪能放松要求。
光读书写字，当个文人是够格了，但准备做大官还不行。当时继承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盛行以来的老传统，当大官要文武兼资，或者通俗点说，要文武双全才够格，平时要会搞政治、管老百姓，发生战争能指挥大军，甚至亲自冲锋陷阵。在这方面，李渊本身就是个榜样，他之所以能娶到窦氏夫人，就凭一手好弓箭。原来窦氏夫人的父亲窦毅，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大贵族。为了选女婿，他请人在家里的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中选。好多阔公子都失败了，独有李渊两箭都中。这个“雀屏中选”，后来就成为被阔人家挑中当女婿的典故，尽管这些女婿并不真像李渊那样有射孔雀屏的本领。做父亲的武艺高强，儿子们自然也都不弱，就李世民来说，弓箭功夫也是很过硬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杜甫《前出塞》），李世民惯用的箭，据说真比寻常的要长大。另外，打猎也是李世民从小养成的嗜好，这在当时也是练习跑马挽弓的一种方法，并不单纯为了娱乐。
光会冲锋陷阵还不行，还要会当高级指挥官，这又要懂兵法。相传春秋时孙武编写的而其实是战国时的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李世民自小熟读的，读的是当时流行的曹操的注解本，曹操本身就是一位大军事家。[4]
当时的贵族习惯早婚。李世民在十六岁时就娶了个长孙家的小姐做夫人，比他还小三岁。长孙这一家也源出鲜卑拓跋氏，和李家一样是关中地区的大贵族。小姐的父亲长孙晟（shèng）在隋朝官至右骁卫将军，只是死得早，小姐和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寄养在舅父高士廉家里。小姐从小就知书识礼，而且颇有政治才能，是李世民的贤内助。长孙无忌则更是个干才，以后成为李世民最亲信的助手和宰相。从太原到长安
人心厌乱，从东汉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好几十年的分裂战乱，在杨坚（就是隋文帝）手里，中国又回复到统一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不再被破坏，那李渊最多再升点官就终其一生，李世民以及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最多继承父业，在杨隋政权下做个刺史或将军。但是，“时势造英雄”，隋朝后期的大动乱，把李氏父子推向历史的前台，让他们扮演了一场新编剧的主角。
杨坚这个完成统一事业的皇帝，在处理家庭问题、挑选继承人上，做得并不很高明。隋炀帝杨广在杨家本和李世民一样是个二郎，是独孤皇后亲生的第二个皇子，哥哥大郎杨勇呢，也是独孤亲生的，按照我国封建社会立嫡、立长的传统习惯，皇帝的法定继承人“皇太子”的头衔，自然首先落到杨勇的头上。杨广不甘心，利用平陈战役充任统帅的机会，勾结大将权臣杨素等人，哄瞒住杨坚，让杨坚废掉杨勇改立杨广当太子。杨坚一死，杨广就矫诏把哥哥杨勇害死，稳稳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杨坚在历代帝王中算是比较节俭、比较谨慎小心而不肯胡来的。隋炀帝杨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开运河，打高丽，苛重的劳役、兵役连年不断，把老百姓压得实在透不过气来。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农民对缴租税还不那么害怕，即使重一点，有时还能咬紧牙关顶过去；服兵役，服劳役，要背井离乡，甚至一去不回，田地就非荒芜不可，老婆、孩子非饿死不可。为了活命，就只好造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闹农民起义。当时起义的烽火蔓延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至长江流域，许多地主武装也乘机而起，天下重新大乱。隋文帝像隋炀帝像
在这大动乱中，李家父子在干什么？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东北）开始点燃起起义烽火的时候，李渊又[5]已历任了两郡太守，被姨表弟杨广调进长安做京官。大业九年，杨广第二次打高丽，李渊被派到前线督运粮草。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李渊又被派到弘化郡当留守，给杨广看守长安的后院。大业十一年，杨广去太原晋阳宫（在太原郡治所晋阳的离宫）避暑，又派李渊到河东做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炀帝去雁门（今山西代县），被北边少数民族东突厥兵围困，李渊又出兵解围。大业十二年，杨广坐龙船到江都（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又任命李渊做太原留守。看起来很想利用这位姨表兄替他效劳尽忠。但是李渊自己的想法就不一样了，祖上同是当年的重臣，杨家的江山眼看保不住了，李家来取而代之完全够资格。何况这时姨表弟杨广远去江都，对中原已无力过问，太原又是当年北齐的军事重镇，有粮有兵有装备，正是个发难起兵做大事业的好据点。于是，让二十八岁的大郎建成带着十四岁的四郎元吉留在河东，替他联络地方豪强，收买人心。二郎世民只有十九岁，救援雁门之役虽曾随军参战，并没有真上过战场，怕不够老练，带到太原帮助自己办事。隋炀帝游幸江都图
李世民到太原后，工作做得很出色，结纳了晋阳县令刘文静，此人以后和管理晋阳宫的宫监裴寂，成为李渊的主要助手。李世民还参加了李渊镇压农民军甄（zhēn）翟儿部的战役，在他第一次实战中立了功。
这时候北边的东突厥不断南侵，马邑郡（治所在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和太原副留守高君雅战败，远在江都的杨广，曾派人到太原来追查李渊的责任。结果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大事，李渊却不能不加速自己的行动。正好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里，马邑土豪刘武周袭杀太守王仁恭，联结突厥要南下夺取太原。李渊就借口加强防御，公开为自己招募、集结兵力，让李世民直接掌握。到五月十五日这一天，晋阳宫外，由李世民在新招募的兵中挑选五万精锐，负责戒备；宫里，李渊假意请站在隋朝一边的高君雅和另一个副留守王威商议公事，让刘文静带着李渊的亲信进宫，诬告这两个副留守里通突厥，当场抓起来处斩。李渊自称大将军，将太原的新旧部队，加上投奔来的各路豪杰，一共好几万人马，编成左、中、右三军。这时候，李建成、李元吉已得到秘密通知，从河东赶来太原，李渊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分领左、右军，中军由李渊直接统帅，开始军事行动。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太原市晋源区）
首先，要解决太原南边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汾阳），这是李渊向外发展的最大阻碍。于是在六月初，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带领左、右两军向西河进军。当时官兵军纪最坏，农民军当然不一样，不过不是正规部队，也未必有严肃的纪律。李建成、李世民要成大事业，就得在纪律上做出样子来。吃瓜果、蔬菜一律价购，发现战士窃取了，马上找到主人把钱补上。老百姓主动给李建成、李世民进献酒饭，推辞不掉，就和部下分享。这样，战士肯出力，老百姓也拥护，不花多大气力就打进西河城。郡丞高德儒是个无耻小人，当年在洛阳把孔雀[6]说成鸾，谄媚朝廷升了官，杀了好平民愤，此外据说不杀一人。
打西河只算牛刀小试，接着要在战略上大规模行动。杨隋政权的京师是长安，还有洛阳是东都。当时东都已被李密的瓦岗军包围，城里是隋朝的越王杨侗在防守，杨侗不算什么，瓦岗军可是农民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和他们打硬仗、争东都，太不合算。不如把大军指向西南，渡过黄河进入关中，直取长安。长安是西魏、北周以来的旧都，关中是李家几代活动的场所，兵源、粮食都不成问题，地势又可守可进取，而且当时在长安的代王杨侑（yòu）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留守的卫文升、阴世师之流，也不难对付。
这个英明的战略行动，当然是李渊决定的，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以及裴寂、刘文静等，也一致拥护。李渊任命裴寂做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做大将军府司马，封李建成陇西公，做左领军大都督，封李世民敦煌公，做右领军大都督，都随大军行动；四郎李元吉做镇北将军、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四日，军门口竖起大白旗，宣读了出师誓言，公开指责杨广的罪恶，不再承认他的皇帝地位。当然，李渊也不便像农民军领袖那样，痛快地让自己来做皇帝，他表面上还要顾点封建社会的所谓君臣之道，要学魏、晋、南北朝以来惯用的办法，先拥立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傀儡，然后叫这个傀儡把皇帝宝座禅让给自己。这个傀儡，在誓言里选定了将由代王杨侑来充当。
三万大军离开太原，沿汾水向西南前进，经过西河郡，到达贾胡堡。代王杨侑派来堵截的宋老生部，也来到了距离贾胡堡五十里的霍邑（今山西霍县）。可是天不作美，下起大雨来，二十多天不见放晴，粮草已将断绝。是进呢，还是暂时撤退回太原？部队里议论纷纷，甚至流传出刘武周要乘机引突厥兵南下的谣言。李渊找李建成、李世民和文武官员来商量。李建成、李世民异口同声地主张前进，攻取霍邑，李渊很高兴。正好天晴了，粮草也从后方运来了，于是双方在霍邑城东展开一场大战。
李渊让李建成、李世民各率大队骑兵，绕过隋军冲到城下，一个堵住东门，一个堵住南门，李渊在正面阵上叫人高喊：“已斩了宋老生！”隋军信以为真，阵脚大乱，要退进城里，城门外又布满了李建成、李世民的骑兵，城上的隋军放下绳子想把宋老生拉上城，李渊大[7]军赶上来，把他杀死，一鼓作气拿下霍邑。
从霍邑再沿着汾水前进，临汾郡、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望风而降，大军顺利地进入河东，到达黄河东岸的龙门县（治所在今山西河津）。这一带是李建成、李元吉活动过的地方，有河边上的居民提供船只，关中拥有实力的土豪孙华也投奔李渊，并自愿来做向导。李渊从左、右两军中抽调先遣部队，随孙华先从壶口渡河据守西岸，自己带了李建成、李世民、裴寂沿河南下，围攻河东郡城，因为城里还有屈突通率领的大股隋军在据守。屈突通守得顽强，一时攻不下，为争取时间，李渊毅然率领大军渡河，派李建成带同刘文静等，占领隋朝设在关中的大粮库永丰仓，并分兵驻防潼关。屈突通跟踪渡河想回救长安，已经进不了潼关，后来被俘投降。
再说李渊怎样攻取长安。他兵分两路，一路派李世民沿渭河北岸西进，连克高陵、泾阳、武功，再渡过渭河，拿下了盩厔（zhōu zhì。今陕西周至），来个大迂回后向东进逼长安；再一路是让李建成抽调精锐，从潼关直趋长安。李渊自己也亲临前敌指挥，大营安到长安城东春明门的西北。这时候，关中的地主武装和小股农民军，看到李渊声势浩大，都纷纷前来投靠，连李渊的女儿，也就是柴绍的夫人，都收编到七万地主武装和农民军，并且亲自带了一万精兵来会攻长安。长安城周围李渊的大军，一下子超过了二十万。
这时的长安城，已不是西汉时候的旧城，而是隋文帝建筑的新城——大兴城。城大极了，周围是四方的外郭城，城里居中偏北是皇城，皇城北面是宫城，宫城的北面连接着外郭城的城墙。宫城是皇帝、后妃和太子等居住活动的地方，宰相的办公机构也附设在宫城的南边。皇城则是政府各个机构的所在地。一般居民包括贵族官僚的住宅，都在皇城以南和皇城、宫城的东西两边。从皇城到外郭城城墙，南北向有一条朱雀大街，把居民区平分成两半，每一半从南到北各有五条街，从东到西又有十四条街，街和街把居民区分割成一块块豆腐干似的住宅区，叫做里，到唐代又改叫坊。今天的西安城，是明代初年建筑的，规模也够雄伟了，可是和隋的大兴城也就是唐的长安城相比较，比那时的宫城加上皇城大不了许多，只相当于整个隋唐城的六分之一。可想当年用二十万人马围困这样的大城，实在并不嫌多。长安城略图
围城的部队由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指挥，李建成负责城的东、南两面，李世民负责西、北两面。外郭城很快被打破，隋军退守宫城、皇城。李建成的军头雷永吉，又从皇城东面的景风门首先登城，迅速全部占领了这个隋朝的都城。头功被哥哥夺去了，逞强好胜的李世民心头难免留下一点不愉快的阴影。
不过，打下长安城，终究是欢乐的振奋人心的大喜事。捕杀敌人，维持秩序，也够李世民、李建成以及准备做皇帝的李渊大大忙碌一阵。打进皇城、宫城是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情，到十七日，让代王杨侑先做上傀儡皇帝，改元义宁。李渊从唐国公高升为唐王和丞相，一切大权全归丞相府。第二年三月，杨侑又让李渊再高升为相国。不久，杨广在江都被亲信宇文化及杀死的消息传来，杨隋的天下已彻底完结。杨侑下诏禅让，五月二十日李渊正式称帝，改隋为唐，改元武德。其实这一切都是李渊自己在牵线，走个合法的过场。西讨北征
从太原起兵到攻取长安，李世民这位青年军事家，基本上是在父亲李渊直接带领下行动的，没有机会充分发挥他自命不凡的才能。进入长安后，父亲做了唐王、丞相，他也由敦煌公进封秦国公。父亲还让他以右元帅的名义统率大军出潼关，东窥东都洛阳，但同时行动的[8]还有个左元帅、哥哥李建成。李建成现在是唐王的世子了，当然一切以李建成为主，李世民仍然只算个副手。这次行动没有多大收获，只攻取几个县城，就班师回长安，原因仍旧是洛阳城外的瓦岗军太棘手。何况长安西边的薛举正加紧东侵，盘据马邑的刘武周也有南下的消息。大举进攻洛阳还不是时候。
李渊正式做了皇帝，李世民水涨船高也成为秦王。这年六月，薛举入寇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李世民被皇帝李渊任命为西讨元帅，率领刘文静、殷开山和八个总管出长安抗击。这次，哥哥李建成不再同行了，因为他已从唐王世子高升成了皇太子。我国封建社会很早形成一种惯例，叫“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这句话最早见于《左传》），意思是君主的继承人不应带兵出去打仗，甚至君主御驾亲征时，也让他在后方留守。这倒不仅考虑到“兵凶战危”，上战场难免遇到不测，而且需要他留在京城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以便一旦君主去世，可以驾轻就熟地接掌政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李建成正以皇太子的身份，在李渊身边忙着主持日常政务，除掉军国大事得由李渊亲自过问、决策外，一般性的都由他全权处理。大战役的统率指挥权，自然落到了威名和李建成相埒（liè）的秦王李世民手里。这对李世民来说，自然是颇为高兴的事情。何况在李氏父子进入长安不久，薛举曾派他的儿子薛仁杲（gǎo）领兵入侵扶风郡，被李世民轻易地打败过。这次率领大军西征，自以为必可马到成功。
哪知薛举此人并不容易对付。他出身河东地区的军事世家，父辈移居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一带，后来成为当地的豪强，大业末年乘乱在今天的甘肃东部、青海北部割据，自称秦帝，战士号称三十万，而且利用当地良种战马，组成为数众多的骑兵，战斗力并不弱于唐军。而李世民毕竟还缺乏指挥大战役的经验，防御欠严密，在高墌（zhí）城（今陕西长武北）浅水原被薛举的骑兵绕到阵后突然袭击，好几个总管被俘虏，士兵折损了一大半。李世民收拾残部撤回长安，高墌城被薛举攻占。
李渊追究这次战败的责任，刘文静、殷开山被撤职，李世民究竟是亲儿子，没受处分。后来史书都说李世民当时本来采取守势，要等秦军的锐气受挫后再出战，不巧害上疟疾，临时代理指挥的刘文静、殷开山违背了李世民的旨意，才弄得大败亏输。这显然是李世民当了皇帝后史官们为他推卸责任。其实，天下本无常胜将军，能做到胜多败少就不容易，初次指挥大战役吃个败仗本不足为奇。
高墌战役后，薛举已准备乘胜进取长安。可是历史真有偶然性，薛举还没有行动，八月里就一病不起，儿子薛仁杲即位。此人的才能比薛举差远了，李渊决定再让李世民挂帅西征，薛仁杲派大将宗罗睺（hóu）到高墌城迎敌。吃一堑，长一智。李世民这一次真的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了。不管对方怎么挑战，部下怎么请战，都概不理会，并且公开号令全军：“敢言战者斩！”这样相持了六十多天，秦军粮食眼看吃尽，有的小部队支持不下去，还主动投奔唐军。李世民知道对方军心动摇，有瑕可乘，就先派一支偏师到浅水原扎营，引诱宗罗睺来进攻。等秦军主力磨得很疲劳，李世民再让大队唐军加入战斗，自己指挥几十个骑兵从原北出其不意地杀向秦军。把秦军击溃后，李世民又亲自带上二千铁骑，直取薛仁杲盘据的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逼薛仁杲开城投降。薛仁杲、宗罗睺等被押送长安斩首，战士万人都编入唐军，大大充实了秦王李世民系统的武装力量。昭陵六骏之“白蹄乌”。李世民平薛仁杲时所骑战马
薛仁杲的剪除，使李唐政权解除了西顾之忧，另一个实力远不如薛家父子、盘据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不久也被手下的将领抓起来降唐。可是太原的局面紧张起来了。马邑的刘武周这时联结宋金刚大举南侵，进逼太原。在太原镇守的四郎李元吉，这时已进封齐王，出兵暂时抵挡了一阵，但刘军势大，李元吉的这点兵力支持不住。李渊派李仲文带兵救援，不料又战败被俘，好容易才逃脱回来。再派宰相裴寂出马，仍连吃败仗。李元吉只得主动撤离太原。当时李元吉只有十七岁，上一年二十一岁的二哥李世民都会在浅水原吃大败仗，十七岁的李元吉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守不住太原，就更情有可原。后来，史书上把李元吉说成胆小无能，实在冤枉。昭陵六骏之“特勒骠”。李世民平宋金刚所骑战马
李元吉、裴寂都回到了长安，抗击刘武周、宋金刚的重任，又落到秦王李世民身上。这年十一月，李世民带了关中大部队渡河，和刘、宋军较量。当时太原已丢失了，现在的山西省的绝大部分，都已落到刘、宋军手里。李世民先把部队推进到绛州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采用对付薛仁杲的深沟高垒、不匆忙求战的老战术。另外，让和刘、宋军较量过的李仲文坚守住浩州（今山西汾阳），这是敌人从太原运粮到绛州前线的必经之地，有了浩州就等于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刘武周几次攻打浩州不下，宋金刚在前线又无法和唐军主力作战。相持到第二年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二月里，这个高明的战术见效了。宋金刚军乏粮饥疲，被迫沿汾水北撤，李世民挥军追击，在霍邑北面的雀鼠谷追上宋军，一天里八战八捷，宋军战死过半，剩下残部二万逃到介休。唐军又兼程赶上，宋金刚只好在介州城西摆开阵势，再和唐军决战。李世民还是用打薛仁杲的老办法，让大部队在正面和宋军厮杀，自己带了铁骑绕个圈子，到宋军阵后发起冲锋，把宋军彻底击溃。宋金刚弃军脱逃，骁将尉迟敬德等率领残部八千，向李世民投降。
刘武周知道大势已去，丢掉太原，带了五百骑兵匆忙逃入东突厥。宋金刚还想串连流散的旧部再干，但已缺乏号召力，只好带一些死党走刘武周的老路，投靠东突厥。这两个人在东突厥部落里又不安分，先后被杀死。
西讨、北征两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李世民挥戈再上东战场。平定山东
讲东战场之前，先让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当时的全国形势。
李渊起兵太原，进入关中，奠都长安，现在的陕西、山西是李唐政权的根据地。经过两次大战役，打掉了薛仁杲、刘武周，西、北两边暂时不再有后顾之忧。东突厥呢，当然比刘武周、薛仁杲更可怕，但毕竟远在边塞，稍缓一点不致影响大局。
陕西南边是四川，这个历史上常闹封建割据的地方，在隋炀帝末年倒还不曾发生大动乱。李渊派窦氏夫人的堂侄窦轨进入汉中到达成都，很快稳定了局势，使四川成为支援关中的一个后院。从四川东下，雄据长江下游的农民军首领杜伏威已经降唐，只剩下并没有多大实力、在江陵称帝的梁朝后人萧铣。而且，当时这些地区还不是全国的重心，这里在经济、文化上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全国重心，是唐朝中期以后以至宋代的事情，当时李唐政权的注意力不会放到这里。
当时，李唐政权注意的是“山东”，这个“山东”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域，而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称呼。最初用来指华山、崤山、函谷关以东直到沿海的广大地区，甚至连长江流域也包括在里面。到隋唐之际，长江流域一般不算了，今天的山西省在唐人心目中是创业之地，通常也不算，当时的“山东”是指黄河中下游，今天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地区，有时候也把河北单独提出来，和山东并称为山东、河北。这一带在当时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出物资，出人材。因此早先在这里的北齐就远比北周强大，而北周要强大，就得费尽心机灭掉北齐。现在李唐政权又要走北周的老路，把山东这片广大的地区收入版图。
山东地区的政治重心，当然首推东都洛阳。这时候，进入洛阳的王世充，已经杀掉隋朝的越王杨侗，自己做皇帝，改国号为郑。此人是西域胡人的后裔，上代虽早就入居中原，他本人也已汉化，但并无多大政治才能。他从江都带来的江淮兵善用排矟（shuò），而不精于骑射，在黄河流域大平原上和唐朝拥有的西北铁骑较量起来，也明显地相形见绌。武德初年形势图
东进更有利的条件，是原先在洛阳城外的瓦岗军已经销声匿迹。本来，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在当时所有农民部队中，是最强大、最能战斗的。在全盛时期，山东、河北各路农民部队、地主武装，都表示要推戴李密当领袖，还劝李密建号称帝。但在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带了江都部队全军北上时，李密和他打了一次硬仗，宇文化及虽被杀败，瓦岗军也损失惨重，大伤元气。王世充乘机出动，偃师一战把李密的主力彻底击溃。瓦岗军内部的团结本来有问题，当初翟让一派就不服李密的指挥，结果翟让被李密给杀了；另一个地位仅次于李密的徐世（jī），也因为和翟让接近，被派出去镇守黎阳（今河南浚县），实际上已脱离了李密，自成一股势力。偃师战败后，又有好些不属李密嫡系的将领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只得带了少数亲信，狼狈地进入潼关，向李渊投降称臣。后来，在黎阳的徐世也归附唐朝，李渊赐[9]他姓李，这就是和李靖齐名的唐初名将李。李密则又乘李渊派他出京招募旧部的机会叛唐，被唐军杀死。这样，唐军在山东的对手，只剩下洛阳的王世充，比原先瓦岗军存在时好对付得多了。
当然，如果把河北地区也算进去，那还有一个窦建德。此人在农村里当过里长，父亲死了有上千人送葬，大概也是个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豪杰，后来凭此资本，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夏王。宇文化及被李密杀败后北窜，是窦建德把他歼灭的。李归附了唐朝，窦建德又南下争夺地盘，先打下洺州，改为夏国的都城。又打下黎阳，俘虏了李。但是窦建德和王世充也有矛盾，互相争夺过管领的州县。如果唐军进攻王世充，估计窦建德不会马上支援。
这样，李唐政权就决定了攻取洛阳，进而平定山东的战略。在解决了刘武周以后不到两个月，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初一这一天，李渊正式下诏东征王世充。统帅当然是一再建立功勋、锐气旺盛的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十八岁了，做哥哥秦王的副手。李已从窦建德那边逃回来，考虑到他是山东地区有影响的军事人材，也让他参加东征，成为仅次于秦王、齐王的重要将领。此外还动员了大批有作战经验、有智谋的文武官员带兵随军。驻守山东有战斗力的唐军，也纷纷向洛阳移动。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比西讨、北征的格局大不相同。
战役的第一步是扫清外围，派勇将罗士信拿下距洛阳三十里的慈涧，史万宝挺进龙门（洛阳南），黄君汉攻占回洛城（洛阳东北，黄河南岸）。王世充控制的一些州县，看到形势不利，也纷纷降唐，李世民带着大部队进驻到洛阳城北的北邙山，扎下连营准备攻城。
俗话说：“困兽犹斗。”洛阳城里的王世充多少还有点兵力，自然不甘束手就擒，在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摆下阵势，和唐军对峙。王世充亲自出马，对秦王李世民说：“隋朝灭亡了，你们李家在关中做皇帝，我在河南做皇帝，我没有向西出兵侵犯你们，你们却举兵东来，这是干什么？”李世民叫秦王府的宇文士及回答他：“四海都要归顺大唐，就你在顽抗，为此我们就得来！”王世充口气软下来了，要求罢兵讲和。宇文士及回答得干脆：“我们奉大唐皇帝诏书取东都，没有叫我们讲和。”大概也算是先礼后兵吧，当天双方收兵回营，以后才多次交锋。李世民挑选了一千多最精锐的铁骑，一式黑衣黑甲，编[10]成左、右两队，由秦王府亲信骁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统带。每次战斗拚杀，李世民都披上黑甲亲自带队当前锋，把敌人杀得望风披靡，叫苦不迭。
一次是李世民带了尉迟敬德和五百黑甲铁骑巡视战地，王世充亲自指挥上万人马突然杀过来，把黑甲铁骑团团围住。原先瓦岗军的大将、后来投降王世充的单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大喝一声，一槊把单雄信刺伤落马，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再带着黑甲军向郑军冲杀。这时候，宿将屈突通带着大队唐军赶到，结果是上千郑军被斩杀，郑军大将陈智略，和王世充的嫡系六千江淮排矟兵被俘，王世充和少数残卒逃进洛阳城。
一次是屈突通、窦轨带队伍在城外行动，和王世充大部队碰上，唐军措手不及，眼看要吃亏。李世民带了黑甲铁骑冲杀过来，郑军被杀、被俘损失了六千多，骑将葛彦璋也被唐军活捉，王世充逃回城里。
再一次，李世民移军青城宫，壁垒还未立定，王世充又带了二万人马出城作战，李世民派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迎击，吩咐他一接触就纵火放烟，一时烟雾腾腾，李世民带着黑甲铁骑冲进郑军大阵。不料冲杀得太猛了，脱离了大队，身边只剩了一员战将丘行恭，骑的战马飒露紫又被一箭射中要害。丘行恭下马拔箭，眼看飒露紫不行了，赶快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李世民，步行挥舞长刀开路，跟李世民一起和大队会合。王世充这边也拚命死战，反复冲杀了好半天，才不支而败退，李世民乘胜追击到洛阳城下，俘斩的郑军又是七千多。
王世充一再损兵折将，不敢再出兵野战，只好闭城困守。李世民督军四面围攻，最紧张时，十多个昼夜攻打不息。城上郑军则向城下施放大炮、弩箭。这时候还不懂得利用火药来制造火炮、火枪，所谓“大炮”，其实是一种机械式的抛石机，抛的大石块重至五十斤，可飞出二百步远。箭也特别长大，箭镞（zú）像把大斧头，用八张弓连在一起，拨动弩机发射，能射出五百步以外。靠这些利器，对攻城的唐军还可以勉强抵挡一阵。严重的问题是，城中的粮食本来有限，仗打了几个月，已吃得差不多。王世充的儿子、镇守武牢（今河南汜水）的王玄应，带了几千人马把粮食运往洛阳城，又被李世民派战将李君羡中途邀击，王玄应弃粮只身脱逃。消息传开，洛阳城里更惶惶不可终日。一匹绢只能换到三升谷子，一升盐竟要十匹布才能换，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只好用澄过的泥土和点米屑做饼充饥，吃下去身重脚软，倒毙在街道上的不知其数，甚至连做官的都病倒饿死。面对这种危局，当然无法再支撑下去，唯一的希望就盼雄据河北的夏王窦建德赶快前来救援。昭陵六骏之“飒露紫”。丘行恭正在拔箭
前面说过，窦建德本来和王世充有矛盾。当唐军开始压境时，王世充曾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只是敷衍了一下，派个使者到李世民那边去劝说退兵，被拒绝后也不采取什么行动。相反，却调重兵南下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吞并了另一支孟海公的农民军，用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他想让王世充和唐军两败俱伤，以便乘机从中渔利。
现在，洛阳的战局已呈现一面倒的形势，不是两败俱伤，而是眼看唐军就要吞没王世充，唐军的锋芒下一步可不轮到夏王头上？不如乘郑军还未完全覆没，同他们联合起来，把最可怕的敌人李世民打退再说。这时候的夏王窦建德还是够威风的，调集已收编的孟海公部，和屯聚在兖州已经向他投降的农民军徐圆朗部，由自己统一指挥，步骑一共十多万，号称三十万，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杀奔洛阳前线。
这是唐军围攻洛阳的第二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里发生的事情。情况起了变化，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以及谋臣宿将们赶快商量对策。稳重一点的像屈突通等人认为，夏军声势浩大，如果留下来继续打，那将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不如暂时撤围退守新安，等有机会再进兵。薛收、郭孝恪等人表示反对。郭孝恪主张立刻进据天险武牢，把夏军顶住。薛收认为，如果撤退让夏、郑两家协力，今后更不好解决。李世民赞同他俩的意见，他果断地说：“王世充兵折粮尽，上下离心，用不到再花多少气力就能打下来。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进据武牢，这等于扼住窦建德的咽喉。窦建德如敢冒险争锋，我取之甚易；如果他狐疑不战，那不到十天半个月王世充就得崩溃，我们拿下东都，然后集中力量消灭窦建德，这岂非一举两克！”这用今天的军事术语来讲，就叫“围城打援”。围城的任务由齐王李元吉分带屈突通等部承担，李世民和李率领精锐进据武牢天险，组织打援。
战局基本上按照李世民的安排在进展。窦建德的大军开到成皋（今河南汜水），看到唐军已据守武牢，无法挺进，只好在板渚筑起营垒，和唐军对峙。夏军几次出击，都被李世民的黑甲铁骑打败。王世充在洛阳城里听到夏王救兵入境，想来个里应外合，搜罗残兵败将，开城出战，结果中了齐王李元吉的埋伏，军士阵亡八百，还有一千多人加上大将乐仁昉被李元吉俘虏。吓得王世充从此再也不敢有所举动，龟缩在洛阳城里，痴等夏王的消息。这样，李世民在武牢的部队，就不再有后顾之忧，这是李元吉的一大功绩。
相持了二十多天，夏军带的粮食快吃完了，夏将张青特从后方运粮来接济，李世民派王君廓带骑兵抄袭，连张青特统统被活捉。窦建德焦躁起来，五月初一这一天，他调动全军攻打武牢，夏军布成一个长达二十里的大阵，敲着鼓吵吵闹闹向武牢进逼，李世民叫部队不要理睬，只管好好休息，等敌军累了再动手。
果真，夏军等到中午，还不见唐军出战，士兵又饥饿又疲乏，纷纷坐倒下来，有的还抢着找水喝，阵势乱了。唐军这边呢，饭吃饱了，休息得也够了，在河边上放牧的战马也及时赶到。一声号令，唐军跳上马背，像暴风雨似的向敌阵冲杀过去，顿时尘土飞扬，刀光闪耀，夏军招架都来不及。李世民自己带了程知节、秦叔宝几员勇将，卷了大旗一直冲杀到敌阵背后，然后把大旗扬起，敌军以为已被唐军前后包围，立即全线崩溃。唐军穷追三十里，斩杀敌军三千，俘虏五万。窦建德被枪刺中受伤，逃到牛口渚躲藏起来，结果被唐军搜出活捉。
李世民把窦建德押送到洛阳城下，王世充知道再没有指望，只好开城投降。接着，窦建德残部献上河北州县归降，徐圆朗也举兖州降唐，山东地区宣告平定。
这年七月，唐军凯旋。秦王李世民身披黄金铠甲，意气飞扬地坐在大战车上，接着是齐王李元吉和李以下二十四员大将，带着队列齐整的上万骑兵，在鼓吹声中开进长安城。王世充、窦建德也被押来行献俘礼。李渊考虑到窦建德在河北还有影响，下令斩首。王世充则贬为庶人，放逐去四川，还没有动身，就在长安城里被冤家杀死。
不久，窦建德的将领刘黑闼果真打着窦建德的旧旗号起兵，他和东突厥勾结，不到几个月又占领了河北各州县。这年十二月，李世民再一次自请出征，齐王李元吉也同行。第二年三月，刘黑闼被打败逃入突厥。李世民、李元吉收兵回长安。昭陵六骏之“拳毛”。李世民平刘黑闼所骑战马
这时候，李渊已派堂侄赵郡王李孝恭和名将李靖灭掉割据江陵的萧铣。以后长江下游的杜伏威旧部辅公祏反唐，也被李孝恭、李靖擒杀。其余一些无关大局的割据势力，或是降唐，或是被唐扑灭。除了边境少数民族有的还和李唐政权对抗外，中国基本上又得到统一。父子兄弟之间
战争的烽火逐渐熄灭，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给李唐政权制造了不安定的因素。
我们不必为李世民这位有成就的历史人物隐讳，在制造不安定因素方面，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他还年轻，平定王世充、窦建德这一年还只有二十四岁，一系列赫赫战功把他抬到崇高的地位，难免目空一切，有点飞扬跋扈起来。弟弟李元吉只是自己打仗的副手，哥哥这几年坐在长安朝堂里很少上战场，大半个天下是秦王用血汗换来的，他们却要坐享其成！更不乐意的是父亲已经五十好几了，一旦发生变故，即位君临天下的将是当上了皇太子的哥哥，自己只好俯伏称臣，这实在太不是滋味。何况，表叔杨广虽然结局不好，那是给他胡弄坏了，他早年可不也是个二郎吗？后来还不是因为平陈立了功，取代大哥杨勇当皇太子当皇帝。再早一点，南北朝时候不是嫡长子当上皇帝的，就更多啦，他们的才能、功勋哪一点比得过我秦王？这些念头，很自然地会经常在李世民脑海里起伏回旋。
客观上给李世民创造了不少条件，这也是两晋南北朝以来的旧传统，就是皇子们不光可以带兵，还常常拥有兵权，形成半独立的武装集团。这也不是当时的皇帝糊涂，不搞军事上的中央集权，而是因为当时的皇帝本是门阀大贵族捧上去的，这些大贵族都拥有强大的军队，甚至还有数量可观的、不属国家军事编制的私兵，皇帝为了搞平衡，只好让自己的兄弟、儿子、侄儿手里也有点兵。唐朝建国后也是这么做的。秦王有他的秦王府，齐王也有齐王府，这些王府不像后世那样只住人，只是王和家族的住宅，而且还是王的正式办公机构。王府可以招募、编组军队，“秦府兵”、“齐府兵”等名称当时是公开的、完全合法的，连皇太子李建成也编组了一支直属东宫的“长林兵”。其中尤其是“秦府兵”，托秦王李世民的福，在打薛仁杲，打刘武周，打王世充、窦建德等几次大战役中，迅速地壮大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些大战役中“秦府兵”一直充当主力，像在洛阳城外杀出威风来的，就是李世民直接编组、统带的黑甲铁骑，而且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还吸收补充了大量的战士和将领。就将领来说，尉迟敬德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就是从刘武周、宋金刚部队里投降过来的。和他齐名的秦叔宝、程知节，本是瓦岗军的骁将，是李密手下最能打的“四骠骑”中的两员，在李密失败时先投降王世充，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第一次进窥洛阳时又都投到了李世民麾下。和他俩一起投到李世民麾下的，还有吴黑闼和牛进达，很可能就是“四骠骑”中另外的两员。再晚一点，从王世充那边投过来成为秦府干将、李世民亲信的，还有张公谨、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一大批人。还有一些人像段志玄、钱九陇、樊兴、李安远、公孙武达、张士贵等虽然并非降将，也都是跟随李世民打王世充，而成为秦府系统将领的。有一些宿将谋臣，像屈突通、宇文士及、萧瑀、封德彝等，也是因为参加东征而成了李世民一边的人。以上这些人，除了萧瑀、封德彝不会上阵打仗外都是武将。还有文的，当时秦王府、齐王府都合法地设立了文学馆，馆里养了许多博学多闻的高级文人当学士，最有名的就是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像房、杜等是早就跟随李世民的，大经学家陆德明、孔颖达，大书法家文学家虞世南等七人，是李世民打王世充、窦建德时搜罗来的。李世民的几次出征，尤其是东征王、窦，平定山东这一次，确实给秦府大大地扩充了实力。段志玄像虞世南像
实力扩充了，想夺取权力就更有了资本。而且这几次搜罗来的文武人材，对李世民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切莫认为“秦府十八学士”只是单纯的文人，单纯给秦王讲点文学、经学和书法，实际上是帮着出点子的高级智囊团，帮李世民用心计来取得皇位的继承权。主子当上皇帝，大家一起高升，这是他们的最大心愿，否则老跟个亲王有什么前途！武将呢？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之流，说穿了都是亡命之徒，哪个主子对自己亲，给自己好处，就替哪个主子卖命。他们当然盼着主子秦王能变成皇太子、皇帝，携带自己做高官，发大财，即使贴上性命也算不了什么。
但是当上了皇太子的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并非无能之辈，并非糊涂虫。就军事上来说，从太原起兵到进军关中这一阶段，大郎李建成和二郎李世民一样都打得很好，而且李建成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不像李世民那样在浅水原栽过大筋斗。齐王李元吉丢失过太原，但前面已说过，他那时才十七岁，以后充当李世民的副手出征洛阳就打得很漂亮，而且从武艺来说，恐怕还比李世民略高一筹。文治上，李元吉没有机会表现，李建成则应该是有一套的，他当皇太子留在长安主持日常政务这一段，连专帮李世民讲话的旧史书也无法谤毁，可见是个懂政治、会治理天下的材料，起码在当时经验要比年纪小得多的李世民丰富。这两位皇子对秦王府的活动不会无动于衷。就李建成来说，自己堂堂的嫡长子，当上皇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弟弟秦王立了点战功，就把自己挤下去，这可办不到！李元吉呢？当了秦王的副手，对这位二哥的飞扬跋扈，是看在眼里的，你是个秦王，我也是个齐王么，不过比我大了五岁，当了二哥，就那么处处占先，将来真当上皇太子、皇帝，还不知怎样呢？倒是建成大哥宽厚多了，做了皇太子也不拿架子，你想挤掉他，我偏站到他一边，看你是不是挤得成！
兄弟之间拉帮结派闹矛盾，做父亲的李渊怎样来处理？本来，都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么，记得二郎世民小时候生病，自己还和他妈妈一起到草堂寺求佛菩萨保佑，二郎的病好了，大家高兴得赶快出钱刻了座佛像还愿。可是现在他羽毛丰了，连我这个爸爸、这个谁都不敢不尊敬的大皇帝，都慢慢地不在他眼里了。不错，在让二郎当“陕东道大行台”的时候，曾下过诏书，叫他在所管辖的地方，可以用秦王的[11]“教”直接下命令，不用向自己请示可否，那是为了要经略山东，让他好便宜行事啊！可现在山东州县只凭他的“教”办事，连我下了诏敕都不顶用了。老皇帝李渊真是越想越生气。有一次和最亲信的裴寂在一起，讲到这位二郎，叹口气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这“读书汉”就是房玄龄、杜如晦之流。李渊认为二郎是被这些人教唆坏的，他不懂在权欲的驱使之下，即使没有人教唆，也很容易走上这条路。这不是一个人的品质好坏问题，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啊！
当时皇太子、齐王和秦王都设法到后宫活动，在老父亲的妃嫔中做工作。当时最得宠的尹德妃、张婕妤都经常在李渊面前替太子、齐王说好话。秦王的王妃长孙氏，本来也是很会笼络人的，在老皇帝的妃嫔面前经常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对老皇帝也就是老公公，更能曲尽孝道。无奈李渊对二郎世民已经失去了信心，信任的、喜欢的只有建成和元吉，在矛盾斗争中明确地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再活动也无法把局面倒转过来了。血溅玄武门
李建成、李元吉的公开反攻，是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下半年开始的。
前面说过，这年三月里李世民、李元吉把刘黑闼赶进了突厥，四月里李世民、李元吉班师回朝，六月里刘黑闼又借了突厥兵卷土重来。这次，李渊没有再派李世民而改派李元吉和李建成出征，十月齐王李元吉重返前线，十一月，皇太子李建成以统帅的身份，率领大军到河北和刘黑闼周旋。据记载，李建成这次是采纳了他的亲信谋士太子中允王珪（guī）、太子洗马魏徵的建议，主动向李渊提出让自己出征的。王珪、魏徵劝建成乘此机会在军事上建立功勋，提高威信，同时还可以把河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招纳当地的英豪来扩充东宫的实力。这也符合李渊的意愿，他正想支持东宫和齐府，来压一压秦府的气焰，于是破除了太子不远征的惯例。
李建成、李元吉这次出兵十分顺利，他们玩了点政治手腕，没有对敌人一味镇压，只要不是刘黑闼的死党，俘虏了也宽大释放，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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