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摸象(大夏书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程红兵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瞎子摸象(大夏书系)试读：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相继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经济、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教育，这就引出了如何学习人家经验的问题，即如何阅读他者。学习就是阅读，“西方”就是“他者”。

为什么要阅读他者？如果教育处于常态的稳定时期，“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可能是个真理。但在教育急剧变革、转型时期，教育的事实系统已经和原有的语言系统、理论系统有距离了，各地、各校教育实践之间也有距离了。眼见为实，直接的经验是最抽象的，真理是具体的。（没有比直接的、眼前看到的东西更抽象的了，只有真理——抽象的真理才是具体的）因此我以为，转型时期必须优先阅读教育实践这本大书。

这种阅读的立场是什么？一直以来教育总在找方向，却没有去找立足点。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人是无法出发的。这个立足点就是立场，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样的时空来看问题，决定了你观察问题的整个视角。所以，立场的第一个含义是时间问题。时间分为物理时间、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更重要。（各个国家在自己整个的发展史、发展历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历史时间段上的）立场的第二个含义是空间问题，要站在东方这片国土上，站在中华民族、站在13亿人的立场上。我以为就是以中国教育为方法，以中国教育为中心，以中国教育为立场。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中，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走出国门，阅读西方教育，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中国教育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教育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现代以来的教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改革的经验，必须重新加以梳理，不能随便用西方的教育理论加以套裁，反对以西方教育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教育自身。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就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在你那个视角里面呈现出来的那几个点，那几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你观察到的点，叫观点。如果我们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思考什么是对我们民族当下最重要的，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拙作《误读美国教育：中国英才教育批判》就是试图实践这样一种主张，有意识地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观点。

研究中国教育需要尊重中国教育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教育自身的历史。西方的教育经验可以参考，西方的教育理论可以利用，但不能照搬。以中国教育为中心就意味着，我们有权凭中国教育自身的经验修正西方教育理论，修正西方教育的实践经验，这就叫做西方教育的中国化。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返回我们国家的教育国情，返回我们国家的教育历史，返回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现实，否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去土壤化、去背景化的错误。也就是说，如何判断西方教育要以“中国教育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

这种阅读的方法是什么？我以为可以借鉴社会科学中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法”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背景里面加以理解，就是要把当代中国的很多教育经验放到历史的经验里面加以考察，即要把教育的现实经验放到历史的流程里面去加以理解。在教育领域里时间的因素非常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时间的变量就应该特别关注，因为事物在时间中发展，在时间中变化。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必须把它放到其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所谓“中外法”，不仅仅是指中国和外国的比较，还指要把所阅读的局部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教育整体中乃至社会整体中加以理解。这里说的是阅读西方教育应该有历史的维度、整体的维度，其实还应该有理论的维度，也就是说要把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概念按照中国的教育语境加以语义学上的改造，通俗地讲，就是中国化。如果这个过程不完成，用输入的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经验直接套裁中国教育是会导致误读的。用通俗的方法来解说，如果把A定义为西方教育，把B定义为中国教育，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我想有几种情况：第一，A是最好的，B应该是A，那么就把B变成A；第二，A是最好的，B应该学A，结果B说的是A的一套，做的是B的一套；第三，A是A，B是B，把A好的东西化入B，将A同化到B中。时下比较多的是第二种，而我以为正确的应该是第三种。

另外，把西方教育理论后面隐藏着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普世的观念，我们也会犯错误。价值观念从来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只能是本民族内在的需求和当下实践的需求，价值来源于内部而不来源于外部。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如果西方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的，那么这些概念对中世纪的西方是不是普世的呢？另外，这些概念在西方产生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内涵的演变过程呢？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如果自由教育、以生为本、儿童中心是普世的，那么这些概念有没有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有没有阶段性的特征属性？有没有一个空间、地域的变化？对于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经验要按照中国的教育语境和教育经验进行有效的修正，使其能切合和切中中国教育实际。如果我们主要使用西方教育理论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现实，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竟然会有那么多看上去彼此对立，实际上却互相拉扯的现象。我们不可忽略基本的社会事实和社会心态，我们必须把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列入一个重要的教育事实，我们不能完全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人看成物。人就是人，人有文化差异，人有主观性。晚近德国的文化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学派，提出一套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人不是物，人具有主观性，人赋予自己行为的动机、行为的意义。

这种阅读的目标是什么？阅读就是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他者，发现自我。发现他者、自我的什么？我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现他者为何、同异之处及其原因，即人家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与我相同的地方在哪里，他与我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相同，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大陆语文老师如果到台湾去看华文教育，台湾与大陆同宗同祖，同文同源，华文教育有异有同，了解彼岸的教育，可以更清醒地认识自我，准确定位。要真正读懂自我的教育实践，必须寻找参照系。关于华文教育，台湾就是大陆的参照。

发现他者之是、何以是、何以为是，即人家正确的地方，人家为什么正确，人家是如何做到正确的。同样也要发现他者之非、何以为非、如何规避，即人家错误的地方，人家为什么错误，如何规避这样的错误。发现他者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自我，发现自我之非、我何以非、如何纠正，即自我实践中不正确的地方，以及为什么不正确，如何纠正自己的错误。发现自我也包括发现自我之是、我何以是、如何发展，即自己教育实践中的可取之处，为什么可取，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在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你要读懂他者，你就要研究他者为什么这么行动，他者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什么意义，而且要研究他者思维的过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发现。教育事实既是可以被外部观察到的那些事实，也包括我们眼睛一下看不到的，即人们内心存在着的那些主观性，包括主体性态度、动机等。对教育心态或价值取向的考察，应该列入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拙作《中澳市民教育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一文，就是有意识地从这个方面去努力。

如何发现？我以为首先就是进场，就是你要真正进入他者的现场，是真实下水，不是作岸上观。为此在进场之前，就要对他者的教育有一个预备性知识，对他者有基本的了解，如果没有预备性的知识，你是考察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进场之后应该实现有效交往，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增加自己的阅历，阅历来自交往。要和各种角色的教育人或教育相关人士交朋友、相接触，突破学科界限，开阔自己的心胸，增加自己的知识。这也是能够进入现场、能够得到不同的人信任的一个前提条件。比如到欧美国家去，你就要深入学区、深入学校、深入课堂，与学监对话，与主管探讨，与校长商议，与教师交流，与家长沟通，与学生谈话，变走马观花为细致体察，变平面了解为立体认识。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就应当把当下局部的经验放在整体里面加以解读，当然这个整体的边界有时并不清晰，困难就在于确定这个整体的边界。

要发现就要学会筛选，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视野，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大脑，让什么样的事实与你产生接触，让什么样的事实与你产生激烈的碰撞，你要有所选择。人们常说话语权，所谓话语权首先就是筛选事实的权利，其次就是对事实意义的解释。

要筛选就要设身处地，也就是我们进场之后，面对事实要将心比心，要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才能还原思维过程，实际上这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够沟通的先决条件。拙作《英国特色学校的创建——金斯福德学校考察有感》就试图还原该校校长创建特色学校的思维过程，就能真实把握其经验所在。还原思维过程，那么事实就不是历史，而是鲜活的当下。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传统都是经验。一切传统都生活在我们当下，那些曾经发生过，而又死亡的东西，概括不了传统。传统是传下来的，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那才是传统。费孝通说得好：“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要有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向内”。科学哲学中关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思想，为克服二元机械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张力”这一物理学概念于1959年由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第一次引入科学哲学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在两种思维模式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按照“张力保持”理论，教育价值选择必须做到：要把对立的两极价值联系起来，而不应把二者割裂开；要使对立的两极价值互补，而不应使二者相互贬斥；要在对立的两极价值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掌握恰到好处的分寸。教育现代化不等于教育西方化，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中华民族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特色与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过程。中国也只有这样寻求自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有过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靠抄袭别人的现成东西来求得成功。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

概括地说，我们拒绝在价值选择中硬性地择其一而斥其一。正如著名法学家吴经雄所说：“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神圣的本体。”

在自序中我记录了自己与西方文化、西方教育交流的经历，写了自己多次出国访学之后对西方教育的几个基本印象，虽然已有万字之多，但我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必要讲一讲本书所追求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应该持有的基本思想、原则和方法，于是以“阅读他者”为题，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作为本书的跋。我所说的这些思想、方法未必正确；即使正确，我的书稿也未必都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使采用了这些方法，也未必做得到位。热忱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郑重感谢本书的编辑杨坤，从书的标题到书的内容安排，从书的框架结构到语言文字运用，她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认真之精神，其负责之态度，都让我感佩。程红兵2014年5月自序走近西方教育

这是一本谈西方教育的书，确切地说是我出访西方国家的学校，且行且思，联系中国教育所记录的文字。编辑嘱我写一篇序言，于是，关于西方人，关于西方文化，关于西方教育，关于学习西方教育……许多东西陆陆续续跳到我的眼前。

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进入小学读书的，对西方人形象的认识最早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中获得的，这四位伟人的画像常常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并列在一起，那个时候只知道他们是革命领袖，其形象特征与我们族类差异很大，而且这四位伟人除了列宁之外都是大胡子，棱角是分明的，眼神是深邃的，表情是严肃的，整体看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神圣威严。儿时的记忆对青年时期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记得二十多岁初任教师的我，曾经有意无意地蓄胡子，不知是想因此增加教师的威严，还是想学习领袖的气质，总之是经常性地、间断性地蓄着胡子，持续时间长达十年。印象很深的是，1993年，承蒙《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主编的厚爱，我被列为该刊的封面人物，要发照片给他们。第一次寄过去的照片编辑不满意，第二次寄去的照片还是不满意，第三次仍然不满意，最后编辑严肃地电话告知我：“一定要把胡子刮了！”现在想想人家在理，封面人物一般都是宣传特级教师的，我当时只是一级教师，人家破格宣传，就是要突出优秀青年教师，怎么能把自己扮成中老年人呢！

除了来自画像的了解，还有电影。那个时候我们看的外国电影，基本上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革命是主旋律，主要角色都在其中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量，坚定的革命意志，超凡的政治、军事智慧，发表演说指挥民众时洋溢的激情，这些都给儿时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列宁的崇拜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当书店里出售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著作时，我毫不犹豫就买了，这完全是由对列宁的敬仰所致。

亲眼见到活生生的西方人，是在1970年前后。那个时候我在厦门，厦门岛和鼓浪屿之间的鹭江海峡停泊着外国人的货船，外国船员们下船后，立刻引起了厦门市民极大的好奇。市民们像看待珍稀动物一般，争先恐后地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把外国船员团团围住，中山路上几乎是水泄不通。今天人们可能想象不出，在厦门这个被荷兰人占据了许久的城市，这个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开埠的城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因为封闭了太久的缘故，许多人没有见过西方人，像我这样的，以及许多比我年长的人都没有见过。据说，就因为出现群体围观，厦门市的领导还被中央批评了。事件严重程度，应该不亚于今天的群体上访事件。

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回归正常，西方人在我们眼中既不神圣，也不怪异，都是人，只是种族不同而已。但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们还是仰视他们，而不是平视。

打开国门之后，人们发现以解放全人类自居的中国，其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相差太远，学习西方，“拿来主义”，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出国成了一种潮流，有的人出国留学，有的人出国定居，有的人出国经商，有的人出国访问。新世纪以来，出国开始延伸到教育系统，我有幸多次出国访学。

2000年，我作为上海市建平中学常务副校长，被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选派到澳大利亚麦夸里大学进修学习，和我一同前往的共有十位校长。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虽然是到被称为“西方农村”的澳大利亚，但也足以令我震撼。那里的蓝天白云，那里的人与自然，那里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那里的校长、教师，那里的学生、家长，那里的教堂婚礼，那里的碧海帆船，那里的考拉、袋鼠，那里的水果、花草，都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我睁大眼睛热情地搜寻当地的一切；我开动大脑，一方面比较它和国内的不同，一方面思考着现象背后的原因；我把每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澳洲之行开启了我的出国访学、阅读他者之旅。

2002年，建平中学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命名为绿色学校，作为分管校长，我参加了上海市环保局组织的赴欧洲考察环保教育的团队。这次德国之行让我看到了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为。在飞机上我们就看到被大片森林覆盖的德国，所到学校废物利用，用老房子拆下的旧砖盖新房，物理老师带领学生开发太阳能、用沼气发电，等等。这些无不冲击着我们的眼球和内心。

2006年1月，我被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派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培训。一方面，我听取了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理论授课，接受了英国皇家督学、英国资深校长关于学校办学的实践经验分享；另一方面，我几乎走遍了伦敦主要的文化场所，充分感受了英国的文化氛围，那种皇家文化，那种博物馆文化，那种渗透在每个角落的读书文化，令我感慨万分。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思想家、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新的经济秩序。英国人珍惜这种文化。

2007年4月，我第一次到美国，参观了和建平中学结对的纽约威郡的几个学校。2008年，我受上海市教委派遣到美国加州参加“影子校长”培训，在蒙特瑞、洛杉矶参观考察了许多学校，近距离了解了美国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共同属性和个性特征，以及他们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这两次访问，让我见识了美国学校，也见识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所呈现出的文化样貌。

2009年5月，我赴美参加女儿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顺便参观了塔夫茨大学、西点军校、耶鲁大学。虽然是走马观花，但还是看出了一点美国的大学精神所在。在西点军校，我听到了西点军校前校长戴夫·帕尔默将军说过的一句话：“随便给我找个人，只要不是精神分裂症，我就可以把他培养成一流、优秀的领导者。”这是被西点军校所有教官奉为真理的一句话，也是被西点军校领导力大师伊德·鲁杰罗奉若神明的一句话。西点军校能够让这些未来的领导者最终获取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允许失败。进入西点军校的学生虽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学生，但在学校教育中毫无例外地要经受各种考验、各种锻炼、各种失败。漫步耶鲁大学，许多保存完好的漂亮、古老的建筑，向人昭示着自己厚重的历史积淀，吸引人们细细品味它如陈年老窖一样的味道。

2010年8月，我考察芬兰的一所中学，学校的一位哲学教师告诉我们：在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考试中，芬兰连续三次在阅读、数学、科学三个方面都获得世界第一，很多国家的教育同行都来考察他们的教育，都想了解他们为什么考第一。他分析了几个原因，最主要的是“少就是多”的辩证法：一是芬兰政府教育投入少，但收效大；二是学生在学习时间上投入少，但考试结果好。他认为芬兰讲究教育公平、均衡，注重学生的内在动机，不搞外在的奖励，学生真正出自兴趣爱好而学习，而不是迫于家长、教师的压力，因此收效大。这一多与少的教育哲学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学习他人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和欧美国家的校长进行交流，我曾经多次十分自豪地介绍自己学校的办学经验。

2005年4月，在上海中学召开的国际名校长论坛上，听了许多专家、校长反思我们国家的教育问题，过分贬抑自己，贬抑自己的校长、自己的老师之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轮到我发言，我毫不谦虚地高调介绍建平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了与会中外校长强烈的兴趣。这一次现场为我做翻译的恰恰是我的女儿。

2006年4月，我应邀参加欧盟教育基金会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校长论坛。在伦敦南部的德威士学院（Dulwich College），我向中英双方的校长报告了建平中学实施课程改革的经验和学校文化建设的经验，赢得一致好评，很多校长兴趣十足地向我提问，我一一予以解答。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对我的发言非常欣赏和肯定。

2008年10月，我出席“2008年亚太国际教育会议”（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会上作了题为“建平学校课程构建”的报告，一位美国教授在我发言之后提了一个问题：“假设20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灾难性的危机，比如环境严重恶化、金融严重危机，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如何思考你的学校教育？你的教育将如何改变？”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教育就是要面向未来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为未来的社会服务的，刚才我提到了‘领袖气质’的培养目标，其重要的指向就是培养学生面对社会勇于担当的责任情怀，心系天下苍生。我们的学生课题有研究身边的河流——荻柴浜水环境问题，我们还组织学生到长江的源头去考察，这就是一种基于未来的责任意识；我们组织学生到重庆奉节建平希望小学去义务支教，让我们的孩子了解什么叫中国，明确自身的责任。”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的处长也提了一个问题：“我的女儿没有做一个伟人的宏大理想，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像她这样的学生在建平中学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吧？”我也是即兴回答：“我刚才提到建平中学的培养目标‘领袖气质’，起码包括三层含义：自我牺牲、责任意识、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大家知道，当下和未来社会需要团队精神，而团队精神的营造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他把团队成员团结起来，围绕一个目标去奋斗，这个人物就是领袖，领袖不是天生的，我们必须培养。在建平中学，我们尊重所有学生的合理意愿，你的孩子在建平中学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尊重每个孩子的梦想，我们尊重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尊重每个孩子设想的未来生活、人生规划，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是教育的辩证法。”场内即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2013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的“2013年世界名中学联盟年度大会”（WLSA Annual Conference 2013），会议主题是“发展21世纪学生：分享东西方最佳实践经验”。会议由联盟主席、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主持，我作了题为“创建有文化含量的智慧课堂”的发言，之后托尼·里特校长专门请了一个翻译对我说：“你的发言很精彩，几个案例及其分析很有启发性。”现场的同声传译跑到我的面前说：“你的发言太精彩了，我越译越有劲。”还有一位与会者对我说：“听了你的发言之后非常振奋，你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我认为国际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对话性，就是与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正常交流、对话，国际化不是所谓的“取长补短”后的千篇一律，不是失去个性的一体化、一元化，而是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发展国际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对话，以实现各自充分发展的多元化。就像生物种类的多样才能赢得生物的健康发展，文化种类的多样才能赢得文化的健康发展。

多次的出国访学，多次的中外交流，使我对西方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教育是自由教育，是不均衡教育。西方教育重视自由，鼓励选择，突出个性化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扩大学生差异、学生随心所欲、教师听其自然的现象。西方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为学生创造选择的空间，开设多种类型、多种内容、多种样式、多种层次的课程，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以学生为本，体现对学生个性的尊重，为学生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对那些热爱学习、自觉主动、智商很高的学生而言，无疑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部分学生因对学习本身很感兴趣，眼光是向内的，目标是明确的，学习是自控的，完全实现自主学习，发展下去成为创新人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对那些对学习本无兴趣，缺乏来自家庭、社会的必要外在压力的学生，学校的分类教学、分层教学，说得好听是尊重学生，其实是降低要求，迁就学生，让学生随心所欲，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学习标准一降再降，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一低再低。顺其自然的结果必然是这样：学生行则行矣，不行则不行矣；最后的结果是行则很行，不行的很不行。因为不行的太多，所以美国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中国的教育大多是统一强迫型的，行则要行，不行的也要行。结果行的则不是很行，因为耗费了许多无用功；不行的有些可行，但总体仍然不行。

新加坡教育部在给校长的委任状上称：“你的手中是许许多多正在成长中的生命，每一个都如此不同，每一个都如此重要，全都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他们依赖你的指引、塑造及培育，才能成为最好的人和有用的公民。”作为校长，想必知道这样的道理，但到底如何来实现这种指引，就是一个问题。不能说西方的学校没有对学生进行指导，比如教师对学生学习规划的指导是有所体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指导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一个学校设置两三个或三五个这样的专职指导教师，说起来好听，是专业指导，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深入了解整个学校所有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导更多地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无法有效地实现完全个性化的指导。学生的学习需求度最终决定了学习的实际水平，也就是说学生基本停留在其原有层面上。说句极端的话，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完全是政治口号，是糊弄选民、骗取选票的政客行为。在西方，教育均衡几乎是天方夜谭。

这样分析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出于客观理性。亨廷顿说：“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是一个希望。”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有其合理因素，人本身千差万别，为什么要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热爱学习？为什么要所有的学生都学习一样的课程？每个人的个性差异是明显的，每个人的学习基础不同是明显的，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也是明显的。既然承认差异，就要尊重差异，并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服务。这样做是否会于社会不利？其实也无关大碍，原因在于社会需要各种类型的人、各种层次的人：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也需要普通劳动者；既需要领袖人才，也需要一般员工。刻意追求均衡，一方面不可能达到，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某种人才相对过剩，或某种劳动人员相对不足的现象，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学生就业难，博士毕业去卖肉，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二，西方教育是开放教育，是生活教育。西方教育由于其自身的文化自信，表现在课程内容上是非常开放的。哈佛大学通过了课程改革计划，新课程表中包括“世界中的美国”“各国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与现有的核心课程相比，新课程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并协助学生把目光放得更广更远，使他们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修学科上。这次变革，源自一个设问：在21世纪，怎样才算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种开放的眼光直接引领着美国的教育。美国的中小学课程教材种类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己编写的教材就更多，基本上是各校自行其是，教师自行其是，没有中国那种一统化的教材，没有那种必考的“圣经式”的教材，这样一来，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可想而知，教学资源的开放性可想而知。我在美国看到，许多老师上课根本不用什么教材，更看不到像我们国内那种统一的练习册，老师用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制作的教学课件，就是一排排放在教室里的书籍，就是相关的实物。我曾亲眼见到生物老师养了大蟒蛇在学校，养了巨大的蜥蜴在教室里。西方的教育很重视博物馆的教育作用，重视大自然的教育作用。我所到访的英国、法国、美国、澳洲的学校，许多老师都爱把学生带到博物馆去学习，带到自然中去学习，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自然资源进行教育教学。当然，这样开放也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很有可能让一些教师过于自行其是，导致教学任务根本没有完成，课程标准的基本教学要求没有实现。教师随心所欲地进行教学，基本上没有人去干涉，没有人管，知识点没有逐个落实，能力点（或者解题点）没有逐个训练，导致学生似懂非懂，因此PISA考试美国人考分不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站在更高层面去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知识点固然重要，考试分数固然重要，但打开孩子的视野更加重要，让孩子了解自然、理解社会更加重要，让我们的学生对自然和社会保持适度的敏感力更加重要。

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的培养，希拉里说：“给孩子的最好工具是一把铁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所到的高中几乎都有电工、木工、钳工、修理工之类的课程设置，一个学生高中毕业之后，除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学习，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也远远高出中国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家电维修、汽车维修、家庭木工、烹饪技术这些事，在中国，除了职业高中的学生之外，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会做。相反，美国学校没有职高、普高之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几样基本生活技能，今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提高许多。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要集中精力办好一件大事，家长们几乎把孩子的生活全部包办了，学生只有读书考试一件事可做。事实上，有不少学生既没有提高多少分数，又没有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技能。一个欧洲人说：“清朝中国在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今天中国的教育是不是也在重蹈清朝人的覆辙？今日教育到底是育分还是育人？是人本主义还是分本主义？

第三，西方教育是底线教育，是守底德育。和我们中国的教育相比，西方的教育真的定位很低，他们更多的是上不封顶，下有底线。知识学习的要求，没有高限，大学先修可以，学习硕士课程也未尝不可，但底线的确很低，一个高中毕业生，只要具备相当于国内的初二数学知识水平就可以了。

至于德育，也是如此。走进许多公立学校的校园，经常可以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校园里转悠，这是专门用来对付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学生不能吸毒，不能有暴力倾向，绝对不允许违法，这是德育底线。至于未婚先孕带着小孩来上学，学校不会鼓励，但也是允许的，并且为其提供相应的条件，比如给哺乳期的妈妈学生提供喂奶的方便。他们没有非常高调的德育目标，没有培养接班人的宏大愿望，他们有的是非常具体的甚至有些琐碎的德育内容，比如遇到歹徒强暴应该如何从容应对。当歹徒把你双手控制住带进电梯，你可以用脚把所有的楼层刷亮，让歹徒无下手的时间机会。英国学校有这样的小学生守则：“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生命第一，财产第二。小秘密要告诉妈妈。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与陌生人说话。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不保守坏人的秘密。坏人可以骗。”这些“德育”看似琐碎，但却非常实用，守住底线是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而我们的德育更多的是“高大上”的宏伟目标，例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这样的学生守则，定位是高的，但一不小心就会流于空洞、务虚，最终说了跟没说一样，无法真正转化成学生的实际行为。

对学校教师的要求也是这样。我到访过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一次“教育家办学”，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政府官员要把校长培养成教育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校长要把教师培养成教育家型的教师，而听到的是每个教师每周的工作量是上满23、24节课，或25、26节课，听到的是教师只要不违法、不性侵学生、不体罚学生，学校就不能把教师除名。他们更多的是守住底线。不能说他们不够高尚，他们也不是不希望教师个个都成为“雷夫”式的教师，否则美国人就不会年年评选美国年度教师，而且一年只评一个。关键是他们懂得优秀教师不是学校培养得出来的，杰出的校长不是政府培养得出来的，成为优秀的教师、杰出的校长更多的是依靠来自他们内心的强烈动力、对教育的无比热爱，以及倾尽一生的精力去做好教育工作的信念。

不能说我们的出发点不好，我们的愿望就是让每个教师、每个校长都成为教育家，各级政府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去追求，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不但没有造就教育家，反而造就了许多只会呼喊口号、不去深入实践的口头教育家，或者就是伪教育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现在有许多校长的教育生态就是吃饭、喝酒、搞关系、呼喊口号（最近一年吃饭喝酒的少了，隐蔽了，但喊口号依然非常普遍），升学率由副校长具体落实。所谓“一手抓分数，一口说套话”，就足以对付上级。美好的愿望如果脱离现实，就会一事无成，甚至会演化成“怪胎”。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学校教育到底能够做什么，能够做好什么；什么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底线，如何努力守住它。同时，鼓励和促进有能力的校长、教师进一步发展。

第四，西方的教师培训主要是职前培训，职后培训主要是自学。走进西方许多国家的学校，大都是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当教师，职前这一关把得好，称职的才能到学校当教师。一旦进入教师队伍之后，他们的培训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时间量。西方教师职后培训的时间少之又少，每个学年一般不会超过3～5天，客观原因是他们的教师都承担满负荷的教学工作，每周高达25、26节课时，没有时间接受培训，基本上只能各自独立教学，教研活动几乎没有可能，像我们这样的理论培训，或者是听课、评课基本无法进行，因此职后的教师培训更多的是教师个体行为，是独立的反思。这种方式当然会带来教师成长的相关问题，但是至少有减少投入的作用，与中国的学校相比，人员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时间的投入都大幅度地降低，他们是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必要的教师收入上。

不能说我们培训教师、培训校长的初衷不好，但是我们培训的方式值得商榷。我们更多的是把培训校长、培训教师的任务交给了大学，交给了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擅长的就是理论，因此给未来教育家型的校长、教师做培训，往往就是理论充电，就是课题研究。我们发现，美国校长没有什么理论，倒是中国校长喜欢讲理论。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小学的实践如何上升到理论，有一种理论情结，这是中小学教师、校长不自信的一种表现。面对理论家，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缺乏理论素养，没有学术性，因此希望将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希望自己有所提升，有这个必要吗？可能吗？理论家有理论家的优势专长，校长、教师有自身的实践优势，他们各自都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教育教学本身就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实践者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理论，但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没有必要非得运用理论表达，同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表达、实践叙述才是实践者的本位表达。理论者与实践者应该各就各位，到位而不越位，理论工作者做理论的事情，实践工作者做实践的事情。但现实是理论工作者以专家自居，喜欢对实践工作者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其结果可想而知。实践工作者往往有一种理论自卑，崇拜理论，特别是在表述自己的经验之时，喜欢粘贴理论的表皮，写出来的东西“四不像”，结果把最宝贵的东西遗弃了。正确的做法是：理论工作者应该走近实践，学习和认识实践，为实践工作者提供最佳的服务；实践工作者应该学习理论，激活思想，丰富思想，清晰地、原生态地叙述事情，本真地表述自己的实践。一个名教师就是一部教育学，一个名校长就是一部学校管理学。

西方校长、教师在介绍办学和教学的时候基本不谈理论，他们谈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做了什么，怎么做，有什么效果云云，其中涉及的对教育的基本认识就是他们的教育哲学，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务实态度。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听欧美名校的校长谈话，会发现他们身上总有一种从容的气度，一种平和的心态，一如西方的文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在那里发光，好像是不证自明似的。孙子说：“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傅斯年提倡“平淡无奇的教育”，也是这种气度。胡适评价说：“他（傅斯年）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相反，我们总是要证明什么，即使取得了许多成绩，还要反复地喧嚷，即使这样，人家也未必承认你是名校。

在教育领域中，即使看上去只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如果不断追问，最后都将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美国当代教育哲学家乔治·F·奈勒说得好：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师或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在西方，杰出的校长、优秀的教师比其他大多数校长、教师有更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别人可能只会模糊地意识到的各种问题和愿望，把问题的根源揭露出来，促进教师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因此他们是教育理念的守门人，是广大教师的启蒙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很形象地将知识分子看作是“土壤中的盐分”。杰出的校长、杰出的教师就是教育土壤中的盐分。菲律宾前教育部长说过：校长应该高举旗帜走在老师的前面，而不是手举鞭子走在老师的后面。这个旗帜标示的就是教育哲学、教育理念。

走近西方教育，你会有许多感知，你会有许多联想，你会情不自禁地与中国教育对比，与自己所在的学校对照，我将这些用文字记了下来，多次积累，形成了今天这本书。我仍要强调一点，作为一个长期在一线学校任职的校长、教师，难免会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思维习惯，目光会更多地投向具体的事情，类似于瞎子摸象，难免会以偏概全。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干脆挑明，就以“瞎子摸象”作为本书的书名，让读者自己斟酌判断。

是为序，稍显长了些。程红兵2014年5月第一辑西方教育的近距离扫描务实而不功利的以色列教育

傅斯年做台大校长时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是很不时尚的，今天中国的教育是：处处高大上，时时出亮点，人人谈创新。但在全球教育背景下，傅斯年还是能找得到知音的，那就是以色列的教育，以色列的教育就是务实而不功利的教育。

2014年9月，我随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专题教育研修班到以色列考察。行前我了解到以色列的创造能力何其了得，马塞尔·梅斯曾对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进行过统计研究，用大量数据说明了犹太人在这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800多万人的小国在20年内诞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探究其原因时，美国创造学家S·阿瑞提指出，统计数据“并不证明犹太人从生物学意义上就比非犹太人优越。他们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在犹太人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那些社会文化因素”。那么，以色列的教育就是这些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设想以色列的学校一定是极为现代、科技含量十分高的学校，即从校园环境到教学设备，无一不是现代化的、高科技的。

然而到了以色列，看了几所学校后，结果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一水的朴素校园，一水的朴素校舍，一水的朴素教学设备。我们到访的是一所坐落在农庄里面的学校，那里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有幼儿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开放大学，有国际部，甚至还有马戏团学校。说它是乡村学校绝对没错，说它是国际学校也没错；说它是急待改造的学校没错，说它是教育教学质量非常高的名校同样没错。看了这个学校，我冒出的一句话就是：学校教育国际化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这所学校你分不清哪儿是农庄，哪儿是学校：一会儿是教学小楼，一会儿就是奶牛场；一会儿是体育场，一会儿就是养鸡场；一会儿是艺术楼，一会儿就是西瓜地；一会儿是办公楼，一会儿就是驯马场；一会儿是幼儿园，一会儿是养鹿场。学校在外观上很不讲究，到处是裸露的土地，校舍很陈旧，教室设施很一般，就是在这样一个农庄里的学校，学生居然能获得多种大奖，例如获得美国举办的国际科技创新大奖、艺术大奖，等等。学校还专门设有招收国际学生的国际部，IB课程教学质量非常高。他们从来不搞什么奥赛集训班，他们也没有任何艺术专业集训队，顺其自然，学生想唱就唱，想画就画，有想法就好好地玩一把，有创意就好好地秀一回，得奖是整个过程中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而不是刻意为之的目标。▲ 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农具

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无法透彻地解析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具有这么高的创造能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孩子们在十分自然的环境当中，心灵是放松的，思维是开放的，学生在农庄和学校之间不停地穿梭，在教室与牛圈之间来回穿梭，在实验室与菜地里来回穿梭，在书本与马群之间来回穿梭，创意迭出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又到访了一所坐落在富人区的公立小学，学校看起来非常简陋，校舍不能说是危房，但绝对像一个人到中年不施粉黛的妇人，硬件设施乏善可陈。说它老，却没有历史悠久的厚重感；说它旧，真的是几十年没有装修。但这是一所非常注意环境细节的儿童化的学校。学校里有许多沙地，这在我看到的中国学校也罢，西方学校也罢，是沙地最多的学校。学校原本就不缺沙的资源，因为学校就坐落在沙漠之上，难能可贵的是将沙地作为教育环境来利用。这个学校是做得很好的，他们的幼儿园居然每个班都有一个室外空间，都有一块很大的供孩子们玩耍的沙地。小学部的沙地就更多更大了，大块的沙地是学生的足球场，孩子们在踢沙地足球，小块的沙地里，学生正在建设兔子的寝宫以及行走走廊，正在建造小白鼠的运动空间和结婚殿堂。小孩子堆堆沙，并不仅仅是堆沙而已，其中还有创造，还有亲近动物，还有亲近自然。沙地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无限变化，这就为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提供了对象化的空间。▲ 幼儿园每班都有一块沙地

这所学校的校长很有创意地在校园里建了一个室外“教室”：在大树底下，先用钢管搭建了不完全封闭的架子，旁边种上藤蔓植物使之爬在架子上，造成一种洞的感觉。绝大多数低幼年段的孩子有一种喜欢洞的兴趣特征，比如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喜欢钻到书桌底下看书玩耍——有心理学家分析，这是因为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待得很久后习惯于待在黑暗的洞中。学生长时间在教室里上课，换换环境有新鲜感，与树木花草为伴，与小鸟为伴，也是一种不错的调剂方式。我的直觉是：像这样若明若暗的天然学习空间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创意，因为学生们全然没有任何的压迫感，全然没有任何的清规戒律，只有自由，可以任凭自己发呆，恣意想象。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说：“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犹太人因为自由，所以智慧。▲ 小学的孩子们给兔子建造走廊▲ 小学生给小花鼠建造行宫

这所学校电脑房的设计很有特色，国内的电脑专用教室一般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型，即学生桌椅或横排，或竖排，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学生之间的人人交流弱化了。也许人机交流强化了，但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弱化了，生生之间的交流弱化了。而这里的电脑教室里，桌椅居然是椭圆形的会议桌，椭圆形的两条横边墙上分别都有一个投影仪，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看到投影内容，每个学生一台手提电脑，学生之间的交流十分便当，老师和学生的交流也非常便当，老师可以关照到每个学生。交流能够促进思想火花的碰撞，能促进创意的产生，能够促进问题解决方案的不断完善。

我们考察了希伯来大学，这是以色列最著名的大学，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是犹太民族最高学府，爱因斯坦是建校时的校董之一。这所大学居然对培养青少年创新人才有强烈的兴趣，校园里两幢不小的教学楼，一幢用来培养中学生，一幢用来培养小学生。这个机构的建立，源于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提议，政府投资，大学具体来操办，有专职的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更有大量的兼职教学人员，他们全部都是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上课、带着学生一起研究。他们的教学分成两类：一类是普及型的，面向有兴趣的学生，一年上3次课，每次4个小时，参与基本的实验，实验主要由大学的硕士、博士来指导。另一类是专业型的，就是从全市各个学校推荐出来的400多个超常儿童之中，通过考试，再选拔出20个左右的学生进行专业学习。选拔除了重视知识能力的考试之外，还要考察是否有团队精神，他们非常反对自私、不合群的人。每周两次学习实验研究，每次4个小时。

我们还考察了以色列魏慈曼研究院，这是以色列最高、最权威的国家研究机构，相当于中国科学院，他们面向中小学专设了青少年接待中心、青少年科教中心、青少年科技园，其中有许多科普设备、研究设施。一个国家级的最高研究机构积极从事青少年的科研能力培养，派专人负责该项目，并组织一流研究人员带教青少年，进行专业学习、专业研究，这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相反中国的科学院至今都没有这样的作为。

中国的教育绝对是务实的，但我们更多的是务自己功利的实，务结果的实。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在乎实际成绩，太在乎眼下功利的结果。只要进行了课程改革一定要结出教学质量的果实，没有分数的大幅度提高，没有升学率的大幅度提升，这个学校的校长、教师是羞于谈课程改革的；只要进行了创新教育、拔尖人才培养，那一定要有一系列竞赛成绩来印证，否则一切都是白忙，谁也不信你的教育有任何的作用，你的培养有任何的价值。我们太崇拜直接效益，我们太在乎立竿见影，我们太在乎今天的收获，而不在乎明天的意义。一个PISA考试第一名让我们扬眉吐气了好几年，那发自内心的强烈的骄傲感、自豪感溢于言表，我们频频介绍、不断解读上海的PISA数据，在貌似谦虚的分析语言之下，是想压都压不住的得意，透过这样的得意，你可以看到骨子里有一种被压抑太久的自卑，这样的得意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变向表现。再如“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其实就是十分典型的抢跑心理，甚至是偷跑心理，就是十分典型的短距离赛跑心态。而教育不是短跑，教育是人生漫长生活过程的写照，是N次方的马拉松赛跑，靠一时的抢跑、偷跑无济于事，这种偷跑心态必将最终导致一定输在未来，输在终点。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种饥饿基因，始终处在饥饿状态之下，做什么事情都火急火燎，都追求即刻效应、注重眼下、不论未来。就连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也是这样，故创新人才是根本培养不出来的。创新需要宽松，创新需要自由，创新需要宽容，创新需要等待，而我们的教育恰恰缺乏这些基本的文化元素。

中国的高等教育，高端的科研机构，也是十分务实的，他们务的是自己的实，与中小学基础教育基本是割裂的，他们更多的是坚持本位主义，只顾自己的项目研究，无暇兼顾中小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至多就是给中小学学生开设讲座，绝对没有在大学校园里、在研究院所里，设置专门培养中小学学生的机构。甚至他们连对教授的评估，都是以年度论文数量、课题档次为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最终出来的是中低端产品，高端创意产生不了，就是自然的结果。

以色列的务实教育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以色列教育是务实而不功利的，他们从来不谈论升学率，从来不谈论发明一种什么教学模式来立竿见影地大面积提高学生分数，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教学设施设备如何现代，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校园环境是五星还是超五星，从来不介绍他们投入了多少办学经费，又募集了多少教育资金。他们的校长绝不奢谈自己的学校是卓越学校，更不会说自己的学校是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最新结果显示，他们的数学只排41名，科学只排41名，阅读排34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自己学生在OECD国家中PISA考试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安之若素，以为十分正常、十分自然。甚至他们的家长每天询问学生，也不像我们的家长所询问的：今天学了什么有用的知识？考试得了多少分？在班上排第几名？在年级排第几名？他们的家长更热衷于问问孩子：今天你提了什么问题？有没有提出把同学和老师都难倒的问题？他们的兴奋点根本不在功利的目标方面，他们的务实体现在每一个教育教学的细节之中。他们让孩子愿意学习，让孩子喜欢探究，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乐此不疲地学习，让孩子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之中自由地生长。以色列的教育是全社会贯通的整体教育，教育内部也是贯通的整体教育，中小学与高等教育及其研究机构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是主动关联，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的，都是在实施国家发展战略，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整体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所以以色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以色列教育，必须与以色列的文化联系起来看，一定要联系以色列的基布兹、以色列大街上跑的车、以色列大地上密密麻麻的水管来看。以色列人非常节俭，非常朴素，这是一个朴素到极点的民族，他们几乎一点资源都不浪费，大街上跑的车都是极为普通的汽车，雪佛兰、宏达、福特、起亚、马自达，都是排量很小的车。以色列的花草树木、各种农作物都是靠滴灌栽培的。这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一个曾经流浪天涯、一个差点被人灭绝的民族，深知生存不易，发展不易，十分珍惜建国的机会，十分珍惜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硬是靠人力——人的创造力、人的坚强的意志力——把不适合生存的沙漠地带，变成绿树成荫、花草遍地的家园。这个民族真的难能可贵！

与以色列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GDP总量全球第二，一夜之间很多人暴富了，开始奢华了，无论是路上跑的车子，还是自己住的房子，无论是身上穿的衣服，还是手里拎的包包，一律是豪华表相、世界名牌。在今日中国，奢侈品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奢华生活是很多人的文化追求，但无论怎么包装，都掩盖不了骨子里的暴发户心态；无论怎么装修，都掩饰不住综合文明素质欠缺的品相。在今日中国，高雅的文明气质毫无疑问是十分稀缺的品质。这样的文化氛围一定会影响教育，导致伪贵族学校、假国际学校的不断涌现，导致原本应是朴实无华的教育，变成了高大上与假大空混合的学校，令人痛惜！

教育是全社会的教育，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挥教育的作用；教育是整体的教育，大中小学各种教育机构应通力合作、共同育人。理科学校的人文色彩——伊利诺伊数理高中考察散记

2011年4月，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刘延东、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中美人文交流达成协议，中美双方将启动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交流。作为此项目的第一批赴美考察团，中国优秀校长、优秀教师教育考察团，应美国麻州大学波士顿校区的教育学院邀请，在国务院参事、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的率领下，于7月19日至8月1日赴美国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深度考察、研究美国最优秀的公立、私立高中。考察团主要由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西、新疆、甘肃、宁夏、湖北、云南等地的优秀校长、优秀教师组成，共78人，先后访问伊利诺伊数理高中、菲利普斯·艾克赛德学校、菲利普斯·安多福学校、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

多次到美国，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一样是到美国领事馆面签，一样是留指纹，一样是长时间的飞行，一样是精神疲惫、困倦不止，一样是看到广阔的绿地、湛蓝的天空，一样是风格相近而又各自不同的别致建筑，一样是考察学校，一样是校长带着几个懂中文的学生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