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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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试读：
弁言
本社既把平日和读者来往信札中之虽未公布而都有公开价值的信，编成《读者信箱外集》，现在觉得已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过的信也有汇印专集的必要，最大的理由是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便不再作重复的讨论，当然也不再作重复的发表，新的读者往往因与本刊相见已晚而未得看到，虽得购备合订本，也许有人对“信箱”特有兴趣，便可专看这个“汇集”。
记者对于各信的答复，不过尽我心力为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当然不能尽同，不过聊备诸君参考而已。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韬奋记于生活周刊社。第一编 求 学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来信有删节）晚现年念六岁，幼时毕业于国民小学，后因无力升学，即入先父所服务之豆麦行习业，晚入附近夜校习英文三年，而中文只靠自己研习，现稍觉通顺，不料三年后该行即行闭歇，而先父亦于是年去世，从此生活方面顿成问题，晚不获已即入报关行服务。但习非所学，兴趣索然，而一家生活所需，又渐入不敷出，而前途亦无希望，故对于人生观方面亦无适当解答。而前途茫茫，来日之困苦实有不堪设想者。故起初满拟求些专门学识，以冀有所发展，但回顾环境之恶劣，非但专门学识无从获得，即普通学识亦难寻求，其故因仰事俯畜，责无旁贷，倘一旦求学，非但老母妻子无人赡养，更须学膳等费。此种情形，岂非最难解决之问题乎。只有入夜校补习，然进步甚慢，而见效亦微。但除此之外，千思万想，实无两全之策，所以因循复因循，蹉跎岁月已有五六年之久，而至今仍未能解决。然而时不我待，既一误于前，不可再误于后，以故冒昧上渎，以求万一之解答。如蒙指教，实所感祷。莫世英
答：莫君来书，诚恳之意流露于字里行间。莫君自谓“中文只靠自己研习”，今文字犹能如此通达，敬佩敬佩。莫君所提出之“无力升学”问题，诚然为“最难解决之问题”，即能解决，亦决非一言一时所能办到。然愚劝君决勿以此自馁。就愚现身说法，中学大学之学业，亦全恃自己自赚自筹得来之用费，千辛万苦，始得卒业，至今回想往昔苦楚，犹觉酸鼻，然卒得渐渡难关，回念困苦，亦复可乐。愚自己既为苦学生出身，故对于莫君所处之境地，益觉十二分的表同情，苦学生涯，不外工读。愚当时所入学校，并非工读学校，乃一面在校求学，同时于课余在校外任事，当时身体则疲于奔命，精力则艰于应付，至万不得已时，则只得辍学若干时，就一私塾教席，然后以所得继续求学若干时。迨入大学，则费用益不资，一面得校长委任，于晚间助理本校图书馆事务，一面于下午课后往校外兼任私人家塾教务，同时复须料理繁重之功课，而用费仍时有不敷之虞。回忆当对尚能有此竭力维持之可能者，一为区区品性学识，尚能取得当时认识我者之十分信任，凡请我担任教务者，皆为彼等家人或子弟学业之改进计，并非为救济我之贫穷计也。（愚提出此点，盖欲表明纯粹利己之求人，希望极少，亦在乎自己之努力而已。）二为尚有此等机会可以利用，未至陷入绝境。三为幸有一二知己，当极危时，予我以一部分之相当经济援助。处此境地，因所兼任之事，当然短局，本学期不知下学期之情形，故“提心吊胆”，精神上极觉不安。我有一位同学，处境与我相同，奋勉之外，益以内心焦灼，学业方成，已患痨病而逝。此等处青年极当注意，当知处此境地，决非焦灼所能济事，一方当随机想法，一方尚须心神泰然，否则身之不存，学亦无用。综上所述，吾人欲入校作苦学计，亦须具有下列之几个条件：（一）有一二特长能为人服务；（二）遇有相当之服务机会；（三）如服务所得尚不敷用，则有临时可恃之相当救援；（四）身体精神虽劳，而有涵养工夫，心神安泰，不至以内心过于焦灼而伤生。老友陈霆锐君（现为上海名律师）王志莘君（现主持上海工商银行贮蓄部事，屡有著作登本刊），均系苦学生出身，且在求学时代于自身用费外，尚有家累加身，愚尝研究彼等所经历，亦不外能有上述之几个条件，此固不仅区区个人之经验也。其中第一第四两条件虽甚重要，尚在可以自主之范围内；若第二第三两条件，则虽亦自己之有以吸人信用，然机会之有无，则可待而不可必，此则属于各个人之特殊情形，非普通公式所能解决者矣。莫君已有此数条件可利用，则诚善；如其无之，则入校事似暂时不可能，而尚须有待也。
退一步言，即未能入校，苟真有志，亦非不能增进其学识经验。老友毕云程君（现任豫丰纱厂协理）之道德文章及其学识经验，均为侪辈所信仰，然毕君固未正式入校，其所得乃全在任事时代逐渐学习者也。毕君之经历，暇当另为文述之。兹可先述一二，以励有志之青年。毕君最初为学徒，其国文之开始，乃由自己留心阅看报纸，不明瞭处则请教柜台上之帐房先生。久之则帐房先生尚须向彼请教。在当时，安能自料今日彼之文字竟能从事著述乎。（毕君曾主撰《新民德》报，风行一时，后以事忙中辍，又出版多种关于棉业之著作，均极有价值。）后曾一度入商务印书馆任排版，此等于现在之排字，其性质可谓呆板极矣。当时商务正在提倡新式教科书，各科课本均有，毕君一面排版，同时竟就各版大做读书工夫，彼现在科学常识之富，即基于此。后入上海纱业公所为书记，亦极寻常书写之职耳。而毕君竟能就所得纱业报告，编一有系统之统计报告，参以有价值之研究，刊行以贡献于棉业者，为实业专家穆藕初君所见，极加赞赏，延任厚生纱厂主任，现任豫丰纱厂协理，穆君恃之如左右手焉。
愚观毕君当时所就诸事，可谓无一事之前途有好希望可言，而事在人为，学在人求，机会在人能利用，固无事能限之也。莫君闻此，更可以勿因目前境遇而自馁矣。故莫君能入校固是一种办法，苟不得上述之数条件，则业余自学（或如君所言，并就夜校补习亦有裨益），亦非必无希望，决勿以此悒郁，且学问之事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求速效，求者固当积极，然亦当知有其必需之时间功候，欲速不达，徒自焦灼，亦非所宜。即愚及所举数友之经历，亦在十年以上，苦学诚苦，惟知其当然是苦，无所用其怨尤，亦不必过于焦急，但存贮才以待机会之心，不堕落，不丧志，既种其因，迟早必有相当之果也。
愚以上所述，乃就能入校求学与不能入校亦未尝不可求学之两方面言之，且举实例以为证，不知可供莫君参考否？本刊收到读者关于此类困难之信件颇多，特举莫君一信以为代表，并略表愚个人所见于此，作为各信普遍的回答，以供观览。倘宏达更有切实卓见，务望不吝赐教。不甘为环境支配
我是一个身世最不幸的人，早岁丧母，在小学只读得两年书，命运又踏进了黑暗的境遇——因患病而致失聪。当时还未满十龄，幼稚无识，不知道前途困难。荏苒光阴，忽忽十载，我已长成了。因环境刺激太深，使我活泼愉快的性情逐渐改为深思抑郁，觉得所处的境地十分危险，一切希望事情都成了不可能，失望悲伤到极点，常感着生存的无意识。但我理智很强，不甘为环境支配下之弱者，终想寻找出路。
我很爱读书，在形体上纵然受了残疾的束缚，思想上还能活动，故而处境愈痛苦，对于文字的感情亦愈深。现在唯一的志向，为就性情所近，力所能及，专心致力于一二种学术上的研究，俾获精神上的发展，不致为完全虚生。然求学问必须刻苦用功自修方可，尚有数种困难，无法排除，略述于下：（一）现在我还过着家庭生活，日无暇晷，家人对我又不甚疼爱，倘在将来，困苦更深。（二）无学识优长的近亲可资指导质疑，闭起门来读死书，能有几许进益？
依上述难点，要求学非能自立和有人指导不可，但我住在乡间，见闻较狭，乏人相助，要做工亦无下手处，敢询在京沪杭一带，有无残废救济机关可以助人设法（如有请以地址见告）？更望能得一二同情女友，可以彼此互助切磋疑难，贵刊读者甚多，未必竟无一人与我同情，故特冒昧恳请录登《信箱》中，所述多偏于感想方面，措词无次，望先生原谅，如肯于谬误之点予以教导，尤为虚心欢迎。苏晋英
答：苏女士此信哀婉恳切，悲恻动人，原函除书法仍未脱女子的笔迹外，文字方面，记者未有一字之修改，照旧登出，女士自谓“在小学只读得两年书”，“当时还未满十龄”，可见得益于学校教育者极有限，即就如今计之，据她所说，也不出十五六岁的幼年，乃能有此文笔，就女士处境之苦与受厄之甚观之，不能不说是可敬可佩的成绩。困心横虑，反能促成异常的成就，此种显例，我国历史上不乏其人，即世界史上亦然。女士自谓“处境愈痛苦，对于文字的感情亦愈深”，实得诸甘苦经验最为感人之语。朋友之义重在互相督促，俾获愈益进步，不宜多所奖誉，致萌骄满之心，此意记者非不知之，惟觉女士谦抑虚怀固已流露于字里行间，尤以女士处境之难与用心之苦，所以记者愿竭一点微诚，直率言之，希望对女士或许有些许精神上的慰藉；且就一般人言之，可见境遇尽管困难，而真能努力者，并非毫无成绩可言。
谈到此处，记者本想即开始讨论女士所提出的问题，但转念细思，觉在未讨论女士所提出问题之前，尚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意思，要十分郑重提出奉告女士及与女士处相类的环境而亦“不甘为环境支配”者。区区认为最最重要的要点是：果有志战胜环境者，必须具有相当的忍耐力与自卫力。我们所需要的忍耐力与自卫力，与所处环境的困难程度实为正比例；环境愈难的，战胜环境所需要的忍耐力与自卫力亦愈大。我既认此点为异常重要，愿乘此机会略加以说明。所谓忍耐力，似乎比较的易于明瞭；即问题愈难者，解决的手续往往愈麻烦，经过的时间也往往愈长久，故欲解决难问题，必须能够忍耐麻烦与时间上的相当经过，否则就是没有能力解决难问题，休想解决难问题；更莫怨自己不能解决难问题！所谓“不甘为环境支配”者，质言之，即欲战胜环境，再质言之，即欲解决困难环境所给与的困难问题。如没有解决难问题所需要的忍耐力，即不能解决所欲解决的难问题；既不能解决所欲解决的难问题，即不能战胜环境。所以果有志战胜环境者必须具有相当的忍耐力，否则必为环境所屈伏。
其次请言战胜环境所需要的自卫力。困难的问题，我们只可许它引起我们的考虑，而不可许它引起我们的愁虑，如此则环境虽逼得厉害，我们的身心虽因力谋对付困难而不免疲乏，但精神镇定，内心宽泰，不致因此内伤，勿忘俗语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便是对付困难环境时的自卫力。昔者曾涤生致陈舫仙书，有谓“阁下此时所处极人世艰苦之境，宜以宽字自养，能勉宅其心于宽泰之域，俾身体不就孱弱，志气不至摧颓，而后从容以求出险之方。”又曾氏复陈舫仙书，有谓“古人患难忧虑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宽，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我觉得这些话几于字字金玉，也就是我所谓有志战胜环境者所不可少的自卫力；否则先自气坏，甚至急死，必为环境所屈伏。（上期本刊《每周大事记》中所载性急自杀之王女士，即此类之牺牲者。）
以上关于战胜环境所需要的忍耐力与自卫力，似乎说得冗长了，愚意虽并非仅为苏女士一人而说，但即就苏女士而言，此层亦实有郑重说明之必要。女士“在形体上……受了残疾的束缚”，复有志于进取，读她所说“家人对我又不甚疼爱，倘在将来，困苦更深”，恐怕她在家庭中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情形，又自谓“因环境刺激太深，使我活泼愉快的性情逐渐改为深思抑郁”，愚意“深思”为研学处事之良好工具，而“抑郁”则为戕伤自身之利器，实含有甚大的危险性，我们因敬苏女士之志愿，故敬先举忍耐力与自卫力之重要，请女士特加注意。
现在请进而研究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就性情所近，力所能及，专心致志于一二种学术上的研究，俾获精神上的发展”，因此有意进残废救济机关。女士之失聪，倘未成不治之程度，宜婉商家长速就良医疗治；倘已成不治，而所患程度已深以致全失听官效用者，只得就不必需要听官方面的学识着想。此点亦可分两层言之。如不必亟亟于谋生，则仅欲满其知识欲者，以女士文字程度言之，多阅有益之书报，从事自修，想已不难。如有准备自食其力之必要，则完全失聪者，只宜对事而不宜于对人；因为对人往往需要谈话接洽，诸多不便，对事则只须做事，有的可以用不着耳朵的。据记者浅见所及，华文打字只须能照函稿打好，即可应用，中华职业教育社所附设之职业专科补习学校（在上海华龙路八十号）内所办之文书科即有此科目，半年毕业，详情可径函该校询问。又担任初级簿记员，只须登记整理工夫，亦不必用着耳朵，此科并可函授，有上海宁波路一九○号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可供采择，半年亦可毕业（潘序伦会计师所办），详情亦可径函该校询问。此二例不过注意在不重听官偏于对事不必对人而言（时间均较短，所费亦较低廉）。至于“性情所近，力所能及”，则须由本人就实际情形斟酌，甚难凭空有所讨论。
最后请略答女士所提出的两种困难。第一困难是家庭方面的赞助。愚意以女士之贤淑好学，做父者多少总有爱子女之心，不妨恳切婉求，时间如较短，所费又无多，或不难如愿以偿。如再能请亲友中为父亲所信任者善为婉劝，当更有望。关于第二点，如入相当函授，质疑问难，不无机会，至于朋友切磋，须有志投意合而又可常相过从者或可获益，如用通函，则亦不胜琐屑之繁。说到介绍朋友，责任颇重，本刊除非极熟悉而深知底细的朋友，不敢贸然介绍。女士一方面欲藉本刊得到女朋友，一方面虽把通讯地址告诉我们，却郑重叮嘱未便在本刊上发表，也许是有意要本刊代为选择介绍。此事倘有相当机缘，固愿竭其绵薄。不过本刊正因承蒙读者信任之深，苟为能力所能负的责任，未尝不愿尽其心力为之，苟为力所不及，则亦未敢贸然为之，免致遗累读者；而欲能熟悉及深知底细又非仅凭一纸之书所能办到，故此事实觉力不从心，毫无把握，只有乞谅而已。霹 雳
我是一个快要辍学的女子。当我在十岁的时候，不幸我的亲爱的母亲弃养，是年秋，姊姊又步后尘。母亲和姊姊死后，家里又没祖父母或叔伯，赖仁慈的父亲兼尽母职，扶养我们，已有五年，所以我和弟妹不因了没有母亲而稍苦，为我们吃苦的人除了父亲，也没有第二个人。
我在今年暑期高小毕业之后，心中自然很想升学，但在事实上，恐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一天，我的父亲对我这样说：“我不是因为你是个女孩子而不愿意使你受中等教育。你是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而没有母亲的人，家里没有照顾；我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人，外而酬世，内而顾家，身体上很疲倦，并且一向很弱，不时疾病，又没有侍奉汤药的人，不得已，想叫你辍学，你以为怎样？”
唉！我听了如半空里起了个霹雳……
先生，这事怎么办呢？我若辍学，那末将来怎能在社会服务？只好做一个不事生产的人了。若不辍学，父亲有这样的重担，我不去分担，还有谁呢？自修果然好，怎能比得学校里教得明白？可否请先生想个万全的方法？不胜铭感之至。祝你健康。
再者，本埠有否良好的函授学校，也请附告一声。周文彬
答：照周女士所说的境地，本刊上期里所登《麦克唐诺的女儿》一文似乎很可以供参考。那篇文里所述的易色柏女士便是一面助父亲主持家务，一面继续的入校求学。
横在周女士眼前的问题不外两途：一是效易色柏的办法，就是一面助理主持家务，一面继续的入校求学；一是辍学在家，作自修的工夫。我们以为周女士当尽力筹谋第一个途径，能用第一法最好；至万不得已而无可如何时，只得用第二法，因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只能就可能的范围内尽我们的心力做去，不能超出所能利用的凭藉而凭空解决的。
周女士的父亲说自修也是一样的可以获得学问，这句话当然是不能说他错的。不过要明白，能入校求学可以算是第一条路；无力入校求学，不得已而全用自修的工夫，可以算是第二条路。第一条路当然是顺些，快些；第二条路当然是曲些，慢些。如遇着实在无法走第一条路，只有第二条路可走的人，我们当然不对他说他是无路可走了，当然要说第二条路也是可以走的；因为有曲的路慢的路走，总比不走的好，况且确有许多人因不得已而走曲路慢路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但是力量能够走第一条路的人，我们还是劝他走第一条路，并不劝他走第二条路，因为顺路快路当然比曲路慢路好些。试再用一个譬喻来说明这层意思。由上海到苏州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可由京沪路的火车去，只须两小时就可以到；第二条可由苏州河乘民船去，要一日一夜才可以到。无论那一条路，如能继续不断的前进，都可以达到苏州，这当然是不错，但是有火车可乘时，或乘得起火车的人，我们当然还是要劝他乘两小时可到的火车，不应劝他乘一日一夜才到的民船；如无火车可乘，或乘不起火车（尤其是搬运行李之类），那只得用民船了。
求学是有志求自立者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女子要得未来的幸福，或免未来的危险，无论嫁后用得着用不着，有了可以自立的学术，总可以加一重保障。周女士的父亲如在经济方面没有问题，尽可另用比较干练的女仆，或延请相当的看护，日间照料小孩，女士尽可在日间入校肄业，做通学生，晚间回家略加审核指挥，主持大体，似非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以上是就采用第一法着想。倘她的父亲在经济上有问题，第一法无力实行，那末不得已，只有实行第二法，就是只有在家自修。上海商务印书馆所设的函授学校有英文，国文，算学以及商业等科，可向该校函索详章一阅。
总之，我们以为周女士宜尽力设法走第一条路，实在不得已时才走第二条路。求学，做事，讨老婆，怎样好呢？
我是高级中学读了半年的一位苦青年，我是生长于一个很穷苦的家庭。（中略）学费是我一位舅父帮忙的。不幸这位舅父于两月前逝世了，于是我便没有了救星，其势不能不辍学。现在我的父亲已设法托人在某银行里荐得一个位置，叫我放学后就去做事。这是我十分痛心的事，我自量我的终身便从此亡了！我真对不住器重我的那位舅父啊！想到这两点不禁下泪。我的志愿要求学，实在不愿意就辍学做事，而今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痛苦已极。不但如此，我的父母看见我已十八岁了，他们固然出于好意，要替我讨老婆，我虽再三推却，他们总说这件事没有办，他们好像有一件心事放不下。我现在听他们这样苦劝，又被我的舅母数次的力劝，意已活动。不过我父母不能顾我的学费，当然不能替我养老婆，就是极力帮我一小部分，我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银行初进去的时候，薪金又微薄，也是一件担心的事。我要求教于先生的问题，简单说起来，就是下列两点：（一）现在要不要决计辍学就事？（二）现在要不要体贴父母的意思，即行结婚？咳！我要求学，现在不能继续求学，逼得我要做事，同时苦劝我讨老婆，我已经数夜苦思不寝，怎样好呢？我现仍在坚持，专等先生的指示取决，请速回我一信，至盼至盼！林志章
答：综括林君的来信，最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现在要不要决计辍学就事？”二是，“现在要不要体贴父母的意思，即行结婚？”林君最觉得痛心的也有两点：一是，“我自量我的终身便从此亡了！”二是，“我真对不住器重我的那位舅父啊！”我现在回答林君的话，请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问题，兼及所举的两点；第二部分包括第二问题，也兼及所举的两点。
我对于第一问题，以为既然“其势不得不辍学”，同时林君的父亲又“已设法托人在银行里荐得一个位置”，似宜决计辍学就事，用不着多疑，倘若多疑迟延，就事的机会丢失，续学于经济能力又无可恃，那真是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劝林君对于第一问题，可以毅然决然这样解决。（林君在这种地方，或者想到半工半读的意思，则请参看本刊第二卷第九期通信栏《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不过这样解决，林君或者又不免想起上面所说过的最痛心的两点。其实这两点完全没有根据，简直可以说是误会，既承林君不弃下问，所以我老实不客气，这样直率的奉告，现在让我先讲第一点。
我请问青年诸君，我们为什么要求学？做事是否便断绝求学的机会？对于第一问题，黄任之先生有几句话说：“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对于第二问，黄先生也有几句话：“求学与习事，初非两橛。以实地工夫求学，以科学方法习事，互相印证，其乐无穷。”（详见《生活》二卷第五期）总之我们求学本以“做事”为归宿。现在有些青年往往以“求学”为可贵，“做事”为可贱，好像一个人一生一世只要求学不做事便得，无论何人，只要仔细想一想，没有不知道这是大大的误会。而林君竟说因要做事而至于“终身便从此亡了！”未免过于看轻做事了！我读林君的信，敢说林君必是一个有志的青年，想必不至于此。或者林君以为做事固所愿，但是现在学未成而做事，未免耽误前途，如果这样想，未尝没有理由。但是我们要晓得人们事业的进展，本有两条路：一条是境遇比较顺利的人走的，就是一直升学，等到大学学业或专门学业完成的时候，（其实学业那里有完成的时候，这里不过指毕业，告一段落罢了。）到社会上去做事。还有一条路是境遇比较差一点的人走的，就是因特别原因而不能一直升学，半途先做事，一面做事，一面增进自己的知识能力经验。这两条路比较起来，第一条路容易走些，第二条路难走些，但是照我们所耳闻目见的，不但走第二条路的人成功之后，与走第一条路丝毫无异；而且成功的反而比较的多。第一条路是可以达到成功的；第二条路也是可以达到成功的，决不是“此路不通”的死路。（无论走那一条路，能否达到成功，都在乎走的人怎样。）这样看起来，因不得已而提早做事，并非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并非没有求学的希望，更断断不至断送了终身，林君倘若明白这个道理，与林君处境相似的青年倘若明白这个道理，便不至悲观。一个人的心理作用最利害，过甚的悲观反是失败的根源，切须注意。第一点既经说明，第二点也迎刃而解了。因为既未断绝成功之希望，林君只须尽个人的力量，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力求发达，做成一个成功的人，他的舅父必“含笑九泉”，何至于对不住呢？
以上所说的是第一问题。现在请再简单的商榷第二问题——应否即行结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极力劝林君坚持到底。初入银行，位置略低，薪给略小，不足为病，但是经济窘迫的时候，加上家累，无异加上手镣脚铐，精神与物质方面都陷入苦境，便难于再求进步了。这样一来，真难免“终身亡了！”“对不住……那位舅父了！”况且林君不过十八岁，决不是婚姻不可再延的年龄。想念新闻学
我现在要求指教一个问题。在大学念书最困难的问题便是选科。我很想念新闻学，因为我觉得我很配做。我的擅长是嘴讲笔写；其他各事却非我之所长。所以我想我不再习工业化学（我本来读化学的），而选习新闻学。现在我要知道的，便是除了选新闻学科之外（吾校关于此科，仅有一两课程），应该选读那几个旁的学科为最合宜？要做一个能干的新闻事业的人，在身心方面应有何种预备？应多读什么刊物和书籍？新闻界中的境况，待遇，及生活如何？假使要进新闻界，应从那一步做起？先生供职于新闻界，所以敢请一一指教，费神得很。刘良模
答：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新闻记者，一类可称为新闻事业者。此处所谓新闻记者是广义的，不限于访员，包括主笔编辑及访员。所谓新闻事业者则包括报馆的总经理以及营业方面各部的主任。现在试就此两大类分别述之如左：（甲）先就第一类说。新闻记者接触的范围是全社会的，是遍及各界的，所以除“新闻学科”外，最需要异常丰富广博的常识。仅说常识二字似太浮泛，再要说得明确些，可把新闻记者所需要的常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即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学等是。这一部分的常识，只要有优良高中中学毕业的程度便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科学”，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学。经济学中特重政治经济学，财政学等；政治学中特重法律，政治史，外交史等；社会学中特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劳动问题，及心理学等。这第二部分的学识和全人类有更密切的关系，做新闻记者须有大学的程度才行。这样解释之后，刘君所提出的“除了选新闻学科之外，应该选读那几个旁的学科为最合宜？”关于第一类的这个问题大概可以明瞭了。（关于第二类，请看下面的乙项。）
关于身心方面，和其他事业似无大异，不过特重耐劳的体格，敏捷而细密的心思。“应多读什么刊物和书籍？”也可以根据上面所说的两部分的常识为标准，当然要特重第二部分，尤宜注意国内外重要的书报杂志。做主笔的主持论坛，不但须有学问，须能文章，并须精锐远大的眼光和见解，须有浩大的胸襟。至于待遇，主笔月薪约自百元至五百元，编辑约自三十元至三百元，访员约自三十元至三百元。“应从那一步做起？”我以为在校时即须注意参加校刊的工作，供给报馆以新闻（登否不管，全为练习计），毕业后寻觅机会到报馆实习。（乙）关于第二类人材所需要的学识大概特重科学管理法，心理学，销售学，广告学，以及其他关于商业的常识，待遇数十元至数百元，无十分一定的标准。
这是有志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走途径的大概。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形，有许多是靠自己天才由经验磨练出来的。以上所说的话，曾请潘公弼先生在当面谈话中指正过，但本文内容仍由在下负全责。潘先生现任上海时事新报馆总经理，对新闻事业学识经验俱富，承他于百忙中指教，我应该很诚恳的在此附志谢忱。第二编 职 业真才与情面
我父亲因为自己做木匠，不要我再去学木匠，就托人介绍把我弄到城里一家乡绅人家当侍役。继续做到四年，不幸所谓乡绅也过世了，他的儿子把家产也卖光了，当时我就此回家。不幸得很，我的父亲一时竟要我完婚。我当时年纪只有十八岁，也无能力供养，坚持不允，我的父亲立刻就把我监视起来，只得惟命是听。结婚之后，就立刻跑到上海来，人地生疏，总想不出到何处去投身。当时只有一个包袱，余无他物，后来想出在从前乡绅家里做同事的某君似在甬同乡会作会役，我就跑到同乡会，托他荐一投身之所，过了半月也就在会里当作侍役了。收入每月二十元。这时候我非常勤俭，所有收入尽数寄到家中，一家生活很得安适，但是乡间我的内子忽和我的父母吵闹起来，所以她也就跑到上海来了，只得在沪组织小家庭，住在华界，借一个后楼，每月只三元。所以连开销十二元已够，每月尚有七八元带到家里给我父母用。但不幸的祸患又来了，所谓阿拉同乡会要改组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因此也离开阿拉同乡会。当时我的她怀孕将要临盆，所以日夜奔走，忙寻生意，幸得某公介绍一个机关作侍役，薪水连膳宿只有二十元，只得自己勉强艰苦度日。同时我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夜间有余暇，我得乘此夜间余暇到某教会夜校去求点知识。不料霹雳一声，祸又来了，念元职务摇动了！替我之职者据说是一位前月尚在某总会做侍役，因为现在租界当局禁赌甚严，某总会受其影响，也在前月关门了，这辈侍役无所依靠，我机关某委员，平日也在该总会消遣，所以与这班侍役有些情面，无故用缴械式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我停歇了。我就跑到该委员面前，对他说，现在年底将近，可否这个月（十二月份）给我再做一月，让我可以预备到别处去寻生意，况我将近二年，忠心职务，从未有错误发生，一时将我停歇，非常痛苦。他推托说，这是各委员共同的意思，因为用人是该委员主持其事，我也不再和他噜苏，就离开此机关了。
呜呼！号称某国留学生，知识阶级，而竟出此讲情面手段，世道人心，有何可说？我的区区二十元下等职务，尚且为他人讲情面被人所夺，其他职务概可想见。
编者先生！现在我已失业了，生活顿觉恐慌，我胸中如刀刺，无心坐在家中，夜间也不去上课了。失业至今虽仅三星期，但是我一穷汉，真所谓做一日吃一日的，现在年关将到了，生意也不知何日可以得到，怎令人不痛心呢？所以日夜奔走朋友地方，询问生意……张自觉
答：这封信编者不过略为修正几个字，大体都是张君的原文，适闻上海职业指导所有某机关托它物色几位职工，我们已另函张君径与该所接洽。读他这封娓娓谈来的信，很可以看出一般社会心理之反映，至少似乎可以看出这几点：（一）自居于贤父兄者，往往急急忙忙的要替年幼子弟“完婚”，反把子弟自立能力之养成看得轻；（二）内地乡间的社会心理也如此，促成做父兄及本人的错误；（三）因此错误心理所构成的结果，往往使真才受束缚而莫由发展，甚至埋没；（四）社会上用人者往往不重真才而只讲情面。（全为事业前途计之领袖当然不肯这样。）饭 桶
我们同事间，因为近来公司中新进了一位新同事何某，便发生了许多闲话。何某年约三十余岁，我与他接触的机会比别人多，所以我知道得也最详细。他是公司中的经理介绍进来的，所以他的薪水亦比别人大。大凡本领大的人虽一步登天，别人亦不见得反对罢。但是这位何君作事的效率却比别人低！
何君第一次的职司是在收银钱的部分，但是每日由他经手收入的银钱，却有许多的铜洋钱，铅角子，假钞票。该部的主任立刻送他到经理室去，不要他在该部做事了。经理只好再派他到帐房里去坐帐桌，不到一个月，帐房里的主任也送还给经理，说他帐算错了，反而多费手续。于是经理再派他去印发票簿上的号码，但是他将号码印重复了。经理没法，只能重行派他到稽查部去检查送货单。这个职司总算与他配合的，只须半小时就可办完毕的；先时在别人是兼的，现今在他是专任的。所以他空闲的时候很多，和领“干薪”差不多！
有些同事们说：这样不中用的人是时代的落伍者，是被人轻视的。我们大家那一个不笑他！他虽有有力的靠山及薪水比我们大，却没有什么趣味可言！张心贲
答：自己无实在能力而徒然倚赖别人，他的“靠山”也可以说是“冰山”，一旦“冰山”倒，便须“坐以待毙”。况且喜用“饭桶”的经理，更易跑到倒的路上去，决不能持久的。所以“饭桶”的“金钱世界”是大靠不住的。“良知”是人所共具，“饭桶”自身精神上的苦痛，也决不能免的，更说不到真正的“舒服”！
张君所说的还是没有“牌子的”“饭桶”，我们曾经看见由外国回来的挂了博士招牌的“饭桶”（博士当然也有好的），在某机关挂名不做事，两个月里领了近四百元的“干薪”！人格扫地！这种人多了，社会的确要腐化，我们是应该要加以攻击的。像张君所举的那个“饭桶”，似可由同事共同写一封信给经理，提醒他公司里多了一个“饭桶”，并表示“共愤”的意思。萦回脑际已有半年的问题
我虽对于贵刊成了一个知己已半年，见了不少读者询问的信札和您诚恳的答复；但是从未见关于谈到萦回我脑际已有半年之久而至今仍未解决的难题，今天星期日，特抽暇写在后面，望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胜幸甚。
我心中常抱着“有实力本事才有饭吃的主义”，“有真正学问才可立足于社会的思想”，但是不幸从近一二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了本领并非就有饭吃”，反是“没有本领也足以衣食饱暖，或者比有本领的来得好”，“有了学问并非就可以发展自己的怀抱”，反是“没有学问的倒比有学问的发展得快”。我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我同班有几位学友，他们程度差不多，——初中毕业。Y君在某外国银行当写字（Clerk），月俸三十六两银子。K君也在外国银行当写字，并且比Y君资格老，虽不是同行，却也有二十五两一月。至于C君呢？说来很可怜！在某洋行当练习生，忙得不亦乐乎，半年只有二十个大银饼。并且他口才又好，比Y和K两位本领高强得多。同时Y君告诉我说：“读书没有用的，我的地位只要初小毕业已够了。虽则名义上是外人开设的银行，非精通洋文不可。早知如此，我高小和初中的光阴真多抛弃了；否则，现在也许有了六十两银子一月，因为前两年加俸很快而多，……”他愤慨的态度，我只有一笑付之。K君呢？也如此说法。C君则劝我不必再读，因为学非所用，并且叹自己的命运不济，当想到Y和K比他优美的地位。我虽不为所动，但很信任他们说的话，后来注意他们的实际情形，结果不得不根本推翻我从前“有实力本事才有饭吃的主义”。至少也不得不从信仰而至于怀疑了。蒋 一
答：在政治未上轨道，社会事业未上轨道的国家，怀才不遇或“撒烂污”反而得意的事情当然不能免。但是真正的事业终须真正的人才才担当得起。蒋君所举的例是“只要初小毕业已够”的“银行写字”，如果一个人所抱的志向只要做到“银行写字”就心满意足，不希望还有什么前途，那他尽管“只要初小毕业已够”了。但试问社会上正当的专门高等职业，如做律师或法官的，总要研究过一番法律，若随便拉一个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吗？如做医生的，总要研究过一番医学，若随便拉一个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吗？如做工程师的，总要研究过他范围内的专门知识，若随便拉一个来代他，行吗？如当教员的，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总要有相当的研究，若随便拉一个人来代他，行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我们以为蒋君所举的例似不应推翻他从前的信心。有真正本领的人能否飞黄腾达，也许有一部分要看机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真正本领的人会至饿死。
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在学校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基础，入社会后还须加上一番经验阅历，所以就是大学毕业，并不能一入社会开始任事，就立刻可将大学里所学的东西，一齐都用得着，一遇不能立刻用得着，就说是白学的；要知道还有应用的机会在后面，不要性急，等你经验渐深，位置渐高，所经手的事渐渐重要，从前未用着的较深知识就渐渐的用得着了。
况且我们做人只能“尽其在我”。譬如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将来做事机会的有无，不是我们自己此时所能作主的，我们此时所能自己作主的是在学识上有充分的准备，以待机会，以利用遇着的机会。我们此时所能自主的只能如此，就只有在此点“尽其在我”，其余瞎悲观，都是徒然消耗精力于无用之地的事情。就是说有了学识还不免有艰于求事之难，难道一无学识的人就保得定必有好事情请他去做吗？这样一想，便明白在准备学识的时代还是以认真准备为正当的办法。譬如有两个人，出校后得同一的机会（即同样有人提拔他们），试问一个在从前没有充分准备的人，能比从前已有充分准备的人更能胜任愉快吗？此时仍是有充分准备的人占便宜的，所以在修学时代有充分的准备总是不错的。况且在修学时代，自己可以作得主的，也只有积极的从事充分的准备。
岂但修学，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只有“尽其在我”。即如蒋君要求我们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那里敢说这篇答复他一定能满意，也只有尽我们所想得到的，“尽其在我”的答复他罢了。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倘抱定“尽其在我”的宗旨，欣欣然向前干去，可以省却许多烦恼。吃尽资格的苦
我读了贵刊第四卷第八期“读者信箱”栏里涂小甫君所做的《大学毕业生》一文，觉得非常切要。社会上感受这种痛苦的人当然不少，我是感受这种痛苦很深切的一人，所以我不免要借此发几句牢骚的话。我可以说现在的人，只要有财产，能够进中学，而大学，或师范毕业出来的人，个个是人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进高深学校，那是永远不会是人才。现在的社会何等势利！商界我不熟悉，至于各行政机关及教育界，非资格不行。倘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谋一件事，不论他有才没有才，对于事的会办不会办，人家总是一诺无辞。若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或是连小学未入过的人，无论他办事如何切实，学力如何充分，要向人家谋事，人家连正眼都不来看你，纵然有一些事给你做，也不过是些书记庶务之类。我不是说书记庶务不屑做，可是克尽厥职的做，人家总认你是一个小鬼，不加青眼，而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一个校长或局长走时，就要连带解职，即使有飞天本领用到那里去呢？涂君所说的：“……若再老实说：我是小学毕业的，慢说被求的不来录用，他不说你再去读二年书，再来做事，已算是客气的了。”这几句话，的确是现在势利社会的通病。先生所说的“……他人岂因此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先生！你是贤达君子，所以不会如此，岂知社会上都是庸碌之徒，有几个人能这样实事求是呢？其中有多少才能之士，因资格而终身埋没，那是何等可叹啊！朱逸民
答：社会是多方面的，一类的事实也有多方面的，像朱君所慨叹的社会上盲目的只重资格而不重“真才实学”，我们当然承认目前的中国确有一部分不免有这种不平的现象，就是编者个人闻见所及，也就不少。例如我国很著名的书业某机关，里面对于编辑员就很有这种趋势，中学不必说，你在国内大学毕业的，至多每月送你七八十元至一百二三十元，只要你挂了一块留学生的招牌，做的事情尽管一样，起码一百六十元。我有一位好朋友，可说是学贯中西，在那里面做了好几年，因为缺了一块留学招牌，做来做去还是一百二十元，眼看许多“饭桶”留学生（这是只指“饭桶”的一派，当然也有好的），坐享厚薪，做出来的东西，往往狗屁不通！有一次有一位什么德国留学生，做了一本游记，简直别字连篇，文笔疙瘩到了极点，因为来路大，该机关的编辑主持者不便拒绝，交给我这位朋友校订，被他修改了十之六七，修词方面差不多是他完全代做。他费了一番工夫，在书末著作者姓名旁边把自己校订的名义加了进去。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只有著者的姓名，并没有校订者的姓名，无非是因为校订者的牌子似乎不及那位写别字的朋友牌子“硬”，所以“白校订”，让那位写别字的大好佬“掠人之美”，在主持者也视为极公平的事情！后来这位朋友靠他的“真才实学”，另有好机会，便辞职高就。社会上往往有同样的事情，叫留学生来做，给他一种特别好的待遇；叫国内大学毕业生来做，便给他一种差些的待遇；如叫连大学牌子都没有的人来做，又要给他一种更差些的待遇。他们并不以事为对象，却以空资格为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朱君的“牢骚”，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是“无病呻吟”。
我在上面所说的话，不过助朱君张目吐气。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这种现象不过是局部的，并不是概括的。
其实，我们虽反对徒拥虚名的资格，而确有实际的资格却也未尝不可重视。倘若不是有名无实，则中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多几年，当然应该比小学毕业者好些；大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又多几年，当然应该比中学毕业者更好些；留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国外学校设备之比较的完备，教授程度之比较的高明，当然应该比国内毕业者更要好些。所以我们倘有了名实相符的一个条件，有的事情，确须留学生而非国内大学生所能胜任者（这当然是目前的情形，将来国内教育精进之后，便不至如此），尤其是高等专门的学术；有的事情，确须大学程度而非中学生所能胜任者；有的事情，确须中学生而非小学生所能胜任者。不过这种实际的资格，有的地方不一定要取得学校的牌子，或衔头，也可以由自修，由在社会上从小做起，边做边学，经过若干年后，有相当实际的经验阅历，因而造成专门的学识才能，获得实际的资格。朱君所引在下答涂君的话：“……他人岂因此（指仅小学毕业）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我的意思并不是仅仅小学毕业便可以引起别人的重视，是说不以小学毕业自封，能奋斗向上努力，得到相当的学识能力，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决没有因为他从前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轻视他，而且还要特别的敬重他。我们前次答复涂君的一番话，因为涂君既无力升学，又以资格为虑，似乎资格非由升学是绝对得不到的。我们就他所处境地，告诉他名实相符的资格也可由服务及同时自修而渐积成功的，只须有实际的能力，别人决不至轻视他。我们的向上努力，向上奋斗，势不得不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做出发点，既无力升学，便须另走一条可通的路向前干。生活问题与入党问题
我是一个大学快要毕业的学生，靠了家庭的接济，在上海混了好几年。然而一个人是不能一辈子在校的，故我已不能不脱离学生生活了。但是说到生活，岂是容易谋求的吗？我在校中虽然学得一些功课，而是否能应社会上某种事情之需要，岂不是一个尚难预知的吗？我很忧愁，我不知毕业后怎样去谋生活呢！
自然，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大学生的地位，是多么高贵！不过在中国今日之社会，我恐怕大学生的生活也不易谋求罢！记者先生，你看：社会上那个办事处，不是“人浮于事”？这是我觉得生活问题之难解决的第一点。
其次我更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难题，在心中蕴藏许久了，那便是入党问题。记者先生，你知道！如今的中国，因了军阀之横行与乎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般先觉者感到有改造中国之必要，便应运而生了许多的党派，如共产党，无政府党，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他们的力量，在如今的社会上，势力大极了，差不多士农工商各界，都有他们的足迹。如在他们的党治之下，一切事情都由他们包办了，差不多不入他们的党的人，便不能谋生。这在湖南，广东，湖北，已表示给我们看过了。当着这样的情形，我们将如何办呢？我个人从来是不高兴入党的，并且反对一切政党。加 谋
答：加谋君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介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现在还未得圆满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决不是私人设立几个介绍机关，就能圆满办到的，还要国家的行政机关——尤其是市政机关——有具体的组织，有通盘筹算的办法，才有好效果。这个“介绍”问题，欧美各国的市政机关，都是积极在那里进行的，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政象不宁，当局当然无暇及此！顾荫亭先生最近由欧洲回国，“介绍”也是他所留心观察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和他谈起，他的结语也是叹一口气说：“政治不清明，事事无办法！”我上面所说的一段话，不过因为加谋君提起这件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说了几句。现在我要回过来，就加谋君所处的境地，以及其他青年与加谋君所处的相似的境地，谈谈这个问题。学校将毕业的学生，除再谋升学者外，其余不谋升学，或已无学可升的人，都忙于寻觅服务的机会，这都是一种普通的现象，我回想我六年前也经过这段时期。当时同班行将毕业的有四十人左右，到了将毕业的前数个月，个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东探西问，有的同学自己已有了机会，便把余下的机会让与别人，我当时也着急了一下。幸而有一位已在职业界的好友，十分相信我，于我未毕业前两个月，就正式说定请我去就一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知己的同班学友，直至毕业后一两个月才获得相当位置。我所以要说出这一段陈迹，不过要表明这段时期是学校出身的人所必须经过的。加谋君果然要替自己想法，但却不必视为特异的现象，而过分悲观。至于想法的手续，除正式之介绍机关如寰球学生会等等之外，照中国的情形讲，尤重在亲友的介绍。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毕业回来，他于将毕业以前的数月内，就分别写信与许多亲友，后来他的位置，居然是用这个方法得来的。这不过是举一个例，不是说是一个必经的途径，总之全靠自己时刻留心机会。介绍机关的注册探问，有时也有效果，但是寻人材的人往往先向熟人处设法，往往至寻不到相当人材的时候，才光顾到介绍机关，所以这种机关虽不妨作为补助之用，但须多方进行，此外遇有带些洋气或新式的机关，求位置者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用书信自荐。不过这种办法较盛于工商界。加谋君是学教育的，这种方法也要有人先容才有效力。总结以上所述，介绍的方法不外（一）利用介绍机关；（二）得亲友的补助；（三）书信自荐。就中国情形讲，事实上可用的方法不过如此。
至加谋君所提出的入党问题，这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不过加谋君的“反对一切政党”的态度我却有点意思要贡献。我以为政党并不是绝对的坏东西，倘若一党的党纲及事业，的确是为国利民，便是一个好政党，倘若一切反对岂不是不分是非吗？第三编 家 庭中国家制
前读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中国人的自述》和《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其中译者所加的按语，具见提倡小家庭排斥大家庭的热忱，殊佩卓识！近读《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期楼桐荪君的《中国家制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字里行间，提倡大家庭制，可谓不遗余力，说来亦头头是道，其中尤以经济方面的理由很充足，所以鄙人亦表几分同情。
但是鄙人每察实行大家庭制的亲友家中，莫不弄到大小失和，尤以婆媳两方面时闻勃奚之声。盖我国的老太太们，生就这副脑子，太特别了，自己生的儿子，癞痢头的也以为是香喷喷的，媳妇总是人家生的，美中每有不足，不惜吹毛求疵。甚焉者以为死了几个媳妇，实在算不得一回事，好在家中有了钱，便可另行择娶，无关紧要。她们生就这种脑子，诚高深莫测不可思议者也！乃蒋梦麟氏主张五十年内保存大家庭制（见楼文），鄙意适得其反。我想中国的教育是这样的不普及，中国的老太太们又那样的顽固，五十年内我们还要竭力提倡独立的小家庭，反对集居的大家庭！姑俟教育普及了，人民的思想革新了，然后实行楼氏所主张的“集居独立”，庶免许多流弊发生吧。笑 槃
答：天下无绝对尽美尽善的制度，不过两害取其轻而已。大家族制度中婆媳妯娌之常常倾轧吵闹，或至少彼此暗斗，强者暴戾恣睢，弱者吞声饮泣，为各人所常见的显著事实，无可讳言。遇着这种情形，除分居外无其他彻底办法；预防这种情形，除分居外亦无其他彻底办法。关于大家族的此种现象，楼君在他的那篇《中国家制的过去与未来》一文里也承认，他说：“中国妇女向来是被摒于教育之外的，见闻极为狭陋。所以婆媳，姑嫂，妯娌种种相互间的冲突和争斗，真是中国旧式家庭的家常便饭。而所争大都是些毫无意识的极小事情，偏要相持不下，弄得全家皇皇，完全失去了天伦间应有的乐趣。”他把这种“家常便饭”完全归咎于妇女没受教育，但是我们又见过不少受了教育的妇女们，在大家族里也不免制造种种的气给人受，或受家里别人制造的种种的气，可见是制度问题，不全是人的问题。原来仅有父母子女的一个人家，老太太尽管没有受过教育，并无多大吵闹，一旦娶了一个媳妇，住在一起，便渐渐的彼此间要发生意见，如媳妇娶得多几个，也住在一起，彼此间的意见更厉害，同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太，何前后判若两人？
从经济方面说，楼君说：“中国的大家庭，每每容易养成子弟的依赖性和惰性，这固然是不经济的地方。但就一般的生产及消费而言，却是家庭越大，就越经济。”养成子弟的依赖性和惰性，楼君也认为是不经济的，我以为这种不经济就不可小觑了。讲到一般的生产及消费，说是“家庭越大就越经济”，我也以为未必尽然。我国的大家族，十八九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也就是楼君所谓“依赖性和惰性”的表现，在“生产”上有何经济之可言？就“消费”方面说，“合消”比“分消”似乎可以较省，但实际也没有这样的简单，家族中的当权者往往因爱憎的作用，紧的紧，宽的宽，老太太尤其溺爱小儿子，任他浪费，其他分子看得眼红心恨，亦得浪且浪，不稍顾惜，比之小家庭尚知自己替自己省的也许反而不经济。就退一步说，经济上确可省一些，精神上的痛苦既受不了，亦觉得不偿失，养不起小家庭的，宁可迟些组织，不要揩大家族的油，自讨苦吃。
我已说过，天下无绝对尽美尽善的制度，小家庭当然也有小家庭的缺点，不过和大家族比较，仍是利胜于弊。关于小家庭的缺点，楼君说：“末了，关于人生情趣的方面，我们也不可不略为一说。凡到过欧洲的人，都知道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发现个人主义的实在不能切合于人生应有的情趣。即就作者个人而言，也曾亲遇过不少的事实。在法国某小城里，一天，我恭维一位法国太太快要‘抱孙’——‘请勿说罢！抱孙！想还没有那末快。再过四五六年结婚之后，他们（指她儿子和未来媳妇）就将离开我们两老而远飞啦！’她只有一个唯一的儿子，十五岁。他在中学念书。他的母亲已想到他结了婚即要弃她而去。试想慈母的心怀，实已充满了无限的悲痛！”“西方的有识之士”觉得他们的制度不切合于人生的情趣，固为事实，但不知道叫这班“有识之士”处身于“冲突争斗”，“相持不下”，“全家皇皇”的大家族里，亦觉得“切合于人生的情趣”否！
我们所最不赞成的大家族，尤其是不仅父母子媳，甚至于已成室的弟兄姑嫂乃至伯叔婶母以及更不相干的许多附属物，一塌刮子拖泥带水赖在一起，视为美德！生利的苦得要命，分利的不亦乐乎！说起来都有连带关系，在大家族制度之下只得捏着鼻子没有话说！这种怪现象是否应该铲除？至于需要扶养的父母，有同居之必要时，当然不应置之不顾。不过遇着性情特别，不能相安，同居反累他们老人家常常生气时，还是设法分居的好。
楼君所建议的“集居独立”，我却认为很有研究的价值。他说：“大家都知道欧美各国是盛行个人主义的。夫妻二人，或有子女一二人，或且是不嫁不娶的独身主义者，都非自立门户，组织一个家庭不可（原注：实在独身主义者，根本便谈不到家庭）。在种种消费上（原注：例如厨灶侍役等等），都极不经济，至于精神上的孤寂和单调，更不用说。因之，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慢慢的感觉到缺憾，而求所以补救的方法。于是什么‘公寓’，‘帮舍’（Pen-sion），‘俱乐部’以及合作社，工人住宅等等一类的集合体，俨如雨后春笋，纷纷产生于都市或较大城镇之间。”他接着说：“这明明就是‘集居’，不过是‘貌合神离’的偶集，杂集；这明明就是‘独立’，不过是‘尔诈我虞’的单立，孤立。与其如此，何如保存并改良我们固有的制度，以成一个有恩义，又经济的集合独立的‘新家庭’呢？”我们要知道“公寓”（即Apartment house）式的“集居”和我们大家族式的“集居”是完全不同的。公寓虽由一个大门出入，其中也许还有合作的事项，如公厨之类，但大门之内，却是各家完全隔开，各成一小单位，经济上更是彼此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虽“集居”而仍不失其为“独立”，若大家族之“集居”，样样混在一起，房屋混合，经济亦混用，所以“集居”而无所谓“独立”。如能利用公寓式的“集居”，仍是各分单位各分界限的小家庭，不过住居相近，彼此减少发生意见的机会，而同时互助互慰的便利又得因此增加，诚为比较的更进一步的家制。但是此事需要相当的设备，即须有合于此种需要的公寓才行。在没有此种设备以前，我以为小家庭还是不应该和大家族混居，不过可设法住在相近的地方，但仍宜各自独立。硬碰硬
吾家父母妻子连我共五人，无兄弟姊妹，租一幢一上一下的房子，将紧要房间分租了，所出房钱有限，母亲只可管理家事，妻因须乳小孩，亦不能工作，父则病后羸弱，还未能做事，全家开销，俱望我一人。但我每月薪资虽只五十元，因不嗜烟酒，菜饭布衣，勉强尚能过去。父母都是旧式人物，虽然住上海已十多年，他们还是二十年前的思想。父仅略识之无，性情甚刚，故常发生吵闹，家事不应他问，亦必多问或干涉，如见媳做一件国货新衣，虽不值几元，也必要说过来尚未三个黄霉四个夏（我结婚才两年），怎么常做衣裳，在他以为顾及家用；为他自己做衣，则又欣欣然而道，何料好坏，应做何衣，不言家用了。内子是不识字的农家女，未敢对声，背后叽哩咕噜而已，有时我为谋家庭安宁计，对两方劝说劝说，更好笑了，爷说，“讨一个媳妇，卖了个亲儿！”她（妻）说，“父子终是父子，妻死是好再娶的。”真是钉头逢铁头，硬碰硬，我则反两面受气。因此我常想分居，则经济上又办不到；同居又无术使之和睦！长此以往，我必走到消极路上去的，幸先生不吝指教，代为一决，感激无涯。李国虫
答：无论什么幸福，都要有相当的代价，否则便是不公平的享受。即如要享小家庭的幸福，便先须有了相当的充分的经济力量。像李君的情形，如经济力量能分居，便不难享受小家庭的幸福，如经济上一时办不到，只得暂时同居，等到有力量时再分。在暂时同居的时候，李君能劝他的夫人肯把前辈不讲理的话置之不闻不问，那就更好，否则李君至少自己要这样装做聋子，置之不理，专心于职业，尽心力做到那里算那里，这么一来，李君自己精神上的苦痛也许可以减少些，等到经济力量充分时再实行分居的彻底办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