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鹤蜚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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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码头”读库 辽宁舰·融入生命的味道试读：
作者简介
鹤 蜚本名孙学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曾就读辽宁文学院第三届青年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曾在《中国作家》《钟山》《青年文学》《清明》《散文》《散文百家》等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200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他时光》，长篇报告文学《大机车》，中短篇小说集《土豆在飞翔》，散文集《光影绚烂的深处》《爱上巴西利亚》等多部。长篇小说《他时光》获《中国作家》第四届剑门关文学奖，并被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槐花街上的爱情》。中篇小说《接访日》和散文《岁月的痕迹》分获大连市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金苹果奖优秀创作奖，短篇小说《理查德·佩帝的诊断》获得《小说选刊》首届全国笔会征文一等奖、大连市2010年度有影响作品奖等。
被有轨电车唤醒的城市
因为有轨电车，黑石礁与别的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多了些热闹和喧哗，多了些妩媚和浪漫，仿佛黑石礁没有了夜晚和白天的分别，在人的记忆里是转动的，哪怕夜沉睡了，哪怕月亮凝固了，有轨电车都是在咣当声中照跑不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有轨电车都会沿着自己的线路和目标前行，像一个被情迷惑的妇人，执拗地坚守着曾经许下的诺言，恪守初始的本分，不改初衷。
文学院招生，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相应的比例。从省文学院毕业后，除了文学艺术等诸多收获以外，我最骄傲的是，在全省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了自己的同学；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更骄傲的是，在全国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了自己的同学。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因为天性喜欢四处游玩，经常会到不同的城市，无论是到哪个城市，一想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一个曾经同窗的同学，那种温暖的感觉就会在身体里弥漫，不由得会拿起电话，拨打过去。有同学来，我也会由衷地高兴好久，耐心地带着同学在城市里转来转去……
去年冬天，接到一个南方同学的电话，她要带放寒假的女儿到外地旅游。母女俩想到大连来玩。大冬天的到大连，恐怕没有什么太好玩的地方，但同学说她俩就想到北方来感受一下寒冷的滋味。两个人在网上搜索大连的旅游攻略，把想去的景点都提前了解了一下。母女俩经常出游，香港澳门青岛厦门等都去过，觉得大连和别的沿海城市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同学问我，你们大连除了有海以外，还有没有更特别的地方？
难道有海还不够吗？
有海的城市有好多呀！
是啊，也对。我想了想，我们的有轨电车！我说，我们城市的每一个早晨，都是被有轨电车唤醒的。
一个被有轨电车唤醒的城市，无法不让人沉浸在遐想中……
为了这个被有轨电车唤醒的城市，母女俩决定出发。
有轨电车永远是我们城市醒得最早也睡得最迟的“劳动者”，在公路交通不甚发达的往昔岁月里，大连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清晨第一班有轨电车划过寂静夜空的声音，那是黎明前大连最早也最动听的声音，浸满了岁月的味道，音乐般悦耳动听。而午夜最后一班有轨电车总是依随着城市的酣睡而归，似乎永不疲倦。
有轨电车一直以来，是大连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早期的实用为主和如今的美观与功能的并举，都一样地让人刻骨铭心。尤其现在的新式有轨电车，完全摈弃了实用主义的呆板，与城市的浪漫达成了共识，漂亮的外壳，动感的车身，明亮的色调，轻软地滑过铁轨的声音，充满时尚感，仿佛城市与有轨电车一起滑动、飘移，浪漫而美丽。
不过，在处处浮躁的当下，过往的笨拙和木讷有了让人怀念的可爱质朴的味道，无怪乎时下越来越流行复古，于是，大街上又多了些依照老有轨电车式样仿造的有轨电车，瘦小的窗子，咣当对开的拉门，古铜色的车体，摇晃着在铁轨上飞驰，如果不是城市无处不在的高楼大厦，真让人以为回到了从前。每当看到这种老式有轨电车在城市里滑过，时常有种穿越时空的美妙感觉，又仿佛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总有说不出来的喜悦溢满心中。
百多年来，有轨电车已然成了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小时候我曾经在黑石礁住过，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有轨电车站了，那里是城市的终点，也是郊外通往城市的起点。而如今住的地方和黑石礁背道而驰，但是仍然离有轨电车很近，出了小区就是有轨电车站。每天上下班都会顺着有轨电车轨道开车，朋友到我家串门找不到路时，我就指挥他们顺着有轨电车道一直往东开就到我家了。
南方的同学和她的女儿终于来了，娘儿俩来了后，迫不及待地要坐有轨电车。每天开车与有轨电车并行，我就总想找个机会再重新坐有轨电车，一直往黑石礁去，多好，那里有我曾经的家。
正好是休息日，天很冷，因为下了一夜的雪，显得更冷。大街上行人大多缩着脑袋，仿佛一夜间矮了几分。我们早早起来，决定从城市的东部出发。虽然天天与有轨电车见面，但自从自己开车以后，好多年没有坐过有轨电车了。因为太早，有轨电车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上了有轨电车，有种格外的亲切感，同学的女儿欢快地在车厢里前后串着，像我小时候坐有轨电车第一个冲上车时，面对空空的座位无所适从一样，一会儿想坐这个座，一会儿又想坐另外一个座，不知道究竟选哪个才好。我也从有轨电车的前面走到后面，又从后面走到前面，感觉非常的新鲜。小时候的有轨电车是硬木的长条板凳，如今早已换了漂亮的彩色塑钢座椅，吊在空中的圆圈形的把手已经换了形状，小小的吊环把手上还围满了广告。有轨电车上电视广告里正在喧闹着，有轨电车终于开了，乘客不多，大家跟着有轨电车一起左右轻晃着找着平衡，有的人哈着气搓着手轻轻地跺着脚，有的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窗外，想着心事，有的干脆佯装闭目养神……
这情景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黑石礁，想起了黑石礁有轨电车终点站上的调度室，亲切的感觉一下子蜂拥而来，虽然儿时的记忆大多模糊，但对有轨电车的记忆却异常的清晰。那时的有轨电车没有当下这么的时尚，有的只是实用而方便的亲切——
也是在这样的冬天，车站上吹哨发车的女调度在雪地上跺着脚，等待着把站台上的有轨电车打发走。清脆的哨声终于吹响了，几乎在有轨电车启动的同时她也极快地钻进了调度室。调度室是个小铁皮房，与黑石礁广场形成一个落差，位于黑石礁广场的最高处，可以看到整个广场。这时的小铁皮房里炉子上的水壶正嗞嗞地冒着热气，热烈喧闹，把小铁皮房里烘烤得暖融融的，把冻僵了的树干和呼着白气的行人隔在窗外……
挨着小铁皮房的是报刊亭，喜欢读书的大哥经常会在上有轨电车前花三分钱买一份《北京晚报》，坐在晃荡的有轨电车上看报正好可以修炼人的耐心。挨着报刊亭的是台阶，从车站沿着十几阶的台阶走下来，就到了黑石礁广场。黑石礁广场的北侧有一个国营黑石礁饭店，这家饭店后来在全市有了好多家连锁店。挨着饭店的是国营黑石礁商店，80年代初我人生的第一双高跟鞋就是在这家商店买的，花了二十四元钱，当时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饭店对面大道南面有一个大大的院落，院子里是一幢漂亮的别墅，后来“三产”热闹的时候，别墅改成了水产化工旅社，院子里后来又起了新楼。旅社占据了南侧大半个广场，当年，这里的女孩子个个年轻漂亮，她们三五成群从旅社大院里走出来时，像移动的风景，常常会吸引大街上羡慕的目光跟随；道南侧一溜还有许多小饭店、杂货铺、理发店、五金店、浴池、照相馆、储蓄所等，还有一个不大的自由市场从大道边向南面街巷深处延伸一条大路挨着有轨电车道从市内舒展过来，穿越广场，贴着黑石礁旅社的院墙，自东往西朝凌水桥旅顺方向延伸过去……
又一辆有轨电车在哨声中碰上了门，开始晃荡着咣当咣当地向远处开去，车身左右摇晃着，摇摆得快倒下去一般有些让人担心。第一班从黑石礁有轨电车站发车的哨子从凌晨四点钟响起，直到第二天凌晨最后一班有轨电车收车，有轨电车几乎全天不停歇地运转，中间只停顿几个小时，这停顿的几个小时，使忙碌了一天的有轨电车终于可以喘息一会儿，整个黑石礁，甚至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寂静之中。早期的有轨电车噪音很大，但是住在黑石礁和有轨电车沿线的人们，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已然听惯了这样喧闹的声响。我曾经问过住在沿线的几位朋友，一天到晚听着有轨电车轰隆隆的响声会不会睡不着觉啊？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听惯了有轨电车的轰隆声睡得更香，如果哪天听不到反而不习惯了。就好比听惯了身边的人打呼噜，冷不丁少了那个打呼噜的人也会不习惯一样。
那天我们从城市东部坐上有轨电车，到了火车站，又从火车站到兴工街换了往黑石礁方向的有轨电车，小时候这条线路是4路，全长八公里。我记事时的有轨电车票是四分钱，后来涨到七分钱，再后来涨到一毛钱，现在是一元钱，原先的黑石礁是有轨电车始发站也是终点站，有轨电车长长地一排停在终点，有着墨绿色车体和一个个小窗口的有轨电车，像一个个庞然大物，依次在铁轨上整齐地排列停靠着，远远看去，它们像一队队着装整齐慢慢行进的士兵，到达再出发，周而复始，成了黑石礁一道独特的风景。
因为有轨电车，黑石礁与别的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多了些热闹和喧哗，多了些妩媚和浪漫，仿佛黑石礁没有了夜晚和白天的区别，在人的记忆里它是转动的，哪怕夜沉睡了，哪怕月亮凝固了，有轨电车都是在咣当声中照跑不误。不管刮风下雨冰天雪地，有轨电车都会沿着自己的线路和目标前行，像一个被情迷惑的妇人，执着地坚守着曾经许下的诺言，恪守初始的本分，不改初衷。
记忆中的有轨电车司机大多是女性，有轨电车司机曾经是我从小特别羡慕的职业，邻家一个姐姐当了有轨电车司机，男朋友要多帅有多帅。那时候的有轨电车司机没有专门的驾驶室，只有一根钢管把乘客和司机分开，彼此很近。我乘坐有轨电车的时候喜欢站在有轨电车司机的旁边，与她一起目视前方，全神贯注，有轨电车司机挺直腰板手握扳手式方向盘的姿势在我看来要多美有多美。有轨电车是最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曾经流传过太多的有轨电车上的爱情故事。我的小学同学李小媛的父母就是上早班时，在一起乘有轨电车认识的。第一次好像是下雨的时候，她的爸爸在黑石礁车站站台处，撑一把黑色的雨伞，把孤单无助的小媛的妈妈请到了伞下，他们一起等有轨电车。那个年代，有一把黑雨伞的男人是多么酷啊，一下子就把小媛的妈妈给迷住了。他们都倒班，一个在热电厂当工人，一个在西安路饺子馆里做面点师。恰好他们都坐第一班有轨电车上早班，后来，不管下雨不下雨，他们都相约黑石礁车站，一起坐有轨电车上班……
小媛就是因为父母的爱情故事选择了机车设计制造专业，我后来许多关于有轨电车的知识都是从她那里得知的。她告诉我，第一批行驶在大连街头的有轨电车，是用三个国家的技术拼凑起来的，车身为木结构，它的底盘出自英国，电气部分出自德国，由美国组装制造出厂，早年大连人都叫这种有轨电车“美国大木笼子”。有轨电车当时分白牌车和红牌车，白牌车是好车，干净、舒适，乘客多数是日本人。中国劳工和普通百姓只能乘坐挂红牌的“破车”。据记载，当年，日俄战争后侵占大连的日本为了巩固在“南满”的统治，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连大规模实施了城市电气铁道筹建计划，1909年有了第一条从电气游园(今裕景商城)至大栈桥（今大连港码头）的有轨电车后，在其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开通了十条有轨电车线路，高峰时车辆达百余台……
终于到了黑石礁，早年的终点站早已经取消了，原来的黑石礁广场已经被有轨电车轨道和建筑占据了，为了给地面的交通让路，有轨电车被架在高处，横空穿越黑石礁，先是通到了小平岛，如今终于通向了旅顺，仿佛把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有轨电车在充当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同时，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道美丽的流动风景。有轨电车的相关技术也有了改进，有了无辫式有轨电车等新技术车型，有轨电车也有了消音器、防噪音轨道、路轨平交、隔音屏障等，不似从前那样轰隆隆到处作响。当有轨电车在拥挤的城市间悠然地在长长的轨道上滑过时，远远看去，像一条静静流过城市河流上的船舶，而我已仿佛全然忘记了当年在有轨电车里面，沙丁鱼一样被挤得透不过气的感觉，对有轨电车全是美好的回忆。
同学母女俩跟着我坐了一通有轨电车，痛快地过足了瘾，有轨电车之行成了娘儿俩在大连最美好的回忆，过了很久，还在微信里跟我一起回味。而我，对有轨电车越发的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竖起耳朵，渴望听到有轨电车那种穿越城市上空的声音，渴望听到女调度发车时吹响的清脆哨声……
大潮退去
小时候我经常会患感冒，但从来没有一次在退大潮时感冒过，那些海边等待和守候的时辰，那些丰收的喜悦，一定给了我防御的力量，使我百毒不侵。更何况在赶海归来的厨房，大锅里是满满的海鲜，那些新鲜而动人的味道，总会满足我幸福的味蕾，下一个冬天里，我会期盼这样的守候，在海边，对着大海，等待着我的家人，等待他们的满载而归。
冬天的凌水桥并不寂寞，夜晚的四周都是黑暗的灯影，风极大，像夜里临时起意越狱出逃的犯人，盲目，疯狂，迅疾，惊恐，大胆，超乎想象。炉膛里挑起了蓝色的火苗，硬硬的蓝色火苗正努力地烘烤着密室一样的房间，雪白的馒头冒着热气把纯粹的麦香送进我的鼻腔，香甜的味道侵扰着我的梦境。大人们听着窗外的风，开始狼吞虎咽，大口咀嚼，企图快速地填饱胃囊。贼般逃窜的风不停地击打着窗户，像催命的恶鬼。大人们虽然急促，但并不慌张，仿佛一切都已经了然于心。
这一次我不敢偷懒，我知道这样的日子里偷懒是说不过去的。也许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装病或者偷懒甚至撒谎的经历，比方说不想上幼儿园，或者不想上学，不想干活，不想上体育课等等，总是会找来各种托词和借口逃脱那些不想去做的事情。其实，如何对付孩子们这些小伎俩正是考验大人们的利器，大多数时候大人们都会直指事情的真相，让疑似谎言无处遁形。我从不会被这样剥了皮似的直接戳穿，父母总是先要摸清我作假的缘由，如果还算适当合理，他们都会对我的小伎俩视而不见，他们有着至今看来仍受非议的理论，就是好孩子是惯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他们的纵容反而让我不敢轻易使用这样的小伎俩，逼仄的真相会让撒了谎的面孔显露无遗，我总会担心逃不过去的下一次。
窗帘拉得紧紧的，像是怕极了夜的纠缠，外面的天亮了吗？知道了不可能躲避的事，莫不如坦坦荡荡地去应对。风虚张声势地抖动狂傲的翅膀，跋扈得让我不安，我终于咬牙离开了热乎乎的被窝儿，装作利落地爬起来。大人们帮我穿衣服，准备吃的，他们边帮我整理边表扬我是个懂事的孩子，对我隐约透露出的不情愿视而不见，走出家门时，寒冷扑面而来，脸上像被什么人突然狠狠地扇了耳光，头脑一下子清醒了。四周是黑暗中的黑暗，风却不似屋子里听起来那么疯狂，仿佛有些累了，慢慢地弱下来。我怀里抱着热水袋，跟在大人们的后面，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球一样向凌水桥的海边滚动。
凌水桥发大海了。
大风过后，必有大潮。
退潮后的凌水桥海上到处都是极品生猛海珍，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像有人抢劫银行匆忙落下的金银，遍布整个凌水桥退潮后的滩涂上。凌水桥每年冬天都会有这样一两次让人盼望的大风，每年都会有一两次发大海，发大海时，必会退大潮，退大潮的日子是凌水桥人的节日，凌水桥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奔向凌水桥的大海去赶大潮，挖捞各种海产品。那些住在凌水桥之外的人们也不舍得放过赶大潮的好机会，他们往往在前一天夜里乘最后一班车到凌水桥，他们没有凌水桥人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只能蜷缩在海边某个角落，或者哪一个四面透风的出海人放工具的房子里，在寒冷中等待着大潮退去，用那些唾手可得的海珍焐热冻得透凉的四肢。
我的任务是坐在沙滩上帮大人看东西。大人们先帮我找到一个相对比较避风的地方，然后他们拿着大大小小的大筐、大盆、水桶以及赶海用的铲子、钩子、挖子等工具，追着还没有退尽的潮汐，向海的深处挺进。
海水拍击礁石的声音渐远，赶海人的欢笑与渐退渐远的海浪声互相搅成乱麻，让人羡慕不已。我孤零零地坐在黑暗的沙滩上，猜想着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海边比想象中还要寒冷，风硬硬的，毫无遮掩地向我冲过来，身上像爬满了从海里爬上来的巨大蟹子，它们伸出横行无阻的爪子，正一点点抓紧我的身体，越抓越紧，仿佛要裹紧了我，让我满心恐惧。它们是如何发现我的？蟹子尖硬的胳膊腿儿只是糊弄人的把戏，它们硬邦邦看似宽阔的脊背下面藏着明亮的眼睛和锋利的牙齿，那才是它们的精明所在。远处的海面像将死的鱼的眼睛，无力地眨着直到暗淡，可怜我无法留住它们那星星点点的光亮。一个人在黑暗中总抵不过瞌睡虫的惦记，困意的侵扰并不会因为寒冷而放弃对我的折磨，感觉脑袋在那些星星点点的光亮里一点点地失了重……突然听到哥哥大声地喊叫，那声音遥远而亲近，他在父母的吩咐下，不时地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他们已经告诉我好多遍了，千万不能在海滩上睡着了，那样会冻坏的。他们怕我睡着了，隔一会儿就会喊我一次，每一次我都在似睡非睡中一个激灵被吓醒，装作早已在等待他们的呼喊，欺骗自己，似乎从来都清醒着。天地模糊，不远处不知何时来了另外人家的孩子——也一定是女孩子，男孩子有更大的用场，他们都和大人们一起往海里去了。性别上最早的区别其实就是劳动分工的不同。坐在海滩上，海浪退去的喧嚣像周而复始的时光，在我的眼前退去又归来。
哥哥回来好几次，他拖着沉重的大筐或者水桶，里面装满了大蛤、蟹子、海胆、鲍鱼、牡蛎、海螺、海麻线、海鸡爪子等等平时难得一见的海货——好像并没有多久，大人们已经赶了太多太多的海产品，哥哥把那些东西放在我的身边，然后又头也不回地往海的深处走去，当我是海滩上的一块石头一样地漠视。
天渐渐亮了，海深处的人都变成了小点点，而那些晚来的赶海人，总是会先跑到我面前，看看我身边的丰收果实，然后边抱怨来晚了边向海的深处跑去。退大潮时，凌水桥的海会退到好远好远，看上去有好几公里的样子，越往海的深处去，海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越是多得惊人，退大潮时，大人们赶海的工具不只是小钩子小铲子之类，更多的人是扛着铁锹和大个的钩子，铁锹每深入到海沙石之中，都会翻出惊喜。那些埋藏至深的大蛤，黑灰色坚硬的壳沾满了倔强的泥沙，它们已经在海里沉睡得太久，它们甚至不知道会被人这么轻易地找到，以至于被挖出来时，还在张着大口呼吸着，幸福地沉睡着。还有那些附在礁石下面水涡里的海参，正在做着缠绵的美梦，你只要伸手在礁石底下轻轻地摸上一圈，就会摸到它们挤在一起软软的肉身，冰冷而又温暖的肉身，它们喜欢在这样冰冷的夜里做着自己的美梦，它们被搅醒时一定满是不快，从它们瞬间蜷缩僵硬的身子就可见一斑。那些身上长满长短不一尖刺的海胆，正胡乱地显摆身上的长刺，根本没有想到会被轻易找到，它们坚硬的外表看似强大，但整体的弱小，加上它们的自大和徒有其表的外观，总是使它们成为别人捕杀的目标。看上去它们坚硬无比，但它们太过招摇，怎么可能逃脱致命的擒拿？还有鲍鱼，它们自认有一套看家本领，靠着天生的绝技，紧紧地吸附在礁石之上，看样子找到了不可推翻的靠山，你越动它，它吸吮得越紧，紧到即使砸碎它的外壳，也无法让它缴械，看上去让人无计可施。不过，对付自大顽固的家伙人们总有些办法，尽管它们吸力超强，但人们总是在它们自鸣得意时，出其不意地将长长的又薄又尖利的铁铲，伸到它们毫无察觉的身子底下，轻易地就把它们连根铲掉，不管它们多么的执拗和自信……
身边的大筐基本上都满了，手里的热水袋早已冰凉，大筐里不时地出现响动，那些从海上捉来的虾兵蟹将们，它们好像知道自己命将难保，一个个蠢蠢欲动，极力想逃出大筐，没有了海水的滋养，更远离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切都源于一场呼啸而至的狂风，从下午开始刮起，直到凌晨仓皇逃窜。
大人们赶海似乎用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海水重新涨回岸边。有的人甚至因为不舍得离开，而被海水包围在海里的礁石上，每次大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会有人因此丧命。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这么贪婪，想想他们每一次带回战利品时，脸上疲惫而兴奋的表情，那时看我的目光却是那么潦草，不再关切，急匆匆地折回大海，似乎海龙王正在大海的深处等着给他们加官封爵。
小时候我经常会患感冒，但从来没有一次在退大潮时感冒过，那些海边等待和守候的时辰，那些丰收的喜悦，一定给了我防御的力量，使我百毒不侵。更何况在赶海归来的厨房，大锅里是满满的海鲜，那些新鲜而动人的味道，总会满足我幸福的味蕾，下一个冬天里，我会期盼这样的守候，在海边，对着大海，等待着我的家人，等待他们的满载而归。
大潮退去，总会有人满载而归。
我坚信。
等 待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情，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 ——歌曲《等待》
多年以后，我把对大海的眷恋抛在脑后，第一次下决心要长时间离开自己温暖的小家，把对家的难舍收藏在内心的角落，把平时自由自在的闲情和对美食的贪婪对时尚的流连对慵懒的习惯等等全部收纳起来打包封存，手持录取通知书，像一个被大学录取的新生，带着新奇与羞涩、憧憬和忐忑来到北京，来到了鲁迅文学院。
因为工作的关系，北京一度是我往返最频繁的城市，如今再一次来到北京，却有着别样的情怀。当我在首都机场上空俯瞰熟悉的北京城，当我坐在出租车里穿行机场高速欣赏着两侧茂密的树林和美丽的景致，当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路标在眼前掠过，当我听到车载收音机里那纯正的京腔，我想说，北京我来了，这一次，我是为了文学而来。
终于在八里庄四处飞扬着尘土的热闹街道和繁忙的地铁一号线工地旁，我找到了鲁院。我没有急着走进去，而是站在写有“鲁迅文学院”几个大字的牌匾前注视了许久，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鲁院，多少次我在梦中与你相依，多少回想象着走近你的那一刻，今天我终于来了，没有陌生的感觉，一切都那么亲切自然。鲁院很安静，院子不大，但却精致而神秘，静悄悄的仿佛屏蔽了俗世的喧嚣与躁动，正是我期待的那种静谧的感觉，不张扬而致远。两年前，我有一个赴国外学习一年的机会，但是我宁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我从来不曾长时间地离家，我是一个恋家的人，也是一个慵懒散淡的人，一个不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人，但是这一次，我离开了家，而且要离开很久，除了文学，没有什么会给我这样的力量。
我喜欢的毛姆先生说过，年轻时，人们眼前的岁月那么漫长，以至于他们很难意识到，总有一天那些日子会成为过往。甚至到了中年，对生活抱有平常的期望，人们也还是容易找到借口拖延该做却不想去做的事……对我来说，到鲁院学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梦想。鲁院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也是我向往许久的文学圣地，我的一些优秀的作家朋友们甚至说，对作家而言，如果没有上过鲁院，没有经过鲁院这个“文学黄埔”的打造与浸润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我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从1986年在《海燕中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到1996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忠实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学领地，不停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甚至还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1989年被录取到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习， 1992年从省文学院毕业后，由于我的文学专业，竟然阴差阳错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其时文学也从鼎盛时期的繁华热闹还原其本质，归于平静。在政府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大连市建委的新闻中心主任、中国建设报大连记者站站长、市领导秘书等多种职务，虽然从事的工作离文字很近，但却离文学很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身不由己，每天没完没了的会议、视察、现场办公等繁忙的工作是我的常态，也使我基本上告别了节假日，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我也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手机全部都是24小时开机状态，常常是手里两部手机都接不过来，走起路来都是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年三十晚上、大年初一等重要日子我都是陪同领导们在现场和工地度过的……每天繁忙的公式化的工作，使我几乎没有了思考的乐趣和创作的冲动，时光仿佛磨灭了我的意志，消沉了我写作的激情，我好像失去了提笔的力气，一开始我还陆续发表一些作品，但是一点点地我几乎停止了文学创作。多年远离文学的圈子，加上职场的特殊和自身的倦怠，已经迟钝了我写作的神经，文学退到了我生活的边际。
但我的心里是痛的，像破了一个大洞，不知道何时能有时间和机会去修补这个大洞。我甚至不敢参加文学圈朋友们的聚会，特意屏蔽文学方面的信息，有多少老师和朋友曾经对我满怀期待，他们失望的目光会让我心里隐隐作痛。我是个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的人，在我所从事过的工作中，我几乎获得过每个行当里的先进。可现在，即使有时间，我也无法从容地从繁杂的工作中提取一份宁静的心情走进写作的环境。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我并没有停止阅读，但却很少动笔，只是在远处，以一颗不舍的心欣赏并打量着文学。
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
我在等待，等待回归。
是的，我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等待倾听内心的声音，等待与文学热诚的重逢，等待着与文学激情的碰撞。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人在哪里，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只有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位置最高，分量也最重，文学是我生命中的根，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我在等待中积累，在厚积中等待，而等待的心境渐渐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审视的冷静，有了度人的尺度，有了世事的洞察，有了人生的感悟。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换了等待的心境，少了急功近利的焦灼，没了少年成名的不甘，不再急迫，也不会骄躁，等出了淡定从容，等出了别样的心情，仿佛天高海阔了，风轻云淡了，开朗了，大气了，洒脱了，无所畏惧了。
机缘巧合，2008年年底，经过努力，我调到了市文学艺术部门工作。放下了繁杂而忙乱的政府工作，重新走进了文学的队列，我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我发现，虽然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地写作了，但我与文学，好比久别重逢的至爱，没有丝毫的陌生感，我知道，我与文学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就如我的生命，那是我心灵的驿站，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离开过文学。
而这一次与鲁院的相约，是我期望已久的等待。
接到鲁院录取通知书时正是傍晚时分，下了一天的大雨突然停了下来，天几乎是瞬间就一下子放亮了，我站在家中二十二楼阳台上，看到远处大海上迫不及待地喷薄而出一道道绚丽的彩虹，七彩斑斓，仿佛漫过整个天际，分外的绚烂，照耀着我喜悦的心情。毕竟我离开文学圈时间很久了，我渴望清空我的内存，以纯净的心情走进文学的殿堂。我渴望一次强烈的冲击，渴望重新充电。我以一个归来者的心境重新来过，仿佛要赴一位旧时情人的约会，带着成熟与自信，也带着曾经的梦想和渴望，等待一次久违的相拥，等待一个深情的相吻，等待着肌肤相亲的温暖，不会再让这份情感生出擦肩而过的遗憾。
有评论家指出：重返文坛是重要作家的重要现象。我不是重要作家，但我相信每一个有过文学梦想的人，都不舍放下对文学的那份挚爱。也许文学就如婚姻一样，执着是一种狂热，再美丽的容颜也会在时光中折损了青春，折损了自由与欢畅，但婚姻的进程中会增长智慧与阅历。我庆幸从来没有因为一时的落寂、红尘的纷扰、职场的诱惑而向欲望低头，面对文学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我想，如果没有这种对文学的信心与执着，最终只能在时间的长河里败下阵来。
对我而言，能够走进鲁院是幸运的。鲁院是我心灵的温床，是灵魂重塑的基地，是文学之路的加油站。与那些成就了得、生活底子丰厚的同学相比，我没有值得描摹的乡村景致，也没有引以为傲的工厂车间里的欢腾经历，没有与透着阳刚的军营里的嘹亮歌声相伴过，也没有几百万字的骄人成就，更没有明星作家的荣耀，但我觉得我又是那么的幸运。多年在政府工作虽然使我远离了文学的阵营，但却使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而每一份经历对我来说都是财富，我相信，使人成熟的是丰富的经历而不是流淌的岁月。
常常听到有人说，人生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爱好正好叠加是最最幸福的事。重新回到文学队伍里，使我能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客观地面对文学。重新审视以往我的创作，放眼当下文坛，我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新的认识，对文学依然保有纯粹和执着，媚俗的东西终将会被历史所淘汰，坚守灵魂的宁静依然是优秀作家追求的品质。我写作的热情也渐渐地被点燃。我重新捡拾起我丢失许久的创作梦，重新有了写作的冲动：我生活的城市，我身边的人和事等等。还有老辈人闯关东的豪情与悲凉，历史转型期城市人的痛苦与迷茫，海洋文化的特性与生态保护，现代城市的弊病，职场的阳光与黯然，名利的角逐和人性的善恶等等，都成为我关注的主题。同时，百年来大连历经沙俄、日本长达几十年的统治和殖民地文化的浸透及其对城市的影响，城市的建筑文化以及大连从百年前的一个小渔村成长为现代化都市的独特历史经历等也吸引了我的目光，不知不觉，我的文字有了新的感悟，我的文学世界越发的斑斓，我写作的冲动不再停息。我连续地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 还在报纸上开辟了专栏，而且陆续出版了散文集和小说集等作品集。
我喜欢那首歌：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从头来过，需要足够的自信，而这份自信我能拥有，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只有文学才会给我这份等待的力量。
文学，我永远的最爱！
冬终将带走片片金黄
我去外地读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旅社，那个青葱岁月里共同度过几年时光的旅社里的姐妹们，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多年以后，我在一家商场里见过于延延，她依然那么漂亮，打扮得体，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长长地披向肩的两侧，飘逸，优雅。我问她，还学外语吗？她笑笑，没有回答……
季节常常有蛮不讲理使性儿的时候，每一次出场都别出心裁，从不像可怜的人类，用循规蹈矩博取信任。按以往的感觉，十一月底已近寒冬，冬雨却不温不火地下着，此时，放眼四望，到处都是暧昧的暖，没有让城建部门头疼的雨夹雪，也没有大风呼啸伴随而来的寒流，大道两侧的银杏耀眼如金，黄得纯粹，不似刚结果时那样常遭不测，那时候，结满白果的树杈不知道招来多少惦记的目光和猖獗的撕扯，如今，那些关注的目光已从银杏上移往他处。
这是今冬的最后一场雨，早晨醒来，掉落的银杏叶一夜间在大道两侧铺展开去，远远看去金黄一片，犹如散落一地的金子，虽经人车往复碾轧，却无法掩去那动人的金和黄带来的美丽。
大道中间是电车轨道，开车并行时，看着电车熟悉的行进的样子，看着电车上不一样的面孔，有一种温暖的情愫在心底里生出，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那么让人心动，我知道这声音已有百年，但是我听着仍觉新鲜，像得了健忘症一样，感觉每一天醒来都仿若重生。早晨的电车上坐着的大多是老人，他们是清晨和白天时光里的主角，到了大把的年岁，看似时日不多，其实不需再像年轻时那样为生活奔波，他们有着享用不尽的时光，有的是时间和闲情，尽可以坐着电车晃晃悠悠地去一个地方，再去另一个地方，去办一件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办，就那么坐着来，再坐着回。
电车通往东部的终点是东港新区，原来的海之韵公园早已面目全非，因为有更大的愿景在实现的过程中，听说要好过过去好多倍，这让人生出许多耐心和期待，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值得等待。我住在东港附近，经常，我会顺着电车轨道一直往东港新区开去，不仅那里有正在搭建的美丽未来，更因为那里有大连开阔的海，和无边无际的天。
东港新区大部分的面积是填海形成，从我搬来那天，东港靠海的那座山就天天炮声隆隆，坚硬的大山被炮火击得粉碎，眼看着一座山被从头到脚地铲平，一点点填平弯曲的海湾，山越来越小直到了无痕迹，海越走越远，吞没了大山零乱的身子骨，直到不见了蜿蜒缠绵的海岸线。东港新区的海边筑起了长长的堤坝，铺着硬木的人行栈道旁边并行着红色的塑胶跑道，沿着海边走一圈大约要好几十分钟，海鸥会不时地俯身向你鸣叫，摆着翅膀，炫耀着在天海间飞来飞去。不知道是哪位聪明的主儿给这里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维多利亚湾，这名字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某个人或者某个港湾，怎么听都像是鹦鹉学舌，好听却肤浅得要命。
原来东港尽头的海之韵公园，之前是个海边小渔村，紧邻着小渔村的是一个叫朝阳村的小地方，依山傍水，只有十几户人家，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一个同事于延延的家就在这里，那时候电车的终点站只到寺儿沟，从寺儿沟再往东港里面走，要换乘12路公交车，而且12路的车很少很少。朝阳村可以说是大连城市的最东部，而我们上班的地方黑石礁，那里是城市的最西头。80年代，黑石礁再往西的凌水桥、河口、小平岛都属于郊区，所以说，于延延上班就要从城市的最东部到城市的最西部。在公路交通不甚发达的80年代，私家车还没有出现，少车又少交际的那样一个年代里，我对朝阳村的地理概念还是相当的模糊，不是特意为之，很难会走到那里。
有一天，我和干姐姐凤菲菲受邀去于延延家里玩，干姐姐的哥哥与于延延的哥哥是青年点里的同学，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自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或许是家中只有我一个女孩子的原因，我天性喜欢交朋友，珍惜女孩子间的友情。沾了干姐姐的光，我也一起被邀请，看来有姐姐就是不一样。我和干姐姐倒了至少四遍车才到了朝阳村，下了车沿着羊肠小路走十几分钟，才到了于延延家，她家是平房，和周围的房子一样，外表破旧，散落在山脚下。她家的院子里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家里的炕上堆着成堆成堆的半成品衣服，她的妈妈正在飞针走线，给半成品的衣服缝锁扣眼儿。她的妈妈是个干巴巴的老太太，比我想象的要老好多，特别的能干，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麻利地干着活，手和嘴还有眼一样也不闲着。她的家里有新结婚的漂亮嫂子，虽没有见面，但大红的床铺和门帘，把喜庆渲染得淋漓尽致，让我记忆深刻。
朝阳村的贫穷昭然若揭，而平常于延延给我的感觉却是时尚甚至有些优雅，不像是这里长大的女孩子。于延延与众不同，属于早熟的那种女孩子，她喜好打扮，而且打扮不俗气，特别得体，看到别人穿的什么样式好看的衣服，她会想办法自己设计照着做。她还会化妆，她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化妆的女孩子，浓妆重抹却看不出痕迹。我化妆最早也是跟她学的。更重要的是她的爱好也让我吃惊，她一直在自学英语。自学英语，这太让人刮目相看了，要知道，80年代中期，学习外语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学外语有用吗？没有海外关系谁会有机会出国？没有用的东西却下了功夫去学习，不得不让人佩服。她每天工作之余都会捧着本英文书学习，包里背着的除了化妆品就是英语录音带了。这样的举动经常会招致一些人的嘲讽，平常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她那样的工人家庭，学了外语又有什么用，还能出国？那几乎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她却在认真地做，并不在意他人的闲言碎语，从北外教材到大外教材，一本一本地往下啃。
于延延心气儿高，面对那些一个个嫁出去的姑娘她无动于衷，她的目标是要嫁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那时候，社会上本科和大专的人才还不是太多，她的想法无端地让别人生出些压力，她也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不知道她心底里埋藏着怎样的野心，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休息时一个人趴在窗台，眼睛对着窗外默默背诵单词的样子，总是让我有些心疼。
有一段时间，住在旅社里来自北方的几位年轻的大学老师，到附近的东财大进修，他们在旅社里前后住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住的时间比较长，自然与大家熟悉。有一天，我下夜班，应于延延和另一个女孩子的邀请，一起陪着四个大学生到旅顺去玩，那时候到旅顺要坐长客。后来想想，其实那天我们也没玩什么，就是在军港附近的海边，找一块干净的地方，铺上塑料布，大家把带来的好吃好喝的摆出来，坐在那里一起野餐，边吃边聊，吃了什么说了什么真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然后到了傍晚，再一起坐车回来。
我没有看出来一丁点儿的异常。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们几个就被经理分别叫到了办公室，经理详细地问我到旅顺的过程，我说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玩，其他没有什么。
于延延受到了批评。这事过去好久，我才知道，四个年轻的老师里有一个喜欢于延延，这个喜欢早就在领导的掌握之中，并且这种喜欢是不可以的，旅社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和旅客好。这种好，有没有到恋爱的程度，或者我不知道的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在旅社工作，这是犯规的，服务员和顾客不可以有那种感情。我太麻木，竟然没有看出来，更不敢想象，其实想想，那时候的旅社领导也是好意，年轻的女孩子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涉世不深，怕大家上当受骗才严格管理，更何况于延延竟然敢和大学老师好，她即使学了外语，一个大学老师怎么可能和一个服务员谈恋爱？
不久，于延延真的恋爱了，对方也是一个大学生，家在外地，只是个子有点儿袖珍，几乎和矮小的于延延一样高，于延延顶住家里家外的压力，一定要嫁给他。谈婚论嫁前，她跟着男朋友一起，去了男朋友沈阳的家里一次。未来的公公看来还算满意，给了于延延六百元钱，这让于延延心里踏实了不少。只是让于延延没想到的是，在回来的火车上，男朋友经过几番周折，最后还是想方设法地把那六百元钱要了回去，说是要帮于延延存着，以后再给于延延。
于延延最终没有嫁给他，毕竟于延延学的是外语，不会那么没有眼界儿。
我想起曾经有一个女人说过，心眼小的男人再善良也不能嫁。不知道于延延是不是也听到过这句话。
我去外地读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旅社，那个青葱岁月里共同度过几年时光的旅社里的姐妹们，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多年以后，我在一家商场里见过于延延，她依然那么漂亮，打扮得体，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长长地披向肩的两侧，飘逸，优雅。我问她，还学外语吗？她笑笑，没有回答……
后来，我听说她嫁给了一家公司的经理，经理是大专毕业，她终于嫁了喜欢的有文化的人。
我毕业后到城建部门工作，90年代正是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时期，我曾经跟着领导到过她家那地方做过勘探，她从小长大的朝阳村，就是在那时被重新规划改造的，整个小渔村被拆除铲平消失不见了，改造成了海之韵公园，渔村背倚的青山也打通了，与滨海路连成了一片，因为地势太高，因地制宜，建成了有名的十八盘景区。再后来，连海之韵公园也拆除了，变成了现在的东港商务区，大片大片的土地正在挂牌拍卖，一幢幢高楼正在拔地而起，东港，已经成了高端住宅区，电车也已经从寺儿沟通到了海边，原来破旧的停满了小船的渔村早已了无踪影，而于延延漂亮的嫂子，也不知道把家搬到哪里去了。
旅社当年的女孩子有四十多个，之所以想到写于延延，是因为我听干姐姐凤菲菲跟我说，于延延去世了，她的肺出了毛病……
电车依旧在不紧不慢地行进着，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执拗地来来去去，见证着岁月的无常，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依然悦耳，诉说着时光的坚忍，雪依然没有落，风不大，道路两侧满是遍地的银杏叶，泛着金黄。
真正的冬依然没有到来，但所有人都相信，冬终将会来，带走那片片金黄……
风中寂寞的小洋楼
我站在北七街十九号楼这栋老建筑面前，突然也为这栋漂亮的小楼担心起来，担心它有一天真的会在我们面前消失，成为一堆破砖烂瓦，那我的心会和邢海一样地痛，每当我回味着那些曾经的往事，内心便无法平静。历史的痕迹总是那么深刻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外表看上去，一切又是那么的了无痕迹。“这是一栋令人震撼的建筑，它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直到今天它的设计理念仍不过时，该楼整体美观大方，内部设计合理，通风采光极佳。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暗红色楼体外墙仍然棱角分明，线条清晰，木质门窗依旧保持完好。”
这是在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机车）工作的邢海《百年企业百年建筑》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是我在大机车采访时他送给我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北七街十九号楼的建筑结构和曾经的历史。邢海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听说有关部门要对十九号楼老建筑及周边地区进行统一规划改造，他担心规划改造后会拆掉这栋老建筑，他几乎是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多次写文章写信给新闻单位和城建管理等部门，要求完整保留这栋老建筑。这栋楼现归属于大机车老干部部，是公司离退休老干部办公及活动场所。邢海在这栋小楼里工作了近二十年，他了解这里的一切，熟悉这里的每一扇门窗，每一个角落，对这里充满了感情。说到这里将来可能要拆除，他的脸上流露出万般的不舍，好像谁拿走了他心爱的宝贝。在邢海看来，这里不仅仅是他热爱和工作过的地方。这栋小楼经历过太多的历史沧桑，它浓缩了大机车部分的历史，它带有太多的历史痕迹，对这栋小楼的保留不仅是对大机车，更是对大连这座城市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899年7月，沙俄侵占大连后兴建的市区第一期工程开工的同时，在杰波夫街（现大连市胜利桥附近）开始建设东清铁道机车制造所，这就是大机车的前身。大机车先后经历沙俄七年、日本四十年的经济掠夺，1945年日本投降后，工厂由苏联红军接管，1953年起由我国独立经营。
日本侵略时期，原来的工厂已经不能满足机车车辆生产需要，于1908年7月搬迁到沙河口区兴工街的新厂址，工厂更名为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工厂迁移到沙河口后，日本侵略者在工厂周围规划了88.27万平方米土地作为住宅和生活区，开始兴建住宅、学校、医院、邮局等设施，北七街十九号小洋楼建成于1911年，是大连铁道工场迁移到沙河口时首批建筑之一。
北七街十九号楼是典型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349.62平方米，加上地下室总计451.4平方米，建筑用途为住宅。小楼虽然有着百多年的历史，但建筑质量相当好，墙面棱角清晰，楼房的瓦片、门窗及木质结构的房檐等依旧保持完整，虽然经过几次修整，但外部结构仍然保持原样，内部功能仍能正常使用。这栋小楼当初为沙河口铁道工场的日本厂长而建，小楼西侧有一幢欧式建筑，当时为副厂长的住宅，东侧的一栋类似的建筑，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住宅，如今，除了这栋厂长楼，其余的建筑早已拆除。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这里时，厂长刀罗津司克运转中校在此居住，他是第一个住在此楼的苏联厂长，1954年离开大连的西特罗夫是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
大机车由中国独立经营后，厂长董良玉（后调入大连市建委任主任）、厂长李青（曾任中国驻朝鲜大使，沈阳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厂长王国先等都先后在此楼居住生活过，以后，这里先后改为工人疗养院、幼儿园等，“文革”期间此楼还做过“牛棚”使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归属工厂修建公司的钢筋班。
据说，多位前日本和苏联厂长及苏联专家的亲人都来过此地参观过。我在这里采访过一些大机车的老同志，他们都有过与苏联专家共事的经历，当时比较有名的苏联专家有巴伐洛夫和阿巴洛夫，一个负责设计，一个负责工艺，而说到苏联的专家，大机车的老同志也是非常敬佩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方面的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生命运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跌宕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他回国以后，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隔离审查，最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到一家研究所当了清扫工。
改革开放后，工厂最后一位苏联厂长西特罗夫的夫人曾经给当时的大机车领导写信，表达了要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的愿望，也表达了她对大连美好的回忆。时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魏富琳接到信后，内心难以平静，虽然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但那些往事如烟般萦绕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魏富琳早年肄业于长春工业大学，于1948年4月到当时的大机车工作，是当时工厂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3年间，魏富琳曾经担任工厂技术科科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负责技术工作。他曾经陪伴过西特罗夫厂长和许多苏联专家。在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组织建立了工厂技术工作规章制度，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功研制出五吨蒸汽卷扬机的齿轮铣刀技术，制造了四十五吨铁路吊车，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在工厂恢复生产期间，进行机客货车修理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发新产品，先后组织研制了水泵用立式锅炉、A型蒸汽天吊、门式吊车、铁路吊车卷扬机、敞车、棚车、冷藏车、夹板车等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1952年，他还被评为中长铁路工厂先进生产者。
自从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魏富琳也和苏联专家们失去了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当他接到西特罗夫家属的信后，才得知他们的一些消息。1994年5月，得知工厂副总工程师谷春江等三人要到俄罗斯考察机车生产等情况，魏富琳委托他们，在繁忙的考察间隙，一定要去看望当年的苏联专家西特罗夫的家属。谷春江一行带着魏富琳的叮嘱，专程坐火车前往科洛棉市西特罗夫的家中，看望西特罗夫的家属。
西特罗夫的女儿本来答应到机场接机，双方约好要在莫斯科机场见面，但谷春江一行在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西特罗夫的家人，他们只好放弃。考察工作结束后，谷春江一行专程赶往西特罗夫的家中，等到了昔日厂长的家中，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们变得非常小心，当时西特罗夫的女儿已经到了莫斯科机场，也看到了谷春江一行，但当她看到俄罗斯官方的人员在场，她犹豫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在机场见面的打算。
当谷春江一行来到西特罗夫的家中时，还是有些震惊，这个昔日在中国大连沙河口北七街十九号小洋楼里居住过的最后一位苏联厂长，曾经的机车技术权威，如今却家徒四壁，十分贫穷。西特罗夫早已去世，他的夫人看到来自中国大机车的客人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她拥抱着谷春江等人，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几乎是泣不成声，多少青春年华已经远去，多少人间悲欢浓缩在记忆深处，当年年轻漂亮的西特罗夫夫人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她有些激动，她说她热爱中国，喜欢大连，更喜欢在大机车的那一段生活，每想起在中国大连经历的一切，都让她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她说，那段在中国的时光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的家境十分困难，儿子每周利用休息日去贩卖土豆补贴家用。尽管十分困难，西特罗夫夫人还是给谷春江一行精心准备了美食：每人一张油饼，配蔬菜沙拉，配红酒，她说这是她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这一餐饭吃得谷春江一行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走时，三个人只留下回去的车票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留给了西特罗夫夫人，留给了这位昔日苏联厂长的夫人。
我站在北七街十九号楼这栋老建筑面前，突然也为这栋漂亮的小楼担心起来，担心它有一天真的会在我们面前消失，成为一堆破砖烂瓦，那我的心会和邢海一样地痛，每当我回味着那些曾经的往事，内心便无法平静。历史的痕迹总是那么深刻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外表看上去，一切又是那么的了无痕迹。
岁月有痕！
岁月无痕！
邢海还在继续写他的呼吁：“一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城市历史建筑通过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纽带和载体，把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城市历史建筑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一样，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们必须以抢救的姿态去保护好城市历史建筑，进而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最终保护好城市文化。”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满院子里都飘荡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北七街十九号这栋风中寂寞的小洋楼，是我们这个城市历史与记忆的一部分，真希望我们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将来不只是在照片里才能看到，我们城市应当以宽容和大气的胸怀，去保留这些越来越少的老建筑，因为这些老建筑是我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是城市独有的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
爱城市，就留下它……
今夜你已来过
那年过年的大雪天里，哥哥的耳朵冻坏了，以后好几年，每到冬天，哥哥的耳朵就会肿胀、溃烂、化脓、结痂，过了好多年才一点点地痊愈……
下午约了晚报的好友宋小姐聊天。中午出门时天气有些雾蒙蒙，到了咖啡屋的时候，天上开始洋洋洒洒地飞起了雨雾，此时正是冬寒未尽的时候，这样的飞雨弥漫让人有种春天已来的错觉，浪漫而妩媚。其实，那种期待春天的感觉早就在漫长的冬天里，在心底悄无声息地生长了。从窗前的雨雾里，等来了宋小姐，我们相见甚欢，从我热爱的文学，到她从事的媒体，从她正在读高中既宝贝又优秀的女儿，谈到当下人的压力，不尽种种，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傍晚时分从咖啡屋里出来时，我俩吓了一跳，漫天的飞雨在寒风的裹挟下变成了密集的雨夹雪，淋漓的雨水和飞舞的雪片搅在一起，几乎把天地包围，全没了中午时分的让人遐想。地面上到处都是雪水，风在刮，雨雪在飞，催得路人都在一路小跑。车没有开出多远，雪花已经渐渐多起来，一点点成了大雪，看样子会越来越大。我开足马力地往家里赶，中山路上还算畅通，而且往城市东部去的车比往城市西部去的车要少得多，一路上到处都是交警，他们挥舞着胳膊指挥。我一路上飞奔，想赶在路面积雪还不是太厚前回到家里，终于连滚带爬地到了港湾桥，大雪已经遮天蔽日地袭来，雪花密而结实，雪大得根本看不见路了。
春天并没有如愿到来。
离家似乎很近了，但因为突然而至的大雪，使大街上突然陷入了混乱之中，虽然只剩下短短的几公里路，却一步步艰难前行，等车开到了住的小区门口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车窗外已经是夜晚了，风明显小了许多，路灯下的雪花变得轻佻起来，路却更加难走，我的车已经无法开进小区，小区的坡路上已经停了五六辆车，保安把我引导到二号门，门前也已经有了十几台车，一辆一辆地排着队，等着放行。
一个下午的时间，由一场暧昧的雨雾变成了漫天的飞雪，从春雨般的温馨到狂风怒吼漫天大雪，这雨雪质变的速度让人始料不及又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征兆，连会观察天象的气象台也没有发现一点儿蛛丝马迹，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雪越下越大，一时间城市因雪而陷入混乱之中，这样的大雪，已经多年不遇。本来晚上要参加朋友聚会，只好打电话爽约。我们现在的城市里已经越来越鲜见大雪了，遭遇如此动人的大雪，且不说行路艰难，又有谁还会在意饭桌上的那份相聚？
上一场记忆深刻的大雪是在几年前，当时住在城市的西部，那天正是周日，睡够了懒觉，醒来时习惯性地往楼下看去，发现停在楼下的车子不见了，心一紧，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看，到处都是一片雪白，原来是下雪了，车子被厚厚的雪埋住了。一夜间，大雪覆盖了城市，小区里是银白的天地，没有了花草，没有了柏油马路，没有了小区花园里的长椅和石凳，只有孩子和狗儿在雪地里打滚撒欢。
记忆中好久没有看到大雪了，我被花园里堆雪人的一伙人吸引，简单收拾一番，带着相机跑到楼下去拍照，雪并没有停下的样子，而我已经等不及雪停，我拍树拍楼房拍孩子和狗拍风景拍雪人也拍自己，我在雪地里张扬着，大笑着，奔跑着，拍了好多照片，还跟着小区的大人孩子们一起除雪，扫雪，把成堆的雪做成各种各样的雪人，大家仿佛都回到了童年时光。
那天我把拍摄的照片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我把那些照片取名《2005年的第一场雪》。
周一上班的时候看到走廊上很多人围着墙上的一张大红纸，原来是一份喜报，表扬周日里那些冒雪到单位除雪的人员，我才想起，我只顾着雪中玩乐，忘记了单位有规定，凡下雪的时候大家都要到单位参加扫雪，每个单位都有除雪分担区，如果不及时清除会被媒体通报批评。不过，整个冬天似乎都没下过几场雪，我也早就把规定忘到脑后了。不过，大红纸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一点儿也不难过，这场与雪的亲近，我毕竟没有错过。
我喜欢雪，喜欢漫天飞舞的大雪，喜欢雪的银白，雪的纯净，雪的质朴，雪的冷艳，雪的妩媚和雪的丰饶。在我看来，冬天一定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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